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如何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从日本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政治与经济 -- 马前卒

如何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制

――――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

序言

一个平等的世界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并不符合现实。在这个狭小的星球上，少数几个发达工业国家事实上主导着全球经济体系，并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了制高点。中国是落后国家，又确定了融入全球化，利用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争取复兴的基本国策，自然会把这些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样板。不过，作为世界的核心地区，这些发达国家乐于看到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并积极的在中国投资，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允许同属经济要素的劳动力向它们的国土自由流动。因此，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样板国家”并没有直观印象，只能由少数率先与发达国家“接轨”，接受西式教育的精英转述对这些国家的认识和见闻。

就目前而言，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被描绘为沐浴在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天堂，西方议会民主保证了人民的权利，自由市场则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则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本文将试图用事实和数字来分析事实的另一面。

本文选择日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是考虑到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

一 日本的经济体制

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

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Iも家??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

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

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

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

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500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已，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

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1，623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

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

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

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

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

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根据2000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96%、牛奶95%、肉类85%、蔬菜水果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67%、肥料83%、农机具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

二 日本的政治体制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

（1） 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由国家机器集中货币主导投资，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

（2） 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事实上的国家垄断。

（3） 国家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各部门统一规划，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日本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只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利掌握于企业界的联合组织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经团连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连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经团连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经团连直接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方案（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方案。

日本政府毕竟在名义上是议会民主的产物，因此经团连需要控制议会。具体控制过程如下，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日本议会民主的本质。在日本，政治家和政党接受经济组织的政治捐款（献金）并不是需要避讳的事情，只要遵守一些很松散的规则即可，如：政治团体的代表或领导人，只有在被证明对该团体财务负责人的选任和监督两个方面都出现失察和失责的情况下才要负刑事责任，相关省厅的大臣或政务官不能接受相应的政治献金等等，这些规则一般都非常容易规避。事实上，如果没有政治献金，日本的绝大部分政治团体都无法生存，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团捐献的政治资金已占日政界所获政治资金的98％。唯一拒绝接受政治献金的议会党派就是日本共产党（依靠发行党刊和开办医院等党营事业支付办公经费）

如果只是企业对政界献金，看起来并不太出奇，因为大大小小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总不能全靠成员交党费运转，政治派别接受社会政治捐款，各国大抵如此。但国内很少提到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大部分政治捐款来自经团连，而经团连根据一个早就拟订好的打分制度对各个党派分发捐款，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日本政治的本质。（前面曾经谈到日本的大小企业分别结合成经团连和日经联，并在2002年合并成新的经团连。就是这个经团连代表日本的企业界出面给议会各个政党打分。）下面这张表格是2003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经团连给各政党打分的简表。

表1 经团连的评分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打分有很严密的评价体系。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都单独立项，每一次立法投票都对各个党派的投票倾向按A-E五等打分，每等中还用+-分出三个档次。汇总后经团连就按这个打分表给各个党派发钱。资金来源是经团连下属企业的捐款，经团连根据纯资产把伞下企业分成25个层次，纯资产100亿以下最低要出50-200万，100-150亿的下限是100-300万，3000亿以上起码1000万以上，此外还根据经营规模和营业额等综合测定，协议出资额，2004年计划分发40多亿日圆的政治献金。（数字引自京都新闻2003.11.19）。在与每一次投票挂钩的高额奖金刺激下，各派政治势力无不对精心揣摩经团连的意图，言听计从，经团连的意见书百分之百的变成了具体的法律规章。

关于降低法人税，要从现在的实质税率约40%，降到20%台的水平。同时消费税从目前的5%逐步提高到18%。此外还削减养老金和提高养老保险费。经团连的意见书：

「?b?I力??化の疹铨と展望?D2010年におけるわが国?b?I社会?D」（2003年4月22日）

「『近い将来の税制改革』についての意??－政府税制整?嘶嶂衅诖鹕耆?辘蓼趣幛讼颏堡疲?」（2003年5月29日）

「今次年金制度改革についての意??」（2003年9月10日）

这些意见书已经演变成正式法案。经团连关于反对修改独占禁止法的意见书：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する日本秸?膺B意??」（2004年4月15日）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するコメント」（2004年6月25日）

日本刚通过可以出口武器的法案，对应的经团连的意见书是：「今後の防徐力整?浃韦?り方について?D 防徐生?b?技戌基毙の??化に向けて?D」2004年7月20日

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2004年5月27日经团连设立了「国の基本??铨?视?委?T会」想必将制订出意见书，然后交国会变成法律。

经如此介绍，读者当可看出，日本议员其实只是大财团的投票机器、政治宠物，各个党派争吵不休，不过是揣摩大企业官僚的心意，吃醋争宠罢了，所谓的议会民主，一张幌子而已。

议会虽然已是经团连的驯服工具，但大企业的官僚们并不希望这个工具索要太高的价码，经团连通过巧妙分配政治献金，始终让议会中的大党之间保持平衡，不使一党独大，防止一党主导议会投票后和经团连讨价还价。如果已经形成了独大的政党，就一定要在党中搞分化，促成各种派别，这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等大党党内外斗争和不断出现的各种派系的原因。（也是西方民主国家所有议会斗争的本质）

