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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扒一扒袁王被杀案之 大将军的轨迹 （一） -- 河蟹
家园 扒一扒袁王被杀案之 大将军的轨迹 （一） 说起艰苦奋斗嫉恶如仇，即使是在土鳖党起事时的众豪杰中，如果大将军说自己第二，恐怕再也没有人敢称第一。平江举义后成立五军，“官兵夫的待遇，绝对平等，因此队伍中最苦要算上级负责人，最闲的遂是勤务兵”可想而知“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的非常舒服”的袁王两位山大王距离他心目中纯洁土鳖有多少距离。
虽然说大将军在柏露会议上的表现众说纷纭，但真相肯定只有一个，考虑到大将军早年就有过诛杀恶霸地主欧盛钦的经历，那么在选边时选择支持中央决定，“坚决处决他们”也是合乎大将军性格和情理的。老润反对杀袁王并花了很多功夫说服大家，到底是出于袁王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合格土鳖因而六大政策不再适合他们，还是高瞻远瞩意识到杀袁王会有红军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暂且寄下这一刀值得探讨，至少后来老润跟大将军在茨坪席地而坐交心时说的很清楚，“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以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可见老润保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舅子报告里一遍遍，“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并非无中生有。
应当说老润的袁文才随四军下山是个多赢的方案，无论对袁王本人还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都有益处，六大有关“土匪”的决议的确有左的错误，但鉴于当时条件是否执行如何执行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各根据地领导人对政策的把握和具体当事人的自己的表现，柏露会议争论杀袁王后的一个月，在“东井冈”东固，1929年2月成立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首任团长段月泉也是绿林出身，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第二、四团中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坚定的，后来四军与第二、四团会师时连老润都感叹“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指挥军官的。。。”段本人也从“三点会”古惑仔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王佐本来也极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袁随主席下山后，王佐留在大将军麾下保卫五井，虽然几天苦战后井冈山终被攻破五军败走，但这一期间王的表现是合格的，即使是向来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边界特委，在此间的报告中虽然没有为其摘去土匪帽子，但在具体描述上颇为正面，“五井破后，王佐部队仍埋伏于五井山上，分散力量减少目标，后来敌人屡次搜山，王佐曾与敌人斗争，结果无大损失。惟其旧部历史甚久的绿林兄弟反水者甚多。现在 五井敌人久已退去。王及□□部队准备与遂宁酃永等县豪绅斗争。王对特委尚表现信服。对革命亦有决心，我们对他的关系仍与前一样。”后来边界将王佐所部，未来得及随大队撤走的五军李灿部，还有各县的部分武装编为边界独立团，任命王佐为团长，也体现出了对其信任的一面。
大将军的人马重返井冈山后，王佐为团长的边界独立团按照特委决定编入四军成立六纵队，仍旧是王佐正李灿副，29年5月下旬，王佐自愿参加了五军（四军五、六纵队）出击湘南粤北的行动，据说从没有出过山见过电灯的他在这次出行中大开眼界，大将军也没有对离开老巢到外面游击的王佐“图之”，相反，“所的物资枪弹，是五军与王佐两部平均分的，给王佐部以优厚分配，王佐很满意。其余按边区统一计划分配的，也是和王佐共同商决的，他也是满意的。” 大将军和王佐在湘粤赣边的游击，客观上多少也起到了类似老润带袁文才下山的效果，总而言之，袁王分则有利合则有害，调开即是后来邓乾元报告中解决土匪问题的上策。
大将军和王佐的和谐一直持续到五军受挫安福损兵折将后，未参战的王佐部甚至打开仓库拿出武器补充五军的损失，随后五、六两个纵队合编为五纵队，王佐被任命为纵队长。此时至少在理论上大将军的全部家当都放在了王同学手上，就在王同学的革命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一方欲“把他的枪枝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另一方则“利用湘鄂赣边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不得来了，反被XX（指王佐）的老部下拖去枪枝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60多枝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发形成土匪的尾巴）
