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播种》：前言 -- 十年尘梦

撤回日本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战败约半年后的2月28日，我回到了日本。

2月25日，接受了各种检查之后从上海出发，在船上吃的第一顿饭是一些菜叶和夹着小麦的少量米饭。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又吃到日本的食品了。与此相比，战后在上海，我还能吃到相当丰盛的食物，所以，船上的饭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两天多以后，我们在鹿儿岛上岸，日本优美的风景映入我的眼帘，使人有一种久违的怀喜。但是，由于一直饥肠胶镰，食物一下子飞进了眼帘。随后，我又乘上了为撤回者准备的从九州至大阪的列车。

在外地的时候，我们听到日本受到了严重的轰炸，破坏惨重，但具体怎样，大家都不清楚，所以都非常担心。虽然大家按照家庭住址的府县的不同分成各个小组，但是心情都是一样的。然而，登上日本国土以后，日本人本来具有的自私自利又表现出来了。“万事我先”的这种自私自利思想使得人们的心绪开始四分五裂，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强横的男人爱显示自己，说：“让女人先坐！”结果，使自己的女伴先上车并为自己占位子。那些人几乎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抢到座位。由于我是一个人，就没有占到座位。反正我年轻，扶着放在过道上的自己的大包，乘着火车从鹿儿岛晃到大阪。

到大阪后，我立即向我家所在的神户赶去。从神户站到我家的市营电车，或许是由于战争灾难，车辆数减少，只是偶尔来一趟，且不是我印象中的直线轨道，而是岂有此理地绕着大弯。好不容易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中找到立足之地。背着大包，想抓扶手又抓不着的40分钟路程，回想起来痛苦不堪。

下了电车，回家途中，我顺便去了舅舅家一趟。在上海，与日本的通讯中断，我在《生活》杂志上看到了被轰炸的神户的照片，曾非常担心自己的家和亲属是否全没了？我带着极大的不安终于回到了神户。我害怕直接回到家中，所以，当从舅舅那儿听到我家平安无事时，一直紧绷着的紧张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休息了5分钟，我就直奔200米外的我的家中。父母在家，我们共庆生逢。据说我家庭院中也落下了5枚燃烧弹，有一枚喷着火的燃烧弹从房顶落下，穿过二楼，扎进了一层的壁橱中。好在火是喷向墙壁的，没有烧着家。千载准逢的幸运使得我们家得救了。而我也平安无桑地回来了，全家庆幸。

父亲把我的东西疏散到了12公里以外的母亲的故乡。虽说只有12公里，但途中有一个很大的山口，又没有汽车，父亲用自己以前用过的手推车把我的东西运走。平时，父亲很爱骂找，但从这件事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父爱之情。虽然未说出口，但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努力奋斗，按照父亲的教诲成为一个使父亲满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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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撤退的船上

从中国撤回时，只允许我带一个包回来。带新东西不行，只许带旧东西。我带了两件衣服，两三双鞋。考虑到家可能被战火毁灭，还带了一升米，少量的盐、糖，其他什么也没带。装着我唯一财产的旅行包，在上船之前找不到了。在我沮丧万分、心情消沉之时，不知谁把包给我送来了，或许是包上写了我所属的小组的名字吧，我高兴极了。是谁给我送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当时的感激和喜悦之情我一生也忘不了。在谁都为自己的事而头脑发胀的撤退船上，还有人能体察到同时撤退者失去包的绝望心情来帮助我，至今想起，依然有一股暖流从心中流过。我刻骨铭心地想成为这样的人。

船中空气极其污浊，在船底呆着令人头疼。大家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当时有一个在美国住过的日侨二世男性说：“这次的战争，日本战败了。但在战败国中，日本败给了一个最好的国家。”当时我没有马上明白他的话的意思，但我一想到自己周围的事情，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在前面已写到了，由于我很重视人的关系，所以在日本战败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有中国人安慰我：“不要悲观，或许过两三年，你还可以来的，到那时再来。你的行李若茗不太多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保存到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人在国家体制不断变化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体验，他们明白这祥的状态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在拥挤的船上常常回忆起和中国人交往的事情。

后来，我又有了去中国的机会，并且访问了中国朋友的故乡，但是没有朋友的消息。当然，我不是去取我存的东西，我是抱着怀念和感激之情去的，但那个人似乎已经亡故了。在我撤回日本之前，那个中国朋友在家中给我举办了送别会，那是一个绝对不能为日本人无所顾忌地举行送别会的时期。但他直到最后都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充满善意地与我交往，我想，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大概很难做到吧。我一想到我或许永远也不会见到那个朋友，就感到心情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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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公司涉外科工作

我回到家的时候，哥哥住在大阪府高最市，也同样在大日本纺织公司干得很不错。我去哥哥那里，并在他的陪伴下到公司报到，那是昭和二十一年3月1日的事情。当时是许多美国人横行的时期。我在上海工作时，由于工作所迫，不得已而常说一些蹩脚的英语。曾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公司任总指挥的常务董事对找的英语似乎比较欣赏，一下子命令我到涉外科工作。我原来的专业是化学，并非学英语出身，但化学知识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只好放弃了化学专业。涉外科长是个英、日混血儿，出生于日本，已60岁左右。此外，还有东大政治系毕业的一人，大阪外国语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一人，法语系毕业的一人。科长一直负责起草向麦克阿瑟在日本的驻军本部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在他的指挥下，我也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所以我很难受，非常痛苦。有时去送文件，有时被迫翻译。日渐消瘦的我冷静地想过，无论如何一年内要逃出苦境。

在这里工作约一年后的2月27日，我提出辞职报告并于3月7日正式从公司辞职。理由是上班乘坐的车非常混乱，乘客都杀气腾腾，此外，粮食不足到了最糟的地步，所以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部不堪忍受。

此后，我有缘成为京部冈松家的养子。此事是在公司工作时决定的，于是3月14日举行了结婚仪式。一直到5月中旬约3个月的时间在家里休养。

养父的职业与纺织有关，我继承了他的事业，此后的工作由我负责。在这过程中，我有了许多第一次的体验，无论我喜欢与否。有关具体情况，我将在后面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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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与中国人的交流

日本国内在战争中被军部的一种思想所束缚，处于封闭状态，人们过着乏味的不自由的生活。在国外却有所不同。举一个日常的例子：在上海有许多点心，对此，昭和十八年十九年调到上海的日本人的孩子非常高兴。我不喜欢吃甜食，也不喝酒抽烟，如果发给我甜食或烟酒的话，我都送给周围的中国人。我在啤酒公司工作，可以自由地买食品，但面包和其他的配供品则和常人一样，这些配供品我也送给中国人。当时，我每月可免费领到48瓶啤酒，除偶尔来客时饮用以外，余者皆送给中国人。中国人非常高兴，拖多带口自己不喝，卖了换钱以买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我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很受欢迎。在战争中使中国人受害的那些日本人，在日本战败后马上受到中国人的报复。这是对三年前、五年前、十年二十年前之事的讨债行动。中国人具有这种性格。反过来说，中国人一旦得到一点儿恩德，不仅自己而且也告诉自己的子子孙孙永不相忘。在上海为我开送别会的中国人有孩子，我虽不记得其长像，但如果我还能够遇到他的已长大成人的孩子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很好地交流的。在设立酒精工厂时，曾有一位留学英国3年的中国人，作为顾问每天到公司来。他与我关系很好，给我们提供有关的建议。此人名叫卢济沧，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他说他去过日本，作为足球选手与早稻田队进行比赛。卢济沧先生后来曾来过东京。当他知道我自昭和二十一年起在大日本纺织总公司涉外科工作的消息后，特意赶到大阪我工作的地方来看我。当时我已退出纺织总公司，所以他将自己的来访意图用英语写在自己的名片上，留在了公司里。当时我没见到他，很是遗憾。一个月后，我去东京拜访了卢先生，共进晚餐，同温旧谊。随后，卢先生用车带我游览了东京一个多小时。第二次在大阪的饭店里又见了一次面，畅谈了一次。中国人对战败的敌国之人表现如此友情，这种宽大的民族性格，使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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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热情——我的想法

我在中学学了５年英语，时间并不多。上专门学校后，我的专业是实务科农艺化学，所以只在一年级学了一学期英语。农艺化学主要是分析农产品的化学，据此，我们学的是培育农产品的土壤、化肥等知识。与农业有关的书中有许多农产品的名字，我记住了这方面的英语，但仅此而已。

我进入社会就职以后，在公司内没使用过英语，直至到上海工作以后才有必要使用英语，前面已写过，我是在神户出生的，十分向往能自由他讲英语，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战后，在上海工厂里，说英语说得我焦头烂额，但还是不气馁，走到街上跟别人说。战后，我在总公司涉外科工作时，绝大部分工作都是以英语为中心，又使我焦头烂额，但还是闯过来了。其后，我利用一切机会继续学习。时至今日，虽然有时拐弯抹角，但日常会话还是可以进行的。关键在于一旦下定决心就要贯彻到底，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是我的经验。

另举一例。我想读日文古书，但没人教我，于是我就到京都国立博物馆，每次边看展品边记一点儿。要识别异体日文字母，仅看一本书是不会明白的，我就把几本书对照看，把已记的文字集中起来进行判断。有时为了解读－个文字，连续３天到博物馆，反复读，反复想，终于猜对了。我就这祥拼命地学习，连续４年去博物馆，累得够呛。当时，我连坐公共汽车的时候都看书研究。正因为如此，自己通过努力记住的东西也决不会忘记。开始时我想，要是能读懂就好了。不读解说书，想靠自己去碰，明白一点儿以后，兴趣越来越大。现在，已大体上可以读懂。去看主文书和卷画时，能解读上面写的文字，使我感到由袁的喜悦。

当时，我还向来博物馆参观的初中、高中的女学生打招呼，让他们读一读，几乎都读不懂。我说这个汉字是从那个汉字发展过来的等等，她们脑子好使，马上就记住了。让她们读两三次以后，我说：“如果记住了，就很有意思，就可以继续往下学了。”我将历史手帖附带的异体假名一览表复印后，一直带在身边，遇到这种时候就送给她们，告诉她们：“你们一记就记住了。”学生们总是说：“谢谢。”她们随后很可能扔掉，但若其中有一人能以此为契机开始关心古文字的学习，那也就行了。尤其是女性，在文学方面进步快，希望后者大有人在，若其中有一位能有所成就，我也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就是这样想的。

同样，我现在把日本的好书大量赠送给外国。主要是介绍日本文化和日本美丽风景的影集和画册。因为我认为从这些书中会派生出好的东西，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好能发芽、开花、结果。我给在外国学习日语的学生及日本的后世赠送奖学金也是同样的心情。奖学金是以在大学学习者为对象的，学业上经过选拔的人，成功率高。过十年、二十年必有成为专家者。他们也会采取我现在的立场，帮助在自己国家中的日本人与本国人进行良好的交流。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期望。

在中国，我所做的一切，也是基于同样的心情。中国人不忘事。而美国人则多较爱忘事，或者多逢场作戏，这也是美国的民族性格，我不应该多说什么。日本人中也有这样的模式：给人以过分的照顾，以期待从中得到些什么。固执于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固然不好，但这种做法现在依然很多，真让人头疼。如果不理解各种各样人的各种各样的立场，则很难有正确的行动。例如，询问各国的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吃东西，应如何表现呢？日本人是狼吞虎咽地吃，加拿大和新西兰人则是饥不择食地吃，也有用羊吃草，牛吃食来形容的国家。各国气候、风土、背景、习惯、环境不同，表达也不同，有必要予以充分了解。此外，时代在急剧变化，表达形式当然世在变化。我由于失败过几次，所以变得慎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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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精神

人有肉体和精神两个年龄。这两个年龄在某种程度上是并行的。但有的人身体不能动了，还有着认识和分析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因此，平均年龄或死亡率的统计只是一种数字上的参考，不要局限于日历上的年龄，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创造出大量实际的业绩。这里所说的实际业绩是指后人听说后会留下清新的回忆的事情。即使活到百岁，如果碌碌无为，活得越长则越空虚。没有劳动的能力，又不贡献于社会，仅仅活着，说得难听一点，就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无论什么人，多少都要给社会添点儿负担，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为社会做点贡献。应该以这种心情生存。在人群中和社会上出类拔萃、在头脑方面超群的人，如果做一件事情，则看上去闪闪发光。那是因为他至今的生活背景依然放射光芒的缘故。有的人做同样的事情看上去不放光辉，是那个人背景不充实的缘故。也就是说过去是否不断努力，区别很大。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会对什么人都真心地帮助。受到帮助的人就会非常的感谢。

当然，留有后遗症的人应另当别论。作为人，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持续不断地严格地锻炼自己，毫不松懈地努力地提高自己，日积月累，就会打下基础，这是很有益处的。通过努力得来的东西，必然会被自己掌握。以肉体锻炼为主的体育活动另当别论，通过努力，自身掌握的精神上的东西终生不会失去，并用自己掌握的东西更多地为他人服务。这也许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但对我来说却是亲身体验来的，所以，我一生都对服务于社会之事极为重视，以此还原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者在象牙塔中所讲的东西故然不错，但真正与从原野走出的居民们直接接触，交流心声，而表现出的人的美好的东西则更加令人欣喜。

在很早以前，当我40岁左右的时候，一次，我乘公共没车没有零钱，一个年轻的妇女立即给了我一张票，我非常高兴。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体验，我总是多准备一些公共汽车票，在汽车上遇到同样窘迫的人时，他们放人票箱。彼此之间虽然不知姓名，也记不清面孔，但是，清爽的心境却被留下来了。另外，看到外国人语言不通，拿着地图找路的时候，问问他：“要我帮忙吗？”虽然是蹩脚的英语，但却可以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帮助。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在可能的范围给予帮助。这些小小的行动，是使世间定向光明和美好的第一步，这样想就会感到欣慰。

但是，任何时候都只想着这样的事并不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极其自然地、淡淡地、朴实地提供自己的帮助，对谁都有益处，这样最好。每天在自己接触的生活中做好事，比居高临下、从高处着眼、从大处着手做事更好。这样可以教育他人，他人也会想：“我也想做这样的好事，试着干吧！”细微的美好行为，在社会中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所以，我现在对此非常重视。

前面写到的中国人卢济沧的事，过去的事情现在依然互相温暖着彼此的心，也将牵系着未来。他一定会告诉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即使在我死后，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人多一个，我虽然不能看到，但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会进行下去。

如果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广泛地传播的话，受懦教教育的东洋人的思考方法就会在全世界无限通用。世界上的事情我虽然知之甚少，但是宗教的差异，民族性的差异，以及其他各种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世是知道一些的。无任何所求，纯粹地好意待人反而惹人不高兴的事情我也体验过。根据对象的不同，充分考虑与对象相适应的服务方式很重要，这也是我现在活动的重要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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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冈松家以后

冈松的父亲从事纤维方面的工作，并且开着一个商店。然而，因为战争期间和战后对绢采取管制，和服的生意全部被停止了。于是，我便进了岛津制作所的傍系会社的大平林产株式会社，干些贩卖的事情。尽管我对木材是门外汉，但工作非常努力，经常出入京都大学请求购买木材。公司对我非常器重。由于我的岳父因病人院，昭和二十三年末，我名义是留籍在公司，实质上停止了工作，昭和二十四年正式辞职。这个公司现在依然存在，我长时间未能与之联系，近况不太清楚。

这年3月，岳父出院在家休养。我辞职的理由之一，是因为5月中旬绢的管制将被解除，6月开始就可进行自由买卖了。为了岳父过去的高级和服商店能再开张，我开始了建立新公司的准备工作。6月13日，岳父患癌症去世。

战后各种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其中，财产税被制定，具有大量财产的冈松家不得不支付相当其家财的百分之八十的税金。我就是在其未能纳清税的时候来到了冈松家的。没有生意，岳父又有病，家里只有岳母和我妻子，没有其他人可依赖。没有兄弟，连个可谈心的人也没有。为了交纳未付的税金和岳父的医疗费，我不得不处理一些可换钱的东西。正当这时，岳父死了。原以为岳父还能多活一段时间。我才来不久，对买卖及财产的事情一点不明白。如今我不得不整理财产来支付继承税，这就是，交付财产税的时候，支付了财产的百分之八十，剩余的百分之二十继承之后，又得付百分之八十的继承税。这些连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不得不作。到底该如何干，我全然不知。但是，必须在岳父死后3个月以内交清继承税。我当时的困惑情形，到现在也难忘却。

交付财产税的时候，已卖了多数的家财，请人对房产价值多少进行计算，以此来纳税。交付继承税的时候，又卖了许多房子，还请房客来买，这才有些钱。请求房客买自己住的房子，这一下就漏了天机，结果卖得非常便宜。但我不得不在3个月内付清税款，只好照其开的价卖了。在这种时候，请求别人来买房子，人家只开二三成的价，大体相当于当时价格的百分之三十。自己尽管舍不得，也不得不割爱了。在3个月内，用近百万的现金去申告、纳税。当时，连税务所长都问，是谁一次付清这样多的钱。这在当时中京区的现金纳税额里数第一。

冈松的家业，是岳父的兄长即上一代冈松家的老大作出的。他有才能，人品又好，发了大财。大正七年（1918年）左右，纤维行情不好，大暴落发生，遭到了大危机。许多公司破产了，或者都很不景气。但是，冈松家却未欠一文的债，拥有当时150万日元的股票和巨大的资产，轻松地渡过了难关。他死后，由最小的弟弟即我的岳父继承下来继续经营。可是，战争开始后的昭和十八年（1943），政府发布了对绢的管制命令，做生意越来越难，同行相互合并。第二年，生意全部停止，一直到昭和二十四年。

冈松的家财是非常巨大的。琵琶湖的游泳场还只有近江舞子、青柳和真野三处的时候，冈松自己就拥有了青柳游泳场全部。现在已经没有了的近江铁道的那部分土地，也是从冈松家买去的，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曾经作为太湖汽船的港口。冈松家处于全盛期的时候，从湖岸到山顶的全部，及距离近江舞子有10里远的权本那里，也有相当大的一片土地。战后，因为要开放农地，被没收了。借出去的有北野附近十数处独立的房产，中京也有数处。除了现在留下的之外，其余的都像前述的那样，用来为岳父治病和交付继承税。

自6月开始，一直未能付之行动的生意方面的事情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原来，在岳父手下干活的人听说绢的管制将被解除，都来同我谈重新开业的事。这次，又不得不为准备开业基金大忙一场。

回想起来，财产税的处理，岳父的死，财产相续及相续税，重新开业的准备资金等等，全都是我未干过的事情，我被诸多压力压红了眼，就像梦游病人一样，每日不知所为，无目的地忙来忙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无论何事，都没有一点胜算的把握，但不作又不行。不过，在别人看来，我倒是非常幸福的。

这些事情本来是我自己必须千的，但工作量之大，却又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之所以能完成这些工作，是依赖了许多人的帮忙。我并没有向别人请求，是周围的人完全出于善意来帮我，这些是我岳父生前的所作所为得到报答。对于那些我完全不明白且非常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只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托大家的福，把岳父的冈松商店改为“株式会社冈松”重新开业，家务也逐渐整理好，战后结束不久的那种气氛也变得安定下来。我一边处理着日常的繁杂的事务，新币和旧币的交换等等，一边作为社长全力投入了工作。

京都的家族里有许多旧的习俗。我作为养子来到这个家里，行动受到了亲戚的全面监视。一有事，他们总是借口发牢骚。这些有旧思想的亲戚竟然干涉到我的家庭生活。家里的权威岳父，对我这个才来不久的人，没讲过一点家中财产的事情。可是几年后，他把我作为后继人予以信赖，也让我接管必要的工作。但我有不得不边摸索边干的苦衷。当我陷入困境时，也明白了世人的心肠。我从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世上的人可分为善人、恶人、普通人三类。被欺负了之后，往往是想报复的，我当时曾想过：面对困境，自己该如何做？最后我决定：不仅不报复他们，还要帮助他们。我一直是处在一个非常优裕的环境中，没有亲身经历过困难，通过那次痛苦的体验，我痛感到应该如何做人。也有只是口头上安慰我的人，他与我父亲关系非常好，我也曾尊敬他，原来他也不过是为了钱。还有，有钱可捞的表现非常好，一旦得不到的时候，立刻避开远去，连招呼都不打。世上就是有这祥的人。但这也无可厚非。明治时代出身的商人，绝大部分是小学校念完之后，就从商，从小徒弟干上来的。为了出人头地，只好和别人作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并不是公平的竞争，一般是由陷害他人、暗作手脚来获得成功的，思想和教养都非常幼稚，且不具有提高的能力。我们不能一味地责备这种人，要是处在同样的立场上，我也许会一样。

