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 京华烟云AMIP

当年，在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同时来北京的女真朝贡使团里，很可能包括一个名叫舒尔哈齐的女真人。前面说过，这个名字是“小野猪皮”的意思，他是野猪皮先生努尔哈赤同母所生的大弟弟。按照曾出使建州女真的朝鲜使团的说法，此人“体胖壮大，面白而方，耳穿银环，肤色与其兄一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舒尔哈齐都是兄长努尔哈赤的左右手，或者说是建州女真的第二号人物。如果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舒尔哈齐所扮演的角色，与成吉思汗崛起阶段的哈撒尔十分类似。

哈萨尔（Hasar）是铁木真的同母大弟弟，又译做哈斯尔、合撒儿、合撒尔等等，据说这个词在蒙语中是“猛兽”的意思，亦说为“天狗”之意。而哈萨尔也确实人如其名，据说他力气极大，能徒手将一个人如木棍般折为两段，并且箭术极其精湛，因而又被人称为“哈布图”，大概是“神箭手”之意。

蒙古早期史料记载，这位猛兽般的弟弟是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主要助手，其战功仅在铁木真本人之下，尤其是是在消灭蒙古草原强大的克烈部的战争中，哈萨尔更是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当时，哈萨尔以与兄长不和为理由，投奔了克烈部首脑王罕（铁木真的义父，曾在公元1203年大败自己的这位义子），在取得对方信任后，与哥哥里应外合，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了王罕，并导致这位高原王者在逃亡过程中被乃蛮人所杀。

克烈人从此融入了蒙古人之中，他们此前的族源含混不清，有人说来自突厥人，也有人说本来就是蒙古人，但是起码到了元朝，克烈人已经被当做了蒙古人，位列“蒙古七十二种”之一。蒙古帝国的许多要人都出自克烈部，其中就包括唆鲁禾帖尼，此女为郭靖大侠的安达拖雷的老婆，她是王罕的侄女，因为生下了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和旭烈兀四位帝王，而被后人尊为“四帝之母”。

而更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克烈人，以及杀死王罕的乃蛮人，竟然都是基督徒！他们信仰基督教的一个非主流派别——景教，即聂斯脱利派，由于教义纠纷，该派于公元431年被逐出罗马帝国控制的正统基督教会，随即向波斯、印度以及远东地区发展，大约在隋唐时传入中国。景教的故事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表。

攻灭克烈两年之后，在攻打乃蛮的战争中，哈萨尔又替哥哥指挥中军，风头一时无两。就这样，在哈萨尔等精兵强将的协助下，铁木真终于一统蒙古草原，称“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他随即投桃报李大赏群臣，弟弟哈萨尔也被赐予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四千户的封地。

统一女真的战争中，舒尔哈齐的表现与当年哈萨尔大致相仿。史载舒尔哈齐在战斗中勇敢无畏，被人们称为“达尔汉巴图鲁”——这是个蒙语词组，“达尔汗”本意是“铁匠”，后来引申为“勤劳”；“巴图鲁”则来源于“巴特尔”，又写做“拔都”，是“勇敢”或“勇士”的意思，叫这个名字的蒙古人相当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成吉思汗的孙子、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拔都汗。“达尔汉巴图鲁”，合起来就是“劳苦功高的英雄”。

著名的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在今天的抚顺新宾县）自称“女直聪睿贝勒”，建立了自己政权的雏形。舒尔哈齐也自称贝勒，做为女真二把手，他麾下有四十多名将领，统率着五千多人马，相当于当时女真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左右。因而在当时明朝给予女真人的公文中，舒尔哈齐常常与努尔哈赤并列称呼，显然帝国当局认为或故意认为，这兄弟二人是平级的。

不仅如此，舒尔哈齐曾多次代表建州去北京朝贡，与朝廷官员多有交往，他的一个女儿还成为了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的妾室。帝国政府及其辽东当局对这位女真酋长也颇为尊敬，每次都赐予兄弟二人同样的礼物，使者见面时也对他俩行同样的礼节。而按照后来的一些说法，这位很受朝廷优待的女真二号人物很可能有亲明的倾向，对于兄长处心积虑削弱挖帝国墙角的阴谋，并不积极甚至还很反感。

按照朝鲜外交使团的说法，并列女真贝勒后，舒尔哈齐似乎有意与兄长较劲，哥哥杀猪宽待使者，弟弟就屠牛进行招待；哥哥对使者给予赏赐，弟弟也要馈赠。不仅如此，舒尔哈齐还对朝鲜使者说了，他们下次如果来送礼，给自己的礼物一定要和给哥哥的一样——“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不甘心居人之下的舒尔哈齐，心里头大概已经有什么想法了，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明朝故意调拨离间的结果。

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即公元1599年，在消灭哈达部的战争中，舒尔哈齐的部队明显出工不出力，遭到努尔哈赤斥责，兄弟二人大吵一架，双方的矛盾终于公开化。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即公元1607年，建州女真进攻乌拉部，由于后者与舒尔哈齐有着姻亲关系，因而小野猪皮贝勒在战争中按兵不动，导致此战功败垂成。

努尔哈赤大怒，坚持要处死弟弟的两名主要助手，而舒尔哈齐寸步不让，宣称杀他俩就等于杀我，“若杀二将，即杀我也”！两人剑拔弩张。最后哥哥虽然做出让步，以罚款免职代替了处死，但从此以后再也不委任弟弟任何差事，而女真人的财富都是靠战争抢掠来积累的，不能打仗无疑是断了财源，因而舒尔哈齐的部下们对他怨声载道，进而离心离德。受此冷遇，心高气傲的女真二号人物当然愤愤难平，甚至自称“生不如死”。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小野猪皮遂暗地策划离开哥哥独立发展，他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些部下偷偷跑到今天铁岭东南的黑扯木，打算自立门户，此地与明军重镇铁岭及自己的姻亲乌拉部都很近，与二者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刚刚行动，努尔哈赤就迅速做出了反应，立即派兵包围黑扯木，将弟弟一帮人统统抓了起来。

显然，“郑伯克段于鄢”决不是偶然发生的，哥哥事先早已布好了眼线和陷阱，就等着弟弟自绝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而对这一时刻，努尔哈赤实在已经等了太久。

如果舒尔哈齐事先知道哈萨尔当年的遭遇，不知道他是否会引以为鉴并提高警惕。据说，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位劳苦功高但又有些桀骜不驯的弟弟十分忌惮，终于发展到想要除掉后者。只是在他们的母亲诃额仑太后的干涉下，铁木真才不得不罢手，但仍将弟弟的部属大幅削减至1400人，此事最后还导致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老太后抑郁而终。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大举西征，从此掀起了席卷欧亚的黄色狂飙，而在此之前哈萨尔就已经死去，许多人猜测他很可能是被自己兄长谋杀的，毒死他的凶手据说是一位堪与诃额仑太后媲美的蒙古女中豪杰——其嫂子也就是成吉思汗的老婆孛儿贴，她为世界之王生育了四个横扫欧亚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

