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在英雄本色看到俺老孙提到了这本书之后，好不容易搜到，过年没事把它OCR了，现在发在这里，也算是在看了诸多大牛的好文章之后，也做一点事情吧。

谍海孤舟

——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法]菲利普·贝尔奈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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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Bernert

SDECE service7

L'extra ordinaire histoire du colonel

LeRoy-Finville et de ses clandestins

Presses de la Cite,Paris,1980

本书根据巴黎城市出版社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俞纪民

封面设计：孙政

谍海孤舟

——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法]菲利普·贝尔奈尔著

华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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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60xll68毫米32开本 印张：15字数：380,000

1981年10月第l版 1981年l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0

书号：3003-1633 定价：1.56元

华汶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是由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原第七处处长勒鲁瓦口授，作家兼记者菲利普-贝尔奈尔记叙的一部长篇回忆录。

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爱丽舍官的内部统计数字指出，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等特工机关齐名的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百分之九十的“战果”应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

回忆录详细叙述了勒鲁瓦三十年来的特工生涯，以及由他带领的“鼹鼠”在法国和世界各地从事窃取情报、偷拆外交邮包、秘密拍摄苏联导弹基地、策划颠覆阴谋、打入军火走私集团敲诈买主、阻挠法国殖民地独立，收买或暗害外国政界要人等活动的情况。

本书的最后一章介绍了绑架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的经过和这一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猛烈抨击的事件带来的严重后果。书中还披露了当年戴高乐、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严密控制特工机关的一些考虑以及法国各个情报机构之同的派系斗争。

本书情节引入入胜，全是真人真事，而且文字流畅。它不仅揭开了法国情报机构的内幕，而且从侧面反映了一段时间内法国对外政策的某些变化。本书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性，熟悉错综复杂的国际间谍战的内情，了解西方特务采用的各种异乎寻常的手段。

特工生涯的序曲

我是法国布列塔尼人，生性倔强。我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我还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坏事，投身其中，兴许能够赢得欢乐。至于饥寒交迫、亡国丧权，世上还有比这更能磨练人的逆境吗？面对艰难时世，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没有顶住，他们退缩了，但我们雷恩、瓦恩、莫尔莱、圣布里厄和其它许多城镇的同胞却不屈服。

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我被任命为当地伪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法、德停火协定强行规定，把布列塔尼地区出产的小麦源源不断地运往希特勒德国。我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利用公开的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部署。

活动初期，我们约有十五个人，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在粮管局工作。原先，我们并无任何组织形式，大家只不过是不约而同地搞一些恶作剧，耍弄德寇。我们采用了各种破坏手法：用装满小沙石的麻袋偷换小麦和面粉袋；或运送霉烂变质的粮食；要不就故意在空无一物的火车车皮上打上“满载”的印记催人发运。伊尔一维兰、北滨海、奠尔比昂和菲尼斯太尔等省的合作社、磨坊和面粉厂全都归我们管辖，因此，我们同磨坊主及其雇工接触是很方便的。我们做他们的工作，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授意他们少交或不交军粮，断绝驻扎在当地村庄里的德国人的供应。对于那些迎合敌人的顽固分子，我们则提出警告和施加恫吓。

当时，我结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伙伴，如罗歇·达维德、布罗尔、欧仁·罗加尔、格罗汉、昂盖，勒勃莱，卡吕泰勒、基尼奥，迪盖、德格拉夫，伊特里奥，阿迈尔等人。其中除阿迈尔外，几乎都是布列塔尼人。

雷蒙·阿迈尔和我一样，以后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1941年初，我去北滨海省检查工作时与阿迈尔邂逅相遇。初看起来，他颇象德国人。一头棕发，身体壮实，上下穿着黑色衣服，推着一辆挺阔气的新式摩托车。仔细打量一番，觉得他凶狠、粗暴、好斗。他步履踉跄，鼻子里散发出一阵阵酒气。

我自我介绍说：“我叫勒鲁瓦，现任地区副稽查官。”

他爱理不理地答道：“我是阿迈尔，粮管局的检查员。”

原来，我们是同事以前，我曾昕别人说起过这位前来布列塔尼定居的诺曼底人。但我想象中的他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凶悍泼辣、桀骜不驯，举止野蛮。他那副令人生畏的模样好比公元九世纪时横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强盗。

临近有一家小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德国士兵。阿迈尔连拉带推地把我拽了进去。他拿着驾驶摩托车的面罩，再加上那身装束，看起来十分显眼。我平时一贯行动审慎，很少涉足公众场所，以免招人耳目。但此时此刻，却由不得我了。言谈中，他借用各种鸟的名称来称呼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德国兵，以此来表示他对敌寇的蔑视。

他满不在乎的举动本来会使我感到不安，可我一开始就发现阿迈尔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十分机灵，体魄强牡的阿迈尔热衷于“玩火”，但总是在深思熟虑后才冒这种风险。他咒骂德国占领军的隐晦语汇，只有行家才能领会，即使在场的德寇能听懂法语，也无法识破阿迈尔尖刻的讽刺比喻。

一方面，我觉得阿迈尔真叫人捉摸不透；另一方面，我又深深地喜欢他·我渴望能把他发展到我的队伍里来，于是，我便转弯抹角地对他进行试探，但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你该知道，我并不期待你来收拾那些缺德的磨坊主,我自己早就干上了。”

那些磨坊主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小麦供应给德国人，而且还利用当地居民处于饥饿的困境进行投机倒把，从事可耻的黑市交易。所以，阿迈尔恨透了他们。

阿迈尔接着说：“这些磨坊主加工面粉时以次充好、克扣斤两，然后又将弄虚作假攒下来的粮食高价出售。他们的诡诈伎俩逃不过我的眼睛。”

阿迈尔站在我的面前，看他说话的神态，还有他那身黑色衣服，俨然象一位疾恶如仇的侠士。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对他说，“重要的是，他们的罪恶远不止此。”

随后；我向他透露了我们的行动目标：破坏德国人的后勤粮食供应。

“不用说了，”阿迈尔接话道，叫我跟你合伙一起干。”

就这样，我们萍水相逢，却为了共同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情同手足，难分难离，直到发生本·巴尔卡事件才终止。我们认真研究以后，分配了各自的任务，然后前去警告害人的磨坊主。

我们开着那辆202汽车，颠颠簸簸，东奔西走，登门寻找与占领军有勾搭嫌疑的磨坊主。每次执行任务的经过都大同小异。

往往是我摆出一付严肃的官府架势，以坚定的语气先开口："我生来宽宏大量，不想加害与你，但是，站在我后面的这位同事待人却不客气!”

这时，穿着一身黑色衣衫的阿迈尔就扮演预先设计好的凶狠角色，装出种种唬人的姿态，恫吓对方。

某些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磨坊主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劝导，其他人慑于阿迈尔的威胁和讹诈，也只好顺从我们的警告。然而，我们却在皮普里亚克的一家大磨坊主面前碰了钉子，被他撵出了大门。这个家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殷勤款待德寇，而且还留他们住宿。”

当我们去找他时，他狂吠：“混蛋，臭无赖!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

雷蒙·阿迈尔和我从盟军那里搞到了几枚有名的盖蒙手榴弹。这种手榴弹爆炸产生的震荡性能，我们尚不了解，正准备试它一试。于是，我们就折回去“送”一颗给这个磨坊主，让他尝尝厉害。

当时，阿迈尔和我都只有二十来岁，无所顾忌。我们把小汽车停在四十米开外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着验证手雷的威力。爆炸十分厉害，冲击渡把车子都掀起来了，往后退了相当一段距离。德寇嚎叫着从吐着熊熊火苗的屋于里逃窜出来。我们顺利地甩掉了追兵，去别处继续执行我们的使命。

可惜好景不长。阿迈尔愈干愈欢，忘却了应有的节制。有一天，他把小石子装入麻袋，用掉包办法，偷换了整个一列车队的小麦。

我心想，这下子准有好戏看了。纳粹当局岂能忍受如此严重的挑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德国人暴跳如雷。1942年9月，他们把一个最老练的盖世太保头子派到雷恩市来。此人名叫米勒，少校衔，擅长侦查偷盗、抢劫等一类经济案件。经过一番分析调查，他顺藤摸瓜查到了我们头上。

1O月14日，我第一次披带进德寇陆军指挥部那所阴森森的房子里。在那儿，我遭到了一顿毒打。米勒亲自对我迸行审讯。

我竭力为自己辩护，托词很简单，但我一口咬住不放。

我说：“我们没有责任。粮管局的各位稽查官和检查员从未失过职。每次装载的军粮等物品都是按期发运的。货车中途发生意外,岂能由我们来负责。抢劫、掉包者，大有人在。兵痞、酒鬼、坏蛋，贪官污吏，应有尽有。不过，他们都是德国人。黑市上的东西主要就来自这些人。你应该怪罪你们的人!”

米勒少校惊讶地听着我慷慨陈词。他当即找人核查。报告表明，德国占领者中间确有上述败类。其实，这一点我足心中有数的，那段辩护词解救了我。

雷恩市警察局的一位警官勒布尔内克，也向米勒少校证实我的话是有根有据的。勒布尔内克还让他看了德国人盗窃粮食的有关案情记录，并添油加醋地作了一番介绍。

米勒做梦也没有想到，勒布尔内克是我们行动小组的骨干，而且是我们最得力的一名情报员。我曾经协助勒布尔内克把他的一个儿子送往英国。

拘留期间，我遭到了折磨，身体消瘦了下来，但始终坚贞不屈。两个星期后，米勒把我释放了。

这场风波引起了我的警觉，并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还能象以往那样继续无计划、无组织地盲目从事破坏活动吗？我感到，我们这个小分队的每个人都在思索，迫切希望我们的活动有新的起色，采用更有效的手段狠狠打击敌人。

命运之神首次显灵。正巧在这个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地区稽查官罗森，因出生于犹太家庭而被维希政权解除了职务，为此，上级指定我接替罗森的工作。

就这样，我一跃成了粮管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检查员和职工。我有权向他们颁发通行证。有了这种证件，他们就可以在法国西部地区自由来往，不受德军各道关卡的拦阻。

此外，伊凡·勒让还搞到了德国人的各种图章、印记和申请表。我用它来伪造大量证件，象真的一样，看不出任何破绽。此后，在我的掩护下，大批游击队员，抵抗运动战士、联络员、特工人员和难民不用冒什么风险，就可以来往于各地。

换句话说，从那时起，我就可以利用我在伪政府行政部门中任职的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我的生涯中，最初的这一段经历对我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捭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我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吸收了当时活跃在布列塔尼的一些老游击战士。不同之处只在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是为政府服务的一个机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阳奉阴违的把戏能玩多久呢？雷恩粮管局既是听命于德寇的维希政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集结抵抗战士的秘密大本营。往抗击占领军的斗争中，它好比是隐藏在敌营内部的一艘潜艇。规模如此庞大的活动阵地，要做到天衣无缝是极其困难的。果然，防不胜防，种种异常现象以及走漏的风声引起了德国警察机关的注意。

1943年6月6日，德国战地宪兵包围并搜查了位于雷恩市塞维涅大街的粮管局办公室，我再次陷身圈圄。这一回审问我的是瓦登贝尔格上校。宪兵司令部对我残酷折磨，严刑拷打长达一个月之久。但我矢口否认自己有罪，坚持说捣鬼的是腐化堕落的德国人，是他们偷走了应该运往德国的小麦去搞黑市贸易。

