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本衰人——英国喜剧演员Frankie Boyle自传 -- 万年看客

我们学校有一项优良作风，就是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社区敬老活动。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三三两两地分成许多小组，将各种食品包装起来，送给那帮老不死的当做新年礼物。按照规定，老师会在一旁监督我们干活，免得我们使坏。但是实际上他们只会把完成了的包裹放到秤上，只要分量够了就行。所以我们往包裹里塞进了各种不能入口的东西。有一年我与马林耐尼家的双胞胎分到一组，他们从自家店铺里找来了一堆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宝贝：两罐出厂日期可以登上历史课本的沙丁鱼罐头；好几瓶各种口味的过期奶粉掺成了一瓶；一盒代代相传的豆子罐头；还有一包差了几张牌的《顶级拉力车》集换卡片。

全社会对于老年人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老年人有很多讨人烦的习惯，例如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死什么时候不该死。有时候你头一天刚发现自家祖辈的止痛片嗑起来很爽，第二天他们就蹬腿闭眼切断了你的供应；也有时候他们占着一栋户型敞亮的房子，可是却整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死活不咽气——多亏了金黄葡萄球菌的给力表现，我才能住上现在这套厨卫齐全的住宅。从好的一面来说，老年人在公共汽车上有专座，尽管座位上总是弥漫着小便的气味。我总觉得公交车上的老年人专座数量太多了，简直就好像拉了一车烧香请愿的香客一样。

五年级的时候我与艾登自告奋勇与照顾两位老人，借此逃避体育课。一位老人是鲍曼先生，他的脾气很好，整天前言不搭后语地跟我们讲解苏格兰历史，经常让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相互串门，就像后现代小说的写法一样。另一位老人是个老太太，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不太喜欢她，因为她整天打发我们出去买东西，而不是用热茶与小点心招待我们。这个老太太耳背得很，带着一副尺寸很大的助听器，假如调试不好就会发出嘘嘘的声音。于是我与艾登都学会了嘴唇不动吹口哨的本事，一边吹一边歪头，就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似的。于是老太太就会回到里屋调试助听器，我们则趁机打开电视看十分钟。后来她也学精了，识破了我们的手段。于是艾登又学会了说话吞字的本事，说着说着话就突然沉默一下子，同时嘴唇还在照常运动，

艾登和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这帮老东西的床上运动项目居然比我们还丰富。在苏格兰，每五个四十五岁以上的男性里面就有一个打炮不带套——如果这个岁数还能硬起来，谁也不会藏着掖着，不带套根本不算什么，就算开个新闻发布会都不为过。绝大多数这个年龄的男性都已经有孩子了。对他们来说，与自家老婆上床就好像加入了全国名胜托管协会：会员可以免费参观废墟，不过他们从来都不去。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特别悲剧的故事：一个失明三十年的老头通过人工义眼回复了视力。之所以说这是个悲剧，因为他在看不见的时候可以在脑海里尽情想象自己的妻子多么美丽，现在他终于看见了妻子如今的老朽面容，恐怕他的胯下之物也要换成人工制品才能照常使用了。

我们学校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因此开设了宗教课。全部课程内容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人工避孕，天打雷劈。每月都会有一名神父到学校里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在宗教课上看惯了血糊糊的流产胚胎图片，却从没读过圣经，因此实在不知道应该问他什么。我猜他也不知道我们想知道什么。

“神父，小孩到哪里能买酒喝啊？你认不认识特别骚的小妞儿啊？”我们争先恐后地发问道。

满脸愕然的神父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活像泥胎木塑一样。于是有一周老师提前教训了我们一顿。

“你们可以问问神父为什么要戴假领子，或者为什么圣经不允许吃猪肉而我们今天依然在吃培根。”

哈瑟维神父落座之后教室里陷入了漫长而难堪的沉默，然后操着一口爱尔兰腔的艾登就打了头炮。

“神父为什么要穿鞋啊？！”

哈瑟维神父显然有些发懵，他还没回过神来艾登就打出了二连击：

‘你们也能吃培根吗？！’

为了稳住阵脚，哈瑟维神父就像任何一位喜剧演员一样亮出了久经考验的段子。接下来不管回答什么问题他都要首先长篇大论地解释一番没药究竟是什么。

艾登是个烦人精，整天不捣乱不舒服。他最喜欢用书包抽低年级学生的脸，每次都能把别人抽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一直缠着他想要学习其中的窍门，后来他告诉我他在书包里藏了一把特大号活扳手。

或许是受到了我小时候自创的YY小说的影响，在我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会结交一位特别高大的朋友。艾登家里的兄弟姐妹特别多，当时我经常在他们家里玩。显然我把他们家的人烦得要死，但是当时我根本感觉不到这一点。我曾经以为艾登家里热热闹闹的氛围才是家庭生活的常态，而我自己的家庭更像是一座活死人墓。后来我见识了几次他们家真情流露的场面，然后才意识到还是我们家的集体自闭症氛围更适合我。

我和艾登都在中学里学会了喝酒。有一家酒馆不忌讳向未成年人买酒，酒馆的名字叫做外层楼。我即将长到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在这里灌了一肚子伏特加兑橘子水外带好几瓶啤酒。我只要三杯下肚就合不上嘴，对着同校的酒友们喋喋不休地讲解我最近又看了什么新书，他们则会夹杂不清地向我抱怨凯尔特人队的板凳深度不够。后来这家酒馆歇业了一段时间。有传言说原因是某人领着斧子来到酒馆里寻仇，他的仇人刚刚冲到大门口就被一斧子砍在了两片肩胛骨中间。我希望当时酒馆里的唱片机正在播放特别激昂的乐曲，唯此才能对得起这么过瘾的场面。或许情况并非如此，或许这一切都只是传说，但是从那以后每一个来到外层楼喝酒的人都信誓旦旦地宣称当时自己在场，而且他们的口径彼此都能对上茬。尽管我们当时都是一帮酒瘾攻心精虫上脑的青少年，这些故事依然还是太吓人了，以至于我们再也没敢回去过。

所有人都盼着到别人家里参加派对，在派对现场你可以依靠酒精的魔力压制住整整十六年的天主教抑郁，顺便把化学课上与你搭档的女生拉到墙角来一发。最好的派对是父母不在家的派对，因为他们的孩子会把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点头之交请到家里来，任凭他们在地毯上吐得左一滩右一滩。参加派对就像上战场，即便是并肩作战的人们也会有大相径庭的说法——例如在不同的房间与壁柜里与许多不同的人分别上了一二三垒。尝到荤腥的人肯定会在学校里大吹大擂。我记得有个家伙冲着他哥们大吼道：“你也配跟我比？你个死猪就知道瘫在地上睡觉，我在你隔壁什么姿势都玩了一遍！”

由于禁止未成年人买酒，因此派对现场的酒水总量往往不够所有人都喝醉。艾登和我经常一边倒立一边用吸管从易拉罐里嘬啤酒喝，希望自己能醉得快一点。有时候父母们会留下好些淡啤酒，我们每个人都会喝上十罐，因为我们觉得鼓胀的膀胱能够加剧酒精的效力。

我在学校里从没想过要受人欢迎，也没有哪个小圈子让我特别有亲近感——除了那些见人就上的破鞋以外，但是她们日程安排全都满满当当，根本没空搭理我。中学女生绝不是守身如玉之辈，她们只是在你面前守身如玉而已。假如将中学里的性资源比作一条大河，那么整天开车来上学的高富帅们就在上游修筑了截断水流的大坝。我们这号人只能在下游的龟裂焦土上勉强求生，依靠性瘾土肥圆与醉酒宅女的泥水坑润润喉咙。艾登的情况与我半斤八两，因此走投无路的我们对于每一位略微有点意思的女生都拿出了十二万分的关怀备至，就好像她们每一个人都是身患绝症却依然强拖病体前来我国访问的外国王室成员一样。她们一定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病。

THREE

一味念旧不是好事，所以我并不想太过详细地描述我在中学里经受的苦日子。话又说回来，要是史蒂夫.提斯波利哪天犯在我手里，我一定要把他五花大绑，塞进中国军方专门为我改造的面包车车厢里。接下来的九个月他将在手术台上度过，四肢拴紧，只能靠输液来吊着一口气。到时候我将会用一把指甲剪子与一只打火机让他充分理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深层含义。偷别人足球袜的臭贼活该落得这样的下场。

如果你很享受让刑满释放的恋童癖每周向你教授五个小时的地理课，那么中学时光对你来说才能称得上快乐。学校里的性事简直令人不忍直视。一般人不管学什么手艺，二十年工夫都该有模有样了，可是我们学校的扫地大爷已经肩披黄毛巾耍了半辈子流氓，到了见真章的时候依然手忙脚乱。总之如今我只有在装满体育用品的小黑屋里才能高潮。

人们总是说学校生活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如果说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内容就是让一个酗酒无度的中年卢瑟整天骂你是窝囊废，那么你的人生也太杯具了。任何声称“学校生活是最美好时光”的人显然没有尝试过在三陪小姐的双峰之间舔舐LSD的酸爽感受。老实说我并不憎恨中学的一切。我只是恨老师、恨同学、恨课程、恨教学楼、恨食堂、恨厕所、恨我花在那里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过学校门前的停车道还算不错。

上学的路程需要先坐公交车，然后步行几英里。步行路线正对着太阳——玛雅人的天文台都不能冲得这么齐——阳光总是直接射在我脸上。要是头天晚上下雨，第二天放晴以后一个个水洼的反光都能闪瞎人眼，感觉就好像走进了科幻电影里的太空船舱一样。

我们学校就是一座动物园，里面放养了各种小畜生。新生报到第一天我就在操场上见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有人赌钱，有人撩妹，有人动粗，有人把别人的胳膊当沙包。操场一头有个下沉式地下室入口，周围有一圈铁栏杆，中间是一道朝下的楼梯。谁的书包要是不小心让人抢走了，肯定会被扔进这里面。要是不开眼的受害人竟敢下去拿书包，操场上立刻就会爆发出一阵嚎叫：“唾沫坑！唾沫坑！”转瞬之间栏杆周围就挤满了人，纷纷向下吐唾沫。然后一个可怜兮兮的初一新生就湿哒哒地爬了出来，活像初生的牛犊。当时我就意识到，接下来五年学习不学习都无所谓，保命才是第一位的。

后来我发现，在学校里保命的关键在于在午餐时间找一间能够反锁的教室。老师有时候会把教室钥匙交给听话的孩子，名义上是让他们做功课，其实是为他们提供庇护所，免得别人抢走他们的午饭钱或者拿他们练拳脚。我刚刚入学就加入了拉丁语社团，接下来好几年里我们几个社团成员一直扎堆吃午饭。当然我并没学到多少拉丁语知识。不过社团里有一位蜜雪儿.卡德维尔，她总喜欢叉腿坐姿，裙摆深处的风景若隐若现。我很喜欢拉丁语社团。

把教室托付给我们的拉丁语老师是个很和气的人，也是学校的性教育辅导员。此人高瘦谢顶，留着一口流浪汉风格的大胡子。有时候他会在宗教课堂上讲授避孕知识。显然宗教教义更认同外射而不是避孕套。我觉得他肯定练习过很多次外射，因为他一说到这个问题就会面部抽搐，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开黄腔。他有九个孩子。

就算躲在教室里也不见得一定安全，因为其他学生经常像僵尸围城那样堵在教室门口，要么想要硬挤进来，要么想在外面把门卡住不让我们出来。有一回有个家伙打算从屋门顶上的小窗户里硬挤进来。这家伙的身材简直高大得不像话。听说他的父母曾经联系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组织，想为他申报“同年龄段双脚尺码最大的男孩”这一头衔。我还听说他是被人领养的。我想他的养父母一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对不小心养大了杜鹃鸟雏鸟的老麻雀。那一天的午餐时间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使劲顶着屋门，其他人则拼命想把他那两只已经从窗户里伸进来的创纪录大脚推出去。

