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 klxn

标　题: 满江红――终章――日落崖山(节选）

　　napolen (左武侯大将军葱岭道行军大总管华国公风)　

　　napolen原创

　　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 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 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 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 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 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 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 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 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 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 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 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 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 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 （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 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 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 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 “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 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 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 ，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 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 ，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 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 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 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 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 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 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 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 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 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 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 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 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 （1077）北 嗡 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 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 泼曰实明神宗（万历）以 “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 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 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 那 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 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 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 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 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 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 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 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 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 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 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 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 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 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 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 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 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 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 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 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 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 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 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 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 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 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 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 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 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 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 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 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 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 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 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 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 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 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 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 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 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 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 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 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 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 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 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 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 ，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 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 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 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 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 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 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 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 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 ，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 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 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 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 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 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 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 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Napoleon

　　2001年5月14日

　　 于北京 谈宋代财政收入的可比性

　　napolen

　　由于宋代的财政收入数字实在是庞大，以至于有的人可能会怀疑这个数字是否具有可比 性，宋代的一贯到底值多少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下面一些数字 唐代宗大历末年（779）全国年财政收入1200万贯，其中盐利居半，在行两税法之后，财 政收入增加到约每年3000万贯，由此可推算出两税收入大约2000多万贯。

　　宋太宗至道3年（997）税赋收入3559万贯，其中两税2321万贯，占65%，工商税1238万贯 ，占35%。

　　天禧5年（1021）税赋收入5723万贯，其中两税2762万贯，占48%，工商税2936万贯，占 52%。

　　熙宁10年（1077）税赋收入7070万贯，其中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 70%。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宋朝经济发展的脉络来。两税一项从唐至宋都没有大 的变化，这也充分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收入的数字是确实的，在统计口径上并没有重大的 差别，是完全可以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的。

　　由于宋朝耕地面积与唐相差不大（宋天禧5年耕地525万顷，唐天宝年间大约耕地600万顷 ），人口较多（南宋即达1267万户，金国又有700多万户，而唐天宝年间仅900万户）， 粮食亩产远大于唐朝（唐丰收时亩产可达2石，而宋平时亩产即可达2-3石，高产地区更 达6-7石），因此在征收相近的农业税的情况下，宋代农民负担要比唐代小得多！ 而宋代财政收入由开国初与唐朝持平，到中期达到唐朝的两倍以上，完全是靠工商业的 巨大发展，引起工商税直线上升，占财政收入比例不断加大。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关于 宋代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工商业极度发展的结果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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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与熊掌是一个永恒的论题～～

回复标题：是！ 回复人：奄奄的鱼 回复时间：2003-12-16 12:13:13

　　元是一次倒退，清是一次倒退~

　　宋和明都是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良好铺垫！

　　可是喂虾米都让蛮夷给一下拉回奴隶制了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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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奄奄的鱼广播电台：你以上看到的听到的都将成为历史…… 而接下来发生的都将成为垃圾~~~~~~~~

回复标题：这篇文章，我两年就看过了 回复人：晓风飞翔 回复时间：2003-12-20 9:23:10

　　当时我们还来一场大辩论，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宋明之间的物价比较：

　　应该说，近年来确实有一些学者在探讨宋朝的经济生活，并试图给予新的评价，但像贴主这样的褒奖却不多见，可惜的是，贴主的很多观点都值得商榷，论据更是错误百出。

　　首先，“贯文”这个单位就比较新鲜，我看过的古籍中从没有这个单位。在中国古代，国家税收主要是实物制，即收取各种实物（米麦布帛钱等等），历代古籍中关于国家收入都是分别开列，例如，米麦若干石，布帛若干匹，钱若干文，而宋朝却把所有的收入进行简单叠加，而采用“贯石匹两”作为单位（严格说，这还只是一个“简写”的单位，在《文献通考》中这个单位有几十个字）。文献中，宋朝的岁入单位都是这个。以这个单位来计算的宋朝岁入，除了北宋和南宋初年少数几个年份，其余都超过了一亿（顺便说一句，南宋四川的财政收入是独立的，专门供给四川的军政费用而不上缴，所以文献中的南宋收入大多不包括四川）。