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原来已经趋于缓和的矛盾再次激化，也许从边界特委的报告中能看出些端倪来，在5月20日和6月6日的两次报告中未再提及的土匪问题，8月邓乾元报告中又再次提出，而且成了“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至少在邓书记一干人等的眼里，以前尚能合作的王同学已经被脱队回来的袁同学彻底带坏了，现在上策已经用老，中策无法持续，能用的只剩下霸王硬上弓的下策。
然而用下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邓书记，边界党，五军军委乃至大将军本人是十分清楚的，“但若照六次全会所决定的干，则问题仍然是复杂不容易解决。因为土匪的头子是很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时要将他们一网而尽收之是不可能的事，边界天然的形势是利于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亦危矣。”现在边界党和大将军需要中央做出决断。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湘赣边特委：“兹决定湘赣边特委管辖范围为永新莲花安福宁冈攸县酃县，因工作关系改归赣委指导。特派彭西原同志巡视湘赣边工作，并负责传达中央决定，在此军阀混战局面中，各游击战争区域必须力求进攻扩大，所以必须发动群众集中武装扩大红军，关于具体办法请与彭同志切实商议进行。董清同志（即邓乾元）受短期训练后即派回，详细指导信由董同志带回。彭德怀部队以后由赣委指导，与兄处仍发生密切联系。中央”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江西省委给中央的信中证实“中央所派潘××已介绍到湘赣边特”。此时返回平江的大将军已经完成部队整编并恢复五军番号，战力最强的四纵队在十月先行返回湘赣边界，而大将军本人亲率军部及一、三纵队枕戈以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通宝推：恒光明,履虎尾,南京老萝卜,渡泸,铸剑,西行的风,evilpanda,西安笨老虎,家园 太祖的一生，确实是波澜壮阔，这种事情不要说亲历，俺就是站 在旁边看也吓死了。
难怪913副统帅要跑，他自己原来是亲自火并过别人的。
家园 扒一扒袁王被杀案之 二七会议 说起袁王被杀案，无论是史学界的正规军还是网上的818们，对1930年1月18日的遂川雩田会议讨论过很多，雩田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湘赣边特，赣西特和五军军委做出了包括“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的多项决定。
然而由于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张怀万）的反对以及赣西特委内部的分歧，雩田会议的多项决议并未能执行，适逢四军由闽西到达江西藤田，主席在听取了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和红六军军长黄公略的汇报后，决定以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决定于2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等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到达陂头后，即同刘士奇、曾山等着手会议的筹备工作。后因斗争、行动问题的急需，会议提前到七号举行。
那么这次在雩田会议之后，袁王被杀之前召开的联席会议是否涉及到解决袁王问题，这是当年军事强国论坛上民间党史达人“马甲同志”大战彭粉“新潮澎湃”留下的一个疑问，背后的潜台词在于，主席是否有可能在袁王被杀前知道雩田会议解决袁王问题的决定。
“出席会议代表共有50余人，他们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及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及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第六军军委书记、军长黄公略及王如痴、姚起华；苏维埃党团代表李文林；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第六军各纵队负责人；还有东固、纯化、延福、阜田、同水、金滩、富田、儒行、儒林、中鹄、水南、水东各区委代表和泰和、吉水中心县委代表以及陂头附近区域的活动分子等。红五军军委书记彭德怀及滕代远因赣江涨水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刘士奇兼作红五军的代表；赣南特委代表没来得及赶到陂头未能出席。朱德因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陈毅也因故未能参加。”