小孩子的行为和神经病往往区别不大。第一次上手工课的时候老师花了半节课讲解安全须知，我们却彼此面面相觑，心想：“好锋利的凿子啊……”老师刚说完还没有两秒钟，一个学生就把金属锉屑吹进了另一个学生的眼睛里。这一年余下的课程我们一直在学习绘图。

有一位手工课老师说话总是乌鲁乌鲁的。有一次他找我单独谈话，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打算骂我还是夸我。我觉得应该是骂我，因为我的手艺太差了。有一次我们的作业是制作书箱。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于是乘人不备偷来了老师之前制作的样品。为了不露馅，我敲掉了书箱底部四个角上的滚轮，又用万能胶粘了回去。结果我得了个C。

手工课是一个极为脑残的主意。好些孩子只要随便拿起几块材料捣鼓几下就能做出杀人的凶器。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手工作业足以武装一支半兽人军团。我一直觉得这里面有阴谋：为什么不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学习如何成为对冲基金经理或者证券交易员呢？学校只肯教他们制作茶杯架，做出一堆来也卖不了几个钱。

多年以后，我成为了《十猫有八》*节目的写手。有一期特别节目的主题是《老大哥》，于是我花了一周时间补番，看到最后都快吓尿了。

*【8 out of 10 Cats，英国谈话类喜剧节目。】

“节目组都是从哪里扒拉出来这些个欠操脑残的？！”我呻吟道。“随便是个人就不能这么弱智好吧！”

吉米.卡尔*耐心地看着我说道：“你忘了中学里的情况了吗？”

*【Jimmy Carr，英国著名喜剧演员。https://en.wikipedia.org/wiki/Jimmy_Carr】

言之有理。中学里的傻逼确实格外多。有一次物理课上我们两人一组做实验，题目是速率。我们要给小车装上五个砝码，然后让小车从斜坡上滑下去并且测量速度，然后拿掉一个砝码再测量一遍，以此类推。我的实验搭档显然把这些年来摄取的养分全都转换成了肌肉与骨骼，却忘记了给大脑留一点。我刚把五个砝码装上小车，他就拿下来三个。“你吃饱了撑的啊？咱们一共两个人你放五个砝码干嘛？”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好几个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的孩子都是死不悔改的牛皮大王。每所学校里都有极少数学生会一口咬定自己的骨头都被超强合金置换了，或者自己和U2乐队是铁哥们。最精于此道的家伙名叫艾德.拉文。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转到了我们学校。他看上去已经十八九岁了，而且有些驼背。他声称自己在德国生活过，并且赢得了德国自行车越野大赛冠军。他还说他很有钱，因为他在柏林附近有一家肉联厂。一般人吹牛都喜欢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像艾德这样朴实刚健的吹牛方式着实罕见，也确实很高明。多年以后我的一位朋友在格拉斯哥大学门口碰上了艾德。他手里拄着一根手杖，来不及说话就匆匆走开了。显然他的私人游艇正停靠在克莱德河沿岸，他不能让船员们干等着。

我们班里也有这样的货色。有一天这家伙迟到了，并且编出了十分疯狂的理由。我们全都来了劲头，因为我们知道他肯定会说什么从动物园里跑到大街上四处伤人的美洲豹差点把他咬死。他刚刚眉飞色舞地说到一半老师就打断了他。原来他的迟到原因是他妈让他在家里等着煤气管道维修工上门，而且他妈事先已经跟老师打过招呼了。被老师揭穿以后，他的表情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好像在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有意思吗？”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他们这号人的想法，他们的现实生活的确太没意思了，还不如生活在胡诌瞎扯的设定之下。

有专家认为父母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平均要说三千个所谓善意谎言。比方说我父母曾经吓唬我说只要我撒一个谎，就会有一只狗熊头章鱼腿的喷火蜘蛛把我的谎话捡了去织网，等到网足够大了就把我裹在里面抓走。至于我的孩子，我打算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的亲爹，他们全都是我领养的。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么回事，我就是憋不住想要这么告诉他们而已。

我在学校里有几个朋友，但是总体而言我并不合群。主要原因在于我觉得我的同学们全都是一帮混吃等死的东西，一个个都在麻木不仁地走向朝九晚五一辈子的人生道路。话虽如此，我心里确实一直有些顾虑，不知道是否应该全身心投入集体生活，将我自己的想法抛到一边。但是我实在受不了那帮人的世界：打卡挣钱，贷款买房，把中学初恋娶回家里日到吐，再把自己下的崽子送回自己当年的学校受二茬罪。我的很多中学同学确实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当年我存心拿他们开涮的时候说得过头话如今都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与好朋友保罗.玛什一起出去玩（保罗是个超凡脱俗的人，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他的多彩事迹下文还要细说）。我们两个最早是在中学里认识的，从那以后他就成长成了一名真正的独立思考者。那一天他穿了一件绿色的皮夹克与格子布裤子，而我在此前好几天里一直在一边嗑摇头丸一边赶稿。这时一名高中同学从对面走了过来。尽管我们同岁，但是他的腰围已经涨了两三圈，鬓角已经有了白发，还穿着我爸经常穿的同款冲锋衣。这人其实不是坏人，但是他眼中的保罗穿得活像太空小丑，他眼中的我三魂七魄已经少了一大半。他端详了我们一会儿，说道：“二位，你们究竟往彼此的菊花里塞了几个高尔夫球啊？”

二年级一开学就发生了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我们的教学楼中间有个天井，有一天我们正在天井里打闹，突然一大帮人全都扑向了一位约翰.乔——我觉得他大概看别人的眼神不对——他们冲他拳打脚踢，还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那之后约翰.乔他妈就让他转学了。有一位老师非常不以为然地向我们描述了约翰.乔他妈怎样跑到学校里指责学校管理不力。显然在他看来，仅仅因为平白无故被人群殴了一顿就要转学纯属吃饱了撑的。要是约翰.乔他妈不想让同学们抓着她儿子的脑袋往墙上撞，那么格拉斯哥的学校恐怕不适合她家那个娇生惯养的窝囊废。

我们的学校在格拉斯哥远远算不上最烂的，但就算这样也足以吓倒好多外地人了。我的同学已经死了好几个。有一个名叫比利.科尔的小个子是被他爸砍死的。他爸是个屠夫，发酒疯的时候一刀削掉了他的脑袋——一看就是千锤百炼的过硬手艺。当时向我报告死讯的同学凶残地添加了一句：“这回他可没有以前那么闹腾了。”“恐怕还会比以前矮一头呢，”我感叹道。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家特殊教育机构，里面的学生不是少年犯就是先天弱智。有一天中午这帮家伙闯进了我们的学校，见人就打，见窗户就砸，简直就像老电影里非洲土著围攻殖民营地的场景一样。他们的主力部队堵在学校门口，吆喝着要让某个与他们有过节的学生赶紧滚出来。一位我们的老师（是个硬汉）镇定地走到他们面前，冲着其中个头最高大的家伙的脑门来了一记头槌，当场把他放倒了。这一幕简直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西部片里的表演一样，或者说更像是一名成年人打翻了一个先天愚型的青少年，总之我们在旁边看得非常过瘾。

如今青少年的生活大概不如我们那时候这么暴力了。我觉得还是应当让他们了解一点基本的斗殴常识，例如动刀的时候要瞄准对方的肾脏。另外还可以看看反映枪支犯罪青少年受害者的新闻报道，伤者的病房里堆满了同校学生送来的泰迪熊，祝他早日康复——这些孩子真是太不会送礼了。那个挨枪的小兔崽子明明就是个毒贩子，因为跟别人抢地盘才挂了彩。

学校的伙食只能用可笑来形容。很多人都拿着薯片当午餐——油炸薯丝饼也很受欢迎。我妈每天都给我带盒饭，于是我经常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带盒饭的同学交换食物，用我的熏火腿肉卷与蓝丝带饼干换回更有趣的东西。学校门前有一辆冰激凌车，论个出售无花果。还有一家小卖部，唯一的商品就是巧克力冰砖。我很喜欢这些垃圾食品，如果当年的我能够看到如今的我是个什么德性——为了多活两年每天都要捏着鼻子咽下一盆生菜叶——肯定会吃得更有滋味。

我认为儿童的确需要更好的营养教育——从小到大我对营养学历来一窍不通，直到几年前为了给自己续命才自学了一阵子。科学家们发现喜欢吃薯片与巧克力的人们天生具有肥胖基因，而且发现了辨识具有此类基因的群体的方法——找一张苏格兰地图，再用红笔把苏格兰圈起来。最近苏民党提出要让苏格兰的全体小学生接受肥胖体检，具体方法是把他们套进亚历克斯.萨蒙德*的裤腿里，要是套不进去就说明他们需要减肥。

*【Alex Salmond，苏格兰政客，2007-2014年担任第四任苏格兰第一大臣。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_Salmond】

我们学校最胖地胖墩名叫杰瑞.马克布莱恩。据说有一次他在化学课堂上撸管被抓了现行。谁也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但是我们全都很喜欢欺负他，因为闲着也是闲着。杰瑞的爹妈很胖，妹妹很胖，他们家的狗也很胖。一家五口经常穿着毛巾布质地的运动服在附近的公园里跑步。我有个朋友叫莱斯丽，是个特别淘气的丫头，她家与杰瑞家是街坊。有一天她给外卖打电话，点了半张菜单的菜品送到杰瑞家门口。按照她的说法，杰瑞的爸爸开门看见不堪重负的外卖派送员，立刻笑成了一朵花。

一直有人主张肥胖儿童的父母应当遭受罚款，我觉得这些父母只是好心办坏事而已。他们其实只想让恋童癖一看见自家胖孩子就没性趣而已，但是他们却没想到，万一碰上个不挑食的恋童癖，那么肥胖的身材反而不方便孩子们逃跑。说到肥胖，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见过一个坐在代步车上的特大号胖子，他把车开到了路边的自动步道上，这样一来他连开车都不用开了。这才叫懒出了境界呢。

“拯救生命”大型义演在学校里造成了轰动。小孩子感到激动还可以理解，大人要是花钱购买义卖磁带就有些尴尬了。《他们知道这是圣诞节吗？》的歌词实在有些肉麻。“在那里响起的圣诞钟声……是刺耳的丧钟？”写出这句歌词的人实在是用力太猛了。甚至还在十二岁的时候，我的噩梦也赶不上这首歌的MTV这样猎奇。对抗饥荒这么多年，我们至少应当总结出一条经验：大型义演屁用不顶。好好想想吧，每次义演之前肯定会有人这样开会商议：“几百万人快要饿死了。”“赶紧把安妮.蓝妮克丝找来！”

小时候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观看电影《甘地传》。我先在电视上看了几个宣传片段，看到甘地如何因为自己的肤色被乘务员从火车上赶下来。这一幕气得我手脚冰凉，后来我跟我爸讲到这段情节的时候愤怒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成型的。伦敦地铁曾经在车站里张贴过甘地语录，不过我记得电影里的甘地从来没说过“玛布阿克站有人卧轨自杀”。他们还张贴过其他名人名言，不过自从他们选用了古兰经语录之后乘客们就都不敢坐地铁了。

小时候的我特别热衷于社会主义，读完了《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以及乔治.奥威尔的许多作品。当时我非常理想主义，到了十四岁的时候已经通读了很多政治专著。十六岁那年我就加入了工党，然后发现工党实在不太适合理想主义者或者任何一个很容易就会闲得蛋疼的人。从政的基本功就是精神抖擞地挺过一场又一场空话连篇的会议。换句话说每一位赵家人都是泯灭人性的怪物，因为但凡尚有一丝人性的人在政界都肯定没有出头之日。我在市政厅里听了几个月的演讲，感觉脑仁都要炸了。从那以后我就与政党活动拉开了距离。我们的政治体系屁用都不顶。如今在英国开车上路每过一百米就要被路面的陷坑颠一下。根据我的估算，大约需要十三年时间与十亿英镑的成本，才能在每个陷坑旁边搭配一个干瞪眼不干活的建筑工人。

