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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满江红――终章――日落崖山 -- napolen
家园 【原创】满江红――终章――日落崖山 满江红――终章――日落崖山
这天天气很凉爽,蒙蒙的下着小雨,虽然是农历正月天气,但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是不时会让人感到燥热,因此这场雨也不那么让人讨厌。
我坐在车上,想:那天大概也是这样的天气吧。
车到了崖山"国母祠",这是在当年二王行宫的旧址上重建的。虽然很感兴趣,但里面的内容却让人不免有点失望:几间活象大庙一样的房子和塑得很拙劣的杨太后,赵丙(上曰下丙,以后均用丙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和其他一些"死节"的官员,义民的塑像,再就是一些写得不怎么样的介绍文字。我问一块来的当地人这里能不能看到海,他们说可以,但是现在下着雨,没有必要去,待会到一个地方能看得比这里更清楚。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一座清代炮台的遗址。穿过高大荔枝树的浓荫,一片壮观的景象把我惊呆了――东西两山之间一道大江正滚滚向南！江水其实很宽,可能有上千米,但与两岸的青山和它所连接的伶仃洋和银洲湖比起来,却又只能算得上是一衣带水.两山夹江,这就是崖门!
一句话顿时划过我的脑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一阵凉风拂过，夹着一点细雨，我脚踏着一门红衣大炮极目远望，仿佛数百年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无数的虎鲸密密的塞满了整个水道,向北,向银洲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逼去，湖中一望无际的蓝鲸已经知道了末日的来临,头向外聚成一团,将小鲸围在中间，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火红的夕阳正在落下,将整条大江映得通红。
七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当年这银洲湖上的战舰里和山上的行宫里的人们的心情，但不难猜想，一定好不了。从宋恭帝德佑（示字旁）二年，宋端宗（益王正（上曰下正，以后均用正代））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临安南宋朝廷出降，张世杰等挟二王出逃到此时已经整整三年了。复国非但没有半点希望，反而形势越来越糟。
南宋继续抵抗着的人们心目中的“行朝”从福州逃到泉州，潮州，官富场，井澳，赵正病死之后，人们又立赵丙为帝，最后逃到了珠江口西侧的崖山。在“行朝”在海上一路奔逃的同时，大陆上宋军的形势也是不堪回首。淮西在制置使夏贵的带领下投降，淮东多坚持了半年，扬州城破之后制置使李庭芝，姜才被俘，不屈而死。至此，南宋三大战区的主力已经全军覆没。此后，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陆续陷落。尤其让人惋惜的是，一度声势很盛的同督府军于景炎二年（1277）八月在江西兴国等地遭到惨败，主力尽丧，而这支军队的统帅就是被小朝廷封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文天祥。经过1年多的转战和逃亡，文天祥最终于景炎三年（1278）十二月在海丰五坡岭被元军俘虏。据说当时文天祥一行人困马乏，于是停下来打算吃顿饭，结果饭做好，刚开始吃，元军就追到了。因此那个地方后来修了一座亭子，名字就叫“方饭亭”。（我来过这里，在海丰彭湃中学后院）此后仅一个月，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南宋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据点合州钓鱼城在坚守了36年之后出降。
此时，崖山的南宋行朝和其属下的十几万军民真正的成了一支孤军，一千多只大小战船成了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国家的最后一块领土。无独有偶，1800多年前，希腊人也曾经落到过这样的田地，但是经过萨拉米一战，373艘战船为他们重新赢回了一切。希腊如此，那么今天又如何呢？崖山能不能成为第二个萨拉米？“木墙”能不能在奇迹般的拯救了希腊人之后又一次拯救宋人呢？
说句老实话，其实张世杰的兵力并不弱。离开临安的时候宋军有多少人已经无可查考了，但是行朝从福州下海时拥有的兵力是“正军17万，民军30万，内淮兵1万”。这个数字也许有所夸大，但是即使实际数字仅是它的一半，海上的南宋舰队也有20多万人。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了，郑和下西洋舰队被认为是极其庞大了，但人数也仅仅是张世杰舰队的1/10，至于西方的舰队，哪怕是到了风帆战列舰时代也未曾有过这样的规模。不仅有军队，随行民众还有政府机关和宫廷，这真正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国度。当然，这些部队并不都是精兵，仅从要把万余淮兵单独列出来，就不难想象其他的部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海战不同于要刀对刀枪对枪近身肉搏的陆战，重要的是战船的性能和火力，而人员素质的重要性并不像陆战那样大。
