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阿罗不可能定理与中国（3） -- acton

七、二元结构下实行自由民主的交易成本

前面提到，二元结构是无法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理由是存在着民众的偏好构成形成双峰分布，无法达成一个大多数人接受的决策结果。这样的逻辑是在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框架中得出的，但是布坎南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即使是双峰偏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自由民主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即使是二元社会结构，实行自由民主也还是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

布坎南的理论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他提出的解释范式完全超越了阿罗的框框。这里，不必过多转售他的主张，但是在了解之前，有必要记住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是一种交易。通常人们把政治交易视为一种坏事，至少是道德上不可取的。但布坎南不这么看，恰恰相反，他认为政治交易是一件好事。

按照阿罗的逻辑，当一个社会的偏好构成形成一种双峰的局面时，通过投票人们无法得出一个令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这个结果必然对立的，要么偏向一个极端，要么偏向于另一个极端，而不可能投出比较温和的中间结果（这个结果应当对社会最有利）。布坎南改变那种认为偏好是给定的条件，相反，如果政治是一种交易，那么在交易过程中，人们的偏好就会慢慢改变，而之所以改变，就是因为一方向另一方支付了部分利益，也叫边际支付（side payment）。这样，在布坎南的逻辑里，民主不再是一个投票制度，而勿宁是在投票形式下的讨价还价制度。政治交易和讨价还价之所以可取，这是因为它有利于达成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布坎南认为，甚至可以要求一致同意）的结果。比如在二元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双峰偏好构成中，如果实行投票，那么要求一方向另一方买票，或者也承诺给对方以利益，如此双方皆大欢喜，而投票的结果也将不再是极端性的结果，也将趋向于中间。

看上去，也可以将布坎南的理论应用到中国，也可以成功。虽然存在着二元对立结构，但由于争取选票的需要，一向就会向另一方妥协，彼此之间的立场最终而言，会比较接近。比方，台湾选举，南部农民倾向于民进党，而台北市民倾向于国民党，但国民党为争取选票，也会提出有利于南部农民的政策（如农产品输入大陆），而民进党对于工商阶层的利益也未敢全部忽视（比如IT产业西进的放宽），如此最终而言，通过讨价还价，对立的社会阶层中其政策主张终将趋同。

应该说布坎南的理论很有意义，如果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确实也可以行得通。我不否认这一点。人家印度不也这样做了，人家不但存在二元社会结构，甚至还有种姓制度，民主制度不也照常运转？因为，认为中国绝对不可以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确实是说不过去。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虽然可以运转得来，但政府办事效率将大大降低，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也亦即布坎南理论中的交易成本。

这些成本表现在：第一，大量的收入转移。在中国情况下，如果西方民主，必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社会福利不是坏事，但也要看什么样的国家。西方国家一直以来积累较多的财富（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当年的原始积累，还是而今的技术垄断），国家所一部分财富分给穷人，可以做得到，其总体效率还可以，但高福利终竟有拖累。所以欧洲现在落后美国，与其福利过高不无关系。

第二，一旦发现搞政治有利益，就会产出大批整天钻营政治的人，包括群众。杨小凯去过台湾之后，发现台湾搞选举的情形与文革时期很相像。我无意贬低台湾民主与文革，相反，我充满尊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一实行西方民主，从事非生产的政治性活动就会大大增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将大大下降。别的不说，即以一名市长而论，在当前情况下，他所考虑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引资、发展经济、城市建设，设若全市投票选举，他还不得天天跑贫民窟、演说，想着如何竞选？后面这些做法并没有错，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窃以为前者更为要紧。

上述这些成本，对于富国来说，不妨当作消遣。但对于穷国来说，这未免过于奢侈了。就好比，高尔夫球，亿万富翁玩一玩，劳逸结合，很好。但对于我等穷人来说，即使免费让我玩，我也没有时间给你耗，我得把时间花在写作、翻译、备课，等等等等，更何况，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二元社会结构通常处于工业化的初期，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而不是平衡各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只需看看印度，这位仁兄还没等工业化真正起步，就立马引进美国式民主，不要说现在，早在70年代，就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后中国了。另一个亚洲国家菲律宾，也算是美国民主的一个典范，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算得上亚洲强国，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制度上，可美国制度推行这么多年，现在谁还拿它当一回事？

