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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家园 【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在英雄本色看到俺老孙提到了这本书之后，好不容易搜到，过年没事把它OCR了，现在发在这里，也算是在看了诸多大牛的好文章之后，也做一点事情吧。
通宝推：柴门夜归,家园 谢谢，真是一本好书 家园 第八章 本巴尔卡①悲剧 野心勃勃的“小滑头”
平时喜欢戴假胡子、神态颇为滑稽的洛佩斯是1956年起开始引人注目的。后来，他参加了绑架摩洛哥政治领袖本巴尔卡的突击队，成了本巴尔卡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1956年，我正想在奥利机场物色一个熟悉机场业务的特工人员，以便我手下的伙计们通过他及时了解外国重要人物来来往往和外交邮袋过境的情况。一个在国家保安总局负责情报工作的熟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合适的人。
“我向你推荐奥利机场中途站站长安托万洛佩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万事通。他交际广泛，与周围人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他在奥利机场里里外外都受到欢迎。”
为安全起见，我们暗中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洛佩斯的条件完全符合要求。他非常干练，能说会道，深受法国航空公司负责人的赏识。他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
这一切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不知道洛佩斯在丹古尔工作期间就已结识了若阿蒂亚、布什塞什、“拐子”诺蒂尼、帕利斯以及其他一些流氓和无赖，因为在对他进行秘密审查时并未发现这一点。
只是在把他招来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带来麻烦。当然，
①迈赫迪本巴尔卡(ElMehdiBenBarka)，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后来他被摩洛哥政府缺席判处死刑，流亡国外，从事国际政治活动。1965年初，他被绑架，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译者
洛佩斯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希望的帮助。多亏他，我们在奥利机场的行动小组工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出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洛佩斯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他的表现无懈可击，在奥利机场，他举止谦恭、平易近人，深得众人的喜欢，连当时的局长保罗雅基埃也很器重他。
每当保罗搭乘飞机外出或旅行归来时，洛佩斯总是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把他迎至机场贵宾室休息片刻，就象接待共和国总统或一位外国元首一样。对局长夫人，他也大献殷勤。他还给他们的女儿送去许多点心和玩具。洛佩斯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热心人！谁能想到，本巴尔卡事件爆发后，保罗竟声称他不认识洛佩斯，更谈不上对洛佩斯表示过赏识。
洛佩斯举止过分做作，说话喜欢添枝加叶。他逢场作戏的那一套引起了我的反感。他潇洒、聪明，但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难怪我的助手们给他起了个“小滑头”的绰号。他好比是你洗手时用的一块香皂，十分圆滑。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滑走，你赶紧抓也抓不住，弄得不好，你踩在上面打起滑来，还要摔得个鼻青脸肿。
我向洛佩斯的联系人，特别是一直与他打交道的第七处常驻奥利机场行动小组组长米歇尔普兰打过招呼，嘱咐他们对洛佩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绝不能向他透露我们的工作底细。
洛佩斯野心勃勃，他认为自己会应酬、有人缘，一定能爬上更高的职位。
奉承拍马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有一天，洛佩斯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上校，我平生的宏愿跟看就要实现了，我将成为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摩洛哥国王和乌弗基尔将军①已经表示同意。”
①穆罕默德乌弗基尔(MuhammadOufkir1920-1972)摩洛哥将军，1965年时任内政大臣，1971年任国防大臣。1972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害国王哈桑二世的阴谋活动，后死在王宫内。——译者
洛佩斯跟库洛哥人的关系确实非常亲密。每次去拉巴特，他总是在哈桑二世的亲信、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家里住宿。他在担任丹吉尔中途站站长时，曾给摩洛哥领导人帮了很多忙。因此，摩洛哥领导人不会拒绝他的任何要求。
“如果我在拉巴特任职，”洛佩斯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我可以协助你控制整个摩洛哥！”
我们局若能通过他的掩护，加强在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行动，那该多好啊！
洛佩斯接着说：“但是，咱们的政府也得帮我一把。”
他不愿意丢掉自己在法国航空公司混了多年所得到的利益，一旦在拉巴特失宠，他希望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航空公司工作。因此，他要求只是以“借调”的名义，暂时离开法航去摩洛哥。
我告诉洛佩斯：“这可是另一码事，光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到的。我可以跟局长说说，他或许有办法……”
我向保罗雅基埃汇报时，他满口答应：“这还用说，应当支持洛佩斯，我来办这件事！”
不久，他将在图雷尔总部宴请新上任的法航总经理。
保罗对我说：“你也知道，新任总经理原来是咱们局的人，曾经担任过我们驻印度的代表。他怎么会拒绝帮我们的忙呢？”
为了提携洛佩斯，让他充任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我可费了一番周折。前后折腾长达半年之久！我得到了保罗的保证，随后，我就着手在奥利机场物色能接替洛佩斯的人选。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哪儿去找一位象洛佩斯那样久经考验而且精通本行业务的人呢？
我逐一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特工人员考虑了一遍，最终选择了一位妇女，名叫让娜基罗。她身材魁梧健壮，性格坚定果断。
让娜基罗和她父亲一起负责巴黎荣军航空货运站的工作。我觉得，只有她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工作。多年来，她出色地指挥着我们派驻该航空货运站的行动小组。她手下的人都怕她。
大伙儿说：“她真厉害。什么事都瞒不过她。让娜给我们布置任务，时间要求总是卡得很紧。稍有延误，就会遭到她的训斥。”
我把她调到奥利机场。她的公开身份是“洛佩斯的副手”，主管对外联络业务。这样，接替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到时候，洛佩斯就可以脱身。
遗憾的是，我们与法航负责人的交涉最后失败了。法航找了一个极普通的但涉及到原则的理由，拒绝了洛佩斯要求“借调”去摩洛哥工作的申请。
“洛佩斯先生只是个四级督察，而他想谋取的那个职位必须由五级或六级督察担任。洛佩斯先生也许是一位优秀的中途站站长，但他缺乏国际法以及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
简而言之，他既不是国立行政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巴黎综台工科学校科班出身的官员，因此法航不愿意贸然行事。如若同意了他的要求，将来洛佩斯重返公司时，法航将不得不委任他担负更高一级的职务。
显然，洛佩斯好高骛远，太不自量力了。当着他的联系人米歇尔普兰的面，我正式通知他调动工作的计划已经告吹。我看出，他对此深感失望，并有一股强烈的怨气。他埋怨我交涉不力，以至于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他蔑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认为它无能，连帮助自己的一个特工人员获得提升这种事都办不到。
他到处散布流言蜚话：“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那帮人真蠢……”
他把自己运气不好归咎于我们。自那以后，我注意到他对我们的态度起了变化，对我们不那么感兴趣了。他从我们这里没有得到一点儿好处，这使他大为失望。日后，他将投靠其它保安机关，以换取让他飞黄腾达的许诺。应该指出，当时正是封官许愿，勾引利诱盛行的时期，人们不惜出高价收买愿效犬马之劳的密探。
洛佩斯并未放弃自己的狂妄野心。他悉心培植他同乌弗基尔之间的情谊，两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他的心目中，乌弗基尔是拉巴特当局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洛佩新频繁地去摩洛哥拜访乌弗墓尔，向他馈赠从巴黎带去的许多礼物。他处处表现出是这位摩洛哥王国大臣的忠实奴仆，
我可以断言，如果当初我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赐予他梦寐以求的职位，后来就决不会发生本巴尔卡事件。
“小滑头”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离开我们的，这本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可惜我们并没有重视。
一天上午，保罗雅基埃局长把我找去，他以秘密交底的语气轻声地对我说：“总理决定要加强对贩毒活动的斗争，你想必知道，贩毒分子已成为一大祸害……”
我琢磨保罗讲这番话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贩毒分子并不归我们管，国家保安总局专门有几个稽查队对付这些人。
“国家保安总局当然有专人负责此事，”保罗说，“可是，实践证明保安总局在奥利机场缺乏机灵的耳目，而那个机场又是投机商贩毒的一个中转站。我们必须帮保安总局一把。”
我想，今后每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如发现有毒品走私，我们负责把确切的情报通知他们。我天真地认为，保安总局期待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你没有猜对，”保罗回答说，“他们要求调用你手下的一个人。”
我立即强烈地表示反对：“简直是异想天开！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特工人员怎么能转让呢？不行！”
保罗神情尴尬，但坚持说：“我知道，这事确实麻烦。可马提翁大厦方面催得很急，我们不能不照办。你看，在你们奥利机场行动小组中，谁能借调给保安总局？”
“我都考虑过了，没有什么人能借调出去！”我非常固执地回答，“我自己还嫌人手不够呢！我的特工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谁也不能抽走。抽人势必影响我们处的工作。”
“以后再找人接替嘛！”保罗说。
看来，他最关心的是尽快满足上面的要求，至于这事会不会妨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工作，他并不在乎。
连续好几天，保罗一直让他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缠住我。我能调谁去搞这项工作呢？
我终于意识到，上面的意志是不容违抗的，我必须服从命令，但我完全可以耍个花招。
我权衡利弊，反复进行了考虑，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两个人可以供我选择。
一个名叫雷蒙杜埃，他沉着持重，富有才干，作风踏实。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督察，跑遍了各条航线。杜埃已经上了年纪，活动能力逐渐减弱。如同他的朋友迪迪埃多拉①一样，他也是航空界的一位老前辈。
我不忍心让他当保安总局的密探，逼迫他去侦探行迹鬼祟可怕的贩毒集团。不应该把杜埃推到这种危险的境地中去，不能让他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特工生涯。我知道，就是保罗也决不愿意干这种缺德的事。
另一位可以考虑的人选就是洛佩斯。洛佩斯有他的弱点，可是他胆大过人。我们在奥利机场取得成功的一系列行动，一半功劳应归于他。
当我又去找保罗时，我只跟他谈了有关杜埃的情况。我向他解释了不宜调杜埃到保安总局去的理由。我故意不提洛佩斯。我一再表示，我手下没有保安总局头头中意的人。
保罗回答说；“关于杜埃，我完全同意你列举的理由。不过，你总不能说就别无它法了！”
①迪迪埃多拉(DidierDaurat，1891-1969)，法国飞机驾驶员，1953年以
前曾担任过法航等公司的业务经理，——译者
“很遗憾，局长先生，确实没有其它办法。”
保罗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那儿不是有一位名叫洛佩斯的吗？他才华出众，待人热情，富有魅力。他干这件事不正合适吗？”
我仿佛是在做一个恶梦。我奇怪地感到，这一切都是密谋策划好了的。围绕着调难到保安总局去竟搞了那么多名堂，装模作样地反复征求意见，实际上这都是故弄玄虚，真正的目的只是要调洛佩斯。一位上层人物早已指定了洛佩斯，现在只不过是逼我接受决定而已。
我丝毫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兜那么大的圈子。我据理争辩：“很抱歉，我不能缺少洛佩斯。他一走，我们的那个行动小组会垮台的。”
“菲维尔，别忘了这是政府的命令，”保罗不悦地说，“况且，又未阻止你继续利用洛佩斯。”
我不得不提醒保罗，一名特工人员同时听命于两个不同的部门，这不仅违反我们的规定，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保安总局或某些人会通过洛佩斯算计我们，策划危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阴谋。
我对保罗说：“一旦洛佩斯转到了保安总局，对于我来说，事情就算完结了。我将下令同他断绝一切有关秘密工作的联系。到那时，洛佩斯就不再被看作是我们处的在职特工人员了。”
保罗咕哝道：“好吧，你可以另行成立一个奥利机场行动小组，这是你自己的事！”
从此以后，每当局长经过奥利机场时，洛佩斯仍和以往一样殷勤款待保罗，尽管这个“小滑头”已经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以为这件令人烦恼的事已经结束，但没料到几天以后，保罗吩咐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怎么回事？要我去警察局干什么？”
我们同警察局的关系从来就不融洽，我一向讨厌警察局的某些人转弯抹角、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的行为和作风，特别是从围剿秘密军队组织和发生了一连串密探丑闻以来，更是如此。
“已经和警察局方面约好了，你去那儿办理正式转调洛佩斯的手续。”
“什么？不是说国家保安总局要调他吗？”
“不，老兄！是禁毒便衣警察需要他。”
要洛佩斯接受博沃广场①负责人的调遣，这我还能勉强同意。可现在又冒出了臭名昭著的警察局禁毒大队，而且要强迫我去办手续，我再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怒火。
禁毒便衣警察头子安德烈库维纽是个头发斑白，上了年纪的职业警察。他待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给予我的热情接待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我的怒气。
当他感谢我答应把一名特工人员借调给他时，我把自己的想法亮了出来：“说实话，我心里并不乐意，可是没法子，不得不这样做。”
库维纽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
我接着说：“我得补充说明，从洛佩斯接受警察局的领导之日起，我将禁止第七处的官员继续同他联系。你们给洛佩斯分配什么工作，我不管。但他的名字将从我们的花名册中勾掉。”
库维纽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理解你的意思。现在，我能向你介绍一下我们方面负责指挥洛佩斯的警官吗?”
“你认为非见不可吗？”
“是的。得请你向这位警官讲讲他如何同洛佩斯接上关系。”
我说：“我不插手你的同事与洛佩斯接头一事，这是早就说好了的。我只需通知洛佩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今后应该同警察
①法国内政部位于博沃广场，国家保安总局是直属内政部前一个机构。——译者
局进行合作。”
等我把话说完后，库维纽叫来了禁毒便衣警察大队负责指挥洛佩斯行动的路易苏雄。这位乐呵呵的譬官五十开外的年纪，满面红光，身材矮胖。他曾在巴黎消防队服过役。他对任何有权势的人，不论其官阶高低，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苏雄进门后以宏亮的嗓门向我致意：“上校，敬礼——！”
他的动作近乎一个标准的军人举手礼，只差没有“啪嚓”一声并腿立正了。我料想，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免不了要遭受狡诈阴险的洛佩斯无情的捉弄。不过，这与我无关，起码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由于我对这件事越来越感到不耐烦，所以只是简单地向苏雄介绍了一下洛佩斯的外貌特征，使他能认出洛佩斯就行了。我和苏雄约定了一个接头地点，以便洛佩斯前去会面。
最后，我对苏雄说：“我申明，从现在起，我们第七处以及我本人同洛佩斯、同你不再有任何关系，就算是我们不认识你们。”
“是，上校！”喜形于色的苏雄立正后，响亮地回答。
一场喜剧演完了。我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警察局。刚回到总部，保罗就把我找了去。他说：“你看，事情并不难办吧！你必须承认，你是多虑了。”
保罗显得十分高兴和满意，而我并不觉得怎么宽慰。首先，我必须向洛佩斯做出解释。在整个酝酿和交涉的过程中，一次也没有征求过主要当事人的意见，都是别人替他作的主。洛佩斯完全可以把这一调动看作是第七处在任意折腾底下的小卒。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通知洛佩斯时并没有需要向他作冗长的说服劝告。他当即表示接受上级对他的调动，好象他早有思想准备似的。他欣然同意为禁毒便衣警察大队服务。
“我只要求一件事，”他说，“希望能让我继续和第七处合作。”
“不行？”我严肃地说，“你是知道有关规定的。”
洛佩斯象一个被遗弃的孤儿，苦苦地哀求：“你知道，我们彼此都熟了，象一家人。至少，你得允许我不时地向你们提供情报……”
“到时候再说吧！”我支吾搪塞地回答他。
按规定，我们并不是不可以让洛佩斯作为一个临时联络员为我们效劳，只不过是他已丧失我们局的正式在编人员的资格。
然而，打发他走后的头一个星期五，我在阿蒂斯蒙斯指挥所为奥利机场行动小组举行的每周吹风会上，还是郑重其事地宣布断绝同洛佩斯的一切联系。
我说：“洛佩斯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他另有任用，负责执行一项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任务。从第七处的自身利益出发，我们从现在起必须避免与他发生任何往来。”
从此以后，洛佩斯就属警察局长帕蓬及其副手松韦伊管了。
他和警察局情报处负责人卡伊警长见了面。至少，帕蓬、松韦伊和卡伊三人不会不知道，洛佩斯业已成为警察局安插在奥利机场稽查贩毒案件的头号侦探。
我总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洛佩斯的面目不清楚，他周身的迷雾没有驱散。一场离奇的喜剧只演了第一幕，主角们都还在后台。这出“喜剧”会不会是悲剧呢？我本应更加重视我的疑虑。
家园 两份简报 洛佩斯调动的事过后不久，奥利机场行动小组组长、我的老朋友，解放斗争时期的战友米歇尔普兰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有办法打开本巴尔卡的手提箱了。
自从“智囊行动组”成立以来，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一直是我们注意的目标。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和第三世界革命派之间的联系。我们奉命详细了解在哈瓦那筹备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的情况。本巴尔卡频繁穿梭于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瑞士等国。每当他在巴黎停留或过境时，我们就设法窃取他掌握的机密。
“谁提供的情报？”
米歇尔犹豫片刻后说：“洛佩斯！”
“我不是说过要回避他吗？”
“处长，我知道。可是，你就舍得放过这样的大鱼吗？洛佩斯认识本巴尔卡，同他关系挺好。到时候，洛佩斯能把他牵制住，我们就可以乘机打开他的手提箱。”
显然，我不能仅仅因为情报是洛佩斯提供的就放弃这次行动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洛佩斯虽然已归禁毒便衣警察大队领导，但他还想着我们。难道我们能为此责怪他吗？
我拍板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我们的行动必须特别迅速，我们甚至连使用在停机坪上的流动工作室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分秒必争，尽量缩短“过境货物”和工作现场的距离。
我们选择的行动地点是在机场派出所附近特设的一个办公室里，当洛佩斯靠他那能说会道的本领把本巴尔卡拉到机场蓝天酒家边喝边聊时，手提箱已经拿到了我们临时布置的工作间。打开手提箱后，我们用缩微法拍摄了一大堆文件。
当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和洛佩斯从楼上下来时，手提箱已乖乖地在行李房等候它的主人。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进行的，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经过对材料的分析，研究室主任表示满意。他认为，我们的行动有非常重要的收获。
尽管我本人对继续与洛佩斯联系一事有所保留，但我无论如何不能责怪洛佩斯。
“以后如果他再找我们呢？”米歇尔普兰问我。
“那你就听着，然后向我报告，”我对他说，“洛佩斯先生如今至多算个联络员，不同他多往来为好。”
难道我能怀疑洛佩斯，怀疑他是在设置圈套诱惑我们吗？
1965年5月19日，在每天例行的碰头会上，米歇尔普兰告诉我，刚从摩洛哥回来的洛佩斯向他报告了有关摩洛哥国王想与本巴尔卡取得和解的颇有价值的情报。
洛佩斯搞这些情报完全出于自己主动。过去，他为我们服务期间，我们也没有安排他收集有关摩洛哥的情报。他在奥利机场为我们工作，负责同非洲的一些航空联系、传递文件和情报。他与我们的合作是技术性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现在，他却突然向我们反映摩洛哥王宫里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他同乌弗基尔，甚至同国王本人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丝毫不怀疑情报来源的可靠性，我决定同洛佩斯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哈桑二世为了克服国内的某些困难，希望同他昔日的老师本巴尔卡会晤。他还打算让本巴尔卡在政府任职，期望通过此举同反对派和解。
国王的心腹、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受命同流亡外国的反对派领袖在欧洲某地进行接触。国王的弟弟阿卜牡拉亲王正在西德，他也负责同本巴尔卡商谈和解的可能性。
洛佩斯用他那常挂在嘴边上的粗犷语言描述了摩洛哥人要逮住本巴尔卡的迫切愿望。
“他们是那么需要本巴尔卡，只要能诱使他回国，他们甚至愿意设法让布里吉特巴尔多①躺到他的床上去……”
我认为有必要尽快把这一切禀报法国领导人。因而，当天我就把所有情况告诉了我处的一位文书，让他起草上呈报告。
我手下有一个秘书小组负责拟写公文。他们准确、简要地把有关事项写在一种格式特殊的卡片上，编制成情况简报，然后转迸有关部门。秘书小组的每个成员主管一摊工作。例如，穆雄管黑非洲；肖塞管中东和阿拉伯事务；其他人分管美洲、远东等。
具体说来，这一回由莫尔旺宠爱的肖塞来填写有关本巴尔卡的
①一个娇艳迷人的法国电影女明星——译者
第一张卡片。
我感到，这一系列旨在把摩洛哥反对派领袖“遣送”回国的活动是非常离奇的。因此，我在5月19日的情况简报里提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专家们注意，乌弗基尔和他的亲信可能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本巴尔卡就范或谋害他的性命。
鉴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分工明确，各个处之间有严格的界限，我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没有下结论的权力，我的职责就是呈递原始材料，让其他人去分析，并负责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
我的那份关于本巴尔卡的情况简报直接进到了地区处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手里。这张卡片并未被扔进纸篓里，而是经过登记、译成电码，制成缩微照片等程序，列为BI类文件，即联络员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类情报。那么，里夏尔上校对这份简报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如果里夏尔认为简报有用，他应该根据其内容另外准备一份文件呈送政府。如果他觉得情报极其重要，他还可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譬如，他可以要求立即对这件事深入调查，密切监视主要有关人员的动向，特别是注意本巴尔卡是否面临什么危险。
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情况简报没有价值，他可以立即将它归档，不予处理。即使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也应当通知我已收到简报。
可是，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呢？反常的是，我没有接到任何有关简报的意见和要求。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对这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看来，谁都不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发出的关于有人要采用“非常手段”对本巴尔卡下手的警告，根本无人置理。