几经转战，在崖山之战前宋军舰队一般认为仍然拥有军民十几万，其中精兵虽然有折损，但是这几年的战斗中也使不少新兵获得了战斗经验，因此数量应该也不下1-2万人。
元军方面，正月13日进抵崖山与宋军对峙的张弘范军有约2万人。22日李恒又率“战舰一百二十艘”从广州赶到，其兵力应该不超过万人。
这样，双方兵力对比是十几万宋军对约3万元军。战舰方面，宋军“有船千余艘，内大船极多”，而张弘范军仅有“大小船五百”，加上李恒的120艘，也就是宋军的一半多一点，吨位可能还不到宋军一半。元军中的精兵可能多一些，但考虑到元军精锐多不习水战，因此力量对比宋军就算不占优势，至少也不占劣势。而李恒军赶到之前，张世杰肯定是有优势的。这样的力量对比可比萨拉米的希腊人强多了。而且，元军船工多为“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一旦“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上面的引文是被关押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所写，勒潘多海战的实践证明他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张世杰的处境无疑比泰米斯托克利要好得多，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不是泰米斯托克利。南宋想要取胜，想要挽回败局，需要得是一个像泰米斯托克利那样的名将，然而在整场宋元战争中，宋军中大概只有孟珙能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名将，可惜死得太早，像余介（王介，以后均用介代）王坚等人可以算是良将，但与名将就有距离了。至于张世杰，李庭芝，夏贵，吕文德，吕文焕这些战争中后期宋军的主要统军大将,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形容词充其量也就是"宿将"。可是在另一边，木华黎，伯颜那样的统帅就不提了，就是在崖山与宋军对峙的张弘范，李恒表现出的指挥才能也要在张世杰之上。
波斯舰队通过萨拉米湾海口时,雅典人果断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将正在进入狭窄海口的队形不整,拥挤不堪的波斯舰队击溃.可是张弘范进入崖门海口时,张世杰却什么也没做.这个时候，他摆出了一个宋军最经常使用的架势――“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舟由），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来了个专守防御。
从北宋到南宋，从赵光义的“平戍万全阵”到四川遍布的山城，宋军见到敌人的第一个反应似乎就是搞一个城池之类的东西躲进去坚守。张世杰今天又把这种战术改用到了海战上，真是深得宋军传统之“精华”呀！可是，不知他想过没有，全国都已经沦丧，只剩下自己这一支孤军，敌人堵住了海口，全军被困在这银洲湖里，他还守些什么？他还能等待什么？等待援军来救吗？等待形势好转吗？等待敌军自退吗？还是在等待死亡呢？
张世杰的解释是，大军多年航海，恐军士有离心，动则必散，“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张世杰之所以选择这样做，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为给南宋行朝找到一个轰轰烈烈的结局。
很可能张世杰本来就是这样想的。数百年消极防御的传统和几十年的一败再败，使行朝军民已经不敢再想象进攻，再想象胜利。虽然自己的兵力并不比敌人少――就算当时他们不知道元军的确切数目，但就是看战船数量，大小也可以估计出来的――但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他们甚至也不愿意继续退却下去――拒绝了陈宜中退往占城的建议，又放弃了崖门海口――大概他们对未来也已经绝望了吧。此时此刻，他们心中所思所想大概就剩下如何英勇殉国了。从此后战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对于这些面对死亡宁折不弯，却没有勇气去争取胜利的人们，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海上王国中有这样决心的决不止几个上层的将军大臣，师溃之际，“后宫及百官吏士”赴水“从死者万数”，战斗结束之后“浮水之尸十余万”，也就是说行朝的十几万军民大多都殉国了。不仅仅是行朝军民如此，就是当地百姓也在危难时刻驾“乌延（上延下虫，以后均用延代）船千艘救丙”，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自寻死路。崖山“国母祠”里就供奉着许多在最后的时刻赶来与行朝同死的“义民”。