举个例子,根据2004年《一次政策评价的发表》， (经团连网页 外链出处)，自民党得分85点，民主党得分50点以下，自民党明显比民主党更贴近经团连的主张。2004年经团连的政治献金约40亿日元，如果经团连下属企业自主决定政治献金方式，那么40亿日元基本会给自民党。经团连统一献金，则自民党63%（85/135），民主党37%（50/135），这样就保证了自民党不至于独自控制议会，拥有与经团连博弈的能力。如果一定说日本是个自由市场国家的话，恐怕议会是唯一体现这种竞争原则的地方。

关于国会，这里还要说一下，虽然立法活动和内阁决策已经基本为财团掌握，但议员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和象征意义还是让各派势力趋之若骛。特别是官僚集团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更是希望直接掌握投票权而不是通过收买这种间接方式插手政治。这就构成了日本政治中特殊的“族议员”现象。所谓族议员，倒不一定是家族政治（虽然日本议员有相当比例的父子相承，甚至祖孙相承），但肯定是稳定的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如运输族代表汽车修理业的部分小业主和运输省部分官僚反对取消车检，厚生族直接代表医生协会捍卫医师优惠税制等等。这些族议员在服从大财团之余，还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及社会地位，千方百计直接为所属的“族集团”牟取利益。这给日本议会政治带来一些争吵和不确定因素，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议员代表所谓的“人民”，他们只是各个大小财团、利益集团的投票机器而已。

很显然，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赤裸裸的垄断企业专政，经团连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且公开的摆出一副“事实政府”的样子。下面是摘自经团连网站的一幅图。

图1 21世纪日本应该成为的国家

这个图表简要说明了经团连对日本未来的规划――日本作为东亚核心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人力和资源，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竞争。这个规划是否会成为现实暂且不论，但制订这个图表的行为本身足以反映经团连对自身的定位。

三 经团连与日本平民生活

少数财团和官僚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和运转，日本平民对此却并没有什么抗议，至少是熟视无睹，只有共产党等少数政治团体不断呼吁取缔政治献金，只是无权无势，在媒体靠金钱运转的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这不意味着日本平民已经被资本专政外面的民主包装所蒙蔽，普通日本人对社会现实还是有充分认识的。譬如，日本的议员被民间称为“三ばん（bang）”议员，（ “看板”、“皮包”、“基盘”，这三个词汇的最后一个字的日语发音都是ばんbang）。看板就是广告牌，有能力把自己的画像贴到大街小巷。皮包里装的是钱，有钱方能当选，有钱才会投票。基盘则是老子遗留的势力和人脉。日本的议员普遍世袭，老子英雄儿好汉，比如小泉是三世议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的老子是原首相，田中真纪子的父亲是原首相田中角荣。由秘书承接老议员衣钵的也大有人在。

议员既然如此，日本平民自然对政治没有兴趣，车站门口时常有些议员或准议员抱着扩音器演说，但很少有人驻足围观。平时一般人都要工作，没时间搭理，而即使在节假日，也基本没什么人看。除非党魁或派系领袖出场，才能热闹一些，但也不排除事先安排人手做秀的可能。而日本的投票率也逐年下降。如下图。

图2 投票率的变化

投票率走低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是日本整体国民参政热情的下降，更重要的原因是年青一代平民对政治了无兴趣。青年人生于这种政治决策于己无关的社会，比父母一代更不愿意投票。30岁以下的人，投票率不足40%。倒是女性的投票率稍高，但在女子普遍以家务为重的日本社会，这多半只是反应了女性的闲暇较多而已。可以预见，未来日本社会的投票率会越来越低。

经团连控制下的政府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不便干涉日本的一般生活秩序，但作为日本的事实主宰，必要时介入平民生活是必要的。事实上，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地下政府――暴力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怕，却不是整天杀人越货，谋财害命的组织，暴力只是他们经营事业的保障，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平时还是避免使用。暴力团的财产基本上来自色情、赌博和高利贷等行业的利润或保护费（变相的税收），这些行业或为日本法律所禁止，或者打擦边球，总之是一些边缘行业。新宿的歌舞妓町就是暴力团的财源之一，日本最大的高利贷会社、东证上市企业，武富士也有很深刻的暴力团背景（在日本经营高利贷并不违法，但若无暴力团通过武力威慑确保欠款人还钱，就难以规避伴随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或许是日本主流社会压力太大的缘故，这些行业很是兴旺，暴力团也获益非浅。

以日本财团力量之盛，政府议会尚且是经团连的附属品，暴力团也不例外，前面说过的武富士高利贷公司就是经团连的成员。事实上，在经团连面前，暴力团和政府不过是左右手的区别，都是财团控制社会的工具。暴力团虽名为黑社会，和政府间基本上处于一种暧昧的合作关系，在许多政府利用合法手段介入成本太高的社会领域承担了管理职能。举几个例子，东京都政府在新宿，新宿的区政府在歌舞妓町，暴力团的最大财源之一――歌舞妓町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大搞非法色情事业，却一直无人过问。而新闻里时有暴力团枪战的报道，枪战过后，警方马上就可以报道说暴力团成员某某死伤。说明警察深知暴力团内情，但从不干涉其运行。政府兴建一些公共工程，需要征用土地。日本的土地名义上私有，受法律保护。政府一家一家的去谈价钱，免不了有满天喊价的钉子户，这个时候往往由暴力团出面摆平。政府与暴力团之间的关系是谁也说不清的。

