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本衰人——英国喜剧演员Frankie Boyle自传 -- 万年看客

小学简直爽翻了。我记着第一天报到的时候看着活动室心里想：“我靠！这么大的屋子里装得都是玩具……”我对小学生活不打算说太多，一方面小弗兰基大概不会喜欢我在这里如此数落他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我还要留点篇幅好好讲讲我嗑药的事。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了：小弗兰基在小学里每个月总会将充气游泳池打翻一次，把自己淋成落汤鸡，必须跟老师借一条裤子才能回家。

小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成天一直在鼓励与表扬小孩子。恐怕这种做法对他们未来在苏格兰生活没什么好处，但我还是很喜欢。我看要是真拿现实生活做参考，那苏格兰的教育系统应该尽量模仿约瑟夫.弗雷茨家的地窖*。整件丑事当中最令我气愤的就是弗雷茨妻子的态度。她声称这么多年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她丈夫每周都要出去采购六大包婴儿用品，她难道都不起疑心吗？她是不是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给宠物狗预备的？“阿黄的确是咱们家的一份子，不过有必要给它买尿布吗？”人人都说弗雷茨的眼里没有孩子，可他每天都要把自己的孩子OOXX一遍，我看他的孩子巴不得他的眼里没有自己。这种事在奥地利已经见怪不怪了，以至于商店里都开始出售相关主题的贺卡：“逃出地牢，摆脱蹂躏，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当然我不该拿这种人伦惨剧开玩笑，弗雷茨的女儿忍受了非人的折磨，但是想想她现在能一次性拿到这么多年来政府拖欠的生育补助还是很值得高兴的。

[*奥地利男子约瑟夫.弗雷茨囚禁亲生女儿24年，与之乱伦产下7个孩子。其中3个在地窖中成长，从未见过阳光。本案于2008年曝光。]

小学老师们是如此的可亲，以至于我直到十岁那年还以为自己是绘画奇才，因为不管我如何乱涂一气——脑袋让驴踢了的弱智都比我画得好——老师都说“画得好”。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和一位查理小朋友比赛画画，画航天飞机。当时全世界第一架航天飞机刚刚上天，小孩子们全都很兴奋。我用尺子在纸上比出一个长方形当做机身，又在两边加上两个更大的长方形充当助推器。再接下来我在三个长方形上各自添加了一个三角形——这就是火箭。这价航天飞机看上去歪七扭八，还有点像人脸，但是整体效果依然令我非常满意。

查理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我的大作，然后拿起笔来寥寥几下，白纸就变成了黑白照片，上面不光有航天飞机，还有发射台上正在进行最后检查的小小科学家，发射台本身又被燃料箱的阴影挡住了一部分。当时的情况活像是《史努比》里的情节：查理.布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堆成一个歪七扭八的雪屋，然后莱纳斯就在旁边堆了一座高大的城堡，还插上了旗杆。我坚持我才是第一，然后就找老师评理去了。

小时候我对太空探索特别着迷。那还是航天飞机爆炸事故之前的事情。NASA兜里有这么多钱，怎么就不能策划一场不用让人送死的太空任务呢？要不然就干脆诚实一点，以后的任务直接叫做“太空坟墓行动”就行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类往宇宙里发射了一大群猴子和狼狗，然后就把它们留在太空中不管了。恐怕将来外星人访问地球时首先遇到的就是无数环绕地球飞行的动物死尸，就好像警察逼近杀人犯的住所，发现四周的地面上洒满了用过的手纸一样。

有一天我和朋友加里一道上学，路上捡到了一本工口杂志。杂志的厚度超过了字典，里面满是七十年代风格的女性“三角地”。当时我还看得半懂不懂，可就是放不下来。加里建议我们把杂志藏在树丛里，什么时候想看就回来看。第二天我再回去就发现杂志没有了。我很失望，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多年以后我向别人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才想明白，肯定是加里把杂志顺走了。

小学里面的宗教活动很多。每周我们都要去教堂唱圣歌，我们的领队老师是穆特小姐，她精神昂扬，身材魁梧，看上去活像是某个半职业女足球队的首发后卫。当时我觉着每周唱圣歌很烦人，但是好歹我还没上教会学校。他们的口号是“给我一个男孩，还你一个男人”，一般来说是一个身心饱受摧残且菊花红肿的男人。他们要是把“男”字换成“女”字，早就让家长们打死了。