我是从比较开化的都市神户来到京都的旧风习的漩涡中的。亲戚的各种各样的言辞，说好听点，是忠告、谏言；说不好听点，是多管闲事。这佯的事情发生了许多，件件都无礼之极。我应承，但不照其说的做。有时，我明确地提出个人的主张。尽管上了年岁的人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我听是听，但心中决不接受。不管对手如何抱有敌意与我为难，我对我要干的事情，只要认为正确，不管多苦，都敢坚持下去。所以，我没有主动地同亲戚发生面对面地冲突。

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我在前年的贺年片中清楚地写到，同我岳父的朋友的交往，到我75岁为止。我在前面提到，人的平均年龄是75岁。我想把这剩余的时间用在我最想干的事情上。因此，把时间花费在人事应酬上，觉得非常可惜。我决心摆脱些应酬方面的事，即使被人说成是不知礼仪、人情的混蛋也不在意，目的是为了抽出精力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经常有一些与我有识的青年人，可能是想同我接近，给我写信或给我寄东西。如果我认为他可培养的话，就接近他，否则，不会为了这样一个人浪费时间。但对外国人例外，因为这不光是个人间的来往，还关系到日本的印象，因此，多多少少的对应往来是需要的。

为了发展岳父未竟的事业，我依靠过去在岳父手下工作过的人的帮助，建立了株式会社冈松。那些人，多少能帮助我干一些活，但有较高经营能力的人却没有。尽管卖东西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但视野较狭窄，不能通观大局。如果稍有越过规定范围以外的工作，就完全不知如何对待，也不会写文章。我如果指挥这些人去干的话，就好像我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人似的，那会让公司破产的。所以，我决定采取德川家康的政策，表面不讲，一直以静观变。我如果像那些人一样干具体业务的话，那我就不得不作所有的工作了。经营生意这种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从小就开始锻炼的话，肯定要失败的。所以，贩卖方面的工作，主要拜托那些人放开胆子去干，我则主要干金融和对外方面的事情。说是对外，也不像一般的人那样把时间花在沏茶、饮酒的往来上，而主要是干些与银行的交涉及其有关方面的人洽谈之类的工作。

在那段时间里，如果有了空闲时间，我决不浪费，用来学习。我对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愿望一点也没有变化，只是因为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公司的工作，一时抽不出时间来。因此，至今为止，我在这方面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当我发现自己能抽出一些时间来的时候，我开始向我的既定目标前进。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还要具体陈述。过了75岁，自己还能干多久，我尽管不清楚，不过，我想把我撒的种子收获上来。倘若能够在85岁时收获，在这期间，又会有各种体验。我如果有精力继续下去的话，定将努力学习人生的博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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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谈，同银行的交往

店里批发的东西是只有小鹿图案的和服。我对和服一无所知，曾经犯了一个连现在一想起来都感好笑的错误。店员非常热心地向顾客推荐东西，我也把那些词记熟了。有一天，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也想学一学，就拿了一件对人家说，不错吧！这祥好的料子不买的话可就没机会了。打开料子让人家看，客人笑着说：“这是反面！”“真的？”结果大家都笑我。以后，我同亲戚谈起这事，大家又是一场大笑，成为有名的笑料。尽管自己对和服不清楚，有情可原，但拿着布料的反面让人家买，确实是不可想像的。

银行方面的工作，店里的人千不了，全部由我来干，去银行和上层的人交涉。但是，如果只是去走走的话，不可能期待有好的结果。交涉银行定为三菱银行。三菱银行有的是大客户，像我这样的小公司是不能与大公司一样干的。一般说来，年末、盆兰节的时候都送许多礼品。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求人是非常失礼的。我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我干别人不干的事情。于是，不管风吹雨打，我每日都去银行打招呼，结果银行的人终于记住了我。一般的人，只对同自己单位有业务联系的借款处的人打招呼，赠东西。我却不这样，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对任何部门的人都问安。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名字和长相记住了。

后来，我又作了这样的事情。星期六的时候，银行的业务大体于二三时结束。我利用这之后的时间约请银行的职员，不论男女，让我的历史学家的朋友来带着大家去京都各处游玩。我对女性这样说：“尽管大家现在有些自由时间，一旦有了家庭，就抽不出时间了。如果想学习的话，现在是个好机会。当儿女长大后自己又想干些事情的话，又不像现在脑子好用，所以，我选一些大家不常去的地方，一道去玩，希望大家一定来。”去的地方都是我同专家商谈来定，春天的3－5月，秋天的9－1l月，6个月间，每月活动一次，一直坚持了5年。大家对此都非常高兴。后来，银行自己的业务也忙了起来，没有时间，就停止了这项活动，但还有人记得这事，希望再来一次。

在银行中，以支店长为首的几个人，像专家一样精通历史。于是，我有时就请哲学界的权威来讲授，在支店长任职期间以及之后，我都坚持学习。其中，有脑子非常好的人，我常常高度的紧张，边考虑边说话。这本来是为了和银行保持良好的关系开始的事情，结果，不但达到了最初的目的，还形成了我独立研究问题的习惯，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难得。

播种

我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意方面，而是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作充实自己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自己节俭、储蓄下的钱，我只是想着别浪费，存下来后如何使用这佯的信念还未形成。只有一种把这些钱用在好的事情上的漠然的念头。

一次，我有机会与加拿大的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的日本语学科的教授雷恩·道鲁布拉德相见和会谈。他是泷泽马琴小说的翻译者。他是位具有头脑的人，翻译得非常巧妙。年轻的时候，家里贫穷，但非常努力，得到了奖学金，终于顺利地得了学位。我听着听着，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可以把钱用在这些方面。雷恩·道鲁布拉德还回忆说，自己利用奖学金买的书，现在还非常爱惜地使用着，是年轻时自己的珍宝。

以这事情为引子，我认真地考虑了把积蓄下来的钱如何有意义的使用这个问题。我对雷恩·遣鲁布拉德说，我想给贵校学习日本语的学生一些援助，他也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并没有说建立奖学金。我相信他，送了2万美元给加拿大的U.B.C大学。当时，l美元值360日元。这是1977年的事。因为需要日本银行的种种检查，手续非常麻烦，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干到底，是因为我信赖这个人。开始，为了让学日本语的学生能买书，想建立“日本书籍购入基金”。因为学日语，就得读日本语的书，日语书如果卖出去的话，对日本的经济也有好处。当时，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名字定为冈松家族奖学基金，以其利息作为奖学金。

最初，我送的这一笔钱并不太多，作为奖学金的话，立刻就可能用完，当货币价值下降的时候，我写信说，把基金全部用完也可以。但是，对方并未把本都用完。于是，我就追加寄赠，现在达到65000美元。加拿大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左右，每年大约有7500美元可作为奖学金使用。

70岁那年生日时，我收到了加拿大大学校长的祝辞。内容是亲笔写的今后10年间的展望，以及选拔新手、努力干下去等等。从第一次赠款到现在已过去了10年，作为10周年纪念和我75岁的纪念，我在信中告诉准备追加5000美元，对方非常高兴。恰巧对方的财政也正困难。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不断增加赠款额。学习日本语的人并非有许多，有了这些钱，能起到效率比较高的援助作用。对这些钱，我不加任何控制，全由大学方面判断使用。

大约，每年有10人利用这奖学金。到今天为止，有谁知道得到这项奖学金的学生有多高兴。“借此交清了学费”等内容的信件我收到了许多，特别是女学生常常问我要照片等等。要一一办理这类事情真是太麻烦，但说归说，不能忽视这些人的一片心意。对女学生我曾经赠过耳环等，有时因为时期不好，未能联系上，就改为赠书。我准备了大量的书，足能赠１０年，对每个接受奖学金的人，人手一册，作为我个人的礼物。还送去２５０张我抱着一个德国婴儿的照片，把它夹在书里。现在，这种形式已经定了下来。

１９８２年，我去加拿大的时候，一些领冈松奖学金的学生和研究东亚方面的教授等在一起举行了一个集会。我感到我确实是播下种子了。我到处播种，没有收获的地方也有。对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也同样赠款了，但未能建立起相应的组织，现在，是用利息来支援日本语的学习者和日本语剧的排练。接受奖学金的学生也非常少，联系也少，现在，一半处在近于没有联系的状态。因此，尽管播种了，但未必就能有收获。当然，只要有一二能开花结果也是非常高兴的。以后，不断地赠款，我相信花会永远地开下去的。Ｕ.Ｂ.Ｃ大学还为此正式地制定了奖学金制度，与我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相隔太平洋，对方不只对日本，并且对亚洲都非常重视，这些我都知道，因此，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在心里想，这是我希望继续下去的一件事，是重要的一步。

同雷恩·道鲁布拉德相会成为一个契机。５年后，他来日的时候，谈到和纸，以后，这事说成，把每日报社发行的非常好的一套用手工漉出的和纸作为介绍日本传统文化的一环，分别赠送给了加拿大的Ｕ.Ｂ.Ｃ大学和多伦多大学。

这册《日本手漉和纸大观》是非常好的书，在森田和纸店里见过。雷恩·道鲁布拉德也感叹不止。我想寄赠这本书，结果向店员一打听，原来，这书是限定版，现在已难购到手。当我听了这些话，准备放弃这个打算时，听说在每日报社的日本文化关系部门有存放这些东西的地方，还留有二册。后来，知道放在东京数寄屋的每日报社的本社。我问森田和纸的事务能否帮帮忙，他说大概没希望，但答应去问一下。结果，每日报社答应，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可以分让。但是，因为是贵重品，连我这个中介人的手也不经过。结果是给森田添了许多的麻烦，还告诉加拿大的U.B.C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接受我将寄赠这样的书，请其提出接受寄赠的证明，这才把这件事情落实下来。但是，我却不能直接寄赠，从邮寄开始的全部手续都拜托每日报社，我支付了书费和运费。我忘记了金额是多少，反正，表现日本传统的杰作的手工滚出和纸的二册书，终于寄赠给了加拿大的两所大学。

我有一个加拿大朋友叫蛤罗鲁多·潇鲁特，住在巴拿比。他原来经营着一个造纸公司，当时年届八十一二，早已引退。记得是1977年，这个造纸的专家，看到了这本手漉和纸时，感铭万分，以此为教材，在亚洲艺术社会作了讲演。到现在，这册书被珍藏在U.B·C大学里。从那时起，我同这所大学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一所日本人的第二代以后的人学习日本语的地方，名叫欧丹校。我向那里寄赠了400万日元作为教材费。每年举行一次讲演选拔会，优胜者获冈松奖。我把优胜者的名字写在优胜状上。每年，我都收到大会的讲演磁带。7月，这个学校的人访问京都的时候，总是来看我。有各种各样的相逢，有一次，我带着去西本原寺参观，被报社采访以大幅照片刊登在版面上。不过，我请求报社不透露我的姓名。

我还把供学习研修用的高中生教材、日本文学和镰仓时代的古典文学以及现代社会的幻灯片用的缩微底片1294枚，寄给了新西兰的康答贝里大学、首都的惠林顿大学、北面的奥克兰大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康培罗大学作为教材。

我向澳大利亚的他枝马尼亚的佛巴托大学的图书馆，寄赠了介绍日本的36册彩色书籍。

向新西兰的康答贝里大学也寄赠了奖学金，这也是我准备重点发展的对象之一。

我干的事情还有：对来日本的外国人，比如说，我替中国人付旅馆的费用，这些人的预算大体是5千日元左右。别人托我安排住所的时候，尽管也有比较便宜的地方，但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不但给人家添麻烦，我还得负责任。因此，我总是把他们安排在能让我放心的地方，我替其支付费用。

此外，我招待过无数的人。以上已经做的事，奉行的宗旨和根源就是一个：播种的心情。这决不是虚荣和故作姿态。一件一件想起来，都是非常有趣味的事情，只怨不能全部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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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发的准备期间

我至今为止所干的事情，不过是我为了今日的出发作的准备。如果这样的想法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具有的话，就会明白每时每日是为了提高自己而存在的，一边提高自己的能力，一边前进，自己越被磨炼，对社会就会有更好的还原。

我有时借机也同孙子谈起这样的话，并且举了开车等容易理解的例子说明。他才上小学，还不能理解其含意。反正25岁以前，当努力请别人多教，让他自己多学。尽管他现时不能全部理解，但如果能在耳边留下一点回响，也许会在遇到情况时闪出火花。我虽然这样说，可我是否能以此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一直生活着？不是。只是我经过这样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明白的道理，想尽快地让年轻人能注意到。所以，我这样教育孙子。

提高自己的能力之后，在自己周围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要不加踌躇，无偿提供。能成为这祥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的能力提高了，但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借助于许多人的力量和书的力量自不必说，但自己需要主动地去千，并且把这些做得得心应手。佛教常说自力、他力，我先不谈深奥的佛理，单纯地想问题的时候，没有必要去断定到底是那种。人类生活在万象俱全的世界里，是借着万物的力生存着的。

我之所以向全世界的人赠送许多东西，是因为有诚心诚意地帮我的人，不能忘记感谢的心意。我向森罗万象表示感谢，只要自己力所能及，有生之年，尽量多对社会作贡献。

当自己担负着家庭的、社会的重任时，是应该为其全力以赴的。一旦这个时期结束之后，就能处在比较自由的立场上看问题。应该养成和具有在一日之中分出一点时间从别的立场看问题的能力。

老年人的人口增加成了大问题。我认为，男性超过75岁，女性超过80岁的平均寿命才能算作老人。我采取这样的看法，75岁至80岁叫向老，到85岁为止叫初老，90岁为止叫中老，95岁为止叫熟老，在此之后叫完老。

我曾考虑过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曾经给自己写死亡通知书，但没有得到医生的诊断书和证明书。理所当然。因为我假定自己在75岁的时候去世了，因此，这样写不算错。

人生没有退休，不光没有，越磨练越接近完美。没有退休的职业。和年龄没有关系，越有经验的人越被信赖的情况非常多。活了107岁的清水寺的元管长大西良庆大师普渡众生，他直到死为止，切磋琢磨不休的崇高的形象历历在目。

前些日子，有人叫我再去一次夏威夷，但年龄大了，想去也去不成。他的好意确实难得，但我觉得为此浪费时间太可惜了。当然，去夏威夷好玩，但是为提高自己、充实自己所花费的时间，对我来说则更为重要和值得。考虑到这些，我谢绝了。

回想过去，我小的时候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到20岁为止，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我从中受益匪浅。这并不是在一种了不起的信念的指导下所为，只不过是盲目服从被教的习惯，但也养成了踏实、认真的气质，并且不产生羡慕他人、怨恨别人的心。看着岳父在旁喝酒，吃着美味的饭食，我也能心平气和。我这一点真是难得。

最近，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发奖状的习惯。我不认为这种乱发的奖状有价值，但以此为勋章的人也有。我没有与他人竞争得此奖来陶醉在优越感之中的想法。首先，我不是那种值得知事、市长授奖的人，如果说授给我的话，我也一定会谢绝。现在，手中所有的只有昭和六十三年从京都大学校长那里赠给的一张，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校长那里赠给的一张，作为向四国的宇和岛上的大乘寺（妙心寺的别本山）寄赠了茶席的答礼，接受了妙心寺的管长的感谢信。对官，我没有把其当作神一样来看待。

有些人在人世间尽管身居高位，但我没有让自己对他屈从。大部分的人在渡过人生的某一段落之后，悠悠地安渡自己的晚年。但我认为至今为止这些全是过程，且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经历了过去才到了现在。在我75岁时又走了一次起点。从现在开始出发，每日都是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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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民间交流的主角

我向海外寄赠书是出于下面的考虑：

人如果得到了好书的话，是会好好保存的。周刊杂志则不然。书是好书，那人如果以后还看的话，好的影响就会留传下去。比如，有人看了日本的风景和传统文化的摄影集，就会想日本这个国家非常美，说不定真想去看一看，或者对日本抱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花费许多金钱让人理解日本对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对日本能有一个粗浅但广泛的印象只有读书。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让书成为民间交流的主角。为了使这个主角被大家注目，我选择了配角，千幕后的工作。

幸运的是，书这个主角，在其所去的地方，又织出了新的网，网的分子又织出了新的网，这种现象开始可见了。当然背后，许多人在帮助我，我非常感谢这些帮助。

播种之后，翌日就开花结果的好事情是没有的。果实成熟之前，植物不断准备，输送营养，养着果实。在同样的意义上，我把现在当作准备期间，不断地吸收营养，充实自己，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成熟的果实从树上掉下或被摘下来时，对人来说，意味着人生的终结。即使播种者死去，只要条件好，种子就会发芽，民间交流的车轮就会继续转动下去。想到也许会出现新的播种人，我就非常高兴。

但是，人各有各的人生，我决没有强迫别人也像我这佯做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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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错误的反思

把精神营养吸收、消化、保存在身体里，转化成自己希望的东西，这是非常关键的。对我来说，最方便的方法是，反复听电台播放的宗教和哲学的讲座录音，保持精神的新鲜。每日早饭前，从家散步到大觉寺，注意保持着身体的活力。

我已说过几回了，我小时候的生活习惯浸人了我的身体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性格。总是理性先行于感情，这种性格在我心中生了根。

到二十四五岁为止，我一直是学习。55岁为止，在社会中不断地磨炼养成了某种程度的判断力，也养成了即使多次遭到困难，也不轻易后退的生活习惯。可以断言说，理性强于感情，对我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如弹子机、高尔夫球、赌博，这些在实际生活中有坏处，也有其好玩的一面。觉得有意思，玩玩也可以，但不可沉溺其中。我不是连酒都不让喝的那种老顽固，只是认为不应过度。具有感情的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借此克服困难前进。接下去考虑的是，对培育自己的社会的服务和报恩。那该如何干？钱是有限度的，用光就没了。用自己全部心血去千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不会消减。自己要为自己创造好把小的善能够进一步扩大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仅停留在这种程度上的话，还只是开始。实现这些条件，要以积累下的精神为基础动脑子，想方法。具体干的时候，会遭到许多失败，并非一帆风顺。于是，分析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看准了的事情要以二十倍的努力去千。这些是我现在的课题，也是我的生活方式。

今后，也还有试行错误，但不畏惧，要在有生之年，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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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谈

经验丰富的人，有了好的想法，能为人和社会服务，即使他不亲自动手，也是非常好的奉献。

世上有许多的学者，不管他学识如何丰富，如果背向社会，是不能留在人心里的。

身体有障碍的人，利用剩下的机能拼命地努力，能接近健全人。准能知道，海伦女士给了残病人多少希望之光？

想一想母亲台莉莎的爱情，话不多，但有从全身发出的自然的爱的伟大。我对这种以不断的爱的实践构成的人生，总是充满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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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的概略

为了使自己今后更好地开展民间文化交流，记之如下。

外务省

最大的一次赠书是昭和六十年（1985）赠给外交部的那一次。通过向外交部整批的赠书，来达到向各国的驻日使节以及作为国宾等来日的外国客人赠送的目的。当时，我抱有这种想法，想同外交部交涉，但是，不知该用那种方法。