扩展开来，我们看各国的工业化初期，有谁个真正实行民主制度的？英国是在19世纪中期，才将投票权利逐步扩展到工人，而此时它已经是工业化完成了。德国的俾斯麦与法国的拿破仑三世，都属于比较集权的政府，也是工业化比较关键的时期。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一直是以一个貌似民主，实则集权的时期。苏联更不用说。唯有美国例外，它需要单独拿出来说一说。不管怎么说，我所要强调的是，即使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利益平衡机制的西方民主可以在中国实现，但对于目前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并不是一种好选择。

在此得补充一句，前面的论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政府没有内部的讨价还价，所以才发展得这么快。有的人会说了，中国的政制没有讨价还价，岂不是无法涉及人们的偏好，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于不顾？非也，中国政府也有讨价还价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场所。目前它在这方面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但不能否认，人大的作用在加强，在监督政府的力度在加大。不过，在此我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中讨价还价的真正场所是在行政机关，正是在行政机关内部，地方官员所以要“跑部进钱”，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讨价还价，为自己的辖区或部门争取利益。讨价还价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中国也还是有的，只是不如西方民主制那么突出。所以，相对而言，成本也没有那么高。

八、国际竞争：超越阿罗与布坎南

最后一个辩护角度是国际竞争。不管是阿罗不可能定理，布莱克的单峰偏好定理，还是布坎南的理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不考虑决策单位的外部条件。所有集体决策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最大程度上满足其内部成员的偏好？如果政治问题仅限于此，那问题倒是简单的。可惜不是这样，国际竞争——说得严重点就是民族生存——构成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

所有这些集体决策理论，拒绝讨论外部条件，表面上似乎能够避免陷入现实世界中各种偶然性事情的细节，从而容易保证逻辑的一致性。但这样做，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外部条件虽然不能说是集体决策的内生变量，但却事实上决定了集体决策的内容。讨论集体决策的形式理论，一旦拒绝了外部条件，其理论就仅仅只考虑个人的偏好。通过形式化的效用理论以及经济人理性的假定，集体决策中的个人就只是考虑个人如何在公共事务中获得最大的自利，而其结果便是，政治问题成为一种纯粹的再分配问题。

但有了外部条件，集体决策就有一个社会目标。而这个社会目标绝不能等于个人利益的算术加意，而是整个集体的整体利益。自由主义通常否定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而拒绝在集体决策中纳入社会目标这个因素。这前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仍然存在着国家，而且有许多国家。政治家不仅仅考虑内部的利益分配，更要考虑如果在面对其他国家时如何保存和壮大自己，击败他国。也就是说，政治的基本问题绝非仅仅限于满足其内部成员的利已偏好，它更是在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竞争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实力，从而免于在世界民族之林处于沦落或被支配的地位的问题。将社会目标引入集体决策模型，它彻底改变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应用范围。此前，包括阿罗、布坎南、森在内所有讨论集体决策的人，其基本的考虑就是最大程度上满足社会成员的偏好，而压根就没想到，满足社会成员的偏好本身也需要质疑，至少是需要加以修正与限制。

有个朋友说，宪政民主的目的不是称霸和强国，而是保障人权。此语有对有错。保障人权，说得过于道德，但前一句，却说中了要害。纯粹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确实不是以称霸和强国为目的，而是满足于内部的收入转移，说白了，就是穷人（因为总是多数）向富人（通常总是少数，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有制度、有步骤地劫点钱财，让大家都活下去。这位朋友以此为宪政民主辩护，当然如果天下太平，人类一劳永逸，大家都实行宪政民主，当然很好，但可惜不是这样。自由民主确实是个好事物，但只可以拿来秀秀，到了真刀实干的时候，就不是靠这个了。雅典民主又怎么样？还不给罗马灭了？！