我们七岁那年做了平生第一次告解。我挖空心思地为自己搜罗罪名。我说我偷过东西——其实没有。我说我撒过谎——我撒谎说自己偷过东西。把一个憋了半辈子的老光棍和一个萝莉/正太关在同一个橱子里？我要是性变态的话一定要当神父。当然，现在看来性变态群体早已在此方面采取了行动。今年早些时候教皇接见了一批受到天主教神父性侵害的受害者。要是我让神父爆过菊那我最不想见到的人肯定是教皇，和他见面就好像打游戏碰到关底Boss一样。听取七岁小孩的告解一定非常无聊，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神父愿意帮助小朋友们成为“真正的坏孩子”。

第一次领圣餐是件大事——所有女生都穿上了造型猎奇的童装版婚纱，迈着小碎步走进教堂，说是要“嫁给上帝”。宗教活动只有在集体参与的情况下看起来才没那么扯淡。要是哪家父母把孩子关在地下室里来这一套，准得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可。领圣餐那一周我正好换牙，两颗门牙都掉了，因此拍照片的时候不敢开口笑，只能紧紧抿着嘴，看上去活像是一名拒不悔改的谋杀案嫌疑人。我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圣餐之后收到的礼物是一名绝症晚期脑瘫基督徒少年的自传：《见到耶稣之时我将不再残缺》。我将这本书放在枕头边上，每晚睡觉之前都拿起来翻两页，权当看鬼故事。

有个现象一直令我大惑不解。我们那一片的人们对于教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无动于衷（就连我去领圣餐的那家小教堂也比一般人家的住所更加美丽，简直有些不成体统），同时大多数人似乎又信奉社会主义。有一回一位外地访问的神父在我们的教堂里布道，愤怒地抨击了一番共产主义，结果台下的信众纷纷默然离席。神父们似乎特别喜欢在镶金嵌宝的环境里宣扬贪婪的邪恶之处。至少我小时候的布道已经不用拉丁语了。我父母小时候教会相信上帝的奥秘必须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来表达。你要想知道耶稣多么爱你，先要买一套外语辅导教材。

宗教信徒最令人丧气的一点在于他们满脑子都是杀杀杀。最近有个基督教团体在公共汽车上做广告攻击无神论者，我个人对在公共汽车上发动宗教战争举双手欢迎，只要别把我坐的那辆车炸了就行。如果教皇、圣经、古兰经、耶稣以及积累了四千年推销经验的有组织宗教都不能说动某人改变信仰，那么通向拉克霍尔的16路车恐怕也只能顶个球用。广告词是“上帝绝对存在”。这话最好留着给车上那位一天挣不了三毛钱还得被人问候一百遍母系亲属的售票员去说。我认为更准确的标语是：“上帝绝对存在，他打算整死你。”

可别忘了，当年二战的时候教皇和纳粹是一边的。如果当年纳粹科学家们真打算保存希特勒的大脑，保存在冰箱里并伺机移植进某位当今重要政治人物的脑袋，那这个人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一定得戴一顶大帽子，好把绕头一圈的缝线痕迹挡住。教皇说避孕套不能预防艾滋病，我认为他老人家大概没套在正地方。考虑到绝大多数性变态神父都因为留下精液的痕迹才被定罪，教皇如此反对使用避孕套实在令人费解。不过转念再一想，非洲每年都有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那就相当于2500万场法事活动，这么大一笔业务教皇不愿意撒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学有一项活动叫做“黑宝宝”。这是一项遭到严重误导的慈善努力，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们全都要参与进来。我们每人都要掏钱捐助一位非洲宝宝，有时候你还能为他们起名字。总有些脑子不太灵光的小孩以为只要交了钱就能把非洲宝宝领回家里来。他们还是太幼稚了，没有意识到这世上有一千个好理由不应该将非洲宝宝运送到另一个国家，人类永远不应该成为换钱的筹码。我认为麦当娜的情商就和我那些小学同学差不多。她既然买得起一个黑宝宝，那么凭什么就不该把孩子留下呢？她可能是被公益广告吸引住了——“一个非洲孩子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两英镑，为他们做一次白内障手术只需要六英镑。”——多合算啊！其实我真心为麦当娜的非洲养子大卫.邦达感到难过，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唯一能给他充当人生榜样的黑人就是麦当娜伴舞团里的同性恋舞蹈演员。麦当娜说她将育婴室的墙上画满了丛林图案，好让孩子感到宾至如归。要是这么说的话，她家的厨房就该装修成联合国救援直升机的机舱内里。