与同病相怜的哈萨尔类似，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在被捕两年多以后的农历八月十九日即公历9月25日，女真人曾经的二贝勒舒尔哈齐在一团迷雾中神秘地死去，对于他的死，清朝的各种史料似乎都十分忌讳，因而涉及极少，比如《满文老档》中便只有寥寥数语：

“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卒。”

据说，舒尔哈齐临死前受到了残酷虐待，他就像任我行那样，被囚禁在一间漆黑暗室之中，身体用铁锁锁住，屋子里家徒四壁，仅有两个孔穴给他送食物，很难想像这两年多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经历了自己所有部众被兄长吞并，按照《满文老档》的说法，努尔哈赤“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他的两个儿子阿尔通阿和扎萨克图被伯父杀死，另一个儿子阿敏也差点儿丢了性命。万念俱灰之下，也许死亡对“生不如死”的舒尔哈齐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吧。

相比残酷对待侄子的野猪皮先生，成吉思汗简直可以说是天使。哈萨尔的后裔都受到了善待，其次子移相哥是位像自己父亲一样的神箭手，在成吉思汗举办的一场射箭大赛上，他竟然在335步（起码百米以上）的距离射中靶心，使得伯父大加赞赏，甚至专门为其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此事，该碑至今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院。移相哥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蒙文石刻，上面刻着成吉思汗时代根据回鹘文（也称畏兀儿文）而创造的老蒙文。

等到忽必烈称帝，齐王便成为哈萨尔家族的世袭爵位，一直到元朝灭亡。再往后，哈萨尔的七世孙阿克萨噶勒代有两个儿子，长子阿鲁克特穆尔成为蒙古科尔沁部的始祖，而次子乌鲁克特穆尔则成为蒙古和硕特部的始祖。后面还要提到这两个蒙古部族，暂且留个话头。

不过，也许是终于认识到先辈的恩怨不应传给后人，也许是因为这个侄子打仗实在是有一套，努尔哈赤最后还是重用了阿敏。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后，后金汗王宣布，自己的三个儿子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海（即皇太极）和侄子阿敏一起被授予“和硕贝勒”的头衔，哥儿四个从此号称“四大贝勒”，而阿敏——前面说过这个名字来自蒙语，意为“生命”——由于岁数较大，排位仅次于最年长的大贝勒代善，因而被人们尊称为“二贝勒”。

其实，女真原本的大贝勒，并不是身为努尔哈赤次子的代善，而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子兼法定继承人——爱新觉罗.褚英，与叔叔舒尔哈齐很像，这位王子作战也极其勇猛，曾被自己的父亲赐予“洪巴图鲁”的名号——“洪”可能是汉语“皇”的转音，意为“大”，“洪巴图鲁”即“大英雄”——更又被早早确定为汗位继承人，有权代父执掌后金国政，也就是处理汗国的日常事务。

由于战功赫赫，褚英还被父亲授予“阿尔哈图土门”的荣誉称号，“土门”也写做“图们”（就是中朝边境那条大江的名字），女真语意为“万”，又引申为“万户”，“阿尔哈图”则是“谋略”的意思，合起来为“足智多谋的万户”，写成文言就成了“广略贝勒”（这也是他的弟弟皇太极即位后追尊兄长的正式封号）。很显然，这应该是一位有勇有谋的青年将军，而由于其特殊身份，人们通常又尊称他为“广略太子”。

不过，褚英执掌后金国政不久，努尔哈赤就接到汗国几乎所有高层的联合投诉，投诉者中既包括褚英的弟弟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海（即皇太极）和堂弟阿敏这几位贝勒，也有号称与汗王“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开国五大臣”，即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

相比几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宗室贵族，也许五大臣的投诉更令努尔哈赤重视，他们都是追随努尔哈赤多年的老弟兄，相当于刘邦的樊哙、曹参，亦或成吉思汗的木华黎、速不台，对汗国政事具有极重的发言权。相传，努尔哈赤曾与老哥五个结拜为兄弟，当后来他们陆续去世后，汗王曾哭着表示：“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

据满文史料记载，投诉者们声称褚英太子犯有如下恶劣罪行

第一，在四贝勒与五大臣间挑拨离间，造成彼此不和；

第二，勒索弟弟们的财物和马匹；

第三，尤其恶劣的是，他竟敢扬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眼见大伙集体反对，努尔哈赤不得不做出表态，把褚英狠狠训斥了一顿。按照《清史稿》的说法，遭到父亲的批评后，褚英“意不自得”也就是很不爽，他于是“焚表告天自诉”，向老天倾诉委屈。但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马上被政敌们定义为“诅咒”，至于是诅咒汗王还是诅咒诸贝勒大臣就不重要了。褚英于是再次被告发，面对着沸腾的民意，努尔哈赤终于宣布，将众叛亲离的长子“幽禁”起来。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农历闰八月，在同样被监禁了两年之后，褚英像自己的叔叔舒尔哈齐一样神秘地死去。关于褚英的死因，各种史书包括女真人自己的史料，记载都极其晦涩，而即使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后人认为也很可能经过了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篡改。比如《清史稿》只说他“乙卯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而《满文老档》则压根没提此事。而明朝人则传说，褚英是因为劝谏父亲不要背弃有情有义的大明帝国，才被残暴的父亲处死的，因为就在褚英死后的次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称汗，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

不过幸运的是，现代又发现了《满文老档》更早的版本，这就是人们所称的《老满文原档》或《旧满洲档》，里面对褚英之死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

很显然，努尔哈赤是在“众子侄、诸大臣”施加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处死自己的长子兼继承人的。尽管按照朝鲜李朝人的说法，“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这里的“奴酋”就是努尔哈赤，明人和朝鲜人很无聊地将其名字翻译为“奴儿哈齐”——他似乎是个天生残暴的冷血坏胚，脑海里大概从没什么亲情的概念，但其实，长子之死还是给这位汗王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以至于他在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地召集家族成员宣誓，要求后代们：“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

不过这时候，努尔哈赤根本没有时间来消化悲伤，因为他已经收到确切消息，明朝大军就要杀过来了！

决定后金命运的萨尔浒大战，即将开始。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八、凭尔几路来》

对于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后的行动，西方人的记载既混乱又不准确，比如传教士卫匡国写道：

“他发了这个迷信誓言，率领复仇之师，用五万大军包围了辽东的主要城市辽阳。”

