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4-Steve Jones：人类进化是否已经结束？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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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讨论的是我们许多人都声称自己隶属的这个物种未来将会如何。根据我们对于进化过程的理解，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毕竟是人也是进化的产物。

未来不同于现在的理念是一个或多或少的普世理念。许多关于未来的思考模型都认为未来将会衰落，但是也有少数几个模型比较乐观。其中最乐观的一位或许就是托马斯.摩尔，此人创作了《乌托邦》一书，并且在书中绘制了乌托邦的地图。我看这幅地图的形状有点像怀特岛，不过我对于那里的印象并非人间天堂——这话说远了。《乌托邦》创作于1516年，在乌托邦当中社会发生了变化，比方说夜壶都是用黄金打制的，因为黄金非常适合锻打塑形；犯罪的人会被送往医院，因为会犯罪的人肯定有毛病；而生病的人则会被送进监狱，因为他们未能好好照料自己。

这些理念的新颖激进之处自不必多言。有趣的是，摩尔的《乌托邦》侧重于社会与知识层面的改变。但是几百年之后，人们想象未来的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如今我们设想的所有乌托邦都基于生理性质的进化式变化。画面上这位就是现代乌托邦《星际奇航》当中的一位角色。我从没看过《星际奇航》，我一般也不读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的内容都一样。论写得多么天花乱坠，最后都会出现怪异肉球一样的变异体。不确定的未来充满了要么来自外太空要么干脆来自地球的变异生物。画面上这位眉骨突出，还长着一对招风大耳，有点像爱丁堡公爵。另一方面，这些现代乌托邦的社会构想与我们今天的反乌托邦社会并没有多大区别，依然存在着部落与帮派，战争与武器，以及三角恋爱。换句话说，人改变了，社会却没有变。我们看待未来的方式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我认为这一点可以追溯到第一篇现代英语科幻小说，出自H.G.威尔斯之手。威尔斯当时在帝国学院上学——所以显然他认为自己理所应当享有全世界的一切。画面上这张照片拍摄于1906年的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博物馆，这也是我目前的工作场所。我建议大家有空去看一看，那里有很多古生物化石，我经常在化石的包围当中吃午饭。照片上的威尔斯依靠在一具大猩猩骨骼旁边，手里还端着一具人类颅骨。他非常关心人类的生物学未来，并且在《时间机器》一书当中进行了详细描写。儒勒.凡尔纳也写过《月球旅行》之类的科幻小说，但他用的是法语。威尔斯是最早用英语创作科幻小说的现代作家。这本小说的情节大家应该都知道：某人发明了一台自行车一样的机器，可以蹬着自行车前往未来。他在一片光暗交替当中前往了好几千年之后的未来，停下机器之后乍一眼看去周围有点像汉普斯特德，都是一群非常和善的人，其中很多都是素食者，住在后乔治王时代风格的住宅里，待人彬彬有礼，热爱自己的配偶。这些人自称埃洛伊人。乍一看去，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未来。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埃洛伊人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而且他们非常不乐意吐露：这世界还存在另一个种族，名叫莫洛克人，这些人看上去更像是我家所在的卡姆登的居民。如果你在礼拜六晚上去卡姆登火车站看看，就会发现身边围满了莫洛克人——一群面目凶狠的恶棍，相互威胁，随地呕吐。威尔斯认为人类随着进化分成了两个分支，其中一支富有魅力且可爱，另一支则变成了邪恶的恶棍。作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威尔斯在最后埋伏了一段情节转折：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莫洛克人，他们昼伏夜出在街头游荡，而埃洛伊人则是他们饲养的牛羊家畜，莫洛克人将他们宰了吃肉。

