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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小岗村逻辑的尽头 -- 毕尔优科夫
家园 小岗村逻辑的尽头 我们最近都被一再告知了，在３０年前，我们被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而这场所谓的救赎，就是从安徽的一个后来名扬天下的小岗村开始的，这个山寨的光辉日后将让叶卡捷琳娜的波将金村也相形见绌。这场名为“大包干”的所谓改革，其逻辑基础是相当简单的，并且，小岗村“英雄”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他们公开宣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是句大实话，斯密以来的一切经济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莫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根据斯密的说法，“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饼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也就是说，屠户杀猪不是为了让大家有肉吃，而是为了自己能吃肉。于是，斯密接着写道：“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斯密说得很透彻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制所要做的，就是要将自己得利与满足他人需要紧密得连接起来。在商品经济中，形成的这种连接的桥梁，就是契约。如果没有这种契约，如果买家不事先谈妥或是接受某个屠户给定的价格而想吃到猪肉，那么，杀猪刀一定不是砍在猪身上，而是买家身上。
我们再回到神圣的小岗村。“大包干”后，据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翻了好几番，可见，这块地的潜力是很大的。那么，事情就是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农民没有好好干活。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想法就是，把人民公社解散，把地分给农民，这样大家都是直接为自己干活，就有积极性了。
这是有道理的——凡是忽悠，都是听起来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点道理已经被实践所完全否定了。这个实践不是来自别的什么村，恰恰就是这个神圣的小岗村。据报道，所谓“大包干”的所谓“带头人”严俊昌之子，原小岗村党支部书记严德友先生目前承包土地200亩，雇佣长工10余人，年收入20余万。这些都是他自己亲口对总书记说的，当然不是扯蛋。
小严书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旦一个共产党员为自己谋福利，能够发挥出多么大的主观能动性。大包干之前，小岗村的耕地总共556亩，只需要三个严德友水平的党员就能管过来。于是，事情很清楚了，人民公社搞不下去压根不是农民没有好好干活，而是党员没有好好工作！
当然，可以指出，虽然党章上说不能谋取私利和特权，但党员总归也是人，初级阶段的党员就更是人了。对，党员也是人我们承认；人是自私的我们也承认。但是，有个常识不得不提醒一下，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发财和保命这两种激励，那个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小严为了发财能管好200亩地，那老严领导的党支部难道为了保命就管不好556亩地？
从逻辑上来讲，当然可以。那就好了。本来是契约被人为破坏以致生产凋敝，却被说成了契约本身毫无意义，而且否定的不是一个契约，而是所有的契约。从这里出发，推广到城市。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本来是跟国家有契约的，那就是拿国家的薪水得把工厂、公司经营管理好；国企的工人和企业所有者——国家之间本来也是有契约的，那就是拿国家的工资得把自己的活干好，把劳动定额完成。如果说企业有人浮于事，有漠视企业效益，那么，症结也是在于契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层没有尽到职责，那么，很明显会被股东撤换；如果一个企业的工人没有好好干活，那么，很明显会被立即开除。在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有着更加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的，这种组织纪律性甚至被长期诟病为“兵营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指令性计划一经制定就有法律效力，在工厂中，迟到三小时就是刑事犯罪。就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还有州党委书记完成不了农业生产指标干脆自杀的。在这样的体制下，恐怖不恐怖，人道不人道是另一码事，至少效率是很有保障的，也就是说，效率的缺失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无法解决的制度性缺陷，是可以通过体制的自我完善所解决的。
