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本衰人——英国喜剧演员Frankie Boyle自传 -- 万年看客

我们学校有一项优良作风，就是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社区敬老活动。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三三两两地分成许多小组，将各种食品包装起来，送给那帮老不死的当做新年礼物。按照规定，老师会在一旁监督我们干活，免得我们使坏。但是实际上他们只会把完成了的包裹放到秤上，只要分量够了就行。所以我们往包裹里塞进了各种不能入口的东西。有一年我与马林耐尼家的双胞胎分到一组，他们从自家店铺里找来了一堆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宝贝：两罐出厂日期可以登上历史课本的沙丁鱼罐头；好几瓶各种口味的过期奶粉掺成了一瓶；一盒代代相传的豆子罐头；还有一包差了几张牌的《顶级拉力车》集换卡片。

全社会对于老年人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老年人有很多讨人烦的习惯，例如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死什么时候不该死。有时候你头一天刚发现自家祖辈的止痛片嗑起来很爽，第二天他们就蹬腿闭眼切断了你的供应；也有时候他们占着一栋户型敞亮的房子，可是却整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死活不咽气——多亏了金黄葡萄球菌的给力表现，我才能住上现在这套厨卫齐全的住宅。从好的一面来说，老年人在公共汽车上有专座，尽管座位上总是弥漫着小便的气味。我总觉得公交车上的老年人专座数量太多了，简直就好像拉了一车烧香请愿的香客一样。

五年级的时候我与艾登自告奋勇与照顾两位老人，借此逃避体育课。一位老人是鲍曼先生，他的脾气很好，整天前言不搭后语地跟我们讲解苏格兰历史，经常让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相互串门，就像后现代小说的写法一样。另一位老人是个老太太，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不太喜欢她，因为她整天打发我们出去买东西，而不是用热茶与小点心招待我们。这个老太太耳背得很，带着一副尺寸很大的助听器，假如调试不好就会发出嘘嘘的声音。于是我与艾登都学会了嘴唇不动吹口哨的本事，一边吹一边歪头，就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似的。于是老太太就会回到里屋调试助听器，我们则趁机打开电视看十分钟。后来她也学精了，识破了我们的手段。于是艾登又学会了说话吞字的本事，说着说着话就突然沉默一下子，同时嘴唇还在照常运动，

艾登和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这帮老东西的床上运动项目居然比我们还丰富。在苏格兰，每五个四十五岁以上的男性里面就有一个打炮不带套——如果这个岁数还能硬起来，谁也不会藏着掖着，不带套根本不算什么，就算开个新闻发布会都不为过。绝大多数这个年龄的男性都已经有孩子了。对他们来说，与自家老婆上床就好像加入了全国名胜托管协会：会员可以免费参观废墟，不过他们从来都不去。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特别悲剧的故事：一个失明三十年的老头通过人工义眼回复了视力。之所以说这是个悲剧，因为他在看不见的时候可以在脑海里尽情想象自己的妻子多么美丽，现在他终于看见了妻子如今的老朽面容，恐怕他的胯下之物也要换成人工制品才能照常使用了。

我们学校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因此开设了宗教课。全部课程内容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人工避孕，天打雷劈。每月都会有一名神父到学校里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在宗教课上看惯了血糊糊的流产胚胎图片，却从没读过圣经，因此实在不知道应该问他什么。我猜他也不知道我们想知道什么。

“神父，小孩到哪里能买酒喝啊？你认不认识特别骚的小妞儿啊？”我们争先恐后地发问道。

满脸愕然的神父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活像泥胎木塑一样。于是有一周老师提前教训了我们一顿。

“你们可以问问神父为什么要戴假领子，或者为什么圣经不允许吃猪肉而我们今天依然在吃培根。”

哈瑟维神父落座之后教室里陷入了漫长而难堪的沉默，然后操着一口爱尔兰腔的艾登就打了头炮。

“神父为什么要穿鞋啊？！”

哈瑟维神父显然有些发懵，他还没回过神来艾登就打出了二连击：

‘你们也能吃培根吗？！’