这确实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不过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主流生物学思想密不可分。当时的主流思想很大程度上源自弗朗西斯.高尔顿，高尔顿坚信人类的未来非常黑暗，因为十分靠不住的研究令他坚信，低质量的人类——无论你如何定义低质量——总会比高质量的人类生育更多的后代。所以人类种族确实很有可能分裂成两支，一直是天才——当然包括他本人——另一支是完全的白痴。当然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市场，最近的教育大臣就发表过类似言论。作为一个成功通过了小升初考试的人，我当然将自己视为天才。实际上小升初体系的设立也是基于这一假设，既人类当中存在着尚未被开发的潜在才能，需要滋养这些天才，确保他们不会被白痴抹杀掉。至于这样做的效果那只能见仁见智。高尔顿公然表示必须要采取措施。包括H.G.威尔斯在内，当时有很多人都接受了他的理念优生主义，例如萧伯纳与玛丽.斯托普斯。这些人坚信自己有责任保障人类的生物学未来，换句话说就是要让高质量人类多多生育，让低质量人类不再生育。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想法造成了极大的灾难。高尔顿还写过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题目是《中国人的非洲》。他认为应当将没有用的非洲人全部抹杀，让中国人搬迁到非洲大陆。根据高尔顿的种族能力直方图，随着我们将不同种族摆放在自然的天平（SCALA NATURAE）上面，可以看出古希腊人最聪明——这没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灭绝了；其次是英格兰人，现存种族当中最优等的一群；按照这套至今仍未断根的种族主义量表，再往下依次是亚洲人、非洲人与澳大利亚人，而澳大利亚人的种族能力又与狗有很大一块重叠（笑声）。我上次在悉尼作报告时这张幻灯片并未得到听众们的一致好评（笑声）。这张图当然是一派胡言，但是确实显示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典型心态。

这是一种基于进化论的心态，这种心态来自达尔文。达尔文本人当然是个天才，根本不信类似这样的理论。他一直避免使用较高或者较低之类的词汇，因为他认为进化没有固定方向，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我想向大家描述一下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面貌：进化论究竟主张什么？进化的原材料是什么？然后回答以下问题：基于已知的当前以及过去的情况，我们能否预测进化的未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进化就是不断进步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越变越好。按照这样的理解方式，我认为人类进化至少就目前而言在发达国家已经结束了。我希望能够通过本次演讲说服大家相信这一点。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用三个词来概括进化：加以修改的传承（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三个词更精炼的改写这句话：基因加时间（genetics plus time）。进化基于可遗传的差异，差异则来自当年达尔文并不知道，但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基因变异。“加以修改的传承”原则还搭配了另一条非常聪明的附加条件，也就是自然选择：复制基因的能力也具备可遗传的差异。如果你继承而来的变异使你更有可能幸存并且找到配偶生育后代，那么这份基因就会变得更加常见。进化的第三项因素你们可能不这么熟悉，也就是随机改变。实际上达尔文当年乘坐小猎犬号环球航行时有一件事激发了他创作《物种起源》的决心。作为小猎犬号上的自然学家，他在南美发现了动植物分布的规律。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植物与动物种类要比大陆上的更少。他认为这是个意外，因为只有少数物种来到了岛上。接下来我想仔细检查这三个因素。

首先我们来看看基因变异。画面上是一篇没这么出名的科幻小说，《啮齿变异》，作者名叫布朗.费恩（Bron Fane）。他设想X光射线致使老鼠变异身形特别巨大，让人们蒙受了巨大的恐惧。诚然，X光与某些化学物质确实会导致基因变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基因学的史前时期，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担心人类将会承受越发增长的基因变异率，尤其是因为辐射。这种担心导致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讽世的科学实验，也就是广岛与长崎的核爆。军方发动核爆肯定有他们的用意，但是在科学家眼中这就是科学实验。当时有一队物理学家在核爆之后以及日本投降之后立刻进入了城市中心，一起前往考察的还有一队基因学家，他们坚信他们会发现两座城市的幸存新生儿将会体现出极大数量的新型变异。物理学家对原子弹的破坏力大为惊骇：一座原本繁荣的城市不出几分钟就化作了一片废墟，几千人当场死亡，还有成千上万人慢慢死去，因为他们患上了辐射病，体内细胞的DNA已经被辐射摧毁。基因学家则对比了所有遭到辐射的儿童与核爆期间不在两座城市之内的儿童。这个调研团队一开始名叫ABCC，即原子弹控制委员会。这项研究进行了四五十年，直到1995年才宣告停止。