瓦登贝尔格无法找到指控我作案的确凿证据，于是把所有的负责人召集到地方政府大厦开会。耐人寻味的是，对我攻击得最厉害的是一些法国人。省长利贝尔和物资局总管富尔负责的几个厅局奉命认真执行停火协定的各项条款，他们因办事不力经常遭到占领军当局的责难。他们俩乘机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把我当作他们的替罪羊。

警官勒布尔内克又一次出面替我说话。他全力为我辩解，从而引起了敌人的猜疑。德寇因此撤了他的职。见此情形，我自认为已陷入绝境，然而，出乎我的意料，省长却要求立即释放我，并让我回粮管局工作。他若有其事地说，“勒鲁瓦是通晓业务的内行，只有他才能使粮管局的工作继续下去。”

总之，据他所述，要是撤了我的职，就再也没有一颗粮食能运往德国。瓦登贝尔格出于无奈，只好听从省长的意见。但他又声色俱厉地威胁我，今后若再听见有关我的闲话，就要加倍惩罚。

我出事的消息传开了，位于巴黎博斯盖大街的全国粮食管理总局获悉，德国人经常抱怨运粮车队被窃，它同时还收到一些捣发报告，说我是嫌疑犯。全国粮食管理总局决定自行立案侦查。

一天，我看到总局稽查长马里埃纳在雷恩露面，他兼管人事工作，这次他是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实地调查的。

此人仪表堂堂，热情好客。他比我大二十岁，两鬓斑白。他为人持重，显然受过上等教育。他那副和蔼可亲的神态提醒我，必须对他格外警惕。他比德国人更精明，说不定会识破我们玩弄的花招，从而揭开雷恩粮管局的真相，马里埃纳特派员花了整整一个多星期仔细检查我们的地区粮管局，视察属于我们管辖的几个省级粮管所，并同地方当局进行接触，了解情况。这一切使我深感不安。于是，我便派人跟踪，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监视者报告说，马里埃纳到处都提出一大堆问题，听时只是频频点头，很少发表意见。我猜测，他准保在算计如何除掉我。先下手为强。我一度曾动了制造车祸把他干掉的念头，但转念一想，这无济干事，巴黎方面会另行派人前来调查的。

返回巴黎的前夜，他把我召到他在雷恩市下榻的拉库内饭店的房间里。

“在这里说话清静，安全些，”他对我说，“我们之间有话要说，不是吗？”

这句话触动了我的神经，我顿时紧张起来。马里埃纳会不会亮出他的牌呢？我深知，他有权调动我们的工作，把我们派到别的部门去，或干脆把我们撤职查办，赶出地方行政部门。一句话，他可以一举彻底毁掉我们苦心经营的秘密行动小组。

可是，他却首先向我表示祝贺，称赞我及时接替了地区稽查官罗森的职务。随后，他又询问了我的家庭状况、本人经历、至亲好友和社会关系以及我的学历和抱负。他象学者、教授那样关心我的学历，显然是事出有因。他的母亲在莫尔旺当校长，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而对他的盘问，我暗暗提醒自己，要加倍小心，答话尽可能简短。我怀疑马里埃纳先生是受瓦登贝尔格上校指使前来盘问我的。

见我寡言少语，马里埃纳转入了找我谈话的正题。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你大概知道，”他微笑着对我说，“你给巴黎博斯盖大街全国粮食管理总局增添了许多麻烦。……你们和占领军当局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我们都知道。”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马里埃纳接着说：“看来，你不喜欢德国人！”

憋在我心里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猛地燃烧起来。我气愤地说：

“我的祖父为法兰西献出了生命。我的父亲在战壕里被毒气熏死。我兄弟的生命也葬送在德国鬼子手里。大战以来，我岳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是布列塔尼人，理所当然地要反对德国。难道你要我强颜欢笑地去爱德国人吗？！”

马里埃纳笑容可掬。我则愈发恼火，觉得他是在嘲弄我。他回答说：“你可以不喜欢德国人，但不能因此采取反对他们的危险行动。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驱使你去冒这样的风险呢？为什么让你的同事们也去冒险？”

我心里寻思：这下子双方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我义愤填膺，冲着他说：“你爱怎么斥责就怎么斥责，骂我罚我，悉听尊便，不过，我要声明：这无济于事，我决不放弃斗争!”

我脱口说出了上面这一番话，马上又后悔不已。马里埃纳似乎掌握了我们的活动情况，甚至比德国人还清楚，谁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的呢？后来，我才获悉，我们小分队在当地从事的一系列小规模地下活动，设在伦敦的抵抗运动总指挥部都知道。伦敦方面要求和我们接上关系。我们在布列塔尼从事地下斗争，这个地区将和诺曼底一起被选作盟军登陆的重要地段。

我一直以为马里埃纳是个危险人物，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我内心世界的阵阵波澜没有逃脱他的眼睛。

突然，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爱国者，去从事一系列有计划的特工活动，譬如，破坏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渗入敌人后方等等，但我们并不希望你去干轰动一时但又难以持续的鲁莽行动。”

直至今天，马里埃纳那次讲话的热忱表情，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说活的诚挚语调仍经常紫绕在我的耳旁。心目中的敌人突然成了朋友，如此戏剧性的奇遇实在令人吃惊。惊愕之余，我了解到他就是“两普里安”秘密活动网的大头头、“加利娅”特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真没想到，他竟是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我打入雷恩伪粮管局，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做出了一份贡献，而他却在首都，在异常广阔的天地里，建树了丰功伟绩。多亏他的贡献，巴黎全国粮食管理总局方始成为地下工作者的总部和交换情报的联络站。

马里埃纳赞扬我们这个行动小组取得的成绩，但同时又指出，我们是在玩火。

他说：“要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学会象真正的影子部队那样作战。必须驯服地接受命令，参加到统一的组织中来。你们不能永远匿在自己狭窄的地盘里活动。难道你们真想当‘割据一方的土豪’不成？”

马里埃纳建议我去巴黎详谈，认真研究一下如何使我们这支小分队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他接着说：“事情不难。我是你的上司，我可以用全国粮食管理总局的名义，发给你一份长期有效的证件，这样，你可以在雷恩和巴黎之间畅行无阻，那时候办事就方便了……”

从此以后，我们的行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亲自把收集到的大批情报送交给马里埃纳。为了掩人耳目，他给我起了个化名，叫做“菲维尔”。菲尼斯太尔和伊尔-维兰是我管辖的两个省，“菲维尔”就是用这两个省名的部分字母组合而成的一个名字。他自己则选用他家乡的地名作为化名，称为“莫尔旺”。

出于安全考虑，每次去巴黎，我都住在保罗－阿佩勒大街莫尔旺的家中。门房图尔努阿大爷是莫尔旺秘密活动网的成员，他负责我们的安全、望风、察看沿途动静、监视来往行人，全靠他。

清晨，透过窗户，常常看到图尔努阿的儿子小贝尔纳穿着蓝色的短斗篷，背上挂着皮书包去上学。我这个年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他居然会进入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成为我手下最优秀的一员干将。

我的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且，我还不得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隐瞒实情，因为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规定如此。我神秘地来来去去，长年累月地远离家门，她只好耐心地等待又等待。她才十八岁，天真无邪，觉得这一切都是机关职员的正常工作。人生是何等的严酷！

有时候，我把一些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领到家中，招待他们用餐、住宿，并且提供换洗的衣服。只有同我单独在一起时，不速之客才交谈。我的妻子费尔南德一走近，他们就立即紧锁职唇，默不作声。她总该产生怀疑了吧？不！可怜的费尔南德似乎一切都视而不见。她仍然认为，他们准是我在粮管局的同事，因工作劳累过度来我家休息的；客人不寻常的外貌和举止也不足为奇，布列塔尼人生来就沉默寡言，比其它地方的人要凶野……

雷恩市郊的圣雅克德拉朗特机场集中了德国对英作战的一支庞大的空军力量。因此，该基地成了我们注意的重要目标。我设法搞到了绘制机场地图的纸张和画具，加上照相机、胶卷，其它特工器械，还有从各地收来的情报资料，这一大堆东西，往哪儿放呢？我为安全隐藏这些东西而绞尽了脑汁。

藏在地窖里？那里只能放下我的自行车。放在阁楼上？房东早就派了用场！我冥思苦想，到处搜索，最后注意到窗户下面的踏板。费尔南德身材瘦小，非常喜欢这些小巧玲珑的踏板。踩在上面，她的手正好够着照料摆在窗前屋面上的花卉。

起下每块踏板上的钉子，把东西装在里面，再严严实实地盖好踏板，一点儿也不显眼。这不正是理想的藏物之处吗？

马里埃纳给我带来的惊恐余波未消，不久，命运又一次耍弄了我。我收到了一份秘密通知，耍我立即赶往巴黎参加重要会议。通知详细规定了我此行必须严格遵循的注意事项，通知上写道：

“乘火车来巴黎，在蒙帕纳斯站下车。下车时，注意是否有尾巴盯梢。然后，立即乘另一列去克拉马的火车。到站后，再换乘公共汽车至蒙托隆果园下车。”

“果园旁有一座桥，不远有几级狭窄的台阶。登上台阶继续往前走，一条小道将展现在你的面前，两边都是豪华的馆舍、府邸。这就是斯频耐琴街。记住，你要去的是右边第三幢房子，前面绿色的大栅栏门上无任何标记。你不用按门铃就可以进去，届时会有人来替你开门的……”

路途上发生的一切如通知所述，满脸凶相但默不做声的守门人把我领进寓所。到了过道，他给我指了指朝饭厅开的一扇门。我抬头看去，里面摆着二十年代古色古香的家具，陈设颇有城郊别墅的风味。屋子里坐满了陌生人，大家都在等候，互相小声地交谈，如同在教堂里一样。

每当有一位与会者走进屋子，悄悄的说话声便突然停止，在场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打量新来的人。片刻之后，好奇心消失，沉默下去的低声细语又了起来，使人不禁想起那没完没了的祈祷声。有些人象我一样从外地来，首次出现在这种场合，但没有任何人上前同他们握手。大家相互看着，揣摩眼神，仅此而已。总之，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异乎寻常。一种类似密谋议事和夜间守灵的奇怪气氛笼罩着这座城郊公馆。体魄粗犷、腰圆膀乍的男人们中间有一位女士端坐在桌旁。她后脑梳着发髻，穿着灰色的裙子，十分精神。她就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名叫玛丽·居维利埃。我猜想，她一定是该组织领导层中的一个头面人物。在她旁边站着一位矮胖结实且又沉着冷静的男子汉。他的棕色眼睛不时地环视整个会场。看模样，他也担负着重要职务。那一天，谁也没有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人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可是，我却始终注意着他的视线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仔细打量会场上的每一个人。最后，他的两道眼光停留在我的身上，上下端详，久久没有离开。

在座的都是三十多岁的抵抗运动老战士。我如此年轻，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那位站在桌旁的陌生人本应打听我是谁，属于哪路游击队。反常的是，他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一切都在沉默中度过，一切都靠眼色来传神。事后，我才知道，他叫皮埃尔·布尔西科，社会党人，共济会会员·青年时代就从事工会工作。他也在等待伦敦方面的指令。此人后来成了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大老板。他和马里埃纳一样，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安排我的坎坷生涯。

几个钟头过去了，玛丽仍然无任何表示。显然是要等所有的负责人到齐后才能宣布开会，的确，有一些人远道而来，迟到是可以理解的。晚到者一个接一个进入会场，他们找个角落坐下，也耐心地等候起来。最后，玛丽-居维里埃看到人已到齐，便开口说：“今天召集各位到这里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喜讯：我们的行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决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过去，我们作了大量出色的情报工作。现在，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部分地下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往后，我们要依靠盟军派来的教官加强训练，直接破坏敌人的交通干线、袭击车队、骚扰占领军，充分发挥我们的威力。我们意识到事态的演变已经进入到筹备登陆的阶段。会在什么地段登陆呢？

这一点难以预测。我思忖，我的家乡一定是双方激烈交锋的一个战场。

与会者一一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有的要武器，要装备，有的要人。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的要求很简单。请上级给我们空投几箱盖蒙手榴弹。这玩意儿盖子一拧，摔出去就管用。既干脆，又利索!”