从政之人从骨子里就都是些贻笑大方的烂货。他们的生活全都经不起一板一眼的审查。上学的时候我曾经为格拉斯哥工党递补选举当过义工。候选人名叫迈克.沃森*，看上去像是个真心实意信奉社会主义的家伙。当选之后他就把社会主义扔到一边，很快就为自己套上了沃森勋爵的头衔。后来我听说他试图在苏格兰年度政治家颁奖现场纵火。起初我还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在一年一度的拍马屁大会上身陷各路马屁精重重包围的迈克一定突然间灵光闪现，意识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走上了怎样一条邪路。他是想效仿参孙的先例，拼着性命将整个会场夷为平地，把会场里的老魔小丑一网打尽。再后来有一次我来到充当会场的那家酒店进行演出，酒店员工告诉我，他之所以放火是因为酒吧拒绝给他继续上酒。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ke_Watson,_Baron_Watson_of_Invergowrie】

我爸的世界观总体而言也很倾向于社会主义。他倒不想把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不过如果真有人打算下手他也一定不会拦着他们。多亏了我爸从小的熏陶，我们兄妹三人全都知道新闻联播里的内容不可全信。有一次班主任组织讨论课，题目是核战争。出于莫名的恐惧，我早己把相关问题向很多人问了无数遍，因此这堂课对我来说可谓手到擒来。

“你们知道当核警报响起时，我国的重要人物都会进入地堡避难吗？”她冲着满头雾水的全班同学问道。

“老师我知道！我爸爸说最大的大官都要到那里去。”

“说的很对弗兰奇，很多政府要人会被护送到哪里，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能继续运转了。”

“我爸说了，只要让他找到这个地堡在哪里，他就要提前带上霰弹枪堵在地堡门口，进来一个人就崩死一个人。”

我的音乐老师也参加过格拉斯哥递补选举。他是个口吐白沫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曾经用文件夹当盾牌，用钢笔当宝剑，绘声绘色地为我们重演了卡洛登战役的厮杀场面。他曾经为苏民党的电视宣传片慷慨献声，宣传片播出那天我们早早就赶回家里想看看他的唱功如何。

“这是我的高山啊！”他一边唱一边指着身后的居民楼，“这是我的大河！”他又转身指向了马路对面飘满垃圾的臭水沟。

不光学生们要在学校里饱受煎熬，有些老师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有一位数学老师休斯先生，此人虽然是个其貌不扬的直男，但却特别喜欢点缀着金花的抛光皮鞋。无论他走到哪里，身后总会跟着一大帮起哄的学生。他就像避雷针一样吸引着不知从哪里冲着他射过来的纸飞机、纸球以及各种千奇百怪的飞行物。我们上课的时候总喜欢趁着老师背对我们写板书的机会将课桌向前悄悄移动几寸。休斯先生从来没有胆量训斥我们，于是快下课的时候全班同学恨不能把讲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些时候他就连转身的空间都被我们霸占了，只得面对黑板继续上课。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了一个笑话。

“衡量腰围的单位是厘米、米还是千米？”他问道。

“米。”答话的是哈莉特.亚当斯，一个特别调皮的丫头，最喜欢在课堂上捣乱。

“你要是肉山大魔王的话确实应该用米，”休斯先生抢白了一句，然后就忍不住自己笑了出来。

我们也跟着大笑起来。突然间我们全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我们不打算停下。

我们笑得一个比一个嗓门高，简直如同鬼哭狼嚎一般。有些人笑出了眼泪，有些人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有个男生双手掐着脖子就像要窒息了一样。休斯先生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两眼空洞地盯着教室的后墙。

后来休斯先生决定自己不适合担任教职，于是改行成为了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命运存心跟他过不去，因为他负责的公交线路恰好从我们学校门口经过。于是每天午休的时候都会有一大帮人等在校门口的公交站，只要他的车进站开门，他们就会冲着他齐声合唱“你个大丑逼”。

我们的科学老师是克拉克森先生，他总是醉醺醺的，讲课的时候总会假装不小心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然后就趁着弯腰捡东西的机会偷看女生裙子底下。每周他都会口齿不清地为我们上一节电池保养课。课本上根本没有这一课，尽管每周都要重复一次，还是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有个笑话说教皇需要心脏移植，于是他从阳台上扔下一根羽毛，羽毛落在谁头上谁就要捐献心脏。结果下面的信众们纷纷仰着头朝天吹气。克拉克森先生上课的时候情况也差不多。假如课堂秩序在他反复绘画电池剖面图的时候乱了起来，他就会随便叫个人接受“惩罚锻炼”。科学课教室中间有一张长条桌子，我们全都坐在桌子两边，老师则站在桌子一头。克拉克森先生会将一张白纸划过桌面，白纸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挨罚。所以我们一个个都吹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一位同学他妈来到学校抱怨自己的孩子明明不惹事也整天受罚，原因其实在于她儿子有哮喘。

体育课总是特别难熬。体育老师就是教育界的乡下二杆子，顶着老师的名头，其实只是一帮喜欢到处乱跑以大欺小的混球而已。我们的体育课内容就是无休止的爬绳子与爬攀登架，就好像我们毕业以后全都要去中世纪帆船上当水手一样。我们的体育老师是健身狂人麦凯恩先生。第一堂课上他就告诉我们，人体柔韧性在十二岁达到顶峰，此后就越来越硬，直到咽气为止。然后我们就打了一整堂课的躲避球。

我们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一次橄榄球赛，而且每一场比赛都在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展开。比赛期间总是充斥着凶狠野蛮的行为，足以与监狱暴乱相媲美。有一次轮到我上场，开场哨一响我就冲向对面队伍里个子最矮的球员，一把抓住了他的卵子。在剩余的一个小时比赛时间里我除了像没头苍蝇一样满场乱跑就没干别的，至于球场上的景象活像是功夫片版本的《拯救大兵瑞恩》。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长跑，绕着一个煤渣大坑跑五英里。整个二年级共有132名男生，我得了个123名。二年级最胖的男生名叫克里斯.卡托斯，他爸爸是开烤肉店的。跑到第二圈的时候我看见他躲在路边小树林里，怀里抱着一大包油炸菜盒子。

我们的戏剧课老师是斯凯伦小姐——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妇女，胸部大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有时候制片人会到学校里挑人。当然不可能所有的选角流程都遵循同样的套路，但是我参加过的选角全都是英格兰导演要求候选人扮出一副典型格拉斯哥糙汉的样子。有一次他们要为一个毒贩子角色挑演员，面试题目是勒索钱财的场景。最终被选上的家伙名叫克雷格.泰勒，他的表演声色俱厉，当场就征服了导演。他其实还真是我们学校的毒贩子，平时也确实经常向低年级学生勒索钱财，因此演这个角色可谓驾轻就熟，充满了生活气息。那天面试之前他刚刚从别人那里硬抢来一笔钱，然后在面试现场假装抢了一笔钱，面试结束后又回到现实世界继续抢钱去了。他拿到了五千英镑的片酬，接下来胡天胡地地玩了两年没来上学。

即便在参加选拔的儿童演员当中，刻板印象的存在依然显而易见。假如伊恩.麦克莱恩爵士生在格拉斯哥，那他充其量只能演一个患有躁郁症的夜店保安，一紧张就喜欢闻胶水。苏格兰人就是苏格兰人自己最大的对头。就连苏格兰自己拍摄的电视剧都将大多数苏格兰角色描绘成了吸毒吃低保的废物。美国电视剧可不会将每个美国人都描绘成坐在电椅上啃热狗的牛仔。我真的很想看到一名反常规苏格兰角色，例如一名住在驳船上的跨性别芭蕾舞蹈家。

我一点演技都没有，不过还是捞到了一两个只有一句台词的龙套角色。我在《今日剧》*当中演了一个小花匠。有一幕戏是我们一帮小孩远远地冲着主角拉塞尔.亨特*骂脏话。那时候我的脏话词库还没多少存货，于是就一遍又一遍地高呼：“阴蒂！阴蒂！”这一集在电视里播出的时候，我的声音特别清楚。导演不是苏格兰人，因此大概没听出来我喊得是什么。但是很多苏格兰观众肯定都被我闹糊涂了。

*【Play for Today，http://www.imdb.com/title/tt1406556/?ref_=fn_al_tt_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ssell_Hunter】

后来我出演了一集《吉玛拉玛》*，我的角色是一个调皮的送奶工。这一集的主演是马克.麦克马努斯*——塔格特探长本人居然和我一起拍戏！他经常在更衣室里打盹，有时候还会穿着睡衣敲开我的更衣室屋门，问我有没有香烟。对于成年人来说，当龙套领盒饭大概挺没劲的。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去上学，而且居然还有人给我钱！简直就好像找到了整个宇宙的通关作弊码一样。

*【Dramarama，http://www.imdb.com/name/nm057315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k_McManus】

儿童演员在片场必须有成年人陪同。这条规定使得我有机会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有一位陪护人是个五十来岁的格拉斯哥家庭主妇，她特别喜欢理查德.张伯伦（“这么帅的男人居然去搞基太浪费了”），平时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我是她的理发师一样，无论怎样的家长里短与小道消息都不避讳我。我最喜欢的一位陪同人是个留着小胡子的社会主义者，他经常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要是有朝一日他有机会与各路政客以及明星同处一室的话打算怎么收拾他们。任何人只要在移动化妆间里与另一个人呆上足够长的时间，就肯定会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就算另一个人只是个小孩子也一样。他向我承认他有婚姻问题，因为他性欲太强，总忍不住在家门外偷吃。万幸的是如今社会上出现了艾滋病，因此他总算有了洁身自好的动力。

“要是搁在过去，街上随便哪个美女冲我乐一乐，接下来三天我肯定不回家。就算感染了尖锐湿疣什么的，大夫给你打一针就算完事，大不了半个月不准喝酒。如今可是不行喽，好日子到头了。”

我很喜欢被成年人以平辈相待。每次排演结束的时候我都会很伤心，因为我不得不将剧本、扑克游戏与培根面包卷都抛在身后。回想起来，我对演艺界的兴趣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养成的。我对表演本身兴趣不大，但是我真的全心热爱从业人员之间的战友情谊，五花八门的个人背景，以及无休止的胡扯瞎说。

我们学校每年有一次才艺汇演，我和好朋友艾登有一年排演了一个特别三俗的小品。我们饰演一对警探，一边讨论案情一边交换自己的床上战绩。这个小品里没什么双关语，我们的段子都只有一种理解方式，因此全校的观众都被我们吓了一大跳。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就只得单独参加预选，再后来学校干脆剥夺了我们的参演资格。我曾经很盼望单独预选的到来，因为整个礼堂舞台上就只有我自己在滔滔不绝地讲黄段子，台下则坐着一位非常年长、面色阴沉的评委老师。

每年才艺表演都由一对穿着猴子装的家伙主持，一个叫维克多，另一个叫安迪。他们两个的惯用桥段就是轮流上台相互寻找。维克多跑到台上以后一边问“安迪在哪”一边到处乱转，他下台以后安迪又会一边吆喝着“维克多在哪”一边转悠到台上来。由于没有表演资格，我与艾登经常在台下喝倒彩。回头看来，我很希望告诉你们我当时的词锋既犀利又机智，可惜情况并非如此。