如果暂且不考虑伦理问题的话，回头看来他们的任务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1945年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理解基因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人体内有多少条染色体，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基因变异在蛋白质当中的表现。当时我们倒是已经知道了DNA是遗传材料，但是还不知道双螺旋构造的存在。因此这项研究没有得到多少结果也不足为怪。直到研究的最后几年，他们才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可以分析那些父母遭到辐射的新生儿们的血样，与那些父母在城外的新生儿进行对比。这是一项规模极大的任务，因为要对比上千亿处蛋白质。研究人员一共找到了28名发生基因变异的新生儿。令人丧气或者说令人宽慰的是，他们没能发现炸弹辐射导致的子女基因变异对于这些新生儿造成任何影响。这28个新生儿当中有14个的父母在生他们之前遭到了辐射，还有14个父母没有遭到辐射。但是他们确实有了一项出乎意料的发现：在28个发生变异的孩子当中，有26个的变异遗传自父亲而不是母亲。这一点我们如今已经很理解了，雄性是许多基因变异的来源，尤其是年龄偏大的男性。

这张照片是40年前的我，正在加利福尼亚收集果蝇。可以注意到我现在的尊容和那时候相比改变了不少，比方说如今我不留八字胡了。不过我把脱落的八字胡都装在了信封里，万一用得着就粘回去。这就是所谓的衰老。衰老是一个自然生物现象，至少部分归因于DNA受损。很不幸的是，衰老的表现之一就是直肠癌发病率的提升，直肠癌与年龄有直接关系。你身体的细胞会随着年龄而不断衰朽退化，因为他们随着你的年龄增大而不断分裂，犯的错误也越来越多。但是实际情况比那更糟糕，因为精子与卵子的产生机制不一样。女性在出生之前体内就会通过减数分裂产生毕生所需的所有卵子，包含自己的一半DNA，直到她们达到性成熟期之后这些卵子才会被逐个排放出来。换句话说，女性的每一个卵子距离形成她自己的卵子仅仅多分裂了五六次。无论她在生育时的年龄多么大，她的卵子都是原装的第一版卵子。男性的机制则截然不同，我们从不休息，哪怕站在台上讲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仍然在制造大量的精子。每产生一次精子就意味着进行一次细胞分裂，就多出一次犯错误的机会。对于一个20岁的父亲来说，他产生的精子与产生他的精子之间足足隔了20到25次细胞分裂。如果父亲的年龄大一点，到了28岁，他产生的精子与产生他的精子就隔着200次细胞分裂。如果父亲是60岁，那么两代精子之间就隔了800到1000次分裂，每一次都带来了基因变异的可能。

很多基因病都与父亲的生育年龄直接相关，例如软骨发育不全症。值得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软骨不全症患者的基因变异都是新发生的，年老的父亲并不具备这一变异。而且这个效果并非可以忽略。老年父亲的孩子发生这种变异的可能性是年轻父亲的15到20倍，结果远比辐射更显著。如果辐射的强度足以将某一项变异的发生率提升50倍，那么被辐射者当场就得死。骨骼与神经系统的变异都与父亲年龄有关，就连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错误也是一样。在这里你同样可以注意到其中的效果多么显著。50岁以上父亲生育的子女遭受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25岁以下父亲的五倍。所以假如你当真担心国家的基因变异，不用担心水里的化学物质或者X光机辐射，真正应该关心的是高龄父亲的数量。

有趣且反直觉的是，如今在发达国家高龄父亲的数量要比一个世纪之前少得多。这一点看上去很奇怪，因为我们都习惯了狄更斯小说里描述的社会：男性16岁就要承担起为父的责任，因为当时新生儿的存活率很糟糕，所以还不如早生多生。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开始使用避孕措施，因此初次生育的时间推后了。如今英国父亲的平均年龄是28岁。但是这条曲线的形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发陡峭，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年龄特别大的父亲。而年龄特别大的父亲的数字显然确实下降了。画面上这张图是男性生育率与年龄关系图，黑色代表法国，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蓝色代表巴基斯坦，一个没那么发达但是总体还算富裕的国家；红色代表喀麦隆，现在的喀麦隆倒也还算富裕，但是十年前制作这张表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国。可以看到效应最显著的群体——也就是40岁以上的父亲群体——在巴基斯坦与喀麦隆显然要比在法国更多。如今在发达国家，我们开始生育与结束时生的时间都比较早，我们生的孩子比较少，因此生育窗口比较短比较窄。换句话说在发达国家，我们的基因变异率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上升，反而是在下降。