但其实，努尔哈赤攻打辽阳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辽阳一直是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也是大明帝国辽东省长——巡抚的治所。辽东巡抚除了管理地方政务外，还要协助军区司令即辽东总兵处理一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具体包括“训练军马、整饬边防、提督粮储”等等，对此，《明史》写道：“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起兵造反时，距离省会辽阳其实相当远，他迫切需要解决的并非遥不可及的辽东首府，而是两个卡着他脖子的明军重镇，一个是抚顺，另一个是清河，因为这两个地方不拔掉，后金军根本没法向关内方向扩展。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当年曾是明朝与女真“互市”也就是开展贸易交换的市场。这个城市的占领相当顺利，因为许多女真人都去抚顺做过生意，对那里极其熟悉，不仅如此，抚顺防务司令——游击李永芳和女真酋长们也都是老相识。

于是在宣布“七大恨”向明朝宣战的第二天，即天命三年（同时也是万历四十六年以及公元16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通知尚蒙在鼓里的李永芳，说将有一支女真人的大商队要来抚顺做生意。次日，女真先头部队果然伪装成商队混进了城，他们与随后赶到的后金大军里应外合，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抚顺。

守将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很干脆地放下武器投降，随即获得努尔哈赤重用，从而成了明末清初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此前女真地区虽然有不少汉人，但他们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逃难者，像这样主动投降的明朝官员，李却是头一号，当真是名虽永芳，遗臭万年。为了笼络这位开叛降先河的明将，努尔哈赤甚至将自己的孙女（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了他，可谓下了“千金买马骨”的血本。

抚顺陷落的消息传来，辽东震动，总兵张承胤连忙率兵万余从广宁（今辽宁锦州的北镇市）过来紧急驰援，两军在抚顺附近展开激战。最后明军大败，主将张承胤以及副总兵颇廷相、参将蒲世芳等多名高级将领被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一些满文资料的记载，当时阵斩张承胤的，竟然是满文的发明者、有着“巴克什”头衔的后金头号笔杆子额尔徳尼，这样文武全才的英雄显然并不是中原独有。

后金至此大获全胜，不仅攻陷了抚顺、东州等城池，还劫掠了周边大小屯堡五百余座，俘虏人畜三十万之多，从这个计量单位来看，女真奴隶主大概是把俘获的奴隶当牲畜一同对待的。而事实也差不了太多，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令后人众说纷纭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制度——“八旗”已经初步成型。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八旗”这种制度的雏形，很可能来自于女真这个渔猎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组织方式，比如他们通常每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队进行群体围猎，猎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这样的小组称为“牛录”，众人选取出来组长称为“牛录额真”，而当大规模围猎时，多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总指挥就称为“甲喇额真”——在女真语里，“额真”是“主子”的意思。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也就是他与利玛窦都进京“朝贡”的那一年，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的编制固化下来，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相当于一个营，每五个牛录也就是一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甲喇，相当于一个团。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还在甲喇之上新增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五个甲喇也就是七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相当于师的编制，称为“固山”，汉语是“旗”的意思——为了区分它们，努尔哈赤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做标识，当时一共编成了四个固山，也就是黄、白、红、蓝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领地和人口急剧膨胀，他于是又扩编了四个“固山”即旗，分别是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前三个的旗帜镶白边，后一个的旗帜红白边，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则在前面加了个“正”字，改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至此终于成型。按照满员计算，八旗一共有7,500×8＝6,0000人，大致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的兵力，他们当然都是作战人员，杂役民夫等不包括在内。

创建的时候，八旗的首领也就是“固山额真”军政一把抓，努尔哈赤任命自己的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各固山额真，由于地位尊贵，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旗主贝勒。这些旗主与其说是汗王的臣子，不如说是政治伙伴，不仅世袭，还可以与后金汗王一起处理国政，具有极大的权力，他们与少数宗室贵族及议政大臣组成一个委员会，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金汗王或清朝皇帝只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后来到了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时期，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下令将八旗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固山额真改为由皇帝任命的都统，管理具体的军政事务，而旗主则缩水为一个没有多大政治权力的荣誉职位。到了顺治的孙子雍正时候，皇权进一步强化，按照清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胤禛将不由皇帝直辖的下五旗之旗员与旗主的臣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他们对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旗主头衔只剩下一个空壳。即使都统，也不再具有实际权力，基本上成了授予满洲贵族的高级军衔。

后人认为，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八旗制度成为后金的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

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中大体有外八旗、包衣和旗下家奴之分。外八旗主要是入关之前的自由人即所谓的“旗份佐领”阶层，他们是整个制度的骨干成员和统治阶级，上至天潢贵胄、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至于民间所谓“满蒙八旗是内八旗或近八旗，汉军八旗是外八旗或远八旗”的说法，在制度上应该是不正确的。

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为“家奴”，其中男的又称“包衣捏儿麻”，女的又叫“包衣赫赫”。他们多为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庭奴仆和在庄园壮丁，民间俗称“内八旗”，这些人既有从前女真酋长的世袭家奴，又有后来被女真人掠夺来的人口及战俘。

旗下家奴则是外八旗以及富裕包衣的家仆，他们地位最低，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包衣与旗下家奴虽然都是奴才而且多是汉人，但前者属于八旗，可认为是国家奴隶，而后者则属于主子，也就是私人奴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区分是在清军入关以后尤其是顺治末期才建立的，而在入关之前，他们往往被统称为“包衣”。

阎崇年先生曾热情讴歌八旗制度的诞生，认为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地指出，八旗制度没什么稀奇。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八旗制度事实上就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有各自的道理，谁是谁非这里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八旗制度，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从这一点来看，做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尤其在其创始阶段，的确展示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

攻陷抚顺这一年的五月，后金军又拿下了抚顺与铁岭之间的大小城堡十一座，到了七月，这些凶猛的女真战士竟然攻陷天险鸦鹘关——此关在辽宁抚顺市新宾县西南苇子峪的崇山峻岭间，是明朝成化年间为了防范建州女真入侵和保护朝鲜使臣进贡而设，关门设障三道，故又称“三道关”，这个关口之外，便是当年李成梁放弃的辽东六堡，由此可见这位老将是多么的不明智——直扑位于今天本溪北部的辽东重镇清河，这座城池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扼守着通往辽阳和沈阳的大道，位置极其重要。

（后金崛起形势图，笔者自绘。可见后金要攻击辽东的核心沈阳和辽阳，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向西进攻抚顺，但抚顺和沈阳之间有明军重兵驻守，很难扩大战果；二是向西南攻陷鸦鹘关后攻击清河，而辽东六堡原本与鸦鹘关、清河互为犄角，威胁着后金的进军路线，这片地盘一失去，后金打鸦鹘关再无后顾之忧）