四 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

前面几节是对当代日本政治经济的一些介绍，与目前国内对日本的一般认识多有冲突之处。但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信息来源，事实上，上述信息都来自公开的媒体或者调查机构，有关经团连依照打分表发放政治献金、控制立法机构的图表和文字部分来自经团连自身的官方网站。之所以国内大部分人依然认为日本是一个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国家，恐怕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即默认只有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能够带来富裕安宁的生活，既然日本是第二大经济大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创造了“日本奇迹”，那么，奉自由主义思想为真理的思想界自然倾向于用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和分权民主的政治理论去解释这一现象，无视基本事实地把日本名义上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看做是真实规律的体现，甚至动辄以日本作为市场经济、议会民主的成功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是一个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当装饰品的发达国家。但它并非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在日本这个典型样本的参照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事件，详细分析具体的运行过程而不是满足于对表面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当然，正如序言所说“……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西欧和北美工业的国家早在１９世纪就占据了对全球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能够轻松的向外界轻易转嫁矛盾，它们现存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建立了１个多世纪，磨合良好。表面上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实质上的资本专政。象日本这种由经团连向议会打分发钱的赤裸裸手段，一般不会在英美等国出现。因此观察这些国家的运行规律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分析。

英美等国自立宪以来，选举中基本是两党竞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竞争党（无论是哪个党）的纲领越来越接近，甚至随着竞选形势的变化而交换立场。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把这解释为保持竞争的需要。但两党都没有坚实的基层组织，党的唯一作用就是竞选本身。一定要用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竞争来解释党派斗争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事实上，通过与日本的议会选举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纲领相近的党派是大财团收买成本最低的政治结构。既不会出现单个党派控制议会（或直选），不听指挥或漫天要价的行为，也没有政治派别太多，乱中出错，交易成本太高的弊端。还能自然的作出激烈的竞争姿态（如前所述，争风吃醋）。从这个角度看去，激烈但基本没有根本性分歧的政治斗争就很好解释了。

当然，在总统制国家，行政权相对强大，总统一经当选，任期固定，总统在地位暂时无忧的时候有可能做出与大资本大财团利益相悖的举动。大资本即使控制议会也不能随时倒阁阻止其行为。这时就需要一些非常手段来保证财团利益。譬如刺杀（肯尼迪）、适当的造出一些丑闻（水门事件）并在达到效果以后在适当的时刻让丑闻消失（克林顿）。这些事件看似偶然，且都有正常的解释方式。但如果你把这些偶发事件及最终结果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动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关性，这是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

日本有暴力团为大资本利益做一些政府机关不便出手的工作，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意大利的黑手党。但意大利的大财团比较弱小，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比较强，因此倾向性和与政府的默契程度不如日本暴力团。至于为美国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充当打手的私人军事公司，早就走上了前台。

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如今的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大企业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譬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贷款担保。另外、西方国家对农业多有高额补贴，这似乎也不能用自由贸易理论来解释。当然，大部分发达国家还是在自己的企业占有优势的行业会很高兴提倡自由贸易，但这显然不能为贸易自由做榜样……….

限于篇幅和资料搜集能力，本文对其他国家不再进行系统分析。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地球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与自由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国家都偏差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地位，向国民提供了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在这种事实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的演变，以便更好的解释现实世界。

五 历史的沿革

日本及西方社会是工业革命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只是在庞大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员。组织中的个人觉得压抑，于是高喊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整个社会与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至少与中国人理解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这种体制继承于中世纪时日本和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靠现代文官制度的前身――科举制度产生，经济上以自耕农+全国大市场的自由经济为主。这种差异最终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结果。用梅棹忠夫的《文明の生态史观》中欧亚大陆示意图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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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欧亚大陆的示意图

旧世界的主要文明发展可以分为第一和第二地域。旧世界是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可以简化成椭圆形。椭圆的东西两端的日本和西欧是第一地域，进入近代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地域是椭圆的其它部分，进入近代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逐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地域的中心位置，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范围干燥地带，古代的高度文明处于干燥地带的边缘，如中国。干燥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对文明有极大的破坏力。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和统一治水，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第一地域很少受干燥地域的暴力影响。这个地域的西欧和日本，进入中世纪时产生了权利分散型的封建制度。西欧以种植小麦为主，小麦的产量比水稻低，再加上喂养家畜，经常为争夺粮食发生流血冲突，中世纪的欧洲私斗横行。为了保护自己，需要倚赖有力量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间的互相争斗，需要国王拥有权利进行全国平衡协调，形成了国王支配领主，领主再支配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形象直观，以中世纪的日本为例来说明封建制度，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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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封建制度的构造