以上是百度提供的陂头二七会议与会者名单，这份名单几乎一字不拉的抄自1930年10月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工作报告。
雩田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潘巡视员外还有另外九人，比较确定的有大将军和滕政委，其他与会者因资料零散无法考证，当时的湘赣边界特委执行委员有朱昌偕，刘天干，刘真（已牺牲），陈正人（调安福县？），谭思聪，宛希先（已被错杀），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里，苏瑞兰等人。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六军军长黄公略等等都有可能与会。
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未肯定参加雩田会议，但正是江巡视员借口未参加会议不同意雩田会议进而不同意组织上边特和西特合并，不赞同成立六军引发了西特内部的纷争并进而召开二七会议，因而江汉波对雩田会议的内容肯定是知晓的。
江汉波在二七会议上当场被处分，在两个月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涉及六军的部分他这样写道，
“第三纵队，原定将 袁、王部编五百枪，但我离开赣西时，尚未编成，则以袁、王多问题（当时 前委为此曾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徐图解决之，据报载现已解决）”
这里的“前委”两字颇耐人寻味，因为正是在二七会议上决定将“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红四、红五、红六军则分别成立军委，受共同前委指挥。并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如果这个报告里的前委确认是指共同前委，那么前委对袁王问题或是有过意见的，“开除其党籍，并徐图解决之”，
后来刘作抚1930年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在检讨解决袁王的不利影响中，也提到过开除袁王的党籍问题，
解决了袁王在政治是有好影响，使群众认识红军确实能够为群众有利益的，于群众有害的红军即会解决他，但是在政治也有坏的影响，在永新宁冈因为事先布置以及方法上的问题，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九位同志开会Cy 完全没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里来，不过袁王全部没有来永新，来永新的只有一部，袁王来到永新那夜晚开始行动的当场把袁文才打死了，王佐逃跑出城在河里淹死了，当行动时参加的人参加的武装均挂白带子，一般群众以及一般没有参加武装均认为五军叛了（解决袁王主力为五军），非常的恐慌，没有参加的武装甚至与挂带子的武装相打的都有，并且在行动西路行委Cy 书记提来绑着（因不认识），当时Cy 书记恐怖得非常的厉害，以为五军反了，及后遇着一位熟人才放了，假使不遇熟人枪毙了也说不定，袁王的部队又没有完全解决，剩余的七八十支枪逃到井冈去了，因此把宁冈全县组织倒台，因袁王残部经常出山来烧杀，现在袁残部已挂青天白日旗与靖卫团结合
因为事先或者当时没有在政治上撤消袁王的残余和开除袁王的党籍，而 且只是说到袁王是烧杀的土匪，并没有说到背叛革命的袁王，同时提出肃清袁王残部的口号，没有提出夺取袁王残部兵士群众的口号，”
这恐怕也是对江汉波（张怀万）报告的一个旁证。
由此看来，解决“袁王”问题或许是从中央，地方党组织以及军队的共识。
通宝推：恒光明,家园 扒一扒袁王被杀案之 老土们的落幕 袁王案中除了王佐袁文才，还有四十多人被当场打死淹死或事后处决，其中包括井冈山著名的战斗英雄，一人一枪追了敌人二十里的周桂春。然而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样的悲剧既不是开头更不是结尾，俺们冷血一点，跟紧随之而来的反AB团，肃反相比，至少从人命损失的角度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依靠六大决议做为理论指导解决袁王的土籍策划者们很快也将面临着袁王们同样的处境，只不过这次将他们抛出革命航船的依据不再是“土匪”而是“地主富农和十三不靠的AB团”。
二七陂头会议后组成的共同前委在第一号通令中就严厉的指出“赣西南党内有有一严重的危机，既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二七会议还因此开除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并决定枪毙所谓的“四大党官”郭士俊，罗万，刘秀启和郭象贤。不久“这种开除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又与肃清AB团运动纠缠在一起，相互推波助澜，一幕幕更大规模的冤杀悲剧也在各个苏区反复发生。