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理论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自然选择。许多人都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极其复杂令人困惑的过程，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简单得近乎幼稚：继承而来的、能够影响到生殖机会的差异。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设计师的设计，不需要预先规划就能制造出惊人的复杂物体。创造论者经常提出的一条最愚蠢的反问就是“看看眼睛这么复杂的器官，怎么可能不经过某个存在——也就是上帝——的设计就凭空出现？”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非常简单的体系就能产生出非常复杂的结构。我经常将自然选择想象成一家制作几乎不可能的事物的工厂。奇怪的是，工厂也是我对于自然选择的第一印象。当年我离开学校受训成为一名工程师。我去了利物浦，在左岸的一家联合利华肥皂厂里工作，具体职责是生产去污剂。当时去污剂的制造方法是首先找一个比这个屋子小一点的大型容器，在里面灌满沸腾的化学试剂，然后将这些试剂通过一个喷嘴，在震耳欲聋的尖啸声中喷射而出，形成粉末沉淀落下，多余的蒸汽则被收集起来再次使用。我刚刚上岗的时候，我们用的喷嘴是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沙漏状，效果并不特别好。这款喷嘴很容易堵塞，而且磨损特别严重，寿命很短。这些喷嘴都是用不锈钢制作，成本很高。因此世界各地的工厂主都请来了很有智力的数学家与设计师来设计更好用的喷嘴，但是没有什么成果，因为我们对于液体、粉末与蒸汽这三种状态之间的过渡理解得并不很透彻。

接下来这些设计师不自觉地采用的设计方法完全类似于达尔文的继承性差异影响生殖机制。他们将某一款喷嘴制作很多份，并且每一份都加以修改，有些拉长，有些缩短，移动中间收紧部分的位置，拉长或缩短收紧部分的长度，在内壁刻上各种纹路，等等。他们所制作的10个副本当中或许有一个比其他的表现都好，然后他们就将这一个版本挑出来，把剩下9个都熔化掉，再将这一个喷嘴再做10个副本，每一个照例进行任意修改。这个过程一再重复，之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计划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存在。经过了45代淘汰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喷嘴，但是表现比原本的喷嘴强一百倍。谁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形状就比原来的形状更有效，谁也不必要理解这一点，这就是自然选择。如今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工程师与计算机科学家的标准做法，应用在科技研发的许多方面。

有哪些证据能表明同样的过程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各地人们的不同外观。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就是一帮暴发户。我们在非洲进化，几乎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发生在非洲。八万年前我们才进入欧洲，一万两千年前才来到欧洲北部，两万年前才来到美洲。当然，离开非洲意味着一系列全新的环境挑战，其中的挑战之一就是改变肤色。我们知道很多关于肤色的基因原理，令人意外的是，控制人类肤色的一个基因可以在斑马鱼身上找到。斑马鱼是基因研究的常用素材，因为他们身体是透明的。斑马鱼之所以得名，因为它们体表有黑色素形成的线条。金色斑马鱼体表也有线条，但是其中并未充满黑色素。用显微镜可以观察到野生斑马鱼条纹细胞当中的黑色素颗粒，也可以观察到变异的黄金斑马鱼的条纹细胞里不含黑色素。一旦你在鱼身上确定了黑色素基因的存在，很容易就能在人体内找到，只要将基因序列输入数据库，就可以确定人体内有没有这个基因以及它的变异——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这个基因变异的人口分布非常有趣。几乎所有的非洲人体内都包含可以制造黑色素的基因，而几乎所有欧洲人体内都包含无法制造黑色素的基因变体。换句话说人类在从非洲前往欧洲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而且这个变异出于某些原因是有利的。再看看中国人、日本人以及美洲土著人，这些人的肤色总体来说比较浅，他们的皮肤当中也不含太多黑色素，但是其中的原理却有所不同。他们的基因与非洲人一致，但是制造黑色素的步骤却被打断了。

