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对希腊罗马民主的看法 -- klxn

我认为希腊罗马的民主可以说是世界民主制度的源头，民主制度和其他事物

一样，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这个从无到有的过

程比后面的发展要艰难的多，很容易中间就夭折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出现就是民

主夭折的结果，这个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侵略因素，但一旦建立起来了雏

形，就有了了进步和修正的前提。这一点同生物发展史很相似，从无生命到有生

命占了地球历史的大半时间，而从单细胞到人类发展的速度却是一个加速度的过

程，越来越快，民主也是，有了希腊罗马的民主的制度的基础，后面西欧的民主

化历史就有了借鉴和模板，可以不用一切都从头开始摸索。

也许有人说希腊罗马的民主是一种贵族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但是来源

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扩大选举面加以实现，而如何实现执政的民主机关的职能和被

监督却是需要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打个比方，即使是一个40多人的小的班级，

如果要进行民主选举班委的话，如何保证选举结果让大多数人都满意，也是制定

选举制度的人的能力的。希腊从黑暗时代经过将近5 个多世纪才逐步出现民主制

度，但是有了这个制度，后来的大宪章以及人权宣言等就有了蓝本，而资产阶级

执政的政党也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之所以没有

实现自身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前人的基础，历史上那些进步的思

想家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假托先王圣贤的做法，而这些做法都是专制主义

的。没有见过民主的著作和实践的政治家是不可能主动提出民主监督的做法的，

只能指望君王的贤良。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是西方的舶来品，要实现它的中国化，时间估计要很长，现在的中国政府的处境同一百多年前的洋务派很相似，都需要解决一个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如何同中国本身的文化背景相融合这个问题。

就这一篇的内容似乎是政治评论多过历史评论。

一般看法是，英国国会制度的起源于Anglo-Saxon原始共产主义，而不是希腊罗马。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类似于领主与佃农的关系，领主修筑城堡保护佃农维护秩序，佃农则上交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互利关系。如果因某种原因领主需要增加地租，比如通货膨胀或有强盗骚扰需要增加开支，领主需要召开会议,获得佃农的同意。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政治就是英国的Parliament。只有 House of Commons 有权决定征税。英国的所有国王都承认这一点。即使查理一世也只是认为国会批准征税后无权干涉政策的制定。但这一制度的问题是从16世纪起英国进入现代国家，国家政权的职能变得愈加重要，开支及税收迅速增长，当大多数人不满于国王的外交或宗教政策时，国会必然利用其征税的权力和国王讨价还价。17世纪英国内战国会将国王处决，此后当国王与国会发生冲突时只能退让，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民主制度。同时期法国投石党人失败，路易十四建立专制。这一切和希腊罗马并没有很大关系。

另外，英国国会制度的建立和 Magna Carta 并不是一回事。Magna Carta 更象是软弱的中央政权对地方军阀的妥协,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制度。

讲得相当有趣和有水平，有兴趣建议大家一看。不但长知识，而且轻松。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现象。

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位于巴尔干岛南部的希腊曾经诞生了无比辉煌的西方哲学、美学、伦理、数学、政治学、天文学，有西方学者这样说：“是希腊构成了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哲学，我们思维方式的出发点，是希腊发明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理性、政治、民主，一句话，是它赋予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重大特点。”偏偏在法学的领域，被古罗马后来者居上，成为绝大多数法律的可溯之源。几百年苦心经营高耸起民主政治的广楼大厦，本该是法学和法制生长繁荣最强有力的支撑，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轰然崩塌，只剩下一群数目可观的有着非凡洞察力和逻辑力的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比如斯多葛学派，充当了博大精深的罗马法体系的“巨人的肩膀”。

公元前12―8世纪，这个国家经由英雄时代实现了阶级的分化，也实现了城邦的建立和分立，于是在《荷马史诗》的末尾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希腊境内城邦林立的端倪。雅典，作为其中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一直高举奴隶制民主制的旗帜顽强对抗奉行奴隶制贵族制的斯巴达城邦。从公元前492―478年希腊赢得对波斯的战争起，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城邦制开始走向繁荣。雅典，自然成为希腊民主政治文明的典范甚至接近全部。以其法制入手，其实早可以看出希腊民主的死穴所在，正所谓“成也民主，败也民主”，我自认找不出更恰当的评语来总结这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

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是《德古拉法》。众所周知，这是一步凶狠残暴的法律，以严刑峻法著称。然而作为立法者同时也是雅典执政官的德古拉却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作为平民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正是这一点使《德古拉法》于残忍之外，具有了一点可贵的品质，即它是贵族的第一次让步和雅典公民的第一次胜利，为雅典政治从贵族制向民主制过渡奠定了基础，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萌芽。

公元前594年，新兴的商业贵族梭伦当选为雅典执政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表现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更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他以变法这种和平的方式解除了城邦对于特权阶层的困扰，进行了大胆的分权实验，结束了一贯以集权暴力才能结束的纷战和不安定局面。这种思路确立了雅典政治的成长方向，经过历任执政官不懈而坚定的分权努力，权力，终于是被掌握于勇敢智慧的雅典公民之手。

这次的改革立法被梭伦自称为“宪法”，它规定消除一切债务奴役制；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使是最低一级也有参加民众大会的资格；提高民众大会的地位；创设400人会议和陪审法院。这些举措极大地扩展了民主制施行的群众基础，更深层和长远的意义在于，这次立法改革开始了对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探索，它使原本被认为是莫名其妙的专断的政府权力表现为公众的同意，从而把雅典公民从被压迫的角色中唤醒，促使他们自动地依附于于这种“光明”的政治制度，并逐渐成为“城邦的政治动物”。

梭伦的改革是对古代权威的第一次重述，以对制度的改革从上而下地消解着传统的道德标准，揭示在希腊神话之外，还有另外的规则―譬如民众的合意―或许可以遵循。那时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还广泛地影响着雅典人的私人及公共生活，雅典人仍然保持着对宗教和神话高尚的信念。只是知识界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权威来印证他们快速成熟的智慧和理性。

伯里克利时代完成了从神话向科学的伟大转变，雅典的宪法和民主政治也因此走到了最高点。伯里克利宪法真正使权威从天上回到人间，使众神的意志下落为众人的意志而成为人们新的笃信，并且这种笃信是通向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与梭伦的改革相比，它在分权的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它甚至提出“权力应当普及到每一个公民的手中“的思想，如果不是它又规定只有雅典血统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从而将上万人排除在公民之外，这样的设想真可是民主到了极点；它把积极参加公共事务规定为雅典人的义务，以此巩固他们当家作主的公民意识；又为了保证民主制实行有一个稳固的物质基础，它极为看重保护劳动者的财产和地位，并以同样的谨慎保护富人的安全不受侵犯。具体的规定在许多外国法制史教材上都能找到，你会看到这部宪法的每一个字都表达了民主的企图。雅典人为了达到所认定的公民权力统治城邦的目标，已经不遗余力、浑然忘他。

