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 -- 包子1971

党权力与群众监督：虚实之辨（续谈「大搞群众运动」）

　　建国后，中共语言增添了一个新字眼：「群众闹事」。最高领袖一锤定音：「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67]（毛泽东）。几句话，交代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统治思路。

　　「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群众干嘛一根筋使坏？主席副手答：「往往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罢工、罢课」[68]（刘少奇）。换句话说，「闹事」无非是愤懑百姓的绝望之举，且未逾越有产民主国家（不必说工人政权！）的公民自由范围。皇城内递出狠话：「我们不赞成」，抬腿踩碎工人的当然权利。硝烟尚未散尽，新国家已指定「工会经常的中心任务，就是根据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说服工人，组织工人们积极劳动」[69]（李富春），一刀阉掉工会的传统职能：无产者的初级自卫。毫不奇怪，「平时工会工作薄弱，等群众闹起来以后，不能站在群众里面说服群众」[70]。

　　「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不消说，「我们」统统是权力豪宅的顶级住户。何为主席口中的「官僚主义」？国家决策、官定规章或人事任免？都不沾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71]——中央如是说。这一定义把大小权贵的欺压恶行挪到「作风」领域，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六十年代，原总书记张闻天指出「国家往往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重视工人的利益，违反工资政策」，即政府对群众权益的有意侵犯。如何遏止类似的国家横暴？「鞍钢宪法」及一号广播员毛泽东均闭口不言。

　　且退一步，只谈「接受教训、克服坏作风」。以鞍钢为例，弓长岭铁矿领导班子「平常对预防事故无所作为，甚至事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还对某些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官僚主义分子采取姑息态度」[72]。一旦职工抗议，难免刀斧伺候：「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73]。罢工罢课请愿游行「是坏事」，工农学生拿什么促使「某些」老爷痛改前非？首长摊开讲话稿：「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74]，怎样监督？「上面动员，下面揭发，相互批评教育」[75]（上海市委）。战果几许？主席胸脯一挺：「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76]。莫非真有奇效？继续让事实发言。

　　外敌覆灭前，「群众批评」已显示了自身的脆弱。西北野战军三查运动期间，「（战士）批评某些干部时（这些干部）就变脸说：‘三查运动时民主权力是你们（指士兵）的，这是暂时的，三查以后权力是我们（指干部）的’」[77]。不难推测，「某些干部」一手遮天后的嘴脸。九十年代末，我们终于听到了破落「老左」的迟到证言：

　　「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78]（邓力群）。

　　毛左人士追捧的无敌神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真实功能也挺暧昧：「有些单位滥用了这种方式，不让各种不同意见有同等发言权，甚至压制正确意见」[79]（周恩来）。哪位神仙如此大能，「不让」群众自由鸣放？看来只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土地公。几轮运动折腾完毕，了解内情的高干们摇头不已：「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80]。别看「首席执政」以超脱姿态教导僚属「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81]（毛泽东），主席的井冈山战友却捅破了窗户纸：「表面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实事求是」[82]（原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曾志）。建国初的工业部「三反」时期，曾志亲眼目睹主持者「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逼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83]。五七整风的日子里，面对群众的提防态度（「怕说错话被戴右派帽子，怕‘找小脚’，怕提出问题领导不解决」[84]），黑龙江省委连挠后脑勺。真可谓锣鼓喧天旌旗猎猎，难掩内里的凄风惨相。

　　我们不能不问：鸣放辩论老半天，究竟谁说了算？谁是运动的主体？一份高级文献交了底：「每个具体的部门和单位，运动进行得好坏，关键在于领导」[85]。在人心不稳的工厂，中央指令「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86]。谁来降伏惹不起的党委？上级党委派去的「城市工作队」。空降大员滥权怎么办？由上司收紧权限：「城市工作队有关隔离、拘留、搜查、开除公职等权限，过去未明确。这次决定一律报市委批准」[87]。假如市委、省委胡作非为呢？从北京下发越来越厚的禁令，派出核查工作组[88]。设若禁令废纸一张，工作组与恶势力沆瀣一气？毛时代的执政实践竖起最后一块路标：重申「工人群众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必须切实地得到保障……」[89]。似曾相识？没错，它指向「群众监督」大牌坊的正门！

