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对希腊罗马民主的看法 -- klxn

为什么研究罗马？

《罗马讲义》（2003年春 北京大学）第一部分

林国荣

如果哲学真的象柏拉图所下的定义，“学习面对死亡”，那么我实在看不出还有谁比霍

布斯更哲学化，他的《利维坦》与其说是教读者立国之术，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千方

百计地训练读者去面对死亡。至于上帝，我只能说，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清楚，我只是

人，神不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以前只是听说霍布斯早年翻译过修西底德，并且亲自作

了一篇很伟大的序言，刚刚看到这个序言，果然是传说中的那种序言。见识过这篇序言

，我万分感慨，从这个序言里我们看到一个近代作家是如何通过曲解一个古典作家，以

达到自己的目的。霍布斯的这种曲解手法并不独特，他只是一个漫长思想历程中的一个

称不上显著的标志。在他之前，我们能看到15、16世纪的作家们是如何改造古罗马史家

塔西佗的Germania，来完成各自的民族身份认同的；R. Hooker是如何通过曲解公元4世

纪的基督教作家Eusebius的Ecclesiatistical History 来写作自己的Politia Ecclesi

a的；我们也看到Marsilius是如何通过曲解基督教的公会议理论来写作Defensor Pacis

，Marsilius的这个曲解让后来的孟德斯鸠高兴不已，让卢梭倍感伤心，这个曲解给Con

stant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却招来Action一顿痛骂；在霍布斯的同时代，我们看到斯

宾诺莎是如何通过曲解《旧约》，完成自己的《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的这个曲解直

接促使洛克向Filmer发起攻击；我们更能看到休莫是如何通过曲解Plutarch的《道德论

丛》，为自己的《人性论》作铺垫，然后又在《英国史》一书中对自己的曲解行为作出

辩护和修正。在这项辩护中，休莫强调：我们的曲解是以真正了解古代作家为前提的，

我们之所以曲解，是因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都是

正统的古典作家。休莫的这番话向现代读者提出了一项非常苛刻的要求：我们不能仅仅

知道这些作家们说了什么，还必须在内心里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否则，结局将会非常

悲惨和荒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确实看到了悲剧的发生，我们看到Rawls是如何顺理

成章地把康德的先验理性假设运用到公共理性空间；我们也正在越来越多地看到，那么

多的人几乎是毫无头脑地从休谟推出哈耶克。

***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军LYSANDER攻陷雅典，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三堵城墙中的一堵被拆

除（另外两堵是跟雅典同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墙、以及后来的罗马城墙），伯罗奔尼撒战

争草草收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文明在政治上的终结，至少希腊人自己不这么看。

早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第二代立法者、政治家梭伦造访埃及，在著名的拉美西斯神庙中

，梭伦同当时的埃及最高祭祀进行了一次三天三夜的长谈。谈话结束的时候，埃及祭祀

告诉梭伦说：“雅典人呀，你们永远是小孩子。”这个判断决定性地主宰了梭伦之后长

达2500年的西方政治命脉。这个判断在卢梭的第一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

于淳化风俗》中，达到了政治理论上的颠峰；在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著名的“哥蒂

斯堡演讲”中，这项来自古埃及的政治命题达到了其政治实践上的颠峰。当然，这项评

判也深深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梭伦。为了弄清这个命题的含义，年近8旬的梭伦进行了一次

为期10年的漫长游历，考察了包括波斯、吕底亚在内的非希腊蛮族文明。公元前6世纪快

结束的时候，老迈不勘的梭伦返回雅典，这位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向雅典人民

总结了他的心得，他说：“公民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因为我们的祖先曾

经无情地毁灭了特洛伊古城而感到羞愧，我也知道，你们中还有些人的内心还生活在荷

马的阴影之下，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过分地表达了人的力量，是对神的蔑视，

因而担心神的惩罚，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本人游历了目前正在

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文明，我也对已经消失的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对于目前还活在

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以及我们希

腊人事实上都可以平等地宣布自己是神的后代；但是在所有这些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

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

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

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成

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我个人已经享尽天年和荣誉，死亡

离我越来越近，我也更加直接地走向诸神，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文明和自由只有通

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我们希腊

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热爱自由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骄傲也超越了所有民族，正因

为如此，我们的祖先才遵循神的指引勇敢地拿起武器，击败了强大的HECTOR（特洛伊国

王）。一个帝国的诞生首先意味着要在混沌不清的人群中，清楚地划分出征服者和被征

服者、划分出敌人和朋友；对于被征服者来说，遭受奴役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好人

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对于征服者来说，建立并维系一个帝国，这个经历将更

加痛苦。帝国本身蕴藏着死亡的种子，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我们的祖先

将特洛伊人的城墙夷为平地，在将来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雅典头上。永恒

这个词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终究要灭亡的命运并不能妨碍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把

自己的文明推向伟大。因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能做到两件事情，就算是伟大：1，想想

自己的祖先；2，想想自己的后代。”（美国第三任总统John Adams的就职演说就是拿这

句话开篇。）

对于当时一直生活在波斯帝国阴影下的希腊人来说，梭伦的演讲无疑是传达了一项魅力

无穷的政治信息。公元前5世纪，雅典领导人Themistocles率领由穷人组成的雅典海军，

在萨拉米斯一举击溃波斯舰队，而后在雅典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治，将希腊世界的帝国

理想推向顶峰。Themistocles 的继任者Pericles在他的葬礼演说词中系统地论证了雅典

人的帝国理想，他向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雅典公民强调：“英雄有大地作他的坟墓。

”雅典人的帝国理想在葬礼演说词中达到了成熟形态。（攻击老吴：因此我们读《伯罗

奔尼撒战争》千万不能仓促得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论：1，如果单纯关注修西底德

所记载的历史人物的SPEECH，他们确实是在争辩谁是正义的问题；但是，《伯罗奔尼撒

战争》不是《理想国》，我们不能仅仅关注SPEECH，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DOING上。

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的行动，我们不难发现，雅典跟斯巴达之间的这场战争发生在希腊文

明内部，他们争论的问题与其说是谁是正义，倒不如说是由谁来正义的问题；2，修西底

德本人的意图根本不在于论证“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一个政治命题；这个命题本身非

常古老，他的经典论证者是诗人荷马和Hesiod（Works and Days）。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修西底德是史家，不是诗人，在这一点上，他和哲学家柏拉图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柏

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五卷毫不留情地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而修西底德更进一步，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篇就宣称，他所记载的这场战争要比特洛伊战争伟大得多，暗

含的意思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者、史家修西底德，要比特洛伊战争的叙述者、诗

人荷马伟大得多；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比诗人伟大得多。而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我们不难注意到，修西底德从来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哲学家，而在他那个时代的雅

典大街上，随时都能见到苏格拉底、芝诺、彼达哥拉斯这样的哲学家在四处游荡；他只

提到过一次哲学家克里托丰，这个人在《理想国》中出现过一次，修西底德提到他，是

因为克里托丰当时是参加雅典对科林斯海战的浆手。修西底德的意思很明显，史家不但

比诗人伟大，比哲学家更伟大。荷马是他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敌人，哲学家在他的历史中

，甚至连出场的资格都没有。――以JANUS双面神，取代拉斐尔的壁画。）修西底德的真

正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是个庞大的问题，西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个北图也装不下，这

也不在咱们讲课的范围之内。下面回到正题。

梭伦的演讲实际上也暗含了对荷马的攻击，但真正对荷马的诗人话语构成致命颠覆的另

有其人。有文献记载的主要包括：Hecataeus( 流传下来的著作是《地理志》、《历史》

，他生活在梭伦之前，是目前可以考证的希腊最早的史家；Hellenicus, 根据Heraclit

us记载，这个人的著作有三十多种，但留下来的只有《阿戈斯的赫拉女祭祀》，这个人

和梭伦差不多同时代，也是Herodotus所开创的历史方法的先驱，西方史学界有句格言说

“希罗多德之前还存在希罗多德”，就是指这个人；Herodotus、修西底德、Xenophon这

个人应该是希腊文明所造就的最伟大作家、Timaeus、Diodorus、Arrianus、Appianus、

Procopius、Agathias，可以把这个脉络称为希腊文明的历史脉络，这个脉络一直延伸到

公元后四世纪的拜占廷的庞大的Greek East古典学派，当时基督教已经获得Constantin

e The Great的认可，这个学派和来自罗马的Latin West古典学派一起，和以Augustine

、Philo、Eusebius、Plotinus为代表的基督教教父进行了殊死搏斗，为捍卫古希腊、罗

马的异教古典文明抛头颅、洒热血，这场搏斗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惨烈、最深刻、

影响也最大的搏斗。这些人的斗争是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支撑、也没有任何上层建筑配