忘他，是的，这就是雅典民主的问题所在，雅典城邦之所以只经过短短200余年的辉煌就迅速走向衰落，原因就在于此。雅典人完美地解决了国家世俗化的合法性问题，他们使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即使在两千多年后依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卢梭后来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终究不能代替洛克所提“现代人的自由”，公共生活的价值不能淹没了个人权利的存在，在任何时候权力都应该受到制约，不论它是掌握在专制者的手中还是公众的手中，否则只会败坏民主，导致暴政。雅典人对于直接民主的过分迷恋，让他们不能看到强大的民主背后所隐蔽的自由的因子，只能看到分权的美妙却忽视了制约与平衡的必要，于是虽然从君主专政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又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一种多数人的专政，成为集体僭主。这种专制的权力通过公民大会被放大了数倍，它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去，轰然一声，连呻吟都一并埋没在尘土之中。

更为可怕的是，公民本身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他们遵循自己的合意作为最高准则，再没有什么高于公民，再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们或哪怕使他们产生敬畏之心。他们沉醉在对权力的巨大享受中，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而免受道德或规则的约束。如果他们还愿意相信宪法，完全是因为这宪法说：公民权力高于一切。

权力最终使他们丧失理智。他们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处死了苏格拉底，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对邻邦发起的掠夺战具有了绝对的合法性，又以同一方式指挥战争并输掉了战争。此后，雅典一蹶不振直至最后被并入罗马版图。

在雅典的最后时刻，雅典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的失败，也曾经试图对民主作出一点限制，但在强大的民族政治记忆的惯性面前，他们始终无法真正地反思为什么他们的民主会导向反民主，为什么对于宪法的尊崇反而构成对法治的最大践踏和曲解？

民主已死，法治亦成梦。历史给我们留下思考，问我们：该怎样，才不会遭遇这样令人扼腕的反讽？

好像不是啊，废除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制度更紧要。

民主之后是独裁，独裁之后是民主，风水轮流转而已。

说不定过了几百年，美国都改独裁了，中国这还坚持民主制度不动摇呢，嘿嘿

查了一些资料，英国的民主制的确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原始共产主义有关，大宪章的出现是地方贵族对于君主的限制，但是你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政体基本上都是共和体制，即使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初也是打算采用共和国体制，只是后来发现不适合，走回头路，才形成君主立宪体制。而在没有君主制传统的美国，就形成的是共和体制，他们对于英国民主的继承，主要是议会的体制，但是美国和法国的议会中贵族的地位是很低的，这个不是英国的传统，而应该上溯到希腊罗马时期的共和国的传统，尽管希腊和罗马最后走向帝国，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制度和设想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赛罗所记述下来，并长期保持了下来。比如在中世纪的教皇的选举就是通过众多红衣主教的投票确定，而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则是直接继承了希腊的那种传统。有了这种传统，独立后的荷兰才采用了共和国的体制，更不要说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受到希腊罗马思想的影响了，他们所提出的不少观点直接来自于希腊罗马的那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以英国尽管是君主立宪，但是它的这种政体是具有独特性的，并不能够直接被其他国家所接受，而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体则是法国的那种议会政体。这是希腊罗马的传统的体现。

没有万能的制度，永久的帝国。

雅典和罗马也并不比对手更“民主”

只是后来自由主义者神化藻饰而已。民主都是下层斗争来的。看看英国选举权的扩大就知道了。

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文化意义

　　 李寒秋

　　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是我一贯非常尊敬的。在他的一本书――《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序言中有一段非常有深意的文字：“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西方思想历史，有时可能强调这一点：自由对专制的对峙，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雅典对峙斯巴达、马其顿，一次是美国对峙苏联，古代世界那一次是以自由失败告终，现代世界这一次是以自由侥幸险胜暂告段落。”（1）

　　朱学勤先生的文章道德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无远弗届。无缘亲聆先生之教诲，实引以为平生之恨事。虽然先生寥寥数语便道破了历史的本质，不过以晚生之浅陋，不能完全接受先生的观点。不仅是因为语焉不详，而且晚生认为先生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先生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过分地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似乎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斯巴达体制不能归结为专制制度

　　根据古代与现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看法，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应归结为某种宪政制度。斯巴达体制的基调是贵族共和制，在这种制度下，民主虽然是不充分与不完善的，但是还是有最高权威的。斯巴达体制内部分为几大权力要素，以两个国王，五个监察官（由长老议事会选举），长老议事会（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家族中挑选），公民大会（全体成年全权公民的直接民主）互相制衡。最后形成了寡头统治体制，由五个监察官控制一切。但是监察官还是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政治生活中还是以全体公民的大多数的意见具有最高的权威，至少宣战与媾和这种军国大事需要全体公民大会的多数同意。这种民主决策的程序与现代间接议会民主制也相差无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将斯巴达体制斥为专制制度是不恰当的。（2）

　　根据历史记载，斯巴达在它的存在的全部过程中坚持了立宪主义的传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摧毁了它的兵力所及范围内所有城邦的僭主制度与民主制度，而扶植寡头宪政制度。因为在斯巴达的统治者看来，前者是一个人的专制，后者是大多数人的专制，都不符合宪政的原则。这种见解也是相当符合现代自由主义原理的。因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多数人的暴政与一个人的暴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说不定更加为所欲为，无法制约。（3）

　　朱学勤先生对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宪政制度推崇倍至，但是对于古老的斯巴达宪政制度却极度鄙弃，恐怕在学术立场上不够公正吧？当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朱学勤先生和我们自己的爱憎与偏见：斯巴达是政治家与战士们的大学校和大兵营，要求全体公民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绝对服从以五个监察官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这种军事与半军事化管理风格的社会非一切自由散漫、目无领导的“臭老九”所能容身。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职业脱产的知识分子不会对斯巴达体制有任何好感，除了某些具有“哲人王”或“立法者”念头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外（4）。

　　名不副实的雅典民主

　　躬逢其盛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评论伯里克利当政时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度时，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5）看来只要是实行直接民主制，不管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还是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都通通免不了这种下场。伯里克利本人长得极象著名的雅典僭主庇拉斯特图，为此早年他曾经遭到民众的猜忌。而且伯里克利本身也具有僭主的一切才能和技巧。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评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他拥有独裁者的一切的特质、精力与技巧，而他站在我们一边。”这句话也可以丝毫不差地用在伯里克利身上。（6）

　　如果根据以色列著名的思想家塔尔蒙的观点来分析，那么雅典民主实质上就是极权主义民主的最早源头和典型。（7）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庞则一语道破――“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8）

　　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对雅典民主的不宽容性颇有微词，其中最能刺激知识分子的敏感脆弱的神经的就是苏格拉底因为特立独行的言论与作风而被民众判处死刑的故事。勒庞指出：“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9）

　　所谓的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之类的宣传完全是荒唐无稽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民主领袖们看来，这种团结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天条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与嘲笑的。雅典的所有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其实都知道雅典娜在关键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但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还是装模装样地去神庙祈祷，而置政治对手于死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他们渎神了。（10）所谓圣人神道以设教，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对此觉得厌烦和不可理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小心谨慎，只敢腹诽，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甚至还要完成一些官方指派的写颂诗的任务。所谓的犬儒主义，其实就是雅典知识分子们的典型生存状态，并不需要等到罗马帝国的大一统高压统治下才会出现。（11）

　　在伯里克利这位伟大的民主领袖当政的雅典民主全盛的时代，雅典人还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查祖宗十八代阶级成分的政治运动，将很多混进自由公民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变卖为奴。将近两万人的公民中，竟然查处了五千人，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见这些人的狭隘、偏执与残酷了！（12）其实所谓的直接民主制就是理论上人人平等，实际上互相瞧不起，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就是互相排挤与陷害的最佳时机。后来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墓上的演说，那样美化雅典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精神，是不是把这一段残酷丑恶的历史全部给忘记了？