“安迪在哪？”台上传来了重复八百遍的台词。

“维克多大傻逼！”台下的角落里传来了我的声音。

我很快就意识到戏剧社就是鸡巴乱的代名词。我认为鸡巴乱正是演艺行业的精神内核。我甚至还想过跟着乱一把，过把瘾就死。我们学校排演《红男绿女》的时候我去侦查了一番，发现实在得不偿失。饰演女主的女生体毛特别茂盛，以至于落了个狼女的绰号。她的双臂宛如洗车店里的滚筒，发际线一直伸到下巴上。剧组里的男生全都假装不喜欢她，但是我们一提到她就性致高涨，因为她是个开惯了公交车的老司机，还因为她的私处就像拳击手的腋窝一样茂密。

当时我养成了一项习惯，这也是我的喜剧职业的开端。辩论社团里有一对辣妹，我们发现了她们每天早上会从哪个校门进入学校。于是我经常等在校门口，装出一副不小心来早了的样子。我在上学路上总会预备几个笑话或者小故事，并且在脑海里反复排练，好让她们两个刮目相看。倒不是说我真希望和她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她们两个都是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的男朋友还是个五大三粗的华裔夜店保安——只不过我从来没能捞到上垒的机会，能够逗弄漂亮女生笑一笑就已经算是她们给我赏脸了。于是我就将全副精力都投入了进来。

我天生就会逗人发笑，在学校里尤其如此。我对我的段子历来抱有精益求精的态度，除非能让听众笑得把饮料从鼻子里喷出来，否则这个笑话就不算成功。假如某个笑话能把女生逗笑，我就在原有基础上添加一点新内容，留着下次再用，就像真正的喜剧演员一样，只不过是受到了性欲的驱动而已——其实的确就像真正的喜剧演员一样。当时我特别喜欢四频道的《喜剧连台》*以及《周六夜现场》。整个学校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收看这两个节目。综艺类喜剧在我小时候还是小众爱好，远远不像今天这样主流。

*【The Comic Strip Presents，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Comic_Strip】

我最早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是在看了本.埃尔顿的节目之后。如今的人们都喜欢数落埃尔顿，因为他编排了一部以皇后乐队为题目的音乐剧但是反响极差，据说有些观众看完以后就得了癌症。但是我依然认为他在环保领域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更何况他还是《黑爵士》的编剧，所以就算他将伊安.亨特利*当成主角再写一部音乐剧，我也依然不会说他的坏话。我总是很奇怪，人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地看着北极冰盖的崩碎而不是吓得屎尿齐流。对我来说这一幕简直就像噩梦一样。斯科特如果在今天去北极探险，他的旅程肯定不如当年那样精彩。“第一天，到达北极；第二天，回家。泡热水澡。”再过几年他就能用酒瓶子把整个北极装起来当纪念品了。

*【此人于2002年8月4日在剑桥郡索厄姆杀害了两名十岁女童Holly Marie Wells与Jessica Aimee Chapman。2003年12月17日被判处终身监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ham_murders】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苏格兰只要太阳一出来，第二天的小报头版标题肯定是《天气即将烤死人》。我很希望有朝一日小报在报道炎热天气的时候能够搭配身穿三点泳衣的美少女，大标题是《全球变暖迫使北极熊自相残杀》。气候模式变化意味着迁徙动物的路线与时间也要跟着变化，我很想看到比尔.奥迪*在诺福克观鸟的时候被美洲豹一口咬掉脑袋。至于我本人已经想好了一套对抗全球变暖的有效方法：我会把保暖内衣脱下来。

*【Bill Oddie，英国演员，作家，自然保护活动家，自然节目主持人。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ll_Oddie】

我本人对于未来的看法很悲观。大卫.鲍伊正当红的时候看上起总是领先整个时代好几年，早在地下丝绒乐队还默默无闻的时候他就为他们唱过歌。这个人简直就是时代精神的化身。我始终认为大卫.鲍伊具有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而且好多年前政府就把他抓了起来，用特型演员取而代之。真正的大卫.鲍伊就像汉尼拔博士一样被关在一座玻璃监狱里，政府人员通过观察他的日常举动就能了解未来的走向。据说最近政府人员纷纷吓得屎尿齐流，因为大卫.鲍伊一夜之间全身长出了一层钢甲，而且无师自通地说起了中文。

在众多漂亮女生的引诱下，我也加入了辩论社团。于是我的个性当中最丑恶的缺点突然就变成了长处。我眼中的辩论社团就像银行劫匪眼中大门敞开的金库一样，一开始还犹豫着不敢进去，唯恐全副武装的特警正埋伏在里面。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胡搅蛮缠的刺头，可是辩论比赛需要的就是胡搅蛮缠的刺头。我是个一无所长的撸瑟，可是社团里的其他男生看上去比我更加撸瑟。这一切简直太完美了，简直就像唬人的一样。辩论社社长名叫帕特.斯拉文，她当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假如今天的我能够肉身穿越回到当年，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与年轻时候的戴安娜.瑞格打一炮，第二件事就是向帕特女士求婚。

我对待辩论社的态度非常严肃。因为我当真认为参加辩论能够赢得女生的青睐。我不知道有多少男性在破处的时候女伴口中高喊着“说得好！”，恐怕是负数。我经常在辩论场上连珠炮似的讲笑话，因为我经常听不懂论题究竟是什么意思。重大辩论比赛前夕，我的生活总会染上一层超现实色彩。一大清早天还没亮我就把自己吓醒了，我妈已经提前将新衣服在壁炉边上烘烤过了，还会把剃刀肥皂与热毛巾一字排开。在前往对方学校的校车上，其他人都在嘻嘻哈哈地玩闹，只有我将自己包裹在恐惧当中。比赛结束后的返程路上我则会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谈笑风生，甚至还有心情与同车的女生调笑几句，摆出一副摇尾乞怜的处男丑态。事后想来，当时恐怕其他人都以为我是躁郁症患者。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学校的辩论社还是很强的，因为帕特女士实在是一名杰出的教练。我们总能轻松闯过前一两轮比赛，接下来就要与一大帮公学硬碰硬了。

苏格兰的公学很有克苏鲁小说的气质：陈腐古旧的建筑当中，面无表情的青年如同行尸一般四处游走。我绝不会送我的孩子去公学读书。一方面是因为我相信公学体系本身就是加剧社会阶层分裂的黑手，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觉得公学只会把学生教育成一帮没见过世面却又以候补赵家人自居的俗物。当我的孩子在二十岁出头之际遭受精神崩溃的时候（每个人似乎在三十岁之前都要崩溃一次，只不过主流文化历来要求我们假装没这回事），我希望能有一帮狐朋狗友陪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撒酒疯。如果他们进了公学，那么他们身边就只会充斥着手拿精装简历、满嘴大政方针、即将成为精英律师与精英牙医的装逼犯。不过就当时而言，公学的环境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我很喜欢站在巴洛克风格的历任校长油画画像下面侃侃而谈，身上穿着C&A的衬衣，鼻梁上架着全民医保免费配发的近视镜。我们在公学里取得过好几次客场胜利，并且借此机会见识了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书呆子们全都知道，眼下欺负他们的校园霸王们迟早有一天要给他们打工。

辩论社的经历使得我第一次正面遭遇了阶级体系。有一次我们在一所公立学校赢了比赛之后，对面有个辩手拒绝与我们握手致意，因为我们来自综合学校，与我们握手有失身份。后来有一次我在格拉斯哥大学又遇到了他，此时他早已摇身一变，成为了组织反人头税静坐示威的左翼学生领袖。我不知道这帮人究竟懂不懂原则与立场意味着什么，还是说搞政治只是他们的泡妞手段而已，这边的妞都睡过一遍之后就到另一边换换口味。人生的选择不仅存在于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其他选择包括在牛剑大学的舞会上勾引马球运动员，或者在环保公益周的宣传车里操弄瑜伽教练。

当然，英国的赵家人全都是近亲结婚的后代。英国贵族上数祖宗十八代就一直在内部通婚，如今的贵族基因全都像X战警一样扭曲，像切尔诺贝利的难民一样千疮百孔。有一个小测试可以清楚表明一户人家的阶级属性。你扔给他们一只狐狸，贵族家庭会纵马驱犬紧追不舍，开枪将狐狸打死；中产阶级家庭会让孩子画一张狐狸素描，寄给电视台的儿童节目组；工人阶级家庭会抡起铁锨把狐狸拍死并且做成炖肉。从教育层面来说，上层阶级的孩子去牛剑大学混文凭，中产阶级的孩子去其他大学念书，工人阶级的孩子去阿伯泰邓迪大学接受深造——就好比罪犯在监狱里接受深造一样。

上层阶级有一个特别糟糕的习惯，就是在阁楼里乱塞东西，一般老百姓至多就是把旧家具塞进阁楼里，上层阶级的阁楼里却关满了近亲交配生下来的弱智。所以说《鉴宝》*节目才从来都不会邀请上层阶级的人物。

“这件器物很罕见，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哦，这是连体双胞胎爱德华与查尔斯的干尸，我都忘了他们一直在阁楼里关着呢。”

*【Cash in the Attic，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sh_in_the_Attic】

格拉斯哥不仅有阶级分化，我小时候种族问题也比今天严重得多。亚裔杂货店老板经常被地痞流氓围殴，黑人球员上场之后还会被观众投掷香蕉。我不知道如今的情况究竟改善了多少，兴许人们只是比以前更会装好人了。

我曾经以为苏格兰的种族主义问题特别严重，但是到了英格兰之后才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有一天晚上我坐出租车，司机问我在编写段子的时候是否要顾虑政治正确。我含糊答道偶尔是需要收敛一下，结果司机立刻就来劲了：

‘就是说啊！如今见了黑鬼都不能喊黑鬼了，见了基佬都不能喊变态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我们在《一周讽刺秀》*里面编排了很多关于奥巴马的种族笑话，例如奥巴马在台上高谈阔论，台下的观众却只想大喊：“猩猩说人话了！”不过我们只是放嘴炮，这个司机可是实干派。不过话又说回来，苏格兰与英格兰在爱尔兰面前都只能甘拜下风，那里的种族主义足以与第三帝国相媲美。当然还有澳大利亚也不能不提，但是澳大利亚人闹种族主义的时候总不如爱尔兰人那样底气十足。因为爱尔兰常年不见太阳，肤色苍白原本就是当地人的招牌，可是澳大利亚人常年都是紫外线的活靶子，当地白人都快因为皮肤癌死绝了，这样一来再吵吵什么“黑鬼滚出去”多少有些不顾实际。

*【Mock The Week是弗兰奇.博伊勒的成名节目，下文中还有详细描写。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ck_the_Week】

我这人向来宽容各种文化，比方说我很喜欢穆斯林妇女的波卡罩袍，因为穿上罩袍之后在公共场合撸管方便多了。英国的政客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老百姓全都是种族主义者，实在令我感到恶心。事实上我专门设计了一套公民身份测验，帮助移民们更好地适应英国文化。

一：请列举下列两幅先知穆罕默德卡通画像的所有不同之处。

二：请说明你为何在《欧洲好声音》节目当中拒绝为英国歌手投票？

三：你是否曾在观看烹饪节目时想到“这些材料可以拿来制作炸弹”？

四：你在地铁口买了一份报纸。你是不是想装逼？

五：请在离你家最近的恋童癖家屋顶上粉刷十个英国最常用的脏字。

六：某电视台主持卷入了性丑闻，对此新闻你感到（A）义愤填膺（B）硬了。

七：你母亲刚刚去世。你应当花费多少时间与主治医生谈论足球？

八：假如你未能通过英国公民身份测试，你是否愿意接受出租车执照？

小学简直爽翻了。我记着第一天报到的时候看着活动室心里想：“我靠！这么大的屋子里装得都是玩具……”我对小学生活不打算说太多，一方面小弗兰基大概不会喜欢我在这里如此数落他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我还要留点篇幅好好讲讲我嗑药的事。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了：小弗兰基在小学里每个月总会将充气游泳池打翻一次，把自己淋成落汤鸡，必须跟老师借一条裤子才能回家。

