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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

文/碧血汗青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十一月，身在南京刑部的张璁于理论上的准备已足，同时也取得了朝中部分中下层官吏的支持，如霍韬、方献夫、熊浃、黄宗明、黄绾等人，还有个别高级官吏，如前朝老臣杨一清及湖广巡抚席书。遂先由他在南京刑部结识的盟友桂萼领先向内阁发难，再次要求议大礼，坚持其“继统而不继嗣”的主张。

嘉靖对此当然求之不得，立刻要求群臣讨论此事。杨廷和心知这回定然事无善了，且两年前就无人能应对张璁的诘难，此次也同样无法对付，又不可能阻止嘉靖重议，于是上书乞休，嘉靖倒也没有很难为他，指责了几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这样的话后，依旧赐给玺书，并“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廕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让他致仕去了。

但是，杨廷和虽去，其势力依然照旧，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坚持“继嗣”主张。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二月，汪俊等集七十三人上书，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嘉靖帝为对抗群臣，下令召桂萼、张璁、席书进京，准备当面辩论，廷议“大礼”。

汪俊等人心知张璁、桂萼一到，当面廷议只怕无人能敌，于是再次以退为进，急忙召集群臣于内阁商议，最后提出嘉靖父母称号中加一个“皇”字，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同时胡瓒等人以结果已出为由，请下诏令桂萼、张璁等人不必再进京。

四月，已经抵达凤阳的张璁等接诏，但对此不以为然，并不为之惑，再次上书，提出“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提醒嘉靖不要上当：“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坚持要去掉“本生”二字。

嘉靖接书后醒悟。五月，张璁、桂萼奉召抵达北京。

内阁的继嗣派见不能阻止张璁等人入京面质，又不敢和他们当面辩论，于是试图从政治和肉体两方面彻底消灭张璁、桂萼。道德、正义，自古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中国士人于此道一向都很精通，往往一旦在学术上无法取胜，就会转而考虑从肉体上去消灭对手，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庙堂学术之争，几乎到最后都是以血淋淋的肉体消灭而终结。

于是，张璁、桂萼初到京师，“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而后言官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又连章上奏道：“（张璁、桂萼）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已因议“大礼”与建庙事和嘉靖争执太过而去职，嘉靖令张璁派的席书接任此位，而席书尚未到任，给事中张汉卿就已开始弹劾席书赈荒不法。然后张翀将这些廷臣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章疏，交于刑部尚书赵鉴，令其上奏，赵鉴一面貌似公正地请嘉靖将此事交由大理寺来勘察，一面私下与人道：“得谕旨，便捶杀之”，打算一旦骗过嘉靖获得同意，只要张、桂、席等人踏进大理寺，就毙杀他们。

结果此阴谋为张璁等人侦之，遂以此语上奏嘉靖。嘉靖“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于是嘉靖大怒，严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比为党陷害正人，张翀等人构陷不忠，干脆进张璁、桂萼为学士，顿时朝廷骇然，内阁势力一时为之夺气。

为了最后一搏，内阁集合诸曹各具一疏，力陈继嗣之道，署名者有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七月，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准备去掉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力争不可，双方不欢而散。

会朝罢，在出宫途中，杨廷和之子杨慎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号鼓动群臣，张翀等人又以“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威胁，裹二百三十余大臣跪伏左顺门外号啕大哭，更有人大声呼号“高皇帝、孝宗皇帝”。

嘉靖下旨要众人退去，众人不从，对峙到中午，终于爆发了左顺门廷杖大臣的“哭门”事件，酿成了嘉靖登基以来的首起大案，在此案中前后共一百八十余名大臣被杖责，御史王时柯、员外郎马理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三十四人下狱。

九月，礼部尚书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奉嘉靖诏，于阙右门与群臣开始论辨议大礼，最终结果以张璁派大胜而告终。《明史》《席书传》载有席书对此事的报告曰：

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

九月十五日，嘉靖诏告天下，称伯父孝宗为“皇伯考”，父亲兴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终于议成，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大礼议”（7）。

对这场纷争，后世者多不赞成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如清人就不赞成他们哭门之类的过激行为，说“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并于《明史》中坚持继嗣一派的诸臣传记中评道：