为什么失去黑色素如此有利，以至于两次被自然选择选中？原因在于维生素平衡。我们需要维生素D，维生素D来自多油的海鱼以及类似肝脏之类的食物。这种维生素与其他维生素相比的最大区别在于人体可以自行合成，只要接受阳光直射就可以。缺乏维生素D可能导致佝偻病，即骨骼发育不良。如果你挖出十八世纪英国儿童的骨骼，其中60%到70%都患有佝偻病，因为当时空气很浑浊，而且他们往往穿着厚衣服；此外由于当时征收窗户税，人们往往用砖将窗户砌起来。因此佝偻病是当时的常见病症。缺乏维生素D可能导致的问题还包括骨质疏松、肌肉软弱、心脏病、精神分裂症以及抑郁症等等。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地方——例如格拉斯哥——宣称当地人口普遍缺乏维生素D。这些地方的人们肤色或许很浅，但是平时却晒不到多少阳光。画面上这张图表体现了欧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之间体内的维生素D含量差异，可以看到两个群体体内的维生素D含量都会在夏天上升，在冬天下降。但是非裔美国人体内的维生素D含量即便在夏天的高峰期也只是堪堪达标而已。英国有关部门认为缺乏维生素D已经成了亚裔移民或者说亚裔英国人——尤其是女性——的重要健康问题，因为亚裔女性移民惯于穿长衣服，较少出门，不会主动晒日光浴，饮食当中的维生素D含量也不够高。总之，任何能够增进人体合成维生素D能力的基因错误或者改变——无论是彻底失去黑色素还是丧失黑色素合成能力——只要能使肤色变浅都会很快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这就有了一个最有趣的生物学问题：金发变异有什么意义。画面上这位金发男鲍里斯.约翰逊大概是我们未来的英国首相——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有一头金发，是真正的金发，不是用双氧水漂白的金发。那么金发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出现金发？金发是肤色变浅的延续，因为金发最早仅仅发生在欧洲西北部，后来才变得更加常见。在斯堪的纳维亚，当地有80%的基因都与金发有关。这是刚才我提出论据的延伸。直到大约四千年之前农业才传播到这一地区。农夫的饮食很糟糕，基本只能喝粥，就像今天的苏格兰一样。所以他们非常需要维生素D。之所以农业能够传播到这里，之所以在欧洲西北部可以种庄稼，但是在同样纬度的欧洲中部却不能种，原因在于海湾洋流。假设我们画一条东西线贯穿伯明翰，在这条线以北的中欧地区不能种植古代农夫熟悉的农业作物。这要多谢海湾海流提供了春天的温暖天气，而谷物需要温暖的春天才能发芽。总之斯堪的纳维亚人面临着大问题，他们能种庄稼，但是天气却终年阴雨连绵，见不到阳光，他们的食物当中也没有多少维生素D，所以他们的肤色必须进化得格外浅，连带着也就进化出了金发。这是典型的自然选择例子。

过去几千年在这里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可以多举几个例子，这里只举一个你们可能不这么熟悉的例子，也就是成年人消化牛奶能力的进化。很奇怪的是，这个房间里的很多人——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喝牛奶。我曾经每天喝一碗牛奶。但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澳洲与非洲的土著人——却不喜欢喝牛奶，喝完了之后会腹泻、胀气、打嗝。在自然界成年人不喝奶，婴儿才喝母乳，长大之后也就不喝了。但是四千年之前我们开始养牛，这样就有了牛奶。于是喝牛奶的能力在欧洲发展。90%的苏格兰人具有这个能力，到了西班牙西部则降低到了40%，这与养牛喝奶习惯的扩张过程完全吻合。尼日利亚的富兰尼族也独立进化出了同样的能力。