幸好，我的一个朋友与一位由京都选出的代议士的父亲有交，就讲清原委，托他代为引荐。他便介绍了外交部的文化部长荒井忠男氏。首先，托他打了电话，然后，由代议士的秘书带我去。我穿一身非常普通的衣服，向部长讲了想寄赠大量的书的想法。部长当时是这祥说的：“日本的超一流艺术家都说想向外交部寄赠自己的作品，然后，由外交部向其认为合适的地方寄赠。对这样的请求，都拒绝了。因为这些人总是将东西一放就不管了，剩下的让外交部来干。但是，外交部在其本来的工作之外，再做这些工作将是非常困难且繁杂的，因此不能接受这样的请求。“他认为我也同前述的情景一样，故委婉地想回避。从当时的气氛看，他肯见我是为了给介绍人面子。但是我想，既然是为了实现赠书的目的来的，被他这样一说，就立刻退下来也不是回事。

在我多次追问、明白了外交部的苦衷之后，我进行了下述说明。当时，文化部的课长和关连干部也在场。“我想寄赠大量的书，不但麻烦，发往海外也需大量的经费。这些费用要用百万日元也由我来负担。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干到底为止。我来这里，是有自己的信念的，决不干背弃诺言、逃避责任、卑祛的事情。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结果他们给了我下面的回答：“既能这样信心十足，那就让大家来看看是不是有法子。”40日后，得到了下面的回音。

在外交部，向十二三个部门征求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承认。我的建议作为外交部的正式工作，被写入了外交部的正式文件中。将寄赠的书都送给日本的驻外使节、出版社以及作为访日的各种客人。之后，寄赠了精美的摄影集《嵯峨野》、《嵯峨野周道》各250册，合计1吨，装入特别订作的箱子，从发送预告到一切具体手续，无一遗漏地干好，这才发往外交部文化部。

我收到了外交部寄来的日本驻外机构173处的国别、大使馆、公使馆的名单，以及载有我个人的名字、来历、寄赠的目的的文件。我告诉有关人士，如果还有人想要的话，别管几本，都寄赠。不久，首先泰国有人希望追加寄赠，因为泰国大使馆想送几本到泰国的王室。并且还说，这些书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有意义地利用着。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到今年是第4年。

我本人直接到外交部联系，那是第一次。在这之前，通过一个课长，向外交部的其他部门，一直寄赠日本《六法全书》的英文版。那是10卷一式的高价的东西，想必文化部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这回事。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我的想法才被人接受。官僚授受我这样民间普通一人的建议，并且付之于行动，这样的事情确实是非常少的。最初，觉得是有些傲慢，但几年继续下来，他们对我的行为有所理解，现在的态度是与其说平等，不如说是非常谦虚地对待我。不是吹牛，我感到诚意是能相通的。同外交部的关系，一直以上述的形式持续到今。最初的年份包括追加部分，合计750册；第二年，合计350册；然后，250册，200册，每年大约都送这样数量的摄影集。

我经常向那位介绍人报告。有时，当他回到京都，相会时，他总是对我说：“冈松，外交部的人都特别高兴。”由此可知，外交部的人总算理解我了。外交部的人最不愿意那些追求报酬、具有商人想法的那类人，但那种人又非常多。外交部对我开始时是抱有警戒心的，但因为有前述的关系，我的提案被接受，与我希望的一样被使用下来。今后，坚信也将持续下去。与其说大张旗鼓不如默默地长时间地坚持下去，就能得到大的成功和大的发展。

京都大学

大约每年有50到近百的留学生从京都大学学成回国，在这些人的送别会上，送京都的风景影集每人一册。我向学生课提议，每年都干。主要是希望在日本的右都京都学成归国的外国人中，留下美好的思念，多多少少也对被称作经济动物的日本人的印象能有所改变。没有任何背景的我，把自费赠书的目的，还有对这本书的看法，全世界的人应该和睦相处等等内容，用英文写好，贴在书中。

在干这些事的时候，我起了这样的念头，不但寄赠给学生，还要赠给那些访问京都大学的外国人。我去京都大学希望其代劳。特别是，希望以京都大学校长的名义送给那些访问京都大学的外国朋友，并且无需任何答谢，但是如果是信件的话，将非常高兴地接受。我的建议得到了课长及职员的许可，由此被报告到校长那里，付之实施。这个建议在数日间得到了许可。我记得是在昭和六十年（1985）开始的，每年都进行寄赠。接受寄赠人的名单也由京都大学给我。

京都市

在画家上村松皇的文化勋章受赏的仪式上，我有机会同京都市市长今川相识。当市长祝辞完毕，在人群中立着的时候，我走上前去对他说，想让我的书能为京都市作一些事情。市长说“让我看看书”。翌日，我带着二册书送到市长秘书那里。两天后，市长接受了我的意见，说这是非常好的书，希望寄赠给国际交流课的人，我立刻寄赠了。之后，又追加寄赠了几次。今川市长经常以市长的名义，在出访时或对市政府的来宾赠呈。对方也大概是市长级别的人物，如巴黎、纽约市长等，或相当地位的人物，那些人的名单我也有。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涉及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但借了市长的力量，扩大了影响，这些书能起到好的作用，使我感到高兴。

那时有人提出，不光是介绍嵯峨野，能有介绍京都市全貌的书寄赠就更好了。京都市给了1000万元的预算，刊行了以京都为名的摄影集。现在，以此为寄赠书。我两年间的寄赠能成为一个引子，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此外，前年，《花鸟风月》等5册作为一集，向国际交流课寄赠了30集。

京都府

我虽非正式地向京都府、但向京都府里的西村室长提出了我的建议。我还是一身平常的服装，一人去了京都府厅。事后，西村对我说：当时以为来了个无事生非的人，还警戒三分。后来，西村理解了我的意思，称我为教师，开始敬仰我了。

因为以京都府的名义赠书时，有许多公务上的手续，西村便代为收管，每当和京都府的友好团体的交流活动结束的时候，进行寄赠。“这是京都的一位普通人士，自费赠给大家的书，喜欢的人可带走。”大家都非常喜欢我送的书，争着要，以至忘了别的礼物。这事一直持续到西村退休为止，共计3年，被寄赠者的名单我都收藏着。

三菱银行

在民间，因为三菱银行是我工作时的关系银行，所以，先从这里入手。当然，银行积极地予以配合。最初，我的公司作为赠书人被公开，我郑重地要求改为我个人的名义。但是，如果我不说我是这个银行的主要客户，别人就不容易理解。于是便和支店长一同到本社去说明，结果决定寄赠给三菱银行的各驻外机构。然后，再赠给那些重要的客户。大体，每年给外国部的本部长寄?500册，多时950册。银行说作为礼仪，将负担运费，附加条件是一定得到被赠者的名单。当时，从银行的会长那里领取了感谢信和有关寄赠的报告书。

其他赠书活动

昭和六十二年8月，在神户召开了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世界大会。我和这个专业没有关系，但通过奖学基金、赠书，基本上所有的参加会议的外国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最初的欢迎会和最后的送别会，我也参加了。日本的学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我被介绍给大家，并且作了简单的讲话。赠给每个从海外来的客人一册摄影集。翌年，在苏格兰召开的时候，也同在神户时一样寄赠了摄影集。我相信这些书都正在作民间大使。

以上的赠书主要是《嵯峨野》、《嵯峨野周道》以及其他日本的风景摄影集。

在文化方面，我把歌舞伎的面谱的豪华版，赠给文化厅10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2册，文学部和文学部图书馆各2册，同志社大学2册，东京大学2册，立命馆2册。还有《嵯峨野周边》。《隅》这本摄影集是价值20万的超豪华本，内容是：当演员由舞台下来到后台时，拓在和纸上的各演员的面谱的照片，是非常贵重的珍品，也是非常特殊的书，故以此为重点进行了寄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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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做生意》与比较法研究中心

我也做了一些向外交部送书的事。送的书有日本《六法全书》的英译本共10卷，由纽约的马鸠·达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价格相当高。我虽然在法律方面是外行，但是，现在是经济显著发展的日本在世界上引人注目之时，所以，人们一定想知道日本的法律，于是斗胆地把这些书向全世界赠送。

我不是法律专家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向别人赠送这些书，接受一方也许会感到惊讶，所以，我在一个时期曾一度加入财团法人比较法研究中心的一个小组里。于是向美国、中国和欧洲各国的一些人赠送书。从比较法研究中心得到赠书的是下面114人：

赠送《在日本做生意》名单 寄赠日期

1. Professor James M. Ham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tario M5S 1A1, CANADA加拿大

1982.3末

2. Professor Douglas T. Kenny,

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8, CANADA加拿大

1982.3末

3. Monsieyr Andre Ros

驻日フランス大使馆

溜池东急ビルディンゲ

107 东京都港区赤坂一丁目一―一四

电话 (03)3584-7251

Attne.: Mr. Jacques Torregrossa,

Assistant Commercial Attache

1983.10.13

4. Dr.Klaus Blech

驻日ドィツ连邦共和国大使馆

106 东京都港区南麻布四丁目五-一O

电话 (03)3473-0151

Atten.: Mr. Guy Feaux de la croix, Second Secretary

1983.10.13

5. Sir Neil Currie

驻日ストラリァ大使馆

108 东京都港区赤坂一丁目九-一三

电话：(03)3582-7231 Atten.: Mr. David Spencer,

Commercial Counsellor

1983.10.13

6. Ambassador Barry Street

驻日カナダ大使馆

107 东京都港区赤坂七丁目三―三八

电话：(03)3408-2101

Atten. Mr.Ronald Maclntosh, First Secretary

1983.10.13

7. Sir Hugh Cortazzi

驻日ィギリス大使馆

102 东京都千代田区一番町一

电话：(03)3265-5511

Atten.: Mr. David Love, First Secretary

1983.10.13

8. Mr. Laurens Jan Brinkhorst

驻日EC委员会代表部

102 东京都千代田区三番町八-一七興和25ビル

电话：(03)3239-0441

Atten.: Dr. Wolfgang Page

1983.10.13

9. 草岛次男先生

国际交流部长JETRO International Lounge

105 东京都港区虎ノ门二丁目二-五

电话：(03)3582-5511

1983.10.13

10. Profesor Dr. Iur Sookin Huang（黄 迪仁）

School of Law,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S.COREA（南朝鲜）

1983.10.13

11. Professor Manfred Rehbinder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Zuerich

Raemistrasse 71, Zuerich 8006, SWITZERLAND瑞士

1983.11.14

12. 伊集院明夫先生

情报文化局海外广报课

外务省

100 东京都千代田区霞ガ関二-二-一

电话：(03)3580-3311

1983.11.14

13. Japan Information Culture Center

Embassy of Japan

917 19th Street, N.Y., Washington D.C., 20006 U.S.A.美国

1983.11.14

14. Japan Information Center

Consulate-General of Japan

18th Floor 400 Park Avenue, New York, N.Y.10022 U.S.A.美国

1983.11.14

15. Japan INformation Center

Embassy of Japan

9 Grosvenor Square, London WIX 9LB U.K.英国

1983.11.14

16. Mission du Japan

aupres des Communautes Europeennes

Avenue del Arts 58, 1040 Brexelles BELGIOUE比利时

1983.11.14

17. Professor Andre Tunc

Centre D’Etudes Jurisdiques Comparatives, Sorbonne,

14 Rue Cujas, 75231 Paris Cedex 05 FRANCE法国

1983.11.30

18. Professor Manfred Rehbinder

Nr. 8, Konviktstrasse 10a, Freiburg B.R.D.

1983.12.27

19. Mr. Osamu Yamada

c/o Bank of California, 400-Cali Street 19 Floor,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4 U.S.A.美国

1983.12.27

20. Consulate-General of Japan

1601 Pos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15 U.S.A.美国

1984.3.6

21. Consulate-General of Japan

36th Floor, CAGA Centre, 8-18 Bent Street,

Sydney, N.S.W. 20000 AUSTRALIA澳大利亚

1984.3.6

22. Professor J.F. Burrows

Dean of Law Faculty,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1 NEW ZEALAND新西兰

1984.3.26

23. Professor Dr. Hab. Jerzy Lewandowski

Director of the Law Center

Central School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

Warsaw, Poland Al. Niepodleglosci 164 POLAND波兰

1984.4.3

24. Professor Brian Coote

Acting Dean Faculty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Private Bag, Auckland NEW ZEALAND新西兰

1984.6.14

25. Herrn Dr. Landfermann

Bundesjustiz-ministerium

Heinemann str. 6, Bonn B.R.D.

1984.7.3

26. Professor Guo Shoukang（郭寿康）

Law Department of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P.C.（中国）

1984.8.7

27. Professor G. Grasmann

University of Wuerssburg

87 Wuerssburg, Ludwig str. 6 B.R.D.

1984.8.7

28. Professor Dr. Wolfgang Kartte

Chief Federal Cartel Office

Mehringdamm 129, 1000 Berlin 61 B.R.D.

1984.9.10

29. Professor John Mackinolty

Dean of Faculty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173-175 Phillip Street, Sydney 2000

N.S.W., Australia, 2006 AUSTRALIA（澳大利亚）

1984.9.28

30. Professor Dr. Kalman Kulcsar

Department of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051 Budapest, Roosevelt ter 9. HUNGARY（匈牙利）

1984.10.5

31. Assistant Professor Percy R. Luney

Jr. Assistant Dean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Durham

North Carolina U.S.A.（美国）

1984.11.16

32. Dr. Arpad Bogsch

Director General, WIPO Headquarters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瑞士）

1985.1.29

33. Mr. Minoru Endo

Consul General Mission Permanente du Japon aupre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a Geneve

10, Avenue de Bude, 1202 Geneve SWITZERLAND（瑞士）

1985.2.1

34. 张国华教授

法律系系主任,

北京大学， 北京 P.R.C.（中国）

1985.7.15

35. 季卫东

法律系研究生

北京大学， 北京 P.R.C.（中国）

1986.1.10

36. 肖永真

国务院法制局

北京市， P.R.C.（中国）

1986.9.10

37. 王家福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P.R.C.（中国）

1986.9.18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大使馆.

北京市建国门外日坛路七号 P.R.C.（中国）

1986.10.16

39. 任继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法律事务中心

北京市东交民巷三O， P.R.C.（中国）

1986.11.25

40. Ambasciata del Giappone

Via Quintino Sella 60.00187 Rome ITALY(意大利）

1987.6.23

41. Ambassade du Japon

7 Avenue Hoche, 75008-Paris FRANCE（法国）

1987.6.23

42. Japanische Botschaft

Bundeskanzlerplatz, Bonn-Center HI-701 5300 Bonn 1 B.R.D.

1987.6.23

43. Trade Training Center

22/77 Rachadapisek Rd, Bangkhen.

Bangkok 10900 THAILAND（泰国）

1988.2.29

44. 孙琬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局局长

北京市 一七五O信箱 P.R.C.（中国）.

1988.5.20

45. 温元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

安徽省合肥市 P.R.C.（中国）

1988.5.20

46. Anatolii Alexeevich Logunov

Rektor Moskow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117234, Moskwa, B-234, Leninskie Gory

U.S.S.R.（苏联）

1988.8.22

47. Stanislav petrovich Merkuriev

Rektor Leningrad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199034, USSR, Leningrad

Universitetskaia Naberejnaia dom 7/9

U.S.S.R.（苏联）

1988.8.22

48. Viktor Vasilievich Skopenko

Rektor Kiev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USSR, 601 Kiev, 252033 GSP, Vladomirskaia, 64

U.S.S.R.（苏联）

1988.8.22

49. Nikolai Nikolaevich Solovyev

驻日ソビエト社会主义共和国连邦大使

106 东京都港区麻布台一-一-二

1988.8.22

50. Dmitry Nikolaevich Gorbunov

大阪ソビエト社会主义共和国连邦总领事馆总领事

560 豊中市西绿ケ丘二-一-一

1988.8.22

51. Yu. V. ジニン

大阪ソビエト社会主义共和国连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560 豊中市西绿ケ丘二-一-一

1988.11.8

52. Naroduyh Deputatov

Ispolnitelnyi Komitet Leningradskogo Gorodskogo Soveta

Isaakievskaya Pi., d.1, Leningrado U.S.S.R.（苏联）

1988.11.8

53. Inflot, Glavnoe Morskoe Agentstvo

Gapsalskaia, Pi., d.1, Leningrado U.S.S.R.（苏联）

1988.11.8

54. Inturist, Akcionernoe Obscetvo

U1, Rakova, d.7, Leningrado U.S.S.R.（苏联）

1988.11.8

55. Soiuspushnina, V/O

Moskovskii prosp., d.8, Leningrado U.S.S.R.（苏联）

1988.11.8

56. 韩沐新

中国金融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六号 P.R.C.（中国）

1988.11.14

57. 冯大同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 P.R.C.（中国）

1988.11.14

58.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四一号 P.R.C.（中国）

1988.11.14

59. 胡鸿高

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

上海市邯郸路二二O号 P.R.C.（中国）

1988.11.14

60. 李京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 P.R.C.（中国）

1988.11.14

61. 沈宗灵

北京大学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北京 P.R.C.（中国）

1988.12.9

62. 周晓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条约法规局

北京市东长安街二号 P.R.C.（中国）

1988.12.9

63. 肖贤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市沙滩北街一五号 P.R.C.（中国）

1988.12.9

64. 丁建祥

中信律师事务所

CITIC大厦二阶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一九号 P.R.C.（中国）

1988.12.9

65. 田锡苓

北京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北京市正义路二号 P.R.C.（中国）

1988.12.9

66. 蒋溪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北京市黄寺大街人定湖北巷一一号 P.R.C.（中国）

1988.12.9

67. 龚雁梓

北京市建国门外高碑店北路六号 货乡高寓一二O三 P.R.C.（中国）

1988.12.9

68. 王维克

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

北京市崇文门饭店一二一三 P.R.C.（中国）

1988.12.9

69. 廖列平

香港 中国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

Hong Kong (中国 香港）

1988.12.9

70. 陈鲁涛

深圳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广东省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北座四O八 P.R.C.（中国）

1988.12.9

71. Mr.Pavlov V. P.

The Trad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SSR in Japan

108 东京都港区高轮四-六-九

1989.1.9

72. Mr.Karpushkin G. M.

Japanese Department,

The Consular Department of

the Sovie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08200, 32/34 Sennay-Smolenskay sq.