然而，流亡在国外的摩洛哥领袖本巴尔卡已危在旦夕。5月到8月期间，洛佩斯未向我们请示和汇报，曾四次前往摩洛哥同乌弗基尔密谈。我在奥利机场的副手米歇尔普兰天天都能碰到洛佩斯。米歇尔普兰只是到了1965年9月22日，即他就此事向我作第一次汇报的四个月之后，才向我报告说；“洛佩斯又跟我说起了本巴尔卡。他向我透露，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设法对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下手。”
据洛佩斯说，已分别在开罗和日内瓦对本巴尔卡采取过两次行动，但均未成功。
洛佩斯在谈话中一一列举了那个特务队成员的名字。他提到了后来参与绑架本巴尔卡的大多数人的名字，如；领导“特务队”行动的摩洛哥保安局负责人德利米、拉巴特政府特派员什图基、法国记者菲利普贝尼埃和另一名他称之为“化学家”的法国人乔治菲贡等等。
洛佩斯还告诉我们“特务队”为接近本巴尔巾而策划的计谋：由贝尼埃把菲贡介绍给本巴尔卡，说他是电影工作者，希望这位亚非拉革命运动领袖协助他拍摄一部反映世界革命运动的影片。
洛佩斯认为，这一计划很可能使本巴尔卡上钩。从洛佩斯透露的秘密中，我们还掌握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此人名叫勒马尔尚勒马尔尚协助贝尼埃和菲贡办妥了旅行手续，让他们前往日内瓦会见本巴尔卡。
我本人并不认识勒马尔尚，我的副手米歇尔普兰也不了解他的情况。洛佩斯也未作介绍，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勒马尔尚是个戴派律师，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他曾领导过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密探网。
我于5月19日发出了有关摩洛哥企图对本巴尔卡下手的第一份简报，但没有得到下文。我以为局领导对此事毫无兴趣。尽管如此，9月22日，我又迅速地编写了一份新的情况简报，内容包括洛佩斯提供的名单和其它情况，甚至还注明了贝尼埃和菲贡在巴黎的地址。
我的报告决不象人们在最近-1980年——谈到另一起众所周知的事件时说的那样，是一份不值得重视的“异想天开的报告”。恰恰相反，我的报告叙述了正在蓄谋中的悲剧的来龙去脉，点明了应对这一事件负责的某些人的身份。即使洛佩斯向我们隐瞒了主要内容，即使他在情报中弄虚作假，即使他为了掩护自己而留了一手（后来我们发现果真如此），报告提供的材料也还是充分的，据此完全可以做出反应。
1965年9月22日的那份情况简报写成后半小时就送到了研究室主任博蒙上校的办公桌上。一段时间以来，博蒙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胆小怕事的保罗雅基埃，成了总部真正的铁腕人物。他要求所有报告必须首先送他过目，由他看过后再转给有关部门或者决定是否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博蒙在9月22日就拿到了我那份不寻常的情况简报，简报提到了一个由摩洛哥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特务队”正在进行可疑的活动，试图接近本巴尔卡。
除了第七处以外，博蒙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摸清简报里提到的贝尼埃、菲贡、勒马尔尚等人的真实面目，他可以要档案室提供补充材料，并进行调查和布置盯梢。
博蒙是一只十分狡猾的老孤狸，他不会忽视我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一事件引起了他的关注。按照惯例，他把情况简报送交有关的地区处进行分析。同时，他主动把我这份简报抄送给了局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上校。
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德尔塞尼同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情报局、国家保安总局、军事安全局、宪兵队等机关都有联系。他可以查阅这些机关的所有档案，从而更详细地了解简报上出现的勒马尔尚、贝尼埃、菲贡等人的真实面目和背景。他可以马上整理出这几个人的详细生平介绍并迅速报送研究室负责人。这些都是我无法办到的。
如果德尔塞尼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摩洛哥政治警察头子德利米是一个死心塌地追随乌弗基尔的家伙；贝尼埃注意着第三世界的革命左派；勒马尔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操纵过密探和流氓，人们就可以察觉，勒马尔尚的宠儿菲贡并不象洛佩斯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化学家”，而是一个因枪击警察而被判过二十年徒刑的惯犯。出狱后，他同若阿蒂亚一伙勾勾搭搭。人们还经常看到他同布什塞什、勒尼、迪巴伊、帕利斯等人在一起鬼混。这帮无赖后来都参加了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菲贡还与他们合伙多次诈骗过一些想把资产转移回国的旅居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
正当摩洛哥人处心积虑地设法接近本巴尔卡时，菲贡这么一位人物的出现为迅速发现布什塞什及其一伙人的行踪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法国流氓居然同摩洛哥警察串通一气，这样的怪事难道还不值得重视吗？
然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有权进行侦查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9月22日，即本巴尔卡被绑架前一个多月，局里有三个人直接有权利用我上呈的情报简报，他们是：研究室主任博蒙、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和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
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呢？这一回，他们和5月19日那次一样，又是什么都没做，既没有采取措施，又没有下达命令或指示，也没有给我任何回音。
人们没有再同我谈起9月22日的情况简报，我便断定，有关部门显然对此事不感兴趣。
如果对5月19日和9月22日由我呈送的关于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的两份简报加以充分利用的话，那么一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可是，乔治蓬皮杜总理却在国民议会吹嘘，在本巴尔卡被绑架后，他曾指示对这些报告进行“详尽的调查”。他说：“从洛佩斯得到第一份情报的1965年5月起到可怜的本巴尔卡被害事件发生为止的这段时间内的全部文件，有关部门已逐个地作了分析研究。在此，我可以声明，所有这些文件都没有以任何形式提到过有关本巴尔卡先生面临某种威胁的任何迹象……”
让德布罗伊①也曾被一帮歹徒、昔日的密探和居心不善的警棍猎捕过，前后长达六个月。人们也得到过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本来可以使血腥的结局避免。但是，情报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利用，也未被转里给最高领导人。内政部长博内信誓旦旦地断言，他的前任②事前对正在密谋的卑鄙勾当一无所知。从本巴尔卡到让德布罗伊，从圣日耳曼林荫大遭到达达尼尔街，历史竟重演了。这是一段不能自圆其说的历史！
- 复 两份简报
家园 在奥勃堪波街发生的事 1965年10月12日，当我和我最早结识的联络员之一保罗法布尔共进午餐时，我早把本巴尔卡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曾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写成两份清楚明了的简报，交给有关部门。我的上司们对这两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因此，我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本巴尔卡和乌弗基尔“特务队”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况且，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也对我说过，洛佩斯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在奥勃堪波街的一家小饭馆里用餐。我总是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就座。我的助手和特工人员们都知道，遇有紧急情况，他们准能在这里找到我。洛佩斯也知道我的这个落脚点。
我和法布尔长时间地讨论了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法布尔现在是航空邮运公司的老板。这个大名鼎鼎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拥
①1976年12月24日，法西厄尔省议员，曾任政府国务秘书的让德布罗伊在巴黎达达尼尔街遇刺身死。1980年4月9日法国《鸭鸣报》透露，某警察队曾于1976年初上呈过一份报告指出：有人正阴谋暗杀德布罗伊，然而，这份报告并来受到重视。——译者
②指1975年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译者
有一批神经象钢铁一样坚强的全天候飞行员。
法布尔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的业务遍及整个法国。多年来，它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首先，我可以通过安插在这家公司的飞行员或职员轻而易举地得到正在传递的邮包。其次，我可以在深更半夜从马赛、勒阿弗尔、里昂等地把收集来的大批文件运到巴黎集中处理。这样，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以前，我们就能把介绍我们截获的情报内容的最新简报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
我还可以依靠这个公司的帮助，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最后几分钟里，把执行紧急任务的第七处的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飞机。我甚至可以改变飞机的起飞时间。我手下的人不上飞机，飞机是不会起飞的。
我想把这家公司扩大到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就象我利用一些航空公司在非洲布下我的活动网那样，我大体规划了一个欧洲航空邮运公司，它可以为我的秘密活动提供掩护。这就是建立“航空联盟公司”的计划……
下午两点半光景，我正和保罗法布尔一起喝着咖啡，谈着这些事情，忽然，我看到了“小滑头”洛佩斯。洛佩斯总是戴着一顶黑色人造革帽子。由于怕暴露自己的秃头，他很少脱帽。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两只黑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着，他肌肉发达，酷似一个训练有素的摔跤运动员。我觉得他挺象一头暴躁不安的猛兽。但象豹子一袢，他从不正面发起攻击。他等着你转过身去，放松警惕。
他的意外出现并不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在许多年时间里，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对我的忠诚经得起任何考验，然而，曾几何时，他却随随便便地跑到警察局去工作了，我哪能忘掉这一点呢？
他不是偶然来这里的。他正在到处找我。他先和保罗法布尔打了个招呼（法布尔是他在阿特拉斯航空公司工作时的上司），然后转向我，问道：“跟你说两句，行吗？”
“喝杯咖啡吧。”我不大热情地招呼了一声。
保岁法布尔起身告辞，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把他送到汽车旁。洛佩斯跟在我们后边。
我对法布尔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去和洛佩斯说几句话。”
“好吧，我等着你。”法布尔答道。
我和洛佩斯走到一旁，但离法布尔不远，他仍可以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不大喜欢同洛佩斯个别谈话，鬼知道他会把你拉入什么勾当中去。
“说吧，什么事这么急？”
“是关于本巴尔卡的事……”
“还是这件事？我早就明确告诉过你有事可找米歇尔普兰汇报你很清楚，直接同我联系是违反命令的！”
洛佩斯感到很窘，脸色阴沉下来了。
“我以为这会使你感必趣的。前天，菲贡到我在奥利机场的办公室大吵了一通。他对我说，摩洛哥人曾经答应给他一亿法郎，让他绑架本巴尔卡。可是，现在这些摩洛哥人又想撒手不干，他自己同本巴尔卡谈判拍摄纪录片的计划也落空了。他还说，密探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参与了这件事，而他，菲贡，却不想受人愚弄……”
“等一等，”我打断了洛佩斯的话，“你说的我一点也不懂。菲贡是什么人？”
“怎么，你不知道？”洛佩斯说，“可是，我跟你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讲过，在计划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小组里有一个名叫菲贡的家伙。他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你同昔兰谈的那些话可能都被记录下来并转给有关方面了，这事与我无关。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请你先说一说谁是菲贡吧。”
“噢，”洛佩斯没好气儿地嘟嚷着，“他是个流氓，骗子、牛皮大王！”
“那你就是为一个吹牛皮的流氓的事来打扰我的吗？”
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洛佩斯竟使用了“流氓”、“牛皮大王”等我最忌讳的字眼。多年来，我一再告诫我的特工人员不要同无赖和流氓有任何联系。阿蒂亚、默尼埃、“大巴掌”等人闯的祸和其它一些事件，使我对这一点有了清醒的认识。
“洛佩斯，你使我感到大为吃惊，”我对他说，“你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不管怎么说，你在法航也算混得不错嘛，可你竟然去同流氓、无赖来往，听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我怒不可遏，不想再谈下去了。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洛佩斯，以后别再找我。下次见到米歇尔时，把你这不值钱的情报告诉他吧！”
洛佩斯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上。我撇下他朝法布尔走去，法布尔坐在汽车里，我们的全部谈活他都听到了。
“你把‘小滑头’剋得好厉害！”他一边冲我说着，一边暗暗发笑。
我只耸了耸肩膀。
“洛佩斯开始招我讨厌了，”我说。
当我回想这场不足挂齿的小争吵时，感到洛佩斯的行为有些蹊跷。他对我讲这些废话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为什么执意要同我谈菲贡这个人以及此人肤浅、可笑的言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才明白，10月12日那天，洛佩斯表面上是来给我们送消息，实际上却隐瞒了一切实情。他只字未提10月7日，即五天之前，某些人曾企图在日内瓦绑架本巴尔卡。这次可不是演习和空口说白活，而是真的干了。摩浩哥人什图基觉得菲贡太爱吹牛，所以把他甩掉了。什图基在瑞士会见了两个真正的江洋大盗：布什塞什和勒尼。但这次绑架本巴尔卡行动没有成功，因此他们计划在别处再下手。
洛佩斯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在他所有的假报告中，他从来没有指出过一个真正的强盗的名字，他把流氓集团所有的人都彻底掩盖了起来。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后来执行绑架任务的人，他之所以抛出菲贡，是因为菲贡不过是一个饭桶，是一个利用一下即可甩掉的家伙。
然而，菲贡是一个难对付的亡命之徒，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撇在一边。一亿法郎这个数字是他提出来的，他还要求先付一半。他甚至给洛佩斯留下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字条，上面写明了付款方式。他在离开洛佩斯的办公室时吼道：“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得不到答复，我就去找各个报社的编辑部。”
这正是危险之所在，洛佩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洛佩斯已不属于我们机关，但他却对那帮人——摩洛哥人、不法之徒和流氓——谎称他享有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严密保护。正因为如此，菲贡才在威胁要向报界披露全部事实时，对洛佩斯说了这样的话，“就是你那个混帐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10月l2日，菲贡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洛佩斯感到心惊胆颤。菲贡这人变化无常，难以捉摸。他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是个半真半假的疯子。万一这个“疯子”真的讹诈到底，那该怎么办呢？惊慌失措的洛佩斯决定先发制人。为了掩盖自己，他便直接来找我，编了一套假话糊弄我，并先声夺人地把菲贡说成是一个无人不知的谎言家。
在随后的几天中，那帮人成功地把菲贡重新控制在手。他们向他许诺：只要他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态度，他就可以参与这件事。实际上，在幕后操纵的那些人早已决定事后就甩掉这个讨厌的家伙。菲贡对此毫无所知，因此就同意进行合作。洛佩斯松了一口气，他并没有向米歇尔普兰汇报此事，我也没有再听到什么。
然而，在奥勃堪波街发生的这件事后来却成为整个本巴尔卡事件的关键之一。
家园 法兰克福的核弹头 洛佩斯把关于本巴尔卡和菲贡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告诉我是想要我干什么呢？我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人。为了问心无愧和不放过任何情况，我早已让人就本巴尔卡一事写了报告给上级，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好在这些无聊的小事不在我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与我毫不相干。我担负着一些比这严重、复杂得多的使命。
前不久，我就曾接受过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戴高乐标榜独立、中立和第三条道路。他想把这些主张落实到行动中去。于是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对保罗雅基埃说：“我希望我国的谍报话动不再是单向的，即只针对为东方国家。美国也应成为我们要经常注意的一个目标。”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从事“全向”谍报活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特别是富尼埃－费雷尔负责的那个第六处，开始对一些大学生和技术人员进行训练，准备让他们打入加利福尼亚的一些研究尖端技术的实验室。这个代号为“大钟”的行动计划后来失败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就摧毁了这个“业余”间谍网。
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某些成员同美国的谍报机关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为止。于是，我的朋友蒂罗德沃若利——我们在华盛顿的谍报组长——被责令就他向我们的盟国提供有关俄国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报一事做出解释。
德沃若利在哈瓦那掌握着一批出色的谍报人员，特别是其中有一位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床睡觉的年轻妇女。他通过这些人成功地搞到了一些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苏联人正在卸下装有导弹零件的箱子。他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
戴高乐怒吼遭：“德沃若利背弃了自己的职责。他先为美国人送情报，而后才给我们打报告！”
这就是德沃若利横遭清洗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德沃若利把他获得的全部材料都送回巴黎了。这点我是清楚的。他只是在发觉法国当局违背协议、没有把在古巴发生的事情通报给美国人时，才决定直接向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们发出警报的。
为什么德沃若利送来的情报被压下了呢？根据我的调查，这是因为地区处的那位高级负责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情报当作一回事，一直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抽屉里。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些情报，所以认为没有必要转报马提翁大厦和总统府。
这在政治上是一起重大的“故障”。由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的军人们帮派思想严重，所以他们一方面为那个渎职的地区处负责人多方开脱，另一方面却对德沃若利横加指责。后来，在本巴尔卡事件中，我也吃了这类玩忽职守和毫无责任感的人的苦头，被那些真正犯有过失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暗算”了。
不过，在这个有关古巴的事件中，还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责令德沃若利说出他掌握的那古巴情报员的名字。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对他进行审查。他们还说：“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信任你。“
德沃若利对此极为不满，但人们强迫他这样做。后来德沃若利得知，他的那些情报员都被卡斯特罗的特工部门逮捕了。
这真是太过分了。德沃若利不能容忍这一情报“故障”和这一不可饶恕的泄密。他大胆地找他的上司算帐，可是，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即使有些人知道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也爱莫能助。大家都害怕受到戴高乐将军的怒斥。德沃若利感到自已成了牺牲品，便决定留在美国，拒绝返回巴黎。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因此我向头头表示愿去美国找他，不管
他本人愿不愿意，我也要把他带回法国。
我说：“如果他不跟我回来，如果他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叛徒，我发誓，哪怕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一定亲手打死他！”
我心中明白，我根本没有必要开枪打他。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同意派我去美国。人们并不想让德沃若利回来，因为如果他直言不讳地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就会令许多人狼狈不堪，德沃若利后来告诉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曾派了一些人去美国杀害他，但这些人都被悄悄地赶走了①。
我是为他辩护过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没有任何人感谢过我的这一举动。在开展“全向”谍报活动的时期，我被怀疑为亲美派。我之所以暂时没有象德沃若利那样被彻底搞掉，那是因为我的那班人马于得非常出色，而且也由于我事必躬亲，以身作则。那些从不出现场参加直接行动的官僚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我，第七处就会解体、垮台。
此外，我的上司还这样考虑：“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我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我的心情很矛盾：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向我赠送军装以便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这是一杯苦酒，我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我必须服从我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我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是，这件事却只在博蒙和我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猜想这是最高情报委员会，即戴高乐将军本人的特殊安排。
我甚至不知道保罗雅基埃是否了解这一情况。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我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
①德沃若利后来同美国人利昂尤里斯合写了一本书名为《Topaz》的著作。他在书中揭露说：戴高乐的亲信中有一名俄国间谍。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我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要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四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我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作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切开一个垂直的U于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人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我对博蒙说。
