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阿罗不可能定理与中国（3） -- acton

七、二元结构下实行自由民主的交易成本

前面提到，二元结构是无法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理由是存在着民众的偏好构成形成双峰分布，无法达成一个大多数人接受的决策结果。这样的逻辑是在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框架中得出的，但是布坎南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即使是双峰偏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自由民主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即使是二元社会结构，实行自由民主也还是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

布坎南的理论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他提出的解释范式完全超越了阿罗的框框。这里，不必过多转售他的主张，但是在了解之前，有必要记住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是一种交易。通常人们把政治交易视为一种坏事，至少是道德上不可取的。但布坎南不这么看，恰恰相反，他认为政治交易是一件好事。

按照阿罗的逻辑，当一个社会的偏好构成形成一种双峰的局面时，通过投票人们无法得出一个令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这个结果必然对立的，要么偏向一个极端，要么偏向于另一个极端，而不可能投出比较温和的中间结果（这个结果应当对社会最有利）。布坎南改变那种认为偏好是给定的条件，相反，如果政治是一种交易，那么在交易过程中，人们的偏好就会慢慢改变，而之所以改变，就是因为一方向另一方支付了部分利益，也叫边际支付（side payment）。这样，在布坎南的逻辑里，民主不再是一个投票制度，而勿宁是在投票形式下的讨价还价制度。政治交易和讨价还价之所以可取，这是因为它有利于达成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布坎南认为，甚至可以要求一致同意）的结果。比如在二元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双峰偏好构成中，如果实行投票，那么要求一方向另一方买票，或者也承诺给对方以利益，如此双方皆大欢喜，而投票的结果也将不再是极端性的结果，也将趋向于中间。

看上去，也可以将布坎南的理论应用到中国，也可以成功。虽然存在着二元对立结构，但由于争取选票的需要，一向就会向另一方妥协，彼此之间的立场最终而言，会比较接近。比方，台湾选举，南部农民倾向于民进党，而台北市民倾向于国民党，但国民党为争取选票，也会提出有利于南部农民的政策（如农产品输入大陆），而民进党对于工商阶层的利益也未敢全部忽视（比如IT产业西进的放宽），如此最终而言，通过讨价还价，对立的社会阶层中其政策主张终将趋同。

应该说布坎南的理论很有意义，如果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确实也可以行得通。我不否认这一点。人家印度不也这样做了，人家不但存在二元社会结构，甚至还有种姓制度，民主制度不也照常运转？因为，认为中国绝对不可以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确实是说不过去。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虽然可以运转得来，但政府办事效率将大大降低，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也亦即布坎南理论中的交易成本。

这些成本表现在：第一，大量的收入转移。在中国情况下，如果西方民主，必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社会福利不是坏事，但也要看什么样的国家。西方国家一直以来积累较多的财富（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当年的原始积累，还是而今的技术垄断），国家所一部分财富分给穷人，可以做得到，其总体效率还可以，但高福利终竟有拖累。所以欧洲现在落后美国，与其福利过高不无关系。

第二，一旦发现搞政治有利益，就会产出大批整天钻营政治的人，包括群众。杨小凯去过台湾之后，发现台湾搞选举的情形与文革时期很相像。我无意贬低台湾民主与文革，相反，我充满尊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一实行西方民主，从事非生产的政治性活动就会大大增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将大大下降。别的不说，即以一名市长而论，在当前情况下，他所考虑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引资、发展经济、城市建设，设若全市投票选举，他还不得天天跑贫民窟、演说，想着如何竞选？后面这些做法并没有错，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窃以为前者更为要紧。

上述这些成本，对于富国来说，不妨当作消遣。但对于穷国来说，这未免过于奢侈了。就好比，高尔夫球，亿万富翁玩一玩，劳逸结合，很好。但对于我等穷人来说，即使免费让我玩，我也没有时间给你耗，我得把时间花在写作、翻译、备课，等等等等，更何况，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二元社会结构通常处于工业化的初期，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而不是平衡各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只需看看印度，这位仁兄还没等工业化真正起步，就立马引进美国式民主，不要说现在，早在70年代，就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后中国了。另一个亚洲国家菲律宾，也算是美国民主的一个典范，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算得上亚洲强国，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制度上，可美国制度推行这么多年，现在谁还拿它当一回事？

扩展开来，我们看各国的工业化初期，有谁个真正实行民主制度的？英国是在19世纪中期，才将投票权利逐步扩展到工人，而此时它已经是工业化完成了。德国的俾斯麦与法国的拿破仑三世，都属于比较集权的政府，也是工业化比较关键的时期。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一直是以一个貌似民主，实则集权的时期。苏联更不用说。唯有美国例外，它需要单独拿出来说一说。不管怎么说，我所要强调的是，即使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利益平衡机制的西方民主可以在中国实现，但对于目前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并不是一种好选择。