为了稳住阵脚，哈瑟维神父就像任何一位喜剧演员一样亮出了久经考验的段子。接下来不管回答什么问题他都要首先长篇大论地解释一番没药究竟是什么。

艾登是个烦人精，整天不捣乱不舒服。他最喜欢用书包抽低年级学生的脸，每次都能把别人抽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一直缠着他想要学习其中的窍门，后来他告诉我他在书包里藏了一把特大号活扳手。

或许是受到了我小时候自创的YY小说的影响，在我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会结交一位特别高大的朋友。艾登家里的兄弟姐妹特别多，当时我经常在他们家里玩。显然我把他们家的人烦得要死，但是当时我根本感觉不到这一点。我曾经以为艾登家里热热闹闹的氛围才是家庭生活的常态，而我自己的家庭更像是一座活死人墓。后来我见识了几次他们家真情流露的场面，然后才意识到还是我们家的集体自闭症氛围更适合我。

我和艾登都在中学里学会了喝酒。有一家酒馆不忌讳向未成年人买酒，酒馆的名字叫做外层楼。我即将长到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在这里灌了一肚子伏特加兑橘子水外带好几瓶啤酒。我只要三杯下肚就合不上嘴，对着同校的酒友们喋喋不休地讲解我最近又看了什么新书，他们则会夹杂不清地向我抱怨凯尔特人队的板凳深度不够。后来这家酒馆歇业了一段时间。有传言说原因是某人领着斧子来到酒馆里寻仇，他的仇人刚刚冲到大门口就被一斧子砍在了两片肩胛骨中间。我希望当时酒馆里的唱片机正在播放特别激昂的乐曲，唯此才能对得起这么过瘾的场面。或许情况并非如此，或许这一切都只是传说，但是从那以后每一个来到外层楼喝酒的人都信誓旦旦地宣称当时自己在场，而且他们的口径彼此都能对上茬。尽管我们当时都是一帮酒瘾攻心精虫上脑的青少年，这些故事依然还是太吓人了，以至于我们再也没敢回去过。

所有人都盼着到别人家里参加派对，在派对现场你可以依靠酒精的魔力压制住整整十六年的天主教抑郁，顺便把化学课上与你搭档的女生拉到墙角来一发。最好的派对是父母不在家的派对，因为他们的孩子会把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点头之交请到家里来，任凭他们在地毯上吐得左一滩右一滩。参加派对就像上战场，即便是并肩作战的人们也会有大相径庭的说法——例如在不同的房间与壁柜里与许多不同的人分别上了一二三垒。尝到荤腥的人肯定会在学校里大吹大擂。我记得有个家伙冲着他哥们大吼道：“你也配跟我比？你个死猪就知道瘫在地上睡觉，我在你隔壁什么姿势都玩了一遍！”

由于禁止未成年人买酒，因此派对现场的酒水总量往往不够所有人都喝醉。艾登和我经常一边倒立一边用吸管从易拉罐里嘬啤酒喝，希望自己能醉得快一点。有时候父母们会留下好些淡啤酒，我们每个人都会喝上十罐，因为我们觉得鼓胀的膀胱能够加剧酒精的效力。

我在学校里从没想过要受人欢迎，也没有哪个小圈子让我特别有亲近感——除了那些见人就上的破鞋以外，但是她们日程安排全都满满当当，根本没空搭理我。中学女生绝不是守身如玉之辈，她们只是在你面前守身如玉而已。假如将中学里的性资源比作一条大河，那么整天开车来上学的高富帅们就在上游修筑了截断水流的大坝。我们这号人只能在下游的龟裂焦土上勉强求生，依靠性瘾土肥圆与醉酒宅女的泥水坑润润喉咙。艾登的情况与我半斤八两，因此走投无路的我们对于每一位略微有点意思的女生都拿出了十二万分的关怀备至，就好像她们每一个人都是身患绝症却依然强拖病体前来我国访问的外国王室成员一样。她们一定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