他的态度依然那样神秘。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这么大，估计有五十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我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我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
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当我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我想出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我。如果这个热心人知道他的摩托车最终将用来干什么，他该怎么想呢？
在我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摩托骑得很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溜门撬锁和开保险柜的能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布列塔尼。当时，他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驾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我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我这里“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我们的安全小组走遍了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我们的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我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雷蒙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道，“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我再次合作，共同执行我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就使我明白究竟要我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了。
部署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一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俄国人采取福拉穆尔式行动①而造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发出第一次警报就可以给导弹安上核弹头。在平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
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密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应把仓库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①《福拉穆尔博士》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创作的一部电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位美国将军，主要情节是：他于1964年派出一架原子轰炸机去莫斯科，意欲挑起一场核冲突。——译者
“你看，”我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装置，可以承受七十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钩扣，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我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程？”阿迈尔没好气地问道。
“三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我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我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后，美国人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我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我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十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我们每天晚上就搞几小时的演习，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行动时间。我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我在每所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车子发动时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我们应尽量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我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在进行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我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我们将使用我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这就必须制定一套精确的密码在关键时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我只挑选了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我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小组。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
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我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伺我们的人绝对听不懂我们的话。
每天晚上，雷蒙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到什么程度了？六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当本巴尔卡事件爆发时，我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五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努力，我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时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项计划，而雷蒙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
不仅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本身也保不住了。
在审理本巴尔卡一案时，当佩雷斯庭长问我在阴谋反对这位摩洛哥政治家的期间到底在干些什么时，我是否应回答“我在准备为戴高乐将军偷窃一枚美国核弹头”呢？
- 复 法兰克福的核弹头
家园 恶人当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价值观念被搅乱，神圣的旗帜被玷污；自认为威力无穷的总统制却容许无政府主义暗中存在；告密行为博得褒奖，犯罪勾当竟不受惩罚。在这个时代里，那些负责维护法律的人无所顾忌地赦免了绑架阿尔古上校①的罪犯，然而却宣称对遭到非法绑架的阿尔古上校进行
①安毛万阿尔古(AntoineArgoud)原为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被怀疑为一起颠覆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后来到德国避难，1963年2月25日在慕尼黑被绑架。——译者
审判是合法的。
既然为所欲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还有什么可以使某些人感到顾忌呢？本巴尔卡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乌烟瘴气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小滑头”洛佩斯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联络员，禁毒便衣警察的情报员，而且还是为他那些摩洛哥朋友殷勤服务的仆人，但更主要的是强盗集团的一员。
强盗们控制着他，操纵着他，并利用他提供的掩护，在奥利机场通行无阻，这些强盗并非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的势力甚至凌驾于内政部长罗歇弗雷、警察局长帕蓬、保罗雅基埃将军和摩洛哥国王之上。
他们得到警察的默许，脚踩几只船。他们声称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干过事。对其中某些人来说，这话倒也不假。例如，若阿蒂亚、布什塞什和勒尼克西就曾受雇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行动处，虽然他们参与的那些行动遭到了惨败，但他们却一直以此为荣。
他们是警察的耳目。比如，菲贡就不断向警察局情报处的头头卡伊警长提供情报菲贡泄露了许多机密，甚至威胁要在报上公布一些内幕情况，所以后来就被干掉了。但流氓中那些会掌握分寸、善于操纵警察而不被警察耍弄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危险的。
我们看到这些人带着警察身分证和携带枪支的许可证，拼命争夺各种肥缺。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戴高乐政权治安机关的干将，另一些人则运用他们的特殊本领——转卖诈骗来的商品、开假发票；买空卖空和各种走私活动以及输出资金等——来帮助戴高乐派筹集竞选经费。
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从事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活动时，还是在负责竞选宣传大会的保卫工作时，他们都是受罗歇弗雷指挥的。这些歹徒为这个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同若金汤。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公民行动队的核心力量，也是戴高乐共和国的一支杂牌“警卫队”，这使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出示隶属这支神通广大的特殊警察部队的特别证件，必要时还可以干掉那些胆敢查问他们的真正警察。强盗克里斯蒂昂这维德就是这样干的，他在1966年2月2日打死了警察加利贝尔。而当时，整个法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本巴尔卡事件上。
他们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打入一切机构，到处起着腐蚀作用。警察局和内政部都有他们的人。他们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安插了情报员，在福卡尔那里也有耳目。这是一个新的集团，他们相互勾结和利用，并采用讹诈和恐怖手段来胡作非为，警察在他们面前吓得发抖，不得不容忍他们的一切暴戾行为。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被捕了，法官们就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使他们获释。律师们为他们出谋划策，甚至还充当他们的联络员。如果这些人象皮埃尔勒马尔尚那样是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派高级决策机关的常客，那就更是如此了。
由于他们具有狼和鲨鱼一般的灵敏嗅觉，所以他们能敏锐地觉察到国家这部车子在行进中出现的任何颠簸。1965年10月，即在年轻的第五共和国进行第一次总统选举的两个月之前，最高领导层的某些人觉得戴高乐将军年事已高，不宜继续领导法国了，这种阴暗的气氛并不全是密特朗和勒卡尼埃这些反对派造成的。
就在政权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集团。受到权力诱惑的蓬皮杜从戴高乐将军高大的身影后面令人不安地露出了他那肥胖的身躯。本巴尔卡事件发生后，一些人还在希望戴高乐将军由于疲惫和精力不济而宣布退出竞选，给他的总理让路。笼罩着绑架本巴尔卡一事的神秘色彩完全可能进一步动摇这位年老体衰的斗士的地位。
流氓们对事态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些人是在为自己打算：应该把绑架本巴尔卡的帽子扣到谁头上呢？万一事情搞糟了，怎样才能掩盖自己呢？
事情很简单，只需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特工机构头上就是了。法国政府一定会把此事压下来，而决不会愚蠢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置于受审的地位，使它成为报界、警察和法院的攻击对象。万一政府采取责难特工部门的态度，那也只会进一步束缚特工部门的手脚，使打入这一部门的那伙人更能为所欲为。
不管怎么说，策划这一阴谋的人肯定会捞到好处。但这一招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取决于洛佩斯。此人是三料、甚至四料特务，他精通造谣惑众之术，是巧造迷魂阵、编造假情报的老手。
10月28日晚，洛佩斯把他的顶头上司——警察苏雄叫到奥利机场，要他帮个忙。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在巴黎拦截一个人。这个人曾多次策划反对摩洛哥国王的阴谋，目前又在准备新的谋反活动。他曾被摩洛哥司法机关判刑，但宽宏大量的国王赦免了他……”
洛佩斯说的这个“家伙”叫“巴尔卡”。他要在第二天（星期五）去巴黎南边的梅内西附近的一个朋友家秘密会见国王的密使。
但洛佩斯故意掩盖了下列事实：提供别墅的那位朋友就是流氓布什塞什，而会晤地点实际上在丰特内勒维孔特。
相反，他却向苏雄透露了要同“巴尔卡”谈判的摩洛哥人士的名字：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将军和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少校。
苏雄有点不大乐意，他说他无权做这种事。洛佩斯答称，这事正好归苏雄管，因为这个“巴尔卡”还被怀疑通过一个大学生把印度大麻带进了大学生宿舍区。
“吸毒的事归你管吧？”
“没错。”苏雄勉勉强强地同意了。
后来，这位警察对人说：“洛佩斯给我们帮了很多忙，却从来不要什么好处，他找我帮忙就这么一次，我总不能推卸吧……”
再说，洛佩斯还向他保证说，这次会见是由法国某些高级领导机构出面安排的，他过去的上司、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菲维尔和总统府秘书长雅克福卡尔都“知道此事”。
洛佩斯还对苏雄说；“你们警察局的领导也了解，你尽可以放心。”
尽管洛佩斯向苏雄作了一大堆堂而皇之的保证，苏雄还是心存狐疑，要求允许他考虑一下，到第二天早上再回话。至少，后来他是这么讲的。他的谨慎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尤其是因为他同洛佩斯有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两人一起秘密经营着一个专供禁毒便衣警察玩妓女的旅馆。
他俩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碰头，苏雄按时来了，并表示接受这个使命。有一个人通过警察局内部电话同苏雄进行了联系。他自称是雅克奥贝尔，是内政部长罗歇弗雷的办公室主任。他要苏雄放手去于。于是，苏雄就和他的助手瓦托在将近十二点时开着一辆警车来到李普啤酒店。
开始下手了。1965年10月29日中午十二时半，本巴尔卡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苏雄和瓦托拦住，洛佩斯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他化了装，戴着一副墨镜和从他的警察朋友那里弄来的假胡子。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任何一位自重的特工人员都不会如此可笑地化装的。
实际上当然是洛佩斯在指挥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认识本巴尔卡。他把本巴尔卡指给了他的穿着便衣的同伙。这一伙人乘着警察局的一辆403轿车向位于丰特内勒维孔特的流氓布什塞什的别墅驶去。汽车由苏雄驾驶，洛佩斯坐在他旁边。本巴尔卡坐在后座上，被警察瓦托和强盗勒尼紧紧夹在中间。
另外两个流氓帕利斯和迪巴伊在几米之外的地方望风，准备在必要时助以一臂之力。看到403轿车出发了，他们也开动了自已的车子，并且很快就超过了403轿车，争取先赶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便帮助主人安排“接待”。根据计划，还应当把本巴尔卡带到几公里以外、位于奥穆瓦的洛佩斯家里去。
至于在汽车行驶途中，在到达布什塞什的别墅后以及后来在洛佩斯的家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谁也搞不清楚。
在此后的十五年中，人们提出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一种说法是，本巴尔卡被塞进警车后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勒尼为制服使劲挣扎的本巴尔卡，用两臂死命地夹住他，把他的颈椎骨都弄断了，结果，在抵达丰特内勒维孔特时，从车上搬下来的只是一具尸体。
说谎成性的流氓菲贡也有一种说法，而且由记者让马尔维耶和爱德华贝尔撰写成文，登在报上。菲贡说，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来到洛佩斯家的地窖里拷打被捆在暖气锅炉上的本-巴尔卡，把他打死了。为了使情节更加引人入胜，一家著名周刊的社长在叙述上面的故事时还添油加醋地声称，乌弗基尔当时手中还持着一把匕首，从此之后，人们在谈论这一犯罪案件时总要提到这把东方短剑。
根据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这个事件涉及到一笔肮脏的第纳尔①交易。我们知道，若阿蒂亚和布什塞什一帮人不断来往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从事着总额高这几亿第纳尔的非法交易，他们诈骗那些急于把现金转到欧洲去的归国法侨和实业家。
一天，这伙流氓偶然趟见了一个人，于是向他兜售一大笔第纳尔。这个人出于旅行和开展活动的需要，决定买下这些第纳尔。此人就是摩洛哥人本巴尔卡，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伙流氓打交道，他们的第纳尔来路不明。交易是在日内瓦进行的。本巴尔卡毫不犹豫地糊弄了这伙小偷，成功地带着钱溜之大吉了。这伙人发觉自己上当后，就到处寻找本巴尔卡，想逼
①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货币。——译者
他说出他把那笔财富——八亿多第纳尔藏存哪里。这伙强盗后来了解到了本巴尔卡的身分，并通过熟人获悉也是摩洛哥方面政治绑架的对象，于是他们就想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在把本巴尔卡抓到手后，他们先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让他说出钱藏在哪里。然后就可以把他交给摩洛哥人，换取巨款和重赏。
可是，从这个故事看来，流氓们后来手下得稍重了一些，而本巴尔卡的心脏又稍为脆弱了一点，他被打死了。
他们后来又是怎样处理本巴尔卡的尸体的呢？这一点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因为几乎已没有幸存者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披露真相。本巴尔卡的尸体可能就埋在丰特内勒维孔特附近的小树林里；也可能被扔进巴黎地区某个工业家的石灰窑里烧成了灰，或按照美国黑手党的作法，被浇灌在巴黎中心鲁迈尔街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的钢筋水泥柱里。
有些人一直确信，本巴尔卡的尸体被装进一只货箱运到奥利机场，并装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运走了。另有一些人却说，他的尸体被一架旅游小飞机扔在拉芒什海峡。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谁也没有再见到过本巴尔卡。我在这一事件中干了些什么呢？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又与此事有什么瓜葛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当调查开始时，洛佩斯一口咬定他把事情的一切经过都告诉了我。他说：“我给你妻子打过电话！”
10月29月上午九时，即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那家小店附近设下圈套绑架本巴尔卡之前三小时，洛佩斯往我家打了一个电话。他明明知道，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准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离开家了。他也知道接电话的一定是我的妻予费尔南德，她对我的活动毫无所知，也不了解我去哪儿了。
那么，洛佩斯对我妻子谈了些什么重要事情呢？他只是说他不能按原定计划去奥利机场接保罗雅基埃将军了。保罗雅基埃将军在会晤了他的葡萄牙同僚之后，要从里斯本返回巴黎。洛佩斯解释说，“因为我和摩洛哥人有个约会……”
他就说了这些。我的妻子对这件事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她含混地答应说，在见到我时一定向我转达。但她又告诉洛佩斯，白天她和我没有任何联系，而晚上我也可能不回家，我很少呆在家里。
这些情况，洛佩斯是一清二楚的。他只是想把给我妻子打电话这件事作为一个幌子，以便说明他通知过我。但他通知我什么了呢？即便我的妻子把他的话转告了我，那也不能使我明白任何东西，因为洛佩斯几乎每天都同摩洛哥人有约会。
如果那天上午在发生绑架之前，他有紧急情况需要报告的话，为什么他不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默尔普兰联系呢？此外，洛佩斯了解我的习惯，他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同米歇尔一起给我们在奥利机场的特工人员介绍情况，他完全可以直接来找我，至少可以来弯一下。
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当本巴尔卡被带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后，洛佩斯又去干什么了呢？他根本没有来向我和米歇尔普兰汇报。
他跟苏雄和瓦托一起坐着警察局的403轿车返回巴黎，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和圣佩尔街的交叉日下了车。这时是下午一时半。此后，他又白白放过了宝贵的一小时。他干什么去了呢？
他走进了圣佩尔街的“老兵俱乐部”。这是抵抗运动老战士的聚会地点，但也是密探和戴派活动分子的巢穴。他决定从那里打电话。
俱乐部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而这正中他的下怀。他希望被人看到。他需要有人为他作证，说他走进“老兵俱乐部”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的存衣处去打电话了。
他在楼梯上正巧碰上了他的老朋友卡尔卡松－勒迪克，卡尔卡松刚去地下室接过他妻子打来的电话。他是福卡尔的朋友，是最忠诚的戴派分子活动网的头目之一。他显然可以作证说：“是的，我看见洛佩斯在一点三十分到达俱乐部，进门后，他立即去给某人打了电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某人”就应该是我了。但在这关键的一天里，洛佩斯这样一个老练的特工人员竟然屡犯错误，尽出纰漏，真是不可思议。他明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但他却偏不往那儿打电话，而是拨了我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电话号码。
只有洛佩斯自己一个人声称给我打了电话，而实际上，人们永远无法找到有关这次电话联系的任何记载。
洛佩斯说：“我打电话给菲维尔，但他不在，是他处里的一个人接的电话，我向这个人作了简短的口头汇报……”
据洛佩斯说，这个汇报只有几句话：“告诉托马（这是指我），唐比得罗（这是洛佩斯的代号）说，与摩洛哥人约会的地点在丰特内勒维孔特他家的附近……”
作为一次组织得如此严密、有警察流氓和摩洛哥人参加的绑架事件来说，这一口头汇报未免有点简单。但工于心计的洛佩斯企图使人相信：他在电话中无需作更多的说明，因为我已了解其它情况；而他给我留下口信，只是为了确认行动计划。可以说，陷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活动与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同时开始了。
离开“老兵俱乐部”后，洛佩斯驾驶着他留在巴黎的奔驰牌轿车去丰特内勒维孔特接布什塞什，并和这个流氓一起回到奥利机场。随后，他俩一起在机扬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同拉巴特通电话。
洛佩斯首先给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的办公室主任阿夏西挂了一个电话：“你的客人到了，他同意见你！”
然后，他又给乌弗基尔的办公室主任阿兰姆打电话：“你的家具准备好了……”
由于电话间太小，挤不下他们两人(布什塞什素有“大胖子”之称)，他们只好让门半敞着。当时呆在附近的一位名叫苏阿尔的邮电部监察员注意到这两个人极度紧张。他甚至在无意中还听到了只言片语。
神色慌张的布什塞什向洛佩斯提示他该说的话。摩洛哥人应到：“立即来一下，如有必要，可坐军用飞机来”。绑架者在执行计划过程中似乎出了一点毛病。
邮局负责人后来找到了有关这两次通话的记载：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二分，另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八分。
当晚，洛佩斯又在家里同他的摩洛哥朋友通了电话。先是乌弗基尔给他打来电话，要他证实本巴尔卡已“被抓到手”，乌弗基尔似乎有点将信将疑。当然，他还是会来巴黎参加预定的会见的。
“但我必须先征求一下老板的意见。”