中世纪的日本是幕藩体制，天皇是名义中的最高首脑，幕府将军才拥有权利。幕府下面是大大小小半独立的藩，也就是封建领地。藩主对领地内的人进行各种身份限制，谁该种米，谁该种菜，谁做手工，谁做生意等等。藩的内部不存在自由市场，由藩主统一经营管理，如何投资如何修工程水利等。为了保卫或扩展疆土，养了一帮职业武士，武士世袭领奉禄，约占总人口的1/4，由于社会运行主要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所以统治阶级异常庞大，中国则主要靠自由市场维持，所以统治的文官很少，不足1%，是小政府。藩是命运共同体，藩中的领民对藩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移动，如果脱藩也不可能进入别的藩，成为衣食无着的浪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

藩之间互相自由交易，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但藩与中国传统的大商人不同，中国传统的商人思维是利益优先，要挣钱。藩除了是经济组织外，还是政治和军事组织。交易时不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政治及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后来的垄断资本就是这种文化沿袭。藩有军队，是仗剑经商。如果赚了，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赔了，剑就出鞘了。比如明朝时的倭寇，就是仗剑经商。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与幕府对抗。清朝与西方进行自由贸易，挣到了大部分白银，但英国用坚船利炮抢夺，也是封建的仗剑经商的传统。2、3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资，也是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什么手段合适用什么。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的传统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看现在的美日英非常明显。当然，日本和西方在理论上探讨政经分离，经济脱离政治完全自由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探讨，绝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国由于过早结束封建制度，政经分离得非常彻底，政府只收税，乐于做裁判员，对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产业漠不关心，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的产业基盘被肢解。

幕府虽然是最高权利者，但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并没有绝对优势。幕府将军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想办法削弱其它藩的实力，主要办法是改易，减封藩的土地。此外还修建一些工程，大兴土木，费用和人力当然也转嫁到藩上。还要藩定期参勤交替，也是很大的负担。幕府时代的经济可以称为转嫁经济，幕府把负担转嫁到藩上，藩又把负担往下转嫁，如克扣武士的奉禄，要领民分担。随着农业社会缓慢发展，在总体上向中国模式过渡。不过，工业化打断了这个趋势。

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大工业体系了。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

譬如：当年藩之间和藩内的交易是通过特权商人进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权商人积累了很大势力，能够和特定藩的财政相互结合，谋取更大的利益。当时的特权大商人三井就拥有为幕府发行纸币的特权。幕末的经济政治动荡，三井又为幕府提供资金，如1864-1866年镇压长州藩反叛的战争。由于长州战争失败，三井又暗中支持长州倒幕，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时，以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维新后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为新政府提供资金和发行纸币。现在经团连操纵政党，在历史中能找到影子。

再以三菱为例子，土佐藩1870年（明治3年），以3艘汽船创办名叫“九十九”的海运会社，岩崎弥太郎被任命为经营、监督者，这是三菱的起点。不久“九十九”更名为“三川”，1873年（明治6年）岩崎弥太郎成为社长，更名为“三菱”。1877年（明治10年）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三菱负责给政府军运送军火和补给，得到了大发展，占据了大财阀的位置。

三井三菱等大财阀是亦官亦民，被称为“政商”。他们直接干预、支持政府的运行，并从政府得到特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井等幕府时代的旧商人，产权是不清晰的，是受限的股份所有制，出资人只能把自己的股份传继，不能分割转让，也不能拿取本金，只能根据规定领取经营的利益，投资优先。经营者则由招聘而来，或长期培养选拔，出资人不能随意干预经营。这种受限所有制被称为财阀“总有制”。这种“总有制”演变成今天日本的经营者支配体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股东的牟利趋向对企业经营的刺激微乎其微。

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百年前，各自引导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现在中国的文士又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精英阶层对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现状和变迁完全没有了解。完全凭中国传统的小农-手工业自由市场思想去理解现代工业经济，凭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去接受西方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自由。结果到现在，南辕北辙，离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越来越远，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基层组织瓦解，中央集权也成无本之木，只有依赖西方及日本的大工业体系活命。

六 经济效率与现实世界

现代经济体系具有很复杂的组织结构，在工业领域、机器与人力被企业组织在一起，开发自然矿产和能源，造出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更多、更精密的机器。在教育体系中，人们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并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最终为未来的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在科研部门，专业人员不断的进行实验、研究、思考，为社会提供和储备知识与技术.....这一切结合起来才是一个能够生存并扩张的经济体系。很显然，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所有行业的运转细节，但为了分析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律，经济学家必须将所有的行业纳入考虑之中。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对复杂的现实经济体系做一定的简化。简化模型能帮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不过，在应用任何简化模型的时候都必须时刻注意模型与现实社会的不一致，并力求将这种不一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目前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审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假设是很有必要的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有下面几点

1 财产私有制是社会的基础

2 自由贸易原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

3 政府不应干涉经济

同时，依附于这种经济学体系的政治理论则指出，自由主义政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方式，公民自己会对生活作出选择，政府的任何干涉和控制都将带来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对于这些原则，支持它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来试图证明它的不可侵犯，有的乞灵于自然法，有的竭力从宗教中寻求帮助，总之是要把这些法则套上神圣的光环，把反对者扣上“反对文明”或者“道德败坏”的帽子，从而试图阻止对它们的质疑。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曾经先后被套上过这种光环，也都曾先后被无情的贬斥为罪恶的源泉，但无论这些论证巧妙还是拙劣，历史总在前进，经济发展才是历史的根本动力。

