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 （前传）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A -- 史文恭

只做事情不做人还是不行啊。。。。。

整个分析是按照建国初毛刘存在严重分歧的判断来架构的，结果那几年的历史，尤其是高饶事件被解读成一片迷雾，让人昭昭复昏昏。

这种分析思路倒不是小史的个人创造，而是最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看法，特别也是一些左派和右派很少有的一个共识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恰当——建国初毛刘之间的意见差异，只是同事之间的正常工作分歧，这种分歧并没有成为影响毛政治权力安排的重要因素，更没有到了毛要重新考虑接班人的地步。

略举几个证据。

一、毛刘关于剥削有功的分歧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重要。

文革中曾大批刘解放初的剥削有功论，给人感觉毛刘一建国就分道扬镳了。但实际上刘在天津的这番讲话，是根据自己对毛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解而作出的，在他本人来说是紧跟毛思想的。在毛后来谈要限制私人资本搞社会主义后，刘就立即领会并改口，跟上了毛的新思路。这只是认识上的时间差别，并不是毛刘要各走各路。

刘改口很快，所以刘这段讲话在党内没有什么大影响。但高岗在得到了刘天津讲话的油印件后，如获至宝，贴身放着，一有机会就掏给别的领导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党内其他高级领导多不知道刘曾经有过这个讲话，也可以推测毛对刘的天津讲话并不特别在意——如果特别重视此问题，毛必定要在党内高干中敲打的。

二、毛53年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在满洲被捕的档案以抓把柄之事应该并不存在。

高的秘书和时任东北局秘书长张秀山是此说的主要源头，但高的秘书当时并不知情，只是后来有所耳闻，而张则是当事人。张秀山说他得到高指示后决定采用全面清查敌伪档案的方法以避嫌而暗中调查刘少奇被捕情况，但据当时负责查档案的组织部长郭峰回忆，东北清查敌伪档案是因为驻苏参赞叛逃而从52年中就已经开始，并不是53年开始的。他本人从未得到过调查刘少奇的指示，另外，他作为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不可能存在瞒过他而另搞暗中调查的可能。顺便说一下，张秀山的说法来自张去世后的家属整理稿，郭峰表示了强烈不满，因为张去世前给郭峰看过的回忆原稿并无相关内容。在郭峰的反对下，张的家属把原文中的“郭峰知情”改为了“郭峰不知情”。

不过查档过程跟刘少奇倒是确实发生了关系。查档中发现了一份揭发30年代满洲省委书记刘少X问题的材料，基层审档人员认为此刘是刘少奇，事关重大要求向上汇报，被郭峰否定。此人于是越级上报材料给东北局。后经查明，此刘并非刘少奇，只是名字近似而且正好在刘少奇之后继任满洲省委书记。材料所涉之事也只是一般工作问题，与叛变无干。其实，刘少奇任满洲书记时用的不是“刘少奇”之名，而是赵之启，基层审查者纯属误打误撞。

我推测，很可能是东北局接到基层审档人员的汇报后上报了毛（高岗肯定很乐意汇报这个情况），毛指示查清楚情况，后来被讹传为毛让高岗秘密调查刘被捕情况。

三、最根本否定毛刘建国初存在严重矛盾的是毛自己的言行。

毛退二线是自己的个人决定，受到了党内外的集体反对，毛如果在此之前就对刘有戒心，何必提出退二线之论，又何必放弃国家主席职务，让聚光灯打在刘身上？对照下一个接班人林彪，就更清楚了。毛在对林彪产生疑虑后，立即对林提出的军队“缔造”和“指挥”二分论大为不满，并且为了防止林彪得到国家主席职务，坚持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职位——防范多严密。

我的看法是毛刘在七千人大会产生重大分歧，四清时彻底决裂。建国初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不能作为毛刘矛盾的依据，更不能以此为出发点解读建国初的历史事件。

而高岗的问题就在于他跟小史一样夸大了毛刘这时期的分歧，试图借此在党内重新分配权力，触怒了包括毛在内高层多数人，因此而倒霉。这样看待高饶事件，就发现所谓高饶事件的迷雾并不存在。

确实如此，我也很疑惑，单纯就是养病什么的也说不过去，林总功劳很大，却没有提拔重用，也不该是功大难封。

据说，林总在新中国成立初就写了“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之类的句子自勉。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高饶事件之前写的，林和高的关系本是极好的，高出事，林未免兔死狐悲，心灰意冷啊。