　　或许浸淫权力过久有点麻木，总书记一不留神冒出几句大实话，堪称「谁说了算？」的精彩答案：

　　「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90]（邓小平）。

　　做个简约总结：中共深信「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意见」[91]，仅此而已；走出献策苦谏大会，工农仍是领导们呼来喝去的小卒[92]。「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老爷们」[93]（毛泽东）——大家长背手踱步，深知棋局正待落子，一切远未终结。如何成批制造驯顺又肯开动脑筋的「智能棋子」？如何提高众国手的自身棋力？随着中南海的声声呼唤，「两参一改三结合」掀帘登场。

　　干部参加劳动·「党的领导」·工人参与管理（初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正如上文所说，「首席执政」一直把「教育干部和群众」视为国之大事。多年推动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前沿要素「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94]，最终写进中国宪法。利用这一手段，权力核心希望达到多个「教育」目标：加强官员自律；改善干群关系；提高领导者的管理素质。

　　部长司令们挽着袖口扛起铁锹雨淋日晒之余，确曾纷纷起誓「我们决不能把职权当作特权，要做普通劳动者」[95]。这誓言远非纯粹的违心套话：不少「石光荣」、「姜大牙」式的工农干部尚未彻底淡忘「造反」的朴素正义感；五六十年代，「许多同志也以自己能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引以为荣」[96]（薄一波）。在工厂矿山，管理层发现了「以情动人」的超高红利：「干部越是经常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工人的自觉性就越高」[97]；以大庆油田为例：哪怕干部与工人一同打饭睡几天宿舍，也能激发部分淳朴职工的加班热情[98]。

　　最后——也最重要——的目标，是让车间实践点拨干部「及时发现并认识生产的客观规律，总结及传播先进经验，尽可能地按照客观规律组织领导生产」[99]（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亦即制度化地培养贤官能吏。作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源地，黑龙江的最高长官说得直白透亮：鉴于「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管理及其它工作，工人的主要任务则是生产」[100]，所以群众管理的本质在于「加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运用他们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丰富我们的管理知识」[101]（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有这条定位原则垫底，不难猜到书记们指引的「群众管理之路」拐向何方。在「两参一改」的首创地——庆华工具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清算住宅等级制，而「首先是指向工艺规程、操作规程和劳动组织、生产组织等方面」[102]，让省市领导兴奋得乌纱乱颤（「（庆华厂）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能力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一倍半」[103]）。在其它企业，各生产管理小组的工人分头包揽考勤、记录、计划、工具、材料与质量检验，改善了作业流程：「由于工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中断工时大量减少，有些小组已消灭了这种现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04]。

　　毛时代头号工业巨人——大庆油田也未置身事外：「搞社会主义企业，要依靠广大职工的革命行动。大庆石油会战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05]。当地管理层不甘人后，火速呈上几坛政绩酸菜。除了已熟知的「发动群众讨论生产上的作业计划，讨论规章制度，讨论生产技术的重大问题」[106]，油田领导鼓捣出一个「政治民主」的新款玩意儿：「各种会议或生活会上，工人都可以插话，对干部进行面对面的批评，正确的意见，干部就立即接受」[107]。谁判断意见正确与否？干部。谁决定接纳——哪怕十万分正确的——进言与否？干部。谁应整治不听劝的干部？看来只有更大的干部。大干部也有犯混的时候：「生产建设的瞎指挥，许多来自上面」[108]（薄一波），谁去对他们「面对面的批评」？谁来整治一意孤行的大干部？「政治民主」的新思维如此这般地坠入官僚专权的旧轮回。