而在当时，为了从根本上废除计划经济体制，进而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带回来，开始了对契约的完全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巨额的国有资产以MBO的形式被私有化了。因为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理论界宣称，在“逻辑上”，只有私人直接经营的企业才具有“效率”。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恶果了。“民营企业长不大”这个难题被说了好多年，事情也是很简单的，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已经毫无契约信用可言，除了将两者合二为一，化作所有人直接经营管理，别无他法。而严重性还在于，如果有哪个民营企业做大了，其所有人可以将企业完全交给毫无血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了，那等于就是以实践宣告了改革开放在逻辑上的完全破产。
通过这种否定，还推导出了对“企业办社会”的否定，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归结为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上。于是，就通过“买断工龄”这一创造性的发明，迫使八千万工人“下岗”，也就是无需对其及其家属承担社会责任。进而，更得出了企业只需承担经济责任，完全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就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关注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日益重视“利益相关者”，日益提倡企业伦理塑造“企业公民”的大背景下，通过一场三鹿奶粉事件，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严重性还在于，如果哪个企业开始像西方的先进企业那样尽社会责任，重视员工福利了，等于宣告了前改革时代“企业办社会”的优越性，进而也等于以实践宣告了改革开放在逻辑上的完全破产。
但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全部合法性恰恰就是建立在经济增长上面。于是，这场持续三十年的社会运动就到了一个微妙的地步。如果要保持其合法性，那就必须重构契约信用，并以此作为科学发展的基础。但这样一来，对前改革体制的一切否定也就不存在了，保持合法性的过程也就变成了丧失合法性的过程。于是，在这种脆弱的平衡下，改革实际上已经走到了逻辑的尽头。
首发在毕尔优科夫的博客:blog.sina.com.cn/biryu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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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踢足球的契约 市场经济了,职业化了,有钱了,为什么中国足球队却不会踢球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以至只要有人一提市场经济"看上去很美",我就忍不住要问这个问题.遗憾的是从没有人给我满意的回答.最近有报道说问题出在职业联赛中的假球,贿赂,黑哨,赌球等等上,并承诺说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情况就会随之改观.我一点都不怀疑揭开这些黑幕对发展中国足球的益处,但这并不是我要的答案,因为职业化改革后中国足球一直让人失望,并不是出了那些问题后中国足球队才不会踢球的!最近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中超联赛上出现的一些新现象让人印象深刻,为解开中国足球队不会踢球之谜提供了可能.
今年到目前为止在中超联赛积分排名第一的是广州恒大,这个队2011年重返中超联赛就获得了冠军.广州富力今年才由中甲升上中超,目前积分排名第三.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队在球员收入分配上较以往的变化.球员收入一般是工资加赢球奖,纯粹的胡萝卜政策.而这两个队的球员收入除了工资和赢球奖,还要扣输球罚款.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新制度安排对球员有用吗?它相对于胡萝卜政策是一种优势策略吗?假定球员是理性的人,即完全为钱而工作,就可以做点简单分析.
给定两个球队,球队A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球队B采用胡萝卜政策.如果这两个球队水平相同,A球队队员的最优策略是努力踢球并最终赢得比赛.比较而言,如果这时两支球队都采用胡萝卜政策,谁胜谁负则要完全靠运气了.
现假定球队B的水平高于球队A,球队A最多只能踢个平局.这时在给定输球罚款的条件下,A球队球员的最优策略是力争平局.比较而言,如果这时两支球队都采用胡萝卜政策,A球队球员的最优选择是不好好踢球,输掉比赛.由此可见,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新制度安排确实能激励球员努力打好比赛.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广州恒大和广州富力这两支球队积分靠前的原因.
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安排有两个问题,一是它的效力会随其它球队陆续采用这种策略而降低,并最终回到原点,而球员收入会减少.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增加一个球队的积分,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球员用心踢球,这不正是中国足球发展所需要的吗?!当穷尽了制度安排的红利,要增加积分就只能靠球队实力了.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协调球队长短期利益上的缺陷.从球员整个赛季的平均收入来看,较低的输球罚款水平会增加球员当季收入,较高的输球罚款水平则有利于球员提高球技以增加未来收入.球队从激励球员,提高积分排名的角度会选择较低的输球罚款,从而不利于球队的长期发展.理想的办法是较低的输球罚款与高赢球奖相结合,以实现长短期利益兼顾.
