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水寒）从电力规划看人口规划（1） -- 东东山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7306

据香港大公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今年电力短缺，从年初出现征兆，到夏季迅速扩大，而且与往年不同，还罕见地延伸到冬季。以为已经告别了的缺电时代，没想到再度降临。“电老虎”重新发威，使人开始回头检查反思1998年以来的电力建设松懈的思潮。对于今年能源再度紧张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认为，这首先源于前几年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电」政策。据了解，在1997年以前，国内电力投资建设的规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判断错误，认为电力需求不再增长，当年开工规模陡然下降为1021万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进一步下跌，连续两年只有600万千瓦。经过「三年不上火电」之后，虽然电力投资建设开始恢复，但遗憾的是，其力度始终跟不上形势的要求。对于已经发芽和逐步扩大的电荒，决策人丝毫没有警惕。以至于2004年电力缺口大约3000万千瓦。现在开始的增加电力投资，预计数年后电力紧张问题将得到解决。

中国粮食问题也一样，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了1万亿斤的水平，实现了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各地粮食过剩，农民卖粮卖不出，到处出现粮仓过满和拒绝收农民粮食的现象。这种粮食的多年丰收给人以一种粮食已经不是问题了的假象。甚至中央领导也被这种假象所蒙蔽，中央“一号文件”也不再是农业问题了，2001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的“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情不自禁脱开讲稿感叹地说“粮食供过于求，每年有几百亿斤存在仓库里头，以至目前的粮食库存已达到5000亿斤。够了！中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全场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但是我国粮食产量自1998年以来连续多年呈现下滑态势，2000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时，很多人还认为粮食减产不必忧虑，是好事。2003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9000亿斤以内，连续3年粮食产量低于消费量。2004年本届政府重新将中央“一号文件”恢复到农业问题，立竿见影，粮食生产开始恢复性增长。

要是上届政府能预料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也不至于有电力和粮食问题了。我不是说是前届政府故意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术机构不能预测问题，我们政府有时候百密之中也有一疏。

中国经济就象一座坝，经过1979年前的几十年的不合理积累，水位已经太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这个坝挖了口子，释放了一些原始的动力，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魄力，需要“胆子要大一点”的口号。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还象用脚走路一样，“摸着石头过河”问题不大，大不了摔倒了爬起来。但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象开汽车了，马上要驶向高速公路了，要是还是要求“胆子要大一点”（很多官员腐败不是因为胆子太大了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问题就麻烦了，一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这个时候中国需要的是策略，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科学规划国家长远发展。但从近年电力、粮食和艾滋病等问题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班子研究国家长远规划，我们的有些政策也还象近年的流行语“活在当下”一样，没有考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电力问题、粮食问题都是短期就可以看出的问题，我们电力部门和学术机构都不能作出正确的预计。那么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赖于人口安全，以人为本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33年前，作为基本国策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也已经22年了。我们都知道，33年前中国还在文革的高潮时期，22年前中国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探索阶段。难道33年前的政策、22年前的政策比五年前的政策更有预见力？难道不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电力、粮食问题单纯，几年内就可以解决。鼓励生育可不这么简单，涉及到多种因素，诸如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心理、生育愿望，目前发达国家还没有成功摸索出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正因为人口问题的滞后性，人口问题更加要提前纠正，否且万劫不复。

我近年一直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发现中国人口问题非常严峻，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我完成了十几万字的人口方面的文章，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4-10/19/content_2108796.htm)以及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2/cz01.htm)分别发表了我的部分观点。我的人口论的主要内容(九万字)2004年11月16日刊登在《光明观察》周刊：《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84 ）。

老年化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力。法国完成人口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这一过程花费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时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国仅需18年左右。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认为是中国几十年来计划生育一个伟大成就，我认为是中国近百年的最大失误。

要维持人口稳定(相对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1970年代初，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很高(1971年数据显示是5.8)，人口压力当然大，食物短缺是个大问题，而当时又处于文革高潮，在经济仍然没有出现曙光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生育率是无奈但正确的做法。中国19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一个家庭生育两、三个小孩。该政策效果显著，使中国妇女生育率从1971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5。

1980年代以来采取非常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这个政策（城市独生子女；农村头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一个半政策）在整个1980年代在农村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1）、1970年代允许生育两、三胎的政策比较符合人性，而1980年代以后的严厉生育政策违背了人性；

2）、19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传统的农村生产单干模式，集体经济（包括农村医疗机构）几乎完全没有，对生产力的需求，对养老的担心使得农民不得不超生。