但是，努尔哈赤亲率两万后金军攻打清河城的时候，却遇到了大麻烦，这除了当地守军实力不弱外，据载参将邹储贤和游击张旆领兵五千在此镇守，加上居民等人数超过一万，还因为明军拥有中国当时非常先进的武器——火枪，也就是欧式火绳枪。对此，传教士记载道：

“此城有很多兵马驻守，他们装备有火枪。鞑靼人则只有刀和弓弩，及出奇的射击技艺。不过，他们害怕子弹，决定采用策略，不让那种陌生的武器像敌人希望的那样给他们造成伤亡。”

汉文和满文史料证实，后金军在清河确曾遭遇到顽强抵抗。也许是尝到了轻易攻克抚顺的甜头，努尔哈赤照样画葫芦，让先头部队推着装满貂皮人参的车辆，伪装成商人来到清河城下，大军则隐藏在冒牌商队之后突然杀出，果然打了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攻城的后金军很快遭到火枪手的密集射击，损失惨重，据载明朝守军起码有上千名火枪手参加了战斗。双方激战一天，朝鲜史料说“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明朝史料《筹辽硕画》也说“死者环城而僵者数以千计”，也就是说后金起码损失了几千人。而明军伤亡也不小，副指挥官张旆等多人战死。

不过后金军很快发现了明军的弱点——当时的火绳枪弹都是滑膛枪，发射圆形铅弹，不仅射程短准确性差，穿透力也有限，而中国东北正好盛产松、杨、桦、栎等高大厚实的木材，努尔哈赤便想了个主意。传教士写道：

“于是鞑靼王命令第一队人携带坚硬厚木板作盾牌，犹如一堵木墙保护他们，另一队准备登城的人带着云梯继进，马队殿后。这样他们从四面攻城，用木墙阻住敌人火枪射击，接着用云梯，在敌人能够重新射击之前，登上城墙，进入城内人行动迅速快捷（他们在这方面超过所有民族，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本领），顷刻间就能按计划进攻或撤退。”

这些记载也与中朝史料对得上，后者声称敌军用“板屋车挖城”，这里的“板屋车”显然是一种用厚重木板构建的活动掩体，对铅弹具有良好的防护性能。双方激战一天，明军渐渐不支，至于清河城最后的陷落，一说后金军终于在板屋车的掩护下将城墙挖了个缺口，遂一拥而入，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后金军耗尽了明军的枪弹，最后“迭尸上城”，也就是把尸体堆成台子爬上城，死了多少人由此可见一斑。

期间，以前与明军指挥官邹储贤交情颇深的李永芳，曾以“朋友”的名义出马劝降，希望他以自己为榜样择木而栖，但却挨了一顿臭骂——邹将军骂道：“你既投彼，则无朋友之义，可速去，不然，且放箭！。”最后不得不悻悻而回。

按照中朝史料记载，城中军民自邹储贤参将以下，一万多人全部战死无一投降。而传教士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

“中国人虽掌握火枪用法，但对近身战斗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鞑靼人的快速使守军惊惶失措，守军被敌人的突入吓坏，立刻寻路逃跑，但被鞑靼骑兵飞速追上，大部分在这个大城失守时被杀。”

此战之惨烈给予一旁观战的邻居极大的震撼，在给李朝皇帝的报告中，时任朝中边境地方长官即满浦佥使的一位朝鲜官员，曾引用女真人的话写道：“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而明朝史料《筹辽硕画》则说，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损失巨大的女真人根本没有兴奋的感觉，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愁容满面，难掩悲伤——“多长哭而去”。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随后狂风般席卷辽东，兵锋甚至接近了明帝国的京师，只是因为担心孤军深入被包了饺子，才不得不停下来：

“鞑靼人像洪水般席卷许多不太著名的城镇，其中有广宁大城，同时很快蹂躏整个辽东大地，然后进入北京省。他们到达距皇城七里格之地，不敢前进，害怕被敌人围困，因为听说有大量兵马去救援受难的君王。”里格是欧洲古代长度单位，具体规格各国并不统一，比如英国的一里格（League）合三英里，而法国的里格（Lieue）则有一个范围，从3.25至4.68公里不等。

这里就多是谣言了，传教士有可能将努尔哈赤的进攻与他的儿子皇太极十二年后那场著名的远征给搞混了，皇太极确曾逼近北京城下，并与袁崇焕等勤王人马展开激战，而努尔哈赤当年攻陷清河后则是见好就收，并没有继续进军，广宁城的失陷要到六年以后才会发生。

“鞑靼人所经之地，都给人心造成很大的恐慌，兵士和百姓抛弃家室，留下空城给鞑靼人占领。人们知道鞑靼王的作风，凡进行抵抗，就予以烧杀破坏，但投降的只进行抢劫，饶居民不死，并善待他们。”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确有一些事实依据，史载抚顺等地陷落后，京师震动人心惶惶，纷纷谣传女真人已经潜入北京，皇帝下令严加防范，就连紫禁城也仔细排查出入宦官，以严防后金奸细混进来，此事也得到了当时在京的传教士的证实。而后半部分，即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其实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具体我们到后面再说。

“鞑靼王用这种方法虏获大量财物，凯旋返回辽东。因他的巫师劝他说，老城墙立着不吉祥，所以他把墙推倒，围着辽东另筑新城墙，把它修葺一新，在那里自立为中国皇帝。”

对照中朝史书，我们似乎能够证实，努尔哈赤这些人真地在一路搞拆迁。比如撤离抚顺时，后金军确实毁坏了城墙才班师，而在付出极大代价攻陷清河以后，努尔哈赤不但下令将清河城墙全部搞掉，而且还拆了清河到抚顺之间的两座城池，又将当地民房烧的一干二净，从而造成了一片宽达五六十里的无人区，使得明军在这里再无立足之地。

“尽管他没有占领中国什么地方，只得到辽东以东的地区，他仍企图吞并全中国，并在他统治的第三年，即1618年，他建元“天命”，这是汉文称号。”很显然，西方传教士将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给搞颠倒了。

如果按照明朝、朝鲜以及清朝自己史书的记载，“天命”这个年号，努尔哈赤很显然是在攻掠抚顺、清河之前就开始使用了。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使用崇德年号之前，后金汗国其实是以汗号纪年的，也就是说并不用什么年号，所谓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只是清朝史官附会汉制搞出来的伪命题。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七、家长，里短》

有这么个段子：

戏开场，但见老生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端的是天子气象，再仔细端详，怎么头顶地中海，须分两片飞，竟然还西服革履？切！这不是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嘛？只听他唱道：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对面铜锤花脸昂首挺胸，髯似钢针，一张方正大脸，满面忠肝义胆，集天地造化于一身，不是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又是哪个？只听他回道：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以上据说出自川剧革命现代戏《列宁在十月》，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还曾被孙海英在电影《美丽的大脚》中精彩演绎了一翻。但究其根源，却是一部名为《落花时节》的中篇小说，该文曾发表在1987年的《十月》杂志上并获奖，作者是身兼作家和川剧演员的何洁（与那个超女同名，其前夫也很有名——诗人流沙河）。在这篇半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写道：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

