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春华秋实——谈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1） -- 花生米

恰恰相反，小公司与大公司竞争的主要手段不是技术创新而是降低成本，大公司的人力成本、管理成本往往是小公司运用低成本竞争的直接攻击手段，只要我比你有价格优势，我就可以打败你。尽管也有小公司通过产品技术创新来打败大公司，但与成本控制上进行的竞争相比绝对是非主流。这一点上随便调查统计一下，结论不难得出。

相反大公司需要利用在研发投入和规模化上的优势拉开与小公司的技术、工艺差距，是其主要手段，因为这两种行为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小公司往往难以做到。这与你在后面分析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如出一辙!当然大公司经常收购有创新的小企业，但是这只是大公司创新的手段而已，毕竟收购一个创新比实现一个创新成本低多了。

而一些小公司的所谓创新，往往是国家或者大机构研究所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被主要管理者或者研发者带出来进一步商品化的结果。绝大多数小公司的创新干脆就是在大公司职务研发的成果，没有向公司申报或者纯粹是偷窃出来，重新运作成产品。(我根本不介意，事实上鼓励这种行为，技术扩散也是创新之一。评价这件事应从三个角度去考虑，社会、应用者、产权人)

总之，小公司实现了大创新和大公司抹杀创新都是事实，但是这些都不是主流。

自利与公利之间必然矛盾吗？人类有理智，能够分清不同的自利有大小，期间也可能有矛盾。如果一种自利需要在利他的基础上实现，并且这种利他比其它的自利行为更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那么这种在利他基础上的自利，就会在其成立的限定条件下成为个体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长期为群体的大多数个体所接受，慢慢就成为了群体道德。

而且公利也有大小，也有互相矛盾的可能。短期公利和长期公利并不必然统一。人类理智的不足是一个原因。正是其导致了“次贷”“传销”这种短视的集体行为，但是这无法成为自利不能实现利他的证据。而且公利是有局限性的，利他是有其针对的群体的，这更符合事实。一个群体的利他可能是以损害另外一个群体为代价，但是针对这个群体的利他，就是这个群体的公利。利害的辩证统一是谁也不能逾越的客观现实，但是利害的辩证统一，也不能否定自利能够实现利他。

商人们的自利必须以利他为基础，否则根本挣不到钱，因为给他钱的人也是自利的。市场就是通过这样的博弈，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当然我反对市场万能的观点，市场只是我们实现利他的手段之一，而且市场也有破坏公利的时候。

现在是赶上来了，否则就是待宰的羔羊，经济模型从来不能和政治，军事分开。而且欧洲的均富模型可以比美国更好的解决技术进步，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虽然他们虽然懒。目前还不用印钞来解决问题

1.2 最后的民间科学家

美国的政治理念，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都算是个另类。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反政府倾向，是自由主义泛滥的巢穴。民主党，这个经常被骂做要搞大政府的政党，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过是个中间派别，根本算不上左派。这种传统，与美国殖民地革命，狂飙西拓和独一无二的地缘关系是分不开的。美国的企业和各色组织，习惯了自由放荡的生活，一直对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身怀敌意。一战时，威尔逊撺掇美国参战，进行了战争动员，结果被美国各界骂了个狗血喷头，认为国家机器在蛮横干涉私人的自由。

具体到科技界，最典型的代表是Frank Jewett，贝尔实验室的老板和1938届国家科学院的主席。他认为联邦政府干涉科研和专利法会减慢科技研究的步伐。因此，联邦政府最好是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

但是即便是Frank Jewett这种极端反对政府涉足科技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联邦政府在国防科技研发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这句话还可以说得再大点，没有美国政府在军事科技方面的投资，美国工业革命的步伐至少要慢半拍，工业产值能否在19世纪后半叶赶超英国都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当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后，英国人一直感到不解，为啥这帮洋基土鳖，能把咱们帝国的制造业给压过去了呢？于是一帮企业家跑到美国去调研，结果发现美国人发明了一种工业生产的利器，可互换零件 Interchangeable Parts。而这东西，乃是当年战争部（今天国防部的前身之一）资助它的项目外包商研发的，起初用在火枪部件的加工上。美国军方与军火商间的勾勾搭搭源远流长，后来更逐渐演化成了吸草民血不眨眼的军工联合体，当然，这是后话。

2战时候，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科技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期间，两个人对美国未来的科技政策走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个人是阿尔弗雷德 卢米斯Alfred Loomis，一个是范内瓦尔 布什 Vannevar Bush。

Loomis 是一个标准的高智商富二代加官二代。他的父母都是来自曼哈顿的望族，而年长他20岁的表哥 Henry Stimson担任过数届的战争部长。Loomis从小就是一个狂热的科学爱好者，在耶鲁大学本科念的是数学和科学。不料在其于耶鲁读书之时，他早已离婚的父亲不幸病故。为了养家，他被迫放弃科学的喜好，前往哈佛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后成为华尔街呼风唤雨的投资大亨。在28年华尔街即将崩盘的前夕，他又果断地将自己的投资卖出变现，结果在股市崩溃后狠赚了一笔。

由于当时投资前景非常暗淡，发了一大笔横财的Loomis索性金盆洗手，在纽约北部著名的富人聚居区燕尾服花园买了一大片地，盖起研究所来。在人生几番折腾后，他终于干起了自己最热衷的事情，科学研究。不过，在燕尾服花园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他勾搭上其研究主任的老婆，45年时与各自的配偶摆脱关系后结婚，成了当年纽约最大的丑闻。

