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歼七之父去世了 -- 9411004

一、第一次和魔鬼打交道

我虽然已出过几次国，但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奸巨猾久战沙场的英国佬谈生意，却是第一次，更何况要谈的是现代化的航空电子，我还是一个门外汉。

马可尼公司派出了由一、二把手常务董事彼得曼和助理常务董事兼技术董事马利纳率领的12人庞大代表团，包括公司内雷达、无线电、平显、惯导、飞行控制各分部的经理和专家。这阵势显示了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马可尼公司在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后率先步入中国市场的决心。

谈判虽然有段子俊、陈少中两位副部长作后盾，但出面主谈，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这一轮谈判，预定中间还要去一次成都看工厂的飞机，这是我们厂第一次接待西方国家的外宾，如何安排好，我也得一起考虑。因此在谈判前，关于谈判方案的书面请示中，同时纳入了关于工厂对外的口径。我在报告中考虑到开放的长期性，第一，建议工厂对外叫成都飞机公司，地名作公司名容易记，也不叫制造公司，公司不应该光搞制造；第二，从生产能力、机构、人物到产品都如实讲，只是厂长改叫总经理。这个书面请示，当时即经段、陈副部长同意并报吕东部长批准了。

1979年3月3日在北京饭店第一轮谈判开始了。由彼得曼全面介绍马可尼公司开始，然后其他人分别介绍他们的产品。我们在谈判开始详细介绍了歼7飞机，使英方感到我们要引进他的设备是有诚意的，因此明显地感到振奋。讨论越来越深入和有针对性。看样子，彼得曼这个老板，技术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在第二天的讨论中，比如谈到飞机空间紧张时，他建议换一个小的无线电罗盘；飞机电源紧张，他建议改用效率高的静止变流器；他还提出小飞机航程短不必用惯导，等等；而无线电罗盘、静止变流器都不是马可尼的产品，惯导却是马可尼管的产品，使我感到他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谈问题有分寸，并不像我年轻时在上海看到的滑头商人样子。

谈了三天之后，我们感到好些事与我们原来设想的不符合。一是原来设想买现成品，当年即将开始改装，实际不可能那么快开始；二是想通过他们引进脉冲多卜勒雷达技术，英方认为歼7机头空间太小，且明确提出这要政府专门批，即一下子不容易引进；三是我们想引进惯导技术，英方主动说歼7这一级飞机不必用惯导，我们不顾实际，硬要装，也不合适；四是我们原想先拿设备来试改，飞机改成后再谈订货，他们说不可能，单引进技术，不买成批产品不可能。这就必须修改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另外，我考虑到由歼7一家对付几个外国公司，去货比三家，担子太重，因此建议段、陈副部长考虑扩大一个机种谈对外引进。

三、风云变幻

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天有不测风云”，而今风云早已可以预测，可我们的经济建设反倒像起过去的风云来了。

1980年底，严格说12月29日，我接到部办公厅电话，急事要我立即赴京，我立即设法坐飞机赶去，31日早上赶到段副部长办公室，陈副部长已在那里了，在座的还有中航技引进处处长柯德铭。到后才知道要研究上级决定撤销马可尼引进项目的问题，我的脑子里不禁嗡的一声：当初中央催得那么紧的政治任务，现在一下子变得那么快！

段部长正在工办开会，等他回来前，陈部长和柯处长先向我谈了情况，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情况，12月23日，张爱萍副总理召开了会议，决定从马可尼公司引进的项目“停止工程，撤销合同，不再谈判。”现在马可尼公司及斯密司的两个合同，预订金已经付出，有关银行的信贷保险、手续费、保函费也已经付出，国内飞机改装等费用已经发出，如果退合同，预订金退不回，约有600多万英镑，加国内费用，损失将达4000万人民币。

中国自产歼7M型战斗机

1982年10月，两架全新的歼7ⅡA型飞机，经过工厂调整试飞后，转场去630所进行全面鉴定试飞。国内第一架装平视显示器的飞机首飞的飞行员是我们试飞大队副大队长余明文同志。在我厂及630所共试飞212个起落，包括在大连的雷达精度试飞。事先有4名试飞员曾赴英接受培训。

试飞中，各项引进设备不断发现故障。这些从客观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平显显示重影、抖动、中断；雷达高度表低高度及高高度乱告警；照相枪卡片漏光；静止变流器三相不平衡；大气计算机输出达不到警告范围；电台发射时啸叫等等，特别是测距雷达截获进气道和截获地杂波两大难题，解决它们真是费了不少周折。解决这些引进设备故障主要要英方处理，但是有时扯皮扯得很厉害。他们往往要找飞机或飞行中的毛病，说你飞机有干扰呀，安装得不好呀！或者干脆说这不是问题，想蒙混过关。反正我们要卡住试飞中发现的质量问题，也得有技术上的说服力，客观上逼着我们的技术人员往技术深度钻。