“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虽然，杨廷和、杨慎父子以及期于几位内阁怕大臣在正史中获得的评价都很高，如“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等等，但在个人品格上，其实未必个个都是私德无亏的，同时在“大礼议”中，动机也并不都那么纯粹。

杨廷和、杨慎父子就是一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江西庐陵人。父杨廷和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入阁，后累迁至内阁首辅。杨慎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举进士，在参加殿试前，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将考题预先给杨慎看了，所以在殿试时杨慎“所对独详”，列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8）。这件作弊案件，到日后才渐渐泄露出来，和他同时代的李贽所写的《续藏书》和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均道，京师百姓对杨慎有“面皮状元”、“关节状元”之称。

不过杨慎的才华还是相当好的，倒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纯粹靠关节作弊拿功名的纨绔子弟，他在诗文、考据、学术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可惜其学风不大好，往往喜欢作假，颇为后人所诟病，尤其是像《石鼓文音释》这样的伪作，若非宗师们辨之，对学界的贻害是严重的。至于像《汉杂事秘辛》这一类伪作，当文学作品看看就是，倒也无关大碍。

杨慎在“大礼议”中，是完全站在其父一边，父子一起上阵，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其父掀起的“大礼议”，实质上却不纯粹是礼仪和伦理道德问题，而是有不少政治利益在内的，且杨家父子在纷争中使用的一些手段，也不那么光明正大，包括继嗣派一些素有清名的主力大臣在内，几次要以正义道德之名陷害私杀张璁、桂萼两人，十分令人齿冷。反观张璁、桂萼，一直堂堂正正没什么私欲在内，大鸣大放无所畏惧，乃是真正的士人楷模。

但此案中除杨廷和等几位不多的内阁势力代表人物外，大多数士人是没什么政治和现实利益动机的，他们纯属因学术观点和理念不同，为了对士节的秉持而坚持自己观点的，为此他们与皇帝分庭抗礼不为之屈，乃至死也要抗争到底，这种气节和勇气，令人赞叹也值得尊敬。

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必须要承认，正是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偏执”，使得相当部分士人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甘犯天颜仗义直言，甚至悍不畏死以身殉道，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是以明前期至中叶的正德、嘉靖、隆庆及万历朝前期，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治日渐不堪，皇帝们也一蟹不如一蟹，可士风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体上说还是很不错的。如明前期和中叶与奸宦王振、刘瑾的斗争，正德时期的“谏南游”，明季初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等，包括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在内，无论面对的是奸佞还是皇帝，士大夫集体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和各种可贵的信念，这多多少少地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

（是稿子节录，所以起头结尾都很突兀，注释也不全，大家将就看吧：P）

他对皇帝的影响还有没有后来的张居正对神宗的影响大。

我看是尝到了掌握大权的味道后，就不愿意放手了，身边的人也指望靠他来荣华富贵，只会不断劝他如何控制皇上，而不是交出权利

权势诱人啊

只是想讲故事的大概有趣点，就把讨论去掉了。不过看来河里人还是功利深厚，对纯粹的故事大约反倒不大感兴趣，我还是把后边的帖上来，大家讨论一下：P

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续二）

文/碧血汗青

“大礼议”除了表现出士人群体之学术和价值观分歧之外，其本质上还是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也是传统程朱理学和新兴哲学思想代表阳明心学之间的纷争。

明朝自朱元璋废宰相以六部尚书治天下，皇权大盛，天下威柄独操皇帝一人之手，内阁大学士逐渐复宰相之形，滥觞自英宗继位，太后有事先请内阁杨士奇等人咨议之时。无论如何，皇帝一人对六部章奏下判断，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侥幸成分太甚。而明中叶前后逐渐成型的内阁制度，则是一套班子在提供决策，且内阁学士至少要人望、学识过人才能入选，虽然也有不怎么地，但一定是一步步考上来、在工作中锻炼上来的，总胜于把国家大事全寄希望于今上一人之圣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皇帝和内阁的斗争，此时的六部和言官清议几乎清一色地站在内阁一边，因此形成了皇帝一人独对内阁、朝臣和言官清议的局面，局面对皇权是相当不利的。