在参与策划袁王案的主要土籍干部中，龙超清和王怀日后进入江西省行委，龙本人还担任过红二十军第三纵队的政治委员，这一经历也注定了他日后的结局，跟官二代“高富帅”龙超清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类似，王怀也是在外读书时接触的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和传说中子珍大姐的初恋欧阳洛，刘真等人一同回家乡永新闹革命，除掉袁王后不久，这些出身富裕之家的革命者们很快发现“地主富农”几乎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后来1932年5月的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2）第7节， 肃反工作中，详细的介绍当时江西苏区打AB团，肃反工作的一些细节，
“刑法计有120种之多，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在万泰，不论犯人招与不招，每审必用刑，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处决人犯仅有一小部分是在群众大会处决，其余借口群众怕死老，于夜间处决，如省保卫处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甚至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
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教科书上敌人的酷刑，但是在敌人面前保守机密是坚贞不屈，而在党的保卫部门面前则是顽固不化，一连串屈打成招的口供让AB团的名单越来越长，总前委在30年12月3日和5日两次指示信让江西省行委陷入万劫不复，包括龙超清，王怀在内的大批军政领导干部被指控为AB团，这也酿成了后来的“富田事变”。
江西省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一度担任江西省行委书记的王怀是AB团，理由颇有点无厘头的味道“而AB团则利用表现坚决反AB团来表示自己忠实的（如王怀）”，总前委曾在30年12月9日派省行委宣传部长，王怀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时的老同事陈正人带一个排红军去抓捕他，因为后来发生了著名的“富田事变”而未成功，躲过一劫的王怀后来却在很多场合认为，“富田事变的发生有其因果关系”为落水者打抱不平，于是连同老婆一起被抓起来。
工作报告的肃反部分在最后中还提到“国局决定处决之重要AB团团犯于五月底将XX中解往雩都，罗焕南解往赣县，曾炳春，李X安解往公略县，王怀、李文林解往万泰县，于五卅大会处决。”，据说王怀在被行刑前大义凛然拒不下跪，临死前喊了三句口号“我不是AB团”、“我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此前的31年12月，龙超清在江西广昌被错杀，33年5月被诬陷为AB团在大山里躲藏了两年的江西红军独立四团首任团长，躲过了六大“杀土匪”错误政策的前“三点会”古惑仔段月泉被搜出，随即在公略县被处决。
亲手射杀袁文才的朱昌偕参加革命前是缝纫工人，但这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厄运，袁王事件后，朱昌偕一直留在西路分委，后来西路分委跟湘东南特委合并后归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领导，比王怀，龙超清幸运的是朱昌偕未被牵扯到“富田事变”中，苏区中央局于“富田事变”后的31年1月17日明令解散江西省行委，朱昌偕，袁德生还一度代表中央局到永阳处理过解散行委的工作。
然而湘赣省也开始了反AB团，其中的残酷性可以从滕代远1931年7月的巡视报告中略见一斑，
“3.全县（莲花）破获AB 团之后，较重要者杀了一三八○余人。
萍乡县虽曾大批破获反动派AB 团的组织，但还没有彻底的肃清，如大光边
茅店里等处的标语经常有人撕毁，并时常发生无风生波浪造谣言。
茶陵破获大批改组派，现在高龙一带反动组织尚未完全破获。”
朱昌偕以及西路分委其他同志遇害的经过俺们无法了解，但即使是在朱昌偕死去十几年后，在当时湘赣省委的一些领导眼中对他依然有这样的印象，
“湘东南与西路的政策是否完全合乎毛主席的一套，可以考虑，是否比湘 鄂赣好，我看不见得，王震同志昨天的意见可以考虑，永新、吉安，我知道 一些，我看永新一带在富田事变之后，群众较消沉；机关贪污腐化现象相当 严重，西路分委刘其凡是傀儡、一切事经过左娜(永新人，西路分委副书记)，就是朱昌偕与左娜专政， 刘其凡是有点思想的人，有一次会，县委书记联席会，刘天干（永新人，朱昌偕任湘赣边特书记时的副书记）从上海回来， 他与左娜、朱昌偕搞在一起，密谈甚久，也不参加会。。。”
可从一位永新籍老同志在1962年二方面军战史座谈会上的愤怒发言中俺们似乎又可以看到些别的，