在此得补充一句，前面的论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政府没有内部的讨价还价，所以才发展得这么快。有的人会说了，中国的政制没有讨价还价，岂不是无法涉及人们的偏好，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于不顾？非也，中国政府也有讨价还价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场所。目前它在这方面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但不能否认，人大的作用在加强，在监督政府的力度在加大。不过，在此我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中讨价还价的真正场所是在行政机关，正是在行政机关内部，地方官员所以要“跑部进钱”，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讨价还价，为自己的辖区或部门争取利益。讨价还价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中国也还是有的，只是不如西方民主制那么突出。所以，相对而言，成本也没有那么高。

八、国际竞争：超越阿罗与布坎南

最后一个辩护角度是国际竞争。不管是阿罗不可能定理，布莱克的单峰偏好定理，还是布坎南的理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不考虑决策单位的外部条件。所有集体决策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最大程度上满足其内部成员的偏好？如果政治问题仅限于此，那问题倒是简单的。可惜不是这样，国际竞争——说得严重点就是民族生存——构成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

所有这些集体决策理论，拒绝讨论外部条件，表面上似乎能够避免陷入现实世界中各种偶然性事情的细节，从而容易保证逻辑的一致性。但这样做，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外部条件虽然不能说是集体决策的内生变量，但却事实上决定了集体决策的内容。讨论集体决策的形式理论，一旦拒绝了外部条件，其理论就仅仅只考虑个人的偏好。通过形式化的效用理论以及经济人理性的假定，集体决策中的个人就只是考虑个人如何在公共事务中获得最大的自利，而其结果便是，政治问题成为一种纯粹的再分配问题。

但有了外部条件，集体决策就有一个社会目标。而这个社会目标绝不能等于个人利益的算术加意，而是整个集体的整体利益。自由主义通常否定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而拒绝在集体决策中纳入社会目标这个因素。这前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仍然存在着国家，而且有许多国家。政治家不仅仅考虑内部的利益分配，更要考虑如果在面对其他国家时如何保存和壮大自己，击败他国。也就是说，政治的基本问题绝非仅仅限于满足其内部成员的利已偏好，它更是在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竞争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实力，从而免于在世界民族之林处于沦落或被支配的地位的问题。将社会目标引入集体决策模型，它彻底改变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应用范围。此前，包括阿罗、布坎南、森在内所有讨论集体决策的人，其基本的考虑就是最大程度上满足社会成员的偏好，而压根就没想到，满足社会成员的偏好本身也需要质疑，至少是需要加以修正与限制。

有个朋友说，宪政民主的目的不是称霸和强国，而是保障人权。此语有对有错。保障人权，说得过于道德，但前一句，却说中了要害。纯粹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确实不是以称霸和强国为目的，而是满足于内部的收入转移，说白了，就是穷人（因为总是多数）向富人（通常总是少数，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有制度、有步骤地劫点钱财，让大家都活下去。这位朋友以此为宪政民主辩护，当然如果天下太平，人类一劳永逸，大家都实行宪政民主，当然很好，但可惜不是这样。自由民主确实是个好事物，但只可以拿来秀秀，到了真刀实干的时候，就不是靠这个了。雅典民主又怎么样？还不给罗马灭了？！

自由民主制度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往往输给偏于集权的政制，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因为民主制度下，多数民众将精力放在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上，而对于国家发展、民族竞争的大问题，其实关注得永远不如前者。而且真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也实行全民公决，只可能会毁了发展。

在此，不妨对世界政府的形成说上一两句。世界政府肯定比目前的国际社会要好，就好像秦始皇一统中国要优于春秋战国，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如何通向世界政府。全球治理论者（他们是自由民主论的延伸）以为在目前的国际规制下，逐步实现全球民主，削弱国家主权，最终实现世界政府。这一理想的美好性不容否认，但我深刻怀疑它的可行性。目前的情形似乎也看不出全球人民自愿联系起来的迹象，倒象是美国愈来愈咄咄逼人。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全球的自愿联合与全球民主，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帮凶。

全球最终要走向世界政府，其过程可能与中国战国时期相同，最终而言，总有个国家起而一统天下，仰仗的当然是暴力。前些时间有人推崇欧洲模式，但富国那么容易把自己的利益让人，前些时间宪法投票已经看出端倪。下一个秦国究竟是谁？据我看，还得等那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必然不是依靠自由民主制度来获胜的。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想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