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还有其它一些促进球员提高运动水平的制度安排可用.例如,球员部分收入的股权化或在俱乐部的再投资,使球员的未来收入与球队实力的提高联系起来.再如,利用一系列短期合约来培养后备球员,以激励球员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如果借助于这些制度安排使球队和球员能立足当前,兼顾长远,中国足球的腾飞就有指望了!
再提一个问题:有市场,有钱,有人才,有外援(海归),中国能成为象美国一样的创新大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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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改革中的一点新鲜事 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存在问题,这些问题有时还是痼疾.例如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过一段时间就要发生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一次看上去惊天动地,只不过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美国.这也许并不偶然,但象这种涉及宏观和战略问题的讨论是那些经济学"大家"的活,不是我等升斗小民的话题.还是把目光放在看的见,摸得着,行得通,与你我等切身相关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吧.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因为事关切身利益,资产的所有人会竭力保护自己的资产;要是使用代理人,则会竭力监督契约的执行.这些资产的所有人可能是法人,但多数最终都会追溯到自然人身上.相对而言国有资产是共有财产,并不属于某个或某些自然人.按这种逻辑,就会得出国有资产的使用缺乏监督的结论.进一步推论,国有资产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发地私有化.真是这样吗?实践中,确实存在贪污,挪用和侵占国有资产的现象,但雪崩式的大规模私有化好象并没有看到.看来对国有资产的使用还是有约束的.
这些约束来自哪里呢?利它行为?利它行为与经济人假设相对,但它和道德良心一样在商业活动中很难成为人们的优势策略,对人的行为充其量只能提供软约束(可变的).如果经济学由此出发,基础就不稳固,分析结果将不确定.另一方面,即使利它行为和道德良心起作用,也不能完全解释对国有资产使用的约束.实际上,虽然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无法落实到自然人身上,但是国有资产的所有人的代表在中国是明确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大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的监督,政府根据法律制定管理办法,负责法规的实施,监督,考核评价以至奖惩,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国有资产的商业运作,生产流通企业使用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各种来源的资产从事生产流通活动.这就是当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中间的法律法规所明确的权责利是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契约或制定契约的依据.依现有的管理水平,可以断言这些契约存在漏洞.堵上这些漏洞需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有深入的理解,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
这种借助法律的管理必定是硬约束的,但这种依靠多层次,多环节代理人的管理即使没有漏洞肯定也存在管理效率问题.从现实来看,这一管理效率上的问题并没有严重到动摇中国所有制基础的地步.虽然如此,改革过程中,在公有制和管理效率的关系上还是存在妥协,那就是"抓大放小".这一做法是想通过国有资产退出一部分领域,减少管理的环节的办法来提高管理效率.
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效率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国人来说,这不是件小事,牵扯到千家万户.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刑罚震慑.但政府能力有限,缺乏深度和广度的监督很难穷尽国有资产使用背后花样百出的隐秘违法行为,这就使刑罚的震慑作用打了折扣,以至有人敢前赴后继地侵害国有资产.这中间,可以看到群众举报不时发挥作用.既然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群众参与监督显然是有依据的.鉴于其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或许群众的参与是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必不可少的监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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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关改革的一些旧事 改革几十年,仍然是进行时,但过去的就成了历史.把这些旧事翻出来拍打拍打灰尘与众人分享也是个乐子,或许还能解帖主之疑.
早期的改革的中心是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目的是想在不改变原有从上到下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通过放权让利的激励措施让这些经济组织有生产的积极性.但这些初期的改革总是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问题,单靠放权让利的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以后的改革重点放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众所周之,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有关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的.所谓"相适应"是指不可能让原有的国营工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那些国营工厂是非独立的,只相当于国家这个大工场的一个车间,从事生产活动.有关分配,交换是由国家部门或其它国营单位来做的.离开了国家,国营工厂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如果国营工厂作为市场主体,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总不能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虽然国家对国营工厂和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契约形式,但内容不同.
