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扒一扒袁王被杀案之 大将军的轨迹 （一） -- 河蟹

说起艰苦奋斗嫉恶如仇，即使是在土鳖党起事时的众豪杰中，如果大将军说自己第二，恐怕再也没有人敢称第一。平江举义后成立五军，“官兵夫的待遇，绝对平等，因此队伍中最苦要算上级负责人，最闲的遂是勤务兵”可想而知“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的非常舒服”的袁王两位山大王距离他心目中纯洁土鳖有多少距离。

虽然说大将军在柏露会议上的表现众说纷纭，但真相肯定只有一个，考虑到大将军早年就有过诛杀恶霸地主欧盛钦的经历，那么在选边时选择支持中央决定，“坚决处决他们”也是合乎大将军性格和情理的。老润反对杀袁王并花了很多功夫说服大家，到底是出于袁王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合格土鳖因而六大政策不再适合他们，还是高瞻远瞩意识到杀袁王会有红军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暂且寄下这一刀值得探讨，至少后来老润跟大将军在茨坪席地而坐交心时说的很清楚，“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以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可见老润保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舅子报告里一遍遍，“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并非无中生有。

应当说老润的袁文才随四军下山是个多赢的方案，无论对袁王本人还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都有益处，六大有关“土匪”的决议的确有左的错误，但鉴于当时条件是否执行如何执行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各根据地领导人对政策的把握和具体当事人的自己的表现，柏露会议争论杀袁王后的一个月，在“东井冈”东固，1929年2月成立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首任团长段月泉也是绿林出身，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第二、四团中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坚定的，后来四军与第二、四团会师时连老润都感叹“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指挥军官的。。。”段本人也从“三点会”古惑仔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王佐本来也极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袁随主席下山后，王佐留在大将军麾下保卫五井，虽然几天苦战后井冈山终被攻破五军败走，但这一期间王的表现是合格的，即使是向来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边界特委，在此间的报告中虽然没有为其摘去土匪帽子，但在具体描述上颇为正面，“五井破后，王佐部队仍埋伏于五井山上，分散力量减少目标，后来敌人屡次搜山，王佐曾与敌人斗争，结果无大损失。惟其旧部历史甚久的绿林兄弟反水者甚多。现在 五井敌人久已退去。王及□□部队准备与遂宁酃永等县豪绅斗争。王对特委尚表现信服。对革命亦有决心，我们对他的关系仍与前一样。”后来边界将王佐所部，未来得及随大队撤走的五军李灿部，还有各县的部分武装编为边界独立团，任命王佐为团长，也体现出了对其信任的一面。

大将军的人马重返井冈山后，王佐为团长的边界独立团按照特委决定编入四军成立六纵队，仍旧是王佐正李灿副，29年5月下旬，王佐自愿参加了五军（四军五、六纵队）出击湘南粤北的行动，据说从没有出过山见过电灯的他在这次出行中大开眼界，大将军也没有对离开老巢到外面游击的王佐“图之”，相反，“所的物资枪弹，是五军与王佐两部平均分的，给王佐部以优厚分配，王佐很满意。其余按边区统一计划分配的，也是和王佐共同商决的，他也是满意的。” 大将军和王佐在湘粤赣边的游击，客观上多少也起到了类似老润带袁文才下山的效果，总而言之，袁王分则有利合则有害，调开即是后来邓乾元报告中解决土匪问题的上策。

大将军和王佐的和谐一直持续到五军受挫安福损兵折将后，未参战的王佐部甚至打开仓库拿出武器补充五军的损失，随后五、六两个纵队合编为五纵队，王佐被任命为纵队长。此时至少在理论上大将军的全部家当都放在了王同学手上，就在王同学的革命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一方欲“把他的枪枝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另一方则“利用湘鄂赣边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不得来了，反被XX（指王佐）的老部下拖去枪枝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60多枝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发形成土匪的尾巴）

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原来已经趋于缓和的矛盾再次激化，也许从边界特委的报告中能看出些端倪来，在5月20日和6月6日的两次报告中未再提及的土匪问题，8月邓乾元报告中又再次提出，而且成了“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至少在邓书记一干人等的眼里，以前尚能合作的王同学已经被脱队回来的袁同学彻底带坏了，现在上策已经用老，中策无法持续，能用的只剩下霸王硬上弓的下策。