幸亏因为1980年代的这些阻力，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能够维持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没有破坏人口结构。但从城市角度看，人口结构是已经被破坏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民工潮，中国目前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有大约两亿(女工为多)，今后几年将上升到三亿，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9亿农民中除去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过三、四亿，这三亿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的农民，就是说生育年龄的农民大多进城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差，而又面临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水平，他们的生育愿望事实上很低。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近几年生育愿望下降更加迅速，最近上海资料显示上海生育愿望只有1.1了（意味着今后丁克家庭比例很高），虽没有全国性的资料，农村估计也难以达到1.8了。

从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农村1.8的生育愿望是可信的。日本1970年代中期还有2.0，现在只有1.29了；西班牙生育率从1975年的2.8下降到2003年的1.2。台湾、韩国、新加坡经济水平不过比中国早二十年，生育率只有1.3了。印度从1989年才开始经济改革，生育率也从7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8，不久将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

上将七十年代以来的国家统计局和计生委历次调查的客观生育率资料直线回归，回归系数还是很高的(R2值超过0.9！)，说明客观资料是可靠的，1990年左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只有1.3左右了（比过去6.0的生育率危害还大）。也与两次生育愿望调查是相符的。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生育愿望，停止计划生育还不足以防止人口减少，现在独生子女夫妻未现二胎潮，部分人宁愿多养些宠物而不愿意养小孩。摇篮网最新的调查结果如下(供参考，http://www.yaolan.com)：

一个就够了 26.45% (3471人)

我想要两个 67.60% (8871人)

我想要更多 4.37% (573人)

我一个也不要 0.94% (123人)

我还没有想好 0.64% (84人)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自己也说：“希望有两个孩子的约占60％，希望生育3个及3个以上孩子的还有近10％”（http://www.39.net/HotSpecial/people/rkxz/24938.html）。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就算不计算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8；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单身、丁克）只有15%的话（其实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53。当然，停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会改变一些生育愿望，但不会增加太多，不采取鼓励措施的话，总和生育率难以达到1.8，更不用说2.1了。

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孕人口比例，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应该生育3个左右孩子才能使总和生育率达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农村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还有相当部分家庭需要四个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但现在农村愿意生育三、四个很少了。

由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尤其是生育愿望不同，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人口政策来保持总和生育率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20年前在生育愿望还在6左右的时候，需要采取比较严格的生育政策，如只允许两个左右（超生来抵消不育人口）；那么在现在农村生育愿望都难以达到1.8的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到世代更替水平，就应该完全停止以控制人口增长为标志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改为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

发达国家都绞尽脑汁鼓励生育，新加坡准备拿出8亿元鼓励生育，俄罗斯是五年生三娃政府奖住房，德国政治家呼吁男人多过性生活提高生育率。日本卫生部计划年耗资2500亿日元(约21亿美元)，以促进日本的人口生育，给那些进行生育的夫妇每年10万日元的生育补贴，并把向儿童发放津贴的年龄限制从原来的6岁提高到9岁。美国能保持目前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其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基督教(美国信仰宗教的比例远比欧洲要高)鼓励生育、反堕胎的传统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在“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一文已经指出，中国人不是太能生育，而是太不能生育了。现代经济和福利制度都是与西方文化相关的，我们的文化与这些制度是没有连续性的，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这些制度下不堪一击。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中华文化圈的平均生育率比欧洲平均低，现在海外华人的生育率几乎是所在国最低的。

新加坡、日本、韩国的生育率均在1.3附近，实际生育率往往低于生育愿望（因为有不孕人口的存在，有些客观条件错过了生育季节），这些国家的生育愿望应该在1.5左右，相当于中国普通城市的水平，但比上海等大城市要高（上海只有1.1了）。因此从整体来说，中国平均生育愿望比这些国家要高。从我呼吁海外华人多生孩子所遇到的阻力看，中国政府要鼓励生孩子难度远比欧洲国家要大，但应该比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难度要小。

新加坡、日本有能力拿出高额财政来鼓励生育。中国现行分配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给多子女家庭提供补助，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就必须改革现行分配制度。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会学界公认的一个中等收入差距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现在社会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实际基尼系数应在0.45到0.5之间(在别的国家早就引起暴乱了)。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倍甚至6倍！美国总统年工资不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七倍，中国很多医生、教授年收入都比人均GDP高十几倍了，更不用说企业老总们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在政府财政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竟然还没有建立实名存款制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对真正的高收入者也几乎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