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绅士”战争说起 -- 博扬
家园 【原创】从“绅士”战争说起 博扬曾在某军事教研室客串过几天教头的角色，正巧最近整理硬盘，翻出一些当初作讲座的材料，乘着最近能下河了，尽可能多凑合几贴出来以“招砖”只用
从“绅士”战争说起（这是一次讲座中的一篇讲稿）
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想到，在中国上古时代直至早期奴隶社会，虽然那时相对现在而言多少还算是尚未开化，但在战场上，那时的战斗却显得较现代文明间的厮杀要“文明”的多，大家找块地方拉开阵势，对冲一番，气势被压倒的一方便败退下来，这就算完了，期间死伤的比例和参加人数比并不算大。某种程度上说那非常的“仪式化”，更像是一场比较危险的大型体育比赛——如果是在古代欧洲，交战两方还真的必须要请一位裁判来确认战斗的胜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仪式化”的战争在中国逐渐蜕变为了“兵行诡道”，最终，这成就了中国文化中深远宏厚的谋略军事文化。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法，毕竟，那个时候还有宋襄公这样非常个性的国君，再准确一些，这可以叫做怀旧，最初的战争模式的确就是像这位仁兄所追求的那样。虽然如此，相对与现代社会，那个时代的战争仍可以称为比较“文明”的战争——那时的战争，胜负往往都是基于击溃战来说，长平之战那样赶尽杀绝的大规模歼灭战模式在整个历史时期并非战争的主流，而这也是这类战役如此著名的原因之一。陆上如此，海洋上也一样，即使在近代，很长一段时期，当时的海战理论主要仍主张击溃战，早期海战，两方真正可以被击沉的战舰不过十之一二，只要能叫对手窝在港口，就算大功告成。日德兰海战，德国最终失败了，但公海舰队基本仍保存了下来，只是再无法远出海，而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英国海军的舰队同样也“享受”了一回这样的待遇，被法军堵到了港里。当然，就如同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白起，西方近代海战史上也有纳尔逊这样喜好将对手屠尽而后快的异类。
这些，你当然可以说是由于文化观念，但是，这只是说出了一种可能的上层建筑，没有任何一种上层建筑是无缘无故的来到世上的，理念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支撑，否则，一种违背当时生存环境的理念是无法被人接收的——假如有人硬是要去信，那他就肯定无法延续自身，就比如某一天笔者突发奇想，决定不吃饭，从此和食物绝缘，那我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开始营养不良、虚脱、昏迷制止……，如果运气差到没人救我的地步的话。而载体都不存在了，那理念自然也无法存在。
在以前的文字中我们已经提过，战争中的作战单位——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军团，无论是什么，他的效能必然要包含五个要素：火力、防御力、机动力、信息力和持续力。同样，我们还知道：战斗中的目的，最终肯定要归结到对一定范围空间的控制，最早是对土地、对城池或是对海峡、航道的控制，现在则是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直至制电磁权、制网络权、制天权……，战略上的表现则是地缘节点的控制。而从战术层面说，单纯的空中，地面或是外太空的战斗体系，是很难独自完成对所属区域的控制的，现代战争是全维进行的，不可能清晰的通过“海、陆、空、天、磁”来划分战役中的任务，在此，我们引入一个新的名词“战场空间控制权”——把战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主观的把它割裂开。
实现对空间的控制，战场上只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迫使对手离开——即所谓的“击溃”，或是从实体上将其彻底消灭——也就是“歼灭”，而显而易见的是，要完成后者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仅仅从一场战役的成本看，自然击溃战的成本更低。接下来的问题是，低成本的击溃战能否实现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能否有效实现战争中的空间控制。
这里我们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从趋势上说，通过击溃战将敌人驱离既定区域所获得的空间控制权，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对此，我们可以从构成战斗力的几个要素分别来分析。
从机动力说，最初我们的机动方式都是基于人力和畜力，那时的军队所能获得的机动力是非常底下的，机动速度慢，且可供选择的路径非常有限，一旦从某一空间被迫撤离，那么“卷土重来”必然是较长时间之后的问题，加之机动路径有限，对转攻为守的一方，防御起来比现在要容易的多；伴随着越来越离奇的技术的产生，飞机、喷气发动机、导弹、宇宙飞船……各种战斗单位的机动力较之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天地之别，即使相隔千里，同样可以在数小时甚至若干分钟内发动袭击，这之间几乎完全不受地形的限制，攻击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向。而火力在技术的推动下，也已经不再仅限于人畜的体力，从黑火药到铀235，单一战斗单位的破坏力越来越强，任何一个突破防御的战斗单位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都决定了随着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击溃战所获得的空间控制权是非常不稳定的。战列舰时代，海战尚可以像日德兰海战中那样，以驱离敌方舰队来结束，到了太平洋战争，航母海军之间的战斗，就必须是你死我活的模式，一方不被消灭，那另一方就绝对不可能真正的享有战场空间的控制权；空中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空战作为一种作战样式，事实上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否则击落超过5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就不会拥有那么多的荣耀，单一的空战不可能完全从实体上消灭对方的空中力量，在效果上空战更接近于击溃战，而对空中力量的歼灭战，就是“歼敌于地面”，这正是现代空军理论所强调的，因为空战力量具有极高的机动力，并且这又使得火力被成倍的放大，因此，击溃战就很难保障空间控制权的把握，只有歼灭战，才可以使对空间的控制得以固化。
