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制度胜过西方制度的地方 -- 不要二分法

中国制度胜过西方制度的地方

　　1、中国的制度国家凝聚力强。全国可以往一个方向努力，做事快速有效。整个国家非常团结，政府扶持企业，企业支持政府，各级政府和部队服从中央政府，国家凝聚力强非常强，所谓家和万事兴，《论语》也讲“礼之用，和为贵”。国家能和，再强的敌人也不敢轻易地欺侮，上下团结的力量大。六和敬，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小到家庭、公司、社团，大至国家，只要做到，没有不兴旺的。民主制度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不理睬，领导都强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企业也不鸟政府，政府也不关心企业发展，国家很难形成合力，想要举一国之力去做什么事根本不可能。

　　2、中国的制度政府有决策权。政府有决策权是经济发展快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适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针对存在问题很快出台有关政策和解决措施，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民主制度国家政府没有决策权，必须由议会讨论决策，政府只有执行的份。政府想做事情做不了，只能提议做什么，议会通不过没法做。而议会经常受利益集团所操纵，决策有偏离，没有全局观。甚至有时候议会议来议去议而不决，耽误大事。美国人经常抱怨政府没权，做不成事。

　　《中国经济制度相比西方有优越之处》，西班牙《先锋报》9月19日报道。意大利知名记者、经济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在回答《先锋报》提问时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得毕西方更好的地方就是“在中国，政治控制着经济”。她认为，西班牙的问题之一就是国际市场在左右着国家经济政策，决策层受到国际市场的挚肘。她认为，中国的一个优势就是“金融市场不是开放的”。而西方的劣势恰恰在于“完全依赖市场，任凭市场支配”。她指出，今天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对投机者没有抵御能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的市场是完全开放的。

　　然而，这位意大利记者恐怕不知道，中国的公知们——打着改革的旗帜，把持着改革的大权——所推行的各种改革方案都是为了剥夺中国经济制度的这些优点的。在中国公知们眼里的那些缺点恰恰是外国人眼里的优点。外国人以他们的切肤之痛认识到政治控制经济的必要性，认识到“开放市场”的极端危险性。

　　3、中国制度使项目建设推进快。因为政府有决策权和有号召力，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很多事情可以特事特办，只要领导交代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完成，哪怕是加班加点也在所不惜，办事效率高。在美国，一个工业项目签约以后办开工手续最少需要三个月，甚至半年以上。因为他们很规范，七个工作日就得等七个工作日，一天都不能突破，下班就关手机绝不工作了。

　　中国政府救灾重建的效率这与许多西方制度下的各地州、县独立，漠不关心相比，迟迟不能抢险救灾解救灾区人民的疾苦相比，更显示了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具有西方国家难比的各种优越性。看一下卡特里娜飓风美国政府的表现、日本地震核事故的表现，和中国面对地震、泥石流的救灾及重建表现，可以很鲜明的发现，中国的体制能更有效率的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重建家园。有境外媒体说：“中国政府调动了巨大人力物力，以全民动员的方式处理罕见的危机，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旧金山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时间用了八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日本阪神大地震，重建的时间也用了六年。面对中国汶川地震十四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达千万人的超级重建，中国要用多少时间？外国专家最低的估计是八年，也有估计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时间的。

　　但是，在中国面对如此巨大艰难的重建，我们用了多少时间？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

　　我们看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其权力机构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这是出于权力之间互相制衡、制约的考虑，每一个权力机构都不允许其他权力机构的触角进入自己的法定权力范围内。但是这一机制本身就有几种可能：它可能会互相制衡、制约，但它也可能会互相掣肘。

　　现实决策过程中更多的情况是，不同权力机构之间不仅存在对立、制衡的一面，更存在统一、合作的一面。但美国等国家并没有这样的协调机构和机制，因而就出现了相互对峙、相互扯皮、相互拆台的现象。连奥巴马总统自己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事实，称“华盛顿将一事无成，因为华盛顿四分五裂”。

　　4、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超强的纠错能力。谁都知道中国的决策素来以高效著称，但纠错的能力和效率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新中国六十年，最大的失误有二：一是三年灾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显。美国独立建国后以立宪的方式实行黑奴制长达百年。废除黑奴制后，又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种族隔离长达百年。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与终止，也并非自我纠错。黑奴制的结束是通过一场代价极高而且惨烈的内战。北方对南方在战争期间甚至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焦土政策。而种族隔离制度则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与暴力的抗争方式才获得的，这期间惨烈的暴动曾震憾全球。

　　不仅制度上的纠错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就是政策性的纠错能力也是天壤之别。中国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导致人口增长失控。但中国意识到错误后，立即实行计划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虽然也意识到人口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曾想尝试计划生育政策，但却屡屡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任何政党想推进计划生育，都会在大选中败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口暴涨，并将很快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说，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过中国的地方。还有，当中国七十年代末改革计划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印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后，才于九十年代实行市场经济，比中国落后十多年，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时代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美国的次贷危机，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一语道出何以失去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5、中国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中国的政治制度打败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挑选未来的政治班子，所有有心从事政治的人被编入不同的梯队，然后从最底层做起，最后能力最杰出的到达第一梯队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和行政骨干。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好处是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第一梯队）是经过实际行政工作千锤百炼的精英，不是全民投票的一次结果。