“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演列宁的崔正红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举手投足依然是旧戏中的大臣风范。花脸刘盛财演斯大林，在台上老是用手死劲捻松香粘的八字胡。我同其它演员串角，端端正正站在二位革命导师旁聆听教诲。”

这种一本正经地不着调，当年在满洲人崛起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根据朝鲜官方史书《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以明朝忠顺臣仆面目出现的努尔哈赤曾给明朝的藩属李朝去过一封很有意思的信，里面有：“我屡次学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于里边疆”之语。

这里的“于”大概是个白字，而“学好”则更加有趣——即使到今天，中国东北的长辈责骂不务正业的晚辈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仍然是“不学好”。人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努尔哈赤本人虽然能说汉语，但却识不来几个汉字，帮助这位酋长写汉文文书的，是一位来自江浙一带的破落汉人，从他起草的公文来看，言语不仅多是大白话，而且还常常错别字连篇，放在今天大概连小学也毕不了业。

后来，当努尔哈赤终于一统女真各部，不仅人口地盘大大膨胀，公文水平显然也提升了档次，传教士写道：

“他用鞑靼文写一封信给中国皇帝，虽然用的是蛮书，内容却不粗野。信是由一个西藏和尚——他们称之为喇嘛——递交，在信中他向中国皇帝宣称，因他受到伤害，所以向附近几省的长官报仇。但是，如他的申诉能得到接纳，并给予满意答复，那么他会交出他攻占的城池，撤出他的军队。”

这里的“鞑靼文”，指的应该是女真文，也就是后来的满文。说到这种文字，就不得不提到努尔哈赤早期的一位重要谋士——额尔徳尼，不要误会，他名字前面没有班禅两个字，并非那位著名大活佛。

“额尔徳尼”在满语中是“珍宝”的意思，此人是海西女真哈达部人，生年不详，大概在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投靠努尔哈赤，当时正是哈达部灭亡的前夕，额尔徳尼很可能是另攀高枝去了。

额尔徳尼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这样的专业人才实在太稀缺了，加之又是女真人，因而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重用，成为后者的主要秘书，“记典例司文书”。

额尔徳尼被女真人尊称为“巴克什”，蒙语意为“老师”也就是文化人的意思。“巴克什”从前读做“拔希”，元朝初期，曾有一位著名的藏传佛教领袖，名字就叫做嘎玛拔希，几百年后读音发生了改变，原本轻读或不读的爆破音“k”越来越突出，Pakshi就成了“巴克什”。

这个词的另一种汉译名称大概更为人所知，那就是清朝史料里经常见到的“笔贴式”——天聪五年即公元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下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

归顺一年之后的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叫来额尔徳尼，前者交给后者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和另外几位巴克什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才能为女真人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

其实在十二世纪初期，刚刚成立的金帝国曾经为女真人创建过自己的文字，而且还创造了两遍——公元1119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时期以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创造的女真大字，以及公元1138年，金熙宗完颜亶时期参照契丹字创制的女真小字，但随着女真人逐渐汉化，这两种文字到后来已经鲜有人使用。

到了努尔哈赤之时，女真文已几近消亡，人们之间的文字交流，要么用汉文要么用蒙文，更多情况下是用蒙文来写下女真语——它俩同属阿尔泰语系，比基于汉语的汉文更便于记录发音。不仅如此，就像努尔哈赤曾经指出的那样，满蒙两个民族“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生活习惯都非常近似，相当多的词汇是可以通用的。

前面说过，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猛哥帖木儿就起了一个蒙古名字，不仅如此，这个家族也一直以取蒙古名为时尚，比如努尔哈赤的儿子阿巴海（意为“兄长般尊贵”）、德格类（意为‘紧身上衣’）、侄子济尔哈朗（意为‘幸福’）和阿敏（意为‘生命’），统统如此。就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曾对朝鲜使者自吹道：“我是蒙古遗种。”

不过对于大多数女真人来说，他们既不识汉字，也不识蒙古字，写了也白写。随着努尔哈赤政权的日渐庞大，有越来越多是事务需要处理，光靠口口相传显然既不现实，也经常耽误事儿，但通晓蒙文的人实在太少，识字的汉人俘虏倒是为数众多，可女真人对他们并不信任，往往只任用那些已经女真化的汉人。这些汉人包括战俘、逃兵以及逃难者，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女真人，而与其同胞相去甚远。

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比如说，除了额尔徳尼之外，努尔哈赤还有一位重要的秘书名叫达海，此人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尽管清朝史书记载他是满洲正蓝旗人，但西方学者研究后认为，有证据表明，达海其实是汉人移民的后裔，不过融入女真起码已经三代以上，早已经被同化。

清朝史料记载，与额尔徳尼一起创建女真文的，还有一个叫噶盖的女真人，至于精通汉语和朝语的达海，很可能因为他不熟悉蒙语，因而这次被排除在外。与额尔徳尼的“巴克什”不同，噶盖的头衔叫“扎尔固齐”，这是一个古老的蒙古官名，意为“断事官”。至于这个官职的级别，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汗国高级官员就那么几个，包括四个贝勒，五个大臣，十个札尔固齐，还有八个固山额真，札尔固齐的地位甚至还在固山额真也就是八旗旗主（后改称都统）之上。

按照《清史稿》的说法，满文是在努尔哈赤的亲切关怀与认真指导下才搞出来的，期间伟大领袖还亲自参与了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

“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这俩家伙大概想偷懒，表示咱们直接用蒙古文就得了，没必要自创武功。

“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

一听这没出息的话，努尔哈赤可不乐意了，想学蒙古字，就必须先学蒙古语，难道说按照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创造文字，比从头开始学习别人的语言还难吗？你们到底什么立场？

“额尔德尼、噶盖请更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巴克什和扎尔固齐吓坏了，赶紧表示，您说咋着就咋着吧，您一句顶一万句！努尔哈赤于是满意地发出最高指示，你们这俩笨蛋读书读死啦，哪有那么复杂，用他们蒙古字母来拼写咱们女真语，能做到一读就明白啥意思，不就得了嘛！为了启迪这俩不开窍的家伙，汗王还特意举了些例子，比如“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我们知道，“阿玛”在女真语中是“父亲”的意思。