　　雅典经济政治制度的双重属性

　　雅典政制的精髓并不能以自由来形容，而应该以全体特权公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来衡量。这种直接民主制必然带有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综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承认人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无论是作为这种平等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者理所当然的结论，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就是呼之欲出了。而这就是民主制尤其是直接民主制的实质与必然结果，它是与平等以及坚决地扶弱制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体制内部绝对有必要铲除那些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威胁的杰出与特立独行的人物，陶片放逐法的广泛实行就是最为典型的事例。

　　另一方面，雅典体制也呈现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雅典在第二次反波斯战争中获得全胜之后，建立了提洛同盟，之后将这个表面上平等的同盟变成了控制盟国的工具。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时代正是靠了勒索与剥削本国的奴隶和盟国――实际上就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才能够维持直接民主制的巨额的消耗。因为要维持甚至不断地提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要脱离体力劳动获得闲暇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这在经济上是极为浪费的。雅典把一些最需要时间与体力的工作但是又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如采矿业与金属冶炼与武器制造业，都将给了奴隶主们去承包。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制的工作时间，再加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因此实行彻底的奴隶制是势在必行。同时为了消除国内的阶级矛盾，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提倡殖民政策。这跟西欧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上资本主义起飞阶段压制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阶级，对外移民扩张，以调和内部矛盾的行为模式是高度一致的。（13）

　　在希腊诸邦中，雅典属于较早铸造金属货币的一批。（14）铸造金属货币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变革，因为货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杠杆作用是极为巨大的。因此雅典的金融工具优势由于其政治军事霸权的巩固而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为雅典以不平等的交换榨取其它城邦和蛮族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经济体制在城邦内部则导致了某些“资本家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奴隶劳动。这种奴隶劳动在采矿业与铸币业方面极为普遍，而这两种行业就是雅典经济财政力量的源泉。因此对外的经济金融霸权与国内的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体制是雅典统治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要价以维护的。

　　在上层建筑中，尽管雅典政制把民主权利扩大到了全体公民，尽管穷人担任某些低级官职已经有津贴，但是富人们依旧有效地控制了政权，民主领袖伯里克利本人就是雅典的最大富豪之一。雅典的将军们几乎个个是殖民者与大商人，修昔底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5）顾准先生指出“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商团是主力军。”（16）看来这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以舍死忘生的勇气去抢劫，再用抢劫来的东西体面地做生意，这就是那些古往今来的海盗殖民民族的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以雅典为最著名代表的古希腊殖民者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希腊人没有贩过毒）。

　　十九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雅典，商业消除了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若干区别。雅典商人的精神与现代商人的精神颇为近似。色诺芬告诉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商人把他们的资本从阿提卡大陆运走，投放在列岛中。商业使他们建立了货币流通。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迹象表明汇票的使用。”（17）这些交易手段与交易工具的使用与完备就必然意味着投机走私、偷税漏税与贪污贿赂等活动的盛行，最终又将导致贫富极度分化，破坏直接民主制的经济基础。

　　雅典与斯巴达为何而战

　　在雅典公民大会就是否继续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作战进行讨论时，伯里克利表现了某种厚颜无耻的本质。他对雅典公民们说，雅典帝国实际上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只能靠暴力维持下去，放弃使用暴力就意味着帝国的覆灭。（18）知今可以鉴古，伯里克利家族不就是一个商业殖民战争利益集团吗？伯里克利家族富可敌国，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19）不就是进行对外自由贸易以及到处建立殖民地利用野蛮民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与采矿吗？而且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本人就是大殖民者，在色雷斯拥有一座巨大的金矿。（20）

　　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还应该看出，雅典的巨额财富是靠以暴力为后盾的国际商业体系获得的。没有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交换体制，雅典的经济马上就会走向衰落。雅典压制了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帝国的附属城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自治的权利，实际上是在贸易上对它们进行打击和压榨。（21）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矛盾在经济方面的原因是雅典在经济势力扩张方面跟斯巴达同盟体系的海权国家和财政支持者科林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就是因为这两个城邦的对外贸易取向的经济模式是高度一致的，经济利益竞争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战争的间歇期，雅典开辟西方第二战场，去征服西西里岛最富庶和最强大的城邦叙拉古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长期国家战略的需要。（22）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文化和宗教情感上的领导地位。希腊诸城邦与其殖民地城邦之间的关系就象近现代史上英国与其自治领地的关系，虽然殖民地城邦内政上完全独立，但是保持了与母邦在宗教文化传统上的密切联系，在外交斗争中，一般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因此这些城邦在叙拉古的带动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基本上都倾向于科林斯所在的斯巴达同盟体系，与之订立了同盟条约，但没有积极参加战争。（23）

　　叙拉古当时也是实行与雅典类似的民主制度，由此也可以看出，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战，更不能归结为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二元对立的模式。雅典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同样是为了夺取其他城邦以及其他民族的财富，开拓新市场，获得经济利益。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新老殖民帝国也是如此行事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之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了西方古典文明的黄昏，近代欧洲人之间的内战――第一次欧洲大战也导致西方近代文明的黄昏。（24）

　　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是为了捍卫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以城邦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均势。斯巴达的比较单纯的政治军事霸权可以基本上容忍这种城邦本位主义的存在，但是雅典帝国的经济扩张与经济剥削的本质必将进一步窒息这种城邦自治的原则，将雅典帝国控制下的一切城邦降为丧失希腊人最珍视的传统独立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也是雅典帝国遭到其他城邦广泛痛恨的原因。后人应该清醒和不带偏见地认识到――如果雅典的霸权真的被当时希腊各城邦的人民广泛认同与接受的话，那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雅典又何至于一败涂地之后继之以一蹶不振？

　　古代希腊文明世界的两百多个城邦奉行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其生长、全盛和衰落的历史基本上被记录下来，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希腊文明之所以辉煌，也正是因为希腊文明世界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在希腊文明世界统一后，马其顿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没能再现希腊的辉煌。因此如果雅典统一全希腊，其结果也将类似，未必如某些一相情愿的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将是希腊文明的福音。何况雅典人并不想统一希腊，在希腊文明圈内对各城邦推行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他们只不过是想凭借军事与经济霸权把其他城邦变为永久的原料的供应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并在其中赚取超额利润罢了。

　　当然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长达数百年的霸权对希腊诸邦来说并非是天堂。但是斯巴达的霸权是有限的，因为它的统治手段和力量范围是有限的。斯巴达的严酷统治严格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基本上不干预其他城邦的内部事务。而雅典的霸权是无限的，也是因为它的统治、扩张与施加影响的手段完备精巧，商业和资本的力量无远弗届。把古代希腊文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然雅典的霸权更接近于令人窒息的大一统的局面，而且雅典攫取了最大权益，对其统治下的城邦不负担丝毫义务。尽管在军事上战胜了雅典帝国，但是斯巴达也不能统一希腊诸邦或者加以长久的全面控制，不仅因为希腊诸邦的强烈的城邦本位主义精神照样会对斯巴达帝国起限制作用，而且与雅典相比，它还缺乏经济与财政手段。其他希腊诸邦也没有人愿意过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和艰难奋斗的生活，就象后来比较富裕的东欧国家不愿意跟苏联人均贫富一样。而且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对于其他地区的希腊人来说是太矫情，太严酷了。有违温和中庸，有节制与平衡感的希腊传统精神。（25）

