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藏南（中印边界）及六二年对印战争问题与网友的讨论总结 -- wydygo

一些细节问题还需要澄清 作者：无色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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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此后几年，英国人开始了对藏南地区实际大规模占领。1938年4月，英军上尉莱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军进入达旺，同年，英国驻亚东商务商务委员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领达旺。1940年和1941年，英军分别在卡科（Karko）和达旺东部思昂河畔的热嘎（Riga）建立了军事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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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董志勇《抗战期间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一文：

　　1940年8月英印政府决定在洛隅地区的克口（格刀？）和里嘎设立季节性军事哨所，在下察隅的门尼克莱设立常年军事哨所。1940年冬英军按计划占领了克口（格刀）和里嘎，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冬季，英军收缩兵力，没有再派出冬季驻军（至于以后各年是否派出，尚无结论。）

　　思昂河就是雅鲁藏布江，欧洲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称为S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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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首先，在50年代早期，中央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但却没人见过，就是想“卖”也无从“卖”起。前面说过，这条“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更无法相信英国人或印度人（总不见得就以他们提供的资料，作为自己去谈判的佐证），而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嘎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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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马洪线是英臧之间秘密换文的产物，对这个换文，西藏政府从没有向中央汇报，英国也没有公开发表过。因此国民政府也未必知道，即便在西藏噶夏中，除了及少数最高官员外，也无人知道此事，甚至到1940年代连英国人都拿不准西藏有多少人知道秘密换文的存在，1944年英印的锡金政务次官古德到拉萨劝说噶夏接受麦线时特地带去秘密换文的影印照片，以便在西藏官员推说不知时提醒他们，麦线是早有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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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据负责接收的杨公素所说，那是一份大小不到一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他还问及是否有其他文本协议或条约性质的文件时，噶厦予以否认。其实还有一个换文，这个图只是换文的附图（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从这里可以看出，直到这时，中央都还不完全了解当年到底在“英藏划界”上具体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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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杨公素显然出现了回忆上的错误，第一、麦克马洪线没有划到过尖高山，地图论坛中有原图；第二、德里的秘密换文可能就是指麦克马洪线的原图，双方并无其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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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而且在1954-1962年期间。中央驻藏军政人员的供给大半由印进入，大大减轻了进藏运输的压力（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62年，内地入藏的交通还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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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后，印度在补给上的重要性就大大下降了。文中延续到1962年，似乎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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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不过，该检讨的还是得检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对印外交政策有没有失误？有的，主要是确实存在着对国际关系思考过于理想化的问题，这是国际共运和传统王道思想带来的国际浪漫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高层外交思维中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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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在有一个时期，在处理周边关系上，过于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最突出的是周恩来去越南，竟然瞻仰了（当地反抗中国而死的）二征庙，并发表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讲话，这在当时的确改变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顾虑，但消极方面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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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沈志华《同志加兄弟－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一文披露：中国在处理边界问题时，并不是感情用事或像某些人说的“大笔一挥”，而是对当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和了解，沈文写道：

　　1958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提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鉴于这类问题比较复杂，急需首先充分地搜集资料，进行研究。这项工作，除中央现已由我部联合其他有关部门着手进行外，并请各省区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指定专人，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通知指出：边界问题的研究，应以未定国界和已定界中有争议的问题为重点。继之7月份，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由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地图出版社、总参军事测绘局和总参警备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直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陈毅副总理领导。边委会的任务是全面规划划界工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和提出谈判方案，以便有步骤地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关于边界纠纷和边防事宜仍归相关部门处理，不属于边委会职责范围。

　　边委会设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个组。前者的工作计划是，争取1958年解决中蒙边界问题，1959年解决中苏、中越、中朝边界问题。其中关于中苏边界的工作进行情况和计划要点是：中苏边界是由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国间划定的，东段主要以河流为界，西段大部分建有界碑。除帕米尔一段系未定界外，其他均属已定界。但由于河流改道等原因，有些地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双方对黑龙江内的二百多个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看法，新疆段内也有两处存在问题。这些情况均需进一步搞清。资本主义国家组的计划，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准备在5年至10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大体顺序是：中缅、中印、中阿和中克。8月，国务院又决定有关边境省区相应成立边界工作小组，负责本地区的边界工作。此后，中国边境各省区相继成立了边界工作小组或调查组，展开调研工作，整理材料、绘制地理详图，以及提出今后划界和立标方案等等，并不断逐级向上汇报情况。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国边界线很长，在未定界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解放后新发生的纠纷都不少；在已定界部分，也有一些地方界线不清。目前我们对于边界情况掌握不够，有关边界的历史资料和外交档案极不完备，又无精确的地图，特别是对未定界地区了解更少，这就给我们边防警卫和对外交涉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指示》强调说：边界问题事关我国和有关的邻国，因此不能单凭我们的主观愿望急于求成，但是，我们应该抓紧时机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在有必要和有条件同某一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致处于被动。不过，在此期中共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日程表上，社会主义国家还居于后位。中共中央在要求有关各省、区党委注意抓紧对边界工作的领导时，特别提出：与民族主义国家接壤的省、区党委，更应该把边界工作列入党委经常的议事日程中。督促还没有成立边界工作小组的省、区迅速将小组成立起来，并规定各省、区一般每半年应向中央及国务院书面汇报边界工作一次。

　　进入1959年后，边界问题成为中国外交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最紧张的是中印边界，所以，这一年，边委会以中印边界为重点，大力进行调查测绘，与其他邻国的边界调查工作基本暂缓进行。根据边委会的总结，是年内，在调研方面，除了汇编中印边界问题的各种资料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三所按边委会决定，清理了有关的边界历史档案，共整理出“界务历史资料”36册和“中蒙边界问题参考资料”10册。在地图绘制方面，完成了边界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国庆十周年前，边委会组织了地图检查小组，对北京11个展览馆展出的地图中有关边界线的画法进行了检查，发现有的地图国界轮廓绘制不准确，有的地段划进来，有的地段划出去等一些问题。据此边委会认为，目前中国地图发行工作存在混乱现象，特别是对国界线的画法不一致，易给外人以把柄。于是专门就此进行研究，提出意见报请国务院审批。在勘察测绘方面，时间的安排和方式是视外交斗争的形势和具体情况而定的，主要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展开工作，并非凭主观愿望，全面开花。由于尚未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正式商谈边界问题，为了避免刺激和引起对方边民的思想混乱，各地的勘察测绘工作一般以隐蔽摸底的方式进行。

　　边委会的责权和机构设置此时进一步明确化，鉴于边界问题涉及外交、军事、民族等各个方面，各部门均已有专职分工，如边界谈判和边防斗争由外交部和国防部管，重大的问题则由中共中央直接抓，因此，边委会的职责主要是为外交斗争做好材料调查研究的后勤支援工作。边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边委会办公室和下设的三个边界工作组（由外交部有关地区司组成）与总参测绘局、国家测绘局、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和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密切配合进行。边委会今后的任务则被明确规定为：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组织实地勘察，指导边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边界问题的调研工作，以及外交部的三个边界工作组和地方边界小组的工作。必要时，召开研究一定问题的会议，集思广益，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摸清边界情况，为解决边界问题做好准备。而调研工作必须确立为外交斗争服务、为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服务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