此外，现代战争中的战斗单位还拥有更好的持续力。最初，一场战役结束之后，再次行动之前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准备，这意味着一旦敌人被击溃，那么我发就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保有对空间的控制权。而现代战争中，两次打击之间的间隔变得越来越段，甚至战斗、战役、战争的界线都开始模糊，这种情况下，击溃战变得愈发缺乏价值。
与此同时，战斗力各个要素量的增长对交战双方的影响是对称的——当然，这是当两个对手处于同一量级时来说的——因而，在歼灭战变得越来越有价值的时候，歼灭战的实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里引用《沙漠战争规律》中的一段文字“……不过包围敌军后接着就想把他们一举歼灭，这却不是一个容易达成的直接目标，最多只能算是一个间接的目标，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完全机械化的部队来说，只要他们的编制和实力基本上完整无恙，同时又位于一个合适的地形中，那么通常他们可以非常轻易地突破这个临时组成的包围圈，因为他们是机动性很高的部队，所以其指挥官可以突然集中兵力，选定一个恰当的地点冲杀出去”。最终，技术的发展将不依我们的意志，强行把战争拉入到更为惨烈的境地。或者说，技术对军事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在逐步得，将战争中的“浪漫”压缩掉，至少在某些时候，的确是这样。
之所以在上面说是“某些时候”，因为这里所讨论的，是基于纯粹的战争而言的一种规律，为战而战在现实中是不存在，只要有战争，政治因素就必然会参杂其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宣告结束的金门炮战显然就无法由上面的说法来解释，在国共双方的默契下，“逢单日打，双日不打”，在西方国家眼里这简直就是黑色幽默，而其政治影响则曾牵动了半个地球，这可能是对“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最佳的诠释……，每当看到黎、以战争的报道，总是让人不自觉的去把它和数十年前的那场战争相比较，又总是使人会心一笑——同样都是“政治战争”，看来这么多年，“鬼佬”对东方式的军事哲学可能还是没有参透吧。
家园 【原创】海洋作战体系思维杂想-1 “我们的一切思维都是概念的一种游戏，至于这种游戏的合理性，那决定于我们借助其来概括感觉与经验所可以达到的程度”——爱因斯坦
无可否认的是，在讨论一个系统化的问题之时，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总会专注于某些具体的概念，直至使得讨论演变为置于这些概念之上的纠缠……这通常会构成我们思维中的一处处陷阱。因此，某些时候从一个看起来较为原始的地方来展开思维，可能更有利于我们达到所要达到的地方。这里，笔者自认所说的一切都并无多少可以刺激感观的“新意”，我们的目的只是要通过一个实例对前文所描述的东西加以演示。
战争平台
任何形式的战争行为，归结起来都是由两个对称的行为或者说是目的所构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场上一切围绕这对行为而由人工客意而为的物品，这里我们都称之为——战争平台。这理解起来非常的简单，战场上的一切——士兵、坦克、飞机、战舰以及发射场、港口……所有的这一切不论教科书上对其的论述多么庞杂，其最终的目的都要落在上面的那两句话上，任何一个复杂的战争平台都是由若干个“次复杂”的战争平台所构建而成，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说，可能只将一场战争中所有参与其中的“平台”的集合体称为战争平台，而其以下层次的各个“平台”均称作节点，这样才最便于通过语言来对其中的问题加以描述。1997年4月23日由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逊上将最早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笔者对其的理解是，将传统的作战中心由飞机、坦克、战舰等“物理小平台”改为“信息大平台”，从量变的视角来看，就是大大的密切了构成“战争大平台”的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后者的效能得以提高——事实上这仍未跳出战争平台这一最为原始的概念。
至于前述的所谓“战争行为”，“消灭敌人”即消灭敌人的战争平台或者是迫使敌人的平台无法在某一空间存在，是战争最原始的目的；“保存自己”则是说使己方平台可以在此空间存在而不被消灭，这是最终完成“消灭敌人”最基本的保障。在感观上，这必然是一个能量的相互作用过程，单从一方的角度说则是能量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摧毁－防护、发射－拦截、……。而在我们的传统感观以外，隐含于这一能量过程之中的还有一个信息过程的完成、反完成——如侦察与欺骗、又如隐身与反隐身。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的的这种能量与信息过程，其物态载体便是战争平台，而对战争平台最原始、最抽象的描述是，它由以下五部份构成——火力、防护力、机动力、信息力、持续力，五项相互依存，任何一项的提高都会使得其余部分被放大，反之亦然。迄今为止，所有用于战争的技术，无不最终作用于这“五力”，其目标无不在于比较平衡的去提高战争平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能力。