自由民主制度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往往输给偏于集权的政制，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因为民主制度下，多数民众将精力放在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上，而对于国家发展、民族竞争的大问题，其实关注得永远不如前者。而且真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也实行全民公决，只可能会毁了发展。

在此，不妨对世界政府的形成说上一两句。世界政府肯定比目前的国际社会要好，就好像秦始皇一统中国要优于春秋战国，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如何通向世界政府。全球治理论者（他们是自由民主论的延伸）以为在目前的国际规制下，逐步实现全球民主，削弱国家主权，最终实现世界政府。这一理想的美好性不容否认，但我深刻怀疑它的可行性。目前的情形似乎也看不出全球人民自愿联系起来的迹象，倒象是美国愈来愈咄咄逼人。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全球的自愿联合与全球民主，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帮凶。

全球最终要走向世界政府，其过程可能与中国战国时期相同，最终而言，总有个国家起而一统天下，仰仗的当然是暴力。前些时间有人推崇欧洲模式，但富国那么容易把自己的利益让人，前些时间宪法投票已经看出端倪。下一个秦国究竟是谁？据我看，还得等那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必然不是依靠自由民主制度来获胜的。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想到了美国。

所谓文明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参加游戏的各方是互动的，并不是静态的。所以所谓个人喜好其实也是在时时刻刻发生变化的，这也就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可能精确统计即时社会的需求，从而没有完美的社会发展计划。而以非常滞后的计划指导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果是失去活力变得僵硬。

现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现代数学之上的，而现代数学的重大进步是发现了存在问题和测不准理论。推广到政治制度来说，就是首先存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如果存在，那么它是普适的吗？

现代文明的另一个特征是专业性以及它带来的高技术门槛。因为测不准，所以要加强专业性来弥补。受过良好训练专业人士有较高获胜概率。专业人士也有提出专业方案的能力。当代国家的各种治理问题是高度复杂的，民主制度可以保证统治者的专业性吗？或者说产生专业治理者的制度最好制度是民主制度吗？

由于制定出高质量的政策可以带来社会高收益，减少选择成本。所以当前的中国的政治致力于培养高质量的领导人。看胡的经历可以知道，一是了解地方，二是治理有方，三是个人品质优秀，四是了解中央（很早就进入中央最高层，在北京有10年以上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五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所以胡是非常专业的政治家。并且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倾向于巩固这样一种人事安排，也就是致力于保持专业化。

在不能证明民主制度的最优性和普适性的情况下，致力改善效率和提高专业性因该是一个好的选择。

最优应当从适者生存的角度来看，只要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很滋润，就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

至于普适性，如果是指普遍适用的话，它只能在某个具体的理论判断方面可以成立，至于现实的政制与模式，从来就没有普适性的可能，因为影响因素如此之多。

先来看动态问题。假设世界是静止的，或者可以设定某一时刻为标准时刻，那么我们通过研究这一时刻每个人的全部需求，可以适用阿罗的理论。那么甚至可以假设阿罗的理论是完美的，或者是普适的。不过问题是这一前提，即世界的静止不动是不可能的，从而我们无法确定个人在一分钟前的需求和一分钟后的需求是否相同。阿罗的理论并没有阐述随时间轴发生变化的人们的需求所适用的理论，这是最大的缺陷。

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这样的情况，即人类的需求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基本上是这样几种情况：