　　但在这一亿几千万的岁入中，除了有上述的米麦布帛外，甚至还有几千万束草，以及以“围”作单位的秸，以“根”为单位的木头，价值相差很大。有几个研究宋朝经济的现代学者根据推测的当时物价，以及岁入中各类实物的数量进行了折算，结果大概在5000-8000万贯之间。而且把收入分成了两类：农业税和工商税。

　　我可以肯定地说，原贴中“熙宁10年”那个7070万贯的数据就是从这里抄来的，但贴主恐怕未必清楚这两个数据的区别。

　　我们继续上面的话题，在上面所说的农业税，指的是以土地和人丁为基础收的税，除了两税外，还包括各种衍生的杂税以及类似的收入（宋朝的杂税种类之多公认为是历代之首，而所谓类似的收入是指名义上不是税收而实际按人头或土地交纳的项目）。而工商税则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收的税，包括：榷课（国家专卖权，包括盐、酒、醋、茶、各类矿产）、商税、市舶收入等。贴主居然拿这个来和明神宗的矿税两监来比较，实在是莫名其妙，矿税两监的收入顶多只能算榷课项目中矿产课而已，而从来矿税的数目都是小头，远远比不上盐课等项目。

　　不过即便这样，宋朝的收入也似乎大大高于明朝，可惜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明朝并没有宋朝那样一个高度集中的税收体制，宋朝所有的赋税都集中到京师，以至“天下无余财”。而明朝则是一个比较分散的体制。另外，明朝是一个从实物税收向货币税收转化的时期，直到晚期，仍然有大量的收入是以实物的形式。

　　文献中记载的岁入银若干万两仅指收入中以银收取的部分。直到现在，也没有学者曾把各种实物项目折算成银两。另外，还有一种写法，“岁入太仓者”若干万两。这差别就更大了，太仓指的是北京的户部银库，而国家税收中的银两除了送入太仓，还有部分送入内库（皇家费用）、太仆寺（专管养马的费用）、南京银库。还有，《明史》中“所载岁入，但计起运京边者，而存留不与焉”。就是说，只计算了上调中央和支援边境部分，留在地方（藩库）数目不计。总而言之，明朝没有宋朝那样一种总收入的帐目，所以这些数据没有可比性。至于贴主的数据，在没有弄清其来源之前不太好评价。

　　不过倒有可能对一些分项目进行简单的比较。

　　比如说两税，《明史》记载，永乐年间，两税收入达“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的水准，高于宋朝的两税收入。按宋朝的计算口径是五千万贯石匹两，按宋朝的物价，前期一石米约600-700文，南宋达两贯二三百文，其中的粮食就值2000-7000万贯。如果按明朝的计算口径，四石米折一两银的话，光其中的粮食就可以折七百五十万两以上。可是，明朝从来没有从两税中收到这么多的银两。

　　再说说榷课收入，也就是国家专卖经营的收入。最大宗就是盐课，有的人也称之为“盐税”，不过一个盐商经营食盐时，除了要交盐课，同时还要缴纳行税和住税，

　　为了有所区分，我更愿意称之为盐课。宋朝的盐课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蔡京改革盐政后的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到了南宋也有两三千万。

　　相比而言，明朝的余盐、盐课、盐税银只有区区一百余万两。这又得说到明朝的盐法。明朝各盐区是有定额的，生产的盐在定额内称为正盐，超出部分称为余盐。明朝盐法有引课制和开中制两种，引课制是指商人用钱买引（执照），按引行盐，属于货币盐课；开中制则是指商人向政府指定的地方运米（后来又有马、布、铁），

　　政府根据路程给予盐引，实际是劳务盐课。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两淮、两浙、河间、山东等几大盐区都是岁入余盐银若干，换句话说，他们的正盐是以开中制卖掉的，并没有收入银两，收入的银两是超出定额的余盐的收入。其他几个盐区则是岁入是盐课银，大概是引课制收取的货币。