1.五马进京，一方面有勤王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有削藩的想法。五马进京前，其实真正的削藩是削军方势力。

这点上，毛刘周代表中央，利益上是一致的，彭林刘陈贺聂粟叶全部交出军权，上调的上调，养病的养病，办学的办学。

后面的五马本来就是监督前面的军头的角色，然后第二轮再把他们调上来，这样，在地方上就完全被调空了，中央的权威再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一点上，是中共吸取了中国封建政治和国民党的政治教训，做的非常成功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后来又设立本被撤销的大区，也是因为区域诸侯已经不存在，完全不对中央构成威胁。

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威胁矛盾基本上不存在，剩下的就是中央内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几乎从五马一进京就开始了。

2.主席的想法本来是是试探性增加刘周与新来五马的矛盾，让他们相互牵制。结果最后引发了建国后第一次党的分裂的危险，最后只好抛出办事不周的高饶。

3.高饶是不是个集团，这很难说，但无疑高岗是关键，饶与高的关系，估计是饶通过高知道了或猜到了主席的本意。但饶本来被认为是刘的人，其实饶自己谁都不服，是标准的单干户。原本在主席眼中，饶在他与刘之间，不如此，饶也不可能被认命为中组部长，他本来是在毛刘间的一个平衡棋。加上他单干户的名声，在本比较适合在毛刘周之间搞平衡术，但饶一到中组部就开始反刘，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平衡。

或者说饶在政治方向上判断是正确的：到了中央就要站在毛一边，尤其是手握组织大权，这是根本的长远之计，但在时机上不幸地同高搅和了在一起。

或者换个角度说：饶只不过是毛与刘斗争的牺牲品，他也可能与高无涉，但也从来没有向主席交底，所以刘要借机拿高的同时也顺便拿下他立威。

毛在高上理亏，也就顺便再让刘一个。何况他本不是自己的人，是刘的人。

4.高饶倒台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

就是太冒进，是不分主次。

毛刘周三巨头，一次对准两个，毛不得不在最后时刻权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上调中央本来是削周的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加国家副主席，高本来已经在政务系统上权力配置上与周有直接冲突，高再去主动出击搞刘的党务系统。高可为不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主席让高夺了周的一半权力后，再让高云调查刘，大约只是想利用一一高的“二杆子性格”或者说“鲇鱼效应”，未必想到这可能涉及到党的决裂这么严重的问题。

5.陈邓 与林彭

从历史描述上看，饶是否串联不明确，但依他单干户的名声，似乎没有证据。但高四处通气，是确有实据的。高找的人，主要有如下几位，陈邓林彭。

这其中很有意思，陈邓是向主席汇报了，林彭没有。

高为什么找这么几个人？

其中，陈林彭与高有工作交集，相互欣赏，陈是中央常委，而林原本管过东北和中南，饶在华东也是霸王的厉害角色，高又是西北出身，主政东北，所以高觉得不需找老习。华北是刘的老窝，余下的只有一个西南，所以高去找邓。

关键问题在于：高去找诸位诸侯串联，是否经过毛的同意和暗示？

从事情的发展逻辑上看，毛或许只是暗示高挑动一下局势，而不是授意。

另一个关键问题，高直接找了林彭，林彭居然同情高所主张的，而且林彭也没有向主席汇报。这或许是高倒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毛清楚，林也好，彭也好，刘周是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的，主席死后，谁能管得住你？这话不完全是栽赃，只有毛才能真正管得住。真要翻脸的时侯，秀才是拿兵没办法的。

而高居然在没有毛明示的情况下，动了这个根本，这恐怕不得不让毛惊悚。

而林彭何以在高串联的情况下，没有向毛汇报，彭也就罢了，林居然也是，这让毛不得不考虑。这说明林彭同情高，有共鸣，林彭有怨气。

军队有怨气，而这个怨气完全是毛的决策造成的。是党的体制和国家长远之计而造成的。

何以林彭同情高？就是因为打得天下是一批人，坐得天下是另一批人。换成高的说法：就是红区党与白区党，军党与地方党。

而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

往浅里说：是在五马进京之前的第一次削藩。

往深里说：是土共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党指挥枪。

高压周一头已属不智，在压周的同时再挑战刘，在没有老大明确之前再去军队搅一手，而且起了大的波澜。这已属完全白痴，太不了解主席。

这个斗争已经不仅仅牵涉到党务，政务，还直接牵涉到枪杆子，而且这个枪杆子居然不是刘周试图挑动的，是高岗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掀起的。