望着浊浪翻滚的崖门，想起700多年前的那些人们，我心中百感交集而无言。
看到张世杰的那个阵势，大概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赤壁之战中曹操的连环舟了，那时虽然“三国演义”还没有问世，但三国的评话故事却是尽人皆知的，张弘范自然也不例外，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火攻。
击溃了聚于宋军主阵之外的“海民”的“乌延船”之后，张弘范将俘获的船只“载草灌油，乘风纵火，欲焚丙舰”。但这早在张世杰预料之中，他“以泥涂舰，悬水桶无数，火船至，钩而沃之，竟莫能毁”
张弘范派人劝降，张世杰严词拒绝。使者急了，张世杰笑着说：“果欲吾县降，撤汝围兵使吾出”
张弘范派人把文天祥带来崖山，命令他写信劝张世杰投降。这一举动的结果是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劝降信没有写成，倒是诞生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如此说来，张弘范之于中国古典文学倒也有些功劳。
百计不成，张弘范终于认识到“崖山大道上是没有捷径的”，准备啃硬骨头了。元军全部占领了银洲湖沿岸，切断宋军“樵汲”之道（当时的银洲湖是咸水）。行朝军民“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泻，兵大困”，但仍然坚持不降。张弘范恐怕最后把宋人逼急了突围而走，又或是天降大雨解宋军之困。于是决定趁此刻宋军体力极为衰弱时发起总攻。
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五日夜，张弘范全军起锚，“发碇与丙相对”。由于宋军舰队“东附山”，元军遂兵分四路从南，西，北三面将宋军合围起来。张弘范生怕宋军乘退潮向南突围，亲率军守住西南角，李恒率军阵于北，其他两军分别守南面与西面。
二月六日黎明时分，开始退潮了，江水随着海水一起向南涌去。李恒军起锚，顺流向宋军冲去，喊杀声突然大作，宋元战争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看起来李恒的突击并没有出乎张世杰的预料，宋军迅速作出了反应，张世杰派出了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江淮劲卒”殊死抵抗，一时间“矢石蔽空”。李恒军无法前进，战至巳时，元军仅夺得宋舰3艘，进展艰难。
战斗很快持续到了中午，大海又开始涨潮了，张弘范指挥南面元军“复顺水势进攻”，宋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尽管处境艰难，张世杰依然能处变不惊，指挥各部队分头抵敌。张弘范轮番调集几个梯队发起冲击，虽然经过苦战又俘获宋军1舰，但依然无法打破僵局。
两军正在激战之际，元军方向忽然传出了鼓乐声，元军每日吃饭均要奏乐，这次大概是要休息一下，吃饭补充补充体力了吧，宋军总算松了一口气。
谁知此时元军不退反进，原来这鼓乐竟是元军总攻的信号！
张弘范亲自指挥主力对宋军守卫西南角的左太分舰队发起猛攻！张弘范在旗舰上“布障四匝”，以大盾护卫，直冲左太座舰。待左太座舰上箭矢用尽，便“撤障去盾，兵矢火石俱发”，张弘范旗舰以“舰尾抵左太”，元军跳帮肉搏，夺得了左太舰。紧接着元军又击败了旁边夏御史指挥的分舰队，“夺七艘”宋舰。宋军的舰城开始出现了破口，元军舰队乘机冲入“诸将合势，乘乱皆殊死混战”。两军陷入一片混战之中。这时，形势开始转向对宋军不利，但仍没有定局，抱着必死决心的南宋将士依然在坚持苦战。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忽然间风雨骤起，“昏雾四塞”。张世杰恐怕少帝有失，派了一艘小船去御营接赵丙到自己的旗舰上来。这时，决定这场决战结局的事情发生了！陆秀夫看到一艘小船划近，船上军官口口声声说要接走皇帝，天色昏暗，乱军之中一时又难辩真假――万一是奸细企图来拐走皇帝怎么办？陆秀夫思前想后，难以决定。最后，这位南宋行朝中地位仅次于张世杰的左丞相做出了一个最出人意料而又可能是最愚蠢的决定――绝望的大臣在“沉妻子于水”之后，满脸热泪的颤抖着对小皇帝说：“官家事危矣，奈何！”于是抱着皇帝一同跳下海去，“俱死于水”。