　　不过，这并不是宋明盐课巨大差距的主因，主因是费率。据《宋史》资料，北宋一斤盐要卖到60文，而南宋更达80-100文；相对来说，《明史》记载的盐课最高不到每斤0.005两，低的到0.0007两。

　　其实，这是最合乎逻辑的答案了。古代没有盐化工行业，盐主要是供食用的，难道一亿左右的宋朝人吃的盐比两三亿明朝人多几十倍，你用脚指头想也不会有这样的结论吧。

　　下面说说商税，贴主弄错了一点，宋朝商税的行税和住税是同时交的，所以，学者们在估算宋朝商品交易时，都是按5%估算的。重点说一下明朝的商税，对应于宋朝的住税，明朝先后有很多种税收项目或叫法，商税、门摊课钞等等，不过其收入却不可考，大体上认为这些收入是归于地方，不上缴中央；对应于宋朝的行税，明朝称之为钞关，主要收钞和钱，《明史》卷八十二“会计”部记载：“河西务等七钞关，钞二千九百二十八万馀贯，钱五千九百七十七万馀文”“京城九门钞六十六万五千馀贯，钱二百四十三万馀文”“诸钞关折银二十二万三千馀两”。不过，实话实说，明朝钞的实际价值变化很大，不过宋朝商税收入里的水分也不小，就不仔细分析了。

　　再贴一份相对应的，这个是作者的

　　一般来说，我以为Greenland在这篇文章里的论述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此作为行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去应用到每一部作品上，那么就很可能会犯错误。就以金庸的射雕为例，我想Greenland可能是为了要举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才选了这一段，但实际上他在这里却误解了金庸。在小说中，一顿饭之所以花了“一十九两七钱四分”银子，完全是因为黄蓉要故意刁难郭靖的缘故，可以说是当时一桌酒席的极限了。这正说明金庸对于宋代白银的购买力是有一定认识的。如果在香港最豪华的酒店里点几十道最昂贵的菜，而且中间还因为菜凉了而全部倒掉重做一次的话，那要花掉的钱可决不会是19港元，而是1900港元甚至19000港元了。

　　“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与施耐庵所生活的时代距宋不过百年，他们二人又是历史大师，相信是不至于对宋代的币制毫无概念的（生活在今天的诸位想必也不至于对清末白银的价值一无所知吧）从其他一些水浒传中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鲁智深打一条六十二斤水磨禅杖和一把戒刀一共也就花了5两银子，还没有还价。阮小七在东溪村只用了不超过一两银子就买了“一瓮酒，借个大瓮盛了；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还还了自己原来欠的酒钱。Greenland之所以举了水浒传的例子，相信也是对于宋代的经济规模不大了解的缘故。的确，按明清时代的眼光来看，3000贯的刀和十万贯的礼品确实不可思议，但是这是宋代。其实就财政收入的规模和比例而言，清末和宋代是比较相象的。在清末的话，3000块大洋应该就不算是那么天文数字了吧。

　　最后再说一句，我在文章里是引用了水浒传的例子，但那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旁证，而不是主要的论据。

　　关于银钱兑换等问题，感谢anamnesis提供的例子为我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就说过，具体的数字不一定百分之百的精确。例如，16000万贯文的财政收入并不全是现金收入，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实物。而这些实物折算成铜钱的比例未必就是市场价格，因此不排除对宋代财政收入有所高估的可能。而我所引用的明代财政收入的数据（250万两和400万两）是太仓每年收到的白银数量，没有算实物，也没有算未入太仓的收入。因此可能对明代的数字有所低估，按黄仁宇的估算把明代所有的收入全加起来是可以达到1000-2000万两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明代全部的财政收入也只有宋代货币收入的1/4(6000多万贯），财政收入的1/10。丝毫不影响我的结论。