如果没有战争，Loomis恐怕最多也只能算个快乐的有钱人，在燕尾服花园搞搞微波研究和同事的老婆来玩。欧陆的战争将他推到了历史的前台。1940年的英国，正在经历自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溃以来最大的本土危机，不列颠的上空时时刻刻响彻着战机引擎的轰鸣声。英国人此时能抵挡德国空军狂轰滥炸的法宝之一，是它的雷达预警系统。怎奈当时雷达功率不够，非常笨重，无论是运输，安装还是维修都非常不易。此时英国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共振多腔磁控管 Resonant Cavity Magnetron，可以大幅提高功率，减小雷达的体积。但当时的英国，根本不具备工业实力将其大规模生产。此时全世界唯一具备这样制造实力的，就只有美国。

于是一个英国代表团被派往大洋彼岸乞援。Loomis作为常年研究微波技术的人，担当起招待者的角色。他敏锐地觉察到这项技术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小型雷达可以被安置在飞机上，成为抵御德军夜袭和潜艇战的利器。怎奈当时的美国军界，依然弥漫着很强的孤立主义色彩，参与谈判的大部分将军们，认为英国佬很快就会被德国干掉。这时候去支援他们的国防建设，都等与把银子和技术撒给希特勒。最后谈判以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成果而结束。

打不通将军们的关节？不要紧，别忘了Loomis的老哥是干啥的，这时候他又成了不知是第多少任的战争部长。Loomis 向Stimson提出建一个巨型的微波实验室的要求。这个实验室要由战争部来提供资金，但是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军方，研究员从各大院校和企业中征招。这个概念和模式，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联邦政府研发中心 Federally Funded R&D Center。

Stimson本身对这项提议就非常感兴趣，毕竟绝望的英国人已经打算将全套技术转让给美国，加之在一旁蹦来蹦去的人又是自己表弟，所以这项提议很快就批下来了。最大的问题，是实验室该建在哪里。Loomis 于是把自己的俩铁哥们儿，MIT的校长，和时任MIT工程院院长及国防科工委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的Vannevar Bush叫到华盛顿来和他表哥商量。最后四人一投票，3比1，得，就建在MIT吧。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实验室被叫做放射实验室 （Radiation Lab, RAD, 当时原子能还被认为是很难在短期内应用的基础学科）。Loomis 充分发挥他在科技界混迹多年的人脉关系，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将全美国的物理学精英揽至麾下。

RAD作为第一个由联邦政府直接资助的实验室，他的很多特点被战后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室所效仿：

1 群英荟萃：从1940年到实验室被解散的1946年，共有1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过。

2 资金灵活：Loomis亲自张罗各个项目的启动资金。与企业间的合作也不采取竞标的方式，而是Loomis亲自拍板决定，毕竟前线告急时间紧迫。

3 组织松散：Loomis 非常反对科研的官僚组织化。研究组别和领导的选择都是仅按其个人才干来分配的。组与组间互动频繁，大家都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每日工作时间非常长，研究所里充满着同志般的友谊。整个实验室的文秘支持人员非常少，最初建立的时候，有36个科学家，仅有1个秘书。

4 关系通天：Loomis亲自领导Rad的周转，并且直接向国防科工委的Bush汇报。不过很多时候，他会绕过Bush，直接去战争部找他的表哥，通过他表哥施加压力，逼迫军方保守的官僚们接受新研发的科技。

Rad设立的6年，Loomis 将战争部大大小小的部门跑了个遍，说服陆军将Rad开发的技术，融入到其的战术指导框架中去。Rad开发了几乎所有美国军方二战中使用过的微波雷达。另外一个重要的产品，是电波导航系统——长距导航系统 Long Range Navigation，在GPS出现之前，这是使用最广的远距离导航系统。

Rad的成功还促使了曼哈顿计划的诞生。当Earnest Lawrence开始郑重考虑研制原子弹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Loomis，这两人，加上Bush和Stimson，一起去游说罗斯福。罗斯福立马就同意了这个倡议，钦点奥本海默领导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研究工作。整个曼哈顿计划的组织结构就是完全照搬Rad的，而Rad也为曼哈顿计划贡献了11个研究人员。军方本来希望将这个项目纳入他们的官僚系统，让科学家穿上军装，结果由于Rad的成功，这次企图被一枪打回了。

作为一种新思维的创建者，Loomis比贝尔的Jewett前进了一步，科学家不再是歇斯底里地反对政府涉足研发。Loomis 清楚地意识到，政府这个国家机器和大金源，在帮助科技进步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反对政治和官僚体制直接干预科研的过程，认为这是在抹杀科技创新所必备的自由土壤。但在战后，他的思想日趋保守，认为和平年月，Rad这种模式毫无前途，便于46年关闭了Rad实验室。之后他退居燕尾服花园，和二婚的老婆过起了归隐田园的生活，不问世事，直到75年去世。

Loomis本人，在美国金字塔尖这个人群中，算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他为政府与科技界的沟通，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其个人的思想本质，还是一个保守的资本家，反对公权力凌驾于私权之上，只有当国家处于危机中，个人的财富和安全受到威胁之时，它才会同政府机器达成妥协。何况，他那通天的关系网，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慨叹，像他这样的金融家，除了挣钱，还对科学技术，或是其他社会公利事业，真正打心底里热爱的聪明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Loomis，的确像他的传记作者Jennet Conant所言，是美国最后一个民间科学家 Amateur Scientist。之后的美国，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间的区别会越来越大。而作为R&D之本的基础学科研究，在经历2战时期科技研发的狂飙突进后，已经不再是像燕尾服花园那样的私人小作坊能承担得起的了。当Loomis 关闭Rad实验室之时，下一个时代的号角，已经随着Bush的“科技，无尽的边疆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吹响了。

像马克思直白的讨论分配问题的真是太少了。而

而分配问题，并不是平均就好了，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和激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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