海战——为海而战
以上所讲的似乎都与最上面的题目没有什么关联，原因很简单，笔者仅仅是复述了一大段亘古不变的“废话”。
当将话题具体于海战场之后，笔者所发现的是——科学技术对于海战场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后者所涉及到的空间，随技术发展而在垂直方向始终都在跨越不同的物理介质，不断的“加高”。
人类最为传统的海洋作战空间始于海面以及作为实现海洋控制支撑点的陆地，飞机与潜艇的诞生使得海洋作战空间几乎是在指挥官的意志之外，被“强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延展自己的高度……最终，我们所看到的是现在这样一个上达外层空间，下至海底的海战场空间。大致的划分一下，可包括“高空间”——外太空至大气层边缘区域、“中空间”——传统意义上超低空以外的“天空”、“低空间”——陆地、水面以及其上通常高度在一、两百米一下的空间、“超低空间”——水下、水底与地下。空间站、战斗机、武装直升机、战舰、潜艇……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处于不同高度空间的战争平台，而它们所存在的理由在于借助所处空间的地理（物理）特性而使得其“五力”的构成拥有各不相同的综合效果。
不同高度下不同的地理特性，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是作为一个“海战大平台”，只有当起所涵盖的空间高度与其所处技术时代向匹配，才可能实现能量过程以及信息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最终实现“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平衡。这样看来，似乎再以军舰（水面舰艇）与海洋（海面）作为我们映像中海军的代表性形象已经不再合时宜了，这二者更应该被视作为现代海军的起源地，再向前一步，似乎目前传统编制意义上的“海军”也无法完全成为“海战大平台”的代名词，后者的提出，完全是基于战争最为直接的战略目的——海战：为海而战，而非战于海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谓“均衡海军”、“一体化作战”等提法从原始概念上说并无甚新颖之处。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以上的问题，这里举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例子——航空母舰。在航母时代之前，海战平台的形式是以战列舰为首的各类水面舰艇，它们将火力、防护力、机动力、信息力与持续力集为一体。而航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应和战列舰相提并论的平台，可以说它们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事务。从能量过程和信息过程上说，同样与战列舰一样直接参与其中的是飞机而不是那种被称作为“航空母舰”的水面舰艇，处于战场“中空间”的飞机与处于“低空间”的战列舰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与前者由于所在空间的物理特性，具有远高于后者的运动速度和空间上更为宽广的运动空间，即飞机的机动力远高于战列舰，高机动力又成几何数量级的放大了火力、防护力与信息力，进而使飞机在一段时间内的能量过程和信息过程的完成、反完成中获得远高于战列舰的效能。航空母舰在这其中的作用在与：它利用所处低空间的物理特性，在持续力上弥补了飞机由于其空间特性所带来的先天不足，从而使得飞机所对比与战列舰的高效能可以在战场空间持续的存在下去。这些便是“航母大平台”取代战列舰平台的奥秘所在，一句话——航母，因航空兵而生，航母替代战列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海洋战场空间拓展的必然结局之一。
有中国特色的海战平台
关于航母的话题很容易引出另外一些涉及到具体概念的话题，即“潜、航之争”、“要飞船不要航母”……等等，仅仅通过以上的这些原始概念还不足以说清楚这些问题。现实中，各种实际情况“杂质”的加入，往往会使得具体现象与“高纯度”的理论并非完全一致，正如同延续千百年，以银或象牙来验毒的方法中，真正起作用的竟只是砒霜中作为杂质存在的铅。
至此，我们的话题还要进一步的具体到——“中国的海洋作战体系”。军事问题的研究都应是极“功利”的，唯一的目的是保证在下一场战争中自身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历史怎样，别人怎样，皆与我无关，所谓的战例，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但绝不能带我们越过思维的原始概念阶段。我们在很多时候似乎早已习惯了去以“海湾战争”如何、如何，“科索沃战争”如何、如何……来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佐证，然而非常遗憾，这些并无法说明太多东西，笔者不否认之前的这些一边倒的战争在战术层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总结，但其价值事实上也仅限于这么多，战争结果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多种极可能是不可重复的实际因素与原始概念交杂之后的产物，要想准确的预见它，就必须去尽可能多的发现那些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杂质”，这是战例所无法告诉我们的。未来的战争，中国的战争，其主体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也不是伊拉克或者其他什么国家，无论是国情、文化、军事体系等等我们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质；而作为客体的我们未来的敌人，则非常明确——就是之前“战例”的制造者或者是其某种形式的外延产物。这一切，在二战之后的战争中目前尚无法找到至少是类似的例子，而二次世界大战所处的技术时代与现在或将来相比，其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从战役以上的层面说，在经验上我们与对手是完全公平的，都是——“零”。当然，笔者同样承认对手在战术层面，特别是在心理上的优势，是我们的士兵所不具备的。