“（3）在肃反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把江西人都杀了嘛！县委、县苏的负责人，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或贫雇农出身的都那样杀，不是几百几 千，一共杀了五批，真是杀气腾腾！不把这些人杀了，是可以坚持的。这些 问题，他们是不会讲的。作为经验教训，应该交代一下，不交代一下，怎么对得起江西的老乡？别人不敢讲，我是要讲的。湘赣省委委员没有一个江西人，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要湖南人。部队也是一样，我们退出根据地的时候，团以上干部有几个江西人？后来才提了一些。在肃反和干部问题上，我 认为是有宗派主义的。王明路线就有宗派主义，你是王明路线派来的，还能没有吗？”
按照百度说法，1931年8月后，苏区中央局认定“原西路分委是AB团把持”，湘赣临时省委也认为“原西路分委完全在AB团领导之下。实行反革命阴谋破坏”。原西路分委一些干部立刻被打成AB团分子遭到逮捕。做为西路分委主要负责人的朱昌偕在与湘赣临时省委谈崩后逃往永新梅花山，据说王胡子曾跋山涉水找到过朱昌偕，并打消了朱昌偕发动永新群众对抗临时省委的企图，然而临时省委还是没有放过他，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数千群众围困梅花山，走投无路的朱昌偕拒绝了逃亡白区的建议，举枪自尽。原湘赣边特副书记刘天干，袁王事件发生时受命去捉拿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亦于同年在肃反中遇害。
1932年11月6日，袁文才死后释放罗克绍并通电反共，其时任遂（川）宁（冈）联防总保卫团团总的谢角铭在宁冈阴阳山被红八营刘自成连击毙。与袁王案的大多数土籍策划者相比，他是最后一个谢幕的。
通宝推：mingong,履虎尾,南京老萝卜,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有兴趣的话八一八富田事变 算是主席最大的污点之一。“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都喊出来了。
后来主席被赶出中央鬼都不上门都可以部分归因到这次事件。
家园 富田事件关系重大 肃反，毛的下台，反围剿失败，长征都与此相关，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毛的错误是极少的，更谈不上是污点。
这一系列事件的缘由，中共的历史都说的不清不楚，但在史沫特莱给朱德写的传记里，朱德说了很多，但也没有道出根本。
这可以从杀张辉瓒说起，朱毛和中央都不杀张辉瓒，而是要换取利益，但还是被杀了，是因为张辉瓒在围剿的过程中，屠杀本地百姓，本地人对之恨之入骨，可以说毛的策略，如诱敌深入，运动战等等，与当地人的利益有着根本的矛盾，这便是一系列事件的根本原因。
毛的策略是胜利原则，这没有错误，但当地百姓却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越穷越是在乎眼前的利益，而当地的党组织也是很强的，本来毛的胜利原则，与当地人的眼前利益原则的斗争才刚开始，在上海站不在脚的中央也来了，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先是项英来了，站在了本地人的一边，接着任弼时等人又来了，接着进行肃反，最后博古等人来了，又站在本地人一边，搞壁垒站，武装保卫苏维埃，但他们也清楚，很可能是守不住的，因此疯狂的扩红，准备突围。
毛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错误是很少的，只能说毛的策略在那个时空，上面和下面的人都不支持，上面的人不支持是因为权力，下面的人不支持是因为利益，这才的毛成为孤家寡人的根本原因，毛的工作作风，用人不当的肃反，相对而言只是小问题。
家园 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没有异议 光是伪造太祖的书信打算分裂红军就足够定性，更别说在大战前拖部队离开不参加战斗，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了？贺老总在夏曦乱杀人时也没带领他的部队另立山头。这件事要说缺点不过是事后处理当事人过重，开除党籍军籍即可，但仅凭前两条当事人的责任是没法全部洗掉的。
家园 段良弼还带了几十两黄金到中央告状。 家园 带黄金给中央 是当时各个根据地的任务，何长工回忆他去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就带上了在鄂东南筹集的黄金，因为在根据地时用的是土称，到了上海入帐时还多出几十两来。
段良弼给中央写过一个有关富田事变的报告，段本人在报告最后向中央自请处分，并要求到苏联学习。他们还以为中央是李立三当家，没想到中央已经换人开始肃清“立三路线”了。
家园 问题是在中央给出决议前这么行动就是绝对的反革命了 湘鄂西的那些被夏曦杀掉的人被抓前也有过向临时中央告状，但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分裂的实际举动，特别是富田事变前正值白军发动反围剿，他们做的正是凯申帝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