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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的文革记忆——爸爸去哪儿了？ -- 俺老孫
家园 【原创】我的文革记忆——爸爸去哪儿了？ 看到河里很多人都谈论文革，俺这半个亲身经历者也来谈谈。
我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一年了，到我略微记事的时候对文革最大的印象就是：爸爸总是不在家！
我爸爸作为贫农家庭出身，五三年的党员，五八年的大学生，在校时就是学生干部，六三年进厂就被结合进四清工作组，六六年参加了文革，成了厂革委会副主任，然后又成了省革委会常委。从我记事起爸爸不是在省里开会，就是在省里上学习班。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那时我家住在市郊区工厂为职工盖的宿舍，一排排的平房，称胡同房。有一天我正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邻居家大人来叫我：你爸爸回来了。我赶紧跑回家，看到爸爸收拾衣服准备离开。原来回家只是来拿衣服，然后又要去省里办的某个学习班。我常年见不到他，特别舍不得，就一路跟着他一直到胡同口，他上了等在胡同口的小车。小车开了，我就跟在小车边上跑，爸爸见我不舍，就让停下车把我抱上车，我跟爸爸坐车走了一路，好象什么话都没说，就是坐了一路的车。小车拉着我们一直到了一个大院门口停下，爸爸拿着行李下车，拜托司机把我送回去，就进了大院。司机也下车走了，把我锁在车里好长时间，我就坐在车里往大院门里望，直到司机回来开车送我回家。
我父母都是五八年的大学生，六二年毕业，母亲先分配到工厂，父亲因为是学生干部，留校工作一年后，六三年也分配到厂。
据我妈讲，生我的时候还是住的母子宿舍。我有记忆的第一个家是后来搬到的父母同事帮着盖的土坏油毡房，这个房子因为雨水浸泡墙体倾斜都快倒了，不得不搬出来搬到我前面说的胡同平房里，十一点几平米，半截子厨房。本来厂里分给一套居住条件好得多的楼房，但被爸爸让给一位子女多住房困难的老工人了，革命者高风亮节么！
文革结束，爸爸也不再在省里当劳什子常委，回到厂里，本以为爸爸总算可以常在家了，但是，又开始对造反派进行隔离审查，爸爸也被软禁在工厂里，不能回家，还派了两个工人同住监看，名曰：防止自杀。结果先后几批负责监视的工人都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后来换成大学生职工，这其中有的和我家的友谊一直持续在现在。爸爸离得如此之近却不能回家，我终是可以经常去看他。妈妈每天去为爸爸送饭，这时我已经上小学了，每逢周六送晚饭的时候妈妈就带上我一起去厂里，一起吃晚饭，晚上我就和爸爸睡在一起，周日白天和爸爸在一起呆一天，晚上妈妈来送晚饭后再带我回家。这样持续了两年左右，爸爸结束隔离审查，释放回家，我们一家才真正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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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口号好像是在一部青少年题材的电影里看来的，名字好像是叫《向阳院的故事》，里面的爷爷是老演员蒲克演的，很可亲的样子。故事内容不大记得了，大概是说阶级敌人教唆孩子学坏，崇尚物质享受，好像还有用中药名“半夏三钱、夜交藤五钱、来复子”暗示“半夜来”盗窃公共财产的情节。当然最后受骗的孩子受到教育，阶级敌人被揭露。
前些日子有人贴出了老干部悼念自杀的女儿的文章，那女儿之所以抑郁症自杀，就是因为她的儿子注重物质享受，而她无法提供儿子与同龄人攀比的经济条件。
我在那个贴子里跟贴说：“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对下一代的教育失败造成此等结果。
（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后，中央的政策从继续革命转向了经济建设，而且国家当时与西方开始了蜜月期，宣传调门也明确说：作为主要矛盾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也停止了，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是朋友，不再你死我活了！我一度也拿这句口号当笑话的，记得九十年代初虽然已经调离原工厂，但家里老人仍然关注工厂的生产，听说发生了引进技术自行生产的直升机试飞时坠毁，就说了句：是不是坏人搞破坏呀！我当时就嘲笑了一句：你还担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吗？
可是几十年下来，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并未赢得因此而成为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反而遭受到更进一步的颠覆和攻击，车臣战争、波黑战争、北约东扩、北约轰炸南联盟……这些都是发生在别的国家的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能让我感同身受，直到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七五事件、奥运火炬事件……我才再次想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真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从未死！它只是时隐时显、时强时弱！但从未消失！
（三）为人民服务