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达到富足，因此，效率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评价标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趋向于能达到最高效率的制度。在许多时候，这种趋向通过缓慢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会进行对抗，而同一个社会内部也会出现不同经济制度的对抗，具体表现就是战争与革命。无论是哪一种，总的趋势都是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被淘汰。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为了解释现代西方发达社会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我们应该研究现代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

基于效率标准，现代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其逻辑基础。简要的可以总结如下：鉴于人人自私，只有私有财产才能在自私的保护下得到最好的照看，并通过拥有者对财富的渴求达到最快的增殖目的。同时，自由贸易是社会分工的组织纽带可以使任何财产体现出它的价值，并流动到能够使其最快增殖的主人手里。如果前两个原则得到贯彻，那么，一切财产都会在最能将其增殖的主人手里得到了最好的照看，政府要尽量避免打扰这个最优状态。至于附属的政治理论和其他具体的经济政策，不过是把个人自由和福利量化后代入这个逻辑结构的结果而已。

这个理论推导看上去完全自恰，甚至还可以解释身边农贸市场上的许多具体现实，这就是它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之一。不过，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其中最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企业悖论--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自由贸易理论，会发现企业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因为各种社会资源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完成分工并达到最佳状态，在个人生产与市场之间出现一个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组织一定会导致效率损失。亚当.斯密曾经使用一个著名的别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促进效率，但如果自由贸易真能完成这全部的分工的话，别针厂就不需要存在了，每个车间和工种大可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相互博弈竟价，还可以在同类企业中形成竞争，最终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再极端一点，连这种车间级企业的存在也违反市场规律，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每个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市场中博弈，最终用复杂的契约和换算方式达成平衡，完成整个别针的生产过程。但事实上，别针厂运转的很好，并没有被无数个人的竞争所排斥，其他各个工业部门也存在大量运行良好的企业，这说明光用私有制和自由贸易两条原则来组织经济活动还远远不够。

企业为何存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组织？为什么工人大多数接受固定的日工资而不是对每天的劳动都进行一次谈判竟价？为什么资本家要雇佣经理、监工和工人并指望这些不拥有企业本身的人去为企业的利益努力工作？难道不能让他们为自己工作，然后从他们手中购买劳动产品吗？这一切的原因在于真实世界与西方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偏差。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指出分工能够促进效率，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效率必须通过交换来得到体现，张五常之流的经济学家经常会使用这种例子：A、B两人达成协定，合作伐木，其中A力气大，负责砍树，B擅长赶车，负责把树运到城里供出卖，两个人通过契约来规定收入的分配比例。如果任何一方认为分配比例不利于自己，或任何一方能找到索价更低的合作伙伴，都不会达成合作协议。这样，最终的收入分配方式充分反映了砍树的工作和赶车的工作所值的价钱，充分调动了两个人的积极性。

这个例子有问题吗？没有，正如前面所说，西方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解释身边农贸市场上的许多具体现实”，如果模型限于农贸市场和伐木工人，模型的逻辑没有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模型无法推广到整个世界，认为这种伐木工人的契约在各个经济部门复制无数次就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是书呆子的想法。我们必须分析这个契约的形成过程：在这个契约里，A、B双方都很了解对方的劳动，很清楚伐木+赶车就能带来利润--所以他们可以迅速达成合作的意愿。双方可以在无数的合作者中进行比较，寻找索价最低的合作者，这种比较是基本不消耗成本的--如果在合作过程中一方要提高出价，你可以迅速找到替代者，这个成本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下面几个条件：

1所有合作者都很清楚能够取得利润的合作目标，达成这个共识所需要的成本如果不是0也可以忽略。

2选择合适的合作者不需要成本，如果某个合作者中途退出，寻找新合作者的成本也非常低。

3所有工作和资本都可以被量化评估,具体到个人，并通过所有具有这个技能者的竟价达到合理价格。

如果条件1发生变化--市场上存在许多劳动力，具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但他们并不清楚如何组织这些技能--这正是符合大多数现实的描述，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合作，通过试错法淘汰效率不高的组合方式，努力寻求更大的利润。但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加入已有的经济组织寻求一个好职位。或许这个选择并非最优方案，但试错法的成本或许更高。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让大部分劳动者达成某个共识是不现实的，哪怕是最粗疏的共识。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在已经结合好的企业中接受稳定的契约，这个契约并非是最公平的契约，但在信息交换会占用大量成本的情况下，或许是一个成本相对最低的选择。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在社会中，对某个行业具有深入了解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方面强调人的智能体力限制，认为分工达成效率，另一方面又要求每个人都了解整个生产过程，从而“理性”的达成契约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同样，条件2也很难得到满足，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合作者过多或对其他工作缺乏了解等原因，无法允许每个人都去挑选自己的全部合作者，由一个企业根据某些条件来挑选并管理劳动者显然更有效率。最后是条件3，必须指出，在日趋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把所有的工作都量化评估后分发计件工资是很不现实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预先制订好的分配制度来代替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计件工资。