五、背水一战

打不好歼7M型飞机首次出口这一仗，我们将连同航电引进一起全军覆没，这的确是前临大敌后无退路的背水之战。

歼7M型飞机是要装全套引进航电设备和配备红外格斗导弹的飞机，所以要全部继承歼7ⅡA及歼7B的改进成果，此外按合同还要进行其他改进。所以我们通常讲歼7M型飞机即广义的包含了歼7ⅡA及歼7B的共同成果。

歼7M出口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在抓引进及歼7ⅡA的同时，立即就着手改歼7M的其他改进项目。提高外挂能力、增加续航时间和距离，是歼7M另一项重大改进。这要求飞机机翼增加一对挂点，使全机增加外挂能力，可同时外挂三个副箱，也可加挂火箭炸弹。这样，燃油系统、武器系统都要改进，机翼结构既要改进又要加强，重量大了，前、主起落架要相应加强。由宋开基同志主持机翼改进设计就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从飞机制造经济性和缩短研制周期出发，要求改进有最大的继承性，设计的结果达到新歼7M型机翼与Ⅱ型机翼有75%零组件是通用的。由于设计上掌握得好，1981年11月即发出了改型图纸，副总工艺师姜诚豪和副生产长胡勋琪等率领广大干部、工人奋力拼搏，1982年底即完成了首批两架份的机翼试制。以后经过9项强度试验、机翼油箱的振动寿命试验、机翼的共振试验、全机的共振试验等，终于达到可以装机试飞的要求。

火箭弹射救生系统的提高指标，是在谈判中逼出来的。约方本来要求达到零高度零速度安全救生，这涉及火箭弹射座椅和座舱盖两方面的问题。火箭弹射座椅可设想买个马丁贝克零零座椅，但座舱盖要达到零零指标也不容易。何况国外采购座椅要花很多钱，我们自己的座椅又出不了口。因此，我们耐心地和约方谈，最后达成零高度小速度130千米每小时的协议。我们原来的座椅是零高度250千米每小时的指标，要提高。130千米每小时的小速度指标是苏联米-21MΦ和米格-23的指标，所以约方能够接受，我们根据过去的试验分析感到也是可行的。有速度弹射试验要由航空救生所组织去兰考试验场做火箭滑轨试验，所需人力、物力及费用都很大，我们座椅设计组研究后提出请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协作用轰5飞机地面滑跑进行小速度试验的大胆建议，我很支持这种首创精神。经派人与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商定后，由设计所副所长杜志光同志带人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不仅很快圆满地完成改进指标的目的，而且节省了费用和时间。

机翼上加挂副油箱后，要改变全机的输油控制，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对四种设计原理方案用简陋的设备进行了四轮地面试验，分工这方面工作的副总设计师彭仁颖同志为此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地面试验成功之后，26次地面开车测试试验，空中投放了14个副油箱，终于认可了设计方案。

没有装引进设备的歼7M型飞机，于1983年8月30日即首飞上天了。又用改装飞机做了其他项目试飞，初步判断飞机结构及系统改型是可行的情况下，1983年10月我们就决定冒险投入10架份飞机的零件生产，抢出口飞机的周期。

按照飞机制造的规律，飞机型号的研制，除了指标方案论证报批以外，首先要通过完整的定型试飞，暴露设计中的问题，不断加以改进，然后进行设计定型。定型以后又要以几十架飞机分成若干小批生产反复进行工艺鉴定，最后达到生产定型，才能成批生产，以保证稳定的产品质量，这就是生产飞机的四阶段。但是出口飞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允许我们走完四阶段，而出口飞机的质量又必须得到充分保证。所以除了设计上必须反复论证、精心从事、严格试验、避免差错以外，制造上只能设法通过这十架飞机的制造，做好1300多项新零件的工艺鉴定工作。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广大工艺人员来讲既是空前的又是责任重大的。

从技术上解决这个工程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采取了分散矛盾逐个吃掉的方法。除了设计、试制、地面试验以外，不算开始飞天线的试验机，我们先后共用8架飞机进行验证鉴定试飞，共飞了489个起落。用两架歼7B型机飞挂装格斗导弹及防停车措施、两架歼7ⅡA飞机飞引进设备外，又用一架改装飞机飞外挂物投放及武器发射，另一架改装飞机飞燃油系统，用两架M型原型机飞飞机性能、操稳特性，之后再补装上引进设备作歼7M型飞机的全面试飞。除两架歼7ⅡA外，其余6架飞机都是工厂自己飞的。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拳打脚踢，全面开花，从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了保证出口工程的完成，部里对我们首次实行了技术经济总承包，这项改革的尝试，也是歼7M研制的一大特点。在与部机关协议好总承包的条件后，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BM工程技术经济联合办公室”，由设计、外事、计划、财务等部门抽人组成，由设计所技术室主任许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由我和经营副厂长张建勋同志直接领导，副总会计师王恩荣同志也积极支持。我们制定了研制费用内部包干的管理条例，应用网络管理，落实各子项目的承包，建立严格的费用核算程序和合理的奖励制度，设立攻关奖和节约奖，推动所有研制人员