乌弗基尔所说的“老板”指的是国王。如果他得到国王的同意，他就会在当天夜里搭乘二时三十分那班飞机来到巴黎。德利米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称他将于第二天下午两点到达奥利机场。洛佩斯对前来打听消息的布什塞什和勒尼说：“行了，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就要来了！”
10月29日那天晚上，我离开位于阿蒂斯蒙斯的指挥部返回巴黎，我一点也没料到就要出事。我的朋友和助手雅克韦兰开车送我。我自己的车留在图雷尔总部，所以我还得去那里取车。
我利用这个机会到二楼办公室取我忘在那里的雨衣。我环视了一下空荡寂静的办公室。这个周末正好和11月1日的万圣节连了起来，因此任何行政人员都不会在下星期二之前返回这里。我打开办公室的灯时，雅克韦兰也在场。
办公室里干干净净，看不到一张纸片。根据这里的规矩，每天晚上，所有的档案、文件、通报、笔记，乃至打字纸都要锁进保险柜。纸篓里的废纸必须烧掉。
如果处里的人替我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并为此在办公桌上给我留了条子的话，我是会一眼就看到的。我会赶紧看一下纸条的内容，并视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然后我还会给留条子的人打电话狠批他一顿，因为在办公桌上留纸条是违反安全规定的。
倘若有人有急事告诉我，我处里的人就应当打电话到阿蒂斯蒙斯找我，或在我回到局里时当面通知我。要是在夜间，他们可以随时给我家里打电话。
当我们全处的人都外出活动，而我本人也不在处里时，我手下的一位行政人员雅克布瓦泰尔就负责每天晚上把东西都锁好。他熟悉所有的安全规定，他的职责就是执行这些规定。他负责检查每个办公桌的桌面是否已经收拾干净，并负责传递当天的最后一些文件。
那天晚上是布瓦泰尔值班，但我没有见到他。我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东西。白天没有人通知我有什么事，晚上也没有人往我家里打电话。
实际上，在那个神秘的时候，应该把我蒙在鼓里，不会有什么真实的情报转告我。人们不让我有可能采取下列行动：提醒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某些负责人，要他们发指示，做出应有的反应，让警察局审问洛佩斯并派人去布什塞什家搜查。
这主要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完结，那些策划者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让别的事情妨碍事态按原定计划发展。
10月30日（星期六）凌晨三时，洛佩斯在奥利机场等候乌弗基尔。然而，这位摩洛哥内政大臣并没有出现在来自卡萨布兰卡的旅客中。
洛佩斯回家后接到乌弗基尔打来的电话：“我因有事而耽搁了。我今天下午五点到巴黎。”
随后，德利米又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他说他在订购机票方面遇到了困难，他要求洛佩斯同那些阿尔及利亚同行们交涉一下，帮他在下午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搞到一个座位。
“这回行了，他们上路了！”洛佩斯对惊呆的布什塞什说。布什塞什已感到他们手中的本巴尔卡是个没人要的包袱了。
这个消息却使流氓帕利斯、迪巴伊和勒尼感到宽慰，他们要同德利米手下的一个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一起去帕雷“老邮局餐厅”吃午饭。
德利米一抵达奥利机场就在洛佩斯的陪同下坐车前往帕雷“老邮局餐厅”找他们。当他走进饭馆时那伙人正在喝咖啡。
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了！德利米表示可以去检查“包裹”。这位拉巴特的保安局局长在强盗勒尼和他的摩洛哥助手侯赛尼的陪同下前往车特内勒维孔特。布什塞什继续扮演着房主的角色，他出面接待了他们。
与此同时，洛佩斯返回奥利机场去迎接乌弗基尔。这次乌弗基尔按时到达了。寒喧、拥抱之后，洛佩斯立即开车带他的这位朋友——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去丰特内勒维孔特。
路上，乌弗基尔要求洛佩斯当晚把他在奥穆瓦的别墅让给他使用。
“当然可以，没问题。”洛佩斯爽快地答应了。
他把别墅的另一把钥匙交给了乌弗基尔。使乌弗基尔和他的朋友们尤为放心的是，洛佩斯将在傍晚时带着全家去卢瓦雷的贝勒加德度周末和万圣节，别墅完全空出来。
洛佩斯理应为乌弗基尔提供这个方便，因为乌弗基尔曾在拉巴特自己家里接待过洛佩斯，并表示要尽力让他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
车开到了布什塞什的别墅前。洛佩斯没有走进别墅，他让乌弗基尔到里面去与其助手德利米会合。
然后，洛佩斯回到自己家里，带上妻子和孩子到乡下去了。
那已是l0月30日的傍晚。在白天那么长时间里，洛佩斯本来完全可以同我们取得联系，把发生的事告诉我们。然而，他根本就没有吭声。
突然，电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宣布，一个叫本巴尔卡的人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失踪，当时同我一起听到这一消息的还有达尼埃尔普热。我们都感到震惊。
“很久没听说这个家伙了，”我对普热说，“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由于在“智囊行动组”时期，本巴尔卡的名字曾时而出现在需要“处理”的人的名单上，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行动处搞的鬼，但我又不太相信这一点。不过我知道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树敌甚多，并在各大洲参与过不少黑幕活动，所以他可能会遇到不测事件。
本巴尔卡在巴黎有一个心爱的女朋友。这个女人名叫玛塞娅，原
- 复 恶人当道
家园 恶人当道-下 籍古巴。她象是一株漂亮而剧毒的热带植物。她和一个名叫吉尔贝的摩洛哥犹太人一起搞进出口生意。
吉尔贝是本巴尔卡童年时代的伙伴。他们曾一起在摩洛哥搞过政治。后来，本巴尔卡离开了摩洛哥，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并经常去古巴。他在那里筹备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他帮了吉尔贝不少忙，使他和玛塞娅都进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身边人的圈子。
本巴尔卡每次来巴黎都住在他朋友吉尔贝那里，吉尔贝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有一大套位置适中的房间。摩洛哥反对派的这个头子就在那里进行一些政治性的会晤。
然而，引起我对这个三人小集团的注意的，并不是吉尔贝在本巴尔卡帮助下大量贩卖古巴蔗糖的投机活动，而是另外一件事。
一天，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一大包情报局整理的电话窃听材料。
这份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一位重要部长同玛塞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位部长却受到戴高乐将军的绝对信任。
从表面上看，这位部长是一个最廉洁不过的人。他生活检点，严于律己，具有清教徒作风。但是，这位道貌岸然的人在与玛塞娅勾搭时却出奇地轻率。他毫不在乎地让这个可能威胁到机密的风骚的外国女人坐上他的DS型部长专车。专车两边有摩托车开道，后边还有警卫车保护。
我在接到达包窃听材料后，对我的朋友表示了我的惊讶：“为什么你们的机构不直接提醒部长注意？应该立即让他知道，与本巴尔卡身边的一个女人来往是多么时危险。”
“你是在开玩笑，”我的朋友回答说，“那些知情的警察没有这个胆量。他们可以在背后骂骂咧咧的，却不敢直接找部长谈，因为他们生怕遭到打击报复。”
“那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说，“帮助我们部长阁下擦亮眼睛这一可怕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喽？”
我没有接到任何人的委托和命令。我只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感而采取行动。首先，我试着与部长身边的一些人，即他那些最亲密的助手取得联系，当我谨慎地把问题摆到他们面前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我发现他们心中完全有数，看来这个部上下都了解这一丑闻，但他们都不愿承担干涉部长私生活的责任。由于担心屋于里有暗藏的录音设备，他们甚至不愿谈论此事。
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比其他人胆量稍为大一点的高级官员，一个布列塔尼人。我利用他会说方言的便利条件用布列塔尼语向他提出了问题。我们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他向我保证说，他将作一番努力。
“不过，”他对我说，“这肯定将是我毕生事业中最艰难的时刻。如果下星期你看到我已离职，你会懂得这是为什么的！”
不久以后，那个最先向我报告情况的朋友又来看我。他说：“了不起，你干得真漂亮。标致的玛塞娅已从我的视野内消失了。”
然而，她并没有离开巴黎。每次本巴尔卡来法国时，她都在吉尔贝家里和他见面。在被绑架的那天早上，本巴尔卡也是先从奥利机场到吉尔贝家放下他的小手提箱，然后才去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
10月30日傍晚，当我获悉本巴尔卡失踪以后，我就计划在万圣节之后，即在下一个星期二，提醒保罗雅基埃将军注意我们分别在5月l9日和9月22日呈送给他的两份简报。说不定从简报中能找到一些解释这一神秘事件的线索。
不管怎么样，我不负有进行直接干预的使命。我的职权范围规定得很明确，我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手段获取情报并转送出去，然后由局里的其它一些处采取行动。
洛佩斯在带着全家去贝勒加德的路上打开了奔驰牌汽车的收音机。关于本巴尔卡失踪的报道使他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但却没有料到消息传播得这样快。可能是现场的目击者泄了密。事情有点不大妙，计划大概要改变了。
到了贝勒加德之后，洛佩斯把妻子和孩子留在那里，而自己却立即返了回来。
当他重新跨进他在奥穆瓦的别墅大门时，正是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客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应付危机的全体会议。乌弗基尔和德利米都在那里，周围坐着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以及流氓布什塞什、迪巴伊、勒尼和菲贡。
过了一会几，大家都走了，只留下侯赛尼和洛佩斯。
午夜十二点刚过不久，德利米从奥利机场打来电话，“洛佩斯，请来接我们一下。”
一贯俯首听命的洛佩斯在茫茫的夜色中驾车疾驰。他把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又带回他在奥穆瓦的别墅。
“现在，”乌弗基尔向他命令道，“你去睡觉，我们想单独呆一会儿，我们还有事要商量。”
尽管洛佩斯是在自己家里，但却要服从乌弗基尔的意志。他像仆人一样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现在人们暂时不需要这个仆人了，但要使唤他时，可按铃叫他。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家仆啊，他和衣躺在床上，呼吸着这个令人不安的夜晚的奇异的空气。他的神经保持着高度的紧张。
后来，他把眼睛贴在百叶窗上，从缝隙里窥见一些灰色的人影来去匆匆。有一刻，他还看到一辆车号前印有CD（外交使团）字样的404黑色轿车停在大门口。车上下来两个陌生人。德利米把他们迎进别墅，乌弗基尔在里面等着他们。
洛佩斯把耳朵贴在半掩的房门上，断断续续听到一些用阿拉伯语谈话的声音，似乎是谈到了“飞机”和“货船”。
所有这些都是洛佩斯本人后来讲述的。他是调查人员和法院找到的唯一证人。他可能是想把水搅混。
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五时，乌弗基尔下了出发的命令。
洛佩斯开车送乌弗基尔、德利米和侯赛尼去奥利机场。他既是摩洛哥人的管家，又是他们的司机，他对他们唯命是从。乌弗基尔乘八点钟的飞机去日内瓦，声称是去同正在瑞士逗留的家人团聚。
德利米、侯赛尼以及另一名摩洛哥警察什图基将乘九点四十六分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
这批摩洛哥人成功地逃之夭夭了。尽管前一天就传出了本巴尔卡失踪的消息，但却没有任何人拦住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向他们提一些准以回答的问题。
在洛佩斯帮助下，摩洛哥人丝毫没遇到麻烦，如果“小滑头”真愿意通知我们的话，他本来还是可以在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离开后立即从奥利机场或从奥穆瓦打电话，即使那样做已经是晚了，已经是犯了罪。
但他并没有打电话。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洛佩斯安排摩洛哥人离开后，又开着他那辆奔驰牌轿车去见勒加德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天中午，我在博齐奥街我的家里请雅克韦兰吃午饭。他是我在第七处里为数有限的几个密友之一。我的妻子把他当作我工作单位的一位普通同事。话锋不可避免地转到本巴尔卡事件上来了。现在，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谈论着本巴尔卡这个人。
我对雅克韦兰说：“我该给博蒙打个电话，他可能会给我们出个主意，或给我们传达一项命令。”
由于博蒙直接负责处理我在9月22日送交的有关绑架本巴尔卡企图的第二份简报，我想知道他所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是否有了结果。我一个人跑到卧室里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
她说“博蒙先生到乡下度周末去了，没法找他！”
我生气地回到客厅雅克韦兰正在和我的孩子们玩牌，我不客气地抱怨说：“这个家伙，每次找他时他总是不在！”
当洛佩斯从贝勒加德往我家打电话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
从本巴尔卡被绑架起到此刻为止，两天已过去了，而洛佩斯一直没有直接与我联系。
而此刻，当他第一次通过电话与我接上头时，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呢?他谎称正在同家里人一起度几天假。他装出一付轻松自如、无忧无虑的样子，好象前一天就在那里休憩了。
“你听说本巴尔卡的事了吗？”我问他。
他说他和大家一样是从广播里获悉的。我提醒他：“乌弗基尔可能插了一手，你不这样认为吗？”
“很有可能。”他含糊其词地答道。
他根本没有提“唐比得罗向托马”作的口头汇报，即据他说在上个星期五绑架发生后一小时从圣佩尔街的俱乐部给我打的那个电话。
洛佩斯不敢触及这一问题。他没有问我是否收到了他给我的口信。也不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或是否希塑了解其它有关情况，他什么也没问。看来，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反而倒使他感到宽慰。
在那个星期天，人们本来还是有可能抓住那些参与了上述事件的流氓的。而洛佩斯并不想这样做。他知道布什塞什第二天(11月1日)要乘上午九点半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洛佩斯已经掩护了摩洛哥人，他现在要掩护那些流氓了。
谈话快结束时，他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关于乌弗基尔，我正想告诉你，他昨天来了……”
我心里不由地一怔，这个巧合实在太离奇了。
“真是不可思议，”我说“他是几点到的？”
“下午五点。他是从卡萨布兰卡乘快帆式飞机来的。”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诡称没找到我。
“好吧，现在要弄明白的是他究竟来干什么。现在他在哪儿？”
“我正想跟你说呢，他和德利米在奥穆瓦我家里呆过……”
“这是怎么回事？他到你家去干什么？”
“他在巴黎没找到住处，我就把我的别墅借给他用了。另外，他今早已去日内瓦了。”
哈桑国王的一位大臣在法航的一个稽察员家里下榻，这并不使我感到过分吃惊，因为我知道他们之间过从甚密，洛佩斯去拉巴特时，常住在乌弗基尔家，所以他在自己家里接待乌弗基尔也是合乎情理的，再说，乌弗基尔的孩子们在巴黎寄宿学习时，洛佩斯是他们的监护人。
如果洛佩斯对我们，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还保持一丝一毫的忠诚的话，他这时就应告诉我乌弗基尔来巴黎的真实原因。但是，他又一次企图以虚假的遁词来排除我的怀疑。
他说：“乌弗基尔来这里是为了主持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训练班的结业仪式。”这个训练班是由法国国家保安总局组织的。
洛佩斯这一次给我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我详细报告，而是为了给自己安排后路。一旦事情败露，他就可以说。“我事先已向我的上司——菲维尔作了汇报。我已打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我意识到这件事的复杂性，便要求洛佩斯星期二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来，把他还能记得起来的事当面告诉我。
“我们在星期二下午三点左右见面吧。”我对他说。
他同意了。第二天（星期一）是一个纪念死者的日子。我去布列塔尼给我的父母和我在抵抗运动时期结识的一些朋友扫了墓。
- 复 恶人当道
家园 卡伊警长的雪茄烟 11月2日（星期二）清晨，我一大早就赶到了办公室，准备把我在电话上同洛佩斯的谈话整理成一份清楚明了的报告。
我把自己关在图雷尔总部办公室里整纪录，因此，没有机会听到那天上午轰动巴黎的传闻。政界沸腾了，反对派在共谋对策，官方人士则惊慌失措。政府各部之间的电话铃声不断，一场大规模的欺骗性宣传开始了。摩洛哥人熟知此中内情，法国特工部门却上了圈套。非常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提到那些流氓和警察所起的作用。
我拿着初稿走进博蒙的办公室时，他仿佛对此事兴趣不大。我对乌弗基尔和摩洛哥的一些政策一无所知，所以想在定稿以前请他过目，或许博蒙有所了解。因为他是研究室主任，他有一些情报来源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还对他说，上个星期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电话总算接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博蒙先生度周末去了。
博蒙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当上了空军少校，他对文职人员，甚至对圣西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或其它军兵种的军人都隐约流露出瞧不起的神情。所以，我的话使他十分不快。
他非常冷淡地反驳说：“不，我没有去度周末，也没有人会对你这样讲，恐怕是你弄错电话号码了吧……”
“我保证没弄错，我还一再……”
后来，他向我发誓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人接电话。
博蒙精明强干，但狡黠奸诈，而且往往喜欢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他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此人轻浮多疑，厚颜无耻。他象法国政治家马萨林①那样，习惯于使用转弯抹角的手法，在局里，
①朱尔马萨林（JulesMazarin，1602-166l年)，原籍意大利，红衣主教，l642-1661年任法国首相。——译者
我们俩都是处级负责人，然而，在他眼里，我又算得上老几？不过是一个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地专管搜集情报而没有什么主见的人罢了。
当我同他谈起本巴尔卡事件时，他冷笑道：“绑架，你是开玩笑吧！反正我不信，有人把事夸大了……”
乌弗基尔将军宁愿不住摩洛哥驻法大使馆和旅馆，却神秘地跑到洛佩斯家里过了一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他有一次艳遇想隐瞒下来，”博蒙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说道，“你想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博蒙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保罗雅基埃有关我们所掌握的一些新的情况。他认为自己在判断上要比局长更加高明。图雷尔总部的真正老板、法国谍报工作的中流砥柱，就是他博蒙。在他看来，保罗不过是总部昙花一现、来去匆匆的一位过客。
十时三十分，蓬皮杜让人直接打电话给保罗雅基埃，着急地问他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否有两个特工人员名叫洛佩斯和菲贡，外界盛传，这两个人与本巴尔卡失踪事件有牵连。
保罗有些恐慌，因为性虽然知道有个洛佩斯，但对菲贡却毫无印象，他答应马上向挡案室和各处了解。保罗随即发出了一份调查通知，在总部传阅。这份通知使博蒙猛然警觉起来。于是，他便去找保罗。他对保罗说：“关于本巴尔卡事件，菲维尔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有关他同洛佩斯淡活的报告。”
在此期间，马提翁大厦打来的电话更加频繁了。
“我可以向你担保，”保罗回答说，“这个菲贡不是我们局的人！”
然而，在各部办公室，只要一说某个离奇古怪的人不是特务，人们反会相信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蓬皮杜的亲信们显然上了圈套，竟听信谣传，信以为真，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的总部掌握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午，保罗气得脸色发白，他把有关的主要负责人全部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博蒙、莫尔旺和我。局长让人把我的前两份关于本巴尔卡的简报给他拿来。凑巧，这时我当天整好的同洛佩斯的谈话纪录也打好送来了。
“我们局受到了怀疑，”他说，“我们应该辩白！警察局还要求我们做出解释哩！”
我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同政府官员和警察搞在一起。我们问心无愧……”
“不！我们应该击跟他们把话讲清楚。”保罗越来越激昂地说，“对了，对了，菲维尔，就这么办！我已经答应警察局局长办公室主任，说你今天下午到他那里去，你去以前可以装装样子，到国家保安总局戈达尔那儿看一下。”
保罗对我说：“你瞧吧，他们会亲切地接待你，而且能够守口如瓶。你找局里反间谍部的人陪你一起去。”
“让我向他们提供什么情报呢？”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本巴尔卡的全部材料，你的报告，在档案室和各个地区科所能收集到的材料……”
“不过，”我对他说，“至少要让我调查一下这件事。我们在摩洛哥有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谍报站，几天之内，它就会向我们提供全部情况。”
“我不许你这样干，”保罗说，“现在可不是再找麻烦的时候！”
我回到办公室时，仍然茫无头绪。我的女秘书纳内特把我从闷闷不乐的苦思其想中唤醒过来：
“卡尔卡松－勒迪克来的电话！我对他说你很忙，但他一定要找你，说事情非常紧急。”
“老兵俱乐部”的这个常客在电话里发起火来，用一种讽刺和责备的语气对我说：“老兄！恐怕你把午餐的事抛到脑后去了吧？”
“什么午餐？”
“唉，不是几个星期前咱们和卡伊警长约好的吗？上个星期我还给你的女秘书打过电话，把这件事敲定下来。你现在总不会躲起来吧？”
“好吧，”我回答说，“不过我的时间不多，因为我今天下午一上班还有急事。”
我似乎听到对方在电话里忍不住低声冷笑。或许这是一种幻觉吧？看来卡尔卡松－勒迪克对我的忧虑心情和别人为我设下的圈套已了如指掌。
“好吧，”勒迪克说，“一点钟左右在‘老兵俱乐部’见。”
我没有断然拒绝这顿莫名其妙的午餐，竟在这样一个多事多虑之日如此白白浪费时间，我真对我自己生气！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约定时间来到圣佩尔街“老兵俱乐部”。快到两点钟的时候，卡伊才匆匆忙忙地赶来。见到我们，他便假惺惺地表示一下歉意。
如果我知道他是从哪来的，是什么事耽误了他，那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让卡伊机智灵活，身强体壮，行动神秘莫测，外表虽善良可亲，内心却冷酷无情，他指挥着一帮子无恶不作的流氓、眼线和密探，这是他在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斗争中接收下来的。卡伊和这样一批声名狼藉的匪帮沆瀣一气，表面上却俨然是个堂堂正正、白璧无瑕、谁也不会怀疑的模范警官。警察局情报处的这位副处长是罗歇弗雷的心腹。此人非常圆滑，能把有害的丑闻和策划不周的拙劣阴谋计划悄悄地处理掉。因此，他有办法维护一些人的声誉，又能根据指令使他们名声扫地。所以，政府对他的工作格外满意。
让卡伊已成为某种“传奇式的人物”。他喜欢和流氓阿飞一起鬼混。他曾打进戴高乐共和国的敌手的谍报网，钻进他们的领导核心，鼓动那些支持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亡命之徒进行绑架、暗杀活动。与此同时，他留心他们作案的准备工作，并采用特工人员那种先让歹徒们持枪抢劫，然后将罪犯当场捕获的策略，到了最后时刻才出场将这些亡命徒一网打尽。
卡伊在戴派谍报网的核心工作，公民行动队、类似的谍报网以及警察机构的各种情报都汇集到这里。因此，他对我的情况必然是了如指掌。
我甚至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那天是11月2日，星期二，当我们碰头的时候，卡伊基本上已经了解到本巴尔卡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他当时是从弗朗索瓦米隆街八号他的朋友皮埃尔勒马尔尚的办公室里出来的，他在那里同菲贡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菲贡不仅是勒马尔尚的老主顾和保护对象，而且还是这个戴派律师的老朋友。他们在圣巴尔贝公学时是同窗。菲贡是个高级官员的儿子，他父亲在卫生部任总监。在堕落成为流氓之前，他匆匆忙忙地结束了人文科学的学业。
过去，勒马尔尚曾经把菲贡介绍给自己的一个熟人——卡伊。
“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对菲贡说，“这个人很随便，也很可靠。对他，就像对我一样，你可以无话不谈！”
菲贡凭他那流氓的嗅觉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卡伊说话时模仿我们的腔调，但看他那副样子并不像流氓，也不像密探，我看他准是个警察。”
这些并不影响菲贡继续同卡伊经常来往。可是，从本巴尔卡被绑架的那天晚上起，菲贡有些惊慌失措。他很容易胡思乱想。要不他真能拿到钱，要不就是那些摩洛哥人已经启程回国，把他给涮了。洛佩斯一开始就答应卡伊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金字招牌招摇撞骗，但这块招牌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是砸了还是名存实亡呢?