然而用下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邓书记，边界党，五军军委乃至大将军本人是十分清楚的，“但若照六次全会所决定的干，则问题仍然是复杂不容易解决。因为土匪的头子是很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时要将他们一网而尽收之是不可能的事，边界天然的形势是利于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亦危矣。”现在边界党和大将军需要中央做出决断。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湘赣边特委：“兹决定湘赣边特委管辖范围为永新莲花安福宁冈攸县酃县，因工作关系改归赣委指导。特派彭西原同志巡视湘赣边工作，并负责传达中央决定，在此军阀混战局面中，各游击战争区域必须力求进攻扩大，所以必须发动群众集中武装扩大红军，关于具体办法请与彭同志切实商议进行。董清同志（即邓乾元）受短期训练后即派回，详细指导信由董同志带回。彭德怀部队以后由赣委指导，与兄处仍发生密切联系。中央”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江西省委给中央的信中证实“中央所派潘××已介绍到湘赣边特”。此时返回平江的大将军已经完成部队整编并恢复五军番号，战力最强的四纵队在十月先行返回湘赣边界，而大将军本人亲率军部及一、三纵队枕戈以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东风果然及时吹来了，“恰此时中巡彭同志及边特来信，调五军回边特解决袁、王”，大将军心领神会，“五军军部即率一、三纵队迳返井冈，二纵队则令折返万载。”29年12月，五军一、三纵队在萍乡、莲花、茶陵和攸县一带游击，一月先期到达湘赣边的四纵队参加攻打吉安后回到永新与军部会合，随后向万安、泰和、遂川一带游击。

大将军之心虽然不是路人皆知，但肯定被当时的湘鄂赣边特委代书记袁国平看出了端倪，在其1929年11月21日《湘鄂赣边特委关于政治、党务、军队情形的报告》中一语道破天机，“五军军部率一、三纵队退井冈真意图大约在集 中一、三、四纵队混合改编，并就使整顿袁、王所部，但当此军伐混战的时 期，放弃中心区工作和乘时解除地主武装，相机应付军伐战争，而以最大之 兵力屯集于不占军事、政治重要地位的莲花，宁冈等县，实在是失策。 ”袁同志后来能在三军团被当做“军事理论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的，目光如炬！

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彭清泉，彭西原）在土鳖党早期革命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27年跟老润一道酝酿秋收起义，客观的说在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问题上，潘心源是比较冷静的，他在1929年7月2日写的《关于湘东各县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曾专门提到对“土匪政策”的意见，认为平江、浏阳党组织对土匪采取杀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是不明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的作用和经济背景”，“未尝不可以利用他们做为革命的助力，如果专门去杀，便只有增加自己的敌人，无意中帮了敌人。”而此番潘同志初到边界就开始就袁王问题布局，加上他中央巡视员的身份使得这些举动背后透着一股浓浓的“奉旨”味道。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据，但从事后的一些报告里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潘巡视员系“中央派来解决袁王问题”应当是确切的。

大将军由湘鄂赣返回时边界已经发生了巨变， 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特好，11月初湘赣边界特委搬进永新县城，标志着湘赣边界革命的中心从过去的宁冈井冈山移到永新，同时也意味着井冈山不再是一个唯一的，不可或缺的根据地。也是在此前后，边界党中唯一与袁王私交深厚的宛希先为其冤杀特委常委刘真的妻子，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付出了代价，被永新县赤卫队击杀在永新大湾村。再加上“柯湘”何长工随五军五纵队李灿部游击鄂东南，至此无论是“印把子”还是“枪杆子”的力量对比上，袁王已处于绝对劣势，瓜熟蒂落的时候不远了。

1930 年1月18日至21日, 在中央巡视员潘心源的主持下, 中共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雩田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边界党和军队的有关议题，会议产生了五条决议，

（一）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

（二）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 准备积极夺取吉安,

（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 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

（四）坚决的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

（五）坚决的将袁、王解决。

由于雩田会议直接史料的缺乏，日后有关会议的决议均从其他报告中间接得到，俺引用的这个版本源于《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北鄂南等地 工农革命军的情形》，俺们关注的第五条亦有不同版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的有关文字是“决定予以武力解决”；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事记里则是“研究了攻打吉安，将赣西，湘赣边界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成立红六军及袁文才、王佐的处理等问题。”