Moscow U.S.S.R.（苏联）

1989.1.9

73. Mr. Chijov L. A.

Chief of the Department of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of

the Soviet Ministry od Foreign Affairs

108200, 54 Arbat st., Moscow U.S.S.R.（苏联）

1989.1.9

74. Mr. Akhromovich R. T.

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 and Africa contries

103009, 18 Marksa str., Moscow U.S.S.R.（苏联）

1989.1.9

75. Mr. Kudryavtsev V. 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State and Law SA USSR

121019, 10 Frunze str., Moscow U.S.S.R.（苏联）

1989.1.9

76. Mr. Peresypkin O. G.

Rector of the Diplomatik Academy

53 Ostojenka str., Moscow U.S.S.R.（苏联）

1989.1.9

77. Mr.Ledentsov Yu. P.

Chief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Connection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Economic Affairs

108200. 32/34 Sennay-Smolenskay sq.,

Moscow U.S.S.R.（苏联）

1989.1.9

78. Mr. Menaker P. A.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Exploration,

FESC SA URSS

680028, 22 Serichiva str., Habarovsk City

U.S.S.R.（苏联）

1989.1.9

79. Mr. Hideaki Ueda

Information Section, Embassy of Japan

Kalashny Pereulok 12, Moscow U.S.S.R.（苏联）

1989.1.9

80. 蓝明良

法律出版社社长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二三号院六号楼 P.R.C.（中国）

1989.1.12

81. 任建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北京市东交民巷二十七号 P.R.C.（中国）

1989.1.12

82. 刘之

海通经济联合总公司经理

上海市延安东路一四五四号五O八室 P.R.C.（中国）

1989.1.12

83. 张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北京市东交民巷二十七号 P.R.C.（中国）

1989.1.12

84. 董璠舆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法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四十一号 P.R.C.（中国）

1989.1.12

85. Professor Dong Shizhong

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 Harvard Law School

Pound Hall 426, Cambridge, MASS. 02138 U.S.A.（美国）

1989.4.10

86. 夏华

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国权路五七九 P.R.C.（中国）

1989.4.10

87. Mr. G. P. Isser

驻日ィンド大使馆，consul

102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南二-二-一一

1989.7.24

88. 段瑞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政策法规司

北京市三里河五十四号 P.R.C.（中国）

1989.11.10

89. 谭文玑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北京市三元桥五里沟甲四号 P.R.C.（中国）

1989.11.10

90. 郭阳

北京市三元桥霞光里一一号 P.R.C.（中国）

1989.11.10

91. 蓝晓玫

北京市中山公园水谢 P.R.C.（中国）

1989.11.10

92. 陈能本

广东省广州市仓边路二十六号 P.R.C.（中国）

1989.11.10

93. 蔡和斌

北京市东交民巷三O号 P.R.C.（中国）

1989.11.10

94. 谭深

北京市西城前海北沿一八号 P.R.C.（中国）

1989.11.10

95. 邓辉

北京市二一二三信箱出口部 P.R.C.（中国）

1989.11.10

96. 俞红鹰

江西省九江仪表设计二所 P.R.C.（中国）

1989.11.10

97. 谢思敏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七八号信箱五-三O六

北京市和平街北口惠新里 P.R.C.（中国）

1989.11.10

98. 段秀萍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P.R.C.（中国）

1989.11.10

99. 宋正友

吉林省教育学院 P.R.C.（中国）

1989.11.10

100. 李川林

市建委物资供应公司

张家港市环城东路二三号 P.R.C.（中国）

1989.11.10

101. 张志铭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一五八 P.R.C.（中国）

1989.11.10

102. 覃辛

北京市二七五信箱六八分箱 P.R.C.（中国）

1989.11.10

103. 王元

北京市张自忠路中甲六号南楼一单元四O二号 P.R.C.（中国）

1989.11.10

104. Mr.Sarantsev S.A.

Chairman, USST Iniurcolleguia

5, Gorky Street, Moscow, 103009 U.S.S.R.（苏联）

1989.11.14

105. Mr. Dmtry N. Gorbunvo

ソビエト社会主义共和国连邦驻大阪总领事馆总领事

560 豊中市西绿ケ丘一-二-二

1989.11.14

106. Mr. Victor V. Denisov

Chairman of the Soviet-Japan House,

Vice President of the Soviet-Japan Society

4 Serov Street, Centre, Moscow, 101813 U.S.S.R.（苏联）

1989.12.4

107. Mr. Alexandr V. Sharov

ソビエト社会主义共和国连邦驻扎幌总领事馆领事

005 扎幌市南一四丁目西一二

1989.12.4

108. Mr. Victor V. Sladkov

ソビエト社会主义共和国连邦驻大阪总领事馆领事

560 豊中市西绿ケ丘一-二-二

1989.12.4

109. Mr. Jingsheng Li

437 M St. N.W。BEST, Washington D.C. 20001

U.S.A.（美国）

1990.2.7

110. Professor Pichet Maolanond

Japanese-Thai legal Research Institute

CCT Building 7th fl., 109 Surawongse, Bangrak

Bangkok 10500 THAILAND（泰国）

1990.2.7

111. Division of Lapa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rperation

Attn: Mr. Jin Jianm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54, San-Li-Road, Beijing #100862 P.R.C.（中国）

1990.3.30

112. Mr. Chrnchai Sawangsagdi

Acting Director of the Law Drafting

Division Office of the Juridical Council

The Chang Wang Na. Bangkok 10200

THAILAND（泰国）

1990.3.30

113. Mr. J. J. M. Van Moorsel

Director Business Unit International Telecom

P.O. Box 30150, 2500GD The Hague NETHERLANDS（荷兰）

1990.8.32

114. 李毅多

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所 P.R.C. （中国）

（截止于1990年10月15日）

第115、第116名是瑞典奥斯陆大学和挪威的专家提出希望得到此书，目前正在联系之中。

国与国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要根据各国不同的法律处理。例如，对方国家的法律如何解释，就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现在是世界上各国法律比较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时代。在此，应该考虑到让人们研究日本的法律。我不断听到收书人说他们对此书非常珍视。

昭和五十六年10月1日，日本第一个财团法人比较法研究中心在京都创立时，我出了很大力。在中心成立之前，我提出无偿提供私有土地2500平方米。后来这个提议虽然取消了，但在中心创立的时候我捐赠了500万日元。在中心成立两周年之际，我又赠送了摄影集《嵯峨野》120册以表祝贺之意。中心创立已近10年。

现在，比较法研究在全世界都很重要，我考虑到在中国的北京大学设立这样的研究中心。通过中国的朋友给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与政府交涉后做出决走。费用先支付15000美元，后来又追加，共计3万美元。

昭和六十二年10月，中方为表感谢之意，给我发出邀请信，希望我在合适的时侯访问中国。我花了十几夭时间接受了邀请。中方有一个教授陪同我，在此期间还派了一辆车让我在各处参观。我是把中国做为日本文化的渊源来看的。回来之后，我给中方的信中写道：“接受了中国人民的好意，我参观了贵国文化中自己十分想知道的地方。我通过亲眼所见，认识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这是非常好的事。我从心里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表示佩服。这期间更宝贵的是，贵国人民给了我无限温暖，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美好的人间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传给我的子孙，今后我们将非常重视、不断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对方收到信后很高兴。

此后，在中国人参加的晚会上，我把译成中文的信给他们看，他们非常高兴。另外，我在晚会上又讲了只言片语的中国话，中国人很高兴。

我还向中国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寄赠了相当数量的教材、日语录音磁带和书。学院使这些东西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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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去世

在本书开头我谈到过父亲，下面我想讲一下迎接人生终点时的父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

父亲直到93岁，一直在菜园里种菜。后来逐渐感到腿软，没有力气，就做在田间推母牛车的工作。在田间一边劳动，一边与农作物无言地对话。

但是有一天，他的腿完全不能动了，在家里倒下来了。意识到死期临近，清楚地意识到做家长的责任的父亲，把家里的人都叫到枕边，用尽最后的力气正坐起来，用手指着以母亲为首的全家说：“此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就深深地低下头，安静地躺下了。这刻骨铭心的感动使我终生难忘。此后，一直到去世的那一夭，连一滴水也未喝，那是因为他极力避免给别人添麻烦。直到临死之前，在儿孙们来探视之时，他都给每个人赠言，那个样子很了不起。

大约在去世的前一周的一天里，父亲没有力气地对我说：“我的一生中，70多岁时是最光辉最充实的时候。”我问：“为什么？”父亲接着说：

“到死为止，充实地生活的方法是很好地继续保持气力、体力和智力。由于我自觉地努力，使我在70多岁时还能充实地生活。只是一般的努力还不行，要不惜以比他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来迎接70岁。现在想起来，这就是最光辉的意思。”

那时，60多岁的我还不能真正理解其深刻的含义。不久，我自己也70岁了，又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心中豁然开朗。现在的时代，说起70岁，并不是令人吃惊的年龄，但当时的70岁已经完全是老人了。因而我想，能说出这祥的话很了不起。他一直到晚年的最后时刻，始终使自己充实地生活，不断向衰老抗争，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过普通的日子不行，要以他人数倍、数十倍的努力继续学习，以这种思想做指导的父亲的人生哲学，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93岁去世的父亲在还健康的时候，与三位比他年轻的当地妇女在路上相遇，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各自活跃在社会上，这是我最高兴的。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暇，但也不令人担心。作为父亲我满足了。这样死了的话，也是幸福的。”父亲去世后，此话传到我耳朵里，对于不担心不太孝顺的孩子、开始在那个世界旅行的父亲，我非常感谢。

父亲的父母于大正九年（1920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双双去世。后来的52年中，父亲的妻子、孙子、曾孙子都非常健康。父亲这样顺利地活下来，这是最令人满意的事。我想，全家都健康地活着，是最好的事，以像父亲一样的满足和感谢的心情迎接死亡是最幸福的。

忌日，我记录下对父亲的思念：

昭和四十六年6月3日零晨2点过后，父亲满93岁无疾而终，安心地长眠了。终生坚信自己的信念，静静地与这个世上的人告别，开始了永眠的旅程。父亲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世上来了。在父亲的死这样的严峻的事实面前，留下的我应该悟到些什么呢？现在我要认真地思考。

直到现在，我才对一直不理解的人间的尽头“死”的意思开始理解了。生命是有限的，但在坚信自己的正确的信念的基础上精神饱满地生活，直到天寿完结的时候，从生到死的过模实际上是一个淡淡的进程。所以，活着是超越于生死的过程。死不单纯是一个观念。

父亲的死向我显示了这些。父亲把自己的死，作为一个战胜一切的宝或力量以及一个确定的哲学，给我们留下来了。我也在一定的时候必然迎接死亡。我将珍视父亲无言地遗留下来的东西，使自己继续的“生”更加充实。我也要橡父亲那样为了迎接死，精神饱满地为社会上的人们尽心尽力。

在父亲的灵前，我叩头发下了这样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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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道路

每天的行动都应是为他人奉献。有了更大的理想就为这个理想努力吧。年龄上的头脑和体力的衰老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勉强地与此抗争，而是不懈怠地做着相应的努力。死后奉献遗体，对这个世界做贡献世是好的。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安葬于土也是好的。虽然不知死后的道路如何，如果真有地狱和天堂的话，即使自己进了地狱，也要为从那里爬出去而做努力。我并不企望无端地进入天堂去享乐。

世上有善良的欲望，丑恶的欲望和在这两者之间的欲望。我现在属于哪一个世界尚未可知，但至少要不懈地努力地向着善的世界靠近。

我每天过着简朴的生活。饮食方面，每天就是米饭、蔬菜、水果、牛奶、奶酪，此外不吃其他东西。虽然没有不爱吃的东西，但除此之外不吃其他东西。吃得过多会毁坏身体，应该做的事不能做，那当会很遗憾。为维持生命摄取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能量以保护健康。当然，虽然有避免浪费的意思，但决不是想省钱、存钱留给孩子，而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得到的东西还原于社会。这一点家里的人都理解。虽然钱是方便的东西，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了钱可以做，但是钱却不能买人心。能够感动人的，是钱以外的更重要的东西。

我的理想是在每天自然的生活中成为能够给人以感动的人。

年岁小的时候就不用说了，进入社会以后，每当我遇到绝望状态时，总有人伸出援助的手，我是接受别人的恩惠从绝境中脱出，才活到现在。如果把这些恩惠铭记于心的话，为什么为了自身的享乐而无端地浪费时间和金钱呢？我一直在想把这些恩惠不分内外完全还原于社会。

人固然根据各自不同的想法生活，对于他人的行动绝不会去批评，自己做的事也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有必须这祥做的信念和与之相应的心。探索时当然有许多错误，被别人看到了，受批评的时候也有。自己没有的东西别人给予了，那个人必定是老师。我就是这祥被别人教育着不断前进的。

据说人在晚年，年之间能产生非凡的思想。我认为这时学到的东西是这个人一生集大成的东西。因此，如果气力和智力可能的话，应以此为社会进一步做出贡献。我至死以这种好的生活态度约束自己。

现在，社会福利并不能给所有有困难的人以帮助。比如不考虑发挥定期退休的人的才能，不考虑有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并有充分行动力的人，是很浪费的事。只从数字上考虑老年人口增加的问题，是个极大的错误。让这些人发挥作用的方法有许多，希望有心的政治家认真地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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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

每天早晨7点钟前，我呼吸着新鲜空气去散步，与行人互致问候。天长日久形成了温暖的人际关系，身心得到完全放松。有了健康就会有健全的思考。这是最大的福气。

我现在向国外赠送很多书，介绍日本的美丽和文化，不断地增加人们对日本的美好的印象，对此，我怀着年轻人那样的热情在努力着。从年轻的时候起，只要有时间，我就常常考虑怎样做才最有效，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答案，但我认为从父亲的人生中学到了。

偶然，在京都的一个出版社看到了以京都风景为题材的美丽的照片集。书与衣服及日常用品不同，它反映着深刻的文化。翻阅的人定会十分欣喜而且会长期保存。想到此，把自己仅有的钱做这种有效的事情很好，于是下定决心，立即行动。这是我现在全心全意做的事情，而且今后，在有生之年，打算继续发扬光大。

与谁都可以成为很好的邻居，对任何人都尽可能地、敞开心扉迎接他们，并且想进一步把这种心情向全世界扩大。去与世界各国的人接触，播撒文化的种子。让它发芽、开花。让感人的花超越国境开放。这就是我的理想。

我祈祷我死后，继承这一遗志的人出现。就此搁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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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后记的后记

承蒙大家读我的拙作自传，诚惶诚恐。

本来我应该写一个后记，但正如自传中所记载的那样，1987年4月社会哲学、法哲学世界大会在神户召开，担任大会组委会事务局长的青山学院大学法律系教授的佐藤节子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请允许我在此转载此信及我的回信，权且做为本书的后记吧。

1991年5月吉日

冈松庆久

冈松庆久先生：

前几天收到您赠送的《四季的花》，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每一幅画都是那么美丽，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艺术的照片。我反反复复地不知看了多少遍。每看一次都使我灵魂净化，使我与自然交融到一起，或者说使我仿佛看到幼时的风景，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我一想像到外国客人得到这本画册时那惊喜的样子，就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

又接到了从新彩色照像印刷公司寄来的复印件，由此得知冈松先生的人生观及基于这一人生观而做的许多事情，令我十分感动。我想像着您的形象，并期待着有一天能见到您。希望您保重身体，取得更大的成就。衷心期望您能长期指导我们。谢谢您对我们的厚赠。

敬具

佐藤节子

1987年5月29日

回信

佐藤节子女士：

感谢您的来信。得知您对我赠给你们的照片集的美丽能很好地吸取，我非常高兴。

我期待着通过书能使万人共享欢乐。至今为止，已将近万册的画册赠送给国内外的朋友。美丽的画册和音乐、文学及其他优美的艺术一样，能够给读者以美好的享受。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市民，通过不断地、广泛地赠送这种画册，能使海外对日本人的严厉的目光变得柔和一些，这也是我的期望之一。我也收到了册后寄来的欣喜的信，真可以说，美丽的画册在无言之中起到了民间外交、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大使的作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朋友也在各自的立场上为此而努力。我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人而已。我非常珍视通过美丽的画册而结成的友好关系，并希望今后不断增加这种关系。

最后，衷心期望您更加活跃和幸福。

敬具

冈松庆久

1987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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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动的人——高木太郎

人怀大志，朝着目标充满热情地行动时，其真挚的姿态，使周围人感动。

我在冈松庆久先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与冈松先生四五年的交往之中，我被他和年轻人一样燃烧的热情和浪漫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力而极大地感染，不知不觉之中，我感到自己看待世间的眼光朝着与至今不同的角度慢慢展现开来。

我从20多岁时起就从事彩色印刷的工作。一心一意努力生产好的制品，至到今日，我从内心感谢我得到了冈松这样令人尊敬的老师。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时常有见到各界名流的机会，在这祥一些场合，我听到许多人，包括京都府知事、银行的分行长等，异口同声地称颂冈松先生的行为，因此，我下决心请冈松先生执笔写自传。我再三劝犹豫不决的冈松先生，但冈松先生说没有时间。我尊重他的意见，考虑了最合适的方法，帮助他完成了此书。编辑本田福美子女士负责统稿，在此对她表示感谢。

此书内容记录了至1988年为止他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活动。此后，冈松先生的行动范围更大更广。今年，明年立有更大的目标，“播种”的工作正在踏踏实实地进行。

不要职称，不要背景，始终作为普通市民的一员，超越自己，超越世间，只要活着，就一直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就是冈松先生。

冈松先生今年77岁，中等个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他虽然老说：“我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他内心深处的信念是从不动摇的。

希望他更加健康矍铄，做为我们后进者的师表，更加活跃。

新彩色照片印片印刷株式会社

董事长高木太郎

Message

Love for one's neighbors doing everything in one's power for one's neighbors; this kind of love without thought of compensation is a beautiful thing in this world and can bring about peace.

Okamatsu Yoshihisa is convinced of this and has been scattering the tiny seeds of culture on the soils of the world. The day when some of those seeds are bound to sprout ， flower and bear fruit can be far away.

This is his dream，a romantic notion perhaps.That all the peoples of our one world be free from sorrows is my own strongest wish.

May 17．1991

Takagi T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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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中文版译后记

冈松庆久先生是位值得尊敬的日本社会事业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虽已步入80岁高龄，仍以挚诚的态度和年轻人一样的火热之心，全力从事旨在“向世界播种爱的种子”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抱有特殊的深情，为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着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懈地做着自己的贡献。他执著地追求塑造美好的心灵，以“每天的行动都应是为他人奉献”、“把自己得到的东西还原于社会”为生活哲学，并努力地付诸实践，被人们誉为“令人感动的人。”

《播种》一书是冈松庆久先生的自传。书中以朴实的文字，记述了他的幼年、中青年时期的成长道路和种种经历，以及他的“他人第一、奉献第一”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书中还以大量的感人事例，介绍了他晚年正在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介绍了他的理想、对人生的见解以及为了“让感人的花超越国界开放”所作的努力，表现了作者热爱大自然、热爱人类文化，自觉提高和充实自己，并将所学和积累的一切贡献给未来和社会的高尚思想境界，体现了一位有远见的老人的广阔胸怀。

我们为能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深感高兴。我们深信，《播种》中文版的问世和传播，不仅有助于中日文化交流，而且会使中外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李志敏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译文中的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译者

1992年6月30日

走向社会

从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大垣的“岸和田人绢”公司就职，成为社会上的一名新人。这家公司原是“岸和田纺织”的姊妹公司，后来，昭和十三年9月被合并于“日本纺织”，即现在的“由尼奇卡”的前身。附带说一下，所谓的“人绢”，就是人造绢丝，即现在所讲的合成纤维。

虽说毕业时的昭和九年10月已决定到公司去工作，但由于公司当时尚未创业，实际上是于第二年的4月才进去的。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农村，因而我经常一个人到四周漫步揽胜，足迹遍布了“养老瀑布”周围的大小山岭。从大垣到桑名乘坐的是现今的近铁电车，那家电铁公司曾为我们免费提供了定期车票。我们用这种票坐车到桑名，然后再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走到山上。当时我常是不带盒饭，而是买一块20日元的太妃糖，独自一人上山。在公司6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样渡过的。临近寒冬时节，山上松涛呜呜作响，虽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凄凉，但我却爱听这大自然的声音，到如今还是这祥。总之，我不喜欢老呆在家里。当然，有时暑期返乡渡假时，也会稍微提前几夭回来在宿舍看书。

从某些方面来讲，我这个人是以孤独为乐的，但我并非只顾自己欢乐而排斥他人，一般来讲，和谁都能亲切地交往。然而，遇到我认为是很逞强的人，则也不来往。还有我所讨厌的地方也根本不去。正因为如此，那些人也不来找我。学生时代是这样，进入社会以后，来邀我一起去喝酒的人更是没有。做大声喧哗，以取笑别人为乐的事情，完全不合我的性格。偶尔，由于某种原因被拉去喝酒的时候也有，但我绝对不会喝醉，而且也不会失态。所以，因喝酒而丢丑的事儿是没有的。曾有人对我说：“偶尔醉一下，放松放松也好嘛！”由于我不想喝醉，因而也不愿这佯去放松。实际上即使是醉了，也没有失过态。年轻的时候能喝很多酒，是知道酒的味道的。还有，有时到咖啡店去，迷恋漂亮的姑娘，虽说也是一种欢乐，但仅仅如此而已，还没有想过花钱去干不光彩的事。

也许是从小受到父亲言传身教影响的缘故，在我的生活中，经常是理智胜于感情，无论是小学、中学、专科学校时代，还是进入社会以后，这种基本性格从来没有改变。

进入公司后，由于公司尚未筹备完善，我先是被派到同属“岸和田纺织”姊妹公司的津工厂去学习研修。到公司的那年8月，在大垣的“岸和田人绢”建设工程开始动工。大约昭和十一年建成，逐渐投入运营。昭和十三年和日本纺织合并。我当时住在职工宿舍，从事现场的技术工作。在公司的建设过程中，所有的现场作业，从搬运、电气煤气工程到厂房兴建、机器设备的组装，我都亲眼目睹了，这对我来说是件非常有益的事。