　　我一贯景仰的著名学者何怀宏先生在《雅典的兴衰》一文中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大会对处置战败城邦密提林的戏剧性讨论和行动与斯巴达对普拉底亚人的战争审判作了对比。不过，何怀宏先生对雅典民主制度多方维护，对雅典隐恶扬善，对斯巴达则相反，这在学术上不够公正与诚实。这种表现跟修昔底德和基托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修昔底德是不动声色，仅仅将两个事件先后叙述；基托是长篇大论，对雅典和斯巴达爱憎分明；何怀宏先生则是画龙点睛――“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26）

　　在处理密提林事件时，戴奥多都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固然表现了他的悲天悯人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质，但是绝对不能说明雅典民众的素质与觉悟。人道主义的原则竟然不能够直接表现，而要用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迂回手段，难道说明了雅典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只能够说明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真理和美德放在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享受和利润！所谓的雅典人民的大民主就是人民永不犯错误，法不责众，墙倒众人推。近现代东方知识分子在羡慕与惭愧交加的情绪下，在想象中任意美化西方文明的老祖宗雅典人的品行是极不明智与极不诚实的，有违“不疑处有疑”的先哲之训。

　　纵观雅典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战，（27）杀起人来一贯是良莠不分。雅典人后来在弥罗斯的大屠杀时所使用的措辞与希特勒有什么不同？不就是赤裸裸的恃强凌弱与崇尚暴力吗？倒是斯巴达询问普拉底亚人的话――“你为斯巴达做过什么？”（28）给人留下了坦白从宽和惩前毖后的空间。事实上，斯巴达人并不嗜杀。他们一般仅限于杀死那些顽固反抗他们统治秩序的人，几乎见不到斯巴达人为经济利润而杀人的历史纪录。

　　雅典为什么会失败

　　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个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29）虽然雅典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一般的原因决定了雅典最终不敌斯巴达，而且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全盛时代的光荣了呢？

　　首先，是因为斯巴达公民跟历史上的游牧军事民族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本身的享受欲望，具有强烈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30）再加上社会结构简单，具有平等人公社的氛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缓和，助长了集体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而任性轻佻的雅典花花公子们岂能与质朴刚健的斯巴达勇士相提并论，虽然在短期作战时，他们也能获得一些胜利。但是，一旦战争转入僵持阶段而且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便暴露出了软弱与自私的本质。在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与逐利经济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短期行为的政治家，也根本不是经过严格挑选与培养的深谋远虑的斯巴达战略家的对手。

　　与雅典人以暴力为后盾，尽一切可能扩张贸易与经济实力的政策相反，斯巴达统治集团为了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与职业政治家与战士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下令在交易中使用笨重的铁钱，因此商人们都不光顾斯巴达了。一切干扰权力意志和纯洁理想的奇技淫巧与声色之欲都被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拒之门外。在斯巴达，知识分子们最心仪的长篇大论和无病呻吟都被严厉禁止，斯巴达人只欢迎简短明了和有实际效用的军事化的语言，不希望那些毫无使用价值的废话来干扰既定方针的运行。因此在后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眼中，斯巴达完全是个人间地狱。（31）

　　雅典与斯巴达两种统治模式更为深层的差异在于斯巴达对盟国除了要求它们在政治军事上服从斯巴达的绝对领导以外并没有经济上的剥削，而雅典的外向型自由贸易体制因为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最后欲罢不能，不得不使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经济上的优越地位。雅典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象吃兴奋剂一样，最终煽动了国内的民意，导致投机与逐利的欲望水涨船高。同时雅典统治集团对盟国的诛求无已和在海外的无限扩张导致了盟国的背叛和其他强国的联合打击。例如斯巴达可以与波斯帝国妥协和结盟共同对付雅典，雅典就不能与波斯帝国如法炮制共同对付斯巴达。

　　斯巴达的胜利，本质上是存在着一个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符合国家安全与对外军事外交斗争的要求。雅典的民主制没有政治重心，因此民意随波逐流，朝令夕改，完全靠偶然选举的最高领袖的天才。斯巴达对公民的设计的确是极为严酷的，其人生设计的目标完全是争夺政治军事的统治权。相反，雅典更加全面与均衡一些，但是，那些文化方面的修养与才能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军事打击力，只是令后人为雅典文化的辉煌与雅典民主事业的颓败一掬同情之泪罢了。

　　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斯巴达团”。（32）这是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自由、欲望与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截然对立的，放纵欲望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非立即能够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只有在干坏事或者不名誉的事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想象力。放纵欲望也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只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软弱与糊涂，而且最终将颠覆一切高尚的理想与纯洁的社会。与伟大导师马克思对雅典民主体制的无限崇拜相比，他们这些晚辈们，在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的斗争中，对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醒现实了。

　　至于现代斯巴达体制的苏联失败于现代雅典体制的美国，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在现代人的眼里，人性至尊，欲望至上，决不肯为了道德上的完善而自我克制和自我损抑。在伟大先知马克思的最初设想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以无限释放和满足人的欲望为取向的（所谓公共财富的充分涌流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的现实斗争中又要求人们绝情寡欲，克己奉公，这本身就是矛盾。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知，对无限满足人类的欲望，具有过分乐观的天真，做出了过高的承诺。因此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两者争相比较看谁更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结果，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失望与厌恶。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了另一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隔不远而且极为类似的战争，即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的三次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罗马就类似于斯巴达，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后两者在文化发达与经济繁荣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两者。迦太基是罗马帝国以前的古代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远远超过了现代人极力美化的雅典），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全部的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得心应手。而且它从来就没有值得一提的叛乱，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僭主制，它极类似于现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33）

　　迦太基人也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及黑奴劳动与种族隔离制度极盛时代的美国极为类似。迦太基的历史上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盟友，这大概是因为迦太基垄断了贸易中心的地位，获得了惊人的暴利，不希望任何外人来分享财富。相反，罗马人尽管是贫穷的，却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他们的统治权。其对外政策的种族色彩并不十分明显，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经济剥削，这在布匿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终使得骄横不可一世的航海、金融、贸易与殖民帝国迦太基彻底地毁灭了。

　　罗马实行了复杂有效的同盟政策，全世界受压迫与剥削的民族联合起来，将迦太基商人剥削来的民脂民膏全部分光，让财富回到创造它们的人们的手中。相反，迦太基人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气量狭小，这样既不能获得稳定与忠实的同盟者，又遭人憎恨与嫉视。迦太基的盟邦由于被课收沉重的赋税，一有机会就要脱离迦太基的控制，因此迦太基最后是落得孤军作战的下场。当然，他们为保卫祖国的战斗极为激烈，但在当时其它的民族看来，恐怕还是为财富与财产权而战吧。在这个以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与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的宪政制度而自豪的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人为它感到悲伤，就因为这个国家自私自利，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它的财富与荣耀。