雩田会议涉及到了解决袁王并有决定，这一点目前没有疑义，但会议是否决定了解决袁王的具体办法？或者说是否象一些文献推测的那样在那次会议上已经决定下套给袁王，诱使其所部到永新县城然后解除武装制裁袁王？还是类似后来张怀万报告中透露出的，将袁王部调出编入六军第三纵队，“开除其党籍，并徐图解决之”？

如果事先是在小范围内密谋，按照一般的逻辑应该尽快实施以免夜长梦多，而做为武力解决袁王的主力五军更应该加紧部署，可雩田会议后的五军又都有哪些动作呢？根据三军团史记载，

“1月28日，五军一、三、四纵队在泰和县城西马家洲击溃敌人两个营，缴枪300多支；2月7日五军主力在吉安城西面的横家渡击溃敌人一个团，缴获步枪100多支，重机枪一挺，以及大批弹药和给养，10日红五军主力返回永新苏区，先后在永新安福的边界，和安福南部的洲湖地区进行整训，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

从五军的这些行动来看，从1月21日雩田会议结束一直到2月10日间的20天里，大将军并没有任何针对袁王部的举动，五军洲湖整训期间，中央巡视员潘心源还登门造访大将军并且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如果雩田会议当时就密谋出诱骗袁王部到永新加以解决的计划，大将军和五军不加紧准备平叛而是频繁出击显得有些不合常理；同样做为解决袁王问题最高决策者的潘巡视员似乎也淡定过头，不在预设战场永新运筹帷幄协调各方，跑大将军这里大谈特谈红军的战术问题和时局变化蒋冯大战也颇有些不可思议。因此俺个人推测即使雩田会议产生了解决袁王的具体部署，后来在永新实施的也肯定不是那时讨论的方案，促成最终悲剧性结局的是袁王活捉罗克绍的突发事件。

应该是在大将军和潘巡视员促膝恳谈的期间，2月中旬，袁文才王佐各一部，日夜兼程奔袭茶陵江口活捉茶(陵)酃(县)宁(冈)3县团防总指挥罗克绍并带回新城，这次斩首行动事先没有汇报，事后不杀罗克绍也没有向特委和宁冈县委解释，放在当时红白间你死我活的大背景下，再加上之前已经交织了多年的矛盾，可以想象，当谢希安将这一情况汇报给龙超清和边界特委后所引起的震撼，这一变故最终导致特委放弃原有的设想决定当机立断，从重从快解决袁王。

2月22日袁文才王佐各留部份人守山，主力开往永新，在新城北门外的草坪上，袁文才动员，“上级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配合红五军打吉安。。。”从袁文才的动员来看上级指示合乎情理，因为二七陂头会议后整个江西工作的重点就是打吉安，1930年2月14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及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中的六个中心口号都是打吉安，

1、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2、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

3、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

4、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

5、打到吉安消灭军阀混战。

6、打到吉安武装拥护苏联。

袁王部队到达永新的时间大约为下午5点钟，当晚边界特委（西路行委）和各县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潘心源开出袁王五条罪状，而袁文才一一辩驳，“弄得巡视员哑口无言”，潘巡视员当即拔出手枪拍在桌上，王佐也拔枪相向，与潘心源对斥。。。说实话俺不太相信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潘巡视员会被袁文才驳斥的哑口无言，但事以至此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就是袁王当场认怂恐怕结果也是一样。

是夜朱昌偕，王怀或者陈正人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夜奔五军军部请求大将军发兵永新干预，这个重量级的信使团也从另一个侧面否定了事先已有密谋诱杀的可能性，否则的话派一两亲信小校传信大将军按之前约定的精囊妙计发兵即可，何必烦劳两位或三位常委大驾呢？更何况朱委员第二天还要扮演枪手的角色，就不怕来回奔波几十里透支了体力？惊讶于形势如此急转直下的大将军随后召开军委临时会议，大将军本人与特委共同商定派出四纵队一部赴永新，藤政委做了动员后部队在郭炳生，张纯清带领下于23日晚出发去永新, 2月24日拂晓前包围袁王部队驻地。

有了大将军的人马助阵，吃了定心丸的边界特委在24日凌晨开始动手，朱昌偕亲自带队第一个冲进袁文才的房间亲手开枪击毙袁文才和李筱甫，而此时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还未赶到王佐驻地，受惊的王佐带领数人出东门企图逃回井冈山，因通往宁冈方向的浮桥被五军拆断，王佐落水溺亡，三天后尸体浮出被发现。总的来看这不算是一次组织严密的围捕，王部大多数人都逃走了，袁部也有一部分逃回，曾经为王佐部下的张国华将军后来回忆在整个过程中“袁、王部队没有打一枪”显然与其他亲历者的回忆有出入。