　　另外关于商税的问题，我的算法是认为商税税率是行税与住税的平均值2.5%，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是行税与住税之和5%。如果按5%计算的话，那么宋代一年纳税商品额为40000万贯，平均每人4贯以上（按anamnesis提供的例子来计算，这就要值5石多粮食！）。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足以映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

　　总的来说还是我在“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所说的那句话：“（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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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宋明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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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风飞翔 于 2002-12-5 13:25:08 发表在：龙的天空――版

　　《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有几点说法是错误的。第一，“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这个比例是错误的。南宋官员吴泳于淳佑末年在广东运使任上《奏宽民五事状》中言及，广东银价比数十年前有明显增加，银的市价已增至每两三贯五百足陌。（《鹤林集》卷二二）李曾伯于宝佑四年上《救蜀楮密奏》言及当时东南银一两价为十七界会子七十五贯，折为铜钱约为三贯七百五十文足，（《可斋续稿》后集卷三）与吴泳所言接近。另包恢上奏言沿海走私贸易，讲用铜钱买蕃舶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文”，（《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则说明当时银价每两也是三贯文。所以，16000万贯文约等于5300万两白银，如果不计购买力平价，那它仍远远优胜于八百年后的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更不用说明朝了。所以尽管文章论据错误，但结论还是正确的。

　　第二，文章里面提到水浒传，我认为，以小说来论说当时的历史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写小说的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他所反映的，一般是作者当时身处的社会。所以水浒传里面提到的许多东西，反映的倒是元末明初的东西，与宋朝无关。

　　不过，文章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留意。就是宋朝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这点是正确，我补充一点就是，宋朝的义军一般都很容易镇压。大家想想，无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宋江起义，还有钟相、杨幺起义，宋朝镇压起来都很容易。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说宋朝勇于内战，怯于外战，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百姓希望稳定，在生活还过得去的情况下，他们很少起来造反。义军缺乏普通百姓的支持，被官兵镇压也是很正常的。要知道，镇压方腊的可是毫不知兵的童贯，虽说他当时带的是一部分西军精锐，可同样一批，在数年后却敌不过辽国的残兵，那方腊义军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可想而知了。而岳飞镇压杨幺义军，居然是以收抚为主。如果宋朝真的不得人心，会如此顺利么？

　　第三、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北宋前期一石米约600-700文，南宋达两贯二三百文，而按明朝的计算口径，四石米折一两银。也就是说买一石米大概0。25两，约等于0.75贯，即是750文。大家的物价差不多。再进行比较一个士兵一年是50贯，即50000文，也就是说可以买到70石米。这与明朝的正八品官员差不多（他们的俸禄是78升，约等于8374．86升。（古时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明代的一升，据近人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转引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545页）推算，相当于今天的1.0737市升。）这样算来，士兵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另外为什么宋朝的士兵那么贵么？第一，是雇佣兵的缘故，第二，是因为多种用途的缘故。所谓军队拖累朝政收支的，很大程度是尚古的腐儒对朝政的乱攻击。其实这属于百姓福利问题，以下列举几个拖累朝政开支的：

　　1、邮递军队。宋以前的邮递是百姓服役的，而宋建立递铺军，专司邮政，免除了百姓的邮政徭役。这么多驿站和驿卒，就吃掉了一大笔开支

　　2、垄断行业兵。宋代的酒、盐、矿开采等等，常常使用军队担任，这样又多出一部分一大部分开支，可是也免除了百姓不少的徭役

　　3、漕运、兴修水利设施、维护桥梁街道，这些也都是由军队担任的。从前的百姓徭役被免除，大大增加了福利措施，可同时增加了大批的专业工兵，又是一大笔开支

　　4、是对军队人员和家属的生计救济，这是最后的一块开支

　　对于这种制度，褒贬不一。它改变了从前百姓大量交税后还要经常服役的状况，使百姓生活福利好了许多。但同时大大增加了朝政的赤字，虽然说是“养兵之费”，可很大程度是属于社会福利的^^