每年放暑假我们都要去爱尔兰看我姥姥。她住在多尼戈尔的偏远地区，这里的景色美丽而苍凉，当地民风多少也受到了苍凉气质的一点点影响。我姥姥家住的地方与其说是僻静，倒不如说是缺少人气，很适合里拍摄核毁灭之后的末世场景，不过群众演员必须从外地拉过来，只用当地人肯定凑不齐必需的人数。

我姥姥与我姥爷、我舅姥爷以及我舅舅一起住在一间石灰刷墙的农舍里。我与我哥哥约翰晚上就和舅姥爷与舅舅睡在一个房间里。我舅姥爷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长篇大论地阐述一遍为什么我们三个晚辈死后都要下地狱以及地狱里有哪些酷刑正在等待着我们。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比鬼故事带劲多了。但是约翰却吓得魂不附体，以至于说梦话的时候都在祈祷。

我姥姥家四口人全都很虔诚。我舅舅买了一辆新车，直到神父开光之前他们都不肯坐到车里去。他们花钱请来神父，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然后在引擎盖上撒了些圣水。我姥姥整天为大家祈祷。有时我觉得上帝之所以至今都还没有打雷劈死我，完全是看在她老人家的面子上。有朝一日她的面子用完了，我肯定会一时三刻化为一滩脓血而亡。

我姥姥家的人们都很痴迷于死亡，整天把死字挂在嘴边上。有一年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上车回家，我在车上对我姥爷喊道：“明年见！”他毫无情感波动地答道： “明年我就咽气了。”。天主教其实就是拜死教，天主教教堂里常年悬挂的最醒目装饰品就是黄金十字架上的大理石耶稣咽气造像，至于耶稣诞生这样的大喜事每年至多敷衍了事地庆祝一个礼拜。在我们家附近的教堂，耶稣降生演剧采用一个六块钱的布娃娃充当婴儿耶稣，围观耶稣一家的牲口则用摇摆木马代替，木马上还赫然写着“俺是牛仔”四个大字。

我姥爷脾气很差。他不仅整天闷闷不乐，而且听见别人笑出声来就生气。我们只要一笑就肯定会挨骂，我妈也和他一样。他们认为开怀大笑是幼稚的表现。如今想一想，讨厌小孩子的笑声明明就是童话故事里食人怪的设定。我姥爷这一辈子都很苦。他从小受穷，刚刚懂事就要下地干活，吃尽了我想都不敢想的人间疾苦。后来他来到苏格兰打长工，挣了钱还要寄回家里供养弟弟妹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没活到成年。现在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全身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这些情况当时我就全都知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十分厌恶这个老逼养的。

无聊是当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姥姥家位于爱尔兰雨水最多的地区。在爱尔兰评选雨水最多的地区就好像在邓迪市评选最浪最骚的女人——竞争十分激烈，赢了也不长脸。下雨的时候我们只能待在屋里摆弄噼啪作响的收音机。当地人都说爱尔兰语而不是英语，所以我不得不设法自娱自乐。我躺在床上看了好多书，静等着日子慢慢过去。儿童读物很快就让我看完了，因此不得不钻进我姥爷的雄性冒险小说书堆里面。这样的阅读体验只能用违和二字来形容。刚才你还是蹬着魔鞋的小男孩，转眼间就变成了遭到东德警察通缉的雇佣兵。

我姥姥家的主业是养羊，偶尔我们也要帮忙充当临时牧羊犬，或者为剪毛工送饭。我姥姥家的牧羊犬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打发无聊的好伙伴。我们想出了各种办法逗弄它们，我想它们一定觉得自己日了狗了。这些牧羊犬必须掌握一套远比其他同类更复杂的技能组合才能同时应付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我们这些熊孩子——不仅能赶着羊群满山跑，还能从想给自己穿衣服的熊孩子怀里挣脱出来。