与最优的资源配置相比，任何经济计划都可能带来效率损失，这是对的，市场可以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这也是对的。但是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配置资源都需要成本，计划经济的成本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譬如：当雇员每天领固定的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时，雇员会趋向于偷懒，当企业使用固定的考核指标时，考核指标之外的事项将不被重视这都是计划经济的成本。但纯粹的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巨大成本，因为在个别劳动者不能完全理解整个经济体系的时候，一切资源和人力的组合都需要用试错法和竞价来挑选，这对于两个樵夫组成的砍树经济或许合适，但如果你指望任何现代工业企业的全部成员通过自由的互相交易来完成分工合作，谈判时间可能会超过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永远无法达成谈判。在这一方面，企业家要比经济学家清醒的多，为了最大程度的追求效率，他们不追求虚幻的“最优配置”，而是宁可在一定程度上用人类智慧来分配资源而不去指望低效率的市场。

前面的讨论或许有些复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上面的讨论：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提供压力，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过低，人类必须创建企业，在企业范围内对资源配置进行计划管制。这种管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配置，但它可以更高的效率完成资源配置，从而节约了最大的成本：时间。事实上，目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否认企业存在的现实，但他们坚持认为企业的存在不改变总体上的市场经济，因为企业之间还在互相竞争，形成外部的市场经济。另外，经济学家还坚持认为随着企业的增大，内部成本会逐步上升，带来越来越高昂的成本，从而保证了宏观上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科技门类和工作种类不断增加，市场本身配置资源的成本也在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一个科技进步不断改变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里，市场永远不会及时的把资源配置到最优。两相对比，理论上对最优配置的趋向并不能帮助市场经济获得胜利，胜利永远属于成本相对较低的一种经济制度。哪一种制度将胜出呢？经济学家在作出市场最优的结论时并没有详细的对比两种体制的成本--事实上，从来不愿意关心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在这篇短文里，作者也同样不能作出这种对比，因为这需要考察整个工业、科研、教育体系，但我们可以从现实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在前三节中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并粗略讨论了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结果，我们发现了庞大的垄断企业和与被大财团控制的国家机器。这说明企业的最佳规模已经堪的是与国家相比，（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株式会社”）甚至使地球的尺寸都嫌太小。自由市场被迫交出了统治地位，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属品和装饰物。而垄断机构需要服务人员，不是为了自身产业的兴旺，而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官僚、工程师和教育人员，他们或许没有小业主的精明算计，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创造了超出其他体制的效率。这种制度，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也人称其为改良资本主义，但不管叫什么名字，它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都相去甚远。这种体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与其他体制一样，它经过了激烈的竞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1840年，一向不干预具体经济运行的中国政府败于为财团利益而战的英国军队，丧失了独立关税权，这就是中国人对这种制度的第一次感性认识。无论经济学家论证的多么巧妙，逻辑多么清晰，事实足以推翻一切。

西谚有云“存在既真理”，前面的讨论一直遵循了这个思路，因此我们不注重复杂的逻辑推导，而是基于效率竞争原则，直接观察现实的世界，从而发掘当今世界的经济规律。同样基于这个思路，我们也要找出目前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存在理由。应该注意到，现代经济学奠基于在西方刚刚开始进行贸易活动的年代，那个时代的自耕农、行商、海员乃至海盗们的行为决定了这门科学最初的思考方式。在亚当.斯密及其他早期经济学家系统地陈述经济学规律的时候，他们只能去总结眼前的现实--以帆船贸易为主的商业，以个人手工劳动为主的工业，以畜力耕种，没有生物科学指导的农业，以及缺乏官僚机构的政府。而人口，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更少更分散，大部分经济契约在相互熟悉的人之间发生。在那个世界里，经济体系比今天要简单的多，工业革命尚未发挥它的威力，无视组织计划的作用，忽略信息交换的成本对于早期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顺便说一下，亚当斯密在著作中谈到的唯一有现代化气味的工厂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别针工厂。为了描述这样的世界，经典经济学理论确实足够精确了。不过，我相信，如果亚当斯密能够复活，看一眼今天纷繁复杂的工业社会，他一定会重写他的著作的。

经济学如果真是一门单纯的科学，在现代工业彻底取代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后，它一定会修订自身的一些基本假设，但由于经济学直接讨论世界的财富分配，它早已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而是与文化、政治、贸易、阴谋等种种力量相结合，互相影响，这导致了它不能象其他科学一样，随时根据现实修订理论，最终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相对现实世界的滞后。另外，在今天，虽然结合紧密的垄断企业已经统治了这个社会，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既然西方经济学倡导自由竞争，那么支持这种学说自然对已经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本国有利，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与科技均远远落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农贸市场式的交换仍有其空间，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把一些边缘的简单装配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后，倡导自由贸易和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正好大展拳脚，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在今天的生存状态。

七 对近代历史的一种解释方式

在第五节里曾经谈到，“由于经济学直接讨论世界的财富分配，它早已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而是与文化、政治、贸易、阴谋等种种力量相结合，互相影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下，对历史的描述方式也趋向于用市场和私有制来解释15世纪全球化以来的兴衰。在这种历史观中，凡是有自由市场的的地方就有繁荣，凡是把私有财产神圣化的地方就有高速的经济发展，而凡是政府试图规划经济的地方最终都会衰退，西方因此而兴起，古老的农业帝国因此没落。不过，既然本文的作者否认市场是大工业时代以来的主要发展要素，自然也不会承认这种历史观的真实性，下面将阐述另外一种可能的历史解释。