战争在其爆发之后，总会同时带给敌我双方太多的“出乎意料”，笔者显然无力找出所有的“杂质”，以下只是借助一些比较明显，也许不到总量万分之一的问题，来对一些具体概念来发表笔者个人的意见。
毫无疑问，中国不是伊拉克或者前南的翻版，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武器比他们先进。前南也好，伊拉克也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美军面前均居于绝对的劣势，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具备完整的作战体系，即使他们手中掌握着那么几样如米格—29、T－72坦克这样的“现代化武器”，或者还可以再算上美国人口中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但这些仅仅是一个完整体系中的某些节点，脱离了原来想定的体系及环境，其性质也必然会完全改变。因此与其将这种战争比喻为“壮汉打小孩”，不如说打的是一个肢体、耳目不全的“残废”更恰当。而对中国军队而言，我们所面对潜在威胁至少都四体健全，那种对付“人体炸弹”的经验在战术以上层面对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帮助。还必须要注意的是，中国军队对比前述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我军武器装备也许未必比他们强出多少，甚至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手中还掌握着我军至今也无法得到的先进装备，但是，中国军队拥有一个可全面覆盖战场空间的完整的作战体系以及可以长久支撑该体系的经济与工业架构，即使是完全相同的武器，置于这一体系之中与掌握在伊军手中也完全是两回事。
当战争发生在这样两个处于同一量级的对手之间时，双方各自能量过程与信息过程的完成、反完成都会由于对手体系上的完整性而无法顺利的实现，处于不同高度层的战争平台处于“保存自己”的考虑，必然要将全部力量投入到该空间的完成与反完成之中。其结果也许就是将战场的不同空间在一段时间中彼此割裂开来，这将导致不同空间的战争平台不再像以往那样一个清晰的顺序依次进入战场，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会是一个“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
如前文所述，处于战场高层空间的战争平台比低层空间战争平台具有更好的机动力，这是由地理特性所赋予的，高机动力进而放大了火力、防护力与信息力，因而低层空间战争平台在单独面对来自高层空间的敌人之时，除非在技术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否则肯定会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之前的历次局部战争当中，美欧国家往往是凭借着其处于战场“中空间”的航空兵力量的绝对优势，在战场形成绝对不对称的能量、信息的单向过程。这一情况在未来其与中国的战争中是难以重复的，当战场空间位于中国近周边地区之时，至少可以相信在开战的最初一段时期，一个完整的且技术水平不是很低的“中空间战争大平台”是难以在瞬间崩溃的——正如发生在伊拉克、前南等地那样。两方的战争平台将在这段时期同时存在于同一高度的空间当中，其后果可能就是双方所有的战争平台都会投入到与自己处于同一空间的地方平台的战斗之中，之前西方国家对空中力量以对地攻击为主的使用原则将不得不暂时被交战双方同时放弃，空中战场的能量与信息过程将是双向的，相对对称的，战场的“中空间”会因此而暂时在战场上“消失”。与此同时，处于弱势一方“高、低、超低空间”的战争平台很难想象会安然等待空中较量的结果。
然而，不能因此而认为至此战争将在不同的空间不受干扰的同时进行，处于不同空间的战争平台由于机动力的差异，拥有着各自不同的时空概念，或者说是“时差”。战场优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高层空间的胶着状态并不能保证处于低层空间的战争平台完全不受来自高层空间的敌方威胁。具体到中国海战体系，在开战初期的交战原则，应是尽可能的延长战场中空间的“混乱”时间，尽可能使得“混乱”状态具有持续性，从此而论，在中国海战体系的建设当中，航空兵的核心任务在与“空中交战”，虽然这似乎与“杜黑理论”完全相左。而处于战场其余空间的二炮部队、潜艇、水面舰艇、地面部队等战争平台，在交战初期的核心任务在与打击对敌空中平台起支持作用的关键性节点（话外音：如此我们似乎顺带看到了前苏联海洋作战体系的一些合理性），任务的目的在与最终消除来自于战场中空间的威胁，任务的关键在与缩小处于不同空间的战争平台的“时差”，这便又为舰艇及车辆隐身，高性能船舶、直升机等技术在中国海战体系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
由此，我们又过渡到了未来中国海战体系的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中国军队而言，对海战平台“攻、防”体系是否均衡的评价，必须着眼于海战“大平台”，而不是单独的对处于不同空间的战争平台来加以分别评价。未来战争中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如同之前战争中的美军那样“潇洒”，当然，对方也一样。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战争的“胜负”，而不是在一场必胜之战中如何让自己更“舒服”一些（这恰恰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军事体制和装备体系改革、发展的立足点，可见对其的盲目追随是很不可取的）。未来我军的海战体系建设，必然要立足于大平台的攻、防平衡。从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需要我们的海战体系必须要完整的涵盖战场各个空间并在质量上不致与对手差距过大，以实现“保存自己”；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尽可能的去利用空中战场之外的那些看起来“非主流”的战场空间，通过如再入式弹道飞行器、潜艇等战争平台，在能量与信息过程的完成、反完成中实现局部的不对称，对敌关键性节点进行摧毁，进而以此为突破将这种“不对称”由局部放大到全部。