菲贡和布什塞什一伙不同，当事态开始严重起来时，布什塞什一伙便跑到西德去了，现在可没有人请菲贡到摩洛哥去避风。他和洛佩斯也不同，他并非是警察局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如果出现什么差错，倒霉的正是他菲贡。他蹲过十二年班房，再也不愿旧地重游了。
星期三早晨，满腹疑虑、忧心忡忡的菲贡来到了勒马尔尚的办公室，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说出来了：绑架的背景、把本巴尔卡押至丰特内勒维孔特以及随后转押到奥穆瓦的过程，乌弗基尔和德利米赶来巴黎、洛佩斯别墅里的深夜密谈等等。在勒马尔尚的要求下，菲贡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当着卡伊的面又重复了一遍。他甚至还明确指出有一些警察也参与了绑架行动。是哪些警察呢？
“哦，那是一些平日同洛佩斯一起活动的警察。”
卡伊对警察局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无需进一步追究。此刻，已初步肯定苏雄和瓦托是同谋。警察局也很可能牵连进去了。
卡伊是罗歇弗雷部长机警的眼睛，他及时向这位部长作了报告，随后又向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汇报了这一情况。现在，他坦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似乎后悔自己不该姗姗来迟。
“不过，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本巴尔卡被绑架三天后，报刊、广播、政界以及国外都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呼声。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幕后策划者们开始施放烟弹了。他们想随便找一个替罪羊，再找一个部门来背起这个黑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罗歇弗雷的那帮人——流氓、密探警察——统统保护起来。
午餐开始时，我们东扯西拉地闲谈起来。后来，卡伊带着沉思的神色开始抱怨道：“不管怎么说，本巴尔卡事件还是给政府脸上抹了黑，简直是糟透了！”
当时，听到卡伊提起一个无人不谈的话题，我并不觉得很奇怪，但使我感到诧异的倒是，卡尔卡松－勒迪克突然像蹦起的弹簧一样霍地站了起来，以一个鸡毛蒜皮的借口溜走了。卡伊和我继续面对面地交谈着。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他们巧妙地安排好的一场戏。
卡伊朝我倾着身子，向我介绍了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另一种说法，这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他的介绍，本巴尔卡上了一些流氓设下的圈套，绑架者把他交给了乌弗基尔将军。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卡伊用手向我作了个捅刀子的姿势。
这个警长尽量避免对我提到警察局的警察在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中起过什么作用。然而，对这个问题，菲贡早已讲得一清二楚了。这时，卡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装出一副对事件的前困后果了如指掌的样子对我说道：“上边的人认为你们那里有些人卷进去了！例如，有人说洛佩斯就不是清白无瑕的，他参与了绑架事件……”
我回答说：“这倒使我感到震惊，要是象你说的那样，洛佩斯是应该同我们先打个招呼的。另外，据我所知，出事的时候，他并不在那里，而是和老婆孩子一起在乡下，”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他带副眼镜和假胡子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卡伊出其不意地反问道。
卡伊大概是发现了我的惊讶的神情，正在为自己的这一招而自鸣得意。
“你对情况了解得真是细致入微，”我对他说，“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不管怎么说，洛佩斯与我们总部已经没有密切的关系了，他主要是为警察局工作。”
卡伊用手摆了摆，仿佛是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面部表情也突然变了。他前额紧皱，满面愁容，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问道；“你能肯定与你们局毫无关系吗？”
我耸了耸肩说：“据我所知，我们和这件事毫无牵连。”
“那就太好了！”卡伊略带威胁的口吻说。
显然，卡伊力图搅乱我的视线，让我去怀疑洛佩斯，怀疑我的上司，这也许是行动处干的坏事吧！天知道！把本巴尔卡列入“智囊行动组”猎袭对象的名单，已经有好多年了。至于第七处，我觉得问心无愧。再说，这类活动也不是我们处的任务，因此也就更谈不上我们处卷入这一绑架事件中去了。
当然，洛佩斯也可能有些问题。最初，他也许是跟我撒谎，或向我隐瞒了部分真相。不过，这一切我都会弄明白的，因为在三点钟以前我要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去找他，然后再去警察局。
“洛佩斯，”我对他说，“我没功夫同你多谈，你得明确地回答我，你是否和本巴尔卡事件多少有点关系？你到底参加了没有？”
洛佩斯大声叫道：“你想到哪儿去了！当然没有嘛！”
“说真的，洛佩斯，你一点份儿都没有吗？”
“丝毫没有！”
“洛佩斯，你发誓！”
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说：“我发誓！”
“谢谢你，洛佩斯，这同我原来想的完全一样！”
这一下，我完全放心了。辞别了洛佩斯，我来到国家保安总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的办公室主任戈达尔的房间。我们局反间谍部的两位同事，阿尔贝康和克莱因已在那里等我。我把他们拉到一边解释说：“我方才去找过洛佩斯，他发誓说没有参与这件事！”
由于上司让我们协助管察局调查此案，因此，我们局反间谍部副主任阿尔贝康郑重其事地把写有五行字的一张卡片交给了戈达尔。卡片概述了国外倩报和反间谍局提供的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情报。
阿尔贝康用他生硬的卡塔卢尼亚人的口音列举了卡片上写着的所有人名，然后补充说；“我想告诉你们，报告中多次提到的乌弗基尔将军目前正在巴黎。他是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参加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训练班结业仪式的。”
他的这番话意味着完全可以谨慎地向乌弗基尔提些问题，况且，在上述的仪式上，乌弗基尔说不定会见到他的法国同僚罗歇弗雷。
戈达尔对这样的谈话感到不快。为了结束这次谈话，他突然站起身来说：“知道了，知道了！不过，这个事件与我不相干。你们大概同松韦伊先生还有约会，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了。谢谢你们前来看我。”
在一切都尚无定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的关键性的这一天里，我们却去进行如此荒谬、甚至近乎滑稽可笑的交涉，这使我突然感到奇怪。
假设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是光明磊落的话，那么它就应当派我们把我那三份报告全拿上去见警察局的高级负责人。
这三份报告一共有六页，中午还整整齐齐地放在保罗雅基埃的桌上。根据局长的意见，甚至还应加进一些从档案室和各地区科收集的情报中摘录的材料，凭这么多的材料，就可以有效地同警察局负责人讨论问题，迅速核实某些线索，并及时采取行动。
可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当时我要先后会见卡伊、洛佩斯，我走后，博蒙和阿尔贝康关在办公室里精心炮制了后来提供给警察局的那份情报。奇怪的是，博蒙这个不可捉摸的家伙，如同蜷缩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这个核心谍报网上的一只蜘蛛，这次竟然违背了保罗雅基埃的指示。
他对阿尔贝康说：“你按9月22日的报告准备。警察局感兴趣的只是报告里的名单，你把它抄在一张卡片上，这就行了……”
阿尔贝康不屑亲自抄录这份名单。他只要向局反间谍部的某个小职员传达一下博蒙的指示就可以了。卡片上只有这么一点材料，因此，我在戈达尔的办公室里见到这张卡片时就感到吃惊，卡片上写着勒马尔尚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关于菲贡、什图基、贝尼埃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新情况。乌弗基尔的名字则神秘地消失了。警察局的人拿到这张硬纸片后，一定会捧腹大笑。
他们会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工作就干这个吗？”
临行前，博蒙还下了明确的命令：“你们的讲话不要超越这张卡片的范围。就说我们所了解的只有这些！”
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呢？我住5月10日上呈的第一份简报里提到了乌弗基尔主张采用“非常手段”，有目的、有步骤地接近本巴尔卡的企图。为什么对这份简报只字不提呢？
后来，博蒙直言不讳地说：“事态发展很快，事情处理得十分仓促。填写卡片只用了十分钟。时间紧迫，不可能写得更长、更全面……”
其实，如果把我的全部报告都送上去，就会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暴露无遗。怎么搞的，掌握了这么多情报却按兵不动呢？为什么不向马提翁大厦，也不向爱丽舍宫报告呢？自那时起，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掩饰总部逃避责任的事实，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总部由于忽视我的报告，以及对事情的处理漫不经心而犯下了马马虎虎的错误。
我们来到警察局后，先是在前厅等候，因为办公室主任“正有事”还不能见我们。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这使我感到纳闷。局里原来说，警察局焦急地等用我们的情报，可现在却让我在这儿傻等。
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松韦伊办公室的门。当我突然发现卡伊叼着一支又粗又长的哈瓦那雪茄烟，东张西望、摇摇晃晃地从松韦伊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时，不禁大吃一惊。
卡伊发现我坐在那里，并且意识到我已经见到他了，于是便挺起身子朝我走来，他如同久别重逢，向我热情地伸出手来。其实，我刚刚和他共进午餐，在一个小时前才分手。他的举动不是有些奇怪吗？
他看出我满脸疑云，便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说：“哦，我是顺道进来的，不过是想转一转……”
我又打量了一下他的雪茄烟，心想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为什么卡伊想让我相信他来了不一会呢？使我感到更为奇怪的是，当我和局反间谍部的同事刚刚被领进松韦伊的办公室时，卡伊又露面了，并且径直走到旁边的一把扶手椅前坐了下来。他在警察局长办公室主任这里竟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样无拘无束。
“如果你们不在意的话，”松韦伊说，“卡伊先生就留在这里，尽管他不负责这项调查工作，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显然是说谎，因为帕蓬局长后来到处嚷嚷：“一开始，我就安排了我们最优秀的警官卡伊先生来负责处理这一案件。”
其实，还应该补充一句：卡伊警长在没有得到上司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关心这项工件了。
总之，在松韦伊的办公室里，卡伊先是作为这次谈话的局外人坐在一旁，继续抽他的雪茄烟。然而，当我瞥见眼前摆着的一件东西时，我心头不禁一震。松韦伊的办公桌的正当中摆着一个“罗米欧与朱莉叶”牌雪茄烟盒，旁边的烟灰缸装满了烟灰，室内充满了雪茄烟味。现在我可以肯定，卡伊方才同我讲的都是谎话。
他离开圣佩尔街“老兵俱乐部”后，就直接到这里来了，松韦伊刚才同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进行了密谈，以致让我们在前厅焦急地等了半个多小时。
卡伊总是想让我相信他的话。不过，他那支即将燃尽的雪茄烟却戳穿了他的谎言，因为这支烟肯定是从松韦伊的烟盒里拿的。
帕蓬的这个左右手和警察局“最优秀的警官”在一起能谈些什么呢？在这种日子里，当然不会是闲扯。事情很清楚，他们谈的肯定是本巴尔卡事件和警察局的警察以及眼线与此事的牵连；卡伊也肯定向松韦伊透露了当天上午菲贡在勒马尔尚律师家里倾吐的秘密。因此，松韦伊在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皮埃尔松韦伊曾忠实地追随莫里斯帕蓬，先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警察局工作，后去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法国总督秘书处工作，最后则跟他来到巴黎警察局，担任局长办公室主任。
他为人严肃，公正不阿，工作积极，守口如瓶。毫无疑问，他是法国政府中掌握机密最多的一个高级官员。二十年来，从本巴尔卡事件、马科维奇事件到德布罗伊事件，他一直承担着敢于掌管法兰西共和国重大机密这种令人不快的任务。他对那些最无头绪的档案非常熟悉，所以，始终能够坚定不移，泰然处之。
一个荒唐的仪式又开始了：我郑重其事地向松韦伊递交一份已经提供给国家保安总局的卡片的抄件。
“你会看到，”阿尔贝康说，“菲维尔先生的第七处已经把他们掌握的全部情况都写上去了，”
我们象一无所知的傻瓜一样奉命来到这里，向一些早巳熟知内情的人提供我们手头掌握的情报。
松韦伊浏览了一遍卡片，然后把它递给卡伊。看完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卡伊刚才还见过菲贡和勒马尔尚，但当他的目光落到卡片所载的这两个人的名字时，却一言未发。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勒马尔尚是谁，因为没有进一步调查的命令。此时，卡伊本来可以讲几句关键的话，譬如对我们说：“别琢磨了，我了解这个勒马尔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戴派律师，等等。”
可是，他一言不发。受盘问的反倒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想知道，是谁向你们提供这些情报的？”松韦伊问道。
保罗雅基埃曾催促我们同警察局充分合作，尽管这个指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也只好执行。我们说：“我们最优秀的联络员之
- 复 卡伊警长的雪茄烟
家园 卡伊警长的雪茄烟-下 一洛佩斯，他是在法航工作的一位督察。”
“他住在哪儿？”
我要是知道他已了解了情况的活，就会带着挖苦的口气反驳他，“你只要问一下你的部下苏雄和瓦托就行了。与其说洛佩斯是我们的人，倒不如说他是你们的人。”
“洛佩斯吗？”我说，“他住在奥穆瓦，离奥利机场很近。”
我还讲了他的电话号码，并补充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肯定可以在奥利机场值班处找到他。”
卡伊在那儿默不作声，表面上看去并不关心此事，可是，当我说到这里，他突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猛地冒出一句话：“如果我向你证明洛佩斯参与了绑架事件呢？”
“这使我很难相信，”我说，“我刚才还见过洛佩斯，他向我发誓说，他和这个事件毫无牵连。”
卡伊满意地又坐了下来。今后，人们就可以说，我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包庇了罪犯洛佩斯。
但是，如果卡伊完全相信洛佩斯犯了罪，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立即去奥利机场或奥穆瓦捉拿罪犯呢？为什么警察不用电话通知奥利机场派出所的所长，让他就地审问洛佩斯或者把他带到巴黎警察局来呢？
那次谈话是在11月2日下午进行的，乌弗基尔将乘坐来自日内瓦的航班飞机于当晚六时三十分返回巴黎。如果精心安排，还可以设法使洛佩斯和乌弗基尔对质，以便弄清事情的真相。
然而，警察局“最优秀的警官”卡伊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既然洛佩斯所能提供的一切，他已从另一个难得的证人——菲贡的嘴里得到了，那又何必急于审问洛佩斯呢？！
第二天(11月3日)上午，警察苏雄向司法警察局局长马克斯费尔内和副局长安德烈森比伊详细地供出了事件的真相。
他揭发了洛佩斯在绑架事件中所起的策划作用，检举了曾在丰特内勒维孔特等待验收“邮包”的流氓们，并且控告了乌弗基尔和德利米。
苏雄交待的秘密情况在警察局和内政部都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费尔内心急火燎地跑到莫里斯帕蓬那里，向他报告苏雄招供的情况。帕蓬又跑到罗歇弗雷那里，向他汇报。弗雷则立即去马提翁大厦，向蓬皮杜暗示。这些密战的结果是：当务之急是要等待，如果眼下就把警察苏雄和瓦托与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有所牵连一事公布于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样，既然不触动警察，当然也就不会触动那些肇事的流氓无赖。尽管如此，歹徒帕利斯和迪巴伊仍然感觉到事态已开始严重起来，他们于这一天乘飞机跑到西德的杜塞尔多夫躲藏起来。
他们把朱利安勒尼仍留在巴黎，以便就地察看动静。直到真正该溜的时候，勒尼才能最后一个撤走。
奇怪的是：警察局似乎并不急于逮捕洛佩斯，因此，我在11月3日又继续进行调查。
我刚刚从一些可信赖的朋友那里得知，洛佩斯似乎并不象他发誓和声明的那样清白无辜，于是我再一次把他召来，并对他说：“我要求你到警察局去坦白自首！”
“可是，除了对你讲过的以外，别的我是一无所知啊！”
“撒谎，你是一些事情的目击者，你本人就参与了……”
“不，我没有参与，那时我害怕了，因为这牵扯到一些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现在，”我对洛佩斯说，“你到警察局去解决你的问题好了，我不想再见到你，对我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
洛佩斯到警察局自首来了，他心里盘算着要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警察局，密探、摩洛哥的要人搅在一起，自己可以乘机蒙混过关。
11月3日晚上，摩洛哥大使馆举行宴会，罗歇弗雷预料在那里会碰到摩洛哥内政大臣乌弗基尔。他担心出现尴尬局面，所以他让国家保安总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代表他出席摩洛哥使馆的晚宴。至于乌弗基尔将军，他原定第二天(11月4日)乘九时五十五分的快帆式飞机离开巴黎，现在他也准备提前动身。晚宴一结束，他就同德利米赶乘当晚的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法国。向他们提问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卡伊的耳目菲贡在巴黎四处游逛。尽管已于11月6日下令将他逮捕归案，但奇怪的是，追捕他的警察都没有发现他的影子。
其实，他已得到了“免罪”的默许，这是用他提供的情报换来的。
1966年1月初，留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歹徒勒尼也动身前往西德，与他那个集团的其他伙伴会合。菲贡开始不安起来。他被人骗了。与菲贡合伙的强盗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在瑞士银行帐户上领到了“奖金”。至于菲贡，他还在傻等。有些地位很高的朋友答应给他钱和一张去南美的飞机票。可是菲贡却不放心，担心别人会在途中想法把他干掉。
1月11日，警察局第一次发出了通缉令。第二天，即1月12日星期三，对本巴尔卡事件大为震惊的内阁会议做出了逮捕菲贡的决定。然而，内政部长罗默弗雷却反对采取这一措施，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法会再次引起论战。
“我担心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反对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加以利用。”他说。
可是，弗雷的意见没有得到戴高乐将军的赏识，戴高乐将军冷淡地表示，他根本不把对手的反应放在眼里①。
那天晚上七点钟，菲贡同勒马尔尚通了电话：“我并不是向你提什么要求，而是命令你在今后四十八个小时内给我一千万法郎和一本护照。否则，我会让你勒马尔尚和卡伊代替菲维尔，让你们跟我一起去坐牢……”
这些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可惜，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说的。
直到1月14日（星期五）上午，菲贡前往指定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有拿到。因此，他又打电话给勒马尔尚，宣布了最后通牒的期限：“最迟不得超过今晚七点三十分。”
勒马尔尚律师啪地一声挂上了电话。这时，菲贡感到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决定破罐子破摔，去“放一把火”，必要的话，还要让整个巴黎都烧起来，毁掉这个政权。但是，在此之前，他想先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避一避风头，因为在勒诺德街那个单间公寓里，他觉得，别人对他的严密监视使他感到透不过气来。
①参阅达尼埃尔盖兰：《杀害本巴尔卡的凶手》，居奥蒂埃出版社1975年版。
1月17日下午六时四十分，他通知他的女朋友、喜剧演员安娜-玛丽科菲内，他决定当晚就搬家。她为他的安全担心，因此恳求他不要再回勒诺德街了，并且要他立即离开。
“不，我还得回去收拾行李，”菲贡说，“另外，今晚九点钟，也就是在我出发之前，还有一个小伙子要来对我的搬迁进行摄影采访。十点钟，我的一个伙伴开车来帮我把行李拉走……”
“我看你是在做傻事，”安娜-玛丽坚持说，“那位摄影记者是什么人，你了解吗？”
“当然喽，”菲贡说，“我向他要了五百万，他可能给不了这么多，不过，他答应给我带点钱来。我得赶紧走，我怕警察会盯上我。”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卡伊在帕蓬局长家里吃晚饭时接到了他所期待的电话：“菲贡刚回勒诺德街十四号，他要在那里呆到十点钟……”
采取行动的信号发出了。大批警察从两辆大轿车上跳下来，包围了勒诺德街，街的两头也被武装警察封锁起来。巴黎第十七区警察分局奉命把全部人马开赴现场。增派的人员源源而来，有些警察手持冲锋枪，准备发动一场名符其实的冲锋。人们以为这是在捉拿一伙望而生畏、装备精良的匪徒。
一个警察大队接受了不让菲贡逃遁的任务。当这个大队包围菲贡的单间公寓时，突然听到从屋里传出一声枪响。于是，他们便破门而入，可惜为时已晚。菲贡头戴新帽，身着新大衣，躺在浴室门旁的血泊之中，身边有一支手枪。行李都已准备停当，看来他正准备动身。
当天夜间，不等案情调查结论，也不等尸体剖验报告，夏瓦农检察官即断言这是一起自杀案。
《鸭鸣报》周刊又采用了斯塔维菠基事件①时采用过的那种醒
①斯塔维茨基是一位有名的诈骗犯，1931年，他在一些法国议员的支持下，建立
了一家信贷银行，1932年，警察在逮捕他的时候，发现他已在一间小木房里自杀，怛舆论再却盛传说是有人为了灭口而把他杀死的。——译者
目的标题，它报道说：“有人朝菲贡头部射出了一颗子弹，他就这样‘自杀’了。”
我确信，揭露本巴尔卡事件真相的一切可能性都在那天晚上消失了，菲贡可以证明，所谓我同这个悲剧有关的说法，不过是几个十恶不赦的坏蛋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使人怀疑特工部门，从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遭，菲贡的死意味着同时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证人。
家园 落入圈套 保罗雅基埃将军11月3日在一八一一号通报中明确命令道：“在本巴尔卡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可以向上汇报所收集到的情况，但不要让我们的情报员去专门寻觅这方面的情报……”既然如此，那末所有这些事情同我就更不相干了。
在我看来，这项命令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即尽一切努力，动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把别人在暗中进行的调查向前推进一步。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挫败那些可能置我们于死地的罪恶的阴谋活动。但是，保罗禁止我们进行任何反击，而且更为不幸的是，他还被法官的传讯吓唬住了。
保罗对我说：“佐林格先生要在他的办公室里见我们。”
“我认为没有必要到法官那里去，只要把我们给警察的那些情报转给他就行了，难道你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他坚持要我们去，这是按规定办事……”
“我是一个秘密话动者，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给我照过相。十五年来，我为了隐姓埋名，费尽了心机。难道你想让我去法院抛头露面？”
“没有人会看见我们的。我们从边门进去！”
这一举动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在关系到这一机构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中的一个。倘若我们同意去法官那里，我们就会失击自卫能力而落入对手设置的陷阱中去。
卡伊懂得如何以巧妙的方式保护自己。当法官和重罪法庭要他作证时，他就故意拿出各种各样的要他卧床休息的医生证明来。最后，当他不得不出庭时，他就坚定地保持沉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佐林格是一心软弱的法官。我满可以对他说，我没有必要回答他的问题；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我所有的行动都受到国防机密的保护，我只能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及共和国总统汇报。但胆小如鼠、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保护自己的保罗却要我出面作证。