合的情况下，完全凭借个人信念进行的，搏斗的结果是：他们成功地保存了部分古典文

明，没有被基督教徒毁灭，他们取得这项成果的代价是在随后的千年时间中保持沉默，

基督教的历史写作取得胜利，圣徒传记取代了国王、将军、政治家传记，教会史取代了

文明史。最终，对神的信仰取代了来自人类自身的自由判断。公元1400年文艺复兴在意

大利崛起的时候，Petrach责怪这些人没有什么创新，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保存部分

对于古典时代的记忆，即使没有什么创新，也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可以考虑一下，如

果没有他们的殊死搏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本身，无法想象Marsilius的Defen

sio Pacis 和Hooker的Politia Ecclesia 为什么能够在探讨神圣事物的名义下，成功地

复兴并捍卫了即将到来的近代欧洲世俗生活潮流；无法想象为什么Thomas Moore的《乌

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灵顿的《大洋国》在时隔千年之后仍然能够轻松地

回归古典城邦；也无法想象为什么Milton为什么能够在Aeropagitica中成功地以圣保罗

的名义，摧毁圣彼得；又以圣彼得的名义摧毁圣保罗，由此，为两百年后为霍布斯回归

修西底德、塔西佗、准备好了道路；为洛克发起对Filmer的决定性攻击，准备好了武器

；也无法想象为什么在16世纪的欧洲，当所有人都沉溺于宗教战争的时候，在旧制度下

的法国，Jean Bodin能够成功地借助Machiavelli力量，在The Method of Easy Compre

hension of History中，奉劝当时的法国国王模仿古典时代的政治家们，以政治家的方

式对待宗教战争，这种方式的特点最后由卢梭加以刻画：“面对如火如荼的宗教战争，

亨利四世召集天主教和新教双方开会，会上，亨利决定结束这场无聊但有害的宗教战争

；于是他装出一副非常虔诚的态度打听双方各自的教义。新教方面承认信仰天主教也可

以得救，而天主教方面则否认信仰新教可以得救。于是，亨利四世决定信仰天主教。”

天主教徒刚开始欢欣鼓舞，但后来才明白亨利作出决定的理由：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脱

离不宽容的宗教，一切宗教都应当把公民的义务奉为第一义务。卢梭的这个描写出现在

他的第三论文《社会契约论》最后一卷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这无疑是人类政治史上最

壮丽的一页：气息微弱的古典历史脉络，在千年后和庞大的社会契约论脉络联手，拉起

了一条跨越基督教千年的统一战线。这两条脉络由霍布斯开始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引

导并塑造了旧大陆和新大陆所有政治生活。在今天，罗尔斯、哈贝马斯凭空伪造公共理

性、交叉（往）理性，重新入侵人类文明的血脉，手法跟基督教教父伪造圣徒传说和教

会圣史的手法完全一样，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入侵者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终结，除非历

史本身象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约翰?罗尔斯或者于尔根?哈贝马斯这些人类文明

的敌人所盼望的那样彻底终结。)

希腊知识界的这条历史血脉如果一直走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指望他们最终象后世的文

艺复兴那样，造就出一个象马基雅维力这样一个头脑清楚、思考宽广的人。可惜这个系

列在公元前4世纪初的地方发生了一次令人惋惜的转折。这个时候，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

的力量在长期内部争霸战中日趋衰弱。这时候希腊世界的政治命运，事实上再也没有能

力支撑由梭伦、Themistocles、Pericles三代领导人共同塑造的帝国理想了。最早看破

天命的还是希腊史家。公元前4世纪初，Nepos写了Generi Alienias《外邦名将传》，这

是个标志，标志一直追随祖国政治命运的希腊历史学家们已经感到希腊世界的天数已经

走完，最敏锐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异国他乡，寻找帝国命运的继承者。这个时

候，从中东一带流传过来一个预言，说：“帝国来自上帝，他想给谁就给谁。”（《旧

约?但以理书》）对于当时已经深深体验了命运无常的希腊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预言加

深了他们的末世情感。黑格尔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才肯展

开他的双翼。这个格言再好不过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希腊历史学家们的内心状态。只是在

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梭伦的演讲并不是讲给希腊人听的，希腊世界从来没有获得一

次体验帝国命运的机会。历史学家们纷纷在绝望中出走他乡，寻找帝国命运的真正继承

者。雅典成了哲学家们的乐土。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禁止任何人赞美雅典、赞美

政治家梭伦、Pericles，但历史学家们做不到这一点。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所暗示的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对立成了现实；从这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在中世纪古典史

学销声匿迹，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成为教会的支柱；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

洲作家几乎不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即使提一下，也是为了发起攻击，最著名的，比

如培根在《新工具》和《新亚特兰帝斯》中发动的对希腊哲学家系列的猛烈攻击；霍布

斯在《利维坦》中发动的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攻击；在洛克的《政府论》中，根本见不到

希腊哲学家的影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差不多是历史学家的天下，而他的《波斯

人信札》则以一个波斯野蛮人的眼光来评判欧洲，在《信札》中，希腊哲学家的地位甚

至比远古的“洞穴居民”还低，这一方面暗示了对柏拉图阐述于〈理想国〉中的“洞穴

比喻”所建立的人类智慧等级体系的彻底反转；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希腊哲学家的大敌

波斯人的最终回归。

孟德斯鸠的灵感来自希腊的另一位史家Xenophon。色诺芬和柏拉图一样，曾是苏 格拉底

的学生，写有〈回忆录〉和〈家政〉，叙述他向苏格拉底求学的经历。但最后，色诺芬

辞别苏格拉底，追随波斯王子小Cyrus，意图进行一次帝国征服战。但不幸战败，小Cyr

us战死，色诺芬率领希腊军队撤回希腊，这次战斗记载在色诺芬的Anabasis〈远征记〉

中。还写有Hellenica〈希腊记〉，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剩余的7年。最能反映色诺芬想

法的是他晚年的Vitae Persia〈波斯王列传〉，只有一篇流传下来。色诺芬以波斯王的

传记结束了自己的写作生命和生命本身。在色诺芬之前一百年，古代三大悲剧家之一的

Euripides曾经写过一部同样以波斯为主题的悲剧The Persian，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

，可以发现：Euripides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他的同代人Herodotus的看法，把波斯帝

国同波斯人分开来看，认为波斯帝国虽然强大，但波斯人却很愚昧、懦弱、基本上还是

生活在国王之下的奴隶；希腊城邦的力量虽然不够强大，但希腊人热爱自由的生活方式

却优于波斯人，最终，他和Herodotus一样，认为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与其说是

因为希腊城邦的力量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希腊人生活方式的优越；在色诺芬关于波斯的

作品中，我们看到，希腊城邦不但在政治力量上逊于波斯帝国，而且希腊人生活方式的

优越性也遭到了否定，雅典人与其说是爱自由，不如说是爱平等；斯巴达人打着爱正义

、爱德性、爱和平的幌子，其实斯巴达是希腊世界最大的骗子和流氓，他们真正爱的是

利益，明显违反正义的事情斯巴达人不干，但触犯自己利益的事情即使再符合正义要求

，斯巴达人更不会干。在《希腊记》中，色诺芬嘲笑了那种认为人与政体可以分开的看

法，这实际上是在挑战从荷马到修西底德的整个希腊传统。人与政体可以分开，这样的

观念第一次表达在荷马的英雄Odysseus身上；在Herodotus的《历史》中得到系统阐述；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达到颠峰；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记》中再次捍卫了这项

原则，他评论说，雅典海军之所以能够在Salamis击败强大的波斯舰队，这完全是由于T

hemistocles个人的聪明和机智，他成功地欺骗了雅典平民和贵族，把他们从陆地骗到海

上。在人与政体可以分离这个信念上，我们看到，诗人、史家和哲学家是站在同一条战

线上的，色诺芬是个非常孤独的例外。色诺芬指出，在希腊世界，人与政体分离的情况

的确随处可见，但是这与其说是体现了政治判断的原则，倒不如说只是一些政治现象罢

了。这些政治现象本身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希腊城邦政体本身的产物。很难说色诺芬的

这个观念是不是启发了后来黑格尔关于“在地上行进的世界精神”，但这个观念在近代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确构成了从意大利的Boccalini、经过Machiavelli

、Guicciardini，一直到Bodin发展成熟的“国家理由”说的古典先驱，“国家理由说”

和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法脉络构成了近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的两项遗产。

他们联手终结了文艺复兴早期由Brunni、Thomas Moore、Harrington、莎士比亚所掀起

的对古罗马共和政体的不切实际的模仿，也彻底终结了基督教复兴神权政体的最后一线

希望，最终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稳步发展。只是在启蒙运动尾声的时候，卢梭

在他的小说《新哀漪洛丝》中试图向色诺芬发起挑战，但这个挑战不但欠缺说服力，反

而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后来让黑格尔抓住把柄嘲笑了一通，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

革命》时候，对同胞老前辈孟德斯鸠非常依重，从来不提卢梭，尽管大革命跟卢梭密不

可分，原因就在这。目前中文系的后现代叙事、哲学系最传统的本体论研究和最时髦的

现象学，也正热火朝天地试图造反，结果怎样，我觉得政治系的学生心里最清楚。

色诺芬的这个观念在近代欧洲表达了希望；但对色诺芬本人来说，是绝望的象征，希腊

世界的政治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地结束了，这种绝望迫使色诺芬将波斯理想化。但波斯显