从这个角度说，未来的中国海军，或者说是中国的海战“大平台”必然不应是他人的翻版。也许我们会拥有自己的航母，但或许我们的舰载机队会是由单纯的空中优势战机组成，而与此同时，我们抑或会在舰艇编队内编入数量更多的潜艇作为主要进攻手段，又或者弹道式火力投送平台的使用会使得类似于“远望”号这样的舰船也加入到海上战斗群中……。总之，可能出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其正确的来源，应是始于原始概念的、冷静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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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海洋作战体系思维杂想-2 海战是什么？钢铁、烈焰、狂涛、血肉横飞……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刺激感观的词汇，它们更适合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我们所需要的，是原始的、理性的思维。
风帆时代，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蒸汽机时代，日、俄对马海战；二战，美、日太平洋海空战；1982年，英、阿马岛海战……，时间上的间隔使得上述文字除了“风马牛”之外，看起来很难再找到什么词来能将其联在一起，然而，他们之间却又的的确确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者说是共性，在多变的表相之下，往往埋藏着某种可以稳定存在的本质的东西。
决策者——（ ？）——目标
抽象的说，战争行为本质的目的在于对敌人实现能量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至此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起点（战争行为的决策者）与终点（能量过程完成与反完成的客体或者说是目标），下一步，笔者需要找到什么来把它们连起来。
前工业时代以及这之前的海战的经典场景：负责瞭望的水手在水天线处发现敌舰烟囱的黑烟（或是风帆）；两方进一步接近直至完全进入对方视野，之后，通过对方的航速、航向，炮手开始对目标进行定位瞄准；射击开始后，双方不断的进行着占位和归避，炮手们则要通过目标参数和弹着点，不断修正射击诸元，让尽可能多的炮弹命中对方。
二战太平洋战区的经典场景：担负巡逻任务的侦察机发现对方舰队，迅速通过无线电通报对方方位、航速、航向……；己方航母放飞更多的侦察机来进一步核实情报，并通过测算，为攻击机群给出飞行参数；经过一段距离的飞行，目标舰队进入飞行员的视线，攻击机群展开，归避对方战斗机和高炮的拦截，并不断修正航向，直至向目标投下炸弹或者鱼雷。
想象中苏、美海战的场景之一：通过海洋卫星、巡逻机和A－50预警机的不断修正，苏军获得美航母编队航行参数；在舰空导弹、雅克以及苏霍依舰载机的掩护下，“逆火”和“奥斯卡”们进入到了发射阵位，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射掉了所有的反舰导弹；在图－95、苏－33的引导下，SS-N-19/12和AS系列导弹向美舰扑去……
从感观上，以上场景中所包含的是各种机动、射击、破损以及舰船的沉没，而这之中所隐含的，首先则是一个连续的信息过程：侦察——用肉眼看到黑烟，用侦察机或卫星或其他什么发现敌方舰队的踪迹；定位——通过肉眼观察敌舰航迹和弹着点，通过雷达追踪锁定目标；引导——修正火炮射击诸元或者导弹、鱼雷的航行参数。以量化的角度来加以描述，这是一个对信息不断获取、处理、反馈的过程，而信息量则在逐次加大，信息范围则不断具体化。
这之后，是一个能量作用的过程。具体的介质，最初是黑火药，再则是TNT，现在是黑素金、燃料空气炸药、贫铀……，未来也许是激光、经过加速的粒子或是其他什么，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对敌方战争平台施加能量，使其被破坏。
我们发现，处于同一技术时代的两方的战争平台，如果单就能量作用过程来看，就如同两个拿着铁锤互砸的鸡蛋——能量作用过程在整个战争行为中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结果而非一个决定性的过程存在。所有的战争行为中，在以上那个“结果”实现之前，决策者通过战争平台的机动力、防御力、火力、信息力及持续力所作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在战争行为的决策者与他的目标之间建立起完整的信息过程，并阻止对手作同样的事情。一旦这一过程被建立了起来，那作为结果的能量过程就可以发生。
剥离掉海洋作战多变的表相，各个级别的战争行为事实上所围绕的都可以被视作是该级别信息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决策者不断的通过获取信息，对其进行某种处理进而进行反馈，依次完成侦察－定位－引导这一信息过程——将军去实现战略级别的信息过程，而士兵在具体战斗中所作的，也同样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个战术级别的信息过程。
战场环境
很显然，“信息战”概念的提出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信息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则是战争行为生而有之的主题。