　　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遭到了天才军事家汉尼拔的屡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都挺过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为胜利付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穷二白，即便本国遭到毁灭，那也不是什么天大的损失。而相比之下，迦太基就缺乏这种勇气与意志，在他们投降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处境也并没有坏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挑拨罗马和它的同盟者之间关系的手段在那些比较富庶的南意大利地区奏效了，但是在那些比较贫穷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却没有什么效果。看来，越是富裕的民族就越是缺乏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就越不可能选择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战略行动。

　　后来在欧洲列强的反法战争以及法国输出革命与在全欧洲移植新制度的战争中，法国皇帝拿破仑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类似之处。在进攻英国的前夕，自命为罗马执政官老加图，叫嚣要毁灭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就象罗马毁灭迦太基一样。当然，拿破仑的事业功败垂成，因为英国人也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心一意扩大市场做生意，利用做生意挣来的利润专门收买大陆上的国家来为英国作战。这样一举而数得，最终拖垮了拿破仑帝国。

　　针对拿破仑战争的结局，贡斯当指出：“商业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过去的商业民族总是败在其好战的敌人手下，今天则能够成功地抵抗敌人，他们甚至可以在敌人中找到支持者。商业所产生的无数复杂的分支，已经使社会的利益超越了领土的界限；时代的精神战胜了人们企图冠以爱国主义称号的狭隘的敌对精神。

　　古代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对抗，注定要以败亡告终：因为事物的力量在与她作对。但是如果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今天，迦太基有望让全世界都站在她一边；今天的习俗和时代的精神将是她的同盟军。”

　　这段评论极为精彩、睿智与客观，不仅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拿破仑帝国的失败，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俄国大革命（二十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苏联为什么不能战胜美国。（34）

　　马其顿与波斯之战

　　不应该忽略的战争还有亚历山大的对东方的征服。马其顿的真正敌人并非是雅典等古希腊城邦，而是极度繁荣富裕的波斯帝国。马其顿人是希望获得财富与权势，对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倒没什么兴趣。他们对希腊人是既钦佩又轻视的，一方面是因为其文采风流，见解超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夸夸其谈，一盘散沙，自己都不能够统治自己，就更加不能统治其他的人了。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有限，除了利于航海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因此马其顿历代君主对希腊的控制是松散流于形式的。希腊诸邦，在经过长期的内战与混乱之后，在一个半文明化的蛮族的领导下，重新获得了当年自身处于蛮族时代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希腊文化在恢复了野蛮本性的同时，也恢复了青春活力和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迈气概。

　　当年波斯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在居鲁士的领导下崛起，战胜了米底帝国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时，不也是抱有这样的青春活力和豪迈气概吗？当年雅典和斯巴达领导希腊诸邦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波斯帝国，不就是因为他们当年与骄傲自大和骄奢淫逸的波斯民族相比正是处于质朴刚健的阶段吗？当古典文明历史戏剧的最后一幕――希腊人的世界霸权被罗马人取代――上演的时候，不也正是因为罗马人正处在那种朝气蓬勃与坚定自信的上升阶段吗？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繁荣富裕的先进者必然会腐化堕落而无力自拔，最后被那些质朴刚健的后来者所消灭。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例外。

　　历史何其相似 命运永远轮回

　　斯巴达战胜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马其顿战胜波斯，这三大历史事件都是比较贫穷的势力战胜了比较富庶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富庶的一方在战争中有更大的优势与选择余地，但是孟德斯鸠敏锐地指出：“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5）归根结底就是那些胜利者具有更为强烈与坚定的权力意志。

　　对外国的历史加深了了解，再来回顾本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秦国东向灭六国，跟罗马统一地中海文明世界一样，都是后来的野蛮民族居上，战胜了那些文弱精明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民族。秦国的胜利得益于猛烈的改革，摧毁了贵族的传统势力，人人在军功面前平等。这使得内部矛盾减少，上下同欲，可以一致对外作战。秦国是一个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平民主义政治的国家。至于六国，则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封建贵族政治的遗风，因此它们在这种全民奋起的总体战的风暴中被彻底摧毁了。那些比较富裕的东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是极为严重的，旧的贵族势力没有被摧毁，新的商人阶级又爬了上来。受着这双重压迫，恐怕那些贫民百姓内心中盼望着来自西方的解放者吧？虽说那些人野蛮残暴，但是至少可以少受一重压迫了。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比较先进富裕的民族每次都被那些贫穷落后的民族所击败，其实是因为大量的财富带来了贫富分化与腐败，整个社会丧失了凝聚力与战斗力。这样它们才会被那些有原始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其社会内部大致平等的形形色色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摧毁。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落后民族战胜了先进的庞然大物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好的组织，更严格的纪律，自我牺牲与平等友爱的精神。他们表现得更为机智勇敢与无私无畏，因此胜利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灵活的外交手段，明智的军事政策，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些因素在古代世界是比单纯的财富与文化更容易转化为征服的力量的。因此历史上总是记录着野蛮贫穷的军事游牧民族战胜了文明富裕的农业民族的故事，尤其是当后者处于贫富极度分化的没落腐化的阶段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斯巴达的霸权以及平等人公社之所以彻底瓦解，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帝国的同时也接管了雅典帝国的无限财富。而这些财富在助长享受的欲望的同时，必然将削弱任何一个政治军事团体的战斗意志与团结精神。

　　曾经有过的困惑与焦虑交织在一起的情绪都已经消失了，对于我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兵入关等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怨天尤人的愤怒逐渐转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的祖先是不够勇敢，不够正直，不够团结，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实在是不可避免。那些野蛮民族表现出了更好的素质，取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自身具有弱点就会被敌人利用与攻破，谁教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竞争呢？只有完善与提高自己的一切，才不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无可奈何，怨而不怒，哀矜勿喜吧。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也。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无比的热情与自信，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正是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而绝不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熟自制的古典主义的表现。古代希腊人身死国灭，背祖离宗，还能谈什么高贵成熟的古典主义精神？只有在历经了无数的苦难与幻灭后，还能够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来面对一切嘲笑与责难，平静温和地对待一切人，顽强坚韧地生存下去，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古典主义的精神。在历经了无数次希望破灭的噩梦后，人们也许会愿意象古希腊哲人所宣称的那样，去过一种节制、平衡与清明的生活，在为集体和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生活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亚理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36）其实这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崇尚的集体性的原则的最初来源。

　　朱学勤先生说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是侥幸，而且只是暂告一段落。对此我认为朱学勤先生的态度是公允和冷静的。美国的胜利，并不是自由与正义本身的胜利，而是欲望的胜利。而放纵欲望最后的结局就是把智慧与同情心都从人们的心中赶走了，剩下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仇恨与不可消除的嫉妒。朱学勤先生还认为“自由并不是必然胜利的，从几率上说，它的失败可能比对方更大。我的历史观总有挥之不去的悲观成分，与这一点密切相关。人这样的生物，能不能始终守得住自由？太难了，近乎对神的要求，我不敢乐观。”（37）

　　既然自由是这么珍贵稀有，难道就只是说明了它只配给少数统治者以及少数统治民族所享有吗？自由又到底是什么呢？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又怎么可能指代或者囊括一切自由呢？为什么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就不能够算是自由呢？实质上，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就等于所有的人都不享有自由。只有使用各种手段使一部分人失去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才能凸显出重大的意义。因此等级制的自由也就是等级专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归宿。