然不是天命的恰当继承者。这一点色诺芬本人不是不清楚，在Anabasis中，色诺芬把自

己追随的英雄波斯王子Cyrus的死刻画得非常荒诞、非常戏剧化，这事实上是色诺芬在嘲

笑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最终率领希腊雇佣军团逃回希腊，逃跑的速度让波斯人感到无限

吃惊。在色诺芬之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离开雅典前往叙拉古，试图教育叙拉古的

小王子Dionysus，结果被Dionysus的父亲，叙拉古国王老Dionysus大家嘲笑，苏格拉底

的这个学生返回雅典，颜面扫地，闭门不出，一直到死，他就是柏拉图。

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天，柏拉图的学生，希腊逍遥学派的掌门人、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离开雅典，前往马其顿，向当时的马其顿小王子进行了一场秘密的政治教育，这个小

王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亚里士多德的这项努力也是希腊世界帝国理想的最后一

次表达。亚里士多德究竟向亚历山大讲了什么东西，后世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能够肯定

：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是希腊文明教养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对修西底德的悲观情绪感到

不满，他对历经Themistocles和Pericles两代杰出雅典领导人，而培养出来的帝国理想

仍念念不忘，他不相信曾经如此辉煌的希腊文明就培养不出一个象样的帝国政体，他代

表希腊世界把希望寄托在希腊近邻马其顿身上。希腊世界的政治野心家们迫切地需要亚

历山大大帝这一把“利剑”，去征服世界。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出征前，给老师亚里

士多德写信说：“如果一个人总是学生的话，他就没有很好地报答他的老师；我将凭这

样的信念征服世界：对敌人的要求是无限的。”亚历山大的确征服了世界，但是这种征

服与其说是征服，倒不如说是简单地走一趟；亚历山大给被征服者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

的马其顿方阵，而不是希腊文明；与其说亚历山大是个国王，倒不如更恰当地说，他是

个将军；他的征服与其说是凭借希腊文明的力量，倒不如说是完全出于他的个人意志，

他进行这次征服的最终目的是和Achillius一比高下。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帝国立刻瓦

解；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个体更长命，他的帝国仅仅是他个人意志的表达。马克思的评

论一针见血：“希腊内部极盛的时代是Pericles时代，外部极盛的时代是亚历山大时代

。”亚历山大的死标志了希腊世界从内到外的彻底终结。

在《亚历山大远征记》（卷7，章15）中，Arrianus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行军途

中，亚历山大偶然碰到一条民用船只，船上的人引起了亚历山大的好奇，他只身尾随这

条船，对船上的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亚历山大注意到这些人勤勤恳恳、做事情有条有

理、禀性刚强、热爱自由、深明合作之道，当他听到船上的人在谈论他们自己国家政体

的时候，亚历山大评论说：这些人将来一定会强大起来。他派人打听这群人的来历，得

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罗马。一年后，亚历山大在巴比仑病死。

希腊世界最终没能实现梭伦的政治预言和政治理想。我们站在今天回顾历史，不妨这么

说，梭伦的政治预言是特别讲给三个民族听的，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没有

辜负梭伦，这是可以肯定的；对今天的人来说，罗马人生得太早，我们对他的记忆困难

重重；美国人生得太晚，就象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生死战》中所说，“你尽可能把美

国人想象成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他践踏你所有的感觉，做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坏事来

；激励人的尊严的既不是他的历史，也不是他的传统；然而，处理事务时他心中情绪饱

满，充满活力，这一点值得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羡慕。”对于这样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

人，他以后的道路会怎么走，谁都说不清楚。不管是罗马，还是美国，他们都不是《理

想国》。理想国是几个希腊哲学家无聊的时候花一天时间聊出来的，罗马跟美国是确实

存在的。理解理想国，只需要读一本书、注意区分对话者的真话和谎言就可以了；真正

认识罗马或者美国，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活得跟罗马一样长，或者更长。所

以，任何对罗马或者美国的谈论，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人的能力永远不可能真正认

清楚这两个帝国。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谈论才有意义。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有一条捷径，也可能是唯一合理的途径。既然不能单独认识他

们，不妨在他们之间作出比较，就能力所及来拓宽我们的认识。

我们今天愿意去获得关于一个古代帝国的知识，这并不是象培根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

获得知识上的装饰或者快感，也不是为了考古上的乐趣。美国的立体战斗群陈兵巴格达

，这多少令人想起了当年的古罗马大将TITUS，他于公元70年率领由龙骑兵、轻骑兵、步

兵以及标枪手、弓箭手、攻城槌组成的著名的古罗马军团陈兵耶路撒冷，在那次战争中

，三万罗马军队，迫使156万犹太大军和前来助战的5万阿拉伯骑兵无一人生还。事实上

，在古罗马漫长的千年征战中，罗马人已经使世界上各个民族在这样的军团面前养成了

安守和平的习惯，最后，这样的习惯发展成为本能。

美国走到今天，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越来越向古罗马靠近，这就是主动在国外从事战

争。马基雅维力在他的名著《君王论》中指出，古罗马之所以取得令世界上其他民族连

想都不曾想过的伟大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马人不害怕战争。罗马人民不但

不回避战争，而且还逐渐懂得了主动到国外作战对于培养自身政体的重要意义。美国现

在正在向全世界提出帝国要求，新罗马是新的，但这个要求本身却是旧的，它甚至是人

类决定从事集体生活以来，最古老的梦想之一。这个要求最早由雅典人系统提出，但是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雅典人的要求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要求。Pericles在他的

葬礼演说词中告戒雅典人民：雅典是希腊的学校。他审慎地把他的帝国理想限制在希腊

世界内部，也就是说，限制在一个文明内部。尽管当时的波斯已经是雅典的手下败将，

Pericles仍然没有让自己的眼光越出希腊世界本身。尽管如此，因为雅典的政体无法承

载这样的一个有保留的帝国要求，最终导致雅典自身在西西里的崩溃。

雅典在西西里败亡之后大概两百年，一支罗马军队再次登陆西西里，尽管这支军队因为

人数太少而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这支军队出色的作战能力、严格的纪律、以及异

乎寻常的自我改造能力，已经使比较聪明的敌对者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象罗马

政体的最伟大观察者Polybius所评论：这是罗马人第一次跨越本土、外出作战，这次战

争是罗马帝国的真正开端，命运注定了这支军队的统帅阿米乌斯将成为帝国的先锋官。

西西里国王希罗虽然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但希罗还是立刻派信差到罗马元老院，向

罗马人民陈述说，西西里愿为罗马人民效犬马之劳。对此，Polybius评论说：希罗是那

个时代最有智慧的国王。是罗马人第一次将帝国的要求在尘世上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

；后来继承这项罗马式帝国要求的有两个民族，大英帝国和美国。美国人，虽然象托克

维尔所强调的那样，是英国人的后裔，但这只能形容新大陆的第一代英国移民，而且还

要把波士顿地区除外。美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但并不是英国人的子孙。华盛顿的胜利

标志着美国人已经可以独立生存；《联邦党人文集》的诞生则标志了美国人民已经可以

自我生长和自我立法，而在托马斯?潘恩所发起的对埃得蒙?伯克的著名攻击中，美国

人已经开始享受新大陆改造旧大陆的快乐。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写作《联邦党人文集》

的美国国父们是化名Publius发表的这些旨在阐述美国未来政体的系列文章，而Publius

的原身正是古罗马政治家Publicola。这意味着新罗马与古罗马之间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

名称上或者美国国防部长的政治修辞上，这种联系有可能是深刻而隐秘的。我们大体上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具备关于古罗马的知识，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认识新罗马。

罗马的写作与希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希腊人的作品以哲学为主，罗马人的著作以历史

为主。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终结论的呼声在理论上占据主流，在实践上更是如此。越

来越多的人由于本性的驱使，已经准备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全人类开辟的“公共理性

”的非历史空间中，安享永恒的和平。阅读罗马，意味着阅读历史，阅读历史意味着我

们必须让眼光远远地离开这些非历史的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清清楚楚地追踪

这些非历史空间的来龙去脉、看破它们背后所隐藏的深奥而巨大的历史冲动。在ORWELL

的名著《1984》中，主管真理的“真理部部长”命令把所有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封存到“

记忆的洞穴”中，等候销毁；但在实际的世界中，前苏联古拉格群岛集中营的最后一批

死难者，拒绝神甫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作福音祈祷，他们明确告诉神甫：“我们不要