　　解放后，「许多厂矿企业整顿劳动纪律只整工人，对职员和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则不加过问」[109]，工人大眼瞪小眼；六十年代初，中央喝令下属「不要把技术上的不同意见，随便当成思想问题，更不要当做是政治问题」[110]随意整人；嚷嚷「炮打司令部」的伟大领袖，真心指望的仍是灰色官僚：「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111]；天庭尊神的纷纷倒地，没让凡间小民起身入堂：「要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使中央实行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大民主」[112]（周恩来）。声浪盖过天的「工人参加管理」呢？其实，当政者早已透彻揭示「鞍宪」的本质功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13]。花样百出的背后，「党」继续端坐指挥决策的禁地明堂，堂下工农继续跑腿卖命，延续着贯穿整个毛时代的尊卑秩序与利益格局。

　　翻身期盼与新型压迫的巨大反差，特权阶层及时行乐与无产阶级「人肉换石油」苦斗气魄的辛酸对比，不可避免地催生、深化着工人队伍的失落与隔膜感。「首席执政」连发警报：「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114]，因为现实本就处处敲打工人勿忘自己的无权地位；但幻想耍几套「以情动人」的把戏蒙混过关，未免低估劳苦大众的阶级直觉。内部会餐的酒席上，庙堂长老闲谈间痛感部分青年工人「还不能很好服从国家利益；对待公共财产和劳动纪律还缺乏自觉性和主人翁态度」[115]，甚是可恶。首长们几分焦躁、几分失态，也越发抱定加大马力「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政治挂帅」与工人热情（再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苏决裂后，北京连声呼吼「防止修正主义」，并把「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116]（毛泽东）列为第一防修法宝。众所周知，「精神革命」与克制私欲（即「鞍宪」强调的政治挂帅）是毛式思想改造的主要旗帜，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挂越高。

「首席执政」曾抨击工资体系「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117]，却没了下文。两相对比，他更热衷咒骂「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118]。这股「气」（或曰「个人主义」），而非政治局的高薪、京沪特供店、北戴河别墅与主席夫人的品牌金表，成了当局「教育干部」时穷追猛打的恶鬼。上层——尽管较隐秘——日渐汹涌的拜金物欲，是特权系统的必然产物，中央有何对策？它时而沉下脸「反复告诫全党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勤务员的态度出现，与群众同甘共苦」[119]，时而哀告吁请「我也在内的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120]（周恩来）。声嘶力竭七荤八素之后，仅换来「我们这些人身上，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存在」[121]（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类的虚浮表白。至于工农的自我组织权、硬性任免与决策权等等「洋八股」，更要三缄其口外贴封条。久居权力之颠，诸领袖益发深信万物操之于我：「我看可靠、永久的（防止腐化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122]（陈云），连党内监督也不入法眼了。

毛思想照耀下，官员「清洗灵魂」即可交差，工人被「洗」的却是灵魂外加上衣口袋。以鞍钢工人为例：1956年的企业工人工资总额包含了大约25％的奖金、津贴；高层闻讯大怒——「这显然是不合理的」[123]（周恩来），半强迫半鼓动地废除了津贴制。钢铁工人拼命「献工」、「献点」（即延长工时）之际，收入猛跌无异后脑挨了一棒[124]。冒进快车摔落泥坑后，低效浪费与饥荒恐怖的恶果由工农一肩担起；温饱无忧的官员们，却送来更多「政治挂帅」的精神窝头：「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切实解决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实际困难，而以提高思想为主」[125]（薄一波）。强劲宣传与组织筛选，驯化了一批埋头拉车的样板顺民：「保证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积极努力，贯彻实现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126]（大连劳模、铆工赵成满）；工人阶级越低头，它的自治机构与自卫手段越退化。工会不必说，职工代表大会这个所谓的基层权力机关，也「往往变成领导布置任务、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127]（工业交通工作部长李雪峰），混似不开张的聋哑店。