　　“失去了自由主义大一统的终极理想，留给自由主义者的是冷冰冰的权力关系与残酷斗争的事实。最后发现，所谓的自由状态，无非就是指的这种永恒的斗争本身。没有斗争，意味着权力已经窒息了一切；没有斗争，秩序就会封闭、僵化与凝固；没有斗争，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变化与进步；没有斗争，那将是彻底的毁灭，就像热寂的宇宙，一切都停止了。”（38）

　　既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自由主义终极真理，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地奋斗。人类的奋斗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总是在变成什么。这意味着，自由就是斗争，自由就是责任。只有在奋斗与创造中，人类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永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投入到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的伟大斗争中去，这既是维护自由的手段，也就是自由本身了。”（39）

　　为满足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欲望，人们处在永恒的竞争中。而激烈的竞争使人们失去了朋友与兄弟，过度的贪婪将使人们丧失现有的一切，人类的狂妄与无情将毁灭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所有仁人志士们一切捍卫自由与正义的努力都白费了。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最终就是正不压邪。因为人性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宇宙演进的脚步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人类文明的航船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就将倾覆。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在控制着这个世界上一切。一切都在轮回，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完成于2002年4月1日夜

　　注释：

　　（1）《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第5页，“思想者文库”，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2）、（3）参见《顾准文集》，138页，1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4）柏拉图就是古往今来无数对斯巴达体制持热烈赞美态度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体制与来库古立法为蓝本的。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0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谢德风 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

　　（6）转引自《大外交》，111页，（美）亨利?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可参见《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毛寿龙，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121页，三联书店，1995年11月。

　　如果说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因深受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影响而对雅典民主赞美有加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的破产后，思想界对雅典民主的看法就有很大的转变。自由主义者终于发现，自由与民主并非是天然绝对一致的，民主的形式也可以被极权主义接受。民主与自由以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张力是西方国家宪政体系矛盾的最主要内容。

　　（8）、（9）《乌合之众》，86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10）出征西西里的雅典将军亚西比得就因为在出征前夕，发生了雅典城内的赫尔密神像全部被毁的事件。此事被视为推翻民主政治的先兆，牵涉到了亚西比得。亚西比得在出征的途中被政敌召回受审。他知道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投奔雅典的死敌斯巴达去了。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二章“关于西西里的辩论”、第四章“亚西比得被召回国”

　　（11）雅典发生过数次流放或监禁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的事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雅典民主全盛时代里，由于伯里克利的搭救，他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好不容易才免遭监禁。伯里克利的另一位哲学家朋友普罗塔戈拉斯则被流放。伯里克利的儿子还因为伯里克利的吝啬作风引起的个人恩怨而向公众揭发了他与哲学家们的谈话（内容极有可能是以被当局禁止的无神论思想为主），为的是破坏伯里克利的名声。可见想见当时雅典舆论和思想管制的严厉。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之“伯里克利传”第32节、36节，“尼基亚斯传”第23节，（古希腊）普鲁塔克，商务印书馆，1990年。

　　（12）、（13）、（14）、（15）参见《顾准文集》216页，213页，152页，315页。

　　（12）详见“伯利克里传”第37节。

　　（13）关于这点里史学家论述甚多。较早的资料可参见《希腊罗马名人转》，“伯里克利传”第11节。

　　（15）雅典的以将军和九位执政官为首的大小官员们都是无俸禄的，这就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担任这些职务。见《雅典政制》第30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1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邦雅曼?贡斯当，“公共译丛”，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

　　（1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伯里克利政策的理由”。

　　（19）见“伯里克利传”，第14节。伯里克利声称自己愿意负担建造和装饰某座神像的全部经费，其条件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奉献。雅典人不愿意让他独占这种荣誉，同意公共负担经费，因此伯里克利最终没有为此破费，不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极为富有。随后普鲁塔克又指出伯里克利在公务上非常廉洁，在家庭中非常吝啬，这使我想起了清教徒的勤俭合法致富以及节约忍欲的精神，又想到了当年美国头号富翁洛克菲勒对子女也是非常小气。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人性总是人性”，过去所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

　　（2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页。

　　（21）麦加拉城邦的代表在斯巴达同盟体系的代表大会上对雅典进行了控诉，说他们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港口以及雅典市场本身之外，这是违反公法和希腊各族间的契约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六章“在斯巴达的辩论和战争的宣布”以及“伯里克利传”第29节。

　　顾准先生指出，“雅典公民，不仅有机会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见《顾准文集》212页。

　　（22）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雅典就派遣了一支舰队到西西里去。名义上是去支援与叙拉古发生战争的雅典盟邦林地尼，实际上，雅典的真正战略目的是阻止谷物从西方运到伯罗奔尼撒去，以及初步试探能不能占领西西里。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六章“雅典人在西西里和弥罗斯”。

　　（23）也正因为如此，科林斯对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对它不够尊重，绝情寡义感到万分恼怒。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的矛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直接的导火索之一。

　　（24）这是历史学大师汤因比的观点。

　　（25）犬儒派的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在奥林匹亚看见几个罗得斯（Rhodes）的青年身着华服，他口吐出几个字：“装模作样！”当他见到几个斯巴达人衣衫褴褛，又说道：“更加装模作样！”见《希腊人》，113页，（英）基托，徐卫翔，黄韬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26）可分别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希腊人.》第八章“战火中的希腊人”，以及何怀宏先生的《雅典的兴衰――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笔记》（载《书屋》2002年第三期）。

　　事实上，普拉底亚人的自我辩解固然是振振有词，但是底比斯人对普拉底亚人的攻击也是句句在理。普拉底亚人自觉自愿地绑在雅典的战车上，从雅典的霸权中分享了残羹冷炙。当自身处于失败的境地时，便要求“首犯必办，胁从不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不保持城邦的自由、中立与独立？

　　斯巴达最后仅仅杀了二百个普拉底亚人，而且还经过了公开和正式的审讯，没有使用刑讯逼供，符合“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程序性正义”的原则。而雅典在密提林事件中就杀了一千人，还是在经过辩论放弃斩尽杀绝的政策之后。众多的学者对此视而不见，继续褒雅典而贬斯巴达。看来，观念先行，主义至上，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恐怕永远也不可纠正。

　　（27）就因为雅典人贪图金银财宝，因此被叙拉古人的敌人厄基斯泰人装富骗了一回。厄基斯泰人与叙拉古人的盟友栖来那斯人因为婚姻权利和一块土地的争执发生战争，于是便启动与雅典的同盟条款，要求雅典派遣一支舰队来援助他们。厄基斯泰人把全城以及从其他城邦借来的金银器具都集中起来，每家每户轮流使用，给来实地调查研究他们财富的的雅典官方代表团以极度富有的印象。在这种假象的诱惑下，雅典公民大会误以为发动远征西西里战争可以迅速致富，结果却导致了雅典的最终覆灭。详情可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四章“雅典人在西西里”。

　　（2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和第五卷第七章“战争的第十六年。弥罗斯人的辩论”。

　　（29）《罗马盛衰原因论》，102页，（法）孟德斯鸠，婉玲 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

　　（30）《希腊罗马名人转》，“吕库古传”第9节。

　　（31）掌握了欧亚大陆军事霸权的蒙古人也对知识分子极度鄙夷。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之低下打破了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纪录。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群只会读书当官，什么事也不会干的人，这些人完全是废物。因此就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流传了下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这种说法又添加了新的含义。