改革的依据是国民经济的现实,并不是某种宣传或理论(忽悠?).如果认为采取这些改革措施是听信了某种传言,那就太小看国人的智慧了!但无可否任的是改革所依据的对现实的看法是有理论支持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库普曼斯,他在二战时为军方做运输计划工作.他与前苏联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经济学家康托洛维奇因为同时解决了最优规划问题而获得了1975度的经济学"萝卜"奖.库普曼斯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计划就是取代市场去解一个巨大的最优规划问题,计划是对市场的模拟(拜他所言,搞经济学的还在解着一个又一个最优化问题来模拟市场!).中国当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能达到市场调控的精度吗?现在呢?有波兰经济学家说可以借助"试错法"解决问题.但残酷的现实是"试错法"成了不断犯错法!这就是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低效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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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单打独斗只能解决温饱 要想更大的发展，必须要团结起来，也就是走集体化的道路，华西村就是走的集体化。土地流转是死路一条，最终必然的土地兼并，然后流民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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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最近放的永远的忠诚， 是不是在打小岗村的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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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从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因为没有达到目标就把人杀掉 如果以生命相威胁来逼迫下级完成指标的话，这种没有可实施性
这样搞几年基层都要被杀光了，嘿嘿。
改开主要是激发人的主动性。像你这样高压统治，是增加压力，人家干的好还是没好处。而稍有失误难道就把人家脑袋搬家？
过去就喜欢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你可以翻翻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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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否认改革开放就没有必要了,30年成就不瞎都看得见 小岗怎么样并不重要.
今天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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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一些道理,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一切制度的安排,要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国人最缺乏的就是"契约"精神，或者叫"信托责任"，这样的情境下,集体制公社只能说看起来很美,所以润公强调"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这个教育是别人施矛的,强悍如润公也没有办法搞定,因此，让农民自已做土地的主人(哪怕是暂时的),从而让其自已担起责任来,起码不是最坏的安排。
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公社,生产便从自然的个体变成或大或小的宏观体,一旦决策出现偏差,那损失将会放大无数倍，而我们的体制无从保证我们所有的决策都是对的,在没有制度和能力保证这一点时，或许将其分散为一个个更小的个体起码可以避免灾难性后果。
人总是要吃了亏才会去想为什么,30年过来后再来看分田到户,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但是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农民怎么能信服大农业生产优于个体生产，不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又怎么能相信一团散沙的中国农业扛不过"孟山都"这样的大鳄，因此世界上的事,都是要按一定的发展过程,
而不能拔苗式的跨越。
至于小岗村,其实只是适逢其时的一个符号,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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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好的政策应该因环境不同而改变 一成不变的话，好政策最后也会变成坏政策，最后大家清算把好的那部分也清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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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配比 - 复 小岗村逻辑的尽头
家园 你这个是必然失败的逻辑 但是，有个常识不得不提醒一下，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发财和保命这两种激励，那个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小严为了发财能管好200亩地，那老严领导的党支部难道为了保命就管不好556亩地？这里面你混淆了人两个根本需要的先后次序：生存与发展。而生存大于发展。
人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可能去思考发展。这个简单道理搁在现实人类社会就归结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目标：和平。所以联合国宪章要把意识形态和文化民族等等放在后面，开宗明义讲和平。
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要用威胁人身安全来激励人的工作积极性，还有什么资格谈自己的阶级先进性？这岂不是比奴隶主还要野蛮？至少奴隶主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会轻易谈论杀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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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献花有宝，必须回复 见歌舞：“不干不干，就是不干，饿死也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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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小岗村与深圳都不能拿出来作为先进予以推广 而且也推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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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自立更生的大寨精神（即使大寨本身也抛弃了这个精神）
才能作为先进、普世价值，可以推广，并且能实施。
私有企业的创业----就是大寨精神
大学生自谋职业----大寨精神
下岗再就业---大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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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岗、深圳精神就是：
MBO精神
在企业上班，为自己做事
化公为私
靠别人输血（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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