圣经，我们要NEMESIS的国王塔西佗。（古罗马的一个史家）”这批死难者拒绝来自天国

的安慰，对他们来说，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而彻底地认清这个世界，才是

最大的安慰。能赐予这种安慰的不是上帝，而是塔西佗；不是BIBLE，而是塔西佗的ANN

ALES。这批死难者走得最安静、最从容。他们的这种安静和从容并不是因为殉道者的英

雄情怀、也不是因为革命者的正义激情，更不是因为无辜者的巨大义愤，而是因为他们

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苏格拉底的死，是出于苏格拉底对城邦法律的尊重，苏格拉底告

诉前来搭救他的克里同，他之所以尊重置他本人于死地的城邦的法律，是因为他认识了

城邦法律的本身，也就是说，他认识了所有城邦的法律。格拉古（古拉格）的这批死难

者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无辜受难者向苏格拉底的飞跃，引导他们完成这个跨

度达2千多年的飞跃的人，是一个古罗马的史家。由于塔西佗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被超越，在钢铁一般的苏维埃帝国境内，格拉古群岛完成了理想国和罗马之间的完美结

合。有两个人关于塔西佗的评论最有概括性：一个是塔西佗的同代人Pliny the Younge

r，“我强烈地预感到你的作品是不死的。”（Letters, 33），后来霍布斯在谈到自己

的“利维坦”的时候，变相引用了这句话：“我强烈预感到我的利维坦是会死的，但是

，在它存在的时候，它是上帝”；另一个是孟德斯鸠，“这部作品不长，但它可是出自

塔西佗的手笔！塔西佗洞察了一切，所以概括了一切。”（《论法的精神》，卷6，章3

0，节2）这两个人的意图不在于仅仅评论塔西佗，它们可以用来评论所有的罗马史学作

品和作家，最终来说，这两个评论是针对古罗马本身而来的。

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文化意义

　　 李寒秋

　　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是我一贯非常尊敬的。在他的一本书――《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序言中有一段非常有深意的文字：“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西方思想历史，有时可能强调这一点：自由对专制的对峙，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雅典对峙斯巴达、马其顿，一次是美国对峙苏联，古代世界那一次是以自由失败告终，现代世界这一次是以自由侥幸险胜暂告段落。”（1）

　　朱学勤先生的文章道德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无远弗届。无缘亲聆先生之教诲，实引以为平生之恨事。虽然先生寥寥数语便道破了历史的本质，不过以晚生之浅陋，不能完全接受先生的观点。不仅是因为语焉不详，而且晚生认为先生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先生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过分地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似乎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斯巴达体制不能归结为专制制度

　　根据古代与现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看法，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应归结为某种宪政制度。斯巴达体制的基调是贵族共和制，在这种制度下，民主虽然是不充分与不完善的，但是还是有最高权威的。斯巴达体制内部分为几大权力要素，以两个国王，五个监察官（由长老议事会选举），长老议事会（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家族中挑选），公民大会（全体成年全权公民的直接民主）互相制衡。最后形成了寡头统治体制，由五个监察官控制一切。但是监察官还是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政治生活中还是以全体公民的大多数的意见具有最高的权威，至少宣战与媾和这种军国大事需要全体公民大会的多数同意。这种民主决策的程序与现代间接议会民主制也相差无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将斯巴达体制斥为专制制度是不恰当的。（2）

　　根据历史记载，斯巴达在它的存在的全部过程中坚持了立宪主义的传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摧毁了它的兵力所及范围内所有城邦的僭主制度与民主制度，而扶植寡头宪政制度。因为在斯巴达的统治者看来，前者是一个人的专制，后者是大多数人的专制，都不符合宪政的原则。这种见解也是相当符合现代自由主义原理的。因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多数人的暴政与一个人的暴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说不定更加为所欲为，无法制约。（3）

　　朱学勤先生对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宪政制度推崇倍至，但是对于古老的斯巴达宪政制度却极度鄙弃，恐怕在学术立场上不够公正吧？当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朱学勤先生和我们自己的爱憎与偏见：斯巴达是政治家与战士们的大学校和大兵营，要求全体公民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绝对服从以五个监察官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这种军事与半军事化管理风格的社会非一切自由散漫、目无领导的“臭老九”所能容身。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职业脱产的知识分子不会对斯巴达体制有任何好感，除了某些具有“哲人王”或“立法者”念头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外（4）。

　　名不副实的雅典民主

　　躬逢其盛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评论伯里克利当政时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度时，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5）看来只要是实行直接民主制，不管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还是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都通通免不了这种下场。伯里克利本人长得极象著名的雅典僭主庇拉斯特图，为此早年他曾经遭到民众的猜忌。而且伯里克利本身也具有僭主的一切才能和技巧。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评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他拥有独裁者的一切的特质、精力与技巧，而他站在我们一边。”这句话也可以丝毫不差地用在伯里克利身上。（6）

　　如果根据以色列著名的思想家塔尔蒙的观点来分析，那么雅典民主实质上就是极权主义民主的最早源头和典型。（7）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庞则一语道破――“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8）

　　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对雅典民主的不宽容性颇有微词，其中最能刺激知识分子的敏感脆弱的神经的就是苏格拉底因为特立独行的言论与作风而被民众判处死刑的故事。勒庞指出：“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9）

　　所谓的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之类的宣传完全是荒唐无稽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民主领袖们看来，这种团结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天条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与嘲笑的。雅典的所有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其实都知道雅典娜在关键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但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还是装模装样地去神庙祈祷，而置政治对手于死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他们渎神了。（10）所谓圣人神道以设教，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对此觉得厌烦和不可理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小心谨慎，只敢腹诽，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甚至还要完成一些官方指派的写颂诗的任务。所谓的犬儒主义，其实就是雅典知识分子们的典型生存状态，并不需要等到罗马帝国的大一统高压统治下才会出现。（11）

　　在伯里克利这位伟大的民主领袖当政的雅典民主全盛的时代，雅典人还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查祖宗十八代阶级成分的政治运动，将很多混进自由公民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变卖为奴。将近两万人的公民中，竟然查处了五千人，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见这些人的狭隘、偏执与残酷了！（12）其实所谓的直接民主制就是理论上人人平等，实际上互相瞧不起，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就是互相排挤与陷害的最佳时机。后来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墓上的演说，那样美化雅典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精神，是不是把这一段残酷丑恶的历史全部给忘记了？

　　雅典经济政治制度的双重属性

　　雅典政制的精髓并不能以自由来形容，而应该以全体特权公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来衡量。这种直接民主制必然带有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综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承认人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无论是作为这种平等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者理所当然的结论，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就是呼之欲出了。而这就是民主制尤其是直接民主制的实质与必然结果，它是与平等以及坚决地扶弱制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体制内部绝对有必要铲除那些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威胁的杰出与特立独行的人物，陶片放逐法的广泛实行就是最为典型的事例。

　　另一方面，雅典体制也呈现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雅典在第二次反波斯战争中获得全胜之后，建立了提洛同盟，之后将这个表面上平等的同盟变成了控制盟国的工具。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时代正是靠了勒索与剥削本国的奴隶和盟国――实际上就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才能够维持直接民主制的巨额的消耗。因为要维持甚至不断地提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要脱离体力劳动获得闲暇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这在经济上是极为浪费的。雅典把一些最需要时间与体力的工作但是又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如采矿业与金属冶炼与武器制造业，都将给了奴隶主们去承包。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制的工作时间，再加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因此实行彻底的奴隶制是势在必行。同时为了消除国内的阶级矛盾，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提倡殖民政策。这跟西欧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上资本主义起飞阶段压制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阶级，对外移民扩张，以调和内部矛盾的行为模式是高度一致的。（13）

　　在希腊诸邦中，雅典属于较早铸造金属货币的一批。（14）铸造金属货币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变革，因为货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杠杆作用是极为巨大的。因此雅典的金融工具优势由于其政治军事霸权的巩固而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为雅典以不平等的交换榨取其它城邦和蛮族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经济体制在城邦内部则导致了某些“资本家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奴隶劳动。这种奴隶劳动在采矿业与铸币业方面极为普遍，而这两种行业就是雅典经济财政力量的源泉。因此对外的经济金融霸权与国内的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体制是雅典统治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要价以维护的。

　　在上层建筑中，尽管雅典政制把民主权利扩大到了全体公民，尽管穷人担任某些低级官职已经有津贴，但是富人们依旧有效地控制了政权，民主领袖伯里克利本人就是雅典的最大富豪之一。雅典的将军们几乎个个是殖民者与大商人，修昔底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5）顾准先生指出“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商团是主力军。”（16）看来这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以舍死忘生的勇气去抢劫，再用抢劫来的东西体面地做生意，这就是那些古往今来的海盗殖民民族的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以雅典为最著名代表的古希腊殖民者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希腊人没有贩过毒）。

　　十九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雅典，商业消除了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若干区别。雅典商人的精神与现代商人的精神颇为近似。色诺芬告诉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商人把他们的资本从阿提卡大陆运走，投放在列岛中。商业使他们建立了货币流通。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迹象表明汇票的使用。”（17）这些交易手段与交易工具的使用与完备就必然意味着投机走私、偷税漏税与贪污贿赂等活动的盛行，最终又将导致贫富极度分化，破坏直接民主制的经济基础。