坐在玛丽·居维利埃身边的那个男子笑了起来。想必我的话给他留下了年青人头脑简单、容易激动的印象。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集体之中。组织决定一切，而我自己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而已。

我接着说，我们还需要一名教官帮助我们配制炸药，教我们使用即将得到的新式武器。大家都渴望早日成为名符其实的实干家，成为更有能耐的战士。

返回雷恩后，我一进家门就看到妻子躺在床上，两眼出神。

显而易见，她是在猜疑。

“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瞧你干的好事！”

说完，她把我煞费苦心藏在窗下的全部特工器材都扔在我的面前。

“我浇花时，不小心踩了一脚，踏板哗地就散了。搬开踏板，就是这么一堆东西。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三天两头远离家门，难道就是为了这个？”

纪律是不允许我泄露任何实情的。在那种年头，只有守口如瓶，才能保障同伴和亲人的安全。费尔南德一直以为我是个小职员，难免要经常外出办事。如今，她发现我同时过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在骗人、撒谎、当特务。

我把她拉到打开的踏板前，向她说明泄露此事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我要地发誓保守秘密。我被迫向妻子交了底，心里忐忑不安。为避免出事，我决定以后每次外出时，都把她带走。

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她，其实是让她也走上一条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深怕被人逮捕的危险道路。我想出的这一“保护”她的办法，真是别出心裁!有一天，保安队派人在雷恩市梅斯大街区挨门挨户地搜查。我心想，糟了，一定是冲着我来的。我一把抓住费尔南德，拉着她从寓所的一扇暗门冲出去。两人飞也似地躲进了附近的公园。子弹在耳边呼啸。我自己没有受伤，但我突然发现费尔南德放慢了脚步。

“怎么样？坚持得住吗？没事吧？！”我着急地问她。

她点头示意，一切正常。但我看到，她脸色苍白，紧咬嘴唇。她披着一头散发拼命地跑着，逐渐支持不住了，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左边腋窝沁出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掉在裙子上，她挂花了。

保安队还在附近来回巡视，只要他们在，我们是无法离开公园的。我把妻子抱到灌木丛后面，守着她，一直到天黑。夜幕垂落，我们在黑暗中来回走着，茫然不知去向。这一夜显得格外长。找谁把她胳膊里的子弹取出来呢？所有的医院都控制在占领军和保安队手里。医生收留和治疗任何枪伤者都必须向当局报告。再说，给游击队员看病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敢冒风险的人极少。

我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和本家的一位挚友马尔基教授挂上了钩。他在雷恩市睿智诊疗所任外科主治医生。在一个可靠的护士协助下，他给费尔南德动了手术，取出了子弹。

他说：“不过，我不能留她。”

马尔基大夫这样做已经是尽力而为了。后来，我获悉，保安队大肆搜捕的目标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位名叫塞弗拉克的抵抗运动战士。返回家中后，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原来，费尔南德的胳膊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从今以后，她再也不能穿短袖衣服了。

盟军登陆前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一天夜里，我潜入一片丛林，等候空投的武器弹药，遥望天空，降落伞象一朵反扣的白色莲花，朝我们徐徐飘来。然而，下面悬挂的并不是我们需要的物资，却是一位身高一米九的巨人。高个子一着地，两腿伸直，站到我的面前。他身穿美式军服，脚蹬一双伞兵皮靴，腰间佩着匕首和左轮手枪，领章上的银质中尉徽记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神色诧异，他却若无其事，似乎有意在笑话我。我正要开口问他，他却抢先用地道的法语说道：“你不是要求给你们派教官吗？我就是。我叫勒布朗。”

后来，我了解到，他的真名叫罗思柴尔德，是加拿大法裔，曾在巴黎学习。

我们匆忙地折叠了降落伞。收拾好以后，我便领他前往一座农庄。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巨人满面春风，灯光照在他古铜色的脸上，仿佛是来自美国迈阿密的一位百万富翁。

他爽朗地大声说：“小伙于，给我来一满杯白……兰……地！今天会面，应该好好庆贺一番。”

我们一阵脸红，难为情地说道：“我们这里只有苹果酒。”

“行！凑合。”他说。

自从来了勒布朗，布列塔尼地区的游击队就大大增强了生存和活动的能力，军威大振。他教我们如何使用最新式的武器，传授如何进行肉搏战的技巧，把我们培养成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

过去，我们制造炸弹时，要往里面装上几公斤炸药，但现场效果不大。可是，他制造的塑料炸弹只用几两炸药，就有巨大的杀伤力。看到勒布期从容不迫、漫不经心地把左轮手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观察他的举止和为人，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干脆利索、细致准确的动作，高度的组织观念以及有条不素，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比之下，可以说，我们迄今从事的游击斗争太不正规了，难怪我们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今，我生平第一次遇上了一位行家里手。暗中摸索、盲目实践、鲁莽冒险、无谓牺牲，一切都可以结束了。我现在明白，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都属于老式和过时的战争范畴，而勒布朗却代表着投身“影子战争”的新一代。他所使用的方法既适用于当前的战争，也适用于未来的秘密斗争。

二十年后，在司法机关侦查本巴尔卡一案的过程中，一位心理学家问我为什么投身秘密特工活动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因为受了勒布朗的影响。”

这位心理学家十分惊讶，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耍小孩子脾气。

其实，这是真话。美国教官勒布朗唤起了我对特务工作和谍报活动的兴趣，使我深深地受上了这一行。他也为法国特工情报部门间接地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勒布朗来到我们小分队已有几个星期。他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本领，可以在最后的战役中发挥应有的配合作用。

一天，他对我说：”我今晚就走。你别管我，我已另有任务。”

如同来时一样，这位职业特工专家神秘地消失了。

过不多久，莫尔旺来到我们这里。他的行装十分古怪，因为从巴黎到雷恩，沿途要闯过许多道关卡。为了掩人耳目，他设法从比克普斯－甘贝达搬运公司雇了一辆卡车，带上他未来的夫人路易丝·机要秘书布兰小姐和保罗一阿佩尔大街住所的忠实门房图尔努阿大爷三人同行。

考虑到反攻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伦敦方面委任莫尔旺为西北战区的总监察官。他的任务是，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各城市解放时建立新的行政军事机构，统一指挥游击队和特工组织。换句话说，届时他将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行动之前，莫尔旺小分队权且住在我那幢藏匿特工器材的房子里。

当时，虽然布列塔尼的一半地区已获解放，但各地仍有德国人的据点在顽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首次正式执行了一项特务使命。我们的小组成员、潜伏在德寇海军基地布雷斯特的上尉勒博尔涅向我密报：“据悉，德国人的仓库里储存着一种最新式的秘密武器——音响水雷。”

这项发明无疑会引起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觊觎者、争夺者少不了，我思忖，这种武器既然在我们国土上，理应属于我们，于是我决定去把它弄回来。

然而，要下手却相当困难，因为水雷的所在地仍有德军，且不说还有其它重重障碍。盘踞在那里的德军不仅没有准备投降的迹象，反而打算炸掉所有设施，以免武器装备落入盟军之手。

那时，我仍持有负责后勤供应的粮管局稽查官的特别通行证，我决意去碰碰运气。我向一座村庄的神父借来一辆九马力的老式汽车，悄俏地和勒博尔涅上尉会台，并由他带路，去仓库盗窃水雷。我还特意伪造了一张可以由人陪同的证明。我们一起来到布雷斯特军港入口处。德国人看了看证件，然后行个礼，就放我们进去了。

德寇估计，不会有人潜入他们的纵深地段破坏捣乱，故而仓库没有严密守卫。我们找到水雷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水雷搬到车上，并作了一番伪装。我们随即离开基地。出口处的哨兵甚至没有检查就放行了，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只管进，不管出，凡是离开布雷斯特的人与物根据规定都可放行。

半路上，我让勒博尔涅下了车。然后，一个人继续驾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至于水雷的引信是否已经拆除，则全然不顾。汽车朝着雷恩方向急驶，穿越了整个布列塔尼地区，沿途还不时遭到流弹的袭击。是德国人，还是盟军或游击队的狙击手放的枪，我根本不管，我只觉得冒这样的风险是值得的。

当时，雷恩市区已经解放。莫尔旺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塞维涅大街一幢古老宽敞的房子里。我一阵风似地闯过栅门，来了一个急刹车，停在莫尔旺的跟前。他穿着显眼的美国军服，腰问束着皮带，沉着，安详。周围站了一群人，惊讶地瞧着我。

我说：“给你们礼物！”

此时此刻，我觉得比国王还幸运。我这个满脸尘土、汗流浃背的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建树了本世纪最伟大的业绩，感到无上荣光。

莫尔旺不紧不慢、诙谐地说：“年轻人，真了不起。你应该去当歼击机飞行员。”

不久，我得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指挥机关正在物色志愿人员，驾驶坦克深入布雷斯特执行特殊使命。美国人提供了一辆谢尔曼式坦克，可谁也开不动。我为冒险的强烈欲望所驱使，赶忙去找有关领导。

法国义勇军游击队北滨海省负责人兼沙尔内德圣布里厄军营长官勒勃莱问我：“体会开坦克吗？”

听他半信半疑的语气，我急忙回答说：“这有什么，可以马上学么！”

在营房的院子里，伙伴们小心翼翼地站在四周。当着他们的面，我驾着“钢铁怪兽”左转右拐，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作了充分的表演。经过一个钟头的训练和考核，我自信有能力去实地执行任务。象我这样血气方刚的青年，又经受了抵抗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锤炼，可以说是信心满怀，无所畏惧。

我还需要一位报务员同行；于是，我对勒勃莱说：“你那里有没有年青的报务员？”

他给我推荐了手下的一个小伙子，名叫米歇尔·普兰，布列塔尼人。此人身穿草绿色上衣，蓝色裤子，还佩着义勇军游击队的袖章。在当时说来，这副打扮颇有标新立异之意。我和米歇尔两人把坦克一直开到布雷斯特德军阵地内。在雪铁龙公司的车场附近，发生了意外。不知什么原因，战车的履带打滑，在原地空转起来。想不到遇上了沼泽地，坦克渐渐下陷。

我加大油门，只听得一阵轰鸣，车子终于退出了泥坑。这时，几百米外的德军已经把炮弹推进反坦克筒，瞄准我们。我掉转车头，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脱离了危险。真悬，我和米歇尔两人连同我们的坦克差点儿成了他们的靶子。

说来也巧，这次共同驾驶谢尔曼式坦克历险的奇遇，使我和米歇尔结下了缘分，往后我们几乎一直没有分离过。大战结束后，他跟随我进了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始终是局里的一名得力的特工人员。他对本·巴尔卡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我领导的第七处如同那辆谢尔曼式坦克一样，也将在政治冲突和秘密警察活动中陷入“沼泽地”，到那末日来临的时候，米歇尔终于动摇了。

1944年，一切都在酝酿之中。我们都已各就各位，准备用行动谱写我们的历史。一条条无形的纽带正把我们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全心地投入特工事业，而不借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即使我担任的职务可以使我超脱出来，我也恪守上述行动准则。我的信条是：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我们赢得胜利。

在彻底实现我的理想、成为那样的“狩猎勇士”之前，我还要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上添上几支悦耳的插曲。

我曾穿了法美联合别动队的军服，率领一支布列塔尼小分队前往德国。作为西方发动军事攻势的前哨部队，我是最先冲抵易北河的勇士中的一员。为了表彰我的功绩，上级委任我为图林根的一个小城市——巴特苏尔察的临时行政长官。

可是，我在巴特苏尔察时行为失却检点，贸然越了轨。我们在随军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耳闻口睹了纳粹分子犯下的无数暴行。在解放了一批集中营后，我再也按撩不住心中的怒火。我立即下令把巴特苏尔察的市长、希特勒党卫军、盖世太保、党棍以及所有其它纳粹系统的显赫人物投进下水道，让他们泡在齐脖子深的污水中，领略这种惩罚性的折磨。

我虐待德国军政要员的消息传出去后，美军司令部大为震惊。

他们警告我：“德国人如确有罪过，自有法庭论处，你无权插手!”