战场上能量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是信息过程完成、反完成的结果，而这里所说的战场环境，是对为建立完整信息过程所提供的具体条件的描述。为己方建立完整信息过程构建适宜的战场环境，同时破坏对方的战场环境，一直以来都是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1904年对马海战，东乡平八朗著名的“U”形转弯命令，使得北风中的硝烟和浪花不至影响到炮手的视线，而其实质便是通过改变战场环境，实现己方信息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
技术对于战争运作方式的一个改变是：最初战场信息的获取都是基于可见光、声波这样的自然形态下的介质，战场环境基本在人力的控制之外——当然，优秀的指挥官还是利用了各种条件，在战场环境上获得不对称的优势——无线电、雷达、声呐、网络等技术不断介入到战争中之后，人工形态下的信息过程成为了主流，技术对战争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力度得以空前的提升，而至此，从历史的角度说，围绕对战场环境施加影响的“信息战”概念的提出，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出于“能量作用”这个战争行为的结果考虑，往往会使得我们中很多人的注意力过于专注于各种物理小平台——主观意识中，我们总是习惯于走捷径——并围绕他们来展开这方面话题的讨论与思考。这样的思维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在头脑中有意或无意得将战争行为曲解成了一种简单的技术指标的对比——如果交战双方战争平台在技术上存在差距，那就很难再在什么地方找到战争行为的后果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思维是一条岔路。
对下一场战争的谋划，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有利于己方作战体系的战场环境和如何破坏敌方的战场环境。所谓以劣胜优，其实质就是破坏掉敌技术占优的战争平台所依赖的战场环境，而使其更有利于与己方。八年抗战，刨去中共军队的战斗意志、革命化的性质这些因素，仅仅从最抽象的战争行为来进行分析，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军作战的过程中，正是通过了运动战、游击战这样的具体战术手段，破坏了日军战争平台的优势环境，使得日军无法建立起预先想定的信息和能量过程，从而最终实现了优劣转换。
战争平台机动力、火力、防御力、信息力及持续力等因素的提高，其意义在于可以较之以往更高效的在决策者与目标之间建立起完整的信息过程，而这一“提高”的前提，是作战平台是否处于一个合适的战场环境之下。从这点考虑，对于中国海洋作战体系的观察和研究，决不应仅仅限于某一型新型战斗机或是一艘新近下水的战舰。相应的，在我们面对占有技术优势的海战体系的潜在威胁之时，在考虑如何实现对其战争平台实现能量过程的作用、反作用之前，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通过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或是某种技术的重点提升再或是非技术手段，来恶化敌方战争平台的战场环境。除此之外，这里所谓的“战场环境”也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对于各种战争平台的优劣的评价标准：
一种战争平台的好坏，某种程度上不在于起与类次平台在同一技术指标上对比的结果，而在于其是否可以与潜在的战场环境所匹配。这决定了在可能的战争中，作战体系建立起完整信息过程的可能性。而具体技术指标的高低，决定的则是在前述前提得以满足之后的效率问题。
将这些抽象的理论还原到现实中来，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整体技术实力落后于潜在对手很多，那么，单独的技术追赶就很难保证彻底的解决近期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要的，就不应是盲目的“技术攀比”，在认真研究“JDAM”、“战术战斧”……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先预见到未来战争我方的战场环境可能要较之此前的“经典”局部战争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作战体系的建设，必须要基于这个潜在的“非典型”的战场环境。
另一方面，在我们“惊叹”F-22、“佛机尼亚”的性能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作为战争平台，他们并没有跳出“战场环境”的理论，就如同恐龙同样也没有跳出自然法则一样，从这点说大可不必对它们产生图腾式的崇拜。当然，技术比较还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战争行为的具体形态，但是也许，开发外空间武器、再如式飞行器等技术，对中国而言会更加的有意义。甚至，或许我们可以将战争行为的定义从现在的“钢铁碰撞”、“血肉横飞”进一步的拓展开来——所谓战争的本质，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政治，新的“战场环境”将摆脱现有人工介质的影响……当然，到这已经超出了这里我们所讨论的范围。
解析“谋略”