　　雅典与斯巴达为何而战

　　在雅典公民大会就是否继续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作战进行讨论时，伯里克利表现了某种厚颜无耻的本质。他对雅典公民们说，雅典帝国实际上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只能靠暴力维持下去，放弃使用暴力就意味着帝国的覆灭。（18）知今可以鉴古，伯里克利家族不就是一个商业殖民战争利益集团吗？伯里克利家族富可敌国，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19）不就是进行对外自由贸易以及到处建立殖民地利用野蛮民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与采矿吗？而且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本人就是大殖民者，在色雷斯拥有一座巨大的金矿。（20）

　　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还应该看出，雅典的巨额财富是靠以暴力为后盾的国际商业体系获得的。没有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交换体制，雅典的经济马上就会走向衰落。雅典压制了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帝国的附属城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自治的权利，实际上是在贸易上对它们进行打击和压榨。（21）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矛盾在经济方面的原因是雅典在经济势力扩张方面跟斯巴达同盟体系的海权国家和财政支持者科林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就是因为这两个城邦的对外贸易取向的经济模式是高度一致的，经济利益竞争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战争的间歇期，雅典开辟西方第二战场，去征服西西里岛最富庶和最强大的城邦叙拉古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长期国家战略的需要。（22）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文化和宗教情感上的领导地位。希腊诸城邦与其殖民地城邦之间的关系就象近现代史上英国与其自治领地的关系，虽然殖民地城邦内政上完全独立，但是保持了与母邦在宗教文化传统上的密切联系，在外交斗争中，一般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因此这些城邦在叙拉古的带动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基本上都倾向于科林斯所在的斯巴达同盟体系，与之订立了同盟条约，但没有积极参加战争。（23）

　　叙拉古当时也是实行与雅典类似的民主制度，由此也可以看出，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战，更不能归结为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二元对立的模式。雅典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同样是为了夺取其他城邦以及其他民族的财富，开拓新市场，获得经济利益。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新老殖民帝国也是如此行事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之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了西方古典文明的黄昏，近代欧洲人之间的内战――第一次欧洲大战也导致西方近代文明的黄昏。（24）

　　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是为了捍卫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以城邦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均势。斯巴达的比较单纯的政治军事霸权可以基本上容忍这种城邦本位主义的存在，但是雅典帝国的经济扩张与经济剥削的本质必将进一步窒息这种城邦自治的原则，将雅典帝国控制下的一切城邦降为丧失希腊人最珍视的传统独立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也是雅典帝国遭到其他城邦广泛痛恨的原因。后人应该清醒和不带偏见地认识到――如果雅典的霸权真的被当时希腊各城邦的人民广泛认同与接受的话，那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雅典又何至于一败涂地之后继之以一蹶不振？

　　古代希腊文明世界的两百多个城邦奉行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其生长、全盛和衰落的历史基本上被记录下来，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希腊文明之所以辉煌，也正是因为希腊文明世界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在希腊文明世界统一后，马其顿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没能再现希腊的辉煌。因此如果雅典统一全希腊，其结果也将类似，未必如某些一相情愿的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将是希腊文明的福音。何况雅典人并不想统一希腊，在希腊文明圈内对各城邦推行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他们只不过是想凭借军事与经济霸权把其他城邦变为永久的原料的供应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并在其中赚取超额利润罢了。

　　当然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长达数百年的霸权对希腊诸邦来说并非是天堂。但是斯巴达的霸权是有限的，因为它的统治手段和力量范围是有限的。斯巴达的严酷统治严格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基本上不干预其他城邦的内部事务。而雅典的霸权是无限的，也是因为它的统治、扩张与施加影响的手段完备精巧，商业和资本的力量无远弗届。把古代希腊文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然雅典的霸权更接近于令人窒息的大一统的局面，而且雅典攫取了最大权益，对其统治下的城邦不负担丝毫义务。尽管在军事上战胜了雅典帝国，但是斯巴达也不能统一希腊诸邦或者加以长久的全面控制，不仅因为希腊诸邦的强烈的城邦本位主义精神照样会对斯巴达帝国起限制作用，而且与雅典相比，它还缺乏经济与财政手段。其他希腊诸邦也没有人愿意过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和艰难奋斗的生活，就象后来比较富裕的东欧国家不愿意跟苏联人均贫富一样。而且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对于其他地区的希腊人来说是太矫情，太严酷了。有违温和中庸，有节制与平衡感的希腊传统精神。（25）

　　我一贯景仰的著名学者何怀宏先生在《雅典的兴衰》一文中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大会对处置战败城邦密提林的戏剧性讨论和行动与斯巴达对普拉底亚人的战争审判作了对比。不过，何怀宏先生对雅典民主制度多方维护，对雅典隐恶扬善，对斯巴达则相反，这在学术上不够公正与诚实。这种表现跟修昔底德和基托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修昔底德是不动声色，仅仅将两个事件先后叙述；基托是长篇大论，对雅典和斯巴达爱憎分明；何怀宏先生则是画龙点睛――“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26）

　　在处理密提林事件时，戴奥多都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固然表现了他的悲天悯人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质，但是绝对不能说明雅典民众的素质与觉悟。人道主义的原则竟然不能够直接表现，而要用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迂回手段，难道说明了雅典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只能够说明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真理和美德放在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享受和利润！所谓的雅典人民的大民主就是人民永不犯错误，法不责众，墙倒众人推。近现代东方知识分子在羡慕与惭愧交加的情绪下，在想象中任意美化西方文明的老祖宗雅典人的品行是极不明智与极不诚实的，有违“不疑处有疑”的先哲之训。

　　纵观雅典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战，（27）杀起人来一贯是良莠不分。雅典人后来在弥罗斯的大屠杀时所使用的措辞与希特勒有什么不同？不就是赤裸裸的恃强凌弱与崇尚暴力吗？倒是斯巴达询问普拉底亚人的话――“你为斯巴达做过什么？”（28）给人留下了坦白从宽和惩前毖后的空间。事实上，斯巴达人并不嗜杀。他们一般仅限于杀死那些顽固反抗他们统治秩序的人，几乎见不到斯巴达人为经济利润而杀人的历史纪录。

　　雅典为什么会失败

　　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个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29）虽然雅典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一般的原因决定了雅典最终不敌斯巴达，而且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全盛时代的光荣了呢？

　　首先，是因为斯巴达公民跟历史上的游牧军事民族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本身的享受欲望，具有强烈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30）再加上社会结构简单，具有平等人公社的氛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缓和，助长了集体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而任性轻佻的雅典花花公子们岂能与质朴刚健的斯巴达勇士相提并论，虽然在短期作战时，他们也能获得一些胜利。但是，一旦战争转入僵持阶段而且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便暴露出了软弱与自私的本质。在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与逐利经济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短期行为的政治家，也根本不是经过严格挑选与培养的深谋远虑的斯巴达战略家的对手。

　　与雅典人以暴力为后盾，尽一切可能扩张贸易与经济实力的政策相反，斯巴达统治集团为了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与职业政治家与战士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下令在交易中使用笨重的铁钱，因此商人们都不光顾斯巴达了。一切干扰权力意志和纯洁理想的奇技淫巧与声色之欲都被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拒之门外。在斯巴达，知识分子们最心仪的长篇大论和无病呻吟都被严厉禁止，斯巴达人只欢迎简短明了和有实际效用的军事化的语言，不希望那些毫无使用价值的废话来干扰既定方针的运行。因此在后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眼中，斯巴达完全是个人间地狱。（31）

　　雅典与斯巴达两种统治模式更为深层的差异在于斯巴达对盟国除了要求它们在政治军事上服从斯巴达的绝对领导以外并没有经济上的剥削，而雅典的外向型自由贸易体制因为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最后欲罢不能，不得不使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经济上的优越地位。雅典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象吃兴奋剂一样，最终煽动了国内的民意，导致投机与逐利的欲望水涨船高。同时雅典统治集团对盟国的诛求无已和在海外的无限扩张导致了盟国的背叛和其他强国的联合打击。例如斯巴达可以与波斯帝国妥协和结盟共同对付雅典，雅典就不能与波斯帝国如法炮制共同对付斯巴达。

　　斯巴达的胜利，本质上是存在着一个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符合国家安全与对外军事外交斗争的要求。雅典的民主制没有政治重心，因此民意随波逐流，朝令夕改，完全靠偶然选举的最高领袖的天才。斯巴达对公民的设计的确是极为严酷的，其人生设计的目标完全是争夺政治军事的统治权。相反，雅典更加全面与均衡一些，但是，那些文化方面的修养与才能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军事打击力，只是令后人为雅典文化的辉煌与雅典民主事业的颓败一掬同情之泪罢了。

　　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斯巴达团”。（32）这是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自由、欲望与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截然对立的，放纵欲望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非立即能够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只有在干坏事或者不名誉的事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想象力。放纵欲望也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只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软弱与糊涂，而且最终将颠覆一切高尚的理想与纯洁的社会。与伟大导师马克思对雅典民主体制的无限崇拜相比，他们这些晚辈们，在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的斗争中，对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醒现实了。