整个事件中袁王所部共有四十多人被打死，被缴械的战士被关了三天后自己选择去留，愿意回家的给了路费，愿意留下的部分编入五军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至于枪支，“十分之六留作宁冈赤卫队武装，十分之四编为红军六军第三纵队。”大将军自述中所坚称的未拿袁王部一枪，还是有藤政委报告做背书的。

1930年4月9日赣西南特委通告（列自第一号）

（一）赣西南党今后的任务：（1）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2）彻底分配土地。（3）扩大苏维埃区域。（4）武装工农扩大红军。

（二）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文才、王佐、并要求注意宣传工作，争取袁，王群众。

（三）大会选举十七同志组成赣西南特委（其中有湘赣谭思聪）。为便于指挥各地区工作，决定在特委下设方，东、西、南、北四路行委

全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平反决定，追认袁文才、王佐为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接见了袁文才、王佐的妻子，表达了对袁文才、王佐的怀念之情。但此事长期鲜为人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公之于众。

以下全属俺的主观臆断，袁王二人的生活方式和作风与大将军截然不同，这使得刚刚加入土鳖阵营并对土鳖理想主义充满憧憬的大将军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六大对于“解决土匪”的错误政策更使得大将军这种原本朴素的反感上升为路线之争，和王佐并肩作战的一段经历一度多少改善了大将军对他的看法但不幸袁文才的回归又使得这一份来之不易的信任烟消云散。

大将军29年底返回湘赣边界，配合中央和边界党解决袁王问题是其主要使命之一，但在整个解决过程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将军是顾忌的，大将军并不仅仅是猛张飞，是一个威慑者迫使袁王就范还是两手沾满鲜血的打手大将军有自己的选择，但最终罗克绍事件的出现打破了既定方案，大将军本人和所部亦被直接卷入其中，成为大将军一个甩不掉的历史包袱。

袁王这对“老庚”同年生同年死，虽然同被称为“土匪”，然而从众多老同志们的回忆文章中来看，对他们两人的看法显然是有所区别的，王同学算是比较单纯的绿林人士，而袁同学。。。则要复杂的多，谁让他读过书算是知识分子呢！

袁同学小时候家庭小康，从7岁开始断断续续在私塾读书，年轻的袁同学本来还是抱着进入体制混出个人样这样的幻想，无奈在一个拼爹的年代里他毫无悬念的体会到了现实的骨感，不但上升通道被阻断，连他的发妻也跟当地劣绅谢冠南的儿子谢殿一有了不正当关系，受辱的袁一怒之下休妻。后来被主席称作“袁嫂子”的谢梅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白道走不通走黑道，袁同学怀着对土豪劣绅的仇恨暗中加盟马刀队，然而后来的一次阴差阳错，他的母亲又被前来进剿的官兵杀死，新仇旧恨让袁同学彻底抛弃幻想，从此公开上梁山担当马刀队的参谋长。也是在那一年，袁同学遇到了他命运中的“萧何”，江西省议会议长的儿子，怀着一腔热血回乡闹革命的富二代龙超清，由此袁同学受招安再起义再到加入土鳖党展开他生命中最绚烂的一段。。。

后来主席上井冈山这段各种正史野史无数俺不再重复，那么袁同学跟组织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当地的土籍干部对他有偏见，那么为什么杨开明，邓乾元，五军军委以及中央巡视员潘心源这些外来户都不约而同的对其深恶痛绝，仅仅是六大错误路线或者袁本人一些“绿林习气”的影响吗？也许从参与改造过袁文才部陈伯钧上将的回忆中或许能看出些原因来，

“袁文才对革命是不大彻底的，他说：“宁冈不搞土地革命，要搞到外面去搞。”朱、毛会师后他才改变这种态度，袁文才的心思多一些，而王佐野蛮些但性情爽直。毛委员对袁文才，刘辉霄，王佐等人的策略是：采取利用，逐步提高认识的办法，有步骤的促使他们进步和走向革命。毛委员的脚背烂了住在茅坪，袁文才招待的非常好，对他的部下说：“毛委员就像皇帝的左右大臣一样，招待好他，将来我的赣西总指挥还能当。”当我们力量小时，他就戒备，力量大时，就更靠拢我们。”