用市场和私有产权两个标准来预测一个国家的兴衰有一定的道理和适用范围，本文作者认为这个适用范围的下限不晚于1800年，在这以后，科学技术的进展和世界贸易的深化使经济体系复杂程度急剧上升，同时使大多数人完全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完全遵循自由竞争并指望私有产权制度促进繁荣的国家在此以后将被逐渐淘汰。但在此之前，整个世界的低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决定了自由市场的兴盛。事实上，在16世纪以前，由于中国发达的官僚制度扫清了土地贵族，中国对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低税率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手工业品生产足以压倒其他任何国家，这正好解释了在西方扩张的早期，贵金属向中国的流动。但是在1800年以后，西方工商资本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使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力量，最终能利用工业革命的优势向世界扩张，把原来只能欺压落后民族的贸易站变为向发达农业文明挑战的基地，最终控制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弱小穷困的日本能在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落后的半殖民地转变为发达国家，任何历史解释方式都不能把这个事件排除在外，下面将具体讨论1800年以后的历史发展。

在近代历史中，经济是最关键的决定力量，而1800年以后的世界进入了现代工业和全球贸易阶段，由于企业的最佳规模已经堪与国家相比，只有受到国家机器坚定支持的经济体系才可能得到最快的扩张。但是，工商企业与国家机器的结合不能在一夜中完成，与任何其他社会变革一样，变革的成败和效率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国与日本均处于远东，先后在19世纪中期受到西方的打击和刺激，都作出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但成败迥然不同，为此，我们必须从变革前的社会、文化诸方面寻求原因。

在前工业化社会中，中国堪称典范，发达的官僚制度消灭了分封制度，除了皇室和极少数儒家官僚，中国没有其他特权阶层。与其他农业社会相比，中国既没有土地-军事贵族也没有宗教特权集团，因此能在广大的区域内维系和平，并且保持较低的税率（特权阶层相对人数少）。特别是在宋朝以后，政府不再直接控制人口活动，只是通过税收来维持运转。自由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创造了相对繁荣的社会经济。如果把作者送回到前工业时代，作者一定会选择中国作为栖身之地。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农业社会要落后的多。分封制是日本国家的基础，大大小小的诸侯把国家分成数十块，互相攻伐，只在名义上承认天皇的权威。间或有某个强悍的 大名（领主）压倒其他大名，占据幕府将军之位，但也只是领主中的强者，占有相对较大的领地，并不能用统一的官僚体制取消其他贵族的半独立地位。由于领主众多，内战不止，日本拥有庞大的武士阶层。大名和武士都属于贵族阶层，接受农民的供养，在19世纪初，虽然已经多年没有大规模内战，但武士和领主依然占总人口的20%，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日本平民的经济负担之沉重，生活之贫困可想而知，这个体制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

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完善的农业文明，与美洲、非洲、澳洲与世隔绝的落后文明不可同日而语，西方虽然扩张迅猛，但在1800年以前，限于手工业和帆船贸易所能提供的力量，只能在远东建立渺小的贸易站用美洲金银来交换远东的先进产品。直到鸦片战争（1840）和美国舰队攻击日本（1853）中日两国才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产生一些改革思想。在这样的局势下，只有尽快转变制度，谁就能摆脱殖民地地位。威胁来自西方，转变制度自然均以西方为样本，但具体如何转变，有两种选择：其一，走西方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然后发展出自己的垄断资本与西方对抗。其二，直接学习西方的现行制度，建立垄断资本。两条路对比，前者是西方的自然发展过程，有先例可循，但历史证明这条路需要漫长的时间。第二条路可以迅速的转变制度，但由于转变过快，必须用高积累政策来支付迅速转变的社会成本。中国选择了第一条，而日本走上了后一条路，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

社会变革需要两个主要条件1 上层精英的指导2 下层经济组织的转换 从这两个方面对比中日社会，可以得到决定变革方向的原因。在社会上层，日本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比中国晚的多，且土地狭小，无法支撑稳定的官僚政府，所以军事贵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社会下层，日本生产力水平低，市场被分割，自耕农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附于领主，为大地产效力。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不仅仅要负责维持社会治安，抵御外敌入侵，还要直接插手生产，管理领地内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贵金属开采，分配物资，对经济实行放任政策是行不通的。反观中国，土地广大，政权统一，上层的任务是需要维持社会安定，兴修水利，只要不横征暴敛，下层自然会互通有无，物资自发流通，自耕农通过统一的市场取得食盐、铁器就能进行生产，所以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两个差别最终导致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走向。在需要向新制度转变时，中国的上层儒家官僚在漫长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具有了半宗教的特征，发展了自身的哲学体系，很难迅速转向，官员和学者拒绝放弃长久以来一直成功的管理方式。而日本的上层精英是军事贵族，没有稳定的哲学，唯一绝对相信的是力量，自然乐于接受能增强他们自身利益的学说。另一方面，在下层组织方面，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反而成了劣势，长期的自由放任导致中国无法适应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要求，既没有愿意直接插手生产的精英，也缺乏服从纪律的工人。相反，落后日本农业社会一直处于领主的直接管理之下，很顺利的转向了工业化的目标--对于下层而言，服从领主是维持生产的唯一途径。套用一句老套的话--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转回原来的位置，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艰苦的条件要求贵族直接管理农业生产，而现代工业也要求国家政权介入生产，两者结构上的相似也给予了落后的日本以更好的发展机会。