　　至于现代斯巴达体制的苏联失败于现代雅典体制的美国，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在现代人的眼里，人性至尊，欲望至上，决不肯为了道德上的完善而自我克制和自我损抑。在伟大先知马克思的最初设想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以无限释放和满足人的欲望为取向的（所谓公共财富的充分涌流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的现实斗争中又要求人们绝情寡欲，克己奉公，这本身就是矛盾。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知，对无限满足人类的欲望，具有过分乐观的天真，做出了过高的承诺。因此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两者争相比较看谁更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结果，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失望与厌恶。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了另一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隔不远而且极为类似的战争，即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的三次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罗马就类似于斯巴达，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后两者在文化发达与经济繁荣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两者。迦太基是罗马帝国以前的古代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远远超过了现代人极力美化的雅典），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全部的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得心应手。而且它从来就没有值得一提的叛乱，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僭主制，它极类似于现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33）

　　迦太基人也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及黑奴劳动与种族隔离制度极盛时代的美国极为类似。迦太基的历史上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盟友，这大概是因为迦太基垄断了贸易中心的地位，获得了惊人的暴利，不希望任何外人来分享财富。相反，罗马人尽管是贫穷的，却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他们的统治权。其对外政策的种族色彩并不十分明显，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经济剥削，这在布匿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终使得骄横不可一世的航海、金融、贸易与殖民帝国迦太基彻底地毁灭了。

　　罗马实行了复杂有效的同盟政策，全世界受压迫与剥削的民族联合起来，将迦太基商人剥削来的民脂民膏全部分光，让财富回到创造它们的人们的手中。相反，迦太基人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气量狭小，这样既不能获得稳定与忠实的同盟者，又遭人憎恨与嫉视。迦太基的盟邦由于被课收沉重的赋税，一有机会就要脱离迦太基的控制，因此迦太基最后是落得孤军作战的下场。当然，他们为保卫祖国的战斗极为激烈，但在当时其它的民族看来，恐怕还是为财富与财产权而战吧。在这个以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与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的宪政制度而自豪的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人为它感到悲伤，就因为这个国家自私自利，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它的财富与荣耀。

　　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遭到了天才军事家汉尼拔的屡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都挺过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为胜利付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穷二白，即便本国遭到毁灭，那也不是什么天大的损失。而相比之下，迦太基就缺乏这种勇气与意志，在他们投降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处境也并没有坏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挑拨罗马和它的同盟者之间关系的手段在那些比较富庶的南意大利地区奏效了，但是在那些比较贫穷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却没有什么效果。看来，越是富裕的民族就越是缺乏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就越不可能选择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战略行动。

　　后来在欧洲列强的反法战争以及法国输出革命与在全欧洲移植新制度的战争中，法国皇帝拿破仑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类似之处。在进攻英国的前夕，自命为罗马执政官老加图，叫嚣要毁灭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就象罗马毁灭迦太基一样。当然，拿破仑的事业功败垂成，因为英国人也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心一意扩大市场做生意，利用做生意挣来的利润专门收买大陆上的国家来为英国作战。这样一举而数得，最终拖垮了拿破仑帝国。

　　针对拿破仑战争的结局，贡斯当指出：“商业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过去的商业民族总是败在其好战的敌人手下，今天则能够成功地抵抗敌人，他们甚至可以在敌人中找到支持者。商业所产生的无数复杂的分支，已经使社会的利益超越了领土的界限；时代的精神战胜了人们企图冠以爱国主义称号的狭隘的敌对精神。

　　古代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对抗，注定要以败亡告终：因为事物的力量在与她作对。但是如果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今天，迦太基有望让全世界都站在她一边；今天的习俗和时代的精神将是她的同盟军。”

　　这段评论极为精彩、睿智与客观，不仅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拿破仑帝国的失败，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俄国大革命（二十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苏联为什么不能战胜美国。（34）

　　马其顿与波斯之战

　　不应该忽略的战争还有亚历山大的对东方的征服。马其顿的真正敌人并非是雅典等古希腊城邦，而是极度繁荣富裕的波斯帝国。马其顿人是希望获得财富与权势，对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倒没什么兴趣。他们对希腊人是既钦佩又轻视的，一方面是因为其文采风流，见解超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夸夸其谈，一盘散沙，自己都不能够统治自己，就更加不能统治其他的人了。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有限，除了利于航海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因此马其顿历代君主对希腊的控制是松散流于形式的。希腊诸邦，在经过长期的内战与混乱之后，在一个半文明化的蛮族的领导下，重新获得了当年自身处于蛮族时代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希腊文化在恢复了野蛮本性的同时，也恢复了青春活力和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迈气概。

　　当年波斯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在居鲁士的领导下崛起，战胜了米底帝国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时，不也是抱有这样的青春活力和豪迈气概吗？当年雅典和斯巴达领导希腊诸邦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波斯帝国，不就是因为他们当年与骄傲自大和骄奢淫逸的波斯民族相比正是处于质朴刚健的阶段吗？当古典文明历史戏剧的最后一幕――希腊人的世界霸权被罗马人取代――上演的时候，不也正是因为罗马人正处在那种朝气蓬勃与坚定自信的上升阶段吗？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繁荣富裕的先进者必然会腐化堕落而无力自拔，最后被那些质朴刚健的后来者所消灭。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例外。

　　历史何其相似 命运永远轮回

　　斯巴达战胜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马其顿战胜波斯，这三大历史事件都是比较贫穷的势力战胜了比较富庶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富庶的一方在战争中有更大的优势与选择余地，但是孟德斯鸠敏锐地指出：“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5）归根结底就是那些胜利者具有更为强烈与坚定的权力意志。

　　对外国的历史加深了了解，再来回顾本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秦国东向灭六国，跟罗马统一地中海文明世界一样，都是后来的野蛮民族居上，战胜了那些文弱精明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民族。秦国的胜利得益于猛烈的改革，摧毁了贵族的传统势力，人人在军功面前平等。这使得内部矛盾减少，上下同欲，可以一致对外作战。秦国是一个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平民主义政治的国家。至于六国，则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封建贵族政治的遗风，因此它们在这种全民奋起的总体战的风暴中被彻底摧毁了。那些比较富裕的东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是极为严重的，旧的贵族势力没有被摧毁，新的商人阶级又爬了上来。受着这双重压迫，恐怕那些贫民百姓内心中盼望着来自西方的解放者吧？虽说那些人野蛮残暴，但是至少可以少受一重压迫了。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比较先进富裕的民族每次都被那些贫穷落后的民族所击败，其实是因为大量的财富带来了贫富分化与腐败，整个社会丧失了凝聚力与战斗力。这样它们才会被那些有原始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其社会内部大致平等的形形色色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摧毁。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落后民族战胜了先进的庞然大物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好的组织，更严格的纪律，自我牺牲与平等友爱的精神。他们表现得更为机智勇敢与无私无畏，因此胜利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灵活的外交手段，明智的军事政策，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些因素在古代世界是比单纯的财富与文化更容易转化为征服的力量的。因此历史上总是记录着野蛮贫穷的军事游牧民族战胜了文明富裕的农业民族的故事，尤其是当后者处于贫富极度分化的没落腐化的阶段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斯巴达的霸权以及平等人公社之所以彻底瓦解，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帝国的同时也接管了雅典帝国的无限财富。而这些财富在助长享受的欲望的同时，必然将削弱任何一个政治军事团体的战斗意志与团结精神。

　　曾经有过的困惑与焦虑交织在一起的情绪都已经消失了，对于我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兵入关等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怨天尤人的愤怒逐渐转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的祖先是不够勇敢，不够正直，不够团结，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实在是不可避免。那些野蛮民族表现出了更好的素质，取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自身具有弱点就会被敌人利用与攻破，谁教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竞争呢？只有完善与提高自己的一切，才不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无可奈何，怨而不怒，哀矜勿喜吧。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也。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无比的热情与自信，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正是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而绝不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熟自制的古典主义的表现。古代希腊人身死国灭，背祖离宗，还能谈什么高贵成熟的古典主义精神？只有在历经了无数的苦难与幻灭后，还能够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来面对一切嘲笑与责难，平静温和地对待一切人，顽强坚韧地生存下去，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古典主义的精神。在历经了无数次希望破灭的噩梦后，人们也许会愿意象古希腊哲人所宣称的那样，去过一种节制、平衡与清明的生活，在为集体和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生活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亚理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36）其实这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崇尚的集体性的原则的最初来源。

　　朱学勤先生说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是侥幸，而且只是暂告一段落。对此我认为朱学勤先生的态度是公允和冷静的。美国的胜利，并不是自由与正义本身的胜利，而是欲望的胜利。而放纵欲望最后的结局就是把智慧与同情心都从人们的心中赶走了，剩下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仇恨与不可消除的嫉妒。朱学勤先生还认为“自由并不是必然胜利的，从几率上说，它的失败可能比对方更大。我的历史观总有挥之不去的悲观成分，与这一点密切相关。人这样的生物，能不能始终守得住自由？太难了，近乎对神的要求，我不敢乐观。”（37）