这句口号最早是毛主席为张思德致的悼词出现的，后来成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和《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合称老三篇，是文革时期广为熟知的教育文本，我们小学生当时都不但要读，很多还能全文背诵。而且周总理整个文革期间一直都戴着一枚这句话做成的胸章。它不仅是一句口号，一种座右铭，也是一种激励，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
可惜的是而今这句话已经被改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了。
最后一句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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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家园 说几点 1、与阶级敌人争夺下一代
你举的例子，我觉得恰恰是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阶级分析是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但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工具只是众多工具之一，而不是全部。凡事都要用阶级分析的办法去解释、去解决，是把阶级分析庸俗化了。我实在想不明白，教子无方和阶级斗争有何关系？
2、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宣传调门也明确说：作为主要矛盾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也停止了，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是朋友，不再你死我活了！作为改革开放后宣传口径依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阶级矛盾和帝国主义有明确表述：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综合以上，肯定不存在你说的宣传调门明确说的内容。当然，宣传调门肯定是降低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毕竟口号打不死敌人，喊得再响也没什么意义。
3、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毛最早公开使用应该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家园 直升机？ 是景德镇吗？
家园 我的文革记忆——文革后的几段记忆碎片 （一）文革结束后，爸爸在厂里接受隔离审查，虽然被抄了几次家，但也只丢了一套爸爸从北京带回来的景德镇陶瓷的毛主席像章。我家中说不上家徒四壁，但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个三屉桌，两个四脚方凳还是爸爸空余时间自己钉的，加上大学时爷爷送给的一个军队上过去用的绿帆布面衬硬纸板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我上大学时给用坏了，惟一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当了近十年的省革委会常委，从未以权谋私，住的前面已经说过，组织关系却一直保留在厂的设计室，身份始终是技术员。这一切加上爸爸以前在群众中威望就很高，所以作为家属倒没受什么株连，但是我却遇上过小小的困扰。我那时上小学，每天上学放学路上路过同一个地方时都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冲我喊“张铁生”，令我困扰的是不知道那孩子对我这个父母都是货真价实的文革前大学生，自己也是个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小学生喊“张铁生”是想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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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关注文革的都知道“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大名，我这里给不知道的简单解释一下，张铁生是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因为工作表现好，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考试——文革期间没有后来意义上的高考，但仍然有大学面向基层群众的招生，叫做“工农兵大学生”。张在考试时答不出来考题，于是在考卷背面写了封信说明自己因为下乡以后学业荒废，通知准备的时候又晚，他又不愿为复习请假旷工耽误本职工作，等等情况，请求给予照顾。结果被当时的掌权者当做正面典型树立起来，文革后自然讨不到好，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