小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成天一直在鼓励与表扬小孩子。恐怕这种做法对他们未来在苏格兰生活没什么好处，但我还是很喜欢。我看要是真拿现实生活做参考，那苏格兰的教育系统应该尽量模仿约瑟夫.弗雷茨家的地窖*。整件丑事当中最令我气愤的就是弗雷茨妻子的态度。她声称这么多年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她丈夫每周都要出去采购六大包婴儿用品，她难道都不起疑心吗？她是不是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给宠物狗预备的？“阿黄的确是咱们家的一份子，不过有必要给它买尿布吗？”人人都说弗雷茨的眼里没有孩子，可他每天都要把自己的孩子OOXX一遍，我看他的孩子巴不得他的眼里没有自己。这种事在奥地利已经见怪不怪了，以至于商店里都开始出售相关主题的贺卡：“逃出地牢，摆脱蹂躏，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当然我不该拿这种人伦惨剧开玩笑，弗雷茨的女儿忍受了非人的折磨，但是想想她现在能一次性拿到这么多年来政府拖欠的生育补助还是很值得高兴的。

[*奥地利男子约瑟夫.弗雷茨囚禁亲生女儿24年，与之乱伦产下7个孩子。其中3个在地窖中成长，从未见过阳光。本案于2008年曝光。]

小学老师们是如此的可亲，以至于我直到十岁那年还以为自己是绘画奇才，因为不管我如何乱涂一气——脑袋让驴踢了的弱智都比我画得好——老师都说“画得好”。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和一位查理小朋友比赛画画，画航天飞机。当时全世界第一架航天飞机刚刚上天，小孩子们全都很兴奋。我用尺子在纸上比出一个长方形当做机身，又在两边加上两个更大的长方形充当助推器。再接下来我在三个长方形上各自添加了一个三角形——这就是火箭。这价航天飞机看上去歪七扭八，还有点像人脸，但是整体效果依然令我非常满意。

查理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我的大作，然后拿起笔来寥寥几下，白纸就变成了黑白照片，上面不光有航天飞机，还有发射台上正在进行最后检查的小小科学家，发射台本身又被燃料箱的阴影挡住了一部分。当时的情况活像是《史努比》里的情节：查理.布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堆成一个歪七扭八的雪屋，然后莱纳斯就在旁边堆了一座高大的城堡，还插上了旗杆。我坚持我才是第一，然后就找老师评理去了。

小时候我对太空探索特别着迷。那还是航天飞机爆炸事故之前的事情。NASA兜里有这么多钱，怎么就不能策划一场不用让人送死的太空任务呢？要不然就干脆诚实一点，以后的任务直接叫做“太空坟墓行动”就行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类往宇宙里发射了一大群猴子和狼狗，然后就把它们留在太空中不管了。恐怕将来外星人访问地球时首先遇到的就是无数环绕地球飞行的动物死尸，就好像警察逼近杀人犯的住所，发现四周的地面上洒满了用过的手纸一样。

有一天我和朋友加里一道上学，路上捡到了一本工口杂志。杂志的厚度超过了字典，里面满是七十年代风格的女性“三角地”。当时我还看得半懂不懂，可就是放不下来。加里建议我们把杂志藏在树丛里，什么时候想看就回来看。第二天我再回去就发现杂志没有了。我很失望，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多年以后我向别人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才想明白，肯定是加里把杂志顺走了。

小学里面的宗教活动很多。每周我们都要去教堂唱圣歌，我们的领队老师是穆特小姐，她精神昂扬，身材魁梧，看上去活像是某个半职业女足球队的首发后卫。当时我觉着每周唱圣歌很烦人，但是好歹我还没上教会学校。他们的口号是“给我一个男孩，还你一个男人”，一般来说是一个身心饱受摧残且菊花红肿的男人。他们要是把“男”字换成“女”字，早就让家长们打死了。

我们七岁那年做了平生第一次告解。我挖空心思地为自己搜罗罪名。我说我偷过东西——其实没有。我说我撒过谎——我撒谎说自己偷过东西。把一个憋了半辈子的老光棍和一个萝莉/正太关在同一个橱子里？我要是性变态的话一定要当神父。当然，现在看来性变态群体早已在此方面采取了行动。今年早些时候教皇接见了一批受到天主教神父性侵害的受害者。要是我让神父爆过菊那我最不想见到的人肯定是教皇，和他见面就好像打游戏碰到关底Boss一样。听取七岁小孩的告解一定非常无聊，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神父愿意帮助小朋友们成为“真正的坏孩子”。

第一次领圣餐是件大事——所有女生都穿上了造型猎奇的童装版婚纱，迈着小碎步走进教堂，说是要“嫁给上帝”。宗教活动只有在集体参与的情况下看起来才没那么扯淡。要是哪家父母把孩子关在地下室里来这一套，准得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可。领圣餐那一周我正好换牙，两颗门牙都掉了，因此拍照片的时候不敢开口笑，只能紧紧抿着嘴，看上去活像是一名拒不悔改的谋杀案嫌疑人。我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圣餐之后收到的礼物是一名绝症晚期脑瘫基督徒少年的自传：《见到耶稣之时我将不再残缺》。我将这本书放在枕头边上，每晚睡觉之前都拿起来翻两页，权当看鬼故事。

有个现象一直令我大惑不解。我们那一片的人们对于教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无动于衷（就连我去领圣餐的那家小教堂也比一般人家的住所更加美丽，简直有些不成体统），同时大多数人似乎又信奉社会主义。有一回一位外地访问的神父在我们的教堂里布道，愤怒地抨击了一番共产主义，结果台下的信众纷纷默然离席。神父们似乎特别喜欢在镶金嵌宝的环境里宣扬贪婪的邪恶之处。至少我小时候的布道已经不用拉丁语了。我父母小时候教会相信上帝的奥秘必须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来表达。你要想知道耶稣多么爱你，先要买一套外语辅导教材。

宗教信徒最令人丧气的一点在于他们满脑子都是杀杀杀。最近有个基督教团体在公共汽车上做广告攻击无神论者，我个人对在公共汽车上发动宗教战争举双手欢迎，只要别把我坐的那辆车炸了就行。如果教皇、圣经、古兰经、耶稣以及积累了四千年推销经验的有组织宗教都不能说动某人改变信仰，那么通向拉克霍尔的16路车恐怕也只能顶个球用。广告词是“上帝绝对存在”。这话最好留着给车上那位一天挣不了三毛钱还得被人问候一百遍母系亲属的售票员去说。我认为更准确的标语是：“上帝绝对存在，他打算整死你。”

可别忘了，当年二战的时候教皇和纳粹是一边的。如果当年纳粹科学家们真打算保存希特勒的大脑，保存在冰箱里并伺机移植进某位当今重要政治人物的脑袋，那这个人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一定得戴一顶大帽子，好把绕头一圈的缝线痕迹挡住。教皇说避孕套不能预防艾滋病，我认为他老人家大概没套在正地方。考虑到绝大多数性变态神父都因为留下精液的痕迹才被定罪，教皇如此反对使用避孕套实在令人费解。不过转念再一想，非洲每年都有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那就相当于2500万场法事活动，这么大一笔业务教皇不愿意撒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学有一项活动叫做“黑宝宝”。这是一项遭到严重误导的慈善努力，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们全都要参与进来。我们每人都要掏钱捐助一位非洲宝宝，有时候你还能为他们起名字。总有些脑子不太灵光的小孩以为只要交了钱就能把非洲宝宝领回家里来。他们还是太幼稚了，没有意识到这世上有一千个好理由不应该将非洲宝宝运送到另一个国家，人类永远不应该成为换钱的筹码。我认为麦当娜的情商就和我那些小学同学差不多。她既然买得起一个黑宝宝，那么凭什么就不该把孩子留下呢？她可能是被公益广告吸引住了——“一个非洲孩子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两英镑，为他们做一次白内障手术只需要六英镑。”——多合算啊！其实我真心为麦当娜的非洲养子大卫.邦达感到难过，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唯一能给他充当人生榜样的黑人就是麦当娜伴舞团里的同性恋舞蹈演员。麦当娜说她将育婴室的墙上画满了丛林图案，好让孩子感到宾至如归。要是这么说的话，她家的厨房就该装修成联合国救援直升机的机舱内里。

每年放暑假我们都要去爱尔兰看我姥姥。她住在多尼戈尔的偏远地区，这里的景色美丽而苍凉，当地民风多少也受到了苍凉气质的一点点影响。我姥姥家住的地方与其说是僻静，倒不如说是缺少人气，很适合里拍摄核毁灭之后的末世场景，不过群众演员必须从外地拉过来，只用当地人肯定凑不齐必需的人数。

我姥姥与我姥爷、我舅姥爷以及我舅舅一起住在一间石灰刷墙的农舍里。我与我哥哥约翰晚上就和舅姥爷与舅舅睡在一个房间里。我舅姥爷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长篇大论地阐述一遍为什么我们三个晚辈死后都要下地狱以及地狱里有哪些酷刑正在等待着我们。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比鬼故事带劲多了。但是约翰却吓得魂不附体，以至于说梦话的时候都在祈祷。

我姥姥家四口人全都很虔诚。我舅舅买了一辆新车，直到神父开光之前他们都不肯坐到车里去。他们花钱请来神父，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然后在引擎盖上撒了些圣水。我姥姥整天为大家祈祷。有时我觉得上帝之所以至今都还没有打雷劈死我，完全是看在她老人家的面子上。有朝一日她的面子用完了，我肯定会一时三刻化为一滩脓血而亡。

我姥姥家的人们都很痴迷于死亡，整天把死字挂在嘴边上。有一年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上车回家，我在车上对我姥爷喊道：“明年见！”他毫无情感波动地答道： “明年我就咽气了。”。天主教其实就是拜死教，天主教教堂里常年悬挂的最醒目装饰品就是黄金十字架上的大理石耶稣咽气造像，至于耶稣诞生这样的大喜事每年至多敷衍了事地庆祝一个礼拜。在我们家附近的教堂，耶稣降生演剧采用一个六块钱的布娃娃充当婴儿耶稣，围观耶稣一家的牲口则用摇摆木马代替，木马上还赫然写着“俺是牛仔”四个大字。

我姥爷脾气很差。他不仅整天闷闷不乐，而且听见别人笑出声来就生气。我们只要一笑就肯定会挨骂，我妈也和他一样。他们认为开怀大笑是幼稚的表现。如今想一想，讨厌小孩子的笑声明明就是童话故事里食人怪的设定。我姥爷这一辈子都很苦。他从小受穷，刚刚懂事就要下地干活，吃尽了我想都不敢想的人间疾苦。后来他来到苏格兰打长工，挣了钱还要寄回家里供养弟弟妹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没活到成年。现在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全身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这些情况当时我就全都知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十分厌恶这个老逼养的。

无聊是当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姥姥家位于爱尔兰雨水最多的地区。在爱尔兰评选雨水最多的地区就好像在邓迪市评选最浪最骚的女人——竞争十分激烈，赢了也不长脸。下雨的时候我们只能待在屋里摆弄噼啪作响的收音机。当地人都说爱尔兰语而不是英语，所以我不得不设法自娱自乐。我躺在床上看了好多书，静等着日子慢慢过去。儿童读物很快就让我看完了，因此不得不钻进我姥爷的雄性冒险小说书堆里面。这样的阅读体验只能用违和二字来形容。刚才你还是蹬着魔鞋的小男孩，转眼间就变成了遭到东德警察通缉的雇佣兵。