这里提出的问题在于未来会怎样？显然自然选择也失去了一大部分力量。自然选择就是可继承的生育能力区别。可以将自然选择比作考驾照，首先是理论笔试，其次是非常困难的路考。我的笔试已经通过了，因为我还活着。自然选择的第一项考验就是生存，因为想要生殖就必须活着。但是我路考没过，因为我没有子女。所以你在衡量自然选择的力量时需要考虑多种变量，不仅要考虑哪些变量会影响人们的生存，还要考虑哪些变量会影响他们生育子女的数量。如果我们审视这两者，就会发现在过去几个世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来看看生存变量。这张幻灯是我展示给伦敦学院大学一年级生的教材，内容是英格兰和威尔士过去四百年的新生儿生死图表。在莎士比亚时代，三个新生儿当中只有一个能活到21岁，达尔文时代变成了每两个有一个，现在99%的新生儿都能长大成人。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死于各种外在敌人，例如霍乱、肺结核、寒冷与饥饿，现在这些敌人基本都已经被放逐了。我们最后还是要死，但是现在我们主要死于糖尿病与心脏病之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影响的疾病。这一切都改变了。

上述这些都是英国的数据，而英国又是世界文化的高点之一。但是只要看看死亡率的模式就会发现，除了非洲之外，在亚洲、南美洲、印度等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2005年都在经历惊人的汇合。即便在印度这样的地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平均死亡年龄还是40岁，现在也已经变成了70岁，正在迅速逼近75岁。这都是好事，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去除了自然选择的一部分燃料，即维持生存的不同能力，而这方面的能力有一部分肯定受到了基因的影响。随着世界范围内预期寿命的向上汇合，自然选择的笔试环节正在变得越来越更容易。我们都能活得足够长，达到生殖年龄。

问题在于我们多少人还真的会生育？路考环节更加令人惊讶。画面上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户人家在瑞典度假时的合影。红圈里这位先生你们可能认识，他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位就是奥萨马.本.拉登。他是穆罕默德.本.拉登的二儿子，他父亲很有钱。穆罕默德.本.拉登的生殖能力很强，此人有22个妻子，53个孩子。奥萨马出生的这一年，穆罕默德总共有了六个孩子。合影当中的所有人都是奥萨马的兄弟姐妹。穆罕默德留下了大量的子女，奥萨马也有不少子女，但是赶不上他父亲。但是反过来说，穆罕默德有22个妻子，也就意味着有21个倒霉鬼娶不到老婆。由此可见男性生殖成功的差异区间很大。

从历史记录当中我们可以推断生育成功程度在狩猎采集者、牧人、农夫以及强大统治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社会变得越发不平等，有些男性的表现远比其他男性更好。在印加帝国，有些男性可以生育350个孩子；反之，在狩猎采集社会每个男性的子女数量都差不多。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我们再次成为了狩猎采集者。我们前往超市，在货架上狩猎与采集我们需要的食物，一天花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卡路里。我们再一次过上了狩猎采集的生活，这一点极大地削减了生殖成功的差异，尤其对于男性而不是女性来说。我们看看欧洲各地的基因以及全世界的基因，可以发现惊人的男性成功案例，例如成吉思汗。他的Y染色体可谓无处不在。成吉思汗非常著名的事迹在于他性欲活跃，有几百名妻妾，生了上千个孩子，他的儿子也都差不多。如果你画一张聚类图来追踪几乎肯定来自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就可以注意到在当年的蒙古帝国疆域之内大约有一亿多男性携带着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更有趣的是，阿富汗并不在帝国的疆域之内，但是当地的哈扎拉人却相信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实际上他们说的很对，他们确实携带着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

