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GCD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困境的根源 -- cgangcm

第一，毛时代的那个级别工资，是涵盖了全体干部工人的（毛时代工人工资收入最低的是学徒工，每月18元），他拿出来作比较的酱光头时代工资，则只是官员（公务人员），不包括工人。而在解放前，中国工人的收入状况是什么样的？这里略举一例——1925年全国电报局人员月薪共25级，最低的试用人员为每月10 元，最高的24级为180元，而这还是官办企业的工人工资。其他企业的工人工资，据当时《上海时报》毛一波著《中国妇女劳动状况》一文统计，1914－ 1921年各业女工三年工龄的在每日0。08元（砖瓦）－0。25元之间，也就是说，三年期的女工在没有休息日的情况下，每月最低工资仅仅是2。4元！童工的情况与女工大体相仿，总体上还要低一些。至于那些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养成工”、“包身工”，则更是等而下之，过的是奴隶般的日子！（注：包身工的苦难，已经夏衍先生的文章《包身工》而为后人广为知晓，而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包身工还不是最为悲惨的，“养成工”的苦难比之包身工还要深重）。

第二，毛时代的收入差距，杨教授所列的等级工资基本就是当时国内最高和最低收入的上下限（个别有演出报酬和稿酬的另说，而那个“权力”定的稿酬和演出报酬，也远比今日“市场调节”所给的天价报酬少得多），如果考虑到免费医疗、教育以及各类票证等因素，这个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免费医疗、教育如何“市场化”折合成货币收入，自可以以今日教育产业化后的支出为基数计算）。

第三，酱光头时代的公务人员工资等级表，只是理论上的公务人员内部收入差距，而且其本身也是杨教授所痛恨的“政治权力”定的；同样的，即便是今日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与美英官府雇员最低收入相比，也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更主要的是，这样的收入差距，同样不是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最大比。

这样偷换概念，好比拿今日中国国家主席或者美国总统、联邦法院大法官的收入当作全国最高收入一样可笑——众所周知，美国年收入最高的是比尔该死，而不是小布什筒子；中国收入最高的当然也不是胡哥，而是每年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那些亿万富豪。而现今中美国家公务人员的最低收入，也与工人的最低收入根本不是一回事情。

最具有欺骗性的谎言，是把最想说的谎言掺和在9句真话里说，而某教授也正是这么做的。

不错，这位教授所列举的解放后待遇等级差别，即便在毛主席时代也是存在，而且情况还很严重，这位教授在文章中也承认毛主席对此一直不满。但他故意混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便是在那个年代级别工资差别很大的情况下，贫富悬殊也远远小于伟大的蒋光头时代，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在致力于解决贫富分化，而不是在扩大贫富分化，哪怕是解放后官僚集团的利益所在驱使他们将手中的权力利益化、制度化，但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与这种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公有制度的约束，这样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远远无法与私有制的国家相提并论。

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印度的情况——1981－1982年度，印度全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1956亿卢比，按照人口平均为1725卢比（约合192美元）。而这只是平均收入，据同期印度报刊资料，占全国人口5％的上层每人平均年收入至少在5万卢比以上，其中1％的最上层每人年收入至少在10万卢比，而占人口25％的底层每人年平均收入仅仅1000卢比。

这位教授逻辑混乱之处还在于，他故意把经济与政治截然分离开来，言下之意，拥有国家权力身份的人必然拥有更多的经济利益，没有国家权力身份的人则经济利益要少得多。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要说，在不存在私有制经济的情况下，这样的结论是基本成立的，但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和经济权力的拥有者之间，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哪种权力更强悍还难说的很呢！这也是我在主贴中所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或者俄罗斯，收入最高的都不是政治权力顶峰的人物如胡哥、小不是筒子或者普京，而是那些亿万富翁。

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有效的国家，固然存在着由于权力集中化导致的特权阶级，但这种特权阶级在制度允许下的特权（合法的收入），也远远无法于私有制度下的资本家收入相提并论。而诸如中国、俄罗斯之类的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书记—大亨，恰恰是在否定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后才得以合法化的。

必须指出的是，现在有一种将特权与腐败混为一谈的宣传，比如说起中俄的书记向大亨转型时，就说那是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这么说的人实际上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一个基本概念——制度赋予你特权，不等于制度承认你可以用这样的特权搞腐败。

也就是说，这样的书记——大亨转型，是利用手中的特权搞腐败，但这样的腐败并非特权本身。而脂油精英们所恰恰是想通过舆论造势，把这样的腐败合法化制度化，想把书记们利用手中的特权搞出的腐败，再进一步变成制度化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