我答辩说；“我只是想让他们先尝尝，什么叫耻辱。”

嗣后，由于这一不愉快的事件，我离开了美国武装部队。在返回雷恩时，我遇见了阿拉尔将军。德军占领期期，我曾救过他一命。

那次德军四出搜捕阿拉尔。他逃至迈萨克隐藏起来，以为万无一失。我通过潜伏在敌营内部的情报人员得知，盖世太保已经出动人马，前来捉拿阿拉尔。我连夜赶往他的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在我的催逼之下，他连睡衣都没换，就躲进了一辆借来的旧汽车内。两个钟头后，德国人赶到了。幸亏动作快，要不……

解放之日，阿拉尔将军被提升为雷恩军区首脑。当时，圣纳泽尔的德寇仍在顽抗。阿拉尔奉命按照拟定的作战部署指挥攻克敌人这一阵地的战斗。应该指出，用“作战部署”一词是言过其实，因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一边是一群衣衫褴褛、武器陈旧低劣的乌合之众；另一边是由四千名希特勒帝国海军和陆战队守卫着的钢筋混凝土堡垒。我们的游击队虽然包围了德寇，但敌人阵地却在火力上占压倒优势。

那里的德国人凭借他们的有利条件，可以长期固守下去。然而，1945年5月7日下午，圣纳泽尔的城防司令官在获悉德军总指挥部宣布全面投降的消息之后，通过电台告知我们，他们同意投降。

阿拉尔将军对我说：“菲维尔，你来得正是时候。指挥部打算派两名代表去和德国人谈判。我们正在物色熟悉敌营阵地、陷阱和布雷区的人选。”

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并提出要我的老搭档雷蒙·阿迈尔同去，因为他英俊威武而且通晓德语，可以见机行事。

当时，我们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制服问题。负责在法国领土上围歼德军的是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但大多数指战员没有军服，只靠一个普通的袖章作标志。为他们制作的两万套军服，在一次神秘的火灾中被烧毁了。我幸亏在伦敦总指挥部的抵抗战士名册上挂了号，现在身边还有一套盟军赠送的装束，内有英式军用上衣、美式橄榄帽、绑腿等衣物。享有一套象样军服的幸运儿不多，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这是为什么选我担任全权代表的一条理由。

雷蒙·阿迈尔在一支坦克部队里当过士官，也保存着一套英军中尉制服。他还设法从一个卖破烂的商人那里弄到了一顶法国装甲部队军官戴的黑色平顶帽。

尽管穿戴着七拼八凑的衣物，但我们仍然信心百倍。我们打着军事谈判代表的白旗，越过无人区，走向敌营城堡的大门。城楼高处，德国人用望远镜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我们到达后，便派人下来接头引路。我们走进了一座迷宫，到处是盘旋的楼梯和交叉的走道。城堡大得惊人，但里面气氛令人窒息。每一间厅室都打扫得于干净净，收抬得整整齐齐。有一个过道里堆满了一排排炮弹，多达上千发，似有故意向我们炫耀之意。他们若是真想顽抗，足足可以坚持几个月。

我们来到了圣纳泽尔海军基地指挥官米罗将军的宽敞的办公室。他悠闲自得地坐在沙发上，嘴里叼着雪茄，丝毫无起身接待之意。当我们走近他的办公桌时，他把雪茄烟盒朝前推了一推，显出一副豪门绅士的高傲气派。

来此地以前，我和阿迈尔两人仔细研究和认真演习了各自的角色。我们商定，由我先开口，阿迈尔随即把我的话翻译过去。

“将军，我奉法军地区参谋部之命，前来与你谈判德军基地彻底投降的具体事项。”我说。

米罗吐出一口蓝烟，袅袅而上，其色彩与他军装的颜色十分协调。

他用标准的法语打断了我的讲话，阴阳怪气地说：“贵军连个将军都没有了吗？”

顿时，我摆出了青年人应有的全部尊严，厉声说道：“将军，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我是受权前来与你谈判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他耸耸肩膀，仿佛仍在发号施令，冷冰冰地说：“好吧，我同意投降。投降仪式可订于5月11日举行。我的部队可以撒出基地，但你们必须把他们安全送往俘虏营。自我军全部撤出至法军进驻基地之间，必须留出半小时的充裕时间。”

米罗将军提出的上述条件毫无道理，他的蛮横态度也激怒了我。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德军在我们接收阵地之前炸毁各项设施。

我以坚定的语气说道：“德军撤离和法军进驻基地必须同时进行!”

米罗将军黔驴技穷，终于败下阵来，不再坚持任何要求。最后，他只是要我确认法军方面的意见。然后，他慢慢地站起身来，示意谈话已经结束。

我们正要走出办公室，米罗突然又把我们叫住。

他说：“先生，我差点忘了，当我撤离基地时，希望贵军能有一支军容整齐象样的仪仗队向我致敬，为我送行。很久以来，我在望远镜里看到的贵军装束与我心目巾的正规部队装束有很大差别！”

我和阿迈尔疾步走出城堡后，如释重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米罗将军提的最后要求，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了，那就是设法解决国内武装部队和义勇军游击队指战员参加投降仪式时穿的服装问题。我敦促阿拉尔将军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真的关系大吗？”

“德国人很重视这一条，”我回答，“据我看，这似乎是他们撤离基地的首要条件。”

大家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搞到了一批可供一连人穿的英国军服。可是，没有军帽。士兵不戴军帽算什么军人！哪儿去找象样的军帽呢?

我以前安插在布雷斯特的情报员勒博尔涅海军上尉，如今成了阿拉尔将军的副官。他设法搞到了一箱法国海军的红蕊帽。

难题就这样解决了。1945年5月11日上午十点钟，在布弗隆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举行了德军投降的仪式。美国人派来了一支仪仗队，是由第八重骑兵团和第六十六步兵师的部分指战员组成的。

随同前来的还有一个军乐队，以及五辆饰有彩旗的坦克。圣纳泽尔基地的海军和陆军城防司令官米罗将军和容克将军象征性地交出了自己的手枪。随后，鼓乐军号齐鸣，掌声四超，人们相互祝贺。投降仪式终于结束，帷幕降落，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多少年来，我们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了捍卫神圣的事业，我们不惜充当无法无天的“歹徒”。现在，是否要“幡然悔悟”重当老百姓，恢复从前那种庸庸碌碌的平民生活呢？毋庸置疑，我可以回雷恩市粮管局。在那里，热情的欢迎、晋升的许诺和可靠的官场生活等待着我。夜晚，妻子，儿女围着壁炉，欢聚一堂，安逸舒适，真可以享尽天伦之乐。

同样，雷蒙·阿迈尔也可以重返北滨海省当检查员。可是，他好斗成性，无所顾忌，习惯于过离经叛道的生活，这又如何处置呢？现在既没有磨坊主可以恫吓，又没有火车可以破坏。一句话，已没有地下工作可做了。

正当我们彷徨的时刻，怂恿和诱惑的能手莫尔旺又出现了。过去，是他把我从一个“小头头”培养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抵抗战士。在他启发之下，我心甘情愿地在“一台完整的大型机器”中充当了“一个部件”。如今，我在粮食局的这位上司又向我发出了召唤：“脱离粮农部门，到巴黎来找我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仍然当一名地下工作者，这就是他向我推荐的工作。经过各项考核，我被录取了。不久，阿迈尔也前来相会，还有米歇尔·普兰以及布列塔尼小分队的其他一些成员。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做出了投身格斗和搏击的抉择。哪里料到，道路尽头等候我的却是一场悲剧!

我在这个新建的组织里究竟干什么好呢？

有人对我说：“你在抵抗运动时期从事过特工破坏活动，那你自然应当继续干这一行了！”

我回答说，我确实曾炸掉过几家磨坊，而且现在闲得发慌，正准备去科西嘉岛用炸药炸鱼，但我并不因此而注定要从事特工破坏活动。难道不能搞点技术性强一些的、不那么大轰大嗡的间谍活动吗？我的这种想法在情报界人士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他们对此惊诧不已。他们认为，秘密战争的主要手段仍然应当是搞突袭行动、谋杀对手我组织一批关系亲密的年轻小伙子进行一些大胆的，耸人听闻的破坏活动。

真正的搜集情报的工作是一件艰巨、细致和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这一差事被推到武官们的身上去了。就像战前若斯菲娜·巴克尔①曾把文件偷偷藏在乐谱夹里一样，武官们收集情报时，仍旧要使用密写药水等老一套方法。

尤为严重的是，数以千计的前抵抗战士一窝蜂似地涌向调查局。他们中间有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法国义勇军的成员，游击队员以及来自伦敦、北非，意大利和德国农村等地的谍报网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战斗的法兰西”的成员。他们认为，战争既已结束，他们就有权得到一个职位，搞到一个轻松而又报酬优厚的工作。

①美国黑人女歌唱家。—译者

谍报网撤销工作处的办事人员向这些迫切想找工作的军人和冒险家们解释说：“由于经费不足，我们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不过，你们可以到特工部门去看看，它们有特别基金，钱多得花不完!”

这么一句话就把大批人赶到了我们办公的地方。他们一边骂着难听的话，一边大声要求得到职位和报酬。其中有些人使用他们在战争期间的不同的化名，巧妙地进行重复登记，非法领取好几份薪金。

政府害怕这些“雇佣军”策划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因此要求我们把他们收留下来，分散到各地，使他们不能为害。于是，我们就派他们去搜寻战犯或执行联络使命。但一般说来，这些莽撞的家伙丝毫没有进行耐心，艰苦、谨慎的调查工作的习惯。

他们常常气势汹汹地闯进我们的办公室，吹胡子瞪眼睛地逼迫我们为他们提供金钱、公务汽车和汽油证。如果后勤军官拒绝这一要求，他们就会出去叫上一帮人冲进办公室，用枪口对准这个军官吼道：“你到底给不给？”后勤军官甚至无法求救，因为威胁他的那些人都是他自己所在的保卫处的人。

调查局设在亨利－马丹大街的一所漂亮的房子里。房子中间有一座华丽的楼梯。一天晚上，上百名穿着伪装服，戴着伞兵突击队红色贝雷帽的人突然闯入总部。他们推开卫兵，嚷嚷要“闹个天翻地覆”。

开始时，我们还以为他们同别的人一样，想要得到补助金、勋章和职位。但后来我们明白了，这伙人刚从远东回来。他们是在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的。他们脸庞瘦削，眼中燃烧着怒火。他们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同日本人打了五年仗。他们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傣族和苗族人同生死共患难。他们感到自己对这些被人遗忘的部族负有责任。巴黎的一些政治家已在考虑把印度支那拱手让给越南人，这些战士们坚决予以反对，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愿意回到那里去，我们决心同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一起战斗！”

这些人因患疟疾而极度虚弱。由于失望、愤怒和饮酒过度，他们几乎失去了理智。他们威胁要把办公室砸个稀巴烂。在这些心灵受到创伤的人中间后来也产生了一些有名的军官，如克罗托夫上尉、比什洛和马卢布雷等人。克罗托夫后来成为我们行动处的一名骨干，最后在阿尔及利亚被打死。比什洛后来成了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警卫队队长。

吵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了下来。一个穿着洁白的丝上衣和长裤的男人骄矜地、慢悠悠地走下中间的大楼梯。

这个穿着合身的、熠熠生辉的制服的军官同那伙从远方回来的、身上还带着稻田泥巴的人适成鲜明的对照。他是荣誉军团的军官，肤色黝黑，潇洒飘逸，简直有着神仙一般的风度。

他的出现使人群惊呆了。他们停止了谩骂，抬头望着这位徐徐走近的气宇轩昂、神色傲慢的军官。

在局长办公的二层，官员们紧张地来回走动着。他们面面相觑，心神不宁地喃喃着：“莫尔拉纳简直疯了，他会被打死的!”