　　至于有些儒生为什么反对，那是因为他们崇尚古代的“兵民合一”，对这种兵民分离的政策，不适应而且反对。宋代三朝元老韩琦就对这个问题说得很精辟，说百姓因此而幸福，具体的我忘了，可是你可以在《寓简》这书里找到，卷三还是卷五的，去查罢^^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宋朝有那么多名臣武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故事。因为它毕竟封建社会的最顶峰。岳飞、文天祥等为了这个繁华的朝代所作的努力，是进步的。可以说，没有岳飞、韩世忠等人，南宋被金国所灭，那可真是历史的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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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如此而已

回复标题：这又有个问题，宋朝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一两银=三贯文 回复人：晓风飞翔 回复时间：2003-12-20 9:25:38

　　SANJYSAN 于 2002-12-5 23:03:24 发表在：龙的天空――版

　　北宋收入16000万贯文的颠峰时期是在北宋中期以前：

　　《宋史□食货志》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全国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而所出无余。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全国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短缺近一千五百万。

　　而在这段期间内，银钱兑换率仍为一两=1000文，和明朝非常相近。

　　如此贯=两，至於绢价一匹1000文，亦可视为贯=匹，惟有贯与石的换算上会有些误差。但是谷物的占收入的总比例不会太大，故这方面折扣的有限。以此一基础计算，北宋16000万贯的税收可折12000万两以上的白银，而不是只有区区的5300万两而已。宋朝曾经以此养到140万禁军以及大批官员，这是明朝拍马都追不上的。

　　一直要到北宋末、南宋时，物价上涨、收入降低，这时总产值才渐渐降下来。南宋的产值降低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量丧失领土。至於北宋末的情况，则和气候的改变与变法失败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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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这里：

　　http://ist-socrates.berkeley.edu/~olwest/CH142/calculations.htm

　　宋仁宗致和二年(1055) 粟(斛)1.25缗，那是"粟"，非米也。

　　仁宗至神宗初时米价资料为：

　　宋仁宗时(11世纪中叶) 米(石)600-700钱

　　这个米价不是特定年份的最低价格，而是王安石改革之前维持达数十年的稳定价格。王的改革对当时物价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此外年均温下降、气候转冷的影响也非常大。但目前还没有人去分析王的改革与年均温下降之间的关系。

　　关於明代的币制与银价，可参考这个网页：

　　http://carolkuo.uhome.net/currency/ming/currency.htm

　　节录一段如下：

　　由於白银的增多，白银的价格开始下降。如明初白银一两值钱一千文;成化以後（一四六五年）约为八百文;弘治以後（一四八八年）约为七百文;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年）为五、六百文。从金与银的比价看，明初白银比金为四比一或五比一，宣德年间为六比一，隆庆万历年间为八比一，到明末已达十比一或十三比一。

　　　　由上可见，明後期，由於白银的增多，其价格是在逐渐下降的。当然银价下跌的另一原因是铜钱价格的上涨。当时一般小民都是使用铜钱的，钱价上涨会压低银的购买力。但是这种状况到明末又起了变化，银又叉上升了。天启以後（一六二一年）银价为六百文以上，到崇祯时，在十余年中，银价从每两一千二百文，上升到二千五百文。与此同时，米价也由每石银一两涨二、三两，而铜钱的价格却下跌了。明末出现这种白银不足现象，是和赋税徵银直接有关。明末实行「三饷」加派，其中「辽饷」前後三次增额，到泰昌元年（一六二○年）每亩加派银达九厘，一年得银五百二十万两，相当於全国总赋额三分之一以上。天启年间（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又有关税、盐课的加派及杂项的增收，三项共加额银二百三十九万余两。而「三饷」加派，一年就达一千几百万两，超过正赋数倍。除了政府通过赋税搜括白银外，明末皇室、官僚、富商竞相积银。他们在动乱年代，搜括白银後窖藏起来，不再投入流通领域，这也加剧了白银的不足。