工作正式开始了。我住在单身宿舍，宿舍里有象棋、围棋、麻将牌等娱乐用具，也有网球场、排球场、蓝球场等，我经常利用这些作体育锻炼或娱乐活动。我也常去滑雪。伊吹山如果有雪，从宿舍就可以看见积雪的情况，能不能滑雪，非常清楚。我认为能滑雪时，即使晚上刚加班回来，我也会请一天假立刻赶去。

我们的工作是三班倒。公司早上6点到下午2点是早班，2点到晚上10点是晚斑，晚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是大夜班，有的部门干的时间长一点。有趣的是，我在独身时代，元旦的3天假期中也出勤，基本上没有休过假。工厂里元旦也照常作业，办公室的其他人员都休假了，我因为是独身一人，又以不爱玩闻名，因此谁也不来邀我。以前虽曾被邀去玩过，但因不喝不闹，从此再也没人来邀我。我在元旦期间曾休息过一两次，但几乎都是在工作。月底补休3天时，我便申请休5天，自己一人去滑雪，或者有时年底至元旦连休去滑雪。在飞郸的深山里的小村庄投宿，即使是在大年除夕和新年元旦，也感不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新年元旦那天，挂起国旗罢了。在小村里睡的是木板，凡是遇到的人，很快就会成为朋友。当时村里人的热情好客，使我深深感动，昭和十二三年时的飞郸深山的小村非常偏僻，从那里坐公共汽车到城镇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有时候到工厂里的大池塘去钓鱼，或去田野散步，或到附近的村子里找当地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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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目睹女工的凄惨生活

当时纺织厂招收了不少贫苦农家出身的女工，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人口买卖，正如“啊，野麦岭！”中所展现的情形一样。

女工们的日工资是30钱左右。食宿费约15钱，剩下的才是自己的生活费，即使在汤面条一碗才10钱的时代，那也是相当艰辛的生活。我经常到农村去，一天中有两三次乘公共汽车的机会，时常碰上离乡到工厂做工的女孩。来送别的母亲连声说着“保重！保重！”同女儿挥泪话别，女孩们跟着来招集的人坐车走了，而我因清楚她们的状况，总是觉得可怜。这就是当时日本农村的真实写照。

在工厂里工作了半年的我，每次见到这些女工们，便想起她们在村边同父母分别的辛酸场面，心中感到十分难过。

女工们有时也打排球。练球时偶尔有火车通过，有的女孩看着那火车远去，心中一定在想：那火车通往我思念的故乡，如果坐上回家该多好啊！由于过分疲劳加上营养不良，女工染上肺结核的人很多。公司里几乎没有卫生保健设施，更没有医院。如看到女孩们因病没有油水可榨取了，公司便赶她们回家。公司常常利用女孩想象、父母可怜孩子的心理，冠冕堂皇他讲：“回家去养病吧。”这样以最少的钱来购买劳动力，生病不能动了便推出门外，然后再招新工。“啊，野麦岭！”里描写的实态，我是亲眼目睹的。

不仅仅是女工，男工也一样。工作了十几年，日工资1元50钱算是不错了。即使工作了20年的人，一天也只能得到15碗汤面左右的报酬。这种报酬实在太少，都被经营者赤裸棵的榨取走了。资本家拼命地赚，日本丝一直是输出品中的首位，而创造者则是在艰苦环境中挣扎着卖命出力的悲惨劳工。他们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贫困的农村。

经营者和被雇用者之间有着极端严格的上下关系，工人只能拼命地劳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劳工们的惨状，实在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根本无法与现在相比。我虽非共产主义若，但对这种非人道的状况感到强烈的愤恨。

直到昭和十五六年，在那种不公平的社会中，农村的农民靠着仅有的极少土地，过着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因为没有车，没处可玩，在什么娱乐都没有的情况下，唯一的生活乐趣只能是夫妻生活。由于贫困，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少则5个，多达十几个。因没有吃的，杀婴儿这种悲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小孩子们也不得不去做工，当人家的小徒弟，或者到工厂做童工。由于从小是在贫困的环境中煎熬过来的，每个人都很坚强，因而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挺得住。这是支撑日本产业的根本精神。

这种精神到现在还基本保持着。大企业下总有几个附属小厂，小厂的设备一般都不好，许多小企业靠着自己辛勤的努力，支撑着日本整个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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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题外的话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学生和妇女站在街头募捐。募捐的目的虽各有不同，但募捐本身是出于崇高的动机和精神，可说是很了不起。但收集到的捐款大多不知用途，即使现在成为问题的消费税及其它种种税金，也不知是否被有效地使用。岂止是不知道，说不定还成了许多野心家的赞助基金，那样的话，捐款的人也就太傻了。如果能够有效地使用，即使税金稍高点，纳税的国民也不会有怨言，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世界上不幸的人太多。若说要援助的话，在日本多少钱也能募集到。但由于一部分人的利害关系，这种形式却不能被充分有效地利用。我想，只要是人，这种想法也是极自然的。

我不随便浪费金钱和物品的习惯是从小受父母影响而形成的，可是，老攒着钱不放就会变成吝啬。我常考虑如何有效地利用，也努力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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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中的生活

话题转至山村的生活。我自从昭和六年第一次去滑雪，便体察到日本偏僻不便的山村生活是多么困苦。

没有电气，也没有纸，没钱买东西，就连公共汽车票都没钱买，甚至有了东西也没有办法出售。山里面的小盆地只能种些乔麦。这里的人们，一年中到山下的城镇去买些盐，利用森林铁道或自己背上山。盐是必需之品，所以一年总得下山买一次。因为不能种水稻，所以人们平常很少能吃到米。有时从高山线的一个被叫做久久野的地方步行或者搭乘深林火车前往木曾福岛，途中经过日本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村庄，那是日本最落后的地方，叫做日和田或小日和田村，是一个有五六家人家的小部落。我曾在那儿住过一晚，和樵夫们边喝土酒边聊天，听到不少有趣的话。我似乎看到了一二百年甚至三百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的生活。

去那里的途中，有一个小小的碳酸泉。我在这里休息两三个小时，钓钓鱼。借给我竹笼子的小姑娘很朴实，听她说，她哥哥去打仗了，所以一个人生活。邮局投递员冬天滑着雪，一天送一次信，可见有多荒凉。邮递员说这里是木曾川最上流的地方，夏天常能钓到很大的占鱼，你如果来的话，他会很好地招待你的。这个姑娘和投递员都是极富有人情味的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猜疑。我为这些赤贫的村民的善良所感动。

按照由陆军省为军队所绘制的参谋本部地图，我一个人在偏僻的深山小路走了好几里。途中有个山谷，大约百余公尺宽，五六百公尺长，不是很深，可以听到黄莺等各种小鸟的美妙叫声，十分悦耳。这些印象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就像进入了世外桃园一样。现在我还很想再去那里一次。但在当时，担心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因此，我拼命地赶路。虽然到了目的地了，可还是为在那世外桃园只停留了短暂的十几分钟而惋惜不已。再往前走是几个小部落，其中一个叫马里的，我暗想这里一定有很多马，可实际上只有3匹。又走了很久，翻过山来到了森林铁道的终点，搭上了回程的火车。因为有言在先不保证生命安全，所以我紧紧抓住装满车箱的木材，唯恐一不小心被抛出车外了性命。这里的人都是乘这车往返的。我在“王瀑”下了车，步行回到公司。

有一次，我住在一位从飞郸地区来的工人家里，从那里到山上游览。老年人常把歇脚、去喝酒这祥的事称做“洗脚”。我在这个山村里才真正体验、理解了这种说法的原因。过去，这里的人在冬天不像我们穿着厚厚的滑雪用的靴和袜，而是穿草鞋，因此踏着碎石 小道、淌过沟河回到家中时，脚已变得又脏又凉，像冰块一样。所以回来后，先用热水泡泡脚，那才叫热乎呢。我虽然穿的是滑雪用的靴袜，可当留我住宿的那个职工端来一大盆热水让我泡脚的时候，那股高兴劲儿实在是难以表达。这时我算是真正明白了行路人所说的“洗脚”的含义。

有时利用长时间等公共汽车的空当儿，拿出冰冷的饭盒来吃，旁边住家户的人说：“进来喝杯茶吧”。喝着那茶觉得特别有味，可以感觉到穷山村里充满了温暖的人情。

人们往住感觉不到日常生活中的他人的一些好意，可在困境中如果有谁伸出手来拉自己一把，那可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大恩。困苦越大越是感恩不尽，越觉得高兴。我在山村独自旅行的时候体验到了类似的喜悦心情，同时也认识到了人的心灵本来是很美丽的。

万里晴空下的雪山，晚霞映红的雪山，构成了一幅幅美丽壮观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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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往朝鲜北部的清津工厂

昭和十六年春，我被调到大日本纺织的清津工厂，战争时期的朝鲜（包括南北朝鲜）的人造绢丝都是在这里加工的。该厂占地约30万坪，建立在由河流冲积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里是一块不毛之地，当时山上寸草不生，当地人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

我们这些职工，住在普通的工房内，职工们时常去镇上游玩，或者美食一顿。我呢，在工房内下围棋或象棋，有时也搓几把麻将，差不多两个多月才到镇上去一次。

有一次，我一个人坐火车到了中朝边境。在快要过会宁的地方，有一座高二干五百多米的冠帽山。我去观察了周围山村的村民生活。这里住房大多很窄，当地人识字的较少，但都很善良。虽说语言不通，我还是买了些东西。比如，挑了一件，又挑了一件，总共加起来才不过三件，这里的人已算不过来了，我心算了一下，便付了款。若要想诈骗的话，才真叫容易呢。尽管如此，这一带的农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

因整个国家实行的都是殖民地政策，国民中有一种压抑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年轻人大白天在街上徘徊游逛，一副茫然不知所借的样子，给人以有气无力的印象，这从身边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也能显而易见。比如，在零下20度的冰冷的冬天，车间里都装上了暖气，即便在这舒适的地方工作，只要你把工资一付，便有三分之二的职工不知去向了，拿过钱后到别的地方干了，或趁着有钱去玩了，根本没有个目标，随心所欲地生活，没有上进心。离开温暖的工作环境，偏偏到冻得发抖的地方去，这到底是国民文化素质差的缘故，还是殖民地人民的悲剧？我简直无法理解。

我没有亲眼目睹过，只是听人讲，这些人的宿舍里虱子成群，蒜臭和体臭等气味难忍，总之，这一带人的生活状况不如日本的农村和山村。我们已冻得穿上了防寒服，但这里五岁的小孩却光看屁股，在大街上玩雪。尽管如此，他们印很少感冒。人们在这种严寒和极度贫困的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坚强毅力，建国后依然存在。当然，有的时候，或许就化成劳工斗争中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或许就成了今天国家发展的动力。

就这样，在清津工厂，我从昭和十六年春天，一直干到昭和十八年2月，前后约两年，然后回到大皈的大日本纺织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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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中国上海的啤酒工厂

回到总公司后我又被派到中国啤酒工厂工作。啤酒公司之所以聘我，是因为纺织公司里搞发酵化学、农艺化学的只有两个人，而其中之一的我就被选上了。于是从3月到6月中旬，我到大阪大学的酿造部，借用那里的教师图书馆，每天发愤读书，因为我想掌握一种叫奈坦式的酿造合成啤酒的方法。我还读了一些原文书。

6月末，我从神户出发去上海，一路上提防着美军潜水艇。平安到达后先住在当地的大日本纺织公司职员宿舍，一年后搬到与纺织公司有姊妹关系的啤酒工厂。

这家啤酒工厂，叫E·w·O·BEER（听中国朋友说，现改名叫光华麦酒厂）。原来是由英国的加丁财阀的酿造部门经营的，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了中国，赶走了那里的英美人，趁机把它据为已有了。当时的日本樱花啤酒工厂和大日本啤酒工厂各派数人，我也做为一名工作人员去那里，边学有关生产技术，边工作。除日本人之外，还有中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丹麦人、白俄罗斯人、朝鲜人等7国人。公司里百分之九十五是中国人，但除了一个管事务的，一个大学毕业的车间主任，其余都是文盲。让我头疼的是，与事务人员还能勉强沟通，和不识字的人就很难进行语言交流，完全没法工作。

我在学校学了些基础知识，但现场的事就不懂了。于是就踉一个曾经在日本的啤酒工厂当过厂长的人学习，那位厂长在啤酒厂干了20年，当时他是想把我培养成总工程师的。学习期结束，我对技术也掌握到了一定程度，刚刚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战场吃紧，菲律宾被占领了，于是工厂需要的石油供应不上了。

打仗需要大量的汽油。石油来源一断，仗就没法继续打下去了。为了尽量节约汽油，在能用酒精代替的地方就用酒精，所以啤酒工厂的兄弟厂就转产成了酒精燃料工厂。从发酵化学的观点来看，啤酒和酒精就像亲戚一样。我作为那里的工程师开始筹建工厂。工厂位于上海共同租界里边最靠外的大西路。

可是没过多久，昭和二十年5月，我收到了入伍通知。我是生产酒精燃料的重要技术骨干，没有我工厂就没法开工。当时上海有日军的燃料厂，我们的工厂也在它们生产计划中。于是燃料厂的头头儿向征我入伍的南京日军司令官申请免除我的兵役。我当天就回到了公司，又干起了我的工作。三个月后的8月份，日本投降，我终于没有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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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

刚听到战败的消息，我气极了，“啊？日本战败了！这可不得了，真糟糕！”当时想的是：“好，我留在大陆，跟美国打下去……。”那时甚至想过：“大家都回日本，我自己留下来干”。思想斗争了很久。不过只过了一个月，这种想法就自然地消失了，转而又产生了这祥的想法：如果留下来的话，等待日本人的会是什么命运呢？会不会被杀掉呢？我越想越害怕，于是就绞尽脑汁想找到回国的方法，就是逃也要逃回去。

听说日本在这之前不久受到了非常惨重的轰炸，当时根本收不到国内的来信。我从小就非常有独立性，没有打算依靠父母。可听说神户也被炸得很惨时，还是特别惦记家里。所以，当接到入伍通知时，想到这回说不定要死掉了，但最先想到的还是妈妈。当时我在自己房间里一个人大声喊道：“爸爸！妈妈！”

那阵子，我脑子里乱糟糟地塞满了各种念头，确实是想要逃回去。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就算是能步行到朝鲜去，前面还是大海。“看来是无路可逃了，好吧，那就痛痛快快地去死吧！”这么一想倒也不害怕了，心情也轻松了一些。我把工厂的工作和文件都整理好，以便战胜国的人来时，能顺利地进行交接。等交接结束后，9月份进了日本人收容所。当时，日本人都被集中在上海东部的日侨监理区，一步也不能从那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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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回过头来想想，我这个人真是运气好。我在朝鲜北部的清津工厂干了两年，战败前两年回到大阪总公司。如果一直呆在清津，恐怕要被苏联军队带到西伯利亚去了，也许就难活着回来。我的几个同事就死在那里了。后来在中国工作，前面说过，工厂转产，变成军需企业，我因为是在重要岗位上被免征入伍，没有去打仗。我总算是在最后关头拣了条命，这只能说是命好吧。

假设自己已经死了，那么现在剩下的生命，全部献给什么或随时结束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不过人都是贪心的，既然活到了现在，那么还想活得更好。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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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收容所的生活

我在收容所里每天无所事事，光是白吃饭。我在工厂时和外国人处得比较好，到圣诞节他们就请我去做客。有一次，一个曾和我共事的住在日侨管理区外的白俄罗斯同事请我去过圣诞节，喝的是伏特加。我是第一次喝这种烈酒，当时我还年青，所以喝了没事。还有一个俄国人叫科茨罗夫斯基，我在他妈妈家里也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之夜。也到其他人家里做过一两回这样的客。当时，把我这个日本人请到家里热情招待，其他日本人恐怕都没遇到过这种事吧。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些事，但我认为这说明搞好人事关系有多么重要。我过去对他们好，这大概是他们对我的回报吧。另外，我在中国人中人缘也不坏，啤酒工厂的中国职员也曾在新年时请我到家里去吃过年饭。

因为日本败了，有些中国士兵到我们的住处来拿东西。不过，自己没有点钱以防万一也不行，我就把钱存在中国职员家了。待到回日本时，再请他把钱还给我。那人说当时上海小偷特别多，不安全，把自己的亲人叫来当保镖。拿出线往回走时，虽然两边有人保着，可半路上还是让小偷给摸去了。小偷突然窜了出来，只碰了一下就把钱摸去了，真是手快。那个替我存钱的中国职员是个非常讲情面的人，他给我送来了三十多美金。我说：“不要！不要！”可他硬是给我了。这就是中国人自尊的表现吧。我回国前，对这个这么关照我的人，想表示一点惜别心意，把很多书、钱，还有其他东西都送给他了。他说：“你再来时我一走还你，先存在我这儿吧！另外，啤酒工厂做啤酒也用一些大米，我把自己留下来用的四十多公斤大米也全送给他了，然后便回国了。

昭和二十一年2月末，我在鹿儿岛下了船，从那儿回到了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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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前的上海及有关啤酒工厂的一些事情

战争中当然没空去玩，不过工厂就在法租界旁边，所以我去过一次外滩公园。虽然，仅仅两三个小时，只转了一圈，不过深深感到，这里原来还有一个和战争无缘的另一个世界啊！在厂里我是拼命地工作。英、美人被赶走了，可厂里还有6种国籍的人，而且百分之九十五是中国人，所以一有空就得学英语和汉语。厂里能说日语的只有厂长，大家都回家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只有我住在工厂里，我就去找看门的白俄罗斯人，用笨拙的英语和他聊夭。或者是一个人呆得太闷时，就去逛书店，用半通不通的英语和开书店的主人白俄罗斯人搭话。这期间渐渐了解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情况。

在日本人占领前的中国，为了表示白人，特别是英、美、法国人绝对优越的地位，他们的事务所是和中国人的分开的。“这里是白人休息的地方，华人不得入内”，“这里是中国人休息的地方”，都写得很清楚。他们拿着高薪，穿着漂亮的衣服，过着舒适的生活。如果有谁生活得差一点，领事馆甚至会资助他一些，以保持其身份。仅靠在公司工作还不能维持生活的人，领事馆会让他辞职，由领事馆照顾他的生活。这都是日本人无法想像的事。

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上海的小偷也较多。小偷手艺很高，像变魔术一样嗖的一下就抓过去了。我也被偷过好几次。有意思的是，炎热的夏天，戴着帽子坐电车，在电车开动的那一瞬间，车外的小偷一下子就把帽子抢走了，车里的人千生气没法子。而且谁偷了什么互相都绝不漏口风，这点也和日本人不一样。干活的人分工很明确，洗碗的就管洗碗，做饭的就管做饭，洗衣服的就管洗衣服，份外的活一点不管，从那时起就是这样了。

我当时住在工厂里，一到星期天，工厂里外国同事就带朋友来玩，其实是来喝啤酒的。我是工程师，知道哪个桶望的啤酒可以喝，哪个桶里的已经酿好就要装瓶了。我挑酿得正好的啤酒装到汽油罐里，装得满满的拿给他们喝。大家都非常高兴。我有时从中午一直陪他们玩到夜里12点左右。

还有一次，发生了这佯一件有趣的事。在日本军队中，大佐是相当高的高级军官了，统率一千四五百个兵，日语叫连队长。有个连队长，名字我已经忘了，找我提出这祥的要求：我们将来要占领别的地方，在占领啤酒工厂时，应该先把哪些地方掌握住才行，得先了解一下，因此要参观一下啤酒厂。他就以这个名义来厂里了。当时军人很威风，他说的根本和啤酒没关系，不过是想喝啤酒而已，于是就让他喝了个够。当时啤酒已采取供给制，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来喝啤酒。我平常绝不喝酒，因此把每个月配给我的那4打都给他们喝了。有意思的是，一过夏天就谁也不来了。