陆秀夫的这一行动大概是当时行朝君臣“待死”心态的最好体现了。他们勇于殉国，但却不敢去争取胜利。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还可能赢得胜利，大概从两军对峙崖山开始，他们满心想得就是如何慷慨就义了吧。虽然战斗还没有结束，虽然宋军的主力仍在苦战，虽然宋军的兵力仍然不比元军少，虽然还可能发生很多的变数，一句话，虽然宋军还没有失败，陆秀夫的意志却已经垮了。如果说作为武将的张世杰在危难关头还能保持冷静的话，本来就只是一个书生而且早就是在绝望中生活的陆秀夫一旦受到较大的刺激就心理崩溃了，走上了成仁之路。也许我们不应该苛责他，作为一个大臣，在国破家亡之际能坚持抗战好几年，最后舍身殉国，在道德上毫无疑问是值得传诵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他的错误举动直接导致了宋军的崩溃。这种“待死”心态也许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心态，在整个崖山之战中处处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心态的表现。对面张弘范军2万余人中，真正的蒙古兵只有一千多，李恒军中蒙古人的比例也大不了多少。实际上，交战双方主要都是汉人，为什么两军的心态气势却如此不同呢？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呀！
得知皇帝蹈海自尽的消息之后，行朝军民的战斗意识顿时土崩瓦解。首先是御营的“后宫”和“百官吏士”纷纷跳海自杀，紧接着波及到军中，数以万计的行朝军民集体自尽。少数不愿意死的人则开始“解甲就降”，“宋师队伍大乱”。张世杰看到大势已去，遂保护杨太后“乘间开南壁，率十六舟夺港门遁去”。就这样，崖山大战以南宋行朝的几乎全军覆没而告终。
一轮残阳在雨幕中悄悄落下。一个时代，一个文明也随着这残阳陨落在西方。
第二天天亮，元军才发现整个银洲湖水面都被染成了血的颜色，十余万具尸体浮在海面上。一个搜寻死尸财物的元军小卒发现了赵丙的尸体，以及绑在尸体上的玉玺。
几个月后，传来消息，杨太后得知赵丙死讯后赴海而死，已为张世杰所葬。而张世杰在前往占城的途中在海陵港遇到台风，他坚持不肯靠岸，终于舟覆溺水而亡，以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六月，他所部将校168人降元。至此，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再也没有宋人的旗帜了。
对这一切感触最大的也许就是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了，在敌人船中看着自己一生的事业灰飞烟灭，战友浮尸大海，听着敌人欢庆胜利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是无法体会的，但愿也永远不要有体会才好。这里就收录他的一首目击崖山的诗让大家看看吧。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吹砂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干戈纷纷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生能一之；
我生之出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
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咫尺长安不可睹！
非无（九虎）虎士如林，一日不戒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相喷薄。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河带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岸，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夜船船鼾睡声。
北家去军八千里，椎牛（酉丽）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泪双垂，明明不敢向人啼，
六飞暮霭知何处，大水茫茫隔烟雾。
我期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作为故事结局的一点花絮，张弘范临离开崖山的时候，命人在一面石壁上刻下了“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以标榜自己的千秋功业。可是不知多久以后的一天早上，人们惊奇的发现石刻上方又多了一个“宋”字，合起来便是“宋张弘范灭宋于此”。
元宝推荐：沉睡的天空,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好文章，长知识！ 家园 好文，关于陆秀夫负帝蹈海 历史上评价还是很高的，个人认为比不上岳，文，袁爷，和史克法还是不相上下的，可以算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南朝对二帝所受的屈辱遭遇是有时间思考的，国破在即，陆秀夫对有可能重蹈覆辙不会有一点兴趣的。
家园 宋灭无降帝，陆沉有秀夫！ 这是诗人流沙河的一幅对联。我觉得大可不必再鸡蛋里挑骨头，五千载华夏历史中但凡这样的人多一些，你我这些后人就不会飘洋过海到这个“终日无睹，尽皆异类”（李陵语）的国家来把酒凌虚，感时伤怀了。
家园 napolen文很好，我可没有挑拣之意 只是觉得可能有人不了解陆。
小时看涯山之战，前面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看了一边就记住，那时还觉的记性真棒，实际上是汉语真棒。