我把对戈达尔和松韦伊说过的话又向佐林格重复了一遍。然而，1月13日，却传来了苏雄和瓦托两名警察受到控告的消息。
人们得知警察局里有些人直接卷入了绑架事件。我放声大笑起来，并说道：“这可真够意思的，正是警察局的人企图使我相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负有罪责！”
我可以想象得出帕蓬、松韦伊、卡伊和内政部长此时此刻的窘相。前一天，即11月12日，内政部长还在一项官方公报中“依据权威消息”，矢口否认“法国警察参与了本巴尔卡事件”。
也许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最艰巨的战斗刚刚开始。为了摆脱困境，警察局把矛头进一步对准特工部门，尤其是对准我。警方人士说，苏雄和瓦托这两位误入歧途的巡警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人员洛佩斯提供了帮助，他们还自以为做了件好事。洛佩斯是受其上司菲维尔指使的；这两位心地善良的警察显然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卑鄙阴谋的牺牲品……
一场新的反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运动开始了，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来势凶猛，保罗是一个谨小慎微、不善领导、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他在这种形势下显得惊慌失措，彻底败下阵来。他感到自己已成了靶子，自己的局长地位己摇摇欲坠。马提翁大厦和爱丽舍宫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于是，精神紧张、脸色苍白的保罗把我叫了去。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份我写的简报，报告的日期分别为5月19日和9月22日。我在这两份简报中指出，一些流氓、无赖和摩洛哥人为绑架本巴尔卡已采取了初步行动，我还概述了我获悉的一切有关情况。
保罗对我说，“我要求你在记录员在场的情况下说明你是以什么方式搞到这些情报的。”
保罗确实有让人提供证词的怪癖。很明显，他想在蓬皮杜和戴高乐面前掩饰自己。
我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进行了联系，从他那里简单地了解到洛佩斯这几个月来的表现，然后我又回去见保罗。
在一位女速记员在场的情况下，我把我在洛佩斯提供的真真假假的情报的基础上撰写连两份简报的前后经过谈了一遍。
最后，我对保罗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一件令人费解的事：这两份简报虽然迅速转交给了主管人员，但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显然他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冷静地列举了历次错过的机会：研究室主任博蒙把有关菲贡和勒马尔尚的简报交给局反间谍部后就不再过问了。而不起任何作用的反间谍部也没有查阅档案来核实这两份简报。最后，由里夏尔上校领导的第三科在看完简报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要求作进一步调查。
我认为我们本来是可以使本巴尔卡事件避免发生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对那些同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有接触的人进行检查，并在他来法国旅行时予以保护，以防止发生绑架。
保罗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暴跳如雷地说：“你在指责我们局！”
我对他说；“我只不过是说明一个事实：应该做的事没有做。”
保罗使劲儿瞪着我，大声叫嚷道：“好，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是否能向我担保你已在这个口头汇报中把你所掌握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情报都谈了？你是否已讲述了你所知道的一切？”
“我可以绝对担保！”
他讲话的声音里爆露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恐惧。保罗不能原谅我这样直截了当地挑明一些处长的渎职行为，况且这些人恰恰都是军人。我是一个文职人员，我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
保罗嘟哝道；“好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按时间顺序再回忆、思考一下！”
我回到办公室后叫纳内特从保险柜里把那本专用工作日志拿出来。本上逐日记载着我们同特工人员、情报员和联络员之间的所有联系，乃至一些最普通的接触。我和纳内特一项一项地查阅着。忽然，我的秘书高声念道：“10月l2日，与保罗法布尔在奥勃堪渡街吃午饭。”这时，我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都凝住了。
我说：“我的上帝，我忘了这个碴了！”
顿时，我记起了那桩事：洛佩斯在我喝咖啡时突然露面。他跟我谈到了菲贡，他说，菲贡这个流氓声称，如果摩洛哥人胆敢不按原先的保证付钱给他，他就要对他们进行讹诈。后来我忘了这件事，因为我当时不认为有必要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个书面报告。
我立即给纳内特口述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半小时之后，这份材料就放到了保罗的办公桌上。
对保罗来说，这是意外的收获。他虽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但却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大声说道：“这太严重了！如果我们早知道菲贡进行威胁一事，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我有点惊讶地反驳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局里对我就此事所写的简报一直就置若罔闻。我在5月19日的简报中指出，摩洛哥人正在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如果人们充分注意了这份简报，情况本来会有些变化。如果人们重视了我9月22日的简报——我在简报中举出了一系列名字，如：勒马尔尚、非贡、什图基和贝尼埃——那一切就会真的完全不同……”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这一情况？”
“可我什么也没向你隐瞒，我只是认为，轻信一个无赖兼牛皮大王①的话不符台我们的规矩。你该知道，有自尊心的情报部门的人决不能同密探和强盗同流合污……”
“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再重复一遍，你没有汇报那次会见的情况，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也要向你重复一遍，同事们和上级在这件事一开始就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使我有理由认为，你们对本巴尔卡丝毫不感兴趣。你不应该指责我忘了向你汇报上述会见，而应告诉我，你是如何处理我向你转达的那些确切的情报的。应该请博蒙、里夏尔和德尔塞尼解释，为什么我的报告上去后就石沉大海，为什么没有提请总理办公室和戴高乐将军办公室注意此事。”
一般说来，重要的报告应立即转交特派员帕托特以便汇报马提翁大厦，同时转交雅克福卡尔汇报爱丽台官。我呈送的关于本巴尔卡的简报显然是被卡住了。但究竟卡在哪一级机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故障呢②？
在离开局长办公室时，我遇到了莫尔旺。我把与保罗争执一事告诉了他。他现在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但并没有实权，他被博蒙和军人们孤立了。他只是疲惫地向我笑了笑，说道：“我的小菲维尔，冷静一点，大伙儿都知道你是无可指责的。”
我又回去搞自己的工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心里想，对于搞情报的人来说，唯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奇怪的是，博蒙
①内政部长罗歇弗雷1966年5月6日在国民议会讲台上对已死的菲贡发表了下述看法：“他是一个惯犯，牛皮大王。他还有点疯，在精神病院呆过三年，除了胡言乱语和为了出风头而搞些新名堂外，他还能讲出什么值得相信的话来呢？”
②后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为了给自己的疏忽行为开脱，便说什么我的“报告写得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说法越发使我感到好笑，因为在德布罗伊事件中，为了掩盖情报被耽搁这一事实，人们也使用了这类荒谬的遁辞，当时，巡警米歇尔鲁提出的报告也被说成是“荒诞不经”而没有受到重视，因而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让德布罗伊。
不再坚持那项在法兰克福采取行动的计划了。此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一些事情上去了。尽管戴高乐周围的人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但他还是在12月份经两轮选举后，又重新当选为总统。他感到自己地位坚实，可以找一些人算帐了。这样，有人就该倒霉了，但我根本没想到恶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来。
保罗要我避一下风头，建议我在事情处于高潮时不要再去办公室上班，也不要外出。法院里的一些下级职员为了得到一些额外收入，出卖审问记录。新闻界得到这些记录后就在报上发表有关我的评论，而我虽呆在家里，却仍然关心着第七处的工作。
后来，我很快就明白，要我避风头的建议只不过是局领导为把我支开而使用的一个手段，他们想阻止我对他们的失职行为亲自进行秘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把我和我的助手们隔离开来。我的助手们被告知，他们不应该来看我或给我打电话。有人还放风说，一些同我有关的严重问题很快就会揭露出来，所以最好不要再同我来往。
保罗对我的指责根本经不起分析，相反却会使局领导十分难堪，因此趁我不在局里，人们就挖空心思整我的黑材料。一些财政监察员受托详细检查我从1947年以来的收支情况，并研究我购有股份的、用来为我的情报员作掩护的所有公司的资料，这些监察员还严格审查了第七处的财政预算，调查我经手的大笔秘密款项的用途哪怕能从中发现最细小的错误或一笔最微不足道的、无法说明来龙去脉的款项，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收获。经过几周反复查对，专家们做出了结论，认为我的帐目无懈可击、堪称典范。在这一方面，人们无法置我于死地。
有些人在我负责的处的内部发动了一场进攻。他们对我的同事们不厌其烦地进行盘问，希望能最终找到一条裂缝，弗朗索瓦比斯托奉命对我的话动进行调查，他简直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了。每天他都要向保罗汇报调查结果，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我得势时，比斯托曾自称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曾恳求我让他到七处来工作，后来他还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专门打头阵的戴高乐派分子和密探塞进我主管的处，以使把这个处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它为公民行动队效劳。他最初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现在他认为染指我主管的七处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
而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他必须把我整垮。但他缺乏进攻的炮弹。这时，比斯托的走卒肖塞提供了一个纯粹是胡说八遭的证词。
肖塞缔造了下列情节：
有一天，菲维尔来到秘书室交给肖塞一张卡片，上面写有四个摩洛哥人的姓名，他们要到巴黎来会见本巴尔卡。菲维尔这时给肖塞下达了命令：“把这放在洛佩斯的档案里，留待以后再说！”
过了一会儿，菲维尔又回到办公室对肖塞说：“把那张写有摩洛哥人名字的卡片还给我吧，它已没有什么用处了。这些摩洛哥人不愿意和本巴尔卡谈判，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收拾他。一切都变了！”
肖塞的这个所谓“证词”使比斯托心花怒放。这果然使一切发生了变化。难道这不足以证明菲维尔当时已得知本巴尔卡将被绑架和暗杀，但是却向领导隐瞒了吗？
于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就把肖塞找来大肆宣扬，要他立即向预审法官讲述他编造的那个情节。遗憾的是，肖塞把情况搞混了。其实，那张卡片上写的是在巴黎接受培训的四位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的名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普通事务性情报，不值得搞情况简报，于是就收回了那张卡片。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肖塞说了那句话：“一切都变了！”我的意思是：这一问题没有多大搞头了。
肖塞可怜巴巴地坚持自己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的确是说到了杀害本巴尔卡的问题！”
现在就只能询问那一天在秘书室的路易穆雄以及几年来一直在第七处工作的两名警官卡特里纳和尼古拉。他们三个人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从未听到菲维尔说，摩洛哥人是为了收拾本巴尔卡而来的。如果他谈论这样的事，我们一定会竖起耳朵听的……”
但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不让这三个人像肖塞那样出庭作证，而只允许他们送交书面证词。
肖塞与我为难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他的证词成了众人的笑柄。比斯托的这个走卒表演得实在太差劲了，局里只能把他送回原单位——财政部。
但比斯托仍不肯罢休。1966年1月的某个早晨，即在菲贡神秘地死去后不久——他的死在舆论界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比斯托这个“负责安全事务的督察”跑到保罗那里，得意忘形地嚷遭：“这一次，我要剥下菲维尔的画皮！他向你撒了谎，实际上他知道本巴尔卡被绑架的事！”
比斯托临时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证人：雅克布瓦泰尔。
雅克布瓦泰尔是一个孱弱、拘谨、畏蒽的人。他讲话的速度极慢，说一个字得犹豫半天。1940年，他负了重伤，动过手术，他被德国人抓去流放过，后又奇迹般地回到法国。他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得了很严重的头痛病。他记忆力极度衰退，常因发觉自己忘事而感到沮丧。
莫尔旺出于同情，给布瓦泰尔安排了工作。在接受处里工作时，我把布瓦泰尔留了下来，让他担任行政秘书工作。他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紧挨着。他负责审查开支的单据，兼搞一些会计工作，当我不在时，他就接接电话。另外，每天晚上，他负责检查我们的保险柜和我们楼道的大铁门是否关好了。我得知洛佩斯曾说过这样的话：“10月29日，在本巴尔卡被绑架一小时后，我打电话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想让菲维尔知道此事，他当时不在，但我让他的一名助手把唐比得罗①通过电话向托马②所作的口头汇报记录在一张纸上……”
因此，我曾力图找到接洛佩斯电话的人。我询问了我所有的助手及那天在办公室值班的人。
没有一个人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布瓦泰尔也与其他人一样斩钉截铁地说：“真的没有，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洛佩斯没有来过电话！”
我早就听说布瓦泰尔身体有点毛病，就建议他说：“再好好想想，明天给我答复。你可能会回忆起来的。”
到了第二天，布瓦泰尔还是像前一天那样坚定地说：洛佩斯没来过电话。
后来，布瓦泰尔又在局长面前重申了这一证词，他的证词被转给了法官。
几周后，处心积虑寻找薄弱环节的比斯托又重新开始盘问布瓦泰尔。他死死缠住布瓦泰尔，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终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使一个记忆力衰微的人“重新有了回忆的能力。”布瓦泰尔到局长面前低头认罪：“我在前几次的声明中讲错了。10月29日，我确实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由于知道菲维尔晚上要回到局里来取他的汽车，我就把电话记录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简短的电话记录上写着：洛佩斯报告说，与摩洛哥人的约会是在丰特内勒维孔特进行的……
保罗立即组织了一个有许多人出席的对质会，他以为自己终于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抓住了我的把柄。
“菲维尔，你在星期五发生绑架事件的那天就获悉一切情况了，你不会对布瓦泰尔留在你办公桌上的电话记录一无所知吧。”
“什么电话记录？”我问道。“几个星期来，布瓦泰尔一直向我
①洛佩斯的化名。——译者
②勒鲁瓦的另—个化名。——译者
保证说，他没有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现在怎么又跟我谈起电话记录来了呢？”
我又补充说：“那天晚上，我是和雅克韦兰一起到我在楼上的办公室的。我们两人在办公室里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如局里的守则所明确规定的那样，办公室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此外，局长应该知道，所有文件都应在办公室锁门前收藏起来。从来不允许把什么文件或记录留在桌子上。”
布瓦泰尔消瘦、痛苦的脸上淌着泪水，“我确实在你的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他疲惫地，慢吞吞地逐字说道。
我说：“布瓦泰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自己的失职，因为你的任务恰恰是保证没有任何东西留在桌面上……”
他并不听我讲什么，而是继续结结巴巴地说：“不，请你相信，我的确把电话记录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纸？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在上面压了东西没有？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可能不回办公室，而打电话是人们在紧急情况下所应该做的事，难道不是如此吗，布瓦泰尔？”
我不再往下说了。我后悔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不幸的人，他把充满悲痛神色的脸转向我，带着哭声说道：“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可怕了！我紧张得夜不能眠，我老婆总是问我：‘你能肯定吗？你真的有把握吗?’……”
布瓦泰尔今天的证词同他过去对保罗雅基埃所说的完全相反，保罗不顾布瓦泰尔犹犹豫豫和前后矛盾的态度，还是要他到法官那里去再次作证。与此同时，保罗向我宣布，我已被停职。
莫尔旺不肯向我提供任何帮助。他佯称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许多人前去看他，要他出面进行斗争，阻止在局里发生如此卑鄙的事，但他们都被莫尔旺用客气的言辞一一打发走。现在已不是抵抗运动那个时代了。
精神濒于崩溃的布瓦泰尔事后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医务室主任博默拉埃：“大夫，想到我对菲维尔所做的一切，我几乎痛苦得要死去。”
比斯托不惜一切代价，终于赢得了胜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的苦涩的胜利之果是建立在一个病人被迫做出的证词的基础之上的。军人和维希政权残余分子组成的帮派集团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摆脱当年参加过抗击德寇斗争，后来转入局里工作的最后几名文职官员。
在1966年1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向各个方面发泄了他的怒火。八天前，他终于下达了逮捕菲贡的命令，但是两天之后，警察只找到了菲贡的尸体。
戴高乐将军埋怨道：“在这件事上，人们把我当傻瓜来欺骗。这样的事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进行处理，以伸张正义。”
由于戴高乐针对警察和司法部门说了些十分刺耳的话，因此有关的两位部长——内政部长罗歇弗雷和司法部长让富瓦耶——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
情绪不佳的戴高乐打断了他们的话，讥讽道：“在内政部长先生看来，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我并不感到这种看法在我们的内阁会议上占上风。”
当时，在政府内有一帮人希望内政部长罗歇弗雷下台，那些老牌戴高乐派分子已联合起来对付弗雷那样的“蓬皮杜分子”，但蓬皮杜却巧妙地保护了他的内政部长。
米歇尔德勃雷在暗中亲自调查本巴尔卡绑架事件，并向戴高乐提出了他的初步结论：应该立即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摆脱马提翁大厦的控制，而由国防部长来领导，这就间接地使蓬皮杜和他的手下的人受到了凌辱。
为了杀鸡给猴看，戴高乐首先拿保罗雅基埃将军开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在一月底任命吉博将军接替他。
- 复 落入圈套
家园 在囚禁萨兰①的牢房里 我在博齐奥街的住宅几乎被团团包围。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成群结队地拥到我住宅的四周。他们站在我的一些邻居的屋顶上，窥视着屋子里的动静。他们想出其不意地用望远镜头来拍摄我的照片。只要一看到我家的窗户边有人影晃动，他们马上就咔嚓咔嚓地按动相机的快门。然而，不久前，我还是领导法国最秘密的一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依靠伪造的身份证和虚幻的贸易公司招牌，我的真面目从来没有暴露过。为了保密，我甚至避免参加有我们的英国和美国盟友出席的最机密的工作会议。即使对我的上级，我的助手、我的情报员和联络员，我也只用一个代号，他们中的某些人叫我菲维尔，而另一些人则用马亚尔、托马和多纳德等名字称呼我。
在二十多年时间中，我成功地把自己隐蔽起来，从来没有被人摄入相片，也从来没有让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叫“勒鲁瓦”。现在，我却被自己为之服务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抛了出去，人们无视保密规定，一下子公开了我的身份，并将精心选择的一些所谓“情报”故意透露给新闻界，这些勾当大多是原先属于公民行动队特工处的那些人干的，他们极其阴险毒辣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所谓的“神秘的勒鲁瓦上校”，声称“他肯定了解本巴尔卡事件的底细”。
这种欺骗舆论的行动对本巴尔卡事件的真正的罪犯来说不啻是上帝的恩赐，使他们有时间把水搅浑，洛佩斯不断叫嚷：“我什么都跟我的上司勒鲁瓦－菲维尔上校讲了，他庇护了我。再说，
①拉乌尔萨兰(RaoulSalan)1958年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法国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1960年退休后去阿尔及尔，并在那里发表“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宣言，表示他与政府的立场有分歧。他曾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搞“秘密军队组织”，从事一系列恐怖活动，反对戴高乐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61年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次年在阿尔及利亚被捕，后被判无期徒刑。
——译者
我只是履行了我的职责……”
新上任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吉博将军对上述事件的有关材料一无所知，甚至连我搞的那几份简报也没有看过，但他却在呈交政府的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中冷酷地指控我向上级隐瞒了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一报告的摘要还郑重其事地转发给了佐林格法官。
说穿了，他们想让人相信，只有菲维尔一个人有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无可指责的，它什么都不知道，它在工作中也没有任何缺陷和疏忽……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我进行了惩罚，将我除了名，并使我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这样做就自觉不自觉地为某一个警察部门效了劳。这个警察部门通过其情报员和密探已深深地卷入本巴尔卡事件。从一开始，它就竭力掩盖自己，保护自己的人员。
当卡伊警长得知我已受到整肃时，他可能会想，事情不会到此就结束。像我这样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卡伊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是一个倔强的、火炮性子的人，并不是那么好惹的。他担心我正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利用我掌握的秘密手段，开展一项可能会涉及各级领导的调查。