我这个人只要想喝，喝多少都没人管。但我认为喝得醉酸酸的，自己管不住自己，最后还是自己吃亏。人得爱护自己，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要靠精神力量，靠动脑筋来正确地判断事物和行动。我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有多么重要。

我住的公司宿舍，以前住的是一家英国人。有4间很漂亮的房间，还有一个客厅，自己的起居室、佣人的房间，厕所、洗脸间也是主人、佣人分开的。我一个人过，只雇了一个厨师。大家常到我这儿来喝啤酒，当然不是我请来的。来得多时我没法招待，两三个人时我就叫厨师做些菜，一起玩到很晚。有一次，一个日本海军的守备队长，带着两个部下来玩，还拿来了鲤鱼，一边喝酒一边听他们议论战争。

我在公司干的是技术活。因为工人很多，因此不用自己动手。除了吃饭，时间挺多，可以干很多工作以外的事。特别是星期夭闲得无聊，就和白俄罗斯人兹比尔夫蒂玩接球。我们称佣人叫伙计，那个伙计每次做好了午饭或晚饭时就来叫我。我正玩得高兴，不想去吃饭，老埋怨怎么又该吃饭了。我从那时就知道，人若舒服起来了，堕落得真快，简直是不可救药。当工人的时候忙得手脚不闲，真羡慕那些悠闲的人。一旦自己成了那样的人，很快就习惯了，觉得这种闲适像吸空气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感觉不到它的可贵。这是我亲身体验后明白的，我也想到：到了那一步，人也不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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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在公司的体验

加丁在日本占领前一直是按英国的殖民地政策经营的。厂长是个德国人，他是个万事通。从酿造到建筑、机械、电气、锅炉等，祥样精通，全都能拿得起来。要是在日本，这些都各有专业人员各管一门。而他自己一个人把工厂全管了，从建设到运转到开始生产，全是他一个人包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才能的人，打心眼里服气。这个一个顶几个人的德国人的月薪是一万元左右。

中国工人的工资少得惊人，每天50钱，职员是l元左右。当时面条一碗是10钱。有一个中国人，大学毕业，英语也挺棒，特别出色。厂长让他给工人分配工作，搞各种管理。这个人月薪是300元左右，而普通职员就算是大学毕业也挣不到100元。总而言之，这是一套从几百个人身上榨油的经营方式。白人哪怕是工人，一个月也能挣七八百元，厂长拿l万元。那时，我们刚工作时的工资是50元，这在日本简直是没法想像的。

他们的做法是，把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吹得神乎其神，借此把本来该给工人的一元工资减到50钱，然后从刮来的钱中拿出一小部分给职员，再给五六个白人工人，剩下的就会装进厂长腰包了，就是说，白人就是“上帝”。

这就是加丁式的剥削方式，也是殖民地政策。它一方面让中国人觉得他们把神秘得深不可测的技术教给中国人了，一方面自己过着丰衣美食的悠闲生活，要让中国人觉得白人是谁也比不上的。

在这种环境中，来了我们几个日本人，想按日本人的工作方式办，可语言不通，火气上来了就打，对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挨打。就算再多增加几个日本人，效率也提不高。从这点上来说，过去的殖民地统治者的办法是很有一套的，手腕挺奸滑，而日本人作法太笨了。

偶尔在殖民地发生了骚动，他们都把原因、经过、结果、分析及今后的对策等，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送回本国。英国经历了殖民地的反抗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殖民地的人再怎么反抗，他们也不作实质的退让。在印度，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也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领土面积太大，殖民者不可能把有利润的东西全搂到自己怀里，因此他们采取这样的办法：在每个地方都雇一个中国的大官，给这些大官一些好处，让他们掌管住几个或若干个小的单位，用武力镇住他们。就是说，从最底层开始搜刮，然后以一定规模的行政机构或地区为单位，把搜刮来的钱财集中在一起，最终巨额的利润就送到加丁去了。原材料也是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弄到手的。

我们去的是加丁公司的酿造部门。公司里还有船舶部门，纺织部门等等。他们英国人用权力和武力把这些部门的中国负责人管得严严的。日本人用拳头说话的作法表面上好像很“有效”，实际上不能让人心服。英国人则是用一点点钱，把极少数特定的中国人拴住，去剥削多数的中国人，坐在那里指挥一切，实行统治，利润也自然流到财阀那里去了。

我去过加丁财阀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以前住过的家。虽然是在战时，但令人吃惊的是那里摆满了中国所有的高级物品，恐怕都是掠夺来的。另外，法国人住在法国租界里，在那里行使治外法权。街道搞摘得很漂亮，生活得很舒适。中国大街上挂着表示区别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不同的牌子。公园入口处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车呀船呀的一等厢是白人优先，而且不要票。中国人只能坐人挤得满满的三等舱。一小撮白人收入很高，穿得笔挺，神气活现地生活着。因为人少，本国也好管理，所以看上去当然都挺像样的。有问题的家伙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因此立刻被打发回国。

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都过着赤贫的生活，这种情况可以说在中国到处可见。不过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我看到过中国人把一个白人拉下了一等厢。那个白人自以为还和以前一样，说着外国话就可以白坐车呢，结果发生了这件事。

上海有很多受纳粹迫害从欧洲逃出来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位世界知名的歌剧演员。我没去看，去看过他的歌剧的日本人简直着迷了，有的年轻姑娘连着好几天光议论他了。这些犹太人的生活，除了一部分有钱人外都很凄惨。不到l平方公里的地方挤着l万多人，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睡觉地方。有的夫妻有时去租那种按时间算钱的房间，其他时间就在露天流浪。也有靠出卖肉体生活的女人。大家都没工作，真不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犹太人一般都比较朴素。身边有点钱的人，就在饭店里包个房间。当时的饭店也挺贵的，有人就把自己的伙伴叫来，在饭店的浴室洗澡，洗一个收一份洗澡费，这种事他们是干得心安理得的。被逼到那一步了，这也末尝不是一个好主意。饭店挺奇怪的，这个房间怎么要用这么多热水？

人要落魄了，真不知会落到哪一步。只要有思想准备，自己要落到那一步了，没必要悲观、苦恼和痛苦。我对这一点感触很深。与此相似，有时我路过韩国的贫民街，看到的情景使我也这样想。

在上海生活期间，我对统治者的政策、被统治者的惨状看到的真不少，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也能客观地观察一下，当时的日本人在世界上是处在那一个水平上。回国后，有了些空闲时间，我把它利用起来，按自己的想法学习了不少的东西，努力做到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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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外语

我很向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啤酒公司时一有空就拼前地学。回到日本后，后悔没能多学些上海活，因为在上海学到的一点儿上海话以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到韩国时学过一些韩国语，现在也很有用处。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那儿的人都是老师，只要自己有学习的愿望，会比自己在学校拼命地学还要快好几倍。因为每天都要用，只要能记住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我虽然自以为比别人用功，可现在还是后悔当时没能更努力地多学些上海话。

就像登山到了山顶，风会从四面八方吹向自己一样，人生活在社会上不知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遇上什么人。因此，能做到水来土挡、兵来将挡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人从根本上讲是一样的，之所以会有区别，是由于每个人的精神、结构、头脑、技能等训练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这些东西连续地反映到别人的眼里，就会形成对自己的印象而反馈给自己。我认为只要冷静地观察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谦虚、谨慎和努力工作就行了。打棒球也是一个球一个球地累积而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人应该及早地认识到这一点，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做和没做的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会产生差距，没有必要想着非打本垒打不可，安全打也可以，或者按照安全打去努力。总而言之，把每件事都尽可能地做好，长年累月地积累下去。

直到如今我在世上已度过了77个春秋，不管怎样，确实给大家添了许多麻烦，对大家所给予的各种关怀和帮助，我一定努力予以报答。

说到自己的死，如果到70岁就离世而去，今后想干的事情未能如愿，势必会感到遗憾。但已经过了70岁，超过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即使死了，也未必可惜。所以我对死是无所俱的。当然这种想法是真是假，不到临死的时候是检验不出来的，也许到时还会说，我还想活下去。这的确是人的共性，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更坚强地生存下去。这里想举个例子说明，比如说，一个人打算在世上活75年，而在76岁的时候曾死里逃生，那或许他会为自己能多活一年而感到幸运呢。反过来讲，某个人准备着活到76岁，突然在75岁的时候死神降临，这样他必然很是烦恼。由此可见，由于人们的认识和想法不同，对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关键的是，生活在世上就应该始终保持着全力投球的精神动力。

想成为有钱的人或者想当官掌权，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无可非议。然而，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逐步地归还所得到的一切，奉献之心不可忘记。

现在，我自己所能干的事情就是为世上善良的人们读书知理做点服务，我将拼命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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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后在上海所想到的及有关白俄罗斯人的事情等

日本战败了。从前日本人在这块土地上趾高气扬，靠的不是自身的本领而是国家的势力。这些日本人的人性有多低也就显而易见了。他们失去了靠山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从战败的征兆日趋明显一直到战败那一天的半年时间里，当地的日本人每天饮酒胡闹，他们的生活使人感到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看到日本人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战败后的虚脱状态、无所事事的私生活，日本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尤其是在各国人聚集的上海，我得以客观地进行比较和判断。

无所事事，毫无目标，大家只是乌合之众一样被拢在一起，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了。每天都是到了时间就吃饭，有很多财产的人想着这些财产也带不回国去，就全部卖掉，用卖财产得到的钱每天过着游手好闲的堕落生活。其中也有一些胸怀生活目标的人镇定自若，但就我所见到的范围里这样的人非常少。

我十分讨厌这样的生活，心想人一定要有个前进目标。我有时也和同一生活区的其他外国人的孩子们玩扔球什么的，但学习英语一直没有放松。

有一次，我到一个俄国人家里去做客，看到一位十分出众的美人，我对这位无可挑剔的白俄罗斯女子的美貌惊讶不已。另外有一次，工场的一位白俄罗斯职员带我去有爵士乐演奏的地方，告诉我喜欢什么音乐尽管说，而我却一无所知。接着，他又把自己的恋人介绍给我一起跳舞，然而我不会跳，我感到俄国人真是平易近人、开朗豁达的人种。国家的上层人物如何我不知道，我个人所交往的一般人就是这样朴素，悠然，不像日本人那样急性，老想着要超过别人，他们对日本人做的一些坏事也不发怒。尤其是那些在西伯利亚严峻的大自然环境中经受过考验的人，具有刚韧不拔的意志，我非常喜欢俄国人的这种性格。

我在工厂的时候，有一个曾当过陆军大尉的白俄罗斯人，负责门卫和为厂长开车。大尉是一个很高的军衔，相当于统帅150人左右的中队长。有一夭，他来到我这里说：“今天不回去了，留我住一宿吧！”就在我的会客室沙发上睡了一晚上。当时我问他老了怎么办，他说，老得不能干活了只有自杀。他是独身汉，没有亲人。有一次上海的电车停开，他步行20公里按时来到工厂，记得好像是吃早饭前的事。

管理工厂的日本人成了战败国的人，使唤自己的日本人不在了，要是一般人的话，会蔑视日本人的，而他却不一样。有意思的是，附近的人来工厂偷啤酒，被他赶了出去。我问他：“日本人都不在了，为什么还这祥做？”他回答说：“这是我的职责”。即使在这祥的情况下，他还是如此守责。要是换成日本人会怎么样呢？反正是战败了，责任什么的都会抛到一边去了吧。我理解了：日本人和俄国人的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人结伙干事会干得很好，而他们的做法则是单干，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的事认真负责。我也不好说哪个好，但这一件事使我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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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和各种各样的初次体验

现在的中国肯定和我在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里我想谈谈当时的中国人的性格及他们的人品。

我们在当地雇佣的叫阿妈的帮手不像日本人那样，给主人做所有的家事，扫地就只扫地，洗衣服就只洗衣眼，做饭则只做饭，都是分工式的，别的活完全不管。因为这和我们日本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初的时候，老是发生矛盾，常常因为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而发脾气。可对方不知道主人为什么会发火。像这样不能互相理解的事很多。

在那时的中国，当官的及富贵人家和一般老百姓是完全分离的。老百姓之间因为贫穷，所以互相帮助，横向联系很广。可是上一层的人和下一层的人则完全不通气，这是由于下层人被上层人看不起的原因。所以主人对当帮手的，除了吩咐干活和做饭外，不主动说话。日本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开始的时候不分是谁都主动开腔，逐渐就被大家瞧不起了。

因为日本人在中国有些趾高气扬，所以当我们去买东西时；中国人一认出是日本人，就向我们漫天要价，我们也不知道哪是高价，就买了回来。比如我花100元买回来的东西，雇工去买只需80元。因为他们都是贫苦人，所以就便宜。可那雇工去买几次以后，大家知道他是受日本人雇佣，就向他要高价。另外，和日本人不一样的是，雇工花了80元买到我花100元买到的东西，剩余20元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根本没有欺骗或损人肥己这样的认识，倒是认为这是靠自己的手腕和能力赚来的，是理所当然的。

有意思的是下面的实例：扫地的阿妈比如想要那家的瓶子，就先把瓶盖藏起来或拿回家，l年以后对主人说：“主人，这瓶子碍事怎么办？”主人说：“反正没有盖子也不能用，处理掉吧！”那阿妈说，“那我可以拿回家吗？”“可以。”于是这瓶子就成了她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有计划的。我因为独身，少一点东西倒也不在乎。我想有很多日本人因为没有经验，被这种方法弄走的东西一定不少。

另外，有些中国人没有柴火了，就到公园等地方去剥树皮，三四个月后那树枯死了，就砍倒拿回家当柴烧。不慌不忙地做长期准备。

日本人一般来说性急。对交给自己的任务，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早点干完干好。可是，中国的一般工人（苦力）不识字，只会照说的去做，不会灵活运用，也不知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好不容易语言通了，教给新的方法，他们还是只能按照以前的办法去做。因此，日本人忍不住就会打他们，可为什么挨打他们却不知道。按着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进度去做还让人发火，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不清楚。所以留下的只是恨。性急的日本人要想和中国人和和气气地在一起工作有多么的难，我可是真正体验到了。

在中国假货非常多。货币也得扔到地上听听是什么声音来判断。买东西时，比如一双运动鞋只说值多少钱是没人相信的，必须要把商标式样等全部讲出来，才能准确他说出价钱，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查到的，总之，看东西的眼光很准。

战争时期，通货膨胀很厉害，每个月物价都在上涨。日本人生活过于富裕，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种局面，而中国人则知道怎样才能合理地用钱，一个月的工资分成买粮食、油、糖、酱油、燃料、衣服等几部分，一拿到工资就把一个月的东西全部买回来，从各个方面费尽苦心地保护自己的生活。我因为是独身，没有这样做，可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日本人绞尽脑汁，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赶不上他们。说这是背后交易也行，生活的智慧也好，总而言之，这些事情他们知道得很多。

在中国人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具有很强的道德观的人们，一旦信赖某人，这种信赖就会持续一生，受过的恩一生也不会忘记。即使在日本战败、中国体制发生变化、两国关系有了逆转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为帮助过自己、视为朋友的日本人私下帮忙。

自从啤酒工厂变为酒精工厂，军部直接插手，所以规定的产量必须想法完成。因为工人都是中国人，如前所述，我们的意图贯彻不下去，军部老是催促快点出东西，当然士兵只是来传达上司的命令，现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老是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工人们。于是，我就采用了以前在这个厂负责传达德国人厂长命令的中国人头头教给我的方法，即在各个部门配置几个大学出来的中国人，让他们负责把我的意图传达给工人们，而我并不直接说什么。这个做法，在日本战败、所有事情都翻了个个儿的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如果我直接给工人下命令，他们却不能按我的意图行事的话，我可能会殴打他们。由于采用了这种做法，就不需这样做了，战败时，大家的怒火都不朝着我，而朝着各个部门头头的中国人发泄，我是被他们解救了。

我还有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当酒精生产不如意的时候，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去求公司的经营顾问帮忙。记得那人是奥地利人，是生产酒精的技师。他只是来这望指指点点，说应该这样做，应该用这种方法等，我们就得支付高额酬金给他，这对于信奉灭私奉公的我来说，当然是初次体验。我去接他，又去付钱，那时才知道日本没有这种制度，可在外国已有这样高收入的职业了。

幼年时代

大正二年（1913年)６月30日，我在神户市（长田区宫川阶）出生。父亲务农。因为父母身体健康，所以我生下来就很结实。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家里的第二个男孩子。大正五年又添了一个弟弟。

我家虽说是在神户市，但当时的神户，还不是今天这样的繁华都市，而且我家是住在离城区老远的郊外。我家周围是从大正九年（1920年）前后才开拓出来的。在那之前，这儿完全是一片田园风光，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四处游玩，长大成人的。不过，对五岁以前的情况，我几乎没有记忆，只记得附近有一座庙，就是神户的长田神社，祖父曾领我去那儿玩过一两次。

上小学以后，我有时在家门口的小河里玩水，有时在田地里跑来跑去，在山坡上捕蝴蝶，有时在神社的树丛中捉蝉，我和一帮小朋友们以大自然为伴，玩得很开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大人根本不让我到市中心区去看电影或下饭馆什么的。这也许就是我父亲的教育方针。在这一点上，我父亲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他生活非常简朴，一点儿也不讲排场。同时，父亲的工作非常忙，母亲也总是忙里忙外，他们似乎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照管孩子们，所以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就什么事都得自己去做。母亲有时也下地下活，不过主要是料理家务，照顾一家人的吃饭、穿衣等一切家庭琐事。母亲做这些事也总是那么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这些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母亲就是这样为我们操劳。但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男性吧。

不过，我的父母并不像现在做父母的那样溺爱和娇养孩子。从上小学时起，父母就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在那个时代，除极少数在城市生活的家庭外，也还没有带孩子到处玩的风气。孩子们放学以后，一般都是和附近的小朋友在街上玩捉迷藏、钓鱼、拾棕树籽儿、爬树、游泳等等。那时的自然风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小学三年级时，我到河里去玩水，陷进一个瀑潭一样的深坑望。我不太会游泳，怎么也出不来。我想，这下可淹死了！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位小朋友，我就拼命喊：“快拉我一把！”他把我拉出了深坑。其他小朋友拿着衣服在河边上走，正准备回家呢。如果当时河里没有那位小朋友，我也许就淹死了。这件事我终生难忘。这条河在长田神社旁边流过，所以叫“宫川”。现在这一带已成为神户市的中心市区，宫川仍畅流不息。”

从长田神社往北都是农田，几乎没有住户，只有一些老早以前的旧村落星星点点地点缀其间。那还是沾了大正九年（1920年）欧洲大战的光，神户一下子变得繁荣起来了，这一带也建起了一座座的房子。现在，这里有的地方变成京都近郊农民的停车场，有的空地盖起新的房子，面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而与现在相似的情况，早在大正九年到大正末年期间我就经历过了，那是通过父亲让我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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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我精神生活的根基

在父亲耕种稻田和旱田的时代，还根本没有机械，全都是人力作业，所以他总是起早贪黑，一天忙到晚。尤其到了收获季节，要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可以说是“披星戴月”式的苦干。农田离家有一里多地，每当拉晚时，我们就跟着母亲提上灯宠到离家六七百米的地方去按父亲。也许是夜深入静的缘故，拉庄稼的车传来嘎拉嘎拉的声音，渐渐由远及近。记得母亲见到父亲时总是问：“您累了吧？”

我家周围被全部开辟出来之后，父亲就不能象过去那样从事农业了。明治十二年出生的父亲，那时已有相当的年纪，家里也只剩下约一百二三十平方米的土地。父亲就在仅存的这块土地上开辟了菜园，用他掌握的种莱技术，从晚年到去世，一直在这块菜园里劳动。由于有长期积累的经验，父亲的种地技术堪称好手。