两人回去赶紧按照最高指示加班加点，就这样，一种新的女真文字诞生了。这种文字被称为“老满文”，以区别于后来在其基础上改进的“新满文”，它是一种字母文字，由上至下竖着书写，每列字按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字母则主要仿造蒙文创建。满文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此称为后金以及清朝的官方法定文字，而在中国所有少数民族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保存了大量元史资料，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文化价值，都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不过，这两位满洲“仓颉”的结局都很不好。就在参与创建女真文字的同年即公元1599年，噶盖参加了灭亡额尔徳尼的故土——哈达部的战争，俘虏了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一年后，这位不甘心亡国的贝勒想谋杀努尔哈赤，结果消息败露，孟格布禄被杀，噶盖也因为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努尔哈赤一同处死。鉴于噶盖参与时间太短，期间还要分出时间领兵打仗，因此人们猜测，老满文很可能是额尔徳尼一个人独自创造出来的。

后金天命八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圣眷正隆的额尔德尼突然获罪，罪名是他和老婆囤积并隐藏珍宝，尤其是私下接受朝鲜使者的礼金。此举当然属于贪污受贿，不过处理起来通常因人而异，大到杀头抄家，小到毫不追究，额尔徳尼很倒霉遇到了大的，被盛怒的努尔哈赤下令处死。后人推测，这位巴克什很可能卷入了努尔哈赤儿子们争夺储位的阴谋之中，引起老汗王的强烈反感，于是找个借口干掉。

因为老满文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字母数量少没法拼写一些复杂的词汇，一字多音尤其是清浊辅音不分，语法不规范，字体不统一等等，让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很不满意，认为“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也就是说许多情况下，老满文只能根据上下文猜测写的是什么，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名地名就容易出错。

后来，按照皇太极的命令，达海又在公元1632年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添了圈点以区别发音，增加一些特定字母来拼写外来词，规范了连读等发音规则，统一字体和书写形式等等。这种改进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一直沿用至今，乾隆以前清廷的重要公文比如奏章等，大多用新满文书写或满汉双文书写，单独使用汉文的极少。

关于努尔哈赤的这些早期谋士们，汉文史料记载甚略，其事迹大多存于满文史料里，比如著名的《满文老档》。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以满文（先用老满文并夹杂少量蒙文书写，后改用新满文）编撰，它成书于皇太极时期，记录了自努尔哈赤起兵建国之前的公元1607年，直到清太宗崇德元年即公元1636年，一共27年的历史。不过，由于该书在乾隆年间已破旧不堪，乾隆下令重新修订过一遍，因而许多人怀疑一些史料可能遭到了篡改，姑且存疑。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努尔哈赤写给明朝皇帝的那封信，该文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告天七大恨》。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在统一了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国，称“覆育列国英名汗”，国号则采用了祖先曾用过的“大金”，由于他的年号为“天命”，后人往往俗称他为“天命汗”，他的政权则被叫做“后金”。

不知为什么，明帝国似乎对此毫无反应，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讨伐。两年后的公元1618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勃勃雄心，他于农历四月十三日，在赫图阿拉隆重推出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正式向大明帝国宣战。这“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各种史料中颇有差异，通常的说法包括：

一、自己的父祖无辜被明军所杀；

二、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自己；

三、自己杀死了越界叛逃者，明朝却要求赔偿；

四、明朝出兵保护叶赫，妨碍了女真的统一大业；

五、仗着明朝撑腰，叶赫背信弃义，多次许配“叶赫老女”；

六、自己已经开垦好几块土地，却被明军强迫放弃；

七、明朝访问建州的官员作威作福。

对这些理由，后人评价道，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小事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们在政治上的识见程度。

那么明朝方面的反应呢？传教士写道：

“中国的万历帝收到这封信，他虽然聪慧过人，富有经验，但年迈体衰，未能像以往那样进行处理，而是轻率地对待。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不值得他本人当时在朝内解决，便交给大臣和大将去处置。这些人一向傲慢自大，以为向藩王作答有失体面。一个蛮夷之王竟敢向皇帝申诉他受的伤害，这使他们十分不满。”

也就是说，明廷压根就没搭理努尔哈赤这个茬儿。传教士继续写道：

“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变怨恨为愤怒，发誓要用二十万中国人命来祭祖。鞑靼人的风俗是，当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人去世时，要把许多准备在阴间侍候他的奴婢、女人、马匹，连同弓矢，都投入殉葬的火里。但在他们征服中国后，他们已抛弃这种野蛮风俗，因为受到中国人的谴责和改正。”

但事实上，传教士所谓“万历皇帝轻率地对待这件事”，以及“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明朝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因为发表“七大恨”的第二天，努尔哈赤就率领凶猛的女真大军，直扑向大明帝国的辽东重镇抚顺。

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又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开始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六、主子，奴才》

有人曾经总结说，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学会给自己制造敌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技巧，政治斗争永远都要拉一派、打一派，切不可两面作战、两派一起打。就算要面对的只有一派，那也要先分化他们，然后再一拉一打，打掉一派之后再来分化剩下的一派，照旧一拉一打。

身为大明不世出的名将，李成梁经常玩拉一派打一派的把戏，比如他在收拾建州女真王杲的时候，就拉着海西女真一块儿动手，既能让女真人自相残杀，同时也让对方纳了投名状。

后人研究后认为，明王朝对于边疆地区长期实行分而治之、钳制平衡政策，一个部族如果稍许强大起来的话，就会立即扶植另一个部族与之抗衡，或者同时扶助几个力量，在其间挑拨离间，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因此，这些边疆部族很少有机会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哪怕很简单的军事训练，都有可能招来大明帝国军队的打击。

在李成梁的长期纵容下，努尔哈赤的情形是极为特殊的例外。名将身边浸淫多时，深谙这种“借力打力”之道的努尔哈赤，决定照样画葫芦，而他给自己制造的敌人，是一个名叫尼堪外兰的倒霉蛋。

“尼堪”据说出自女真语中的“牛”，大概是因为汉人多用牛耕作吧。该词在女真语中用来指汉人，但对它的词性却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而另一种则认为是个贬义词，相当于评书中金兀术称呼岳家军的“南蛮”或“蛮子”。但奇怪的是，也有一些满洲贵族以此为名，比如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子就叫尼堪，此人爵封敬谨亲王，于公元1652年战死于广西，当时举国震动，这里暂且不表。

“外兰”据说是汉语“外郎”的音译，本意是没有固定职责的散官，比如员外郎，这里大概指秘书或者翻译，因此“尼堪外兰”合起来就是“汉人的秘书”或“汉人的翻译”，总之与汉人有着不尽渊源，事实也确实如此。

前面我们讲过，公元1583年，明军进攻建州女真叛军首领阿台驻守的古勒寨。当时李成梁亲率大军讨伐，但却屡攻不下，就在此时，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主动跑来讨好，他劝说守军打开了城门，但没想到明军立即大开杀戒，此前进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父祖也被误杀。

