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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丁玲这么说 ，是既有很大苦衷的 ，她还没有平反。 作为文艺系统高层，和周扬斗得死去活来几十年， 既有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有个人面子问题， 也有个人经历的教训。 她这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说给国内的领导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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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她的政治对手们在等待着听她在国外说什么，或者直接说，在等待着她在政治上出现什么言语闪失，那将成为他们打击她的重要把柄。甚至在她访美之前，中国作协就已经有人放出风来，说邀请她的“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钱的。
国外，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外国文人”③、“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④，期望从丁玲口中听到某种叛逆的语言，来作为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实。
出去看看的愿望是简单的，但如此“内外交困”的阵势，却使丁玲不能不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不仅是一次观光旅行和文学交流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微妙的政治含量的外交行为。丁玲是谨慎的，正如有人所说：“丁玲在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前，总要认真了解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原则，研究有关情况。”⑤
她甚至是紧张的，她知道兹事体大，任何一点微小的闪失都将使她万分被动。此时，她的历史问题的结论还是：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她必须把政治上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宁可不讨喜、不可爱，宁可被骂、尴尬，也不能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她是输不起的。
这种态势决定了丁玲在国外的发言几乎别无选择。"
看看丁玲的发言吧
丁玲在美国作过几次演讲。有一次她在一次集会上演讲，有人问她：丁玲女士，你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呢？她说：“我是为了去体验生活。”
丁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养鸡：
我在北大荒养鸡，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只想将来问题能解决，我希望陈明的政治处境能比我好一点，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队长就满意了。坐在监牢里的时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块，在铺板上摆着。摆什么？摆想象中的养鸡队的规划：那个地方是鸡舍，那个地点是运动场；要用多少人；饲料队，打鱼队等。我没有再当作家的希望或计划。”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事都能做：能上，也能下。
在接受日本学者的访问时，她还说，在北大荒，我们自己有家，住的地方干净利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以为我们当时的生活苦得不得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这是代表丁玲真实思想的说法吗？显然不是。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她也曾写到上述这些内容，但态度和观点则完全不同。同样是写北大荒养鸡生活，她愤慨‘为什么杜厂长、姜支书不另外给我们一栋房子，硬要我们把家安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
她抗议过后， 王震的关心下，丁玲和陈明后来住进了干净整洁的招待所。
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对丁玲的看法：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
西方人士愤怒于丁玲的“撒谎”，但是，那样的发问，大致决定了它会得到怎样的回答。“怎么会是去体验生活呢？应该讲，那是因为划了右派嘛。”难道西方人士不明白这一点吗？为什么还要逼迫丁玲用自己的嘴说出来呢？如果她老实地做出“因为划了右派”的回答，必然又会面临下一个“为什么”，一直到她说出“受了共产党的迫害”为止，而这正是西方人士想要的答案。如同文本中会有“隐含的读者”，带有诱导性的发问也隐含着预期的答案。如果丁玲给出了西方人士想要的回答，回到国内，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的历史问题还有望平反吗？
既然她不控诉，大家也心知肚明；既然她美化，大家也不会相信，还何必要她控诉呢？如果她选择说出来，对别人的意义在哪里？对她，却是真实的麻烦。她的遭遇本身，就是最好的控诉，何必再给她增添新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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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丁玲从秦城监狱释放，来到山西长治，给侄女蒋祖静的信中说：“我们一九七○年来北京，住在郊区。环境极好，绿树参天，十分幽静。生活待遇，亦极丰厚。书籍很多，尽我浏览与攻读。……尽管我们来北京，系接受严格审查，但我们都很乐观，真正做到无私、无惧、无虑。” 在给儿子、儿媳的信中则说“在北京那样极为优越的条件下”。凭这种描述，谁能想象得到，所谓北京郊区的优越生活，其实是在秦城监狱坐牢呢？给亲人的信，她不必为党遮掩了吧？但她还是这样含蓄地美化，可见，是她自己要面子。一个给亲人的信中都会把自己的坐牢描述得如此幽雅的人，在外人尤其是外国人面前，怎么可能不维护自己的面子呢
报喜不报忧，以喜掩饰忧，这是一个老年人的面子问题。在国外不报忧，并不仅仅是家丑不可外扬，在国内她也一直不愿提那些难堪的岁月，因为不堪回首，因为丢不起面子，在内部整肃中败北，被自己忠诚的党所“发配”，在她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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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丁玲处理这种事情也是有经历的，
丁玲现在见海外人士尤其是海外媒体，如当年作为“陪绑”带王实味见那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能说什么呢？