父亲生活简朴，孩子们从小就在这方面受到无言的熏陶，对自己要求很严，从来不乱花零钱，也从来不向大人要钱约朋友去玩，而是在步行能达到的范围内，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去爬山，有时带上盒饭，神气十足地去远游。我就是这祥度过了儿童时代。在当时那个时代，这样度过儿童时代是极平常的事。

其实，我的家当时并不是很穷。但是因为父亲年幼时日本这个国家本身是穷的，所以国民不得不过极其简朴的生活，从不奢侈。他自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也要求孩子们照这个样子生活。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热心鼓励孩子们上学，那个时代，能上到中学，就颇出人头地，被一般人看作是有相当学问的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上完小学就参加劳动，不然生活就没有着落，当时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的大哥上完京都大学的工业化学科，弟弟他是东京大学应用化学科毕业，我因为学习上不太行，进了峪阜县的高等农林学校农艺化学科。但父亲还是耐心劝我去上大学，我一直认为，在这一点上，父亲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每月工资50日元左右。我们兄弟三人的入学金和学费，有时一个月就得500多日元。即使这祥，父亲还是劝我们无论如何要去上学。父亲只有高等小学文化程度，自己亲身体验到上学少的苦衷，尤其经历了后面将提到的三年军队生活的辛酸，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孩子们像自己一样遭受这样的磨难。父亲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这些事，但是也许正是这些经历和想法，促使他形成非让我们上学不可的强烈愿望。因此，父亲热切地希望孩子们学好本事，并且让他们到最高学府去学习。把孩子们的事情时时刻刻挂在心头，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亲的深情厚爱。

父亲确实是位经过各种生活磨炼的人。在征兵制度下，作为健康的普通成年男子，从20岁开始，参军三年，接受了严酷的训练。我简单说一下明治三十三年父亲当兵时的军队生活。部队分二等兵、一等兵和上等兵三个等级。刚入伍时都是二等兵，同期入伍者称同年兵。到第三年时，要从众多的同年兵中挑选上等兵。父亲在同年兵中出类拔萃，担任负责挑选上等兵候补者的伍长职务，这正是他做出非常努力的结果。在军队里，首先要扛大枪，进行激烈训练，所以在体力上必须有信心。其次是进行学科考试。由于白天训练很苦，晚上已疲惫不堪，一上床就会马上入睡，但父亲要抽出睡眠时间学习，准备学科考试。当时的军营没有电灯，只点很小的油灯照明。即使油灯，一到时间，也全都要熄灭。父亲就偷偷到厕所去，借助那里的微弱灯光继续学习，据说冬天太冷，臂部和大腿常发生痉挛。他经过艰苦奋斗，各学科都取得了好成绩，第三年被提拔为上等兵选拔者。

在军队里，小队相当于一个班，中队相当于一个年级。我父亲的那个中队有三名选拔上等兵的人，岗位最高的是大尉，在学校来说就是教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另一位是助手级的士兵，中学毕业，第三位就是父亲，父亲高等小学没有毕业，就加入了这三个人的行列，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干好，并且能够靠坚强的意志胜任自己的工作。可以想象，在军队中做出这种努力，该是何等辛苦和多么不易，父亲就这样在军队拼搏了三年，完成了服役任务后复员回家。但是，日俄战争很快爆发了，一年后，他又应征赴前线。据说一起应征的中队军官们全都战死。在奉夭开战之前和辽阳战役结束前两个小时，父亲负伤被护送回国。父亲曾说，要是参加了奉天开战，恐怕也就不在人世了。真是死里逃生，也算是幸运吧！据说他在广岛医院住了一年多，由于身体底子好，在生死线上挣扎着，终于活了过来。

明治三十九年，父亲和我的母亲“良”结婚，按现在的说法，母亲那时才17岁。结婚后的情况已如前所述。父亲是一个能自己克服一切困难并战而胜之的人，如果我们男孩子们稍微发些牢骚，就会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但是他没有打过我们。军队是一个靠铁拳制裁人的地方，父亲在军队中是否打过人我们就没有听说过了。

我小学毕业以前，没有去过理发店。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时，父亲利用那十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乱剪一气，剪得长短不齐，还把我的头发揪来揪去，我要一喊疼还训斥我。父亲为什么发火呢？在父亲看来，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这点事都经受不住，还会有什么出息呢？父亲大概就是因此而气得不得了吧！我们要是有点吃不了苦的表现，父亲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觉得父亲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年轻时养成的处处整洁、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了一生。比如，从最不值钱的小东西到最贵重的物品，都分开档次有条不紊地保管着，到用时随手可取。他把东西总是放在最适当的地方，保持最佳状态，这真是一个好习惯。父亲93岁故世，临终前头脑异常清醒。这一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息。

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些无言的教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成为我精神之根基。我今天之所以能做点事情，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父亲的所做所为及其精神境界，自己想试着做一做，看到底能接近到什么地步；二是以从遇到过的优秀人物和尊敬的恩师那里受到的教诲为借鉴，根据自己的情况反复思考，今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我一直遵循着这两点，来支配着自己的行动。我认为，人活着，除了绝对必要的东西以外，一切都可以舍弃，一生无所求，只要生命不息。这祥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朝着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必反悔，同时也不因悔恨而烦恼。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好与坏均由自己判断。就是说，当你判断出应该怎样作或不该怎样作之后，认为好的就去做，不好的，无论别人怎样要求都绝对不做。不管对方是上司，还是总理大臣，是总公司经理，还是分公司经理，他做得好就赞而许之，做得不好就弃而远之。不管职务、地位高低，也不分年龄、性别和国别，一切根据好或坏的确切判断来考虑问题。对别人有什么想法，就坦率他说出来。我就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处世态度生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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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祖父母

前面我曾稍微提到过母亲，下面我再描述一下我所记忆的母亲的日常形象。

她夏天五时起床，冬天六时起床，然后用开水洗脸。接着是跪拜四方和到邻近神社去祈祷。这就是母亲一天的开始。去神社时带上一点米，供在神社的“赛钱箱”前。回家后再面向家中的神龛和佛坛合掌朝拜，然后开始干活。就我所知，这种日程安排一生都没有间断过。也许因为有事间断过一两次，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直到现在都是早晨五点醒来，这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

我从末听母亲抱怨过。人总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母亲从来没有用语言流露过，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听说母亲上小学时成绩非常出色。我的哥哥和弟弟都很聪明，都顺利地读到大学毕业，我想这是继承了母亲的血统。只有我勉强读完专科学校，大概是母亲的血统没有传给我吧！

上小学时，我总是跑500米路回家吃午饭。母亲每天都把饭给我准备好。炒的菜几乎都是素菜，闻起来一股菜味，一点肉腥味也没有。不过，我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好吃不好吃，反正不想吃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好在我身体结实，肚子饿了吃起来就香，总是吃得饱饱的，然后便跑回学校。

每逢我生日或升入新的学校时，虽说不算祝贺，但母亲也给我改善一下，买一些诸如干乌贼片、鱼什么的平时饭桌上见不到的东西做给我吃。在新年、纪元节和天长节（天皇诞辰）时，因为学校要举行仪式，所以也总给我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母亲就是这样以十二分的慈爱之心来对待孩子。当然，因为家务繁忙，不能像今天的母亲这样照顾得周到，所以从来没有带我们出去玩或者买点什么。不过，母亲的这种对待孩子的态度，事后回顾起来看，作为当时的女性，而且处在我们家的环境之中，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法。这是一种不表露于外的深沉的爱。每当忆及于此，我心里都充满一股暖流。

在小学一年级以前，我一直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大正九年，发生世界性流行性感冒，祖父患流感去世。当时还是土葬，所以抬到墓地用土埋掉。我当时在场，记得还难过得直掉眼泪。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情景给孩子的心灵以冲动，我不太清楚。不过事后想来，也许是作为男性对同性之死的一种感伤。祖母也是那一年患流感，随祖父之后去世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对当时的情景我几乎没有一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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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时代

我家的后面有一座山，名叫鹰取山，我早晨起床早，常到这山上去玩。小学时代我唯一的盼望是有时领到一点零花钱。我用这钱去买点零食吃，有时买块糖，有时买个蒸熟的山芋，就只能买这类东西。整个国家穷，所以家庭也贫困。一般都是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去当童工或看孩子，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兄弟相比之下可以说是幸运的了。在这以前的德川时代，常常溺婴，就是实行所谓的“隔胎扶养”，因为家里穷，连孩子都养不起。到了明治和大正时期，历史进入新的时代，但我小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几乎所有的人从儿童时代起，一家人就不能在一起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忍受着贫困生活的熬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正因为这种贫困生活，培养了人们的坚强性格，能够经受得起艰苦和贫困的折磨。

话再说回来。我家的家庭教育是以节约简朴为宗旨的。饭菜以素为主，大约一个月吃一次肉，因为人口多，分到每个人头上就很少了。即使这祥，只要身体健康，我的饭量就很大，每顿吃五六碗，菜都是父亲种的新鲜蔬菜，没有肉也能吃很多。对于新鲜蔬菜的优点，我是离开家以后才知道的。在家时因为整天吃的都是新鲜蔬菜，所以就认为蔬菜都是这个样子，住进学校宿舍以后，才明白蔬菜新鲜与否大不一样。新鲜蔬菜吸收了大地的地力，我认为我的体力和精力好，是得益于新鲜蔬菜。同时，我生长在神户，虽说不常吃鱼，有时也能尝到鲜鱼的美味，这也是我到歧阜以后才知道的。我还是知道得太少呀。

我就读的小学是神户市长田寻常小学。低年级时，班里分成小组，玩“捉鬼”游戏，哪组要是把另一组的人都捉住，装鬼的就互相调换。我在这种游戏中，总是留在最后被抓住的一两个人中，一大群孩子追来追去也追不上我。还有一种游戏，以帽子正反戴为标志，把人分成敌我双方，互相攻打对方。男生组玩这种游戏时，有一个男孩子玩得十分出色，他个子很高，体力也好，堪称第一名。第二名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就是我。另一个人后来升入名古屋高等商业学校，在800米游泳比赛中创县里最快记录，是我的一位好伙伴。

六年级时，大概是大正十五年，我到京都去做“修学旅行”，当日返回。早晨4点在学校集合，乘慢车两三个小时到京都。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一直步行到东山。现在回忆起来，恐怕是从清水寺到平安神宫附近。在什么地方吃的饭记不起来了，晚上七八点又乘慢车卡答卡答摇摇晃晃地回到神户。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旅行。

进入中学（泷川中学）以后，我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即使到暑假，也不敢设想向父亲要些零用钱去玩，或外出去做外宿旅行。那时，中学没有“修学旅行”，只记得有一次翻过比壑山到坂本去过，当然也是当天往返。学校在神户，所以步行上学。

课间十分钟休息时间和午休时，我有时也玩软式棒球，但我比较喜欢单杠。十分钟休息时间，也在单杠上随便做两三次各种各样的运动。学校有运动部，不过剑道部、柔道部等，都被高年级学生把持着，我不想进去，器械体操的俱乐部又没有，所以我想练什么就练什么。现在说起来极简单，两手握杆，曲体，向上翻，就是这个动作，当时也只有两三个人会做。四年级时有一天，先生可能是想试试我的技巧如何，给我出了个考题，对我说：“你在单杠上做一个动作我看看，做什么都可以。”在单杠上做动作一般人都很吃力，但我还能玩几手，我想：“做什么好呢？还是做一个我最拿手的吧！”于是我双手握杆，身体下垂，前后摆动了二、三次，借助摆动的作用力，身体往上一翻，一下子跨上单杠，做得非常漂亮。老师看了大为吃惊。在我升学的申请表上好象还写上了我单杠做的不错之类的褒词。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升学考试时，负责录取的老师问我：“你单杠做得不错吧！”我说：“哪里！不怎么样。”老师说：“这上面是这祥写的呀！”

三年级以前，我学习不太用功，贪玩。虽说是玩，当然不花钱，只是活动身体之类的办法。

我家附近有一家茶馆，那里放一个乒乓球台，星期日和暑假时，我四点起床去玩乒乓球。家里不给我买乒乓球拍，我就借朋友放在茶馆里的旧球拍用。乒乓球一角钱一个，但也没钱买，我就鼓动朋友去买，然后两个人一起玩。从早晨4点一直玩到8点，连早饭都不吃，当然肚子很饿。早晨那个茶馆卖炖豆腐之类的东西，一起打球的伙伴吃得很香，我买不起，只好强忍着。如果是大人，还能忍得住，但是对孩子来说，这真叫人受不了，必须用坚强的理性去战胜欲望。如果我向父亲诉苦，张口要些钱，父亲也许会给找，但我当时一直认为父亲可能会拒绝我。父亲经受过军队生活的严酷磨炼和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总是教育我们绝对不要乱花钱和挥霍东西。吃过饭以后，虽然肚子很饱，但我有时还非常想吃点别的东西。我上中学以后，才第一次吃到蛋糕，当时我心想，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总起来说，中学时代的我是很守本分的，挑皮任性的事一概没有干过。男孩子有结帮拉伙的习惯，有的人约朋友出去玩，追逐女性，吸烟什么的，这祥的男孩子有是有，但我的朋友中没有这样的人。休息时间总是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譬如读一读英语课本，谈一些与学习有关的话题，互相帮助，心情非常愉快。那时候，全班同学都相处得很好，老实待重的同学居多。

中学时代的同学，一般都是四年级以后开始认真学习，五年级以后开始动真格的。“好，这回我可要比试一下了！”大家怀着这种心情，希望把成绩突击上去。同学们是这种风气，我也不能孤立于这种风气之外，自然加入到同学们的行列之中。不过，在花钱方面，我一直严格，限制着自己。除下雨和生病之外，上学时我往返都是步行。有一天早晨，我没有带伞，出门后路上遇到大雨，淋了个“落汤鸡”，浑身透湿地进了教室，一直穿着湿衣服听课。到第二节课时，衣服干了大半；到第三节课，基本上都千了。我身体素质好，所以没有感冒，即使是冬天，我也只穿一件棉布制服，内套一件衬衫。特别冷的日子，也冻得发抖，浑身起鸡皮疙瘩，但也没有冻出大毛病来。

关于因病请假，我在四年级时，因怀疑肺炎休假三周，五年级时因感冒休假一周，这也许是因为自恃身体健康平时不注意造成的。我的身体虽说不是十分健壮，但也无病弱之苦。后来升入更高一级学校，于昭和八年到中国东北旅行（后面叙述）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正值暑假，又到神户的海边去游泳。由于这些原因，引起腹部生病，休息了大约一个月。上学时因病休假就上面这么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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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门学校

昭和六年，我升入歧阜高等农林学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过集体宿舍生活。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和父母一起到外面去过。这次父亲却一直把我送到宿舍，实在令人高兴。这佯的事情我做梦也没有想过，即使想让父亲送也没有说过。可见严父也有爱子之心。从歧阜步行到犬山，父亲一直送我到宿舍，到晚上才回家。这是我住进宿舍时的第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此后我度过了三年的寄宿生活。

学校位于歧阜和犬山之间，就是现在的各务原市，当时叫那加村。那时，学校座落在一片农田之中，向东望去，可以星星点点地看到一些房屋，其余全是桑田和旱田，一片农村景象。

宿舍里每屋住两个人，我和新泄县高田来的藤松同学住在一起。他是滑雪选手，很自然地就听他讲起滑雪的事，觉得很有意思，心想：“我也要去试一试！”这便是我后来亲身去尝试滑雪的动机。

暑假到了，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我也漫不经心地回家了，并不觉得怎么特别的高兴。我倒不是不愿意回家，不过，对与家人团聚、与双亲久别重逢之类的事，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感觉，这也许是我从小养成的一种性格吧！因为我早就习惯于一个人过独立的生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自立生活”。当然，父母还是早就盼我回家。回家以后，我同相聚在一起的兄弟们下围棋、象棋和打麻将等。我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并不是特别孤僻。我几乎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校也和同学们一起玩对抗性很强的棒球和橄榄球，有时也作为球队选手出场比赛。学校是农林学校，有农学部，学习花卉园艺的同学常常搞实习，也有温室。值得高兴的是，那里一年四季鲜花开放。农园和庭园也都有专家管理，所以整理得非常漂亮。在长满野草的庭院里一躺，一面欣赏着周围的田园风光，一面和同学们聊夭，心情真是惬意极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令人陶醉的话说起来没完。课间时我们总是躺在那里闹聊。

花卉园艺专业的同学种了很多花。名义上是买花，实际上交一角钱可以随便拿，拿多少都行，即使不声不响地“白拿”也没人管。农场种的西瓜物美价廉，小卖部随时都备有新鲜牛奶，三分钱就可以买一杯，那牛奶特有的新鲜香味是现在的牛奶里所没有的，打开盖一口气喝下去，喝几杯都洋溢着一股香味。现在的食品都经过加工，充满着添加物，我真羡慕那时食品的原色原味。

三年级时，我到东京去参观工厂，这同时也是修学旅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修学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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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中学时代常常有班会，别人常劝我参加，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这样做的恐怕就我一个人吧！有的同学问我：“你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呢？”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完全陷在那里面，互相扯来扯去是浪费时间。那种场合的话题大体上是固定的，无非是家庭琐事、儿女情长、朋友之间的消息等等。对于这些，我既没有兴趣去听，也懒得让别人去问，更不想向别人去打听些什么。我觉得做这些事会妨碍自己的进步，起到消磨意志的作用。我如果向同学说这些，他们会说我自命不凡，所以不向他们说我缺席的理由。尤其是在京都开班会时，同学们劝我出席，我一概未予理睬，总是缺席。如果是女孩子，遇到这种机会，我想她会去的。本来，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对一个人生活，既不反感，也不感到寂寞。因为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观察父母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做饭、烧火、砍柴，我什么都会。在那不能依靠电器做饭的时代，人们千方百计安排生活，一直过得很好。比如在用大土灶做饭时，火候大小和燃烧时间等的要领，燃烧的木柴尽量在没有燃尽之前用水浇灭，使之成炭，以便生炉子时做引火用，如此等等的生活琐事，过去的人一直是这样做过来的。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很悠然。给客人沏茶，如果没有开水，就生起火炉临时烧开水，主人、客人都从容不迫。人们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习以为常了。

点心之类的东西我们当然没有，也没法拿来待客。有时家里做一些米饭团之类的东西，已是上等伙食，非常好吃，我高兴得不得了。添一件新衣服和学习用具，一般都要等到过年过节时才给我买，我整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连做梦都想着这一天。今天想起来，人生之乐趣莫过于“期待”二字，那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喜悦。儿童时代的这种心境，长大成人之后就很难回味了。

用父亲从山上砍来的杂木劈成木柴，在冬天最冷时取暖。我在劈柴方面也是把好手。把劈好的木柴堆起来，我们围着木柴堆玩各种游戏，也很有意思。孩子们开动脑筋，想出一个又一个点子，不花钱就可以玩各种游戏，非常有趣。例如捉迷藏、踢磐、弹玻璃球、翻纸片等等。再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利用买来的俸球手套，兄弟俩互相玩投球。我渐渐成了一个棋迷，每到夏天就到人多的地方去下象棋。我在孩子们中间棋艺最好，过路的商人等常常向我挑战：“咱们俩来一盘！”我也常常赢他们，当时高兴的情景至今难忘。

一到星期日，我常打乒乓球或者爬山。神户的人离山近，所以喜欢登山，也有登山俱乐部。不只是登上去就完事，还在山上聚在一起玩套圈，这是一种带有西方味的洋游戏。明治、大正时代以来，神户就已经住有外国人，因此，这种新鲜游戏传进来比别的地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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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语的憧憬

神户这个地方，很早就住有很多外国人。我家所在地是农村，但平安时代平清盛所建都城“福原”就在附近，我家正处在福原郊外的位置。商社在市中心，但在市中心工作的外国人大部住在这一带。我父亲去种地的途中，就有一家名叫“富莱齐”的住户。那是一座漂亮的洋楼，里面住着一家法国人，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孩子们用日语和外国语两种语言说话。我分不清那外国语是英语还是德语，但我从小就常见外国人，所以进中学以后，我就总想试着用英语说话。