再次回到基于原始概念的抽象思维中来。为了理解起来方便一些，这里，我们还需要再重新描述一遍战争行为：决策者——将军，或许是士兵，获取到战场上某些印象，进而通过大脑的判断得出一些概略的、模糊的信息，如是敌是友、多少船，大致航向……等等，这就构成了信息过程中的侦察环结；进而通过机动、隐蔽等手段获得更多的印象，得出更为具体的信息，完成对目标的定位；完成定位过程之后，进一步的举动使得信息开始变得更加充实、精确直至可以支持起能量过程——即进入到引导过程……直至最终实现对目标的能量作用。其间，在目标与决策者之间，通过某种介质形成了信息过程的完成、反完成。不同的技术时代，改变的是介质，从可见光发展到激光、无线电。但是，信息过程的起始点始终没有改变——是人的大脑，头脑的判断，最终决定了信息能否从概略变得具体，从而实现完整的信息过程。相应的，某种对大脑的误导，将使得信息过程无法被完整的建立起来，作为介质，永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我们的祖先正是掌握了这其中的玄机，从而造就了东方式的谋略军事文化。说到底，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之子”，人的大脑作为信息过程的终端，这点始终不会因技术的发展而改变，所以，单纯的依靠仅仅作为信息介质的“技术”，绝对无法完整的实现信息过程的完成与反完成。或者说：谋略在战争中的应用空间不会应技术的发展而被压缩，技术所改变的，只是由于信息过程具体介质的变化，而导致了谋略具体形式的变化。具体的说，现代战争条件下，“谋略”形式的改变在于他更多的体现在战役、战略层面，更多的实施于战前，或者说具体的战术级别的战争行为之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卫星，可以顺利的观察到我的行踪，但我仍可以通过兵力的反复、无规律的调动，不断的军事演习，使你无法正确的判断出我的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和方向，也就是无法在战略层面建立起完整的信息过程，那你战术层面的技术优势就要被大大的抵消掉。再如：你拥有强大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我没法和你比，但是信息的判断是来自与大脑，这个至少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我可以通过佯动、假目标等方式大量的“制造信息”给你，从而最终淹没掉真实有用的信息——你还是无法单靠技术建立起完整的信息过程。
实际的情形当然远要比这两个例子复杂，但本质上没有差别，东方式的军事谋略就应如流水一般——遇宽则扩，遇狭则窄，遇石则分……，从青铜到钢铁再到硅片，这一内涵始终未曾有过改变。
总而言之，技术永远无法抵消军人和政治家的大脑，无论你的技术是否先进，要想赢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你都要比别人更加的“聪明”。作为孙武、韩信的后代，中国人是最有资格的，也必须继承并增值我们祖先的这笔无形的财富。
家园 【原创】海洋作战体系思维杂想-3 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试图通过某种简单而又可以稳定存在的方式，来概括、解释那个看似纷繁复杂的世界。他们做到了，他们为我们将世界概括为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更进一步，祖先们尝试着以阴阳两极来解读世间多变的事物。无论后世对此产生了何种曲解，但无疑，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向是正确的——现代量子物理学的原始方向与此是相同的，只是后者更接近于客观事实。
如何评价你手中的武器
从石、木到青铜，再到钢铁，到硅片，自人类蜕去尾巴进化为“人”，用于杀戮的武器与用于讨生活的工具就同时出现在了我们的手里。那么，从最为理性的角度，我们需要如何对手中的杀戮工具进行评价呢？
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样一点——从原始概念讲，对所谓的“武器”更为概括性的称谓应是“战争平台”——对于士兵来讲，自动步枪、匕首、火箭筒，这些就是他的“战争平台”；对于基层指挥人员而言，士兵本身就是“战争平台”；而对于统帅，整支军队乃至于整个国家，构成了他的“战争平台”。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更新，“战争平台”的具体形式不断的在变化，越发显得纷繁复杂，而在拂去这杂乱的表相之前，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下面所掩盖的，必然是某种简单且稳定存在的东西——就像很久以前我们祖先所感觉的那样。
对此，笔者探究到的一个结果是——仅从物质的角度考虑，任何一种战争平台——既包括单独的一件“武器装备”，也包括各种规模的军事集群，它们均可以概括为抽象的五部分，即：火力、防护力、信息力、机动性及持续力。火力，即每次对目标进行能量作用中“能量”的大小、效率以及单位时间内实施能量投送的次数——如弹药的破坏效果、火器的发射率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火力”的具体体现；防护力，战争平台对作用其上的能量的反作用的效果——例如装甲的厚度；信息力，战争平台对其之外的环境的感知、反馈及信息传输的能力；机动力，战争平台在一定空间内运动的距离、速度，以及战争平台所能运动到的空间的广度；持续力，上述四部分在战场上所产生的效果所能持续的时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五部分与通常我们描述某种“武器”装备时所提及的“火力”、“机动性”等概念并非一回事，前者只是极为抽象的东西，由它们组成了原始概念下的“战争平台”。只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他们才可能与现实中的技术指标产生看上去似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从历史角度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火力、防护力、信息力、机动性及持续力对战争平台效能所起的作用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科技发展总会使与其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紧密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其它部分，而由此得以超额发展的这部分则会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决定军事系统作战效能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火药的发明最终埋葬了骑兵，使火力在这一时期一度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直到蒸气机、飞机等新的技术更新成果被大规模的应用于军事之后，机动力的发展水平再一次超越了火力，获得更快的机动速度，更广的机动空间成为了那一时期武器系统研制所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信息革命之后，硅制品含量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钢铁，成为拉开战争平台效能差距的又一个决定性力量。