丁玲在给宋谋瑒的信中写道：“自然，也很难不见外国人，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但愿这只是我的‘余悸’。” 她知道其中利害，但她见记者和外国人的次数还是不少，那就意味着她说“官话”的机会不会少。“官话”自然是官方爱听的，却导致了她在文坛的形象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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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国外的表现，也获得了肯定性的评价。1984年《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提到：(丁玲)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
丁玲的后事中，邓力群指示：最重要的是把悼词写好。(55)所以，丁玲的悼词是印发下去广泛集中意见后定稿的。作家支部的书记曾克送来的悼词修改稿和附信中说：丁玲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工作后，多次从事外事活动，影响突出，应有所表述。
负责处理丁玲后事的中组部副部长郑伯克说：“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丁玲，对丁玲的评价很高。”“……这几年出国，中央反映很好。”“丁玲在国外讲话时，不但没有怨气，而且拥护党的方针政策。”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6日《丁玲同志生平》中提到：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性文学交流活动。
通宝推：年青是福,家园 好开心，真是抛砖引玉，我赚到了，多谢。
家园 年兄好文，只是回复错了对象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很讲究理想主义的，“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太祖爷这代人的革命理想是其来有自，并非从天而降，而且将至发扬光大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理想既然是正确的，现实行不通怎么办？起来革命呗
其实现实中，普通人也多是如此，哪有那么多理智分析，不外乎就是自己喜欢而已，干成干不成，不虚度足已
家园 【商榷】理想到底应不应该坚持。 每个人都会有理想，每个人的理想也可能与别人不同。同时，理想的实现具有社会性，自己理想的实现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他人。
简单地说，如果地球上就两个人。二人理想冲突，都坚持的结果可能是二人的同时毁灭。
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应该考虑到，人类社会各阶段的理想是不同的。从人类长河来看，不存在一个一步实现的理想，而应该是阶梯式的逐级实现。
家园 赞成来来回回很多次，这些先辈是认真、真诚的。 家园 贴文虽短，哲理深刻 有一些精神是不能放弃的；有一些原则是不能退让的
家园 理想主义包含两类：民族的，和民主的。看你说的是哪类 普通人说的理想主义，包含两类：一是民族独立的理想主义；一是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
真正的理想主义，我认为是马克思、毛主席这类”民主主义“理想者。所以，”民族国家“的概念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而不是从”光荣革命“说起。
我的观察是，一般只强调“民族类”的从政者，在打下江山之后一般都会异化成实际统治者，“两段论”也就顺理成章。在打江山阶段，民族理想者对”民族“与”民主“的理解和运用，更倾向于工具性，而非目标性。因为，他们争的本质，可以套用胡服的一句话：国民党专制的，不行，共产党”专制“的，行！引申出来就是，这方土地的子民，我当赵家人统治才是民族独立，否则，什么小日本，国民党，都不算民族独立。
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极端反感胡服建国后的那套治国理论的根源。
这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幻灭的悲剧。所以，陈明忠的困惑，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所以他能很快找到精神安慰：今日之中国，已经坐二望一，他那”民族“的理想，不已经实现了么？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即使把今天充满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送回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时期，或者1937年的抗战时期，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会与当时的老百姓有多大区别，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谁当皇帝不是当，如果换个皇帝生活更舒坦，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俄国人，或是共产党，只要不是那个王八蛋的国民党就行。
我们因而可以看到河南民众可以跟日本人一起驱赶”国军“，且丝毫不以为耻。更加吊诡的是，后来者，无论是政治的TG，还是民众，都不约而同的三缄其口，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和宽容。
所以，我特反感神圣化、绝对化抗战的做法，我说（花园口决堤与军队的价值链接出处）：如果一支军队对外英勇，对内却枉顾民命，视民命如草芥，其军队如何让人尊重，乃至尊敬?如此一支军队，不过是将对外作战的英勇与血性同样地加之于自己的同胞，那么他对外作战的意义又何在？保其全境又有何用，不过是换了一支所谓地自己人的武装力量来草芥民命，那和外来武装力量草芥民命又有何区别？说的更加俗点，就是自己人强奸自己人是可以的，就是不可以别人强奸。同为强奸，又何来内外之别！……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概述的话，军队存在的终极价值在于民本主义：以民为本，以民命为本。离开了民本谈主义，离开了民本谈战争，离开了民本谈军队，一切，只能是空谈而无任何地意义，并且，只会带来祸国祸民的结果：如果下一场战争再一次降临神州大地，花园口决堤式的悲剧绝对不是绝后的；长沙大火会再一次光临神州的某一个城市，或许北京，或许南京……或许还是长沙；民众或许还会 “助纣为虐”。
通宝推：也要崛起,家园 只有“民主”、民族两种？ 太狭隘了吧
家园 不是很难解得困惑 台湾先发基础是损害大陆及遏制大陆得到的红利.因为这种方式对全中国是无益的,而且是一种损害,所以不用困惑.损人利己的不反对才怪.意义也就自然产生.
家园 关于那个国库 从经济学上讲是起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实际上美援一样能做到。所以这不是关键。
两蒋期间经济发展这么好是还是内因为主。能够把航空（虽然是组装）都做出来是很了不起的。印度到现在也不行。
经济发展反而引起了民粹主义爆发，到了李登辉时代出现毁灭性的下降。长期只要民进党上台就一定能统一。
- 复 关于那个国库
家园 如果没有美帝看中做不沉的航空母舰，什么都谈不上 单从经济上说，在六十年代以前，如果没有美国经援军援，台湾国际收支都平衡不了，更别说起飞。
不要把军援不当钱，没有美国军援，台湾就不要开支军费了？要不也假想一下，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大陆不需要开支军费，也不需要对外援助，大陆发展起来是什么情景？
六十年代以后，那是得益于美日产业转移。
当然，八十年代以后，大陆也得益于产业转移。但是如果没有毛时代的基础，靠蒋家一直“接收”下去，蒋家留在大陆，也决不会搞土地改革，也决不会与买办切割，猴年马月也轮不上做世界工厂
- 复 关于那个国库
家园 是靠援助做到稳定台湾经济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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