说到李陵，汉宣帝时派人请他回去， 李陵指着衣服说 “吾已服胡了”
家园 you are right, but... "陆秀夫的这一行动大概是当时行朝君臣“待死”心态的最好体现了。他们勇于殉国，但却不敢去争取胜利。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还可能赢得胜利，大概从两军对峙崖山开始，他们满心想得就是如何慷慨就义了吧。虽然战斗还没有结束，虽然宋军的主力仍在苦战，虽然宋军的兵力仍然不比元军少，虽然还可能发生很多的变数，一句话，虽然宋军还没有失败，陆秀夫的意志却已经垮了。如果说作为武将的张世杰在危难关头还能保持冷静的话，本来就只是一个书生而且早就是在绝望中生活的陆秀夫一旦受到较大的刺激就心理崩溃了，走上了成仁之路。也许我们不应该苛责他，作为一个大臣，在国破家亡之际能坚持抗战好几年，最后舍身殉国，在道德上毫无疑问是值得传诵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他的错误举动直接导致了宋军的崩溃。"
家园 【原创】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三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明朝处于兴盛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应当指出的是，这里列的数字并未包括实物税收和未收入太仓的税收，如果把这两者算上，参照黄仁宇先生的估算，可能财政收入的数字还会增加500－1000万两。但既便以1000万两计，明朝正常的岁入也只有1500万两，紧急时期达到2500万两。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正常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特别时期也只有北宋的1/6或者南宋的1/4。[2] 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的一组数字就知道了。唐代宗大历末年（779）全国年财政收入1200万贯，其中盐利居半，在行两税法之后，财政收入增加到约每年3000万贯，由此可推算出两税（农业税）收入大约2000多万贯。宋太宗至道3年（997）税赋收入3559万贯，其中两税2321万贯，占65%，工商税1238万贯，占35%。天禧5年（1021）税赋收入5723万贯，其中两税2762万贯，占48%，工商税2936万贯，占52%。熙宁10年（1077）税赋收入7070万贯，其中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两税一项从唐至宋都没有大的变化，而在宋代工商税收入却突飞猛进。宋代财政收入由开国初与唐朝持平，到中期达到唐朝的两倍以上，完全是工商业的巨大发展，引起工商税直线上升，占财政收入比例不断加大的结果。同时，这也充分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收入的数字是确实的，在统计口径上并没有重大的差别，是完全可以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的。[3]
从熙宁10年的数字来看，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财政总收入的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4]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总计5％，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40000万贯，平均每人4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极少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虽然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但这段历史还是可以让我们在感慨之中受到启迪，至少可以增加一点“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促进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
注：
【1】宋代的财政收入并非全部是铜钱的形式，也有白银、粮食、织物等其他物资，其财政收入的单位应当是贯石两匹……但宋朝财政收入主要是货币，而且在进行统计时均假定一贯铜钱＝一石粮食＝一两白银……这说明这些物资的价值相差并不大，而且其他物资占得比重较小，出现的少量差异不会严重影响总体收入数据的可比性。
