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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续二）

文/碧血汗青

“大礼议”除了表现出士人群体之学术和价值观分歧之外，其本质上还是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也是传统程朱理学和新兴哲学思想代表阳明心学之间的纷争。

明朝自朱元璋废宰相以六部尚书治天下，皇权大盛，天下威柄独操皇帝一人之手，内阁大学士逐渐复宰相之形，滥觞自英宗继位，太后有事先请内阁杨士奇等人咨议之时。无论如何，皇帝一人对六部章奏下判断，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侥幸成分太甚。而明中叶前后逐渐成型的内阁制度，则是一套班子在提供决策，且内阁学士至少要人望、学识过人才能入选，虽然也有不怎么地，但一定是一步步考上来、在工作中锻炼上来的，总胜于把国家大事全寄希望于今上一人之圣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皇帝和内阁的斗争，此时的六部和言官清议几乎清一色地站在内阁一边，因此形成了皇帝一人独对内阁、朝臣和言官清议的局面，局面对皇权是相当不利的。

从制度上说，这应该是一个好事，虽然杨廷和等人在此事上并不占理。

杨廷和内阁当时曾连续四次封还嘉靖的上谕，嘉靖对此无可奈何，始终无法独断专行直接下令礼部执行他的意见。当然，这与其时六部惟内阁马首是瞻也有很大关系，倘若如后来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癸已京察中的吏部尚书孙鑨一般，府部直接越过内阁与皇帝发生关系，杨廷和内阁很可能就无法与嘉靖对峙这么长时间。因为要找几个想更上一层楼的府部官员还是很容易的，但内阁首辅却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非谋逆，再也上无可上，就只余名节和权势了。因此一旦内阁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票拟”大权，想要其让权而天下为公，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臣强主幼的情况下。两朝老臣杨廷和与他一手拥立的十五岁小皇帝嘉靖之间的这场斗争，无论杨出于什么目的，或是想大展宏图，或是想一逞人臣之极，都足以让他与嘉靖去争夺对政务的决策权。

杨廷和迎立嘉靖之初，如果从为公视角看，大约是鉴于前朝时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正德，因而希望通过登基和议大礼等手段给嘉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以内阁和外朝对皇权进行制约，但其既选错了发作的事端，又错误地使用了一系列政治手段，激起了部分非内阁势力的言官们的强烈反对，终于导致这场斗争最后的胜利者是嘉靖，内阁势力瓦解。

而嘉靖在左顺门廷杖“哭门”大臣，则标志着他和内阁势力的彻底决裂，并将内阁纳归于皇权之下，同时也显示出在当时政治制度下，实际内阁和外朝对皇帝的制约是相当薄弱的。嘉靖朝虽然客观上是内阁权势的发展时期，但这是由于嘉靖不热心政治致力于礼制、修道，将日常事务交由内阁办理导致的，而绝非是内阁对他的制约有多大，只看张璁之后的内阁首辅几乎不得善终，即使权势大如严嵩也一样随时可以被族灭，就是最好的例证。只要嘉靖对内阁有猜忌，内阁的大限就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大礼议”时杨廷和内阁对嘉靖的那种牵制和抗衡状况。

需要提一下的是，嘉靖对使他得遂心愿并出了大力的张璁，还算一力维护有始有终，在张璁死后也表现出了对他较深的感情，不过即使这样，张璁中途还是有三次致仕一次罢官，这固然与张璁性格刚直有关，但也说明嘉靖自此对朝臣、权臣都是一直是处于猜忌和不放心的状态的，甚至可以因为彗星出现而怀疑有大臣擅权，导致张璁去官。

事实上内权和外朝对皇权的制约，基础就是那么薄弱，其基础就只仅仅在于皇帝对这种制约制度的承认，一旦皇帝翻脸不认，这种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之后便江河日下一发而不可收拾。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天下未必只有这几位能做内阁打理政务，“大礼议”后的新兴势力张璁所主持的内阁进行改革并有所作为，使嘉靖前期的政治与正德时期相比清明甚多的状况，就是一例。因此皇帝一旦翻脸大不了把不服气的朝臣换一轮就是，至于换上去的人能力、品格好坏，那就看皇帝个人嗜好了，幸亏张璁内阁是不错的，倘若换成后来严嵩那样的内阁，其后果可想而知。独断专行，始终是皇权制度的重心所在。

“大礼议”事件的后果，也不只是阁权的败退，其后果之复杂，我想应该说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因为这是在当时无法企及的高度。而现在，我们很幸运地可以凭借那么多年来思想进步和积累，以现代眼光回过头去从容地审视这一切。

嘉靖以十五岁的年龄继位，还没进皇宫，就遭遇了内阁和朝臣的一系列打击，即位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一直反复纠缠于“大礼议”，这些都是当时极为看重的人伦孝悌，且当时嘉靖父亲去世不久，十五岁孩子对母亲及祖母之亲情依赖，要为父亲一宗继香火的责任等等，突然将被强制剥夺。几乎可以肯定，大臣们这种因政治利益而炮制出的扭曲得近乎畸形的所谓“礼制”，以及内阁势力和言官清议给他的巨大压力，严重伤害了嘉靖的个人感情。

在这种状态下爆发的左顺门廷杖大臣事件，从表面看，它是“大礼议”之争的终结，其后嘉靖威福自操，在他的授意和默许下，新兴内阁势力对“议礼”诸臣基本都进行了报复（或者说是政治需要的新旧内阁势力更替）。

但这些，显然也使嘉靖充分认识到了皇权的威力，并尝到了足够甜头，也让他找到了一个宣泄愤怒及报复的手段。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个初、高中年龄的半大孩子，在承受了三年多可以肯定的屈辱、压抑及愤怒后，突然发现手中握有无可匹敌的巨大权利会导致什么结果，几乎已不言而喻。

因此，嘉靖杖杀朝士之数量独步有明一朝，朝臣虽朝服亦不免冠带受辱之状况，所谓“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云云，并非毫无来由，这不是他天性所致，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一个人去扛，杨廷和以及“议礼”的诸臣，无论其起始主观动机如何，客观结果就是他们至少要为此后果承担一半甚至大半责任。

这起事件对嘉靖个人的影响，还可以自他此后热衷于礼仪制度，对孝悌人伦等问题极为重视等行为看出来。记录了“大礼议”过程的《大礼集议》，后被他赐名《明伦大典》，而议礼则成了嘉靖朝一个显著政治特点，乃至于嘉靖有“议礼皇帝”之称。

不过礼仪制度再复杂也有尽头，且礼制本无外生死喜丧而已，再复杂也有限。很多年后，当嘉靖发现皇家和世俗礼仪再没什么可以他研究时，便转而开始研究道家礼仪，并因此对道教发生了浓厚兴趣，终于成了一位成天穿着道家服装的练丹皇帝，这其中有部分原因实拜“大礼议”之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