然而，解放初的工人大众有失望、有痛楚，却仍充满期待、鼓舞与火山样的热情。与党同历革命血途的工人干部，视自主腾飞为人民新生的开始：「这里是新记录，那里是新发明，‘首次通航’、‘首次开工’……这一切标志着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28]（吴运铎）；老工人里面最坚韧的一群，当年笑对老板爪牙的枪口，把红色政权的强固看得比命还重（孟泰[129]）；饱尝洋资本歧视的部分青工，在民族工业的热潮中找到了自身价值（「铁人」王进喜）。某个时刻，官方与群众似乎无限和谐——上层公告「支持广大青年进行大胆思考和顽强试验的创造精神」[130]（共青团书记胡耀邦），下层的技术创意山呼海啸而来[131]。在北京，「参观了（合理化成果）展览会以后，许多工人兴奋地说：‘咱们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132]；在华南，「工人群众对加快建设速度、摆脱繁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的要求更加迫切」[133]（上海市委），自发的技术钻研浪头无数[134]。在「风暴眼」鞍钢，众多文化夜校与技术训练班改善了工人素质；上级诱导与生产突进，使陶醉情绪弥漫于高炉车间：

「海城五金合作工厂的职工，大干十天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后，工人们兴奋地说：‘这回可和老君爷留下的大锤、风箱离婚了’，并纷纷照像留念」[135]。

梦总要醒的。

收起动员大会上的笑脸，党委会议拨着冷冷的算盘：「（工业拓荒）很需要（王进喜）这样的模范人物，来带动人们、引导人们不怕苦、不怕困难、不爱钱」[136]。牺牲与匮乏年复一年，希望熬成了眼泪；除了双手的老茧，工人仍旧几乎一无所有。官府的秘密报告留下几行文字：「工人的业余时间大量地被侵占，所以工人得不到休息，许多厂矿的会议是无限制的，业余活动或者业余学习是强制的」[137]。不断被「大搞」而抗拒无门，令群众的无力感日增；愤怒的暗流，只在文革初期稍得宣泄。自我组织经验与抗争常识的断代与缺席，使中国工人在复辟后的资本攻势前溃不成军，至多且退且战。

「鞍钢宪法」与新民国

看尽「新民国」的腐恶吏治，国家机器偶尔也感慨社教运动「能找出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当时确实教育和挽救了不少干部」[138]（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一听「运动」二字，老板的家臣立马腮帮乱颤：「无论如何，决定权应该还是在所有者个人手中，而不能让局外的非所有者也插手支配」[139]（秦晖）。聚敛资本的同时，政商精英面临升级换代的大使命：「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140]（崔之元）。虽说对红色精神遗产颇怀忌惮，从速培养无产大众的奴役文化，渐成新统治者的时髦思路。

在南方，宝钢落实「无库存生产」，诱导工人替老板把关产品质量；资方还引入「大工种」概念，驱使职工掌握相关技能，提升了劳动力素质。在北方，商界大佬认准「改造人的思想是最难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的源泉」[141]（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实为强化剥削的秘方。铁人精神也好，「三知五必到」[142）]也好，旧官僚控制工人的若干诀窍让新主子颇感兴趣。帮助无产者辨清自身利益、屏弃忠仆观念，是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的一个基本任务。矛盾丛生的新民国沿着自身逻辑向前奔去，空前壮大的工人阶级迎面而来。马列先贤的遗教，将有益于奴隶们最终赢得「攻打天空」的战争：

「无产阶级建立了一种新型组织。它有广泛代表性，可容纳不分职业和觉悟水平的工人大众；它极灵活，不断拓展影响并广泛吸收新阶层，向靠拢无产阶级的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自治、搏杀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既独一无二，又已经受各国实践的检验。它是当代无产者的最伟大成就，它是百试不爽的阶级利器」「143]。

3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