既然成吉思汗让帝国疆域的每个妇女都怀了孕，那就有很多男性没有机会下手，所以说男性生育成功的程度差异很大，而女性则非常小。这个因素如今也消失了，如今生育成功程度也在不断汇合，所有人的子女数量都差不多。这张图表反映了1880年到2000年欧洲的生育率情况。人均生育子女的数量肯定是下降了，但是更有趣的是差别也变小了，如今在西欧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两个子女，在英格兰是每人2.1个，在意大利是每人1.6个。于是自然选择的燃料又被抽走了一大块。我们还可以将生存差异与生殖差异结合起来看，从而计算出一个名为自然选择机会的数字，即存在多少足以体现生殖成功差异的原材料好让自然选择发挥效力。这个数字正在经历极快的变化。可以看看1955年到2010年的冈比亚——如今的冈比亚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文明的国家，有很良好的教育体系——在过去25年到30年，自然选择的机会或者说生育能力的整体差异就已经下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高峰的一半。又比如说在印度，假如你比较一下中产阶级印度人与依然住在高山上过着早期农业生活的部落民族，自然选择的力量对于前一个群体已经丧失了十分之九的效力。换句话说，不仅基因变异变少了，而且自然选择的力量也减轻了。

最后来看看进化的第三个因素，也就是随机变化。让我们想象一个瓶子，里面装满了数量相等的蓝色珠子与绿色珠子。我们往一个杯子里倒出10颗珠子，完全出于巧合，这其中有七颗是蓝的，三颗是绿的。假设珠子会自我繁殖，再装满一瓶子，那么到下一代的瓶子里就有了七成蓝色珠子和三成绿色珠子。仅仅是因为通过了一个只有少数后代能够传承下来的瓶颈，我们就极大改变了后世总人口当中的基因组成。像这样经历过几代人之后，就会出现所谓的基因偏移现象。画面上显示了三种不同规模的样本经过好几代试验之后的情况：小规模试验包含20个样本，中等规模试验包括200个样本，大规模试验包括2000个样本。在小规模样本当中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基因分化，中等规模样本的分化速度要慢得多，而大规模样本的分化速度还要更慢。

人类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数量稀少的物种。我读到过的一份最无聊的研究将所有的哺乳动物按照体型从小到大排成一条直线，这位研究人员——其实他是我的朋友，这里我就不说他的坏话了——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上老鼠的数量要比大象更多。当然家养的牲畜不算数，这条线只考虑野生动物。按照体型排序之后，各种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排成了一条不寻常的直线。而智人是一个例外，与我们的体型对应的估计物种数量相比，我们的实际数量多出了出了一万多倍。导致这一人口膨胀的关键就在于农业。大家在前往讲座现场这一路上见过的人或许就超过了狩猎采集部落成员一辈子能见到的人的数量。你可能认为人类从来就是一个数目繁盛的种群，但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随机的人口改变不止一次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在与世隔绝的地方。比方说太平洋的平格拉普岛被称作色盲之岛，因为非常罕见的全色盲基因在岛民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首先会导致色盲，其次更糟糕的是会导致人们在强光下失明，换句话说在正午出门就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岛民当中有60%具备这一基因，全世界的已知病例当中有一半都分布在这个岛上。岛民们早已适应了这个问题。研究表明所有具备这个基因的岛民都是同一个人的后代。在1750年前后岛上遭遇了一场台风，这个人是仅有的三名幸存者之一。

因此种群的规模越小，基因漂移的效力就越强；不过就算种群规模再大一些，基因漂移的效力依然很强，尤其是在种群成员的生殖成功程度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就是个好例子。但是即便在现代世界，生育成功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在芬兰，男性与女性生育数量方差的比率是0.79，换句话说女性生育成功的差异比男性更加显著。当然芬兰是个个例。挪威的比率是1.02，既男女几乎无区别。美国是1.27。如果我们转向南美与非洲的原始部落，男性的生育成功差异就比女性更加显著了，最高可以达到4.75。这一现象导致了两点有趣的后果，首先，男性Y染色体的总量要比女性X染色体的总量更少，因为一个男性如果没有子女就跟早早夭折差不多。无论是笔试没过还是路考没过，总之都没能通过自然选择的驾照考试。我们可以查看世界各地的男性染色体与女性染色体之间的差异，从而确定当我们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时遭遇的生育瓶颈有多么狭窄。如今非洲的全部人口都是57名男性与32名女性的后代。这些后代当中又有26名男性与15名女性走出非洲来到了中东；进入印度之后发生了显著的人口爆炸与性别不平等，只有极少数男性留下了后代，今天的印度人是1663名女性与74名男性的后代；穿越西伯利亚进入北美新世界之后，共有90名女性与21名男性留下了后代。