　　（32）参见《顾准文集》，258页。值得说明的是：写下了这一段文字后，为了核实顾准先生的说法，消除自己由来已久的疑问，我查阅了另外的参考资料。发现李卜内克西和罗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建立的革命小组叫做“斯巴达克同盟”或者“斯巴达克派”。马克思曾经热情赞颂过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是“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现代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组织是再合适不过了。顾准先生在这里显然弄错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非常微妙与精彩错误，倒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研究一番。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斯巴达克当年的起义如果成功，彻底推翻罗马奴隶主的统治。翻身以后的奴隶们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呢？如果不愿意再走经济殖民扩张和工业奴隶制度的老路，恐怕还是要建立象斯巴达一样的军事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看来顾准先生还是有一以贯之的超前眼光的。“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这是个困扰古往今来的一切革命者良知的永恒的问题。

　　不知道顾准先生是有意弄错，借古讽今，还是出于疏忽大意，遗漏了“斯巴达克”的最后一个“克”字。不过，不管怎样，偏见、疏忽和遗漏，未必都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往往都是有益的。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照样可以攀上真理的顶峰。当年初读顾准先生的时候，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虽然在记忆中模模糊糊是觉得顾准先生先生不够准确，但是当时宁愿相信是自己弄错了。因为顾准先生的看法极为精辟，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自己也因为接受顾准先生的观点而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独到观点。归根结底，事物的本质不会因为形式上的差错和细节上的不准确而改变。另一方面，人文学者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的处境、立场和利益来进行客观研究的。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的一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33）《政治学》第二卷第十一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67―70页。

　　（34）见《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35）《罗马盛衰原因论》，17页。

　　（36）参见《顾准文集》，397页。完整的表达见《政治学》第一卷第一节，《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第3页。

　　（37）《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5页。

　　（38）、（39）拙文《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作者：李寒秋　回复日期：2002-11-18　20:43:15

　　这篇文章重新发表主要是有位网友在原来的贴子上公布了一首词，写得尖酸刻薄，才华横溢，我非常欣赏。什么“一腔幽怨，直捣黄龙”之类的，原来的没有备份，希望能重贴。我好郑重答复。

作者：随意思　回复日期：2002-11-18　22:19:11

　　“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就等于所有的人都不享有自由。只有使用各种手段使一部分人失去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才能凸显出重大的意义。因此等级制的自由也就是等级专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归宿。”

　　 “既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自由主义终极真理，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地奋斗。人类的奋斗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总是在变成什么。这意味着，自由就是斗争，自由就是责任。只有在奋斗与创造中，人类才可能是自由的！”

　　 深刻。是富豪、强者、精英、富国、强国喜欢自由主义的底层原因。

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是人类早期探索民主共和的实验和摸索阶段，很多概念都需要自己创造，而周边的环境或者是原始社会，或者是像波斯那样的君主专制环境，都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它的这种实验才具有重要性，有了这样的实验基础，才可能有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借用徐大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提到的说法：在希腊和罗马政体对比的基础上，波里比阿提出的混合政体的思想和共和制优于君主制等单一形式政体的观念，以及政治形式决定政权性质。这些对于后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鸠提出的君主立宪制以及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过程中，都吸收了他的思想，加强了对于专政和暴政的预防。打个比方，希腊和罗马的民主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作为开头的民族和国家是会遇到种种困难的，也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是反动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开头，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巨大的发展。

但是觉得他有点苛求古人了。

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奴隶制虽然比原始社会要残酷，但是作为生产力的角度，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是在奴隶社会，才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如果不是建立在残酷的奴隶制的基础上，那么他们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只可能被外族征服，这点虽然残酷，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雅典在萨拉米海战中所扬名的强大海军，是建立在开采银矿的奴隶的白骨的基础上的。同样，与君主专制对立的民主制，尽管其产生的过程和基础可能是残酷之极的和具有种种局限性的，但是相比较君主专制来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希腊在产生了民主制后，原有的僭主制逐渐的衰落了。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才重新抬头。即使是最专制的斯巴达，也没有采用世袭王权的做法。这些做法都是对专制王权的挑战。这种精神被后世继承下来，最终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共和制度。而同样是古代社会的东方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产生这样的制度，所以尽管东方经济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一直比西方发达，但是却没有产生新制度的有关思想。因此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首先兴起，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有思想上的源头。如果单纯因为希腊和罗马民主的缺点就否定他们的巨大意义，这就是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一并给倒掉了。

的确，如你所说，渴望民主管理的雅典甚至整个希腊最终走向了民主暴政，民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领导者所引导，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是这不能完全怪罪于那些当事者，因为在当时政治学甚至还没有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众多民主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是被动的参与进入，因此他们很多的努力用心是好的，但是结果却往往走向反面。而且在当时他们甚至没有可以用来借鉴的民主的反例，他们理所当然的把自己所作的当成是绝对真理，而其他周边民族都是野蛮人。这种现象在两千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再次重现，抱着良好愿望发动和参加大革命的那些领导人最终成为了权欲或是民众的俘虏，因为他们在那滔天的民众运动中迷失了自己本来的方向，他们不可能确定什么才是法国真正想要的，最终还是走向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集权和嗜血。而他们的这场革命还是在有指导思想以及参照物的情况下进行的，更何况当时周边都是专制环境的希腊了。作为共和和民主的早期的萌芽的希腊的民主不应该过多的受到苛责，而应该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民众的民主意识前提下作出应有的客观评价。这种分析和评价才对于后来的民主的发展有借鉴作用。

需要指出的事实是：无论是伯里克利自己或者是他的朋友和老婆受到指控，他都没有借助自己的权势强压法律作出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即使是在专制倾向最为明显的斯巴达，改革失败的阿基斯三世和他的母亲都坦然接受了元老院的死刑判决而没有采用武力对抗，这显示了希腊文明开始就具有的重视法律而不是人治的特点。这个特点一直被后面的文明所延续。

罗马帝国的衰亡

林国荣

　　伟大的罗马，衰败的罗马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一个秋天，亚平宁半岛正值收割季节。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率军

翻越阿尔卑斯山，陈兵意大利，发动了针对罗马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罗马城郊外的

一次战役中，汉尼拔以别出心裁的“新月形战阵”取得了那次古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胜

利，这次战役之后，罗马城内家家戴孝，正规军团的作战力量悉数死绝，而部署在西班

牙、撒丁、西西里的23个罗马军团不是被分割包围，就是因为距离太远，不及回救罗马

城。自传说中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619年以来，罗马城，这个强大王国的中心，似乎要注

定了坐以待毙的命运。

　　汉尼拔率军来到罗马城下，在这里他发现有三支严阵以待的非正规部队准备迎战；

这些部队由罗马公民自愿组成，他们怀着无所畏惧的报国壮志，并从小就接受罗马严格

的公民教育和军事、纪律训练。汉尼拔对这么一场他如不能杀掉最后一个罗马公民便无

脱身之望的战争，不禁胆寒了；这个古代世界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在罗马人的无敌气概面

前，选择了匆匆退去。当时远在西班牙军团的罗马将军费边闻听汉尼拔匆匆撤退的消息

，不禁仰天长叹：“汉尼拔！只有汉尼拔才了解罗马的伟大！”