中学三年级时，我就能从家里领到一些电车费之类的零花钱，常到港口去玩。神户的元町是唯一的一条繁华街，从一丁目步行到六丁目，可以见到很多外国水兵。我当时想，港口到底是什么样，我真想去看看。我去一看，一条大船正停在那里。我感到既新鲜又好玩，于是鼓足勇气上了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船上转了一圈。当时，我由衷地想：“啊”要是我能用英语讲话该多好呀！”

有一天，也是中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条两万吨级的法国船进了港。我只会那么一两个英语单词，但我还是上到船上搭讪起来。对方给我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在对答之中，我胆子渐渐大起来，用我仅仅记得的几个单词，试着说了一些极简单的话。经过交谈，我好像记得对方是荷兰人或比利时人，他说他会用五国语言说话，我听了以后着实大吃一惊。我想，我们也许一辈子只会说一国话，这个人究竟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头脑呢？--这个疑问后来我倒是明白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到船舱里面去转。那里面有漂亮的食堂，有穿着高级衣服的女招待。船上的什么东西看起来都那么新颖，令人惊叹不已。当时我想，会用英语说话该多好呀！我像做梦一样憧憬着学会英语。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能用英语说话，我哥哥在神户三中学习，那里有外国教师教英语，所以我一直想，自己升人中学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但我的学校由于经费的关系没有请外国教师，因此错过了学英语的机会。不过，我渴望学习英语的心情一点也没有变，一直持续到毕业。

当时会说英语的人，一般都是大公司的职员，神户在这类商社工作的人较多。但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会英语的。我没有去过横滨，不了解那的情况。当时的京都，到处都是寺院，是一个纯日本风气的城市，也没有遇到外国人。但在神户外国人随处可见，有很多外国气味很浓的场所，看起来很新鲜，使我们大开眼界。

昭和二三年以后，我每星期六都到外国人专用的游乐场所去玩，进行檄榄球或蓝球比赛。有时外国的女孩子也来玩。我喜欢到有外国人的地方去，坐在他们中间，即使听不懂，也边看边听他们用英语为球队加油。听懂的只有“加油，神户！”“加油，横滨！”之类的话。我有时也用非常不地道的英语试着说两句。我一直怀有这种愿望，梦想有朝一日能用英语会话，通过同这些人的交流，更激发了我学英语的兴趣，头脑充满了能够熟练地掌握英语的幻想。

升人高一级学校之后，因这是一座传授农业知识的专门学校，课程主要是化学和实验，没有时间学英语。只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每周用两个小时学习与农业有关的英语，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教过。那里和神户不一样，看不到外国人。学校在岐阜，一到夏天，只有一天举行由天皇主持的鱼鹰表演观摩，届时外国的大使、公使都应聘前来观看，但这些人是不能接近的。偶尔去教会时也能看到外国人，但我不是基督教徒，不能经常去教会。所以我一边练习打网球，一边锲而不舍地把这一希望一直持续下去。这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后来，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公司的关系，我去了上海。到上海以后，我更切身感到，工作上离不开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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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

前面已有所涉及，在学校寄宿时，和我同室的藤松是一名滑雪选手。我受他的影响，那年寒假，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滑雪。昭和六年，那时滑雪之类的运动，尤其是在没有雪的地方，根本没有人从事这项运动。当时，还很少有人肩上扛着滑雪板。我没有钱买滑雪板，便把父母好几次给我的钱节约下来，好不容易才买了一付。因为是寒假，家里来信要我回家过年，我不太想回家，也没有给家里回信，我就决定和登山部的同学们到学校的滑雪场山屋去，这小屋位于飞郸高山的乘鞍和御岳之间。

我把毛毯、粮食、铁丝网蓖、刀子等等，不管有用没有用，装满了一背袋，背起来沉甸甸的。凭着18岁的棒身体，于12月25日出发了。昭和九年，飞郸山线修通，火车可以直接开到高山，但当时是昭和六年，火车只通到飞郸秋原，从秋原乘公共汽车到小权，然后在准备攀登的山脚下农民家的院墙附近休息，天寒地冷，吃的也是凉饭，一点钟左右又背起重重的背包攀登山路。我当时是一年级，跟在二三年级同学的后面，一切都是初次体验。

大约走了7个小时，到晚上8点左右才到山顶。刺骨的寒风从下面嗖嗖地往上吹，夹杂着雪片。我心里有些嘀咕：“糟了！我还真没有走过这种地方，要是回家就好了！”我有些后侮，但也毫无办法。大家都在往前走，我也只好跟着走。快到目的地小屋时，脚下的积雪越来越厚，越来越深。背的行李又重，一脚踩下去，全都陷进雪中，一只脚好容易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了进去。我说：“我不想走了，随你的便去吧！”我真泄气了，可是高年级同学大声训斥我：“坚持到底！”好在还只有最后一百多米，我像爬一样地前进着，好容易看到了小屋，精神也恢复了一些。有一个人作为先头部队走在前面点着了灯笼，大伙围在灯笼周围吃晚饭。

那是一间小茅革屋，破破烂烂，零下20度左右，门都关不严，到处透风，当然没有电灯。那天先遣队给我们做了饭，大块的肉和蔬菜，加上酱汤等等，煮了一锅。值班炊事由高年级同学担任，他们提前一小时结束滑雪，回到小屋做饭。

从上山的第二天开始，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滑雪，同学们教给我如何穿滑雪板，然后说：“好，现在开始登山！”我是第一次穿滑雪板，开始怎么也不会走路。如果我慢慢腾腾，就会把我一个人拉在后面，所以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往上爬，连滚带爬，终于上到20米高的地方。我心里想：“这回我可要往下滑了！”正想着，山岳部的三年级同学过来教我：“就这样往右转。”我照他教的去做，果然学会了。我刚松了一口气，又有人喊：“快！从这儿往下滑！”我害怕得不得了，说：“这么滑，我不敢！”“你说什么！”我的屁股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只好又滑了。好在年轻，硬着头皮干吧，刚一滑就倒下了，因为当时心里很害怕。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尽管害怕，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滑了下去。这样上下反复了两三次，过了一会儿，总算不再摔倒，能滑了。我很高兴，想休息一会儿。没等喘气儿，又有人喊：“喂！快往下滑！”这次是从高处往下一直滑50米左右。我能行吗？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如果不滑又要挨训，只好跟在别人的后面滑，可还是摔跤。就这样，摔倒过两次，才好容易滑到下面去。接着又往上爬，虽然不像第一次爬时那么费劲，但还是累得汗流侠背，依靠滑雪专用手杖，一步一步拼命往上攀。爬几步滑下来，再爬几步又滑下来，我一面观察周围同学的做法，一面吃力地爬，最后终于爬上去了。这样往返了两三次，然后改变方向，向东20米，向南50米，有时达到将近100米，按照同学的口令，根据前面学过的要领，又滑了一阵子。

滑了一会儿之后，由开始全然不会得到后来能滑10米、20米左右。于是，我越得越上瘾，觉得很好玩，就拚命开始一个人滑，我乘兴滑了起来，突然滑进一个坑，滑雪板的尖给折断了，我扫兴地返回原地，心想：“这下完了！”可是，同学们马上拿来一条铁片，把折的地方包起来，又钉上很多钉子。这副滑雪板我一直用到12月30日，整整用了5天，3l日带回神户。

别的同学留下来继续往山里走。我因为是瞒着家里人偷偷来的，便决定一个人提前回去。进山以后，我给家里写过信，但信走得很慢，我到家后信才收到。

下山和上山走的不是一条路。我本想沿着上山时的路回去，可是不好找，同学们指给我一条容易辨认的路。为防止火山蔓延，伐掉山上一部分森林，叫做“防火道”。穿过这条防火道有一条通往村庄的小路。同学们穿着滑雪板把我送到半路，还教给我往下滑时怎样才能停住。走了一会儿，遇到一座船底形状的桥，上下这座桥时心里很害怕，一咬牙还是过去了。过桥以后是一条直路，再没有岔道。我和同学们在这里分手，然后一个人往前走。穿着滑雪鞋，扛着雪板，在山林中需要走两个多小时。途中，大约走了30分钟时，遇到一个正在上树的樵夫，我问他：“老大爷，从这里一直走能到村里去吗？”他回答说：“噢！可以。”不知怎的，我总想和人多交谈一会儿，大概和他闲聊了一两分种，然后又一个人下山了。快到村子时，已基本上是平原了，有时能看到人影在走动，但遇到的都是男人。走了一会儿，突然遇到一个背着筐向山上走来的本地姑娘。在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到对人世的怀恋和女性之美。那姑娘也并不十分漂亮，她向我遣了声“你好！”仅此一句话，女人的可爱和亲切就给我留下一种新鲜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的强烈印象，在以后遇到的任何女性中都没有感受到过。当时日本山区的人们都极为纯朴，心地善良。尤其是女性，其本能的爱，都是直截了当、不加修饰地流露出来。其亲切之感也许正缘于此吧！我一直活到今天这样的时代，但对那样的女性，仍然怀有深深的眷恋。

第一个向我谈起滑雪乐趣的那位同室朋友藤松，没有参加这次滑雪活动。他人很聪明，是免试推荐入学的，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听说自杀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时，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我都从来没有想过，我不记得他是否和我谈过这方面的事，但是，是他使我穿起了滑雪鞋，唯独这件事，使他成为我难忘的朋友。以后每当滑雪时，我总要想起他。

话再说回来，滑雪这类活动，一旦入了门，上了瘾，便一发而不可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痛痛快快地滑起来了。那一年我们去的地方，大概是小坂村的枥洞，村里的人夏天把打好的木柴送到小屋，小屋所在地在御岳和乘鞍之间，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雪。那里不仅是白皑皑一片的银色世界，而且，睛空的皎洁，御岳、乘鞍的白雪被夕阳映得通红，这些情景都是我第一次看到，深深被大自然的美妙所吸引。

在那里做饭，要把雪化成水装在水桶里备用，或者直接把雪放进锅里化开使用。搬运雪块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且好多雪才能化少量的水，所以，对水要非常节省地用。没有厕所，挖个雪坑把大便埋掉便可以了。那时正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是酒是泪还是恼人的叹息。”我们没有带收音机，大家为了提起精神解除疲劳，就唱这首歌。我们从大铁桶里取出木柴，填满炉子，晚上10点左右睡觉。夜里3点左右炉火变弱，加之冷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冷极了，好象脸冻僵了。有时穿着滑雪服盖上毛毯再蒙上头睡，这样，就又捂出一身汗。好在身体正棒，没有得过感冒。我们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大家的手表走得也不一样，因为谁也没有带好手表，有时又忘了上弦，因此，不知道准确时间，只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判断大体的时间。

这样的生活过了5天，充分享受了滑雪的乐趣。开始滑时我还很害怕，可是到回家时我甚至产生了这种心情：像这佯好玩的机会今后恐怕没有了吧！

回到家里以后，因为正在过年，所以常和兄弟、亲戚们玩麻将。玩的是老式的二千点麻将。昭和六年那时候，玩这种麻将的人已很少了，但由于神户的中国人很多，所以我在昭和四年还会玩。以后就不玩了。第二年，二年级时的冬天，我和山岳部的同学们一起到雾峰，雾峰滑雪场是在昭和七年开办的，设备不像今天这样好。从上僻访到雾峰途中有一个名叫XX新田的村庄（名字记不清了），我们住在那里，从那里往上走4公里坡道，就到雾峰滑雪场。也许是长野县这个地方传统文化比较先进，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央，村里青年团的男女青年都集中到这一家来，同我们一起边交谈边玩。晚上我们和这家的人团聚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这里是学校为我们联系好的宿营地，我们亲身体会到农村和山村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发自内心的亲切之情。在这样的山村，浴池和厕所都有，只是离住家远一些。

那时，我还去寥科湖滑过冰。滑冰场周长500米，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滑冰鞋。由于有滑雪的经验，所以没有摔几跤就能基本上保持平衡，弯着腰向前滑一点，但是滑不起来，只能往前挪动。尽管如此，我总算尝到了滑冰的滋味，而且能掌握如何保持住身体的平衡。

关于滑雪的事，作了如上的赘述。现在，交通方便，滑雪用具和携带物品都很高级，且到处都可以买到，自己可以开上车，装上滑雪用具，带上家属，尽情地到山上去玩。在这样一个时代，追忆一下过去的状况，颇有昔非今比之感慨，为了让现代的人知道一点过去的情况，故作了如上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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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出国

这是昭和八年7月即我上三年级时的事。昭和二年，日本军部组建了所谓的“满洲国”以后，计划在日本全国募集优秀学生，为“满洲国”培养高级官僚，以备将来录用。为此，让全国专门学校以上的所有学生，农科、工科、理科更不例外，到满洲至热河一带去旅行，以便为实施上述计划打好基础。我也想应召参加这次旅行，但如果事先告诉家里人，家里必然反对，所以我先把自己用的滑雪板等物品卖掉，凑够费用，然后再明确通知家里。因为军部有补助，所以费用不多就在中国东北转了一圈。从大连到旅顺、奉天（沈阳）、四平、齐齐哈尔、北安镇、哈尔滨、新京（长春）、吉林、罗津、清津，最后从朝鲜半岛回国，整旅行了一个月。其间在奉天逗留一周，在新京逗留四五天，进行了基础学习，其余时间都是到处旅行。因为不是观光旅行，所以不是住在旅馆。当时是夏季，一直睡在学校教室的地板上，一个月只有一个晚上是睡在日本式房间里。

随后，昭和九年，日本军部建立了培养“满洲国”高级军官的学校。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日本全国专门学校以上、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经考试合格的学生。校名叫“满洲国大同学院”。毕业后作为高级官吏派往中国东北各地。基础训练第一届学生，就是按照这个顺序从这个学校首先产生的。昭和八年，我去中国东北旅行时，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的“满洲国”是军部一手制造的傀儡帝国，所以一切都由军部策划、实行，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开战。我所在的班级也有一个人考试合格，从学院毕业后，直接获得了县副知事的宝座，战败后当然一切都归于零，他以后的消息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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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三年与我所尊敬的老师

回顾这三年来”的主要事情，一年级时，初次尝试滑雪；二年级时，又去滑雪；到三年级时，利用军部费用，第一次去海外旅行。除此以外，我没有和别人到远处去旅行过。平时住在宿舍，有时在校园打网球，一直打到天黑。其余时间大部在化学实验室做实验。在近处旅行，多半是在犬山城周围一带做不花钱的散步或游玩，从来不花钱在外面吃饭。有的同学常去咖啡店，那种地方三年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三年级时，我搬出宿舍，到租的房子里去住。那座房子附近住着七八位教授。离我的住处大约有一公里，步行走10分种，住着一位我最尊敬的老师，名叫铃木荣太郎。他从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东京大学英文科，是日本农村社会学的创始人，在学校教英语、德语和伦理学。铃木先生右手没有手指，他死后我听他夫人说，他三岁时，手里拿的以可燃性合成树脂为原料做的玩具着了火，手严重烧伤，最后把手指锯掉了，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听说先生小的时候，总是设法把右手藏起来。但是，从小学六年级或者中学毕业时，他就大着胆子把手露出来，不再藏着了。

铃木先生在人格、学识和为人处世方面都很杰出。先生身体不太好，但在坐电车时，总是最后一个上车，上车后站在车窗边眼睛望着窗外，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别人给他让座。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格高尚的人。我和先生第一次接触是在上伦理课的时候。先生充满热情讲述的人生哲理，铿锵有声，句句震撼着我的心灵。我想，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当我知道我租的住处离先生家很近以后，我就常去玩。先生爱下围棋，我也会一点儿，所以我到先生家时，常下围棋。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仍使我深感不安，这就是：他夫人生孩子后还不满一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和先生下棋一直下到12点，夫人生孩子一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先生那天晚上一边微笑着和我下棋，一边和我聊天，与平时毫无两样。我心眼直，只不过是先生很喜欢的一个学生，先生却如此地宽容，这使我益加尊敬先生。那以后，我也常去打搅先生，下围棋，或者向他请教钓鱼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怎么无知的问题，即使是毫无意义的无聊的问题，先生也讲解得津津有味，充满着哲理。与学问有关的问题，先生更是耐心地给我讲授，这种耐心不是多余的重复，而是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表述出来。

有时，我向先生提一些很不礼貌的问题。先生是英语和德语教师，书架上陈列着很多外文书，先生又是农村社会学的泰斗。对这样一位先生，我突然问了一个不近情理的问题：“先生能用英语说话吗？”现在想起来，我生长在神户，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多，如前所述，用英语说话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所以我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先生没有马上回答是会还是不会。后来，先生是用如下方式回答我的。

在我尚未认识先生以前，一位也研究农村社会学的美国知名学者来岐阜，据别处的一位先生说，美国学者来岐阜的目的是拜访铃木先生。当时，铃木先生正带领自己的学生从郡上八幡到山里的农村去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因为是外国人到这样的小地方来访问，所以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蓝眼睛的外国人，觉得很新奇。铃木先生领他参观鱼鹰饲养场，他们俩分乘的两条舢板靠在一起，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交谈。铃木先生对我说：“美国人说英语，速度可真快！”这就是先生对我的回答。先生的回答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我感到非常惭愧。

有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当时担任部长的老师在火车站遇到我，我们一道回家。路上，这位老师对我说：“铃木先生可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如果我一个人认为铃木先生好，也许难免带有个人好恶之嫌，而第三者，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也说这样的话，这使我更加敬佩铃木先生。

毕业后，我即将回家时，先生对我说：“请到我家吃顿饭吧！”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才好，就那样不辞而别地回家了。后来，我的母校岐阜高等农林学校的人学考场设在神户大学。铃木先生也是当时的考官之一，铃木先生见到了我，说：“那天你怎么没有到我家来呢？”并且告诉我，他夫人为我做好了饭一直等着我。我深悔自己不识事理。铃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品质高尚、待人亲切的先生，使我终生难忘。

直到现在，每当我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时，我总是早早地起床，在内心里试问先生。这也是养成我早起的原因之一。有时我想，这个问题先生可能会这样回答我，有时我也不知道会得到先生怎样的回答。可是，为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一步一步像爬坡一样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永不停步，哪怕是些许进步，每天都要前进一步，终生都应这祥坚持下去。我总是从先生的谆谆教导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做法去身体力行，即使一时做不到，也会自然地产生出无限的勇气。铃木先生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恩师，是难得的相识。

另外一位使我尊敬的老师是教物理学的蜷川睦之助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容易接近的老师，谁去拜访他都是笑脸相迎，对学生也是欣然、热情的接待。他的夫人也和他一样人品很高尚。铃木先生的家我是常来常往，蜷川先生的家我只是偶尔去玩玩。但从蜷川先生处所受的薰陶也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精神食粮。

还有另外两个这样优秀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受益匪浅。进入这个学校以后，我在这些方面得到的收获比学得的书本知识更宝贵。如果不是遇到这些先生，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如果没有这些先生的教导，我的进步程度会更低。

这好比走路，要说快的话，自行车比步行快，汽车比自行车快。先生好比给了我自行车乃至汽车，确实比步行要快，而且是用自己的脚去蹬，用自己的手去操纵方向盘，可以自由地往前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自己如果能经常用准确的、锐利的目光，就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行中捕捉住发光的、美好的部分，我认为这是使我自己不断前进的关键之所在。当然不能说这就是我前进的唯一动力。我喜欢倾听长辈人的话，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信念和处世方法。我从父亲那里就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假如父亲活到现在，我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东西。遗憾的是，我年轻时没有做到这一步，未能抓住更多的机会。好比中学时代读书，只能用中学生的水平掌握书中的内容，而大学毕业以后，则可以用大学毕业生的水平掌握更多的知识，二者有所不同。先辈们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不要认为他们的话“高不可攀”，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体味，想一想能不能把它掌握，把其中有益的部分变成自己的东西。有这种觉悟的人和没有这种觉悟的人，其差别是非常大的。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时，都会想到这些全是受惠于铃木荣太郎先生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