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也是袁同学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成为宁岗地区客籍利益代言人，否决宁岗县第一次土地分配；借口巽峰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将其烧毁；甚至发展到纵容部下枪杀土籍的宁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文庚宗，激起宁冈数千土籍农民出走的事件，这些事迹显然无法让土籍党员和那些外来户们对他产生好感。

在决定袁王命运的柏露会议上主席做了很多工作才阻止湘赣边特委、永新宁冈县委和红五军的一些负责人力主遵照决议立即除去袁文才、王佐的想法,最后决定将袁王分开，袁同学随四军下山王佐随五军留守，对照下著名毛派人士，后来的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后来八月报告中解决袁王的上中下三策，

“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些[此]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上面已言之）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园[？] 的，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

跟四军下山或许是彻底解决袁王问题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袁同学如果安安分分跟着主席日后必定位列上将军，然而鬼使神差袁同学终于在东固脱离四军重返井冈山，他个人，他的老庚王佐还有整个井冈山根据地都不可避免的滑向深渊，1930年2月24日凌晨朱昌谐的一声枪响袁同学灰飞烟灭，而诛杀袁王的决策者中就有当年介绍他入党的龙超清，“成也超清败也超清！”

当时的边界委员陈正人后来回忆到，1930年10月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他向主席汇报过袁王被杀的经过，主席的回答是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然而几年之后，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主席又一次提到了袁王，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60)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 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联想到大将军自述中那一段“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以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可以说主席早就把袁同学看透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西行漫记》的一些版本中，这段话到了“。。。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就结束了。

看来大胖子对俺的贴没兴趣撒

按照近期的历史正剧，宛希先是润同志的“死党”。他是啥时候平反的

环宇兄是高手，见笑了，

宛希先是七大期间平反的，他死的时候主席刚刚重返四军应该是过很久才知道他的死讯，按《党史人物传》的说法主席后来还写信给边界特委要求调宛希先回四军工作。

是不是东哥死党不好说，张宗逊回忆中提到过宛同志比较左“错杀了几个人”，同时指出主席在三十一团的另一员大将，影视作品里跟宛同志亲密无间的张子清也曾批评过宛希先执行政策“左”。

“八月失败”后井冈山根据地搞了次“洗党”运动，宛希先在洗党过程中有一些过激举动与当地干部产生了龌龊，被人称作”暴君“，俺个人认为主席留下他在井冈山有协调当地土客籍干部矛盾的企图，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宛希先不仅未能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最终也酿成了自身的悲剧。

我看过的好像真没有。

但当年根本没有留意版本问题--文献考据意识完全没有。

我手上一个PDF版的127页是全的，

翻译的问题，袁、王二人似乎不是 擅自离开井冈山，而是不肯离开。要是他们肯随着润同志到瑞金去，就离开了矛盾中心，或可免杀身之祸

把国际友人唬住了，好一个“组织起来的苏维埃化的有能力自卫的农民”啊，党内斗争的背景就全隐去了

称呼她们为嫂子，肯定了袁王二人的功劳，在此前1950年两人就已经被江西政府确认为革命烈士，现在二人在井冈山也有雕像，这个是最终的盖棺论定。

袁王说到底只是地老虎，要离开自己的老家为别的地区闹革命这个思想转变并不容易，这在当时以农民为主的红军中是很正常的现象，八月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来自湘南的二十九团执意要离开井冈山地区回老家，后来在一次反围剿迁徙大部是湘鄂人的红三军团同样有过不过赣江的争论，被老彭用自己的威望压住，一次反围剿虽然胜利，但红三军团原来活动的根据地也变成了游击区，看着自己的田地和乡亲被白军残害，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在七大之前，没有见到TG单独解决原来错误路线带来的残余问题的例子，段德昌也是七大才平反的，虽然夏曦的错误早就被指出和部分纠正了。

按照现在比较流通的介绍：三湾改编时，宛同志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

之后，任1团政治部主任兼1营党代表，并被增补为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和张子清、伍中豪等同志为润同志能牢牢掌握住自己手中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帮助甚大。

另外，都说宛同志和王佐关系很好，所以才成了土客两帮冲突的牺牲品，从出身来看，他在井冈山是个外人，和双方之前都没有纠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