　　既然自由是这么珍贵稀有，难道就只是说明了它只配给少数统治者以及少数统治民族所享有吗？自由又到底是什么呢？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又怎么可能指代或者囊括一切自由呢？为什么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就不能够算是自由呢？实质上，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就等于所有的人都不享有自由。只有使用各种手段使一部分人失去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才能凸显出重大的意义。因此等级制的自由也就是等级专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归宿。

　　“失去了自由主义大一统的终极理想，留给自由主义者的是冷冰冰的权力关系与残酷斗争的事实。最后发现，所谓的自由状态，无非就是指的这种永恒的斗争本身。没有斗争，意味着权力已经窒息了一切；没有斗争，秩序就会封闭、僵化与凝固；没有斗争，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变化与进步；没有斗争，那将是彻底的毁灭，就像热寂的宇宙，一切都停止了。”（38）

　　既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自由主义终极真理，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地奋斗。人类的奋斗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总是在变成什么。这意味着，自由就是斗争，自由就是责任。只有在奋斗与创造中，人类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永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投入到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的伟大斗争中去，这既是维护自由的手段，也就是自由本身了。”（39）

　　为满足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欲望，人们处在永恒的竞争中。而激烈的竞争使人们失去了朋友与兄弟，过度的贪婪将使人们丧失现有的一切，人类的狂妄与无情将毁灭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所有仁人志士们一切捍卫自由与正义的努力都白费了。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最终就是正不压邪。因为人性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宇宙演进的脚步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人类文明的航船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就将倾覆。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在控制着这个世界上一切。一切都在轮回，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完成于2002年4月1日夜

　　注释：

　　（1）《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第5页，“思想者文库”，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2）、（3）参见《顾准文集》，138页，1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4）柏拉图就是古往今来无数对斯巴达体制持热烈赞美态度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体制与来库古立法为蓝本的。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0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谢德风 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

　　（6）转引自《大外交》，111页，（美）亨利?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可参见《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毛寿龙，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121页，三联书店，1995年11月。

　　如果说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因深受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影响而对雅典民主赞美有加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的破产后，思想界对雅典民主的看法就有很大的转变。自由主义者终于发现，自由与民主并非是天然绝对一致的，民主的形式也可以被极权主义接受。民主与自由以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张力是西方国家宪政体系矛盾的最主要内容。

　　（8）、（9）《乌合之众》，86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10）出征西西里的雅典将军亚西比得就因为在出征前夕，发生了雅典城内的赫尔密神像全部被毁的事件。此事被视为推翻民主政治的先兆，牵涉到了亚西比得。亚西比得在出征的途中被政敌召回受审。他知道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投奔雅典的死敌斯巴达去了。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二章“关于西西里的辩论”、第四章“亚西比得被召回国”

　　（11）雅典发生过数次流放或监禁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的事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雅典民主全盛时代里，由于伯里克利的搭救，他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好不容易才免遭监禁。伯里克利的另一位哲学家朋友普罗塔戈拉斯则被流放。伯里克利的儿子还因为伯里克利的吝啬作风引起的个人恩怨而向公众揭发了他与哲学家们的谈话（内容极有可能是以被当局禁止的无神论思想为主），为的是破坏伯里克利的名声。可见想见当时雅典舆论和思想管制的严厉。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之“伯里克利传”第32节、36节，“尼基亚斯传”第23节，（古希腊）普鲁塔克，商务印书馆，1990年。

　　（12）、（13）、（14）、（15）参见《顾准文集》216页，213页，152页，315页。

　　（12）详见“伯利克里传”第37节。

　　（13）关于这点里史学家论述甚多。较早的资料可参见《希腊罗马名人转》，“伯里克利传”第11节。

　　（15）雅典的以将军和九位执政官为首的大小官员们都是无俸禄的，这就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担任这些职务。见《雅典政制》第30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1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邦雅曼?贡斯当，“公共译丛”，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

　　（1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伯里克利政策的理由”。

　　（19）见“伯里克利传”，第14节。伯里克利声称自己愿意负担建造和装饰某座神像的全部经费，其条件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奉献。雅典人不愿意让他独占这种荣誉，同意公共负担经费，因此伯里克利最终没有为此破费，不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极为富有。随后普鲁塔克又指出伯里克利在公务上非常廉洁，在家庭中非常吝啬，这使我想起了清教徒的勤俭合法致富以及节约忍欲的精神，又想到了当年美国头号富翁洛克菲勒对子女也是非常小气。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人性总是人性”，过去所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

　　（2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页。

　　（21）麦加拉城邦的代表在斯巴达同盟体系的代表大会上对雅典进行了控诉，说他们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港口以及雅典市场本身之外，这是违反公法和希腊各族间的契约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六章“在斯巴达的辩论和战争的宣布”以及“伯里克利传”第29节。

　　顾准先生指出，“雅典公民，不仅有机会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见《顾准文集》212页。

　　（22）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雅典就派遣了一支舰队到西西里去。名义上是去支援与叙拉古发生战争的雅典盟邦林地尼，实际上，雅典的真正战略目的是阻止谷物从西方运到伯罗奔尼撒去，以及初步试探能不能占领西西里。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六章“雅典人在西西里和弥罗斯”。

　　（23）也正因为如此，科林斯对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对它不够尊重，绝情寡义感到万分恼怒。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的矛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直接的导火索之一。

　　（24）这是历史学大师汤因比的观点。

　　（25）犬儒派的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在奥林匹亚看见几个罗得斯（Rhodes）的青年身着华服，他口吐出几个字：“装模作样！”当他见到几个斯巴达人衣衫褴褛，又说道：“更加装模作样！”见《希腊人》，113页，（英）基托，徐卫翔，黄韬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26）可分别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希腊人.》第八章“战火中的希腊人”，以及何怀宏先生的《雅典的兴衰――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笔记》（载《书屋》2002年第三期）。

　　事实上，普拉底亚人的自我辩解固然是振振有词，但是底比斯人对普拉底亚人的攻击也是句句在理。普拉底亚人自觉自愿地绑在雅典的战车上，从雅典的霸权中分享了残羹冷炙。当自身处于失败的境地时，便要求“首犯必办，胁从不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不保持城邦的自由、中立与独立？

　　斯巴达最后仅仅杀了二百个普拉底亚人，而且还经过了公开和正式的审讯，没有使用刑讯逼供，符合“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程序性正义”的原则。而雅典在密提林事件中就杀了一千人，还是在经过辩论放弃斩尽杀绝的政策之后。众多的学者对此视而不见，继续褒雅典而贬斯巴达。看来，观念先行，主义至上，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恐怕永远也不可纠正。

　　（27）就因为雅典人贪图金银财宝，因此被叙拉古人的敌人厄基斯泰人装富骗了一回。厄基斯泰人与叙拉古人的盟友栖来那斯人因为婚姻权利和一块土地的争执发生战争，于是便启动与雅典的同盟条款，要求雅典派遣一支舰队来援助他们。厄基斯泰人把全城以及从其他城邦借来的金银器具都集中起来，每家每户轮流使用，给来实地调查研究他们财富的的雅典官方代表团以极度富有的印象。在这种假象的诱惑下，雅典公民大会误以为发动远征西西里战争可以迅速致富，结果却导致了雅典的最终覆灭。详情可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四章“雅典人在西西里”。

　　（2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和第五卷第七章“战争的第十六年。弥罗斯人的辩论”。

　　（29）《罗马盛衰原因论》，102页，（法）孟德斯鸠，婉玲 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

　　（30）《希腊罗马名人转》，“吕库古传”第9节。

　　（31）掌握了欧亚大陆军事霸权的蒙古人也对知识分子极度鄙夷。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之低下打破了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纪录。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群只会读书当官，什么事也不会干的人，这些人完全是废物。因此就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流传了下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这种说法又添加了新的含义。

　　（32）参见《顾准文集》，258页。值得说明的是：写下了这一段文字后，为了核实顾准先生的说法，消除自己由来已久的疑问，我查阅了另外的参考资料。发现李卜内克西和罗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建立的革命小组叫做“斯巴达克同盟”或者“斯巴达克派”。马克思曾经热情赞颂过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是“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现代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组织是再合适不过了。顾准先生在这里显然弄错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非常微妙与精彩错误，倒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研究一番。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斯巴达克当年的起义如果成功，彻底推翻罗马奴隶主的统治。翻身以后的奴隶们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呢？如果不愿意再走经济殖民扩张和工业奴隶制度的老路，恐怕还是要建立象斯巴达一样的军事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看来顾准先生还是有一以贯之的超前眼光的。“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这是个困扰古往今来的一切革命者良知的永恒的问题。