因此，他就派人对我进行严密监视。警察局的人日夜放哨、站岗。他们中的有些人坐在一辆小卡车上，一刻不停地把从博齐奥街一号进出的、被怀疑是跟我进行接触的人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我的电话被窃听，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毫无疑问，卡伊领导的警察部门以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都对我动用了侦察手段，比斯托一定也害怕我可能做出反应。他会这样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菲维尔甩了，难道他就不会试图报复吗？”
因此，在我住所四周麇集着警察、双重特务以及各种间谍和记者。这无疑是为了制造一种严重的气氛，以对我进行恫吓，瓦解我的斗志，使我成为任人宰割的、温和驯服的绵羊。我一出家门，马上就有人钉我的梢。他们干得十分愚蠢。我决定教训他们一番。我突然把我的汽车刹住，跳下车来朝他们走去，并冲着他们说：“这个行当我可比你们干得时间长，也比你们精通得多，只要我高兴，我马上就可以把你们这些尾巴甩掉，为了使你们能跟上我，我建议你们干脆坐到我的车里来，这样更方便些……”
我还发现了停在我住所附近的监视我的汽车，有一天，我躲过卡伊手下的人的目光，绕过一片房子，从布森街转回来，直接站到一个眼睛死盯住我家门口的警察的身后，我一眼瞥见，在他伸手可及的手套箱里，放着一支左轮手枪。我猫着腰向汽车门走去，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我对他说：“可怜的朋友，你们都疯了吗？难道你们把我当成菲贡了？”
我回到家里，打电话告诉区警察分局，我家门前埋伏着一些持枪流氓，我怕被打死，再也不敢出去了。几分钟后，区警察分局局长派来了一辆警车。这使那些监视我的警察总局的便衣们狼狈不堪，他们不得不当着行人的面向区警察分局的警察出示他们的证件，并解释他们留在此地的原因。
尽管如此，佐林格还是有所顾虑、有所怀疑的。他不想走得太远，而是适可而止。检察院敦促他采取行动，他就采取行动。但在他看来，对我发出指控，这就已经足够了，我仍继续享有自由，可以看文件，也可以进行自我辩护。
但政府却并不这样认为。戴高乐要求司法机关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自己的坚定性。应该抛出一个有名有姓的负责人作为牺牲品，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检察院的代表坚决要求立即将我拘留，但佐林格却回答道：“不，没有必要监禁他！”
检察院代表用最神秘的口吻警告佐林格，指出把我立即囚禁起来也许是一个上策。
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勒鲁瓦可能干出蠢事来吗？他是个爱冲动的人，如果他死了，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菲贡自杀了，如果勒鲁瓦也自杀，这会引起多大的政治风波啊……”
人们声称是根据上述理由把我投入监狱的。这件事竟被说成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势在必行的、宽大仁慈的行动。邪恶被蒙上了人道的面纱，把我关押起来竟然说成是为了我好。
佐林格对我说：“我是被迫这样做的，没有任何恶意。我想保护你，使你不致被自己的极端行为所害。”
我发作了：“我自己会关心自己的。不要找什么无聊的借口……”
他无可奈何地说道：“你不知道……”
晚上九点多钟，法院书记官格里索尼已经回家去了。由于佐林格本来没打算逮捕我，所以他没有想到应把格里索尼留在身边。但总得有一名法院书记官来起草一份监禁我的文件。人们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忙乱的脚步声回响在冷清的法院大厅里，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法院书记官。佐林格走投无路，最后只得把一名法院看守找来，要他用打字机把审问我身份的记录打下来。
我对再也不敢正眼看我的佐林格说：“这几天晚上你一定会睡不着觉的，因为你干了一件卑劣的事情。”
后来，他们连夜把我进到拉桑泰监狱，但佐林格法官却茫茫然安不下心来。
拉桑泰监狱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接纳我的准备。我一到那里就声明说，我不想同任何人说话，我认为自己是被非法囚禁的。
我被囚禁了一百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见到过典狱长、他的助手、几位看守以及一个偷汽车的年青人。这个年青人被派来作我的“勤务兵”，他每天替我打扫牢房。他时常睁大眼睛盯着我，问遭：“你真的是上校吗？你是个大间谍吧？所有的报纸都是这样写的，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些什么才被关在这里？”
我从未看到过别的囚犯。对我来说，拉桑泰监狱是一艘巨轮，是一艘冷清而凄凉的“夜航船”。我的妻子和我的律师最终获准前来探望。当他们来到监狱时，所有其他的犯人都被锁在他们的牢房里，不准出来，尽管这是探监时间。人们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人物，竟需要采取如此严格的防范和保密措施。
每次我的妻子和律师前来探视时，都得重复以下这种可笑而又恐怖的做法：在离开牢房前，我被迫把衣服脱光。一位看守把我的衣服取走。然后，我赤条条地在两个专门安排的看守的监视下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那一头，我走进一间小屋，穿上已经转放在那里的衣服。接着，我就被带到探视室里去，在回牢房时，也得采取同样的方式。
我要求每天早晨去洗澡间洗个澡，他们也采取了上述荒唐的防范措施。
亲自监视我的每条行进线路的典狱长或副典狱长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在一丝不挂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想到越狱的。
脸色温和的狱卒对我说：“我们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保证你的安全。把你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你！”
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关在曾监禁萨兰将军的那间牢房里吗？在受审前，萨兰将军曾被关在医务室二层走廊最尽头的这间最孤立的、最易于监视的牢房里。晚上，每隔半小时，探照灯就照射牢房一次，而看守则从门上的小孔里窥察我在屋子里的行动。
手持冲锋枪的共和国保安队队员在我每次放风时都死死盯着我，这难道也是为了保护我吗？我的放风不是在监狱的某个院子里，而是在一个五米见方的真正的铁笼里进行的。要经过一个狭长的盘梯才能进入这个四周和顶上都安着铁栅栏的笼子。我在笼子里放风时有点像一头落入陷阱的团团打转的猛兽。
实际上，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国家级囚犯，所有那些把我关在这里的人都感到心虚。他们害怕我越狱，害怕因我被囚禁而怒不可遏的第七处的人员潜入监狱来营救我。第七处曾不止一次地为解救和保护自己的某一位成员而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七处里的人是不会扔下他们的上司不管的。
确实有一个把我从狱里营救出来的计划，而且为此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偷偷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并涂上了国家宪兵队的标记加以伪装。突击队准备在我放风时把直升飞机开到拉桑泰监狱的上空。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监视我的武装人员太多，共和国保安队受命在稍有动静时就开枪，特别是朝铁笼开枪。这个铁笼是特制的，关在里面的人无法从笼顶逃走。
他们哪里是在保护我，分明是在凶狠险毒地摧残我。我原来的身子虽很结实，但在拉桑泰监狱呆了没几天，就垮了。我头疼得厉害，脊椎骨也痛，我在冰窖般的牢房里盖着薄薄的被子，直打哆嗦。
在医务室里，人们在我颈椎骨部位进行注射。针打得是那样的痛，以至我担心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如果我完蛋了，人们会说我经不住耻辱，以一死来逃避责任，这样，别人就会把许多问题往我身上一推了事，我的妻子和律师见到我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感到忧心如焚。
但当我想到，就在这里，年岁比我更大、苦难比我更深重的萨兰将军曾经受了这阴森、冷寂的地狱般的生活，一般勇气便在我心里升腾而起。
3月2日，佐林格要我到法院去。当他就实质问题向我提问时，我发现把我拘禁在拉桑泰监狱只不过是整我的第一步，人们已决定把我的嘴完全堵住，置我于死地，而不让我有任何辩解的可能。
他们不是指控我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摩洛哥领导人本巴尔卡的话动，而是指控我虽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本来是可以阻止这起事件发生的。
用刑事诉讼法的术语来说，我是“没有揭发一件其后果本来可以限制的罪行”。
简言之，他们指责我在本巴尔卡事件中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封锁了情报：我虽然知道一切，但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的上司们搞错了，我在5月和9月曾两次用简报把洛佩斯提供的所有情况报告给他们。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傲慢的新局长反问道：“什么简报？你能拿出来吗？”
“简报就在你们那里，你们应该把它交给法院！”
“很遗憾，即使有这样的简报，那也属于‘国防机密’，不能转交。况且，有没有简报还需要证明。”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以“国防机密”为借口，阻止我出示可以证明我无罪的文件。面如果我掌握这些材料的副本，并拿出来给法官看，那我就会触犯有关保守国防机密的法律，我就可能从拉桑泰监狱直接移解到东部要塞去接受国家安全法院的审判。
同样，我也得对我作为处长进行的所有活动绝对保密，我无权向佐林格说明我真正的工作，以表明我不可能被卷进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中去。要是我向佐林格说出这一切，我就有可能被指控犯“叛变”罪。
佐林格对我常去摩洛哥一事很不理解。除了他以外，许多律师在审理这个事件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隐约其词地声言，我很可能利用去摩洛哥的机会与乌弗基尔、德利米一起策划从肉体上消灭本巴尔卡的阴谋。
为了替自己辩护，我可以把我在库洛哥实际所做的一切讲清楚：十五年来，我一直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情报基地之一的负责人，我在摩洛哥主要从事偷拆美国外交邮包的活动，并没有与乌弗基尔、德利米一起策划阴谋，我是一个秘密特工人员，竭力避免与这些人接触。我在摩洛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许多对法国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可是，不难想象，这样的揭露会在世界上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如果对我这样一个掌握着如此众多国家机密的间谍继续审讯下去，这显然会引起麻烦。象我这种情况在法国特工部门是史无前例的，只有在美国才发生过类似的事。水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前领导人被带到议会委员会，甚至被带到法庭进行讯问。他们在法官面前坚定地保持蔑视性的沉默；此后，他们在没有受多大伤害的情况下脱身了。
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我自己辩解的话，可能会触犯更为严重的法律。于是，我就要求佐林格法官直接向领导我的新的主管部门，即向武装部队部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了解情况。
我对佐林格说：“应该由他来向你说明，我在摩洛哥究竟干的是什么秘密活动。这样，你就会明白，与乌弗基尔、德利米或其他任何摩洛哥人士进行接触，并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同样，也应由梅斯梅尔部长来证实，我的确在情况简报中写明，有人在打本巴尔卡的主意。即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愿把这些材料的全部内容讲出来，那它起码应承认，确实有这样的文件，而我也的确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问佐林格，“如果不拿出这些简报，我怎么能向你证明我是无辜的呢？”
法官看出了我内心的复杂矛盾。如果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我开除，我倒能自由地为自己辩护，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局领导的渎职行为和卑劣的手段。
但我只是被停职，我的名字仍留在花名册上。尽管身陷图圄，我却继续按期领取薪俸，好象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外面从事着正常活动一样。只要误会一消除，我就有权要求恢复工作。
正是这种奇特的处境束缚了我的手脚。我必须卑谦地恳求那些把我一脚踢开并交给司法部门的局领导人为我讲几句公道话，帮我摆脱目前的困境。
在梅斯梅尔的眼里，我象是一个胆敢触犯其尊严、干扰其平静心情的粗野的小人。他十分轻蔑地说：“武装部队部部长没有必要参与为一个受控告的人进行辩护活动。”
在得知梅斯梅尔拒绝提供协助后，我觉得自己似乎跌进了深渊，这下全完了，一点生路也没有了。我不能为自己辩护，而我的上司又拒绝帮助我。
我对佐林格法官说：“既然如此，一切审讯都是徒劳无益的了。你不要指望我会回答你提出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我再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的了，我也不会再在你的审问记录上签字……”
佐林格感到十分惊愕，他说：“但我应该把预审工作进行到底！”
受到总理府反复催促的代理检察长巴尔巴鲁大声嚷道：“你阻挠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进行审判？”
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慌，因为戴高乐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政府赶紧处理掉这件“低级卑鄙的事情”，此外，戴高乐将军对司法部门工作松懈拖沓表示了惊讶。
我对巴尔巴鲁说；“你应该去找梅斯梅尔，是他为预审设置了障碍！”
我决心不再讲一句话。我要让梅斯梅尔承担责任。人们知道我是无权进行自我辩护的，我早就被定了罪。由于我还属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因此，我不能违反保密法。我只得求助于极端的解决办法。
回到牢房后，我开始绝食。如果他们想要让我死，他们会达到目的，但我却能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通知梅斯梅尔部长办公室：“为获得每个被告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即辩护权，我的委托人只得这样做。”
既然梅斯梅尔不愿为一个还活着的人辩护，那他就应该对一个人的死承担责任。我毫不妥协。典狱长、看守、护士都来恳求我，劝我至少喝一点水。他们向我解释说，所有在监狱里进行绝食的人都喝一点流质，以免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他们对我太不了解了，我双唇紧锁，不进一点食。我活着有志气，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在最初几天，我还有气力走动。人们匆匆忙忙把我的妻子叫到探视室，希望她能央求我放弃绝食计划。但我的妻子对我十分了解，知道我是一个顽强刚毅、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年青时代，她同我一起分担了许多风险。在结婚的那天，我们俩刚走出教堂，她就看到我咒骂那些企图搜捕我的德国人。我身上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挑战欲望、前进冲力和坚强决心。不能设想她会在目前这种时刻恳求我改变我的为人。
五天后，我站不起来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在我的周围，晃动着许多警惕的脸孔，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部长派来了观察员，为了使我恢复体力，人们想给我打针，但我拒绝接受任何医疗措施。他们大概还不至于象某些国家的监狱里面那样硬往我鼻子里塞一条进食管吧！牧师也应召前来帮忙，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叹着气说：“太荒谬了！这样搞下去，最后会出事的！”
第十二天，人们告知我：“你胜利了！部长同意回答法官的问题，你的律师获准了解那两份简报的内容……”
然而，他们在查阅报告问题上又搞了许多名堂。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辩护律师让马吉亚尼终于被允许阅读那两份简报了。
一本正经地主持这场奇怪的报告查阅仪式的福韦尔对我的律师说：“注意，不准你转抄和摘录！”
马吉亚尼回答说：“这是在开玩笑吧？我至少得把日期，名字和一些细节记下来……”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无关紧要，因为在探索事实真相方面已有了第一个突破，洛佩斯狼狈不堪，开始承认他讲的全是谎言。在法官的办公室里，他痛哭流涕地求我宽恕。他永远是一个小丑！我与佐林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争吵。他眼看自己搞的材料全部被推翻，觉得十分懊丧。在洛佩斯承认他作的是伪证后，佐林格竟还以为我手下的这个工作人员想为我掩饰。
“你总不能说你对本巴尔卡一事全然无知吧？”
“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再三告诉你，我不知道此事！每次我从洛佩斯那里得到一鳞半爪的情况，我都立即向领导汇报了，但他们觉得这些情报没有利用价值……”
佐林格摇头表示怀疑：“你说服不了我！”
我抓住了他的领带，把他提起来向墙上推去。他的身躯很轻，我都没有感到什么份量。他脸上布满了惊骇的神色，头发乱成一个个絮团。
“如果我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你是否就心悦诚服了？”
就在这时刻，我的目光遇到了法院书记官格里索尼的目光，他是一个正直的科西嘉人，在怯院工作已有五十年之久，他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事，但他没有进行干预，既没有大声嚷嚷，也没有叫看守进来，他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微笑，朝我晃动了一下食指，以示不赞成。
“嘘，嘘！”他用的是一个老教师抱怨一个不守纪律的小家伙的口吻。
我放开了佐林格。他整了整领带，用手理了理头发，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我能让法院同意不予起诉吗？这一定做不到。他们只是改变了搞垮我的方式而已。他们不能继续把我关下去，因为这会使他们丢面子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应。佐林格被这事搞得焦头烂额，不久便把档案材料移交给萨布莱罗勒斯法官，并建议将我释放。6月8日，我离开了拉桑泰监狱，准备对付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家园 第七处寿终正寝 我相信，我肯定是在德雷菲斯①以后受到法国司法部门最系统地加以诽谤、抨击和粗暴对待的被告。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反对我。为什么如此集中攻击一个人呢？这是因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至少在原则上，对我定罪。也就是说，让平民组成的人民陪审团证明，勒鲁瓦－菲维尔至少是一个粗枝大叶、玩忽职守的人，这样，就可以挽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名誉，总部的军人们也可以心安理得，推卸自己的责任了。
这样定罪还能使政府达到以下目的：不让受到新闻界指责的蓬皮杜、弗雷和富瓦耶等人出庭作证。此外，受到此案牵连的某个警察部门也可以摆脱得一干二净。
1966年9月和1967年6月在塞纳法院两次马拉松式的审理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把我搞垮。
根据法院的特别决定，人们让我坐在佩雷斯庭长坐位下方的律师席上，似乎他们认为让一个上校——即使是文职人员——站在该上绞刑架的被告席上是不合适的。显然，这种照顾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实际上我已是靶子。
诉讼各方中，有一方派出一个密使向我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请求，此人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等我和我的辩护人让马吉亚尼。当我们走近时，他寡廉鲜耻地要我答应一桩肮脏的交易：“菲维尔先生，很简单，你只要大声宣告这一切行动是由戴高乐将军在幕后操纵的，那就不会有人谈论这个案件了！预审就会自动取消。”
因为，除了极左和极右派外，还有人想在这个问题上谴责戴高乐。法院本身对我并不宽容，佩雷斯庭长对我彬彬有礼，表面
①阿尔弗雷德德雷菲斯(Alfred Dreyfus)原籍以色列的法国上尉，曾于1894年被指控向德国武官出卖情报，他蒙冤达十余年之久，后于1906年恢复名誉，并晋升为少校。——译者
上看来完全公正无私，同时又对我采取了某种保留的态度，这等于是给了陪审团以微妙的暗示，他把一切与本巴尔卡事件关系不大的情节都从诉讼案件中排除掉。他接到了明确的指令，要他别让事态发展到无法应付的地步。有一些情节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公开场合加以说明。所以，法庭庭长把时间用来提防坏分子混进审判大厅，而且十次、二十次地提醒律师和证明人遵守规定：“这个问题不应该提出，禁止提出这种问题，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现在辩论下一个问题，等等。”
法庭庭长客气地接待了陆陆续续到庭作证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任领导，需要的话，他会立即为他们开脱，比如，博蒙没有转交简报，也没有让人利用某些文件，当他感到为难时，法庭庭长就为他解围说：“更重要的是，勒鲁瓦应该向大家交待他没有汇报的那些情况！”
至于代理检察长图巴，他讲起话来就象骑士冲锋陷阵一样，一旦发现有了缺口，就挥刀而上，向我杀将过来，有一个坐在图巴身后暗处的人，犹如一位忏悔的神甫，当图巴做得太过分时，他就拉一拉他的礼服的下摆，让他有所收敛。
这张脸我很熟悉，此人名叫路易夏莱。他当法官时，曾为当局出过大力，目前他在内政部担任罗歇弗雷的法律顾问，每天上午开庭前，当被告、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团、听众和看守各就各位时，夏莱在就坐前溜到我后面，亲切地问候我：
“你好，亲爱的菲维尔！”
夏莱关心他的那些“演员”。每当代理检察长对我发火时，夏莱就设法让他平静下来。因为，必须把我的事说得恰到好处，让陪审团认为我确实有罪，但不能说得过分，不能使我忍无可忍。
因为，如果我一开口并且认真为我自己辩护时，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比斯托在审理以前就说过：“如果他把他所知道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各个机构的情况和头头们的行为和盘托出，总部就完了！”
比斯托——这位“负责安全事务的督察”也受总部派遣出席听审，以便监视我的表现，辩论一开始，他就来跟我说：“当心你要说的话！我们相信你是不会超出档案材料的范围的，这是你对总部的义务……”
我对他说：“总部已经不管我了，它居然有脸禁止我为自己辩护！”
比斯托装出一付难过的样子对我说，我这样对待他是错误的。我还是处长，终有一天会回到我的岗位，希望我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控告上司。
“你很清楚，”我对他说，“如果我不为自己辩护，人家就会以为我有罪，我就会被判刑。那时，总部就会拒我这个犯人于千里之外……”
“不，”比斯托嘟哝道，“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蓦然，他又用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多讲一句，那就得上东部要塞国家安全法院或者上军事法庭，那里是不会给你好颜色看的！”
他们不让我反抗，不让我对付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的炮弹，他们要我“维护国家机密”，要我充当谨慎从事的秘密工作者，缄口不语，他们想用这样的借口，捆住我的手脚，把我送上法庭，而且，还让比斯托在每次开庭时都呆在法官后面，窥测我的反应，核对我讲的每一句话。每天晚上，他都去汇报，是否能够把我压倒，而不引起轰动，从此就把我的事暗中了结呢？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也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血气方刚的汉子。所有了解我这种性格的人想起这一点就会吓得发抖。
总部逼迫我就范，因此没有把我写的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全部报告交给法院，能够证明我无辜的文件也一直没有放入档案。
令人更为震惊的是，总部不仅没有为我奔走，反而巧妙地策划了对我的起诉。我的助手了解我对洛佩斯的真正看法，但总部禁止他们出庭作证。
我在法庭上多次说明，负责同洛佩斯联系的是我派驻奥利机场的工作小组组长米歇尔普兰，他可以证明我曾指示我的全体行动人员避免同洛佩斯接触。
我说：“这是明确的命令。洛佩斯是警察局的人，他最近的表现更让人捉摸不透。只有米歇尔普兰才有权从洛佩斯那里接受情报。”
我还说，米歇尔普兰在法庭上会很好地说明洛佩斯交给他的有关本巴尔卡的情报有什么内容。