每周的亮点是糕点售货车的到来。这辆车到处售卖卖糕点和糖果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要一看见车子就会七手八脚地抢光车上的存货。然后我们就坐在大石头上把这些亮紫色或者明黄色的蛋糕全都吃掉。每个周日凌晨都会有一辆小巴车带上村里的人们前往邓格罗参加弥撒。弥撒本身极其沉闷，有时用得还是爱尔兰语，但弥撒结束后你可以在城里一直玩到公交车离开为止。邓格罗毕竟是个像模像样的城镇，卖什么的都有，例如糖果、小刀、玩具枪以及足球。

邓格罗在爱尔兰很有名气，因为每年夏天这里都要举行选美比赛，名叫“邓格罗的玛丽”。来自全球各地的爱尔兰社区都会把各自基因库里的新潮与传统典范送来参选。于是赛场上就会出现芝加哥玛丽与格拉斯哥玛丽。谁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呢？有一年的赢家是一个当地女孩——莫阿.迈克柯尔，或者说邓格罗的玛丽。她住在我姥姥家的山脚下。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到了晚上他们开车在路上兜了一圈又一圈，喇叭按得震天响，还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派对。《周日世界报》刊登了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前倾得有些过头，以至于把乳头露出了一点。我把照片剪下来，当成了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撸管素材。

在我姥姥家附近，人们的工作有时候会成为名字的一部分。我以为原因在于当地人重名重姓的太多。我们这里有送信的德米里克.邮差，有开烘培店的安东尼.糕点——此人还是我妈的娘家亲戚，我爸这边的人都管他叫安东尼.搞腚。还有很多人名叫某某.卡车或者某某.面包，简直就像二流美式摔跤选手的艺名一样。

我舅舅经常拉着我们去酒馆，然后我们就会灌下许多名为“足球特供”的饮料，直到快要喝出人命了才罢休。我们特别喜欢这款饮品，因为它不含酒精，可是表层就像啤酒一样有一层厚沫。现在想想这层浮沫也不知道是什么化学物质做出来的，而且我们当时肯定摄入了足以令人神志不清的糖分。

我们最常去的一家酒馆名叫泰西家。酒馆很破落，铺着石头地板，墙角怼着一堆酒桶。在寒冷的夜晚，很多人都会围坐在泰西酒馆厨房的炉火旁边玩牌。我们这里的牌戏名叫“25分”，挂彩头但是很小——至多不过五毛钱。钱不钱的其实并不要紧，关键在于打牌为人们提供了相互骂街的借口。牌技太臭的人要挨骂，手气太顺的人要挨骂，输不起的人要挨骂，缺爹少妈或者有妈没爹的人更要挨骂。有一回，几个美国游客误打误撞地摸了近来，问店里的人们卖不卖低度啤酒——屋里足有十来个醉汉正在酒桶上面打牌，薯片掉了一地，一条狗正在到处捡薯片吃。楞了半晌之后，屋里的人们全都哄笑怪叫起来。这不仅仅是粗鲁的体现；“低度啤酒”这四个字在当地人听起来简直就像“从不破处的三陪”一样可乐。

我们孩子们很喜欢去酒馆，要是哪天晚上大人没带我们去，我们就会非常难过。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已经对糖分上瘾了。有些晚上我们上床后会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然后我们就会立刻起床去追汽车。我们知道，要是大人们真不想带我们走，我们肯定拦不住他们。我觉得我们只是想让他们在后视镜里看到我们几个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满脸失望的形象，从而让他们良心不安。

当地人普遍不拿酒后驾驶当回事，并不算什么忌讳。有一天晚上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光是掏钥匙开车门就花了好几分钟，然后就一窜一窜地开走了。我舅舅每晚都要喝十大杯啤酒，然后才会开车送我们回家。我觉得他并不觉得自己会在回家路上撞上什么人，因为方圆好几里连个鬼都没有。