　　不知道顾准先生是有意弄错，借古讽今，还是出于疏忽大意，遗漏了“斯巴达克”的最后一个“克”字。不过，不管怎样，偏见、疏忽和遗漏，未必都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往往都是有益的。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照样可以攀上真理的顶峰。当年初读顾准先生的时候，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虽然在记忆中模模糊糊是觉得顾准先生先生不够准确，但是当时宁愿相信是自己弄错了。因为顾准先生的看法极为精辟，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自己也因为接受顾准先生的观点而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独到观点。归根结底，事物的本质不会因为形式上的差错和细节上的不准确而改变。另一方面，人文学者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的处境、立场和利益来进行客观研究的。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的一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33）《政治学》第二卷第十一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67―70页。

　　（34）见《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35）《罗马盛衰原因论》，17页。

　　（36）参见《顾准文集》，397页。完整的表达见《政治学》第一卷第一节，《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第3页。

　　（37）《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5页。

　　（38）、（39）拙文《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作者：李寒秋　回复日期：2002-11-18　20:43:15

　　这篇文章重新发表主要是有位网友在原来的贴子上公布了一首词，写得尖酸刻薄，才华横溢，我非常欣赏。什么“一腔幽怨，直捣黄龙”之类的，原来的没有备份，希望能重贴。我好郑重答复。

作者：随意思　回复日期：2002-11-18　22:19:11

　　“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就等于所有的人都不享有自由。只有使用各种手段使一部分人失去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才能凸显出重大的意义。因此等级制的自由也就是等级专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归宿。”

　　 “既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自由主义终极真理，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地奋斗。人类的奋斗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总是在变成什么。这意味着，自由就是斗争，自由就是责任。只有在奋斗与创造中，人类才可能是自由的！”

　　 深刻。是富豪、强者、精英、富国、强国喜欢自由主义的底层原因。

雅典和罗马也并不比对手更“民主”

只是后来自由主义者神化藻饰而已。民主都是下层斗争来的。看看英国选举权的扩大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现象。

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位于巴尔干岛南部的希腊曾经诞生了无比辉煌的西方哲学、美学、伦理、数学、政治学、天文学，有西方学者这样说：“是希腊构成了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哲学，我们思维方式的出发点，是希腊发明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理性、政治、民主，一句话，是它赋予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重大特点。”偏偏在法学的领域，被古罗马后来者居上，成为绝大多数法律的可溯之源。几百年苦心经营高耸起民主政治的广楼大厦，本该是法学和法制生长繁荣最强有力的支撑，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轰然崩塌，只剩下一群数目可观的有着非凡洞察力和逻辑力的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比如斯多葛学派，充当了博大精深的罗马法体系的“巨人的肩膀”。

公元前12―8世纪，这个国家经由英雄时代实现了阶级的分化，也实现了城邦的建立和分立，于是在《荷马史诗》的末尾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希腊境内城邦林立的端倪。雅典，作为其中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一直高举奴隶制民主制的旗帜顽强对抗奉行奴隶制贵族制的斯巴达城邦。从公元前492―478年希腊赢得对波斯的战争起，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城邦制开始走向繁荣。雅典，自然成为希腊民主政治文明的典范甚至接近全部。以其法制入手，其实早可以看出希腊民主的死穴所在，正所谓“成也民主，败也民主”，我自认找不出更恰当的评语来总结这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

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是《德古拉法》。众所周知，这是一步凶狠残暴的法律，以严刑峻法著称。然而作为立法者同时也是雅典执政官的德古拉却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作为平民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正是这一点使《德古拉法》于残忍之外，具有了一点可贵的品质，即它是贵族的第一次让步和雅典公民的第一次胜利，为雅典政治从贵族制向民主制过渡奠定了基础，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萌芽。

公元前594年，新兴的商业贵族梭伦当选为雅典执政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表现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更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他以变法这种和平的方式解除了城邦对于特权阶层的困扰，进行了大胆的分权实验，结束了一贯以集权暴力才能结束的纷战和不安定局面。这种思路确立了雅典政治的成长方向，经过历任执政官不懈而坚定的分权努力，权力，终于是被掌握于勇敢智慧的雅典公民之手。

这次的改革立法被梭伦自称为“宪法”，它规定消除一切债务奴役制；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使是最低一级也有参加民众大会的资格；提高民众大会的地位；创设400人会议和陪审法院。这些举措极大地扩展了民主制施行的群众基础，更深层和长远的意义在于，这次立法改革开始了对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探索，它使原本被认为是莫名其妙的专断的政府权力表现为公众的同意，从而把雅典公民从被压迫的角色中唤醒，促使他们自动地依附于于这种“光明”的政治制度，并逐渐成为“城邦的政治动物”。

梭伦的改革是对古代权威的第一次重述，以对制度的改革从上而下地消解着传统的道德标准，揭示在希腊神话之外，还有另外的规则―譬如民众的合意―或许可以遵循。那时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还广泛地影响着雅典人的私人及公共生活，雅典人仍然保持着对宗教和神话高尚的信念。只是知识界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权威来印证他们快速成熟的智慧和理性。

伯里克利时代完成了从神话向科学的伟大转变，雅典的宪法和民主政治也因此走到了最高点。伯里克利宪法真正使权威从天上回到人间，使众神的意志下落为众人的意志而成为人们新的笃信，并且这种笃信是通向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与梭伦的改革相比，它在分权的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它甚至提出“权力应当普及到每一个公民的手中“的思想，如果不是它又规定只有雅典血统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从而将上万人排除在公民之外，这样的设想真可是民主到了极点；它把积极参加公共事务规定为雅典人的义务，以此巩固他们当家作主的公民意识；又为了保证民主制实行有一个稳固的物质基础，它极为看重保护劳动者的财产和地位，并以同样的谨慎保护富人的安全不受侵犯。具体的规定在许多外国法制史教材上都能找到，你会看到这部宪法的每一个字都表达了民主的企图。雅典人为了达到所认定的公民权力统治城邦的目标，已经不遗余力、浑然忘他。

忘他，是的，这就是雅典民主的问题所在，雅典城邦之所以只经过短短200余年的辉煌就迅速走向衰落，原因就在于此。雅典人完美地解决了国家世俗化的合法性问题，他们使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即使在两千多年后依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卢梭后来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终究不能代替洛克所提“现代人的自由”，公共生活的价值不能淹没了个人权利的存在，在任何时候权力都应该受到制约，不论它是掌握在专制者的手中还是公众的手中，否则只会败坏民主，导致暴政。雅典人对于直接民主的过分迷恋，让他们不能看到强大的民主背后所隐蔽的自由的因子，只能看到分权的美妙却忽视了制约与平衡的必要，于是虽然从君主专政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又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一种多数人的专政，成为集体僭主。这种专制的权力通过公民大会被放大了数倍，它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去，轰然一声，连呻吟都一并埋没在尘土之中。

更为可怕的是，公民本身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他们遵循自己的合意作为最高准则，再没有什么高于公民，再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们或哪怕使他们产生敬畏之心。他们沉醉在对权力的巨大享受中，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而免受道德或规则的约束。如果他们还愿意相信宪法，完全是因为这宪法说：公民权力高于一切。

权力最终使他们丧失理智。他们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处死了苏格拉底，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对邻邦发起的掠夺战具有了绝对的合法性，又以同一方式指挥战争并输掉了战争。此后，雅典一蹶不振直至最后被并入罗马版图。

在雅典的最后时刻，雅典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的失败，也曾经试图对民主作出一点限制，但在强大的民族政治记忆的惯性面前，他们始终无法真正地反思为什么他们的民主会导向反民主，为什么对于宪法的尊崇反而构成对法治的最大践踏和曲解？

民主已死，法治亦成梦。历史给我们留下思考，问我们：该怎样，才不会遭遇这样令人扼腕的反讽？

讲得相当有趣和有水平，有兴趣建议大家一看。不但长知识，而且轻松。

一般看法是，英国国会制度的起源于Anglo-Saxon原始共产主义，而不是希腊罗马。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类似于领主与佃农的关系，领主修筑城堡保护佃农维护秩序，佃农则上交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互利关系。如果因某种原因领主需要增加地租，比如通货膨胀或有强盗骚扰需要增加开支，领主需要召开会议,获得佃农的同意。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政治就是英国的Parliament。只有 House of Commons 有权决定征税。英国的所有国王都承认这一点。即使查理一世也只是认为国会批准征税后无权干涉政策的制定。但这一制度的问题是从16世纪起英国进入现代国家，国家政权的职能变得愈加重要，开支及税收迅速增长，当大多数人不满于国王的外交或宗教政策时，国会必然利用其征税的权力和国王讨价还价。17世纪英国内战国会将国王处决，此后当国王与国会发生冲突时只能退让，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民主制度。同时期法国投石党人失败，路易十四建立专制。这一切和希腊罗马并没有很大关系。

另外，英国国会制度的建立和 Magna Carta 并不是一回事。Magna Carta 更象是软弱的中央政权对地方军阀的妥协,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