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张献忠屠川的事说两句 -- 任爱杰

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当时张献忠已得湖广，此地本是产粮区。但是湖广是四战之地，北有李自成的大顺，南有明朝势力完整的江南。放弃易攻难守的湖广，进入群山环绕的四川是个上策。以四川为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亦不失王侯之封。

不过，这个计划虽好，张献忠却不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合适人选。

张献忠也好，李自成也好，这些人的致命弱点在于土匪流寇习气太重。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明白占领某个根据地的重要性，却不懂得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保有这个根据地。

就以张献忠为例。张献忠进入四川之初，军纪甚好。而且明言将以四川为基地，东向以争天下。因此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

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个“三年不征钱粮”上。

中国的历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人口锐减。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破坏了各地的正常生产状况，于是各地的农民若非聚众自卫，便是流离失所。这两种情况都导致田地荒芜，颗粒无收。结果来年饥荒造成恶性循环。所以自古得天下者首治屯田，粮足之后才能兵精，才能逐鹿中原。

但是所谓“屯田”要有可供开发的荒地才行。四川当时基本没有被破坏，自然不会有闲田可供使用。那么既然不征粮，又不屯田，军队还是要养的。在张献忠当流寇时期，解决军队给养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吃大户。将明朝的王侯，官吏，大地主杀了，把官仓和富人仓库里的东西抢来就是了。

但是进了四川，有了固定的根据地之后就不能这么干了。固然，四川也有王侯，官吏，大地主。但是这些人往往和当地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土著地主阶层。这些人往往是一村一堡一族之长。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抢东西，往往就把自己和当地人对立起来了。

更要命的是张献忠所部不但把大地主阶层当作打击对象，连同旧政权的基层也不放过。明朝实行卫所制度。明朝的兵是世袭的。平时耕田，战时打仗。这些军户在虽然当地生根发芽，开支散叶，但是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持有量来说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高。有时候甚至还低于一般百姓。张献忠进入四川后认为这些人都是明朝余孽，于是下令“搜求仕官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蜀难述略》）。

这么做的结果是毫无必要的给自己树立了一批本该成为自己同盟军的敌人。

明朝这时候虽然已经丧失了半壁江山。但是还在南方苟延残喘。人对于目前生活的痛苦总是感受比较深刻。虽然明朝统治下的四川的日子其实也不怎样，但是对比大西，人们可能更加愿意接受明朝的统治。

张献忠所部本就是客军。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不能取得当地人的合作，又开始对立的话，嫌隙只会越来越大。而当地人的不满自然会透过在大西政权内当官的人流露出来。这时候，张献忠又会面临调和新老部下矛盾的局面。

张献忠这个人的性格是相当粗疏的，迷信武力，见识也不高明。例如这家伙叫人评论历代帝王，居然评出西楚霸王项羽为第一（大西这个国号大概也是这么来的。有意思的是，张献忠和李自成作对，却把对方的国号大顺作为自己的年号。）。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张献忠本人的政治能力来调和矛盾是不可能的。而张献忠的手下也没有什么人有真正建立根据地的措施。

其实，当时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没收明朝在蜀王族的田产作为军田耕种过渡，然后逐步向各地征收。可惜献忠手下要么没有这种人才。要么就算有这种人才，提出的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当然，就更别指望张献忠会有搞“减租减息”之类的智慧了。

在矛盾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四川各地反抗大西政权的行动越来越多。张献忠自然对四川本地人越来越怀疑以致怨恨。而以张献忠的性格来说，他大概想不到除了大开杀戒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来应付目前的危机。

于是张献忠大开杀戒了。屠成都，诱杀应考士子等等应该都离事实不远。而大西军的抢劫政策，最终造成各地良田抛荒，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而一旦出现粮荒，在古代情况下要再恢复是相当困难的。人口锐减自然不可避免了。

应当说，张献忠的入川是上天给了他一个成功的机会，他却不懂得如何好好利用。和他所崇拜的项羽一样，“沐猴而冠”说的就是这种人。

但是把四川人口锐减的情况完全归到张献忠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张献忠是导致人口锐减的始作俑者。但是像清朝毛奇龄说的六亿九千九百万人就根本是不顾常识的胡说八道了。

象毛奇龄的这种信口雌黄后来被写入《明史》。编撰《明史》的张廷玉等人并非没有常识。但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也就跟着胡说。

这种治史的风气至今犹烈。君不见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口总数在某些“有良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笔下口中从几十万上升到几百万，又上升到两千万，三千万，近来又创了四千万的记录么。如果也给这些人三百年的时间，“饿死六万万人有奇”恐怕也是会堂而皇之的写入正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