莫尔拉纳少校是殖民时代的陆军英雄，他领导新成立的行动处的工作。他曾面不改色地经受过上百次死亡的考验。他天不怕，地不怕，尤其不怕他那些头脑发热的老同事。

他站在最后几级楼梯上，俯视着人群。那些头戴红色贝雷帽的人，像中了魔似的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套讲究的衣服和他那挺拔的身影。莫尔拉纳随时都有可能被干掉，但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气，一字一板地说道：“你们似乎都想干一番事业，想找一个可以出力的地方，我建议你们……”

他把这些落荒的英雄一个个地吸收到他领导的行动处里。这些人后来成了第二伞兵突击营的骨干力量，成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①的“御林军”。他们后来又回到印度支那，参加了那里的所

①这个局是法国国防部“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收集国外情报的特工机构，以前直属总理府管辖，1966年划归国防部领导。1970年起，它的主要任务改为面向工业，科技方面的反间谍工作，——译者

有的重大行动。当时，我没有预计到，我们后来既要同他们一起采取一些联合行动，又要常常同他们展开竞争。

莫尔拉纳把这些出色的“贱民”中的一部分人招收到行动处，而别的处却筑起了一道铁幕，坚决不让这些人闯进去。所有那些来自伦敦和阿尔及利亚的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都不想被大批谋求职位的人搞得手足无措，都不愿意接受这些游击战士，这些疯疯癫癫的散兵游勇。

他们筑起了“铜墙铁壁”，严防这些游击战士一涌而入。他们所领导的部门在上述问题上是一致的，然而他们之间却展开着一场隐蔽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终于搞垮了调查局，并对法国特工部门的前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最初，我只是这场斗争的旁观者，后来我被卷了进去，并且在若干年之后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说实话，这是一场无休止的三重斗争。它导致了调查局的解体，后来又几次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引起动乱。这场斗争时起时伏，有时显得很平静，有时却像暴风雨一样掀起轩然大波。

首先是军人与文职人员之间的矛盾。无论在1940年的前线战斗中，还是在情报战方面，军人们都被特工部门中更强有力的对手所击败，因此在法国解放时，军人们已失去控制情报工作的优先权利。

两位主管筹建新的特工部门的负责人都可被看作是文职人员。

雅克·苏斯戴尔是典型的文职人员。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一生都专心致志地从事间谍工作。甚至在失宠离开政府之后，他仍在我们特工机构内部保持着他的耳目，试图暗中操纵和控制情报工作。

帕西过去是一位军官。他力图忘记自己的军人出身，并让军队同意他退伍，以便使战后的特工机构具有明确的民事性质。

尽管军人们居于文职人员之下，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控制着特工机构中的关键部门。

军人们对失去在特工机构中的主宰地位感到愤慨。他们伺机进行报复，以搞倒向他们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帕约尔上校是这些军人的头头，他在特工机构内扶植了一批亲信。军人们常吹嘘说，1939年，他们曾告诉最高指挥部和政府，他们获得的情报是极为可靠的第一流情报。

他们说，他们的话没有受到重视，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收集情报的方法始终是功效卓著的，无须加以改变。他们自认为无所不知，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任何革新。

这些在1939年吃了败仗的军官后来投奔了维希政府或跑到了伦敦。他们毫无例外地仇视一切非军事的东西，特别是仇视在解放后进入特工部门的前抵抗战士，谍报网负责人和游击战士。他们把文职人员视为敌人！

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军人们在同文职人员清算了宿怨之后又在自己内部展开争斗。伦敦派军人起来反对维希派和阿尔及尔派军人。戴高乐派军人同贝当派军人也互相争夺势力范围。

戴高乐在台上时，即从战争结束至1946年，戴高乐派军人在特工部门占优势。戴高乐下台后，维希派军官立即发动攻势，以图夺回特工部门的领导权。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粗暴的排挤。

直至今天，戴高乐派军官和贝当派军官之间这种明争暗斗仍连绵不断。七十年代初，一位研究室主任失宠了，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别人揭发了一件很早以前发生的与他有关的事。

一件什么事呢?事情本身很简单：一天，一位空军军官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名重要成员透露说；“你们新来的研究室主任叫×上校吧？这家伙曾让维希政府把我抓起来!”

空军军官解释说：“贝当时期，我在一个负责官方运输飞机的机构工作，这个机构类似我们今天的政府航空通讯组。当时汽油配给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我还是偷偷贮备了足够的汽油，准备驾机前往伦敦。但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空军上尉发现了我的计划。他揭发了我，称我是‘祖国的叛徒’。于是我就锒铛入狱了。你猜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是谁？就是你们的×上校！”

与维希派军官敌对的人马上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上下传播这一消息。这样，×上校根快就下台了。

还有一个矛盾—这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就是戴高乐主义者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争得特工部门的领导权，这两股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波及特工部门的各级机构。

戴高乐辞职后，帕西仍留任原职。由于他建树了不少功勋，因此政府继续对他表示信任。战争期间，他在伦敦建立了自由法兰西的特工部门，即遐迩闻名的中央特工情报局。他是一个谍报工作的老手。他的敌手们使尽一切手段来整他。他终于被赶下台，其职务由亨利·里比埃尔接替。亨利·里比埃尔是一名文职官员，社会党人，他是阿利埃省的国民议会议员，曾在国内参加抵抗运动。

帕西的许多属于戴高乐派的助手失去了他们在特工部门的职位，留下的那些人也被分配去搞一些次要的工作。里比埃尔拉起了自己的山头。但是，戴高乐派分子仍继续暗中活动，他们确信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执政，因此就力图把特工部门重新抓在手中。社会党人感受到这一威胁，于是就警惕起来，派人监视帕西的行动，寻找攻击他的把柄。

就在这时，发生了伦敦事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新的领导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员，非常偶然地在伦敦杜克街十号的地下室里发现满满一邮包的钞票。杜克街十号是战争期间帕西领导的中央特工情报局的所在地。这名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一发现报告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财务机构，后来，人们又找到了别的一些类似的邮包。调查表明，在欧洲面临俄国侵略危险的那阵子，帕西曾把在战争中获得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国外，他以为历史将要重演，法国领导人将像在1940年那样再次前往伦敦，在那里组织流亡政府，以坚持斗争。

但是，由于疏忽，在接交工作时，帕西忘了把存有“秘密基金”一事告诉他的接替者里比埃尔，因此人们就指控帕西企图用这笔特别款项资助一些报纸，使它们能卓有成效地发动一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政治斗争，以帮助戴高乐主义者重新上台。

给帕西以最后的致命打击的人叫路易·福韦尔。路易·福韦尔的后台是担任财政部长的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福韦尔是奥弗涅人，平素谨小慎微而又爱挑剔。他曾在产业和邮票登记处工作。他的使命是结束特工部门的混乱状态。

福韦尔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他是一个冷漠、严峻的官僚主义者。他根本不把英雄们放在眼里，丝毫不理会他们的要求和议论。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碰不得的知名人士或值得尊敬的历史性人物。他的任务是实施行政领导、紧缩开支并整顿因挥霍无度而威信扫地的特工部门的财务。

他毫不留情地处理了帕西的问题。帕西这位前局长差点受到侮辱人格的公开审讯，后来，他又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把命丢了。从此，他就靠边站了。戴高乐派分子已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新大批回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总部领导层中社会党人以及他们的核心人物福韦尔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尽管戴高乐派分子被制服了，但没完没了的夺权斗争仍在“正统”的军人（维希派军人和阿尔及尔派军人）和社会党人之间进行。

副局长富尔科上校在这两派的争斗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对顶头上司里比埃尔的宝座垂涎三尺。为了当上局长，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而实际上，他却同善良的上帝，即人民共和运动的部长们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这些人很想把社会党人搞垮。

由此可见，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发生的事始终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我在亨利－马丹大街的总部有一间属于组织处的办公室，我曾在无意中听到过里比埃尔同富尔科吵架的声音。

这两个人最后甚至闹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尽管他们的办公室紧挨着，但他们却让一名女秘书在他们之间进行穿梭联系。那位女秘书担任着吃力不讨好的信使工作。人们常可听到她用为难的声音对富尔科说：“局长先生问你是否……”

没等她说完，富尔科便大发雷霆，他故意冲着敞开着的门大声嚷嚷，让对方明白无误地听到他的声音。“不，我不会答复这头蠢驴的!”

只要里比埃尔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富尔科就直接给他熟识的政界人士打电话，向他们汇报特工部门最近所犯的“错误”，并猛烈抨击那位“无能”的局长。

后因搬迁问题，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的气氛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解放后，特工部门一直占据着一些位于絮歇、莫努里、亨利－马丹和法约尔等街的巴黎最豪华的大楼。

大楼的主人是一些极为富有的家族，如布洛克－达索、罗特希尔德等。他们在1940年把一切扔下跑了。德国人一到巴黎就在这些大楼里住了下来。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德国海军参谋部就设在这些奢华的，配有雅致的家俱的套间里。

1944年底，我们正想找房子，于是就搬进这些纳粹分子刚撤离的楼房里。这些楼房是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征用的。房主对此感到恼火。他们从国外流亡回来后，要求收回他们的财产。

由于当时我是组织处负责人罗歇·卡恩的副手，我就把这一棘手的问题接了过来。在第一阶段，我们应给予房主以最低限度的满足，即把套间内德国人没有破坏或抢走的贵重家具和物品归还给他们。因此，我们就逐步用军队的办公用具取代了那些华丽的家具。

更复杂的事还在后头呢，因为争夺房子的斗争还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那些名门望族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一群无用的间谍和可疑的流浪汉。他们认为我们根本不配住这种房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要把我们撵走。

人们对他们说，把法国特工部门赶到街上去总不大好吧，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找个兵营把那些人塞进去就是了。”

金融巨头的发言人在议会里暴跳如雷。好像纯粹是出于偶然一样，人民共和运动的各位领导人同深感沮丧的戴高乐派分子联合起来反对由一名社会党人领导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在这场进攻中打头阵的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莫里斯·贝茨。他曾多次担任预算和财政国务秘书。他的妻子是拉扎尔银行的继承人。他采取这种迫不及待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不也是一心想把我们赶到大街上的房主之一吗？

担任财政委员会报告人的贝茨设法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撤销了那些房屋的征用令。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滚蛋了。如果我们延缓执行这一最后通牒，那每天就得付六十万旧法郎的罚金。

这不是存心要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彻底破产吗？戴高乐派分子和基督教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这一法律，主要目的是要给总理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制造麻烦。在这场争斗中，人们根本不考虑我们特工部门的死活，我们成了替罪羊。

里比埃尔对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辩护的律师们说：“你们自己尽量想办法吧！至于我，我连人带东西起码要在这里再呆上一年。我不打算马上搬走，说实话，我甚至还不知道往哪儿搬!”