佩雷斯庭长激动了：“你老对我说的这个米歇尔是谁呀？证人名单上有他吗？把他带来吧！”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表示坚决拒绝，说什么米歇尔普兰正在执行任务，无法出庭。我后来得知，实际上，他当时患有思想抑郁症，在家里休息。但局里就是不让我的这个老伙伴前来作证，由于他不顾一切，坚持要来，局里就对他和他的妻子施加压力，以开除和其它报复行动相威胁。是服从命令，还是维护友谊呢？
他感到进退维谷，最后屈服了。
局里还要我们处的其他人员不要过问我的事，不准他们找我，不准给我写信，不准跟我的妻子或我的律师讲话。此外，还禁止他们的妻子和家属这样做。第七处被“隔离”起来，我自己也成了个瘟神。
相反，总部却委派保罗雅基埃充当原告的证人出庭作证。
一个因本巴尔卡事件而被解职的局长，俨然以审判自己下级的法官身份出现，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惊讶的。但是，情况确实如此。不过，保罗不出场还可能好一些，他帮了个倒忙，使那些幕后操纵者大为失望。保罗在网球场上是一把好手，但在法庭上进行答辩，他却感到无法应付自如。
他以下面这句使人吃惊的话结束他的长篇大论：“菲维尔通过他的朋友和情报员洛佩斯所起的作用而与本案有关。”
荒谬！洛佩斯有罪，菲维尔认识洛佩斯，所以菲维尔也有罪，这岂不是最明显不过的三段论吗？
米歇尔普兰和我派驻奥利机场的活动小组其他成员的证词，可以把这位将军的发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是白说，现在是保罗在那里扮演检察官的角色，而我手下的全体人员却被禁止出庭。
我始终不回答问题，因为我还抱有幻想。
保罗接着指责我把有关菲贡这个有说谎癖的流氓的情报交迟了。他说，总部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
但是，保罗不得不承认：“菲维尔确实在他工作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档案评语甚佳，成绩斐然，能够顺利完成困难的行动计划。但这个人喜欢自做主张而不向我们请示。”
这似乎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但却引起人们对我在本巴尔卡的不幸遭遇中所起的作用产生了种种猜疑。我成了一个喜欢故弄玄虚而又一意孤行的人，从此就可以说全部阴谋诡计都是我策划的。
“总之，”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问道：“这就是说，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除了菲维尔以外，一切都好，是吗？”
保罗对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他的讲话而感到十分高兴，他马上明确回答：“是的。”
难道他把乌弗基尔和绑架本巴尔卡联在一起了吗？
保罗带着知情人可以把情况告诉他人时所特有的那种讥笑的神情，不加思索地回答：“乌弗基尔吗？从11月2日星期二起，大
家就知道乌弗基尔和德利米是参与作案的！”
话一出口，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就变得苍白了。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一桩大蠢事。大厅顿时象蜂窝似的响起了一片嗡嗡声。人们从各个角度反复考虑他刚才讲出的那句话。
11月2日，乌弗基尔和德利米还在巴黎。那么，当时不是可以问他们吗？本巴尔卡不管是死是活，也可能还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在法庭的听众中，响起了一片惊讶声。保罗所说的“大家”是指谁呢？罗歇弗雷？警察局？特工部门？马提翁大厦？政府？戴高乐？夏莱和比斯托坐在观察员的席位上，低下了头。
保罗结结巴巴地说：“我想纠正……”
斯蒂布先生挽起袖子跳起来说：“你这话是在庄严的法庭上讲的！”
这不是一桩蠢事，而是一场大祸。保罗欲盖弥彰。他对自己如此笨拙无能而感到灰心，甚至绝望。
“‘大家’……我这是指我周围的人！”他说。
那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知道的了？它为促进调查又做了些什么事呢？在大厅里，人声更加嘈杂了，布律吉埃律师和马吉亚尼律师先后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报告总理呢？这可是最重要的情节！”
保罗感到很窘，便默不作声。
“你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11月2日，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它牵涉到摩洛哥内政部长乌弗基尔将军和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本巴尔卡先生，所以是一起重大案件。你又做什么了？你应该打电话给总理，对他说：‘我想告诉您，事情十分重要，我这就带上手头的全部材料去见您？’你这样做了吗？恐怕体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吧！”
保罗沮丧地承认：“我没有这样做！”
“总理11月2日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对他说过‘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目前在法国逗留，他们和案件有关，我有这方面的材料’这样的话了吗？”
保罗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也低声说道：“没有，我想我没有提到乌弗基尔将军的名字。”
“那么，你对谁说了？”
“内政部长和有权采取措施的保安总局……”
“说出乌弗基尔的名字了吗？”
“我下令叫人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转告警察局。”
“你的手下人只在一张小卡片上开列了某些嫌疑犯的名字，就是没有写乌弗基尔的名字，是吗？”
“是的！”
“也没有写上德利米的名字，是吗？”
“是的！”
保罗雅基埃感到非常尴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疏忽竟如此可怕。
“不过，下令写这份名单的不是我。”他说。
“那是谁呢？”
“我不知道！”
他知道是博蒙，不过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凡是涉及他们这一级军官的事，大家就要相互包庇。
“在你们的代表把这张卡片交给戈达尔先生和松韦伊先生之前，你看过吗？”
“没有。”
“派去的人回来后，你难道没有按你自己规定的那样核实一下是否已将情报告诉了警察局吗？”‘
“他们对我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用不着打电话问松韦伊我的下级跟他说了些啥。”
“但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他们只满足于交出那张卡片，同时声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没有参与绑架事件……”
在核对证词时，保罗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便气势汹汹地说：“我当时认为已经把全部情况都说了。那张卡片是怕忘了才记下的，其余情况，应该由菲维尔说，因为他是派去的代表们的头。”
“不对！将军，我只是陪同局反间谍部的两位军官去的，过你是知道的。再说，他们也没有否认。我们从你的研究室主任那里得到了正式命令，不得超出这份名单的范围，此外，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与武装部队部始终拒绝把我的简报和有关的全部材料放入档案，这些东西现在在谁那里呢？”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我本来不愿与保罗雅基埃论战。我一直是他兄弟的朋友，我曾希望不要走到目前这一步，但是，我现在要是不做出反应，就得永远沉默不语。“将军，我对警察局说了些什么呢？11月2日，我把我的报告带给你，放在你的桌上。你没有把报告还给我，也没有让我去把报告交给调查人员，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否扣留过这些材料？”
保罗盯着我，神情十分狼狈。为了争取时间，他请求法庭庭长的帮助，让我把问题重复一遍，他无言以对，多么希望溜出法庭。
整个大厅鸦雀无声，保罗无法再拖延下去，便回答说：“我记不起来了……”
我说：“从11月2日起，当我书面请求你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调查这一案件，并建议你立即派人跟踪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名叫马希的摩洛哥人，以便把事情快点弄个水落石出，避免我们上当时，你做了些什么呢?你在11月3日的书面命令中却回答我：‘在本巴尔卡事件中不要自行采取任何行动……’”
“不是我！”保罗在法庭上大声喊道。
“那是谁呢？是博蒙上校吗？不过他一定把他摘记的内容告诉过你！”
保罗鼓起勇气含含糊糊地进行解释，想使人们相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根本没有进行调查的任务。他说；“我们是一个情报机构，主管国外情报。不应该由我们来进行这类调查……”
不久，在另一次审讯过程中，我忍无可忍地对佩雷斯庭长说：“我要讲话。我的讲话不是为了重复报上已经登过的轰动一时的消息，绝对不是重复这类消息，我的讲话是为了证明我一贯反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雇用流氓和罪犯。”
我接着说明，我当时是总部的一个小组，即“智囊行动组”的观察员。
在这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里，有法国新闻界和国际新闻界的人士，当我讲出这几句决定命运的话以后，仿佛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这一次，我走得很远，也可能走得太远了，我第一次谈到了法国特工部门最忌讳的机密……
为了进一步申诉，我要求佩雷斯庭长在他的密室里私下接见我。我对他说：“有人竭力把我卷入一项与我完全无关的罪行中去，既然他们不肯放过我，那我就不得不把那些证据确凿、至今尚未受到惩罚的罪行全都抖搂出来！”
在这个脸色苍白的法官面前，我叙述了一些由“智囊行动组”参与指挥的具体活动。佩雷斯庭长几次试图打断我的话：“你没有权利，你明白你不应该泄露有关国家利益的机密……”
对他的插话，我置之不理。我继续讲我的，也不管他听不听，这位重罪法庭庭长如果愿意，可以堵住自己的耳朵。
“这不归我管，”他抗议道，“你已经超出了本巴尔卡这一案件的范围。”
“得啦，”我对他说，“我被指控犯有拒不揭发的罪行，可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行动处的一些小分队是如何依靠手下的工作人员和我本人所提供的情报以及我们在后勤方面给予的支持，谋害一些人的，从法律观点来看，这是罪行，但我不想由于拒不揭发而将来再次被人控告。”
佩雷斯庭长吓得目瞪日呆，默默地听我列举那些借口国家利益下令执行上述任务，但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负责人的姓名。
我说：“我们局不顾我的意见雇用了你们正在缺席审判的若阿蒂亚和布什塞什等流氓，你认为这是正常的吗？”局长和副局长、研究室主任和处长们，以及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要对这些插曲负责，更不要说开放绿灯的高一级的领导，乃至给予庇护的总理和签字同意的图家元首。
“庭长先生，这件事涉及到很多人，而且是上流社会的人。你打算代表法院做些什么呢？你还要继续容许别人阻止我为自己辩护吗？你还要继续容忍别人对你隐瞒材料吗？”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法官回答说。
“既然如此”，我对他说，“那你明天可以在公开审讯时听到！”
庭长叹息道：“勒鲁瓦，我知道你没有罪！不过，请你不要给我的生涯制造麻烦！”
不，我不是施加威胁，也不想进行讹诈。我是忍无可忍，没有其它出路了。
第二天，我得知梅斯梅尔已经改变主意，同意有关方面将材料交给法院，于是我再也不是赤手空拳了，但仍然需要斗争到底。我在第七处的助手和朋友让－皮埃尔勒努瓦和达尼埃尔普热等都来为我作证。他们知道，这样一来，他们也有丢掉饭碗的危险，因为他们事前曾受到警告，人家是不会饶过他们的。
有两位深孚众望的人士支持我，这就说明并非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所有人都抛弃我他们是物理学家梅西埃教授和总部医务室主任博默拉埃博士，梅西埃教授为我国在原子弹的竞赛中争取了几年的时间；博默拉埃博士则是一个在死囚集中营里凭着意志一天天活下来，并且带着满身伤疤逃出来的人。他们两人德高望重，不容置疑，在级别上不受任何限制，他们向我表示了友谊。总部不敢劝阻他们，也知道是无法阻止的。
莫尔旺出庭作证了，他身体支持不住，所以给了他一把椅子。当年，他身材颀长，威风凛凛，而且很有教养。现在，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那张英俊动人的面庞已经变成了一副苦相。
他象一位校长对多年未见的一个本校毕业生讲话那样，低声地数说我的长处，但对我近来的情况却闭口不谈。
莫尔旺曾经教我学会反抗、学会斗争、学会希望，现在我却感到他已经看破红尘，逆来顺受，离我非常遥远，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我本可以反驳说，第七处之所以遭到军人们大规模的围攻，就是因为他莫尔旺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屈服让步了。
我本来也可以说，接受洛佩斯这个使我们上当受骗的人，就是莫尔旺的主意。是莫尔旺要我招收警察局的眼线洛佩斯，是莫尔旺要我服从命令把洛佩斯放回警察局，让他摆脱我们的控制。
所有这一切，莫尔旺本可以为我申辩清楚，但他却保持了沉默，至于我，我也不忍心对他冷酷无情，向他提醒这些事情，迫使他解释清楚。所以，我也默不作声，而且让我的律师不要向莫尔旺提出诘问，我目送莫尔旺那身材高大但已弯腰曲背的身影离去。
当警察局让卡伊警长出庭作证时，我对他那种矫揉造作、过分追求温文尔雅、自鸣得意的傲慢神情感到惊讶。在闪烁其辞、答非所问和摆脱别人纠缠等方面，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审讯一开始，佐林格法官就想叫卡伊和勒马尔尚两人对质，而不让他们有时间去统一口径，可是，卡伊却使佐林格法官感到懊丧。
法官有理由认为律师勒马尔尚、警长卡伊和流氓菲贡在勒马尔尚先生的办公室里聚会是件怪事。这说明，那天上午，卡伊已经比谁都清楚悲剧产生的过程和每一个角色的责任。
可是，卡伊干了些什么呢？对法官发出的传票，他干脆不予置理。几天过去了，佐林格坚持要他出庭，卡伊让人传话说他身体不舒服，而且把一大堆医生证明送给法官。
“这没有什么关系，”佐林格反驳道，“我到你家里去听你说”。
“你愿意来就来好了！”
当佐林格来到卡伊的床前时，这位警长叹息道：“法官先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但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这是职业秘密！”
想让卡伊和勒马尔尚互相矛盾的企图失败了。
冗长的审讯丑剧已经结束，揭开“真相”的时刻，令人害怕的起诉和判决的时刻来到了。当我听到代理检察长图巴提出公诉的发言时，我便意识到，不管怎样，给我以最严厉的惩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图巴要求判我三年徒刑，这是刑法中规定的最长的时间。他在起诉书中不仅搬用了我的上司为掩盖自己而指责我时讲过的那些话，而且还加油添醋，进一步讲了一些他自己发现的，而别人没有想到或没有加以利用的“我的错误”。
“10月30日和31日，也就是绑架以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他对我说：“你没有马上把你和洛佩斯在电话中的谈话报告你的上司。你之所以没有马上汇报，是因为你刚刚意识到没有把洛佩斯10月12日在奥勃堪波街向你提供的有关菲贡的情报告知有关方面是个大错，因此你只有在受处分和救出迈赫迪本巴尔卡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结果是，你执意自己蒙混过关，而不去拯救别人的生命！”
陪审团退庭磋商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法官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尽管有人想至少给我象征性的惩罚以“维护国家的体统”，但陪审团坚持己见，所以开庭后宣判我无罪。
首席陪审员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情急躁的男人。他猛地向我冲过来，真情流露地大声说道：“我的上校，请允许我握你的手！”
但检察院的一位代表象对待中学生一样把他叫住，要他遵守法庭秩序：“首席陪审员先生，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你没有必要与勒鲁瓦先生讲话！”
小个子男人耸了耸肩，一边走开，一边挥手向我致意。后来，佩雷斯庭长和佐林格法官，甚至还
- 复 第七处寿终正寝
家园 第七处寿终正寝.下 有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耳目比斯托，都只好顺水推舟，过来向我祝贺。佩雷斯的声音略带歉意，比斯托还厚着脸皮兴高采烈地招呼我：“你瞧，菲维尔，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总部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他这种令人肉麻的虚情假意使我不禁心寒。
洛佩斯和苏雄被判了七年徒刑。逃之夭夭的流氓和他们的摩洛哥保护人——象幽灵一样出没无常的什图基和乌弗基尔——则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
当我要求重返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时，由吉博将军主持的，完全由总部军人操纵的“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我的情况。司法机关能做出什么决定，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只有秘密法院的决定才是最后的判决。重罪法庭宣告我无罪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授予自己的权力超越国家的法律和规定。
那一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让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代表我出席会议，我也不想再见到博蒙，我心里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进行报复。博蒙出席了会议，他象检察官似的端坐在上面。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断他讲话，他们都了解内情。博蒙指出我犯有违反纪律的错误，尽管司法机关宣判我无罪，但我依然是个罪人。而且还有更严重的：“菲维尔公开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他已置身于总部之外，他应该受到惩罚！”
吉博是个好斗的人，他边听边点头，法院没有动用的这把铡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权贵却要用它铡人，这是比蹲监狱还要厉害的处罚，我作为和平时期特工人员和秘密工作者的新生活是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总部开始的，如今，他们却把我撵出了总部。
作为对残酷的惩罚的微不足道的报酬是，我有权要求赔偿和领取补助，我的前程就毁在吉博、博蒙和比斯托等人的手里，这些家伙早就拿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让我有任何选择。
过了一两天，我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科特达祖尔的机票。我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的别墅让给我住。我决定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远离巴黎，远离总部。
把我搞掉，不仅是打击了一个人，而且还瓦解了一个处。和我一起工作并且赞赏我们作风的军官，大都宁愿回到他们原来的单位，领导一部分工作，还有一些军官在我们第七处受过特殊训练，带着他们学得的本领转到军事安全局去了。
他们中间有一个“罗伯尔”上校，他是军火交易科中最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后来当上了军事安全局的副局长。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些行动小组，很快就具备了第七处的形式，他还设法把原第七处某些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军火之役”中建树卓著功勋的特工人员和联络员招了去。
“罗伯尔”确信东方国家的特工部门曾利用本巴尔卡事件来瓦解第七处，因为这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唯一使苏联人真正害怕的组织。
不久，军火交易科的其他成员也都纷纷辞职，成了真正的军火商。他们离去的时候也带走了他们的情报员和联络员。他们利用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机构和联络网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时留在第七处的我的那些最忠实的同事也陆续被清洗，他们的罪名是和我的工作关系过于密切，他们被调到其它处工作，彼此不得往来，有人监视他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他们生活在被人怀疑的气氛中，稍一走动，就有人跟踪，看他们是否和我恢复接触。
象雷蒙阿迈尔这样醉心冒险和秘密工作的人不久也“告老还乡”，到布列塔尼一个偏僻的地方定居下来。第七处还剩下什么呢？只存下几个能在大旅馆里采取行动以及负责掌握和指挥一部分联络员的科室。过去，我在巴黎一地就建立了二十来个专门开启外交邮袋的实验室和工作间，现在只剩下一个。所有我在首都周围设下的活动基地都被关闭或弃置不用。
在搞垮第七处的战斗中，博蒙获得全胜。他把他的一个宠儿——仪表堂堂的埃尔韦上校——安插在濒于死亡的第七处的领导岗位上。埃尔韦的特工生涯是在华盛顿开始的，当时他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反间谍部工作，他的任务比较简单：暗中监视他的上司蒂罗德沃若利，搞清楚此人究竟是狂热的戴高乐分子，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支持者；了解他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不是特别亲密。
有几年，埃尔韦在报告中对我的朋友德沃若利一直是颂扬备至。他在德沃若利身上嗅不出半点狂热的反戴高乐主义分子或伪装起来的美国情报部门特务的气味。
但是，蒂罗德沃若利在激烈反对美国人的戴高乐面前失宠了，从这时开始，埃尔韦便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博蒙关于要其立即揭露德沃若利真面目的紧急指示。
埃尔韦开始时很天真，竟认真思索有没有可以揭发的材料。后来，博蒙让他明白这是命令，德沃若利肯定是戴高乐所唾弃的无可救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一点毋庸置疑。埃尔韦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自己职责之所在。于是，他在一份报告中“证实”德沃若利犯有“叛国罪”。
立下过一功绩后，埃尔韦便应召返回图雷尔总部。他受到了大家的祝贺，而且得到了上司的宠信，从此官运亨通。在找到适合其特殊才能的职位前，上司把他安排在博蒙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办公室里负责档案，卡片的分类工作。几年来，埃尔韦就是靠“搞垮德沃若利”这块牌子生活的。
我的职位空出来以后，博蒙认为终于可以安排埃尔韦了。这个面慈心恶的年轻人得到了与他杰出的工作成绩相称的一个职务。
经过清洗后的第七处，已失去了它最优秀的成员，因而埃尔韦上校接管的只是一个运转起来异常缓慢的机构。不久，他就忙得不亦乐乎，整天哀叹道：“我不懂菲维尔是怎么干这种活儿的！”
埃尔韦上校很快就打退堂鼓了，要求博蒙调动他的工作。博蒙想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一个上校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委任两个上校试一试呢？”
这样，第七处的烂摊子就交给了两个上校负责，但结果也并不比埃尔韦上校一个人领导好多少。后来，人们又寻思，要治好第七处麻木不仁的弊病，或许需要开一付重药。那么，谁又比一位上校或者比两位上校加起来更具有战斗力，工作效率更高呢？
当然是一个将军喽。
就这样，后来又委派一位将军占据了我在图雷尔总部的办公室。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人谈起过第七处。它已经成为一个被人弃置不用的机构。既然不能驾驭它，不能让它重新发挥作用，军人们就把它撂在一边。第七处曾经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最有效率、最有朝气的一个单位，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工机构之一。对于第七处的消亡，后来这些军人用“改变方针”这种婉转的说法来加以掩饰。
遗憾的是，在各国不断进行秘密战的今天，在西方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威胁、更需要了解随时可能面临的危险的情况下，第七处却落到了如此可悲的地步。
如今，知道本巴尔卡是怎么死的人已寥寥无几。菲贡第一个离开人世。乌弗基尔颠沛的生活也于1972年8月结束。乌弗基尔的后任德利米现在是摩洛哥南部对付波利萨里奥的军队的司令，不可能到他那里去了解情况。那些流氓呢？布什塞什、他的伙伴帕利斯、迪巴伊和勒尼这四个歹徒都逃到摩洛哥去了。
事实上，没有人想解开这个谜，但这件事却一直折磨着我的心。我之所以咽不下这口气，倒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推销员和商人的生活；也不是为了总部，因为我已离开总部，同它毫无关系。但是，我冀望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想弄清楚，搞垮一个人和他领导的第七处并且震撼全国的这个致命的打击究竟来自何方。我在摸索，试图解开这个谜：我深信一定能达到目的。
家园 END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