1是需求种类不变，数量变化。比如一分钟前我想要1块钱，现在想要2块。

2是需求种类变化。比如一分钟前我想要1块钱，现在我想要喝1杯咖啡。

3数量和需求种类一起变化。比如一分钟前我想要1块钱，现在我要3个苹果。

4需求的强度也会变化。假设用可以货币来衡量效度的话，可以假设一分钟前我想要1杯咖啡时愿意支付1块钱，现在愿意支付5元。

5变化需要的时间。比如我想要喝1杯咖啡的愿望持续了1分钟。而想要吃肥肥烤猪的愿望持续了5年。

可以想见，以上几种变化随时间变化而发生，从而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准确知道人们的需求。也许我们自己都搞不懂自己真正要什么，怎能指望其他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呢？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用限定时间来解决动态变化问题。也就是用投票日当天全国公民的愿望决定未来4年的方案。4年后再来一次。通过强行打断时间进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方法是研究趋势，并且不断调整。政府先通过所谓的研究抛出一个方案。然后试点，推广，观测反应，进行调整，结果是正式确定或者终止执行。当然美国也有类似的过程，但是美国更强调法律，只要国会通过总统签字，就正式执行。所以缺乏弹性。当然律师的作用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不过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所谓的专业性可以降低决策成本。比如我们可以同意专业人士在最初制定政策时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概率制定出优质的政策。接下来，专业人士在进行试点，调整的过程中效率更高。这就是新加坡专业政府的最初构想：让专家治理国家，用法律和优厚待遇保证专家的尽忠职守。

博弈问题也是阿罗的分析中的弱点。比如在三个人对三种方案偏好导致无法产生最佳方案的例子中，假设引入博弈论，情况就会不同。考虑到三个人有勾结，贿赂，交换，引诱，威胁，退出游戏，弃权等方法，最佳方案的产生并非不可能。甚至可以帕雷托最优。海盗分宝石就是经典案例。对于国家政治来说，博弈就是分赃，说分饼可能好听一点（分其他什么也可以，比如烤猪之类）。分赃不均引发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采取民主制度后面临的最大困境。民主政治，或者说选民政治环境下，领导者考虑分配大大多于发展。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住领导权，所以讨在好选民上大量消耗了本来不多的资源，从而限制了发展所需的资源。而集权主义下，统治者已经占据了最大份额的资源，继续压榨的收益不大，而遭受反抗的风险大大增加，从而优先考虑的是发展问题是明智的。比如海盗分赃问题中，第一个海盗已经占了最多资源，为了这些资源的增值，他是5个人中有最大投资冲动的。同时被统治者也有强烈的求发展的动机。因为无法从统治者手中分到更多资源，把蛋糕做大就成了改变目前状况的唯一选择。比如海盗中的没有分到宝石的其他人有强烈愿望再做一票。于是全社会都有了强烈的发展动机。在这种条件下，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的专业性和高效率就显得非常重要。从统治阶层来说，由于占有大量资源，高的投资效率可以带来比进一步压榨更高的回报，还可以减低反抗风险，所以要求专业的代理人来管理既得利益。从国家整体来看，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是良好发展的第一步，专业人士有更高概率选择正确方向。而在发展过程中的及时调整也是专业人士比较成功。即便政策发生问题，只要不是非常致命的问题，集权制度保证统治者度过高风险期，吃一堑，长一智，进而提高了治理水平。集权体制下，最高领导集体更重视长期政策和长远发展，可以做到不计较一时得失。缺点在于一旦发展遭遇瓶颈，社会矛盾有可能会剧烈爆发，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即集权国家的领导人可以通过观察和学习发现缓冲机制的缺乏问题，从而改善潜在困境。通过放弃一些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统治内部对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争夺。比如来陈书记的遭遇。不过民主制度对于分配问题的解决会更好吗？通过观察欧洲福利制度的演变，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由于民主制度在处理动态性和博弈问题上没有给出更好的答案。注重专业和效率的适度集权制度不失为另一选择。同时考虑到制度转换的巨大代价，也许保持现有制度，并不断加强和完善，提高制度的效率，降低制度成本（可以吗？非常怀疑），才是目前的最优解。

难道历届核心就不是？

你这话有挑拨离间之嫌。

在他们看来中国最最需要的自然是公平的分配。而他们忽略的问题，至少在本人看来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发展。而发展的最好方式，还是专业人士的集中领导。

其实也是随便瞎说。

看看也就算了，不能指望这个吃饭。

当年读历史系的时候到是有兴趣，那时候不愁生计嘛。

因为没坐到江山嘛。

治理大国，光光能做到安定就很不容易了。iq,eq就是上等了。能够再有好的决策就非常不容易了。无论哪派，最终都是精英统治。

尽管很多人不喜欢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