这让我们想到了圣经当中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存在过一个亚当与一个夏娃，只不过我们可以完全确定亚当与夏娃从没见过面，因为男性群体的数量远远少于女性群体的数量。假设男性每一代都有10个人，且只有1到2人能够留下后代，那么四代人之后所有的男性都是亚当的后代。假设女性每一代也有10人，但是有3到4人能够留下后代，那么要等到整整十代人之后所有的女性才会都成为同一位夏娃的后代。根据这样测算，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亚当大概生活在距今8万年前，他已经是人类了。而夏娃则不算人类，至少不能算现代人类，因为她生活在距今15万年前，只能算是直立人。这就是人口瓶颈造成的显著影响。

假如我们绘制全球人类基因差异的数量，当我们将视角从非洲转向南美的最南端或者太平洋上的偏远岛屿，就会发现基因差异程度越来越小。南美洲最南端居民的基因差异程度仅仅相当于非洲居民的一半，欧洲居民的基因差异程度则位于两者之间。这就是瓶颈的力量。但是这一点也已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历史永远是在床上造成的，但是现在床与床之间要近的多。曾几何时，我们一生的出行距离都不会距离出生地太远，我们凭借出生地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人们的择偶范围也非常有限。如果一个社群当中有一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男性，那么很有可能只有这一名男性能够留下后代。后来我们拥有了一项对于进化生物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发明，也就是自行车与波音747。现在你再也不必只能与隔壁的青梅竹马配对，择偶选择比以往大的多，因此男性生育成功程度的差异也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人口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瓶颈效应也越来越弱。随着不同族群之间越发通婚杂交，人类的种群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族群，也就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对于自身的进化历程尤其感兴趣，因为他们很有理由地认为自己的过去遭到了偷窃，他们想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非洲后裔，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后裔。有一家名声很可疑的公司名叫“23与我”，我对这家公司的观感一言难尽，但是他们提供一项名为祖先绘图的服务：只要提供一份自己的染色体样本，再花上几百美元，他们就能告诉你，你的染色体多大程度上来自非洲，多大程度上来自欧洲，多大程度上来自亚洲——实际上美洲土著的基因分类会被分到亚洲一类。当年有相当数量的欧洲人与非洲黑奴生育后代，其中欧洲人全都是男性，而黑人全都是被利用的女性。这一效应在今天更加显著。伦敦或许是全世界最为性开放的城市。你可以在伦敦街头拦住一位青少年，如果他的双亲当中有一位是加勒比非裔，那么另一位是白人的概率大约有一半。这样一来人类的总种群数量得到了极大扩充，而随机瓶颈也越来越难以出现了。

如果要用数字来体现这一趋势，你可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的出生地与你的配偶的出生地相隔多远？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妻子出生在纽约曼哈顿，我生在威尔士西部，我们两个之间隔了大约3000英里。假如将这个距离与你父母的出生地间距比较一下——我父母的出生地相隔只有三英里。有一次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一句，后排有个讨厌鬼大声喊道：“看出来了！”（笑声）这张图是希斯罗机场的航班分布图，假如你生在伦敦，那么现在你的择偶范围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目前世界人口还没有成为彻底随意交配的族群，但是正在迅速朝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用姓氏的分布来研究这一点。1881年的时候，琼斯这个姓几乎全都分布在威尔士；到了1998年我们就分布到了英格兰西部，也将我们的基因扩展了过去。当然只有占到总人口1%以上才能在这张图当中显示出来，如图所见我们还没能打入牛津和剑桥，我也不太关心那两个地方。总而言之，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开放时代。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进化对于人类来说已经失去了力量，基因变异越来越少，自然选择越来越弱，人口瓶颈几乎没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的机器已经停摆了。如果你担心乌托邦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请放宽心，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