从制度上说，这应该是一个好事，虽然杨廷和等人在此事上并不占理。

杨廷和内阁当时曾连续四次封还嘉靖的上谕，嘉靖对此无可奈何，始终无法独断专行直接下令礼部执行他的意见。当然，这与其时六部惟内阁马首是瞻也有很大关系，倘若如后来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癸已京察中的吏部尚书孙鑨一般，府部直接越过内阁与皇帝发生关系，杨廷和内阁很可能就无法与嘉靖对峙这么长时间。因为要找几个想更上一层楼的府部官员还是很容易的，但内阁首辅却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非谋逆，再也上无可上，就只余名节和权势了。因此一旦内阁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票拟”大权，想要其让权而天下为公，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臣强主幼的情况下。两朝老臣杨廷和与他一手拥立的十五岁小皇帝嘉靖之间的这场斗争，无论杨出于什么目的，或是想大展宏图，或是想一逞人臣之极，都足以让他与嘉靖去争夺对政务的决策权。

杨廷和迎立嘉靖之初，如果从为公视角看，大约是鉴于前朝时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正德，因而希望通过登基和议大礼等手段给嘉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以内阁和外朝对皇权进行制约，但其既选错了发作的事端，又错误地使用了一系列政治手段，激起了部分非内阁势力的言官们的强烈反对，终于导致这场斗争最后的胜利者是嘉靖，内阁势力瓦解。

而嘉靖在左顺门廷杖“哭门”大臣，则标志着他和内阁势力的彻底决裂，并将内阁纳归于皇权之下，同时也显示出在当时政治制度下，实际内阁和外朝对皇帝的制约是相当薄弱的。嘉靖朝虽然客观上是内阁权势的发展时期，但这是由于嘉靖不热心政治致力于礼制、修道，将日常事务交由内阁办理导致的，而绝非是内阁对他的制约有多大，只看张璁之后的内阁首辅几乎不得善终，即使权势大如严嵩也一样随时可以被族灭，就是最好的例证。只要嘉靖对内阁有猜忌，内阁的大限就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大礼议”时杨廷和内阁对嘉靖的那种牵制和抗衡状况。

需要提一下的是，嘉靖对使他得遂心愿并出了大力的张璁，还算一力维护有始有终，在张璁死后也表现出了对他较深的感情，不过即使这样，张璁中途还是有三次致仕一次罢官，这固然与张璁性格刚直有关，但也说明嘉靖自此对朝臣、权臣都是一直是处于猜忌和不放心的状态的，甚至可以因为彗星出现而怀疑有大臣擅权，导致张璁去官。

事实上内权和外朝对皇权的制约，基础就是那么薄弱，其基础就只仅仅在于皇帝对这种制约制度的承认，一旦皇帝翻脸不认，这种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之后便江河日下一发而不可收拾。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天下未必只有这几位能做内阁打理政务，“大礼议”后的新兴势力张璁所主持的内阁进行改革并有所作为，使嘉靖前期的政治与正德时期相比清明甚多的状况，就是一例。因此皇帝一旦翻脸大不了把不服气的朝臣换一轮就是，至于换上去的人能力、品格好坏，那就看皇帝个人嗜好了，幸亏张璁内阁是不错的，倘若换成后来严嵩那样的内阁，其后果可想而知。独断专行，始终是皇权制度的重心所在。

“大礼议”事件的后果，也不只是阁权的败退，其后果之复杂，我想应该说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因为这是在当时无法企及的高度。而现在，我们很幸运地可以凭借那么多年来思想进步和积累，以现代眼光回过头去从容地审视这一切。

嘉靖以十五岁的年龄继位，还没进皇宫，就遭遇了内阁和朝臣的一系列打击，即位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一直反复纠缠于“大礼议”，这些都是当时极为看重的人伦孝悌，且当时嘉靖父亲去世不久，十五岁孩子对母亲及祖母之亲情依赖，要为父亲一宗继香火的责任等等，突然将被强制剥夺。几乎可以肯定，大臣们这种因政治利益而炮制出的扭曲得近乎畸形的所谓“礼制”，以及内阁势力和言官清议给他的巨大压力，严重伤害了嘉靖的个人感情。

在这种状态下爆发的左顺门廷杖大臣事件，从表面看，它是“大礼议”之争的终结，其后嘉靖威福自操，在他的授意和默许下，新兴内阁势力对“议礼”诸臣基本都进行了报复（或者说是政治需要的新旧内阁势力更替）。