人人当家理财，事事节约算账，使技术方案尽量优化。如上边说的用轰5飞机地面滑行代替低速度火箭滑车试验的建议落实后，不仅抢前了半年时间，而且节约了20万元研制

费，B型机试飞承包后，试飞大队、飞行试验室和设计所研究后，节约了十个试飞起落，节约研制费3万多。我们都给有关人员发了节约奖。小头给个人，大头在工厂，我们最后算账，整个引进及出口工程承包总费用中，大约节约出了2千万元成为纯利，为工厂的发展和集体福利在资金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从另一方面看，最大的收获是否定了一路上的各种非议和可能遭到的厄运，因为如果不成功，还不知道单位和个人的风险有多么大。

1983年初，航空部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大会上张爱萍副总理讲了话，批评航空部引进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马，第一是引进斯贝，第二是引进马可尼的航电，第三是海豚直升机，要求吸取教训。我当场听了，脑子里才有些清醒：为什么不少原来参与这项目的同志后来与我们保持距离不积极了，原来领导上对没有退掉合同，意见还很严厉呀！后来，部里组织了三项引进的调查组下来调查，我只能如实向调查组做了汇报，这是一个党中央正副主席全部批过的项目，不是三机部私自行动……他们怎么向副总理做出交代，我不知道。但至少让我预感到在向歼7M型飞机成功的顶峰攀登的时候，弄得不好，大约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的。因为全局性的不成功是存在的：引进工作上技术失控、或不适用或质量很差或吃了大亏；出口改型不能一次成功出现大问题，或性能达不到合同要求或进度严重拖后或质量太差，导致买方终止合同要求赔偿——这一切，恐怕就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了，还可能成为政治问题上纲呀。

外国人买飞机，可苛刻了，在我们国内飞还不够，还要送到他国内去飞。1984年6月，应巴基斯坦空军的求，两架歼7M飞机转场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基地，开始由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飞行员进行实弹打靶和对抗飞行。当时我国空军还没有空空机炮实弹打靶的能力。陈宝琦副局长和我厂谢安卿副总工程师率我厂和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等兄弟单位一行共30人一同前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了20个飞行日，40个起落的飞行。分别进行了空空机炮、空地机炮、空地火箭和空地炸弹的实弹打靶，以及与歼6、幻影5、F-16的积极对抗飞行。这是歼7M型飞机的第一次实弹打靶和与西方飞机实战模拟，也是巴方飞行员第一次在歼7M型飞机上进行这类飞行。即便如此，打靶结果还是证明歼7M型的火控系统精度比原歼7M的瞄准具精度提高一倍。至于飞机，巴方飞行员认为“幻影5飞机除续航性能外，空战是打不过歼7M型飞机的”，与F-16比，雷达和机动性都不如F-16，但可以与之周旋。后来贾玛尔中将对刘国民同志说：“歼7M型飞机在巴基斯坦打靶结束后，我召集有关军官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各试飞科目进行得很顺利，飞机很好，加深了我们对歼7M的了解，飞机打靶非常成功，你们专家工作很好。”

歼7M飞机这次出国亮相，对阿拉伯世界的各国空军，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歼7M的继续出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前景。

1986年，第一批可挂装PL-8导弹的歼7M型飞机交付了我国空军。

几年以后，1989年12月，我们出口的歼7P(给巴基斯坦的歼7M)在巴基斯坦一次大规模空军军事演习中，创造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1。在18架歼7P和6架F-16均每隔10秒钟起飞一架的情况下歼7P连续起飞成功率为100%，F-16为80%；

2。空中远距搜索，F-16大大优于歼7P；

3。空中近距对抗格斗，F-16和歼7M评分成绩基本相等；

4。紧急起飞，评分成绩歼7P优于F-16。

歼7M型飞机在外国飞行员手里发挥出了巨大的潜力。板荡识忠臣，路遥知马力。它已成为我国军机出口的支柱，创造了一个机型出口创汇最多的纪录。主要为了出口，最后共引进380多套马可尼航电设备，装备飞机。

1985年，歼7M飞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作者注：在申报获奖人名单时，我曾建议加上中航技的有关同志，但此事无果而终)。

开始谈判航电引进后的第十个年头，1988年，歼7M型飞机获得国家质量金奖。这是

国家给予10年来为它出过力的全体人员的最高荣誉。

（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