传统的观点把整个农业时代看成一个发展缓慢，适用统一经济规律的时代。但如果对整个地球的农业文明进行考察，会发现早期、较低级的农业社会和晚期发达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构。（早期、晚期并不一定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只是表示一个总体上的繁荣程度和发展顺序）任何农民都不能够孤立的在地球上生存，为了维系生产，一个农民需要有军事力量保护他不受掠夺，手工业者为他提供铁器、食盐，以及其他器具，以及外来力量为他调节纠纷，兴修水利.........根据这些外来服务的提供方式，我们可以做出早期农业社会和晚期农业社会的分界线。

早期的农业社会，交通不便，贸易不发达，农业技术低下，独立的自耕农无法从市场上取得服务和资源，农业生产共同体被限制在狭小的地域内。这时，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各个地区独立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并由当地的权力机构具体组织生产，提供服务，抵御灾害和入侵。。这种经济所支持的政治结构就是在欧洲和日本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分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于政治单位比较小，市场不发达，封建主不仅要控制土地、还要直接控制农民的具体活动，是一种原始的计划经济。早期农业社会如果处于合适的地理环境，有继续发展农业技术和克服交通障碍的可能，在经历长时间发展之后，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粮食、手工业品自由流通，只需要较小的官僚机构就足以提供市场所不能满足的服务，如在整个大河流域兴修水利、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分散在各地的军事贵族和他们的庄园显然是一种过于累赘的高成本机构，历史的浪潮迟早要将他们淘汰，由高效率的中央官僚机构取而代之，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和小亚细亚的具体事实。假如不发生工业革命，西方和日本在农业和贸易得到发展以后，也会逐步走向这个方向，事实上，西欧的自耕农与商人已经建立了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并逐步剥夺地方贵族的权力。但这种农业社会的大趋势最终为工业革命所打断。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时代需要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权力对经济的直接介入，这种趋势与发达农业社会的自由放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但与早期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却多有相象之处。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中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现代工业社会与早期农业社会在组织体系上的相似验证了这一点。也正是这种相似使西方和日本的社会易于向大工业时代转变，中国和土耳其等国在工业化的路上却步履维艰，必须从头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管理体系。事实上，在中国和土耳其这种一度拥有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和对经济的放任传统的国家，往往是军队担负了在社会中引入组织纪律并直接管理经济的任务，这也和西方、日本军事贵族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坚力量的过程颇为相似。

另外一个能够验证这种说法的事实是18-19世纪，英法全球争霸的结果，英国的贵族阶层与全球贸易相结合，法国的贵族却为大革命一扫而空。英国可以利用旧社会的组织资源，法国则必须重新开始。最终这种差异导致了法国的衰落和英德两国的兴起。

注意：限于作者能力，上述的历史解释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事实支撑，尚属不完善的理论，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这个问题并多加指正。

八 中国的选择

今天的中国，无论左派右派、保守激进，各种势力都承认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中国何去何从？工业时代的竞争是胜者全得的斗争，中国要么称雄世界，繁荣昌盛，要么沦为发达国家的廉价生产车间，永无翻身之日。中国的会拥有哪一种未来呢？关键还是在于思想。

在工业社会到来以前，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结构和自然条件造成的历史潮流面前，任何把历史潮流引向另一个方向的计划都被碾的粉碎。西方的霸权，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兴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沦落，无不表明了历史大潮的不可抵抗。但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通讯方式的进步和普遍教育的实行，无数的人可以通过现代的通讯手段交流思想、协调行动，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人，都有可能能通过思想的传播来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是否会变成现实，关键就在于思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当今中国的思想界，奉自由市场为强国之本，私有产权为立国之纲，却看不到发达国家强盛的根本；为了维护教条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无视帝国主义统治地球的现实。特别是整个统治阶级在糜烂之余，还要拿这种过时思想为自己牟取的非法资产辩护，长此以往，中国危矣！中国缺什么？缺人身自由吗？在西欧诸国封建割据，贵族指挥农奴劳动的时候，中国已经把自耕农和行商作为社会的基础了。缺市场规则吗？在日本和欧洲的贵族还在裂土封疆，鱼肉人民的时候，中国已经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了。缺乏私有产权吗？中国在2000年前就消灭了随意夺取农民财产的贵族阶层。这些“优点”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积累了上千年，为什么反而让中国沦为穷困的殖民地呢？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中国最缺的是组织纪律，缺乏与大工业时代相配合的制度，缺乏能够让中国拥有独立产业基础，不受外国盘剥的政策！

梁启超曾总结到：“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 大 异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百年历史，我们发现这句话依然适用，今天台上台下高呼“改革”、“现代化”的兖兖诸公认准了自由市场强国的方向，对其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反怪改革之心不诚，力度不大。对此景象，作者虽然闲居在外，也不得不说几句，聊尽人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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