毛不得不考虑：刘涉党不涉军，周涉政军，林彭涉军，高现在是涉政涉军，又向党权冲击，还涉俄，背后还站个斯大林。

而且还有二杆子性格，这样的人，如果刘周都倒，高是否比刘周更可靠？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就突显出邓的聪明。

在这种局面下，邓没有跟着高搅和，而是向主席汇报，这种汇报一方面可试为向毛摸底，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只听主席的，不搞小团体，另一方面也向刘邓示好，最后表明自己不屑跟在高之后。

陈邓二人都汇报了。

但邓的这种态度其实更为毛所看重，陈不涉军，是周的副手。陈的态度代表周的态度。

邓本是铁杆毛派，军政双挑，与周无关，与刘无关，他的态度其实代表党内绝大多数力量的态度。

这也是高饶事件后，邓坐上总书记位置的根本原因。

最后说一句，高饶虽然倒台了，但十年过后，文化大革命所做的一切，仍然是高饶当年所主张的又一次翻版。

这次，主席扳回了一局，而当年高饶事件的受益者几乎统统倒台，唯有周苦力支撑至死。

高饶事件谁整谁都是表相，其实质就是军功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主题。一直到现在恐怕还在上演和延续。

而对于毛主席来说，他一直试图在其中平衡左右，觉得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但最后在行政上的失败，又迫使他转向拿起枪杆子，但他深思熟虑后，迫于时代潮流，迫于强大的自尊心，而改其名为“文化大革命”。

这个主题有点像什么？

同封建时代的皇权与相权（官僚系统）的斗争又是何其相似？

官僚系统有其自我堕性和封闭性，如果一个领导者只想讨好和维护这个系统来支持自己，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超级大官僚。

其出发点恐怕还达不到封建皇帝的态度。

而与其斗争，敢于斗争者，注定是强人，但成败功过，则很难说。

但完全放弃斗争和管束，则也是一种堕落。

勤王，指君主制国家中君王有难，而臣下起兵救援君王（皇帝）。

苏区、长征等革命史早就有信服力地说明，搞政治斗争主席实在不行，几次被弄得很惨。主席交际能力应该是不怎么样，政治斗争也搞，但总的来说给人印象不好。有证据说明，不少大佬对主席有看法，私底下非常顾忌。

第一高手显然是总理，比主席高明太多了，搞成了艺术。

所以政治斗争艺术上不成熟的主席，其实相当依靠总理的艺术。之所以革命成功，是因为主席战略上实在太牛，总理内心真的服了，合作无间。我猜测，总理对这个局面没有不满，因为他确实承认自己不行，是真服了，之后就再也没想过当一把手、接班人。但是主席作为一个才华逆天、傲气冲天的人，内心里恐怕有疙瘩。

另一方面，打天下是服气，建国后坐天下，总理少奇对于主席应该是不太放心。平时交往能看出来，象主席这么狂放的风格，这也是正常的判断。打胜仗的将军元帅，和搞建设的行政官员思维显然有区别。所以，就形势上搞了一个“一票否决权”，具体事务架空。主席对此不满显而易见，明说了。

五马进京，分权的直接目标就是总理、少奇。演变成高饶事件，再一次说明主席政治斗争手法的拙劣，高饶是牺牲品。主席对高岗肯定放了口风，政治上不成熟的高岗执行得更成问题。最后大佬们要作出选择，失败是一定的。真正意外的是，主席对高饶产生了怀疑，弄出了人命。主席这种“神经质”，在多个事件中充分表露，往往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产生巨大的影响。主席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必须承认和主席的性格直接相关。

让高饶这样的备选，从人事上压倒总理少奇，实践说明行不通。之后主席决定自己出手搞经济，又出了大事，只好从具体事务中退出。所以，政治上主席已经失败得很惨了。

但是，主席的本事在于能突破框架，不玩这一套组织斗争了。最后把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弄得完蛋了一样。最后，作为总理的继承人，小平陈云又把这个组织路线搞起来了。

本事超级大的主席，其实是共产党借了他的本事。主席的影响比天大，但组织路线不是主席的遗产，主席更多是一个前期受害者、后期破坏者。我们也要有正确认识，主席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但他更多是一个思想家、军事家，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政治上主席缺点实在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