我姥姥家的主业是养羊，偶尔我们也要帮忙充当临时牧羊犬，或者为剪毛工送饭。我姥姥家的牧羊犬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打发无聊的好伙伴。我们想出了各种办法逗弄它们，我想它们一定觉得自己日了狗了。这些牧羊犬必须掌握一套远比其他同类更复杂的技能组合才能同时应付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我们这些熊孩子——不仅能赶着羊群满山跑，还能从想给自己穿衣服的熊孩子怀里挣脱出来。

每周的亮点是糕点售货车的到来。这辆车到处售卖卖糕点和糖果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要一看见车子就会七手八脚地抢光车上的存货。然后我们就坐在大石头上把这些亮紫色或者明黄色的蛋糕全都吃掉。每个周日凌晨都会有一辆小巴车带上村里的人们前往邓格罗参加弥撒。弥撒本身极其沉闷，有时用得还是爱尔兰语，但弥撒结束后你可以在城里一直玩到公交车离开为止。邓格罗毕竟是个像模像样的城镇，卖什么的都有，例如糖果、小刀、玩具枪以及足球。

邓格罗在爱尔兰很有名气，因为每年夏天这里都要举行选美比赛，名叫“邓格罗的玛丽”。来自全球各地的爱尔兰社区都会把各自基因库里的新潮与传统典范送来参选。于是赛场上就会出现芝加哥玛丽与格拉斯哥玛丽。谁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呢？有一年的赢家是一个当地女孩——莫阿.迈克柯尔，或者说邓格罗的玛丽。她住在我姥姥家的山脚下。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到了晚上他们开车在路上兜了一圈又一圈，喇叭按得震天响，还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派对。《周日世界报》刊登了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前倾得有些过头，以至于把乳头露出了一点。我把照片剪下来，当成了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撸管素材。

在我姥姥家附近，人们的工作有时候会成为名字的一部分。我以为原因在于当地人重名重姓的太多。我们这里有送信的德米里克.邮差，有开烘培店的安东尼.糕点——此人还是我妈的娘家亲戚，我爸这边的人都管他叫安东尼.搞腚。还有很多人名叫某某.卡车或者某某.面包，简直就像二流美式摔跤选手的艺名一样。

我舅舅经常拉着我们去酒馆，然后我们就会灌下许多名为“足球特供”的饮料，直到快要喝出人命了才罢休。我们特别喜欢这款饮品，因为它不含酒精，可是表层就像啤酒一样有一层厚沫。现在想想这层浮沫也不知道是什么化学物质做出来的，而且我们当时肯定摄入了足以令人神志不清的糖分。

我们最常去的一家酒馆名叫泰西家。酒馆很破落，铺着石头地板，墙角怼着一堆酒桶。在寒冷的夜晚，很多人都会围坐在泰西酒馆厨房的炉火旁边玩牌。我们这里的牌戏名叫“25分”，挂彩头但是很小——至多不过五毛钱。钱不钱的其实并不要紧，关键在于打牌为人们提供了相互骂街的借口。牌技太臭的人要挨骂，手气太顺的人要挨骂，输不起的人要挨骂，缺爹少妈或者有妈没爹的人更要挨骂。有一回，几个美国游客误打误撞地摸了近来，问店里的人们卖不卖低度啤酒——屋里足有十来个醉汉正在酒桶上面打牌，薯片掉了一地，一条狗正在到处捡薯片吃。楞了半晌之后，屋里的人们全都哄笑怪叫起来。这不仅仅是粗鲁的体现；“低度啤酒”这四个字在当地人听起来简直就像“从不破处的三陪”一样可乐。

我们孩子们很喜欢去酒馆，要是哪天晚上大人没带我们去，我们就会非常难过。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已经对糖分上瘾了。有些晚上我们上床后会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然后我们就会立刻起床去追汽车。我们知道，要是大人们真不想带我们走，我们肯定拦不住他们。我觉得我们只是想让他们在后视镜里看到我们几个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满脸失望的形象，从而让他们良心不安。

当地人普遍不拿酒后驾驶当回事，并不算什么忌讳。有一天晚上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光是掏钥匙开车门就花了好几分钟，然后就一窜一窜地开走了。我舅舅每晚都要喝十大杯啤酒，然后才会开车送我们回家。我觉得他并不觉得自己会在回家路上撞上什么人，因为方圆好几里连个鬼都没有。

有一年寒假我妈又带我去了爱尔兰。当地的雪景里真的很漂亮。我的表弟马克也在那里，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蹬上雨靴到处走，总能找有趣的地方。我认为正是这个时期让我后来一直幻想在爱尔兰定居。事实上我知道当地一家商店都没有，我肯定会因为百无聊赖而宰了我自己。

小时候我一直很无聊。有一年圣诞节我和我哥哥得到了一台Spectrum电脑当礼物。接下来几年里它完全接管了我们的生活了。这台电脑里安装了许多令我上瘾的游戏，这些游戏在如今的孩子看来恐怕就像拿根棍子捅狗屎一样有趣。如今就连一般按摩棒的内存都比那台电脑更高。有一个游戏叫《Schooldaze》，冷竣逼真地描绘了学校生活。你要做任务挣积分，但是你的计划总会乱套，因为你必须花费大部分时间在教室里坐着上课，否则就会被罚分。有时我玩得连家庭作业都没工夫做，无意中将游戏里的紧张氛围引入了现实世界。这个游戏的自由度高得惊人。比方说你可以跳楼自杀，然后校长会站在在你的尸体边上毫无感情地说：“埃里克，还真以为自己是只小小鸟哪？”你也可以进入空教室并在黑板上写脏话。要是被老师发现了肯定会挨训，但是老师训完人之后就会若无其事地照常上课，丝毫不管全班同学正在注视黑板上的“吸精巨逼”四个字。

还有一个游戏名叫《埃姆林.休斯的超级足球》。我们全都痛恨埃姆林.休斯，但这款游戏却很吸引人。游戏里有个bug，假如你在抢断的时候用力过猛，对方球员就会倒地装死，一动不动。然后电脑就会将这些半死不活的躯体移到一边，为任意球扫清场地。开球的时候你还可以来一段长距离助跑，然后飞起一脚直接半场破门。每次我与我哥哥对战的时候都会事先约好不用这一招，每次我们都会毁约。

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自己去看电影。我父母对电影很不感兴趣。我真的很想看《星球大战》，因为每个人都有暴风兵或者黑勋爵的手办。最后我爸说他会带我去看，然后他就带我去看了《星际迷航一》，全系列当中最烂的一部。我从来都不忍心告诉他事实真相，免得他伤心。我自己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浑身是劲》*。当时我对老派摇滚乐非常入迷。去电影院之前我借了我哥的人造革夹克，在电影院里把领子翻了起来。现在想想，这部电影的基情似乎太重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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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开始带着我妹妹一起看电影。我们家附近的电影院简直是个时间胶囊，电影院员工一个个有出气没进气，活像是《捉鬼敢死队》里的幽灵。电影院有一个门卫名叫弗兰克——严格来说他的名字是“撸管弗兰克”，走到哪里都有人冲他这么喊。多年后我在公共汽车上，同车的两个少年看见他穿着便服在路边走过，立刻从车上冲下来对着他大喊大叫。我总会拖着我妹妹去看我想看的电影——也就是每一部新出品的小制作奇幻B级片。只要我带上她，我父母就会给我两个人的票钱。她的年龄还没有大到不买全票就不能进场的程度，但是我父母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为了拿下这半张票款的回扣，我总会用麦丽素巧克力豆贿赂她跟我一起去，然后她就会坐在我旁边无动于衷地看着鲁特格尔.哈尔与一位穿着独眼巨人特摄皮套的反派进行一场显然砍不死人的斗剑。

动画版《指环王》在格拉斯哥剧院公映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小时候我就很高兴地意识到，或早或晚每个人都会成为托尔金的粉丝。我小时候奇幻文学还是宅男的专利。电影院里大约有十五六个戴着酒瓶底眼镜片的孩子——其中还有个孩子患有糖尿病，他妈妈给他带来了一大盒葡萄干当零食。能够见到格拉斯哥的其他小书呆子们是很不错的经历。阿拉贡一剑砍翻兽人的时候我们全都乐疯了。如今的非主流孩子们和我们那时候可不一样。现在有了手机与互联网，每一位杀马特中二少年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组织与同伴。当年电影散场后我们只能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默默地各奔东西，并且在心底祝愿这些一面之交的新朋友们都能够挺过未来十年的校园欺凌。

我从小在格拉斯哥长大。这是个令人抓狂的地方，但却自有其可爱之处，就像一个刚刚撒过酒疯此刻正在哭天抹泪的醉汉。本市的负能量标语一向深得我心：“俺们这疙瘩鸟都不飞，俺们这疙瘩树都不长，俺们这疙瘩鱼都不游，俺们这疙瘩钟都不响。”就好像二战结束后的广岛挑了一条他们不要的标语塞给我们。不如再设计个市徽，图案就是圣芒戈吊死在废弃的起重机悬臂上面。*

*【鸟、树、鱼、钟组成了格拉斯哥市的市徽。圣芒戈是格拉斯哥的主保圣人。】

我们家生活在一个名叫波洛克肖的地方。这里是一片铺满水泥的虚空之地，可谓是扇在我幼小童年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对我的家庭来说则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

直到三岁那年我们都生活在高鲍斯区，这是一片很破的地区，我们刚搬走就拆掉了。我还能记得一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有一次我站在后院里，看到一个满脸脏污的大孩子在街上玩火柴。他点着火柴之后就一直捏着不松手，直到火头差一点就烧到手指尖为止。我一边看心里一边想：“这肯定就是妈妈一直跟我念叨的坏孩纸。”我还记得我妈在糖果店掏钱给我买糖，结果我将满满一把硬币全都扬在了毫无戒备的售货员脸上。

此外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次我与我哥哥在路旁捡到一块招牌，就是冰激凌店门口挂着的那种风一吹就会吱吱响的招牌。我们将这块招牌视若珍宝，把它搬回家摆在了门前。这一年暑假结束我妈带着我们从姥姥姥爷家回来以后，我爸告诉我们招牌被人偷走了。我和我哥哥都哭了。我们说了很久那块招牌多么多么好，我们多想再见它一面。回头想想，那块招牌肯定是让我爸扔到垃圾场里了。

我爸是个工人。我出生的时候街上正在闹罢工，他想支持工友参加罢工，又怕我妈说他不知轻重，于是做出了最高尚的选择：假装坐骨神经疼请了三周的病假。我妹妹出生之后，我爸有了申请廉租房的资格。我妈希望他挑一个适宜小孩子成长的地方，结果他挑来挑去还是没离开高鲍斯区。新家周围的环境比我们这里更差劲，就是离他上班的工厂近一些。据我所知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得知新家地址之后，我妈就像出膛炮弹一样尖啸着冲进房管所，然后就像扎了根一样谁劝也不走。最后扛不住她撒泼的房管所将新家地址改成了波洛克肖。

三岁那年我们搬了家。也就在那一年有一次我从碗橱背面搜出一瓶我妈藏起来的止痛药。我以为她把糖藏起来自己偷着吃，于是就来了个大包圆。家里人赶紧送我去医院洗胃，结果发现我之前还吃了整整一筒饼干，因此止痛药根本没消化。谁说贪心一定害死人的！

我打小就流露出了说怪话揭人短的才能。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爱尔兰女士，她正夸我懂事的时候我突然来了一句：

“我看见你昨天晚上在澡盆里洗PP来着。”

她是一位很有教养也很矜持的女士。主客双方无语了一会儿之后她很快就走了。

我们家所在的联排房一共有六座单间，共用一条楼梯。房屋外围有四个大庭院，花园之间拉着篱笆。篱笆挡得住成年人，但是挡不住流浪猫与小孩子。成年人在庭院里晾晒衣服以及倒垃圾，我们小孩子则在地上挖坑，然后将各种小虫子扔进去碾死。