有一年寒假我妈又带我去了爱尔兰。当地的雪景里真的很漂亮。我的表弟马克也在那里，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蹬上雨靴到处走，总能找有趣的地方。我认为正是这个时期让我后来一直幻想在爱尔兰定居。事实上我知道当地一家商店都没有，我肯定会因为百无聊赖而宰了我自己。

小时候我一直很无聊。有一年圣诞节我和我哥哥得到了一台Spectrum电脑当礼物。接下来几年里它完全接管了我们的生活了。这台电脑里安装了许多令我上瘾的游戏，这些游戏在如今的孩子看来恐怕就像拿根棍子捅狗屎一样有趣。如今就连一般按摩棒的内存都比那台电脑更高。有一个游戏叫《Schooldaze》，冷竣逼真地描绘了学校生活。你要做任务挣积分，但是你的计划总会乱套，因为你必须花费大部分时间在教室里坐着上课，否则就会被罚分。有时我玩得连家庭作业都没工夫做，无意中将游戏里的紧张氛围引入了现实世界。这个游戏的自由度高得惊人。比方说你可以跳楼自杀，然后校长会站在在你的尸体边上毫无感情地说：“埃里克，还真以为自己是只小小鸟哪？”你也可以进入空教室并在黑板上写脏话。要是被老师发现了肯定会挨训，但是老师训完人之后就会若无其事地照常上课，丝毫不管全班同学正在注视黑板上的“吸精巨逼”四个字。

还有一个游戏名叫《埃姆林.休斯的超级足球》。我们全都痛恨埃姆林.休斯，但这款游戏却很吸引人。游戏里有个bug，假如你在抢断的时候用力过猛，对方球员就会倒地装死，一动不动。然后电脑就会将这些半死不活的躯体移到一边，为任意球扫清场地。开球的时候你还可以来一段长距离助跑，然后飞起一脚直接半场破门。每次我与我哥哥对战的时候都会事先约好不用这一招，每次我们都会毁约。

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自己去看电影。我父母对电影很不感兴趣。我真的很想看《星球大战》，因为每个人都有暴风兵或者黑勋爵的手办。最后我爸说他会带我去看，然后他就带我去看了《星际迷航一》，全系列当中最烂的一部。我从来都不忍心告诉他事实真相，免得他伤心。我自己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浑身是劲》*。当时我对老派摇滚乐非常入迷。去电影院之前我借了我哥的人造革夹克，在电影院里把领子翻了起来。现在想想，这部电影的基情似乎太重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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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开始带着我妹妹一起看电影。我们家附近的电影院简直是个时间胶囊，电影院员工一个个有出气没进气，活像是《捉鬼敢死队》里的幽灵。电影院有一个门卫名叫弗兰克——严格来说他的名字是“撸管弗兰克”，走到哪里都有人冲他这么喊。多年后我在公共汽车上，同车的两个少年看见他穿着便服在路边走过，立刻从车上冲下来对着他大喊大叫。我总会拖着我妹妹去看我想看的电影——也就是每一部新出品的小制作奇幻B级片。只要我带上她，我父母就会给我两个人的票钱。她的年龄还没有大到不买全票就不能进场的程度，但是我父母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为了拿下这半张票款的回扣，我总会用麦丽素巧克力豆贿赂她跟我一起去，然后她就会坐在我旁边无动于衷地看着鲁特格尔.哈尔与一位穿着独眼巨人特摄皮套的反派进行一场显然砍不死人的斗剑。

动画版《指环王》在格拉斯哥剧院公映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小时候我就很高兴地意识到，或早或晚每个人都会成为托尔金的粉丝。我小时候奇幻文学还是宅男的专利。电影院里大约有十五六个戴着酒瓶底眼镜片的孩子——其中还有个孩子患有糖尿病，他妈妈给他带来了一大盒葡萄干当零食。能够见到格拉斯哥的其他小书呆子们是很不错的经历。阿拉贡一剑砍翻兽人的时候我们全都乐疯了。如今的非主流孩子们和我们那时候可不一样。现在有了手机与互联网，每一位杀马特中二少年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组织与同伴。当年电影散场后我们只能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默默地各奔东西，并且在心底祝愿这些一面之交的新朋友们都能够挺过未来十年的校园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