【2】白银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两种货币的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银贵时可能一两白银兑换一贯多甚至更多的铜钱，银贱时只能兑换六、七百文铜钱。但总体来说，银钱兑换率是围绕一两白银兑一贯铜钱这一中值在波动的。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货上三中记载宋熙宁时期“用钱四十可致斗米”。明史 志第五十五 食货三中记载“（粮每石）以六七钱为率，无复至一两者”。这也可见宋代一贯铜钱与明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是相近的。
【3】这里的“工商税”是泛指除直接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两税）之外的一切税收，涵盖范围很广，包括营业税、关税、消费税、专卖收入等等，甚至还有贩卖度牒和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但总的来说，这些收入大都来自非农经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工商业发展的面貌，因此以工商税来概括是恰当的。
【4】《水浒传》虽然是元末写成，但其时距宋代不远，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历史修养也很高。他们的作品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人们的生活风貌的。
家园 和兄商榷一下。 如果宋朝果真有那么富裕，北宋的王安石, 蔡京, 南宋的贾似道所进行的变法又为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我提的，是钱穆老先生提的，呵呵）
退一步说，只进行经济方面的比较意义也不一定很大，因为中国汉族人口居住的主要地区-中原，始终要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压迫，在这种情况下，不修武备，就是大肥羊，越肥越好吃。
- 复 和兄商榷一下。
家园 北宋的事情不太清楚,南宋的"富裕"确实不值得称道 南宋最好的时候国土不过北宋的2/3,在财源大大缩水的情况下,南宋税收和北宋差不多持平,盐专卖收入是北宋的3倍,明摆着是刮地皮.南宋官僚对此也是有认识的,贾似道等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但无一例外地失败,演变成苛捐杂税以及对农民的"白条".这样的"富裕",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也不能安抚百姓,不知道有什么用.
- 复 和兄商榷一下。
家园 宋代的钱全耗在冗官冗兵冗费上了 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其实也不算好。
三冗问题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冗兵费用更是耗掉了国家财政的80%。而且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根本。朝廷西北要用兵，但百万冗兵并不可用，练精兵、企边都要花大笔的钱，王安石变法只从开源上动脑筋，想着法子从老百姓身上再多弄些钱出来。并没有对根本上的冗官问题动手。其实王安石就是搞出再多钱出来还是会给冗官冗兵耗干净的。王安石也不敢得罪整个官僚集团，况且新党不少骨干本身都是捞钱好手（趁着新政大捞特捞），王安石却还需要他们推行新政。
至于蔡京等更是假公济私变着法子捞钱的主，他们的变法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想法子给自己捞钱和打击政敌而已，跟宋朝经济发不发达没什么大关系。
- 复 和兄商榷一下。
家园 粗略的分析 宋的富裕，估计很大程度上来自第三产业，而工农业的GDP并没有很大的进步，粮食、棉花、铁的产量不会有惊人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些都不可能。宋的富裕为工业革命打了一个基础，随后被破坏了。
另外，宋的花费很惊人，官员的俸禄在历朝恐怕是最高的，高级官吏不用贪污，就能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官员数目恐怕也是惊人的。至于养在全国的兵就更是一笔糊涂帐了，东京有“八十万禁军”，其他地方的厢军也不在少数。灾荒时还要多。这些兵却不能打仗。边患耗费的铜钱更多。所以搞个好象屈辱的和约，对宋的朝廷是很划算的。
因此王安石要变法，就可以理解了。不仅是捞钱，还要富国强兵。后来的变法只是党争罢了，不是正路子。
家园 好文 napolen兄的好文早年拜读过，今天一读还象当年初读那样，感慨颇多。其实兄台所言经济发展，可是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宋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国家领导层的绥靖和软弱也是够惨痛的教训。至于崖山之悲壮，真是叹一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