显然，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努尔哈赤讨一个公道。在他愤怒的质问下，明廷专门派使者向他表达了歉意，做为补偿，帝国政府特意授予努尔哈赤三十道敕书也就是进出口贸易特许经营证，三十匹好马，以及帝国高级荣誉军职——都督的委任状，并让他继承了祖父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之位。

既然没法和真正的责任人李成梁叫板，努尔哈赤决定柿子拣软的捏，他宣称，父祖被误杀完全是尼堪外兰的责任，此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必杀之！而所有胆敢收留尼堪外兰的人，也都是我努尔哈赤的敌人！随后他找出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遗留下来的盔甲十三副，召集了几十个人，向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发起了进攻，这就是后世大肆渲染的“十三遗甲起兵”故事。

预先得知消息的尼堪外兰，早早带着老婆孩子躲了出去，于是经过一场不算激烈的械斗，努尔哈赤取得了人生中首场战役的胜利，并顺利接管了可能比屯子大不了多少的固伦城。随后，他又攻击尼堪外兰藏身的甲板城，后者再次逃走，努尔哈赤遂再次取胜。

也许对误杀努尔哈赤父祖确实心怀愧疚，李成梁不但推动朝廷对这位年青的女真做了大笔赔偿，而且对后者的军事行动故意装聋作哑，甚至，当无路可逃的尼堪外兰跑到明军大营寻求庇护时，李成梁又故意指使明军不闻不问，最后还偷偷切断了尼堪外兰的退路，导致后者为努尔哈赤所杀。

据说，得知尼堪外兰已经被明军保护后，愤怒的努尔哈赤当场将十九名汉人俘虏斩杀，其余六名受箭伤的汉人，伤口则被重新插入箭头，令他们去向明军报信以索要仇敌，最后终于一偿夙愿。

也许虐杀俘虏实在不怎么光彩，此事并未记载于清朝正史，而是出自一部名为《满洲实录》的书，该书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编成，叙述了自满洲起源一直到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后的女真人历史，特点是图文并茂，换句话说，它其实是一套小人书。也正因为如此，该书虽然在信口雌黄的乾隆时期也做了修订，但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我们知道受图画内容和篇幅的限制，小人书只能删改个别字句——因而较好地保存了许多早期史料。

就这样，在李成梁的暗中支持下，努尔哈赤借着追杀尼堪外兰为父祖报仇的名义，开始了一统建州女真的步伐。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也就是继承家族职位的同一年，努尔哈赤征服浑河部，四年之后征服哲陈部，又过了一年，栋鄂部和完颜部投降。加上他所在的苏克素护部，至万历十六年即1588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八部中的满洲五部。万历十九年即公元1591年，他又兼并长白山三部中的鸭绿江部，势力越发膨胀。

期间，努尔哈赤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展现出了卓越的勇气和娴熟的武艺，据说他甚至曾以四个人对抗八百敌军，并成功战胜对手。如果按照后来清王朝的宣传，像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张翼德们一样，努尔哈赤显然具备了冷兵器时代英雄的所有重要素质，但是后来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他的那些敌人们，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乌合之众，而那些稍有军事素质的女真人，早就被李成梁给杀光了。

身为大明在辽东的军政第一把手，李成梁之所以力挺努尔哈赤，显然不仅仅出于个人交情，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借着建州女真去削弱更为强大的海西女真，尤其是其中的叶赫部。

其实，海西女真的哈达部本来是女真人中最为强大的部族，尤其是嘉靖末期，哈达首领王台（应是其汉名，此人姓纳喇氏）势力极大，其余三部叶赫、乌拉、辉发，甚至建州女真的浑河部，都纷纷向其称臣，王台遂自称“哈达汗”。到了万历二年即1574年，因为抓捕建州女真首领王杲有功，王台被明廷册封为右柱国（从一品）和龙虎将军（正二品，努尔哈赤也曾获此官衔），哈达部达到鼎盛，成为朝廷认可的女真霸主。

到了晚年，王台“贪婪失众”，因为生活腐化，渐渐失去了民心，死于努尔哈赤“十三遗甲起兵”的十个月前。他这一死，几个儿子为争位互相攻战，随着明军武力介入，女真霸主哈达部迅速衰落——据说王台有统一女真的雄心，从而引起了明廷的警惕，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蛰伏多时的叶赫部也来趁火打劫。它是女真最古老的部族之一，据说金代之前就有了，但也有说它出自蒙古，后迁徙到叶赫河（位于今天的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遂以地为名。学者研究后认为，叶赫部有一个与其他女真部族不同的政俗，即同时存在着两位贝勒，他们分居东西二城，共同执政。

贝勒们都出自叶赫那拉家族，是不是很耳熟？您记的没错，那个曾给中国创造了无数耻辱底线的老太婆——慈禧，就是叶赫那拉氏；而最后抱着小溥仪退位的丑太后——隆裕，也是叶赫那拉氏。

叶赫属下有十五个部落，素来以“勇猛、善骑射”著称，见哈达陷入一片混乱，他们趁机出兵，一举取代了哈达的女真霸主位置。但是正所谓枪打出头鸟，这个新霸主马上遭到明军的猛烈打击，两位贝勒也同时被李成梁杀死，元气大伤。

新贝勒继位后试图咸鱼翻身，再次进攻哈达，结果又被李成梁击败，不得不乞和罢手。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眼看在明军那里讨不到便宜，叶赫两贝勒决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与哈达部暂时和好，大家一起去相对弱小的建州女真那里挽回损失，抢来的土地人口大家都有份。

在他们的组织下，海西四部联合科尔沁等三个蒙古部落，以及长白山三部中残存的珠舍里和讷殷两部，结成九部联军进攻建州。两军在努尔哈赤的主场古勒山（与前文的古勒寨都在今天辽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村西北部）展开决战，九部联军有三万人马，而建州军则不到一万。

面对数量远超自己但却各自为政的敌人，此战中努尔哈赤展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其要旨就是“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这一军事思想也几乎贯彻了他今后的战争岁月。最后，人数占据优势的九部联军大败，被杀四千多人，其中就包括叶赫贝勒之一的布塞。

在李成梁的暗中支持下，到了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随着长白山二部被努尔哈赤吞并，他终于将建州女真全部统一。对此，传教士写道：“女真的靼鞑人这时合并为一国，人数大增，并向外扩张，日益成为明朝可怕的威胁。”

其实，努尔哈赤这时还没有能够将“女真的靼鞑人这时合并为一国”，战败的叶赫等海西四部仍有一定实力。但是，海西与建州之间的力量已经完全改变，努尔哈赤也取代了王台，成为女真最有力量的酋长。而对于一直养虎贻患的明帝国来说，其辽东当局不得不再次调整政策，由此前的限制叶赫变成了之后的限制建州。传教士写道：