再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也无力支付那么多的罚金。

“我们一个钱也不给!”里比埃尔说。

我们就这样违抗了法律。怒不可遏的房主们到轻罪法庭去告我们。我们的律师要求法官宣布自己无权受理此事，法官说，“此事纯属行政事务，应由行政法院处理。”

里比埃尔通过别人警告那些张牙舞爪的房主，如果他们再这样猖狂的话，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干脆就不搬了：“如有必要，我们将再呆上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于是，某些有名望的家族就减弱了他们的进攻。另一些家族却继续同我们作对，在报纸上进行诽谤性宣传。我本人就曾在电话里受到颇有影响的参议员马塞尔·贝兰克的诘问。马塞尔·贝兰克是议会的一名重要的财政稽查员，我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占了他在亨利－马丹大街的那套房间。他一点也不客气地盘问我搬迁计划的执行情况。

贝兰克消息很灵通，他知道里比埃尔委托我筹备搬迁工作。

但到底搬到何处去呢？

军人们建议里比埃尔把特工部门搬到荣军院去。他们这样建议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的。如果那样做了，这就将成为军队重新控制特工部门的第一步。里比埃尔不是傻子，他回答说，“那里房子太挤，怎么能安得下我们所有的办公室呢？”

军人们掌握着特工部门的大部分重要职务，影响很大。他们有恃无恐，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完全可以精简机构，把特工部门一分为二；情报部门可设在荣军院，反间谍部门可安排到别处去。”

由于我们的窃听机构已经设在荣军院，因此按这一建议办就等于是恢复战前的第二局①。军人们想用这种冠冕堂皇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如果听任军人们别有用心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一分为二，那就会破坏当初在伦敦建立中央特工情报局时的基本思想：

①第二局是I939年前直属法国总参谋部领导的情报机构。—译者

把法国的谍报机构统一在政府领导之下，而不再让军队独家控制。

使里比埃尔大为吃惊的是，在这场同军人的较量中，他得到了桀骜不驯的副局长富尔科上校的支持。富尔科采取了与他的那些军官朋友们不同的态度，他对里比埃尔说：“你同他们顶是对的。想把特工部门一分为二，这无异于发疯！”

其实，富尔科对里比埃尔的支持并非是真诚的。他的真正意图是尽快把里比埃尔赶下台，这样他就可以统治整个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我们搬到博戎去！”

博戎是一个被废弃的医院，位于巴黎市中心，离星形广场很近。富尔科感到兴高采烈，就好象他已经搬到了那里似的。他一心想要将维博的军。维博也是富尔科的死对头，他是本土警戒局①的负责人。本土警戒局设在索塞街上，离博戎医院不远，此外，富尔科想，如果能威风凛凛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总部设在巴黎市中心，这也可以让警察局吃上一闷棍。

里比埃尔说，“你忘了那里已被警察学校占了!”

“那有什么关系，”富尔科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让它搬走就是了!”

“但是，”里比埃尔继续说，“那里房间太少，无法容纳我们所有的机构！”

“请放心，”富尔科答称，“我已作了调查，可以在房顶上再增盖几层，另外也可在院子里盖上几幢楼，”

议会里那场旨在驱逐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政治斗争继续激烈进行着，而里比埃尔和富尔科也各不相让地争斗着。富尔科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有时甚至困愤怒或苦苦哀求而流下了眼泪。这非但没有打动里比埃尔，反而使他更感到气恼和反感。

①这个局是法国内政部所属国家保安总局领导的一个负责侦察反政府党派活动的特工机构。—译者

为了使里比埃尔改变主意，富尔科通过他的那些记者朋友在整个巴黎市大造舆论，宣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久就要搬到博戎去了。

里比埃尔咬牙切齿地说：“好吧，既然富尔科对博戎如此热心，那我们就更不应当搬到那里击了!”

里比埃尔最后选中了位于莫蒂埃大街的图雷尔兵营。

他对我说：“那个地方合适，快作各项准备吧!”

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清楚地意识到任务的艰巨。那个地方宽阔、僻静，远离巴黎市中心，完全适合情报机构的保密要求。

但房屋却破烂不堪。我要在这个兵营里安排近四百个办公室，还要腾出地方来作档案室、电讯联络室、印刷所、化验室，工作间、医务室，食堂以及车库。

主楼不久前曾被烧了一次，烟熏火烤的痕迹仍历历在目。火灾前，这里是一所女牢。兰十多名犯人死于烈火。从此之后，图雷尔兵营就被看成是不祥之地，没有人想要它。空军的一个营曾驻扎在这里，但不久就匆匆忙忙地撤走了。

我同建筑师里德贝尔热一起开始改造兵营。我们首先碰到一个大难题，就是没有暖气设备。我们设计了一个大胆的供暖系统，通过一些安装在地下室的专门管道来为各个大楼输送暖气。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个革命性的创造。

当然，局领导在拨给我搬迁和安顿经费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安装暖气设备的具体要求。为了节约时间，我没有自找麻烦地给上级打报告，要求追加经费。此外，我还尽可能严格地遵守招标所需的各项程序：寄发盖了章的信件、研究各种报价单，选择最有利的建议等。

建筑师和我两人最后选择了用柴油烧暖气的方案，这就需要购买三个钢制锅炉。地下暖气系统建设工程全面开展起来了。我们建了一个二十米高的烟囱，锅炉也安装好了。就在这时，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

那个已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的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戴高乐派和中间派议员继续给我们设置障碍。不知怎的，它得知了我们安装暖气设备的消息，于是就向房屋交易监督委员会告了我们一状。

它声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挥霍国家钱财，在图雷尔搞豪华的建筑。

我被召到皮埃尔一世大街的监督委员会，接受该委员会三十名成员的质询。坐在委员们中间的是脸色红润、白发苍苍的委员会主席比松。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财务主任路易·福韦尔和总管格拉道站在我的身边。从原则上讲，他们是来助我一臂之力的，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是站在两名宪兵中间。他们在那里察颜观色，准备根据风向来决定帮我说话还是骂我一通。

屋子里弥漫着一种险恶的气氛。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猎物，我敢肯定，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扔给那些饿狼，以保存自己。

在监督委员会面前，我们是在演滑稽戏。

比松主席对我说，“别人指控你严重违反财务制度。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安装现代化的供暖设备呢？在德国兵营中找到的烧煤的炉子就满可以解决问题嘛！”

比松主席极力向我推祟德国炉子的优点，足足讲了十来分钟。

被打败的希特勒国防军的屋子里过去是安装这种炉子的，我忍不住想放声大笑，但这会使我罪加一等，因此我就假装咳嗽。我用眼角偷偷地瞥了一下我的两位同事，心想他们一定象我一样对比松主席的话感到可笑。可是，情况完全不是如此，福韦尔和格拉道就象两尊大理石塑像一样，一本正经地、谦恭地听着比松的议论。他们隔岸观火，根本不想动一下小指头来帮我摆脱困境，

于是我决定自行辩护。在不泄露围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机密的情况下——要不然的话，我回去后又要受到新的指控——，我向监督委员会的“贤人们”解释特工部门的重要性、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以及我们想建立一个能与美园，苏联、英国，西德等国情报部门周旋的新的、有效的情报机构的正当愿望。

正当盖伦在慕尼黑，贝利亚在莫斯科，艾伦·杜勒斯在华盛顿建设强有力的特工部门时，我们法国情报机构能继续这样凑合下去吗？难道我们应当甘心情愿地使用那些已被西德联邦调查局谍报人员废弃的破旧的炉子吗？

我还从行政角度为自己辩护。我们的开支没有超过预算，我只是搞了点革新，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有了一定的水准。而且我是按照规定进行招际并选抨承包公司的。

监督委员会宣布休会，以进行讨论。在等待委员会讨论结果的时候，福韦尔和格拉道都故意不理我，他们用眼睛盯着在屋子里嗡嗡飞舞的苍蝇。他们以为我一定要受处分，他们不愿意同一个倒了霉的人保持任何接触。

然而，比松主席回到了屋里，宣布我无罪。更想不到的是，监督委员会还对我积极采取革新措施表示了祝贺。

比松对我说，“我们将通知财政委员会和你们局领导，你所做的一切都符台规定，你可以继续干下去。”

在我转过身来的时候，福韦尔和格拉道都伸出胳膊来拥抱我。他们脸上露着友好的微笑，眼睛里充满了诚意。我难道会对他们的这种热情感激涕零吗？

我匆匆忙忙地赶回图雷尔，我的顶头上司、组织处负责人罗歇·卡恩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的工作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即分配房子，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计新的布局以及建立新的化验室，工作间等。

罗歇·卡恩曾在伦敦的中央特工情报局工作，他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家。他缜密地思考了情报、反间谍、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他整夜整夜地研究着各种报告，模型和图表。

我比原定时间稍晚一点抵达图雷尔。我看到罗歇·卡恩脸色阴沉。他显然是在克制心头的怒火。

当时正值冬天。我同罗歇·卡恩呆在兵营入口处的警卫室内。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每一个角落里都生着一个大火炉，因为暖气设备还没有启用。

罗歇·卡恩情绪激动，手里搓揉着一大包图纸。

他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笔记和计划。我整整花了几个月的功夫，真没少费心血。”

他突然语塞了，似乎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接着他又说：“前几天，我去会见主管财务的福韦尔。我告诉他，我牺牲了休息、假期和睡眠，把整个身心都扑在这项工作上。我完全是自觉这样做的。当我要求福韦尔给我一小笔补助费来补充我那少得可怜的工资时，你猜他是怎么回答的？”

罗歇·卡恩苦笑了一下，又接着说：“福韦尔告诉我，这根本办不到，他不能为我筹划的那些愚蠢的玩意儿浪费一文钱，他的任务是整饬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内务。他把我的工作成果称之为‘愚蠢的玩意儿’……”

罗歇·卡恩一下窜到炉子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打开炉盖，把手中那一大包纸投进炉内，然后·他就默默地走开了。

我惊若木鸡。怎么能责怪罗默·卡恩呢？他一生勤恳工作，而在临近退休时，得到的待遇却是那样的低下。我们失去了罗歇·卡恩的明智的建议。他的离去在我们工作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白。现在得由我一个人干了。我将根据罗歇·卡恩对我的教导，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福韦尔拨给我的少得可怜的经费来开展工作。我同时又必须提防那些想把我们的机构搬到荣军院或博戎医院去的人给我设置陷阱。

局里接二连三地开会。会上人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各处处长都诉说自己的苦衷。他们为争得更多的搬运卡车和在图雷尔搞到一块更理想的地盘几乎打破了头。我每次离开这样的会议时，总是感到头昏脑胀。一个如此庞大的机构被迫带着武器、行李、档案以及化验室和工作间的各种设备一起搬迁，还必须穿过整个城市而又不能让别人看到，不能让随时准备找碴的对手抓到任何把柄，这在谍报机构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没完没了的紧张讨论后，我跑到布洛涅树林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我像站在战场上一样，远眺前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排排楼房。它们犹如整营、整团的部队一样，冷峻地耸立在暮色之中。