　　又，照这份资料，明代的米价是一石米随时间在0.7~3两间浮动，而非1两银可买四石米。nymph兄所言之明代米银官方折换比例为一两银四石米，或许是官方用的折算价而非实际民间的购买价格。盖明中期张居正行一条鞭法，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徵银。但农民实际上收成的是谷，因此需以谷换银再以银纳税。在这交换的中间就可能遭到官方以指定兑换率来进行变相的克扣剥削。

　　在前引资料中的「明英宗正统二年(1436) 米、麦(石)银0.25两(此系收田赋折合的数字，只能参考) 」，正是一两银可买四石米。而後文特别指出这是收田赋折合的数字只能供参考，再对照其他时期数字的差别，显然这是官方使用的兑换率，而非民间的购买价格。

　　故一石米对白银的价格大致可表列如下：

　　北宋中期以前 0.6~0.7两

　　北宋末南宋初 1~1.5两 (2000~3000文)

　　明神宗万历年间 0.7~1两

　　此外也可以使用旁证来做为参考。若货币价值基准相近，则米价高表示米产量较低，以数十年的期限来看就会直接影响人口总数(米价高则养的起的人就少)。而北宋中末期与明朝中期中国人口皆在一亿左右，如果宋朝米价(物价)较明朝高上6~9倍(12~18贯)，则若非宋朝人口远较明朝低，便是宋朝农民的粮食生产力较明朝高上6~9倍。而这两者显然都不太可能，因此个人认为，明朝与宋朝的物价基本上相差并不大，不会差到两倍以上。

　　关於宋代特别是北宋末年的物价相关资料，可到图书馆借一本「东京梦华录」，包你会有很大收获。这是一个北宋末、南宋初住在汴京的人所写的。

　　这部书目前我还没看过有电子化，线上找的到的都只有部分节录而已。所以只有到图书馆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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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如此而已

回复标题：南宋对首都居民的社会福利政策及其影响 回复人：晓风飞翔 回复时间：2003-12-20 9:26:19

　　“都民素骄，非唯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之所然。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擐(挑手金旁代)。诸多税息，亦多蠲放，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元周密(注)著的《AZTGB武林旧事。卷六》“骄民”条下载

　　这段记载相当详细地备述了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居民所受到的中央政府特殊照顾的社会福利优惠。整段起头即明确地指出，首都居民所受到的政府照顾是独有的，原因在“生长辇下”，就是说，生长在天子足下，因而养成骄惰的习性，而不仅仅来自风俗的熏陶。在今天看来，这种优惠的程度令人吃惊，住房基本上完全被政府包了，甚至可以整年不交一文房租。这里，房产权并没有很明确地说明，可能是政府的公房，也可能是私房，但政府下令私房主人蠲免掉房客所欠房租。各种税收也多被政府蠲免掉，

　　政府甚至全年收不到从事商业活动的居民的一文钱，结果，政府常常不得不把亏空的项目耗费顶了下来。

　　这样生活在临安的居民简直太舒服了，不止如此，从上面的记载里还可以看出南宋首都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事业相当充分，名目繁多。例如，政府在盛大节日庆典活动时，向首都居民发放叫住“黄榜钱”的赏钱，有钱的富人家还经常资给贫户银钱，当上大官了，还得发送“抢节钱”给居民，有点类似今天某人“进步”了，或事业有成，几个哥们姐们闹着要他招待一样，不同的是，大概招待的对象不一定是熟习的哥们姐们。最值得注意的是，首都地区已经有了“施药局”，免费为穷人看病提供药物；有孤儿院“

　　慈幼局”。成书大约比《武林旧事》早十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 AD)的吴自牧的《梦梁录》里，还特别强调了南宋临安府所辖钱塘、仁和两县政府设立“慈济局”的目的是抚养那些“陋巷贫穷之家”的小孩或孤儿、弃婴，把他们“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有养老院“养济院”，收养“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乃丐者等人”(参：《梦梁录。卷十八》“恩霈军民”条)；死亡如无亲朋收殓下葬的，政府还设“漏泽园”专门收殓下葬的事情。