（二）爸爸结束隔离审查后并未能回设计室工作，而是被下放到基建科劳动改造，每天和基建工人一起挖土方，虽然很劳累，但总算能每天下班回家，我们一家人也就满足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等妈妈下班回家做晚饭。等到很晚她却一直没回来，后来一位隔离审查期间曾经看管过爸爸的工人来家里用自行车驮着我从工厂大门穿过厂区去到工厂的职工医院，才知道爸爸因为劳累过度心脏病犯了，出现大面积心肌梗死，正在抢救。守在抢救室外面，妈妈告诉我，爸爸的心脏病是文革期间被逼出来了，她说当年不知为什么省革委领导班子就是搭不起来，闹到中央，闹到总理那里，总理要求造反派让步，作检讨，向老干部认错，才能过关，说起这妈妈倍感委屈，说大家都不认为自己错，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后来沈阳大军区的陈锡联司令员的秘书亲自跑到家里跟爸爸做工作要求爸爸带这个头。妈妈说爸爸虽然答应下做检讨，但心里还是有委屈的，结果心脏病发作晕倒在主席台上，从此落下病根。
厂里领导看爸爸累倒了，倒也没再难为他，但作为受限制使用的人员，也不肯让他再回设计室，就和我妈妈先后调到厂办的工学院当老师。
其实当时不止我爸妈受文革影响被限制使用，几乎所有文革前分到厂的大学生都受到影响，我们厂作为军工大厂，文革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厂一级领导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全都是中专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层的各处科室也几乎如此，生产一线的车间主任里多的则是技校毕业生，其中一些人在我爸妈那里参加了三年制半脱产学习，获得了个大专文凭。
（三）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本市上大学后，我爸妈也调离工厂，家也搬到市里，久已断了联系的省革委会的的老熟人也偶而来家串串门，我也认识了其中几位。其中一位叫范正美的，文革时曾当过省革委会的三把手，仅次于两位老干部。他当时也在当老师，来家时还送给爸爸一本自己写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等于创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们二人聊起熟人，说到某人在劳动改造时胳膊卷进机床里，造成粉碎性骨折；还有某人被整得精神失常；某人老婆离婚；某人被整得跳楼自杀……
爸爸八十年代末去世以后，其中一些人仍然和我家时有来往，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和妈妈去参加其中一个人的女儿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吃自助餐的时候，人们开始用麦克唱歌，唱的大都是文革时代的老歌，有个人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妈妈听着听着忽然说：哎呀，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这不是那个王双印么！坐我们旁边的一个人接过话说：就是他。妈妈说：他不是跳楼自杀了吗？那个人说：没死了，救过来了。妈妈告诉我：这个王双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作者，因为这首歌文革中很红，他曾被召到北京，在江青面前献唱，因此文革后被整得很惨，一度跳楼轻生。那个王双印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又唱了《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我看他腆着个啤酒肚，四方大脸，满面红光，听着他嗓音浑厚洪亮的歌声，心想又一个从逆境和绝望中闯出来的革命者……
通宝推：桥东棒棒,乾道学派,陈王奋起,楚庄王,马哥,阴霾信仰,天天向上A,钟光,发了胖的罗密欧,夏级核潜艇,HarryGore,老老狐狸,西安笨老虎,白浪滔天,yiwensilan,家园 张真不是一般人，前两天他持大股的公司上市了。 现在也是身价亿计的老板了。真是“弄潮儿”！什么时代都能抢到机会。
家园 他投身商海也是被逼的 他的女同学等了他十五年，等到他出狱结婚。他得不到组织安排工作，要养活妻儿，只好下海打工、创业。
我爸爸的造反派同事文革后因为工作上没前途下海经商的正经有几个，原工厂的、省里的都有，有信念的人想从精神上打倒很难。
家园 照这么说，铁生得感激改开 要是搁改开之前，一个人要是政治上完了，就很难再有其它的出路了。而改开之后，政治之门对铁生依然紧锁着，经商之门却打开了。铁生从这道门出来获得了财务自由。对楼主也类似，改开之后，推荐上大学的门对楼主紧锁着，高考之门却打开了，楼主由此完成了高等教育，改变了命运。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是改开恶毒之处。关闭了政门，打开了商门生生把铁生从一个极左派逼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成了当年他与之斗争的走资派的同伙。改开后的铁生走到了改开前铁生的反面。这比把贞洁处女逼成青楼名妓还惨哪。
家园 张铁生可不是一般人。 据说当时也不是答不上来考卷上的问题。但人家有政治敏感性，顺手为之，一炮而红。出来后，一样混的风生水起。
妈妈告诉我：这个王双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作者，因为这首歌文革中很红，他曾被召到北京，在江青面前献唱，因此文革后被整得很惨，一度跳楼轻生。
家园 这个命运让我不禁想起了天天大姐的文章 简直就是此文的注释啊
家园 文革后还有个小文革 文革结束，爸爸也不再在省里当劳什子常委，回到厂里，……但是，又开始对造反派进行隔离审查，爸爸也被软禁在工厂里，不能回家，还派了两个工人同住监看，名曰：防止自杀。……这样持续了两年左右，爸爸结束隔离审查，才算释放回家。省委常委一撸到底，隔离审查两年之久，没有问题也只是白身回家。
按照洋鬼子的玩法，那时候应该改名叫第二共和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