在我的右边是絮歇大街二号局情报都的领导机构。这是军人们的主要堡垒。他们的头头是特劳特曼。他是一个水手，绰号叫“海军上将”。他纵容军人们把手伸向所有的地区科（非洲科、东方国家科、美洲科、亚洲科等）。在这些军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些前贝当分子、吉鲁分子以及曾在伦敦工作过的军官。他们保持了第二局的传统，并准备在时机来临时，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全部领导权从文职人员手中夺回来。

局反间谍部位于絮歇大街四号和六号，由韦纳伊上校领导。韦纳伊上校别名为“老头子”，也是第二局的一名资深业精的成员。他曾在阿尔及利亚工作。回国时，他把在那里收集的档案材料也带了回来。他掌握着日前和未来的重要政界人物和知名人士的材料。这个部门的军人们一直冀望重新控制在国内外活动的法国全部反间谍机构，其中也包括由罗歇·维博领导的本土警戒局。他们常说：情报和反间谍部门过去都归军队领导，连反间谍部门的文职人员也是由军官指挥的。但是，罗歇·维博可不是好惹的。

我又把眼光转向莫努里大街九号，那是机要楼，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最保密的单位。机要室有自己的一套保卫制度。它的核心队伍是一批团结一致的、终身从事机要工作的专家。直至1940年，他们都在法国工作，后来转移到了北非和伦敦。机要室的实权也掌握在贝特朗上校和他那个从摩洛哥回来的助手布莱克等军人的手中。在军人们手下工作的是一些不同国籍的、谨慎而又神秘的人，其中甚至还有些伊朗人和白俄。这些人平均会讲五种语言，专门分析从瓦茉里安高地监听中心收录下来的各种电波信号。

莫努里大街七号那座大楼是档案室。我们开玩笑地称它为“盆子处”，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成堆成堆的档案文件一直盛放在几千个像盆子似的容器里。但是，档案室主任福利盖教授计划使档案工作彻底现代化。他把文件系统地拍成微型胶卷，并准备使用专门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计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莫努里大街三号是贝勒上校领导的研究室。贝勒上校后来被调到军事安全局①工作。研究室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部门，它的任务是收集来自局情报部、反间谍部和机要室的未经处理的情报，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研究，然后为政府和各个部起草有关报告。

外交部对我们研究室暗中持敌视的态度，因为它认为只有它自己才有资格起草关于外国情况的分析性报告，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只应当起某种传达情报的作用。

尽管外交部的官员们在这场竞争中赢得了几分，研究室还是顶住了压力，继续用行动表明它所从事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除上述大楼外，在亨利一马丹大街上还矗立着另一座楼房，那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总部和行政管理机构。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职人员。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在特工机构问题上缺乏前后一致的政策，而只是满足于让文职人员领导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总部和行政管理机构，以便从政治和财政上保持政府对该局的控制。至于其它问题，它就一概不管了。军人们利用这一情况，逐步把关键部门夺了过去。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干脆就任命

①该机构负责维护部队的纪律与士气，并从事反颠覆活动，由国防部长指定的一名将军领导。--译者

了一位军人担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

这将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陷入无休止的派别之争。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落到这一地步。

离局长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在法约尔元帅大街上还有一座楼房，那是阿尔诺上校领导的技术处、泰斯老头领导的化验室以及医务室。泰斯老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创造了不少用于间谍活动的武器与工具。不过，那个医务室后来确使我伤了不少脑筋。医务室里有全套外科手术器械和牙医设备，还有一个放射科。所有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复员军人都到放射科来进行透视检查。为了干得快一点，放射科主任比德尔芒大夫甚至连防护服都不穿。他显示出彻底的献身精神，丝毫不顾个人的安危，作了几万人次的x光检查。他后来就因此而过早地去世了。

在这座大楼的三个地下室里堆放着成吨的器材：发报机、各种类型的发电机和机床等。根本不可能搞清里面究竟有多少东西。我本来打算多花三天时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运走，但实际上却多花了八天时间。

我们搬走之后，保尔－埃米尔·维克多的极地考察队住了进来。

我们局的全面搬迁工作终于开始了。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图雷尔兵营的房子都已准备就绪。处长，科长们都已知道自己单位的办公室的位置以及该在哪里安放桌子，柜子和保险箱。

保卫处处长利奥内测试了我们新的总部的所有保卫和警报系统以及把各个处隔开的铁门。电话机、备用发电机和消防器材也都安置好了。

关键问题并不是在新址安顿办公室和器材问题，而是如何带着这么一大批需要严格保密的器材穿越整个巴黎，我应当尽可能谨慎而迅速地组织好这一次搬迁，不让敌国的谍报机构察觉，不让它们有机会混入搬迁行列、拍摄照片，了解我们的装备情况或进行破坏搬迁的活动。

我们的搬迁工作应躲过我国各种警察机构的注意，因为它们一般都过于好奇。我们必须秘密行动，当时，我并不掌握任何一家搬运公司，因此我必须向一般的搬运公司提出要求。而困难的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再一次遵守行政上的一切规定，以免日后又要受到比松主席的质询。这就是说，我不得不使用最空洞、最隐蔽的语言向四家不同的运输公司“招标”。

最后，我选中了“联合搬运公司”。我觉得这家公司能提供我们搬迁所要求的各项保证。公司老板也同意同我们的保卫处进行合作。他把公司所有雇用人员的姓名和地址都秘密地告诉了我们。

我们对每个搬运工人的情况都暗中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偷偷观察他们周围的人和家庭成员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自己同别人接触的情况。我们只能挑选那些爱国的、行为端正的、不参加任何党派或工会组织的工人。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几十名调查员为此忙碌了好几个月。最后，我向“联合搬运公司”老板送交了一份我们认为可以参加搬迁工作的人员的名单。

尽管对搬运工人进行了如此严格的审查，我还是没有让他们接触我们局最宝贵的财富：档案材料。我要求各处处长亲自包装自己单位的档案，每包档案材料都编了号，加了铅封，随后被进到絮歇－莫努里街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大楼群中间的一座由保安人员严密看守的房子里。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准走进这所房子。

由于我特别担心档案的安全，所以我决定最先搬运档案。我们选择了休假期间的一个周末。在巴黎市民还在床上睡觉而马路上车辆稀少的时候，我们把档案悄悄地运了出去。

我们保卫处的人员亲自用军用卡车运送装满文件的布袋。卡车队由我们的交通处处长拉普勒沃特上校指挥。

为保证运输安全，保卫处人员坐在一些普通的小汽车里，守候在卡车队计划经过的大街的十字路口，每个车队由三辆军用卡车组成，前后备有一辆坐着武装警卫人员的小汽车保护着。车队通过步话器随时同我的办公室进行联系。

档案运到图雷尔之后，再次被送到一座由武装人员守卫的、禁止随便出入的楼房里。当各个单位都在新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后，我们就把图雷尔兵营同外界隔绝起来，以便把档案材料交还给各单位的负责人，由他们重新保管起来。

我称之为“一号行动”的档案运送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我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在整个巴黎市所做的战略安排经受了考验。星期天晚上，我向局长作了汇报，他回答说“好，可以着手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装满保险柜，保险箱、收发报机及其它专门器材的卡车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絮歇－莫努里街。所有保险柜和保险箱的号码锁都被拨到了零位。每辆卡车上除搬运工人外，还有两名警卫人员。其中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另一个坐在车斗里同我的指挥部始终不断地保持着联系。我的指挥部的人员在莫努里大街的一座楼房里通过一张贴在墙上的巨幅巴黎地图注视着每辆卡车的运行情况。不能让任何一辆卡车迷失方向或因发生事故而影响抵达的时间。

为了使这次搬迁工作能顺利完成，我真是绞尽了脑汁,我的心情也紧张到了极点。这番经历促使我后来想方设法把一家公开的搬运公司抓在自己手中，由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秘密进行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动这家公司的卡车，并且掌握一批经过严格挑选的、符合一切安全规定的搬运工人和一个由我们的人员监视的仓库。

除此之外，我还赢得了最后一次战役，即在图雷尔兵营中安装一组天线。这件事并不容易。为了同我们设在瓦策里安高地和巴黎南部的弗谢罗尔－莱－阿吕埃地区的监听站建立直接联系，我必须架设一组二十七米高的全向辐射天线。要找到这样一种天线并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需要使用支索才能把这种像指向天空的钢箭似的天线紧紧固定住，但是，在兵营的院子里，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拉钢丝绳。再说这样搞起来，外形也不好看，而且过路的人有可能被绊倒。

“那怎么办呢？”技术处人员感到一筹莫展。

我想了一个主意：安一组不用支索的天线。技术专家们听了后表示反对说：“这可从来没干过！”

我回答说，大家还是可以试一试。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是工程师，他向我谈到了不为人所知的斯塔德勒天线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是给天线镀锌，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是省钱。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技术人员对我说：“你永远不会取得成功！”

只有一个人，即邮电部门派到我们局里来工作的总监奥利埃觉得我的建议有点意思。我给天线镀了锌，并竟然不要任何金属支索就把天线树了起来，这使所有那些几个星期来一直给我泼冷水的人都惊叹不已。

但这也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他的天线肯定不牢靠，不知哪天会掉到我们的头上。”

现在已是1980年了，每当我经过图雷尔兵营，抬头望见我架设的那组天线昂然指向蓝天时，我内心就产生了某种自豪感。我想，回过头来看，我当初“骄傲”了一下还是对的……

我们局的搬迁工作结束了，我内心却感到有点惆怅。我心不在焉地出席了在图雷尔兵营院子里举行的新办公大楼接收仪式和升旗仪式。仪式是由局长里比埃尔主持的。站在第一排的是五位穿着耀眼的制服的军人。他们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正的主宰。他们反对一切革新建议。

我心里想，我安装的天线倒不下来，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却永远不会有安稳日子过。

最后，我又一次到絮歇－莫努里和亨利－马丹大街我们以前的办公室去转了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忘在那里。我遇见了一大群建筑师、测量员、房屋装饰专家和管家。他们象苍蝇一样在我们刚搬走的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忙着设计整修计划和估算工程费用。那些有钱的房主们迫不及待地想搬回来，以便能重新从这里眺望布洛涅树林。

我突然感到心灰意冷。由于我收人菲薄，我甚至未能把老婆和孩子接来。他们，仍然住在雷恩。我在巴黎孑然一身，平时很少有时间去看望他们。为了留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你就必须是一个圣人、一个疯子，一个苦行憎，必须摒弃任何欲望。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吸引力呢?莫尔旺在解放时声称我们将能过一种传奇式的生活。可是，哪里有这种生活的影踪呢？我迫切希望回到我原来工作的机关去，那里是欢迎我回去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家乡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我面前还有另一种选择。这一选择能使我搞到钱，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欲望的话。一个出生在波兰的实业家柴尔涅茨基伯爵对我深表同情，他建议我担任他的马内拉公共工程公司的总代表。这一建议对我有巨大的诱惑力。我把心里话告诉了我们局的财务主任福韦尔。他对我说：“小伙子，不要胡思乱想了，你的位子是在我们局里。你前途无量，我相信你最后会登上我们局的局长宝座。”

我极其失望和悲观，我一点也不相信福韦尔的话。军人们已准备把里比埃尔搞下台。里比埃尔遇到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又受到富尔科背后活动的掣肘以及勒韦尔和马斯特将军事件的冲击，他的力量已衰微了。人们指控勒韦尔和马斯特两位将军由于疏忽或出于野心使一些文件落到了越共的手中。