　　我相信，在南宋灭亡几十年后才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已经在欢呼天堂一般生活着的“行在”(即临安)人民，如果早来中国几十年看看南宋首都的人民生活，不知道会吃惊到什么样子。难怪美国一个汉学教授要说，倘若要他选择几个最舒服的时代去生活，其中之一就是南宋中后期。

　　不过他也应该清楚，他得生活在首都，出了首都之门，他想要过的悠闲日子的生活水平大概要打个折扣。首都的舒服生活是靠了剥削地方的钱粮换来的。按照《梦梁录。卷十八》“户口”条引《乾道志》，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AD--1173 AD)，杭州总人口约为55万，到南宋末的度宗咸淳年间(1265 AD--1274 AD)(引《咸淳志》数据)，杭州总人口增长到约124万，也就是说，南宋当局的广泛社会福利政策普惠于一百多万人的大城市(包括它的农村地区)，这是一项不小的财政负担，这个负担，就连规模小的现代化国家都不一定能撑得住。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的发达，但也酿成了南宋后期的腐化和财政军事的拮据。

　　在这么好的福利政策下生活的杭州市民，自然就有了很好的物质条件来发挥他们各种兴趣爱好，据《梦梁录》载，杭城有所谓文人的西湖诗社，参加者是有钱的缙绅和外地流寓京师的儒士；也有喜欢体育运动的人组成了武社，南宋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里也有类似记载。一般说来，这类人对发展文化还是有用的，不能一概称为寄生虫。

　　《梦梁录》里还记载了杭城里有一种“闲人”，这类闲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食客”就存在了，历朝都有，只是承平时期尤多。老舍《正红旗下》就写了这类清末闲人的生活，《红楼梦》里贾雨村搞烂了的时候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儒林外史》里的权勿用，《金瓶梅》里的任伯爵都属于这类人。这些闲人惯于“打秋风”，依附豪门做个陪笑脸、凑趣的人讨碗饭吃。有些还不错，还有能力当个有钱人家的启蒙西席。混得比较差的，就只有给公子哥儿当个走狗。干一些“擎鹰架鹞，调鹑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参：AZTGB《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条)。

　　《武林旧事》还指出有种叫住“游手”的人存在，比起闲人来，游手又要等而下之了。游手基本上等于社会渣滓，专做放刁耍滑，骗人钱财一类勾当，比如招几个娼妓，装成某财主的妻妾，然后去勾引那些人生地不熟刚到京师来的外地土老冒，等勾引刚要或初初上手，他们一伙突然出现，以破坏贞操要挟土财主破财。这类故事由于有男女故事参乎其间，在不是当事人看来，显得很有趣，在话本小说里常有描写，解放前上海“拆白党”就耍的这类把戏，估计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也有新的表现。恶劣者自然就是那些地头蛇、坐山虎了，按记载，杭城地方政府组织了力量进行打击。

　　总之，由于南宋朝的经济生产的空前发展，支持了首都的高度社会福利事业，其福利事业超过了同时间的欧洲封建制度国家，有些甚至到今天都显得过了份。南宋当局对首都居民的特殊补贴制度降至明清，再到人民共和国时期，仍可看见其痕迹。

　　南宋对首都的高度福利政策，也使京城里从上到下养成了骄奢的生活习气，从而助长了上下统治集团以至首都老百姓宴安江左，不思恢复，沉湎在剩水残山之间的颓丧。

　　注：周密(1232 AD--1298 AD)，字公谨，号草窗，山东济

　　南人，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末为临安府幕属，充奉

　　礼部，两浙运司椽，监丰储仓，义乌(今浙江义乌)令，宋

　　亡不仕元。周密是南宋末著名词人，亦能诗。他的著述甚

　　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武林旧事》，极尽南宋首都的社

　　会生活与当时的风物人情，是研究南宋民间历史的一本重

　　要野史。他的另一部著作《齐东野语》是他认真的笔记，

　　其中保存了不少AZTGB南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