　　而花费大量金钱选举出来的人未必会更好，多半会更糟，因为大部分的人投票是一种感情的冲动，不是理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竞选者都擅长激情演说。试问有几个人在投票的时候是真正了解这些候选人的？

　　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中国政府的机制和西方政府完全不同，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西方的模式也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历史文化演变。历史上中国就是强调合力做事，而西方更强调自由经济，到底孰优孰劣其实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譬如，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自由经济就更有利于发展。但1929年的危机证明了自由经济的没落，最后演变出了凯恩斯主义，但凯恩斯主义后来证明也存在严重弊端，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运行模式又转向了自由经济，而这次危机再次证明自由经济的严重问题。自由经济是小政府大市场，而大市场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与难以调和的矛盾，过去西方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是发现新大陆外部解决，直到一战和二战外部新大陆没有了，危机在内部爆发毁掉了欧洲的世界政治中心地位。而如今，美国是新的自由经济的变种，过去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实力外部解决问题，可如今随着国际实力的此消彼长，它已经没有了这种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危机在美欧继续深化。这就是当前的现实。

　　而中国的模式，恰恰可以对抗这种危机，原因在于政府手里控制着大量经济资源，可以进行重新分配，可以强行将经济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同时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其结果就是经济可调整空间大，有内部转向空间。所以，中国财政能力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中央集权的这种政治体制模式。当然，这并不能否认这种模式也有弊端，但只要有了更透明的行政权力改进和更大程度的监督，这样的政府运行机制事实上会比西方的体制更有效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政府的运转效率和西方政府的比较。日本3.11大地震至今重建遥遥无期，美国在飓风后至今差不多快一个月了还有地方处于停电、停水状态，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先进的地方，再对比我们汶川地震的重建，一年多一排排的新楼已经起来。这种差距就是现实的差距。

　　一些具体事实也很支持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提法，且不说习大大多次说的道路自信，就是具体的事例对比，大家都知道，中国最腐败最官僚的两个实体部门是哪两个？估计大家会异口同声，非铁道部和电力系统莫属，这两个部门，一向被看做计划经济的堡垒，右派的敌人，从改开到现在，多少次提案，都要求市场化这两个部门，不过本人要为这两个部门说一句公道话，确实，这两个部门非常腐败，从刘志军落马张曙光的贪污，还有三峡电力的事情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本人无意辩护，但是，对比铁路电力，和已经市场化的水务部门公路客运部门，铁路票价和电价在物价飞涨的改开年代，多少年没有涨价了？而且更加奇怪的是，它们没涨价居然还没破产，甚至有巨额利润（比如电力），水务倒是放开了，市场化了，可是水务的水价涨了多少？今天有人给了数字，他小时候，电价0.22元，水价0.08元，现在电价0.57元，水价2.1元。至于火车票，如果就看与以前一样空调卧铺，20年前就是这个价吧？高铁那是另外一种服务了，不可比。与火车票对应的公路票价，公路客运是市场化了，可是20年来，公路客运价格涨了多少？甚至很多公路客运，为了抢客源，占地打架斗殴也屡见不鲜吧？那么，对比完没有市场化的腐败的铁路电力，和市场化的公路客运和水务，以及其他市场化的部门，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腐败的公有制为主体的部门，也比清廉的市场化的私有制为主体的部门好得多？对人民更有益？当然，如果又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又不腐败，就更完美了，比如今天的反腐正在做的。但是，在那个人人高喊要私有制的年代，就是一个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腐败分子，也比那些千千万万个要求私有制的资本家伟大得多，是不是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事实？

　　当然，现在我国经济也到了发展成果重新分配的时候，一方面政府占据的头太大和三公浪费严重，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过大，这个调和一定需要分配的重新改革和行政权力的进一步透明。而我们的财政之所以可以积极，一方面在于我们的经济，另一方面在于我国的欠债量少，占GDP的比例小。

　　西方世界真正害怕的，是中国非常有效率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完全不能跟它竞争。西方国家不断吹嘘民主的“普世价值”，其实是吹口哨壮胆，真正的目的就是拖中国下水。

　　想想看，如果美国真的认为自己的制度如此优越，那么中国落后的制度对美国不是求之不得吗？

　　中国“落后的”制度不是有利于美国的霸业吗，这么烂的制度应该正中美国下怀，那美国著急什么？帮助中国建立“先进制度”，分享美国人的蛋糕吗？看看前苏联吧，俄罗斯建立了西方制度，生活又怎么样呢？西方又是如何对待民主化后的俄罗斯呢？

　　中国的制度优势，一言以蔽之：有弹性的中央集权、公有制带来的庞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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