我对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家里特别冷。到了冬天，屋里唯一的热源就是客厅煤气壁炉里的三根小火苗，每天只在六点新闻的时候才会开火。我妈总会面对壁炉岔开两腿坐着，裆部正对着火苗。我们几个孩子也坐在她腿上有样学样。当时我晚上睡觉时身上盖的毯子厚度足以让我不痛不痒地正面挡下一颗子弹，可就算这样我依然总是感冒。有时候在我去幼儿园之前壁炉也会点起来。于是我就会在壁炉跟前烤衣服，把两条腿都靠在壁炉栅栏上，因此我的裤子总是烙得一道一道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觉得当时大多数人都在竭力应付我们今天所谓的“燃料紧缺”。苏格兰的燃料价格比欧洲的平均水平高一倍。有没有搞错啊！海里面左一个右一个全是井架，就好像苏格兰人都眼瞎了看不见似的。别忘了苏格兰基本上就是个大号煤球，上面撒了层土，土上杵着几家百思买超市。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我们苏格兰人就是一帮干啥不成的废物点心。我们原本应当让每家每户的壁炉点起十六道火苗，让老年人穿着三角裤衩也能舒舒服服地听完女王演讲，顺便在壁炉边上烤个肉饼吃。可是我们却告诉老年人冬天到了多加一件毛衣就行。

如今已经有些俗套的说法是当年的邻里关系远比今天融洽，街坊四邻全都相互认识。我的童年正赶上这个时期的尾声。我们家住在一楼，对门的老两口子是罗宾逊夫妇，他们家的孙子特别会画画。每次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都会坐在他身边看他如何用一块木炭变出栩栩如生的汽车与斗牛犬。我们家顶头上层是佩顿一家。要不是我们这个埋没人才的残酷社会不懂得充分报偿暴躁易怒、缺少教养以及粗声大嗓等等优良品质，这家人早就应该发达起来了。佩顿家对门是海因茨太太，她的面容活像晒干了的苹果。顶层住着一个特别自以为是的白痴，他开设了一家报摊，还用蜡纸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印在了丰田花冠的车门上。他的对门住的是一个名叫诺里斯的小个子。此人有三重身份：共产主义者、高尔夫球员、男同性恋——排名不分先后。

波洛克肖看上去很像《银翼杀手》去掉特效后的样子。从我们家看去，一边是高楼阴影下渺小冰冷的六十年代预制板房，另一边是全欧洲最凄凉的一条道路。路旁有一片四面墙围起来的荒地，里面堆满了八百年也没人用的建筑材料；一座比房车大不到哪里去的写字楼；还有一座牛奶加工厂。道路另一边是一座二手车回收站。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原子弹，每当天上有飞机经过我都以为我们即将在一团光芒四射的火球当中化作骨灰。凑巧的是，二手车上的报警器经常会在半夜里无缘无故地尖叫起来，在六岁小孩的心目中像极了空袭警报。

波洛克肖的中心是一家半死不活的地下商场。当然赌马与卖酒的店铺生意还不错，反正这里也没人拿吃饭当正事。“波洛克肖地下商场”的招牌破烂得旁逸斜出，“肖”字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喷涂得龙飞凤舞的“diao”字。老太太们经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diao”字下面押注打赌，赌得是她们哪个老姐妹活不过今年冬天。商场中心是伟大的苏格兰社会主义活动家约翰.麦克林的纪念碑，眼前惨状定然会令此君双目垂泪。

我妈带我上街的时候我总是格外小心。一旦她看见熟人就会停下聊天，从当前物价一直聊到另一位熟人的病情——她谈论别人病情的时候总是特别绘声绘色——与此同时我只能孤零零地站在旁边，听她们叽里咕噜地不知道讲什么外语。我妈是爱尔兰人，因此她确实经常说外语。

波洛克肖一带至少有六栋高层建筑。七十年代时这里高楼的外观全都让人感到了无生趣，还不如直接在楼顶上修个跳台。这里的主干道叫肖桥路，由于夹在大楼之间，起风的时候街道就是个风洞。我小时候我哥哥走这条路送我去上学（他总让我跟在身后五步远，免得我给他丢人），有一次刮大风直接把我吹起离地四英尺，活像像一个脑子进水的二手超级英雄，打算用身上的粗呢外套把犯罪分子都吓死。然后风一下子就停了，然后我就脸朝下拍在了地上。我很为我蹭破的裤子与双腿而骄傲——这回总算有光荣疤了！

高楼后面有一块场地的风力特别强，以至于你站在那里喊话谁也听不见，或者说至少你听不见自己喊话；我一直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听见。或许周围的居民一到大风天气就提心吊胆，因为总会有一帮熊孩子跑到他们家楼底下喊脏话。平心而论，不刮风的时候我们照样这么玩。

我哥哥有个望远镜，他一直没用过，后来就归了我。我整天都把望远镜架在窗台上好往别人家里看，盼着兴许哪天运气好，能像《足球女将》*里的情节那样看见露点的妇女。不过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好奇。有一对夫妇经常喝醉了以后一起跳舞。这场景既甜蜜又有些龌龊。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294075/】

我最喜欢的观察对象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女人，她经常在屋里张牙舞爪地跳上一段八十年代风格的健身操，然后来到阳台上抽事后烟，一抽就是大半天。曾经有人从同一座楼上跳下来过，他留在地上的人形印记保留了很久也没人清理，附近的小孩都很喜欢在印记上面跳房子。我猜那个老女人抽烟的时候想的也是跳还是不跳。我一直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跳楼，对于我爸的解释（“他喝醉了。”）我一直很不以为然。我从小就讨厌这里，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家，看着马路两边一个个拿帘子捂着的窗口，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赖在楼上而不是全都跳下来。

我最喜欢的一扇窗户位于肖桥路边一栋高层建筑的顶层。房间里有一个穿着忍者服在卧室里练武术的人，看上去忍者服是用黑色紧身衣改造的，头套则是防火面罩。他的习武器械包括一对双节棍与一把木剑，每天晚上都操练不懈——有时候你能看见他关灯之后在屋里上蹿下跳。上大学以后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当时我以为这一幕只是我小时候的臆想而已，可是当我再次拿起望远镜指向那扇窗户的时候，却看见那个人还在那里。十年过去了，他的武艺确实长进不小。

附近高楼的地下室里有几家商铺，最主要的是一家报摊。这家报摊经常转手，因为每一任摊主都要计算彻底清除门口涂鸦的成本是否低于巧克力糖的利润。我小时候那里有一家汽水吧，这家店铺活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店主是一对顶着蜂窝头的老太太，店里售卖冰激凌与奶昔。她们收钱拿货的动作特别特别慢。后来有一位老太太去世了，这家店也就关门了。我记得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某个同学的妈妈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我问她怎么回事，这女人嘟囔了一句：“她的肝不行了。”

我们总是去“老休理发店”去理发。老休不是本地人，整天没好脸色，还有一条木头腿。我理发的时候我妈总会恶狠狠地在后面坐着，一个劲地要求老休多剃一点。每次她都会因为我没有变成秃子而大失所望。我觉着不把我的脑子露出来一块她就不甘心。

波洛克肖历来就有接纳移民的传统。十九世纪这里搬过来一大帮佛兰德人，当时还有人编了一首歌来形容他们，《肖镇基佬》。当年的佛兰德人定居区拥有附近唯一的图书馆与游泳池，因此难免受人怀疑。在城镇另一边的山头上是我们的教堂与学校，建筑四周绿树掩映，煞是好看。这座山头的所有者是约翰.斯特灵.麦克斯韦*。当年他允许天主教徒在山上修建教堂，前提是教堂周围必须多多种树，好让他眼不见心不烦。

*【苏格兰托利党贵族，慈善家。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r_John_Stirling-Maxwell,_10th_Baronet】

我们这里民风十分彪悍。我小时候凯尔特人俱乐部的一名球员在自家阁楼里不慎触电身亡了。当时电台排行第一的歌曲名叫《我的派对我想哭就哭》，于是这一周的球场上流浪者队的球迷就齐声高唱：“我家阁楼我想抽抽就抽抽。”然后有个名叫汤姆.麦肯的流浪者队球员在自己的车里用尾气自杀了，结果第二天就有人在他家门口留下一行大字：“尾气1分，麦肯0分”。

这里的宗教分歧也很尖锐。有一次我住院摘扁桃体，和我同病房的是一个信新教的小孩。由于我们第二天都要手术，所以谁也睡不着，干脆一起趴在窗台上数火车。夜色中的城市神秘而美丽，随着清晨渐渐到来，街上出现了三三两两的小人儿。后来我爸爸问我在医院里都干了什么，我说我和一个新教徒说话来着。什么事给我的感觉都不如这一点怪异。

我生下来就有一对招风大耳，耳轮上面没有褶皱。这要是在中学里就相当于在我的眼眶四周纹了一圈“此处落拳”，不过小学还好。整形手术的等待名单很长，于是我妈不知道怎么就找了个熟人大夫给我提前开刀。手术安排得很随便，就好比一个机修工下班后到哥们家里朝着打不着火的汽车踹上两脚。手术之后我不得不戴了好几周的耳罩，大夫说这能起保护作用，但是就学校同学看来这等于是我在头上树了一块“欢迎来搞”的招牌。原本我还有个后续手术，结果这个大夫居然好死不死地咽气了。结果到现在我的两个耳垂还朝外撅着。谁知道这家伙曾经在业余时间里助人为乐地做过多少起手术呢？每当我在苏格兰见到另一位长着招风耳的人就觉得我们兴许是同一个变态兄弟会的成员。

就波洛克肖当地标准而言，我们住的地方其实还算适合儿童成长。令房屋中介骇然失色的环境却是儿童的天然游乐场。我们家附近有一大片荒地，在那里不管你挖多少坑或者上树搭建多少树屋大人们都不管。所谓的树屋其实就是将三合板、塑料布或者随便什么东西拖到树上去张开，然后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将其称作树屋了。有一次我们在荒地上找到一堆没人要的屋门，于是就不辞辛苦地将它们搬到树下围成一圈，修了个小碉堡。谁也没想到只要拉开屋门就能进出碉堡，我们都是翻进去的。

我在家里行二，我哥叫约翰，我妹叫卡伦。我和约翰共用一间卧室。约翰打小神经衰弱，总是担心父母会数落他或者觉得他做的不够好。我们每晚会一起祷告，然后在睡觉之前谈上几句。有天晚上睡觉前他对我说：

“总有要你担心的事情，这件完了还有下件，永远没个完。”

我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真正让我担心的话语。

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哥早上上学的时间都比我早。照理说这意味着我可以比他多睡一个钟头，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总是起不来床，我妈每天都要站在他的床前千回百转地尖声呼唤他的名字，与此同时我只得用枕头把脑袋捂起来。他赖床的架势就像卡通角色一样夸张。眼屎会糊住他的上下眼皮，他一边往嘴里塞果酱三明治一边还要使劲把眼皮扒拉开。接下来他就会抱着外衣外裤钻回被窝里一阵抽搐，然后就像表演脱逃术的哈利.胡迪尼一样穿戴整齐地钻出来。

我们兄妹三人都和隔壁的一对双胞胎交上了朋友，他们叫托马斯.杜菲和罗丝玛丽.杜菲。我们的交际圈还包括前来探亲或者跟随父母在此地暂住的孩子们。当年小孩子们的生活远比今天更加自主。我们经常跑到外面一疯就是大半天，只要赶在午饭或者晚饭之前回家大人就没意见。