但这些，显然也使嘉靖充分认识到了皇权的威力，并尝到了足够甜头，也让他找到了一个宣泄愤怒及报复的手段。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个初、高中年龄的半大孩子，在承受了三年多可以肯定的屈辱、压抑及愤怒后，突然发现手中握有无可匹敌的巨大权利会导致什么结果，几乎已不言而喻。

因此，嘉靖杖杀朝士之数量独步有明一朝，朝臣虽朝服亦不免冠带受辱之状况，所谓“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云云，并非毫无来由，这不是他天性所致，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一个人去扛，杨廷和以及“议礼”的诸臣，无论其起始主观动机如何，客观结果就是他们至少要为此后果承担一半甚至大半责任。

这起事件对嘉靖个人的影响，还可以自他此后热衷于礼仪制度，对孝悌人伦等问题极为重视等行为看出来。记录了“大礼议”过程的《大礼集议》，后被他赐名《明伦大典》，而议礼则成了嘉靖朝一个显著政治特点，乃至于嘉靖有“议礼皇帝”之称。

不过礼仪制度再复杂也有尽头，且礼制本无外生死喜丧而已，再复杂也有限。很多年后，当嘉靖发现皇家和世俗礼仪再没什么可以他研究时，便转而开始研究道家礼仪，并因此对道教发生了浓厚兴趣，终于成了一位成天穿着道家服装的练丹皇帝，这其中有部分原因实拜“大礼议”之赐。

呵呵,东林党什么的,和南京脱不了干系的.

天下政务总要有人来负责处理。自己不勤政，或者能力欠缺无法处理的时候，客观上就必然会形成一个政府首脑代劳。历代君王限制相权的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根源不就是这么简单。不从这里努力，却天天找大臣的麻烦，缘木求鱼。

PS:老兄准备写史纲?

倘若天下不是某一姓的，也许就可能放手让人去做了。

天下是皇帝一人的，自然就得防着哪天被人给连锅端了，况且中国换老大，赶尽杀绝是传统，谁坐了那位子迟早都得变成这样子。

依据苗棣老师的说法

明代君臣对立 尤其是政治需要和君主意志 与 儒家经典原则和地主阶级私利 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政治的原则 乃是：汉家自有法度，乃以王霸道杂之

与明儒的假大空的繁文缛节的儒家道德标准 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来成为东林党创始人的顾宪成进京补吏部主事之职，到京后拜访了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却反驳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王锡爵是老成重臣,站在皇帝和中枢的角度看问题,觉得外臣处处与皇帝作对；而顾宪成站在儒家忠臣们的立场上，却觉得皇帝处处与外臣作对。不论哪一种角度更符合实际情况，双方的这种尖锐对立确实是一目了然的。

在明代，这种尖锐的对立甚至使士大夫官僚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同皇帝是“天生圣人”完全对立的另一假设－－皇帝永远是错误的。出于这种假设，在无论任何问题上对皇帝犯颜直谏都成了一种义举。一些后进小臣如能切谏激怒皇帝并遭到廷杖处分，立刻就可以名满天下，成为忠臣的典范，不论他对皇帝的攻击是否正确，是否有道理。

这种根本的对立关系使得忠臣们经常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君主唯唯诺诺、顶礼膜拜，爱之惟恐不深；另一方面，他们又执意地要同君主作对，千方百计地挑剔君主的错误，进行抵制、限制、批评，吹毛求疵。这简直就是一种双重人格。

　对于君主，忠臣有点象个乖张怪诞的情人。她也许爱得至深至烈，但那种挑剔，那种别扭，那种以彼此冲突为乐事的心理变态实在叫人无法承受。比较起来，君主们更喜欢忠仆式的忠诚，百依百顺，充满温情。正德皇帝在朝臣不断地劝他疏远宦官，避免宦官干政的时候忍不住说：“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此语真道出了明朝大多数君主的普遍心理。所以许多皇帝后来就干脆否认忠臣之忠的真实性，称之为“讪君买直”，就是说那些“忠臣”们的切谏不过是通过诽谤君主来为自己捞取正直的名声和日后的政治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说法也有道理。）在天启帝对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上疏所作的批示中，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君主的这种意识。这道圣旨中说杨涟是“寻端沽直”，而且质问道：“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皇帝自然会很想把他们的屁股打烂 反正真正干事的是那些绍兴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