　　一位聪明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写了一部关于他自己时代的历史，揭示出罗马之所以

伟大的深厚基础。罗马公民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国家所抱的忠诚是得到教育的习惯和

宗教的见解的支持的。美德和荣誉是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全都竭尽努力以求无

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每当执政官一举起共和国的旗帜，每个公民，按照

过去宣读的誓言，都会拿起刀剑为祖国效力，直到他结束为期十年兵役的神圣职责。这

一明智的制度源源不断地把新生的一代自由人和士兵送上战场。在一次战役中有时也会

失败、但在一场战争中无往不胜的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以迅速的步伐，一直向幼发拉底

河、多瑙河、莱茵河和海边推进；那些原可以代表他们的民族和国王的金、银、铜像，

一个个相继被铁一般的罗马王国粉碎了。

　　然而，到了公元6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罗马的命运一下子进入了最悲惨的时期。由

于帝国中心的转移和各行省的先后失守，公众和私人的财源已经完全断绝。罗马城居民

战栗着打开他们的大门，从城墙上观望他们的房屋葬身在野蛮入侵者的火海当中，曾经

统治整个世界的高贵的罗马人，现在像狗一样一双双拴在一块儿，呻吟着被翻山越海拖

到遥远的奴隶工场去。意大利的平原很快变成了一片土地贫瘠、水流污浊、空气中充满

病毒的荒野。如果一位陌生人游荡至此，他带着恐惧的心情观望着这凄慌的、空落落的

城市，可能会止不住地问：元老院在哪里？人民在哪里？执政官在哪里？

　　再过一个半世纪，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的时候，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状态

彻底落入野蛮状态了。只不过外部野蛮民族的入侵并未建立起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

制度，以至墨洛温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罗马帝国自身早已在衰落之中

　　于此，我们不能不问：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陷入偏见，有些则从正确的前提得

出错误的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扼杀了古罗马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

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一些人则宣称，上

层社会的奢侈与堕落乃招致历史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

　　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由外

部原因所造成，也就是说，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和力量上大占优势，也不是因为帝国

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如果所有的野蛮征服者有可能同时全部毁灭，西罗马帝国

也不可能从中得到恢复；如果罗马仍然存在，他也决无可能再具有原来的自由、德性和

荣誉了。正如吉本所说：“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灭亡了，倒应该

是，它怎么竟会存活得如此长久。”因此，问题的答案可归结为：罗马帝国自身早就已

经在衰落之中，蛮族的入侵只不过为罗马漫长的衰落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罢了。

　　公元前287年，罗马通过“霍腾修斯法”，确定罗马“平民大会”的“平民决议”对

罗马贵族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在这次平民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罗马共和国事实上

成为了一个由自耕农市民组成的征战国家。每次战争都意味着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

。罗马兵源乃是从罗马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按照罗马法规定，这些非长子没有继

承权，只有靠从军征战去为自己赢得土地，同时也只有通过战场为自己赢得片草寸土之

后，他们才有资格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罗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

　　罗马农民阶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伤达五分之一，导致了罗马农民阶级的没落。

随后的格拉古兄弟改革运动虽致力于恢复罗马小农农业，但继之而来的贵族反动恰标志

着奴隶劳动耕种制的决定性胜利。格拉古兄弟试图把平民们安置在被贵族长期占有的国

家公地上，贵族们纷纷起而拒之。他们有的认为这项法律将鼓励动乱，有的因为其长期

占有的地产将不复存在而认为这项法律将剥夺掉守护共和国的战士。为了复辟，元老院

情急之中放弃传统的应急手段，转而自行颁发戒严令，追杀格拉古。

　　自此以后，就只有拥有奴隶者才能进行生产。这并不是说自由劳动已经完全消失，

而是说，奴隶劳动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罗马的整体经济结构日益严重地依

托于一个能源源不断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奴隶市场的货源一

旦中断，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奴隶解放与帝国的终结

　　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战役中败于日尔曼人，罗马皇帝提比略在此战后决定放弃

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而以后的哈德良皇帝又以类似的方式放弃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

这些帝国政策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帝国正式放弃了战争和扩张，但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供

应也就中断了。

　　奴隶供应停止后，奴隶价格的提高导致了技术的改进，奴隶开始得到更多的训练；

奴隶庄园主也开始以更为人道的方式对待奴隶，力图使奴隶的折旧期限尽可能延长！

　　奴隶训练的增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填补上巨大经济缺口的一个微小部分，使帝国获

得苟延残喘之机；但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似乎更为显著：训练的增多，以及更为人道的

奴隶主态度，使奴隶经历了一段为时颇为漫长的困惑和不适应之后，逐渐在内心燃烧起

对自身尊严的朦胧意识和解放的欲望！基督教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诲在此背

景下更深入人心，奥古斯都时代的奴隶都住在一个集体式的奴隶营当中，而到了加洛林

时代，奴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茅舍。奴隶主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更是想到了让奴隶自我

繁殖的好招，这意味着奴隶除了小茅舍之外，还必须而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

《查士丁尼法典》使这种私人财产权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和支持。

　　这一重大转变虽然很慢但却不可扭转，其影响力尤其深远。它导致的是：塑造社会

最底阶层的各种制度有了一个巨大变化―――社会最底层阶级有了组织家庭生活的权利

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六百年前，斯巴达克虽浴血奋战仍求之未得的东西，现在获得

了自动、然而必然的认可和确立―――奴隶解放！

　　由此，奴隶的社会身份上升了一级，而成为非自由的农奴；另一方面，最初的罗马

平民阶层的公民，即市民自耕农，则是下降了一级，同样成为农奴。原先的奴隶主阶层

，现在则转变为地主，一个过去以政治为业的阶层现在则转而以私人庄园为业了。此时

，构成古罗马文明核心的社会阶层划分，即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划分，就为一种新的社

会划分所取代―――“身份等级制”！

　　此时，帝国统一的货币税对所有人都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但货币又为帝国维系一

支统一的军队和官僚组织所必须。帝国施政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搜刮一切货币，但那些

庄园主都只为应付自己庄园之需而活着，哪里有足够的货币纳税？皇帝于是对庄园主说

：“既然你们没钱交税，那就应该让自己的农奴为你们准备武器，套上你们自己的马匹

，和我一起来保卫帝国。”这对庄园主们自然不是难事。但是，这就意味着封建军队的

创生；意味着帝国本身的结束和封建时代的开始！因为，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

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却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的帝国。

　　当西班牙“无敌舰队”再次游弋海洋之时，欧洲人一定会重新唤起对第一次布匿战

争中那支远征迦太基的罗马海军的记忆，但时光已经在黑暗中流转了千年之久。在这段

漫长的时光中，历史将欧洲人置于罗马的灿烂文明已然毁灭的忧伤当中，也置于阿拉伯

人或者土耳其人的军事打击之下。

　　罗马奴隶阶层的经济解放事出必然，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为一个极大的重修经济元气

的过程；但经济解放未能同时伴随政治解放，奴隶只是解放为非自由的农奴，被庄园主

收容为属民，因而与帝国的政治生活隔离，无法成为帝国的臣民，帝国因此而丧失了可

为祖国一战，并时刻准备奔赴战场的公民。罗马帝国的灭亡根在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