不管在什么时候，荒地上总有七八个小孩子在皮打皮闹。罗斯玛丽性情甜美，最喜欢喂流浪猫，还给它们都起了名字。相比之下托马斯的性情更为残忍，于是我们就成了棒打不散的铁哥们。我们两个经常从楼顶上往下扔蜗牛，看谁的蜗牛活得更长。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挖坑玩，因为位置偏僻，挖了半天都没有大人过来管我们。于是接下来三四天我们一直没停工。后来肯定有人注意到了我们每天回家都精疲力尽，一身泥土，咳嗽不止，就像矿工一样。我记得最后有一个惊骇的人影笼罩了我们，当时那个坑已经被我们挖到了齐胸深，再挖两天恐怕就把自来水管道挖出来了。

托马斯想到了一个利用这个大坑的好点子。换一个没那么缺德的孩子兴许只会找块油布铺在坑口充当陷阱坑害一下过路人。托马斯却捣鼓了一出“昆虫灾难电影”。我倒拿着望远镜下到坑里，看他把坑壁上的蜗牛、蚂蚁、鼻涕虫等等拢成一堆，然后用石头一个一个碾死，一边使劲一边给小虫子们配音，就好像它们是正在逃离地震灾区的难民一样。

杜菲家里养了一条特别壮硕的阿尔萨斯牧羊犬。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玩，罗斯玛丽刚给我开门就不见了，原来是大狗咬着她的脚腕子把她拖到客厅里去了。他们两个的父亲老汤姆是我爸的酒友，尽管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喝酒的时候都聊什么。我爸话很少，老汤姆更是个闷葫芦。他偶尔开口的时候只会发出一阵低沉焦虑的颤音，就好像中央空调通风口里传来的微弱呼救声一样。有一次他和我爸一起去一家西部主题酒馆，里面的服务员全都穿成牛仔的样子。有一个人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拔枪术与舞枪术，一边装逼一边洋洋得意地说，“我拔枪的速度比约翰.韦恩还快！”话音刚落他的枪就掉在了地上。老汤姆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十分难得地开了口：

“约翰.韦恩要是在这儿，你早就屎（死）透了。”

有一回附近所有的孩子都跑到杜菲家里玩。那一天我们决定成立一家黑社会团伙。女生一致认为我们的团伙应当名叫米老鼠俱乐部，男生则更喜欢吸血鼻涕虫这个名字——是我想出来的。一想到今后要成为吸血鼻涕虫团伙的一员，我妹妹吓得哭了出来。那天晚些时候，罗斯玛丽把我捆在了晾衣杆上说要亲我。我极力挣扎，想要摆脱晾衣绳的束缚，但是我也真想让她亲我。最后我还是挣脱了出来，满心失落地跑回了自己家。

托马斯.杜菲和我都加入了童子军，也都玩得很开心。我们向家里大人虚报了童子军报名费，用多出来的钱买冰棍吃。尽管我们回家的时候嘴唇都被染成了蓝紫色，吃冰吃得头都疼了，但是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起过疑心。童子军的负责人是一位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女士。当时我就觉得她对童子军一无所知；她的做法无非是将我们集合到教堂里然后随便给我们安排一点活动。正规童子军那套麻烦复杂的敬礼仪式我们一概没有。如果你想要个童子军徽章，跟她说一声就行。她会随便给你安排一项任务。比方说我就赢得了“绕教堂慢跑一周徽章”。到了万圣节我们会举行化装舞会。有一年我化装成了绿巨人——全身只穿裤衩，身上抹了一层广告水彩，水彩干了以后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就好像全身都长了恶性皮癣一样。托马斯比我聪明得多。他在身上套了一个纸箱子，将自己打扮成了一块方糖。那一次他坚持要求他爸爸陪他参加舞会，因为他担心会有神经病冲过来把箱子点着。

童子军领队女士有一个弟弟，经常过来给她帮忙。此人大概二十来岁，每次童子军集会的最后二十分钟，他都会掏出一根长绳子，在绳子一头拴上一只鞋，然后在头顶上将绳子抡成圆圈，我们则要在他身边努力跳高，将鞋子拽下来。至今我也不知道此人的人生当中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使得他每周都会揣着一根一头拴着鞋子的绳索跑到教堂里折腾小孩，但是我很庆幸这些变故的发生，因为我们全都玩得很开心。有一次我还赢了呢！之后信心爆棚的我在我们家附近组织了一场跳高比赛，看谁能跳到护栏另一边，结果这次护栏把我的裆部教训了一顿。

后来有一天，我们的小分队（因为从没参加过正规童子军，鬼才知道正规术语应该怎么说）访问了一处正规童子军营地，这一来可就乱了套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觉得童子军领队全都没安好心。中年男性将一群小正太领导树林深处学习如何用绳子捆东西显然不会有好结果。不过我也认为童子军徽章多少还是有点用的。如果领队真的摸进帐篷里把你给猥亵了，你至少还能用徽章把短裤屁股上的破洞挡起来。

率领这次访问的领队多少有些皇英主义心理。我们这些小孩在大巴车上唱起了《苏格兰之花》，结果他当场就气炸了，立刻要求司机靠边停车，然后就瞪大眼珠口沫横飞地冲着我们发表了一篇从小就要忠于女王的演讲。皇英分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总以为自己那套屁话比天还大，其实别人谁都听不进去。那家伙在一帮九岁小孩面前大谈特谈《联盟法案》，我们心里想得却是中午有没有热狗吃。以貌取人肯定不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家伙无疑是个恋童癖。

我们从来没学过如何搭帐篷生火，因此到了人家的营地之后就像出笼的猴子一样到处乱窜。有个瘦竹竿（现在想想他的个头实在太高，当童子军实在不太合适）直接爬到树上，折断树枝往别人头上扔。还有一位一下车连衣服都不脱就冲到河里去了。对面的正牌童子军好孩子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眼看着我们这帮野猴子上蹿下跳，还抄起木棍想跟他们比赛击剑。显然我们已经露馅了。

童子军总部派来了一位观察员向看看我们都有哪些日常活动。视察那天我没去，后来听别人说那一天我们的活动是把好多椅子摞成一堆然后往上爬。已经爬上去的人就脱掉鞋子，把半山腰的其他人砸下去。这一幕显然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们全都被送到了正规童子军活动的现场。这时候我们才知道童子军活动开始之前要列队敬礼，而且从两尺高的椅子上跳过去并不足以换回运动员徽章。正规童子军的领队从我们当中叫了一个男孩出列，让他简述一下童子军运动的发展历史。这个男孩牙龈发炎，半边脸都肿了，说话呼噜呼噜的。从那以后我们的童子军分部就被撤销了，我们又回到了没啥鸟事的无聊状态。

在没啥鸟事的地方，犯罪是自然而然的选项。有一次有个大孩子骑着一辆偷来的摩托车来到空地上，问我们谁想兜风。我太害怕了，没敢凑上去，但是也有胆大的孩子直接爬到了后座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摩托车一骑绝尘驶向远方的画面。他大概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自由的人，而且毫无疑问他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鸟不拉屎的生活环境把我逼进了奇幻小说的世界。我很小的时候就遇到了《霍比特人》，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读完了我能找到的每一本魔法题材儿童读物，例如艾伦.加纳与戴安娜.韦恩.琼斯的作品。

不过我自己编的故事比什么小说都离谱。好多年里我一直在构思一个特别扯淡的故事，经常找个没人打地方手舞足蹈地将故事场景表演出来。故事发生在一片类似中土的大陆，我是个走乡串镇的大法师，我的身边还有一位我亲手创造的泥巨人当保镖。这位泥巨人的尊姓大名如今我已经忘了，总之他经常摔碎一地，需要我用法术把他拼起来。他有两个红宝石眼珠子——不是随便什么红宝石，而是会喷火的魔法红宝石。故事的情节经常变化，一般来说我们两个总会碰上一个自以为牛逼的当地领主看我们不顺眼，派出一帮狗腿子想把我们抓起来。这时泥巨人的两眼就会喷出烈火，把领主、狗腿子以及领地上的屁民们统统烧死。

最精彩的情节还在后面。我有一把魔法神剑，砍出来的伤口永远不能愈合。如今想想我总觉得当年我在某本小说里见过类似的设定，于是直接抄了过来。在某些版本的故事里，我不慎用神剑割伤了自己，以至于缺了一条胳膊。所以我只能用斗篷把断臂裹起来，整天体力衰弱。我们经常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追逐，我的烈火泥巨人保镖总会保护我，我则趁机积攒精力，好施放一个足以团灭敌人的大招。这样的YY与日后我进行全国巡回表演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

我们兄妹三个每周可以买一本漫画书。我对画工向来没什么讲究，而是更喜欢故事情节。我最喜欢的一个连载故事名叫“求死”，说的是一个因为车祸而五官搬家的赛车手，他整天就琢磨怎么能开车自杀。怎样作死的特技动作他都做过，可就是死不了，而且这些动作每次都能给他挣个奖杯什么的回来。然后就是一大帮三叔四婶到医院病房里给他开香槟庆功，他的脸上则是一副了无生趣的表情。

我很快就会翻完男生的动作漫画，因此经常会趁着没人的时候偷看我妹妹的女生漫画。平心而论，女生漫画远比男生漫画更加猎奇。比方说有一部漫画名叫“作假的苏珊”，女主人公出了车祸，然后她的坏叔叔就逼她整天装聋，好多要一些赔偿金。每周她都会听到许多理应告诉别人的内容，但是跟谁也不能说。还有一部漫画里的女主——我不太确定我究竟是不是在做梦——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只有一点例外：她被困在一颗硕大的元气弹里面了。她上学的时候只要一跺脚就能腾空而起，如同火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多年后有一次我打算用这个题材编个小品，制片人看过我的剧本之后说出了一句我最喜欢的话：

“你知道做一颗元气弹需要多少预算吗？”

从事电视行业就有这点好处，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这家伙没说我们做不出元气弹，他只是觉得把女演员塞进元气弹里面可能比较破费。

当时出了一部绝对让人脑洞大开的新漫画杂志，名字叫《哥们》。光看题目还是挺积极向上的，但是每份杂志都附送一枚骷髅胸针，而且第一期的主打漫画就是“他们保存了希特勒的大脑！”另一部漫画的主人公名叫利姆帕洛.莱斯利，是个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国际球星。为了弥补身体缺陷，他的大脑总要超负荷运转，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高低起伏的跑步姿态。不过更猎奇的漫画还是要算“塔菲”，一位无家可归的守门员。就算在他为热刺队打比赛的那几个赛季他也找不到住的地方。

其他小孩喜欢的东西我大多不感冒，比方说足球。从感情上我支持凯尔特人队，但是从理智上我始终觉得足球不过就是大企业从穷人手里骗钱的另一种新花样而已。凯尔特人的主场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金属要塞，坐落在一片毫无指望的贫困地区。1967年凯尔特人赢得欧洲杯的时候，全队球员的家庭住址都在这座球场周围五英里以内。如今在球场五英里以内就连十一个双腿健全的人都凑不出来了。我总是很奇怪，人们居然会因为某个百万富翁大腿扭伤而心焦。这也是我不待见足球的另一个原因——足球与搞基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群大男人坐在草地上相互搓揉腿筋——直接在中圈里面相互爆菊还痛快一些。

两家老字号德比俱乐部都从宗派主义当中受益匪浅。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些年来处理北爱问题的相关各方全都不关心北爱人民的利益。北爱最好交给第三方托管，例如西班牙。假如贝尔法斯特的一般老百姓能在家门口买到好吃的塔帕斯而不必整天啃猪食，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满腹怨气地纠缠宗教问题。而且西班牙也不像北爱那样整天下雨，更没有枪打膝盖的恐怖分子。

苏格兰足球的行业标准长年以来一直很难看，值得称道的亮点少之又少。观看苏格兰联赛就好像观看毛驴赛跑一样，每一头驴都累得呼哧带喘。大多数人都有自己支持的队伍，但最后的赢了的那个玩意儿说到底还是头畜生，只不过身上披的布片颜色有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