里比埃尔被整得精疲力竭，于1950年2月离职。1951年元旦，新局长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我们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排成三行，一一同他见面。

新局长名叫皮埃尔·布尔西科。他身材矮胖，脸庞光滑、红润。他是一个态度严峻的官员，是初曾在税务部门工作。也是一个坚定的工会领袖，一个有号召力的、好斗的人。前不久，他曾担任国家保安总局①局长和马赛特别警察局局长。他曾有力地打击了马赛地区盗匪集团的活动，过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社会党的部长们选中了布尔西科，因为他同里比埃尔一样，也是他们的亲信。文职人员集团赢得了一分。他们不想放弃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

布尔西科显得温和和充满自信心。他开始和大家握手。他突然看到站在第二排的我，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我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我也认出了他。在那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曾站在玛丽·居维利埃的身旁。当时，他的身体就很壮实。他一点也没有变。而我也没有变，我总是象冬天的狼那样瘦弱。

布尔西科冷冰冰地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我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并情不自禁地用“你”称呼我。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三十岁的年轻的下级工作人员。那个周末，我同布尔西科一起到乡村玩滚球。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我那个第七处可能就永远建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军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我的工作来。毫无疑问，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走运了，布尔西科将破格提升我。他将支持文职人员的行动，听取莫尔旺的建议，允许我们建

①直属法国内政都领导，主管本土警戒局，情报局、司法警察局等警察机构。

－译者

立自己的班子。他对现代化的、系统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而军人们对此却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有人已在暗中策划反对我的阴谋。他们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这一阴谋。

效果不错

第七处的诞生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刚成立时，并没有设立使用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文件的第七处。那时，我们仍然是根据1939年第二局的理论从事一般的间谍活动，因为不管怎么说，第二局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

当时，局情报部由特劳特曼领导，情报来源不外乎两个：一是来自情报站站长和在国外为我们工作的外交官：二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可敬的联络员”。后一类人是文职人员，我们称之为“义务辅助人员”，因为他们提供情报是出于爱国热情，而不是为了取得报酬。

前一类人，即我国派驻世界各国的外交官、领事、武官，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在对方反间谍机关的严密监视下，他们是没有行动自由的。他们只好从上流社会的席间淡话中搜集一些来自小道的传闻，因此，经常存在上当受骗的可能。在这些知名的“谍报员”送回总部的材料中，从来都没有或很步有象文件一类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的武官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不知道如何接近存放秘密文件的地方，如政府各部的保险柜、外交邮袋、加封的海关库房等，他们一旦被人抓住，就很可能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他们不想断送自己的前程，再说法国外交部既不希望发生这类外交事件，也不会袒护罪犯。

此外，在大使馆内，我们的情报站站长和武官被使馆同事看作是外人，是害群之马，是导致使馆安全经常受到威胁的因素。大使是国家的代表，他所关心的是避免与驻在国发生冲突，所以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在使馆安插人员感到恼火。我们的这些人在使销里往往是处境孤立的；人们蔑视他们，称他们为“扫帚星”。这种情况既不利于他们的工作，也无助于提高他们的斗志。

至于联络员，他们人数众多，但是，我们缺少同其中优秀分子进行联系的人。仅仅掌握一份有成千上万人的名单是不够的，还必须选拔，训练并经常注意发现人材。我们感到很有必要成立一所间谍学校。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过是个初步设想而已。

联络员的分类方法很不规范。最初是按人头建立卡片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很奇特：一类是高个子的联络员，一类是胖子，还有瘦子，金黄头发的，棕色头发的；还有懂英语的，去过美国，中国或苏联的，以及公务人员、工业家，农业专家、教授、商人等等类别，人头卡片上清楚地记载着联络员的姓名、地址以及对他的评价。这些卡片都被穿在粗铁丝上，用轴钉固定起来，分格放着。每当需要联络员时，就要翻遍穿在粗铁丝上的全部卡片，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随后，记下档案号码，再从保险柜中取出卷宗。任何“鼹鼠”对此做法都会感到幸灾乐祸，因为他们钻进局里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抄录全部名单。

当时，莫尔旺是局情报部主任特劳特曼的助手，他建议设立一个处，专门负责联络员的工作。他提出的理由是：整顿一下混乱局面，以便更好地使用联络员，同时可以进一步贯彻保密的基本规定。

军人们很乐意让莫尔旺抓这个处，尤其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文职人员在谍报工作方面能有什么作为。我们的情报站站长和武官们即使工作成效不大，也仍然把联络员的介入视为一种不正当的竞争。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别人在他们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莫尔旺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位大人物神情傲慢，两鬓斑白，容貌英俊，但略显浮肿。他有个习惯，每到周未就没完没了地捕鱼，边捕鱼边思考问题。他经常与他的助手和朋友们租下几公里长的河岸，穿着护腿套裤，便能随心所欲地在河里抓鱼。他就是在这种地方苦思冥想，策划行动计划的……

当时莫尔旺代表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文职人员的希望。他是特工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是谍报部门中思想最敏锐的人之一，是让行家里手仰慕的人。

他的举止象一位高级官员，还带些英国气派；既文静，又有些刻板。他素来行事谨慎。他原来是一个谨慎的抵抗战士，后来成为一个谨慎的谍报人员，一个谨慎的勇士。他外表冷漠高傲，可又具有农民后代那种谨小慎微、狡猾诡诈的性格。他的母亲是他家乡一所学校的校长，从小就给他灌输了迷信上级的思想。所以，他始终缺乏攀登顶峰所需的雄心壮志。

我是他的门徒，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他把我看作是他的骄傲。可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却会抛弃我。他经受不住暴风雨的考验。他举止庄重，温文儒雅，颇有绅士风度。他生活在怪僻的个人小天地里，周围都是唯命是从和傻头傻脑的人。他收留的人三教九流都有，这些人都喜欢赖在他家里。他的岳父是巴黎第八区的税务官，常到大企业主或豪门富翁那里收税。这个老头夸耀他每天“收税达十亿法郎”。

如果你偶然打开莫尔旺家的冰箱，你可能会被吓昏过去，因为冰箱卫冻着一碗人眼。原来莫尔旺的内弟是个外科医生，身材高大，有一双大手，擅长视网膜移植手术。他常把自己手术台上使用的材料留在冰箱里，放在黄油和煮鸡蛋之间。

在局里，莫尔旺的想法也是最独特的：他主张对一万多名联络员进行严格选拔，从中挑选二百名最年轻、最有生气、最有作为的男女文职人员，让他们从事谍报工作。他们将被派往世界各地，安插在关键的岗位上，今后还有可能不断晋升，与普通联络员相比，他们是受过培养和训练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真正谍报员。在他们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将帮助他们，不过是在暗地里间接地给予帮助，为他们消除障碍，排除他们可能遇到的对手。

虽然这些谍报员要在几年以后才能有所作为，但到那时，他们可能取得异常惊人的成绩。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遍及全球的，由出色的谍报员组成的情报网。这些“鼹鼠”将钻进各国最上层机构。

法国解放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另一位杰出人物——梅西埃教授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尝试。这位教授只在头顶和后脑勺上才有几缕散乱的头发，嘴里总是叼着一支烟，看起来活象个隐士，他曾在塞夫勒女子师范学校教过物理。

战争期问，梅西埃有过一段令人心碎的悲惨遭遇。当时他是科雷兹省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和他的儿子曾多次逃脱敌人的扫射和伏击。就在德国人刚刚撤走，解放的时刻即将来临的那一天，梅西埃在家中庆祝他儿子二十岁的生日。教授兴高采烈地到酒窖里取樱桃烧酒，这时，突然他听到了桌椅的碰撞声、汽车的刹车声，关门声，沙哑的命令声和自动武器的扫射声。当他从酒窖上来时，发现儿子已死在血泊中，而回来突袭这个村庄的德国人却已经走远了。

梅西埃教授永远不会忘记这场悲剧。他住在拉丁区，家里一直保存着解放前夕被枪杀的儿子的照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有荣誉、有地位的核物理学家，国际原子能署也曾多次向他发出聘书，但他宁愿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来担任科研处的负责人。就是他，这个默默无闻、从不抛头露面的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使法国在核军备竞赛中赢得了好几年的时间，出乎其它大国的预料，提前拥有了原子弹。

梅西埃教授的想法朴实无华，但又异常高明。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尽可能审慎地让那些“招兵买马”的有地位的朋友们，如教授、大学校长和学监向他提供物理、化学、数学和工艺等专业的高材生的情况，因为这几个专业与他的计划有关。

梅西埃暗地里对这些有才华的学生进行调查登记，并制定了行动计划。为了能够设计和生产自己的原子弹，法国需要情报，需要物理学家，需要技艺高超的专家，约里奥－居里的班子在战前很活跃，但目前已落后于现代化的工艺水平。更何况，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时代，美国人对约里奥－居里这个公开的共产党人是不信任的。

可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人去当地刺探情报，派人去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研究所进修。当然，著名的教授和“挂了号”的人根本不可能被人接受。虽然人家会友好地接待他们，请他们作一次闪电式的参观，但他们不可能在那里停留、观察和学习，不可能和那里的人打成一片。然而，核科学禁区的大门对一些才智超人的学生却永远是敞开的，因为人家打算在他们学成以后挽留他们。因此，一场智囊争夺战在二次大战刚一结束就开始了。

梅西埃在美国、英国这两个核大国中都有一些地位显赫的朋友和联络员。根据他的推荐，对方接受了一些年轻的法国学生。

外国研究所对这些年轻的法国学生并不感到担心，因为每个学生专攻一个方面，只能接触重大机密的一小部分，而且由于独自进行研究，因此从他自已接触到的那一点点资料中是搞不到什么情报的。和别人一样，每个学生只是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

然而，梅西埃象玩拼图游戏一样知道如何对付。他派往外国大学，学院、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每个法国人，都能把自己获得的那一点点知识和技术带回来。这些留学生一回国，就被集中到同一个科研单位。他们带回来的零碎的知识被汇成一个整体，梅西埃精心设计的一幅“镶嵌画”终于完成了。每个人都为共同制造原子弹做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贡献。

最令人惊奇的是，从尖子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这些青年，一般都不认识梅西埃，也不知道梅西埃早在两三年以前就在法国一个负责选拔人材和计划制造原子弹的绝对秘密的委员会上把他们选出来，更不知道自己一直被人暗地里操纵、关注、鼓励、支持……

这些杰出的学生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有什么看法呢？他们采取蔑视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眼里，间谍活动纯属荒唐可笑的臆想或民问的传说。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不知不觉充当了间谍，负责为法国搜集原子秘密，即使回国后，他们也得利用自己新学到的知识为梅西埃确定的方向服务。

有一天，梅西埃对我说：“尽管我是专挑那些家庭没有问题的爱国青年，但是，如果我要他们立即做出抉择，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会表示拒绝或装腔作势的。由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一战略范围内所担负的任务，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惊恐不安，也从来没有到处饶舌，他们只是独自工作……”

即使后来成为荣获勋章的大物理学家，对自己为法国迅速进入核俱乐部出过力而感到自豪，但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梅西埃这个神奇的造物主。他们有时可能在招待会或会议厅的走廊里与梅西埃擦肩而过或相互致意，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老实、谦逊、埋头苦干的人就是他们的未曾露面的良师和无形的操纵者。

用的汉王PDF OCR，效果还凑合，当然手动调整还是有不少。

输出为pdf (txt on image)，不用校对

记得用version 9， 10功能改了。

我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