“于是边境几省的长官私下商议如何把这些人限制、约束在他们的范围内。长官在皇帝面前尽管有如奴仆，他们却拥有绝对权力处理他们治下的事务及关系，除非有更高的官员限制他们。这样，总督和长官在女真的鞑靼商人来到辽东省的境界，便对他们进行辱骂。”

随后，传教士又记载了一条八卦：“当女真国主想把女儿嫁给另一个鞑靼王时，长官提出一些捏造的理由，阻止婚配。”

此处说的应是著名的“叶赫老女”故事。据说这位姑娘名叫东哥，出身于叶赫那拉家族，有着倾国倾城的惊人美貌，其艳名流传四方。她的父亲就是在古勒山之战被杀的布塞贝勒，而造化弄人的是，在事情开始的时候，这对后来的死敌却很有机会成为一对翁婿。

当年为了笼络努尔哈赤，布塞曾将女儿东哥许配给这位青年才俊。但随着建州女真实力的迅速上扬，两家很快变得势不两立，尤其是随着布塞被准女婿杀死，这门亲事更变得根本不可能维持。绝代风华的东哥据说还发下誓言，愿意嫁给任何一个替自己报杀父之仇的英雄。

此后，为了政治利益以及刺激努尔哈赤的需要，她的哥哥布扬古不断地将美丽的妹妹许配给各路豪强，他们中既包括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酋长布占泰、辉发首领拜音达理等女真首领，也包括好几位蒙古首领。不过这些许婚都是惠而不实的空口白条，因为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韶华逝去的东哥才终于远嫁蒙古，而当时她已经三十三岁，成了人们家长里短指指点点的“叶赫老女”。

万历十九年即1591年，常在河边走的李成梁终于陷入泥滩，他因谎报军功被言官弹劾，铁证如山事实确凿，加之造成的影响实在太坏，即使一直对李十分欣赏的皇帝也不好出面力保，这位老将不得不罢官回家，而这一待就是十年。

曾经的靠山虽然走了，羽翼早已丰满的努尔哈赤可没有闲着，继续着他统一女真的脚步，而未婚妻东哥的不断改婚，正好成了他发动战争的绝佳借口，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说：“此女之生，非同一般者，乃为亡国而生矣！”因此，她的每次许配时，他都表现得义愤填膺，赌咒发誓地宣称要找那位新未婚夫的晦气。

努尔哈赤说到做到。万历二十七年即1599年，在让建州人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之后，女真曾经的霸主哈达部还是灭亡了，东哥曾经的未婚夫——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被擒，不久后即遭诛杀。

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鉴于辽东的将军们一蟹不如一蟹——“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李成梁又被重新起用。也许已经看透了人生，也许因为努尔哈赤表面上对他仍一如既往地恭顺并频频赠以重礼，老爷子此后得过且过，再也没有当年的雄心壮志，睁一眼不如闭一眼地混吃等死。尽管他在复职以后的八年时间可谓尸位素餐，可官职却仍然一个劲儿地往上升，七十五岁时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太傅，真可谓“官至极品，寿比龟蛇”。

如果只是单纯地不作为，也许他造成的危害还不那么大，但老爷子却偏要时不时发出一些声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年，李成梁竟然以“孤悬难守”为理由，下令放弃六个军事要塞即著名的“辽左六堡”（又称宽佃六堡，辽左是辽东的别称），并将六堡防区内六万四千余户居民迁徙到内地。

李成梁此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撤离过程中组织不当，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史载“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死者狼藉”；二是失去了制约女真人的重要桥头堡，要知道这个要塞控制着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的广大地域，一旦弃守，辽阳、抚顺等几大重镇，顿时门户大开，明军从此失去了进入女真腹地的资本。

见老上级自废武功，努尔哈赤大受鼓舞，立即加大了对海西女真的打击力度。万历三十五年即1607年，位于今天辽宁抚顺辉发河流域的辉发部灭亡，东哥的另一个未婚夫——辉发贝勒拜音达里被杀，努尔哈赤“屠其兵、迁其民”而还。

一年之后，不得不为辽东乱局承担责任的李成梁再次罢官，尽管熊廷弼等言官愤怒地弹劾他误国误民，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素眷成梁”的万历皇帝再次干涉，所有弹劾的奏章都“留中不下”，这位老将终于成功上岸。

万历四十一年即1613年，位于今天吉林省中央的乌拉部灭亡，东哥的又一个未婚夫——乌拉贝勒布占泰逃奔未婚妻的老家，不久后因叶赫部悔婚而抑郁而死。努尔哈赤将乌拉降民一同带回建州，至此，女真各部中还没有臣服努尔哈赤的，只剩下孤零零的叶赫一家。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李成梁病死于北京，一年之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同年，也就是出嫁仅仅一年之后，他曾经的未婚妻东哥，这位“女真人的海伦”，便在遥远的异乡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其实，所谓“东哥”只是后人给她取的名字，也可能是她的小名，《满文老档》等原始史料里只说她是“叶赫贝勒布杨吉之妹”。

而更为不幸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努尔哈赤，竟然将风华绝代的她定义为红颜祸水，宣称她必须为海西女真各部的灭亡负责：“以此女故、哈达国灭，辉发国亡，乌拉国亦因此女而覆亡。此女用谗挑唆诸申国，致启战端。”此种言论真的让人无话可说，呜呼哀哉，天日昭昭！

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倾国之兵，发动了对老冤家叶赫的最后一战。尽管明朝象征性地派兵支援，但已经于事无补，这个古老的部族最终灭亡，助战的一千明军也被全歼。努尔哈赤至此统一了整个女真，他终于成为了传教士笔下名符其实的“鞑靼王”。

据说，当叶赫部的最后时刻到来时，其贝勒金台石对努尔哈赤发出了这样的诅咒：“哪怕叶赫那拉只有一个女人活着，她也一定覆灭满洲！”随即，他投入熊熊烈火中慨然赴死。

——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金台石的遗言，读起来颇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般的决绝。只是面对这可怕的诅咒，努尔哈赤却显得无可奈何，斩草除根是不可能的事，该部人口众多且与建州联姻频繁，就连努尔哈赤自己的夫人，也是叶赫那拉家的姑娘。

这位名叫孟古的叶赫格格是金台石贝勒的妹妹，她的儿子就是清太宗皇太极——换句话说，此后清朝所有的皇帝，其实都是她的子孙，爱新觉罗与叶赫那拉两家的血，早已融在一起无法剥离。

斗转星移，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随着一个姓叶赫那拉的女人泪流满面地发布了清朝最后一道上谕——《宣统退位诏书》，那个曾灭亡她祖先的王朝终于不复存在。如果再考虑她的亲姑姑即慈禧老太太做过的那些事儿，从某种角度看，叶赫那拉确实报了对爱新觉罗的一箭之仇，只不过，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帝国。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五、荒腔走板不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