然而历史进程中，总会出现一些意外，最近的一次“意外”发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后期——核武器被发明之后，火力被发展到了顶峰，理论上讲，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防护力、信息力、机动性和作战持续力对战争平台作战效能的影响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实中的情况是，核武器的拥有者绝非一个，它的破坏力也远超过人类可承受的极限，这意味着除非国家的生存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否则核武器——至少是战略级别的核武器——就不大可能被使用，至少在核国家之间是这样。战略核武器对国家的政治利益保障，只能涵盖政治利益最为基础的层次。这个技术之外的因素使得“火力”在技术上不得不退回到原来的位置，转而通过其他的具体技术途径，进行跨度相对而言非常有限的前进。
构成战争平台的“五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其各自的发展水平总是不均衡的，其客观反应则是——由于技术发展而得以超额发展的部分，会使得其余部分在相应技术未取得提高的情况实现提高。这说起来似乎很拗口，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个实例——飞机：从技术发展史上说，航空技术使得构成战争平台的机动力得以超额发展，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从黑火药到硝胺炸药、TNT再到黑素金直到U235，从钢铁到钛合金、复合材料，从目视到雷达、红外、激光技术……，就与其他“四力”息息相关的技术而言，飞机作为一种具体的战争平台，并没有比坦克、战舰等其他战争平台有什么超越，相反，由于技术特性的限制，飞机不可能如坦克那样披挂上厚重的装甲，装载大和战列舰上的巨炮或是大口径的雷达天线……，但是，航空兵作为一种战争平台，其在火力、防护力和信息力上都要胜过地面部队和水面舰艇，其中的奥秘在于机动力上的巨大差异——二战时期日军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水面舰艇编队无论在单位时间的弹药投送量还是装甲防护水平上都至少不输于美军的航母编队，但在机动力飞机与战舰则存在着天壤之别，无论是航空炸弹还是鱼雷，其威力都远不及“大和”号的460毫米巨炮，但它们可以从数百海里之外由舰载机从四面八方投下来；日方战舰拥有最厚达数米的装甲，但他们要面对的是敌人数百公里的防御纵深……。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空中力量能在现代、后现代战争中始终作为决定性的力量而存在。但是，这种状态未必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也许，未来的某一次技术飞跃将使得构成“战争平台”的其余四部分中的某（几）项获得同样的超额发展，从而使得“战争平台”们的具体形态再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们所获得的另一项启示则是——在现阶段，空中力量这一战争平台通过机动力上的超额发展，使得火力、防护力及信息力在相关技术没有出现超额发展的情形下，得以成倍的被放大，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航空兵器先天的技术特性，这种优势总是缺乏持续力，而现实中，交战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是总能弥补这个问题，而这也构成了地（水）面力量在航空兵阴影之下能够继续存在的理由之一。自然而然的，仅仅凭借这一点，那种主张单纯依靠空中力量的“空军制胜论”就很难打动我们。
19世纪末期的甲午海战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拿来证明这种观点，北洋水师的大口径舰炮威力巨大，可是反应迟缓，其每一次射击都是十分可怕的，但在两次射击之间，存在着很长的空档；日本联合舰队则刚好相反，其火炮口径较小，但射速高，从而保证了火力投送的持续性——对此，马汉所总结的观点是：舰上所装备的大口径火炮不宜过多，而应同时配备数量更多的中口径火炮，使之可以辅助重炮，保证重炮射击的有效性。虽然这并非大东沟海战结局的根源，但这还是可以说明——战争平台持续力是无法或缺的，同样的，其余四种因素也一样，各个历史时期，不均衡现象出现在技术上是无可避免的，但与之相对的是，对于一个完整的战争大平台，或者说是一个战役级别以上的军事集群，其火力、机动力、防御力、信息力与持续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均衡的。
反应到现实中来，中国军队的战术弹道导弹作为一种战争平台，凭借着较之飞机更高的机动力，使之在突防能力，对大系统倚赖的倚赖程度上都要优于航空兵，或者说，战术弹道导弹同样通过机动力，在更大的程度上放大了其火力、防御力及信息力。但是，这一效能缺乏持续力，所以，作为战役以上级别的战争大平台，为维持“五力”的均衡，就必须保留机动力相对较差但持续力更强的航空兵。
依此类推，在航母的运用问题中，同样存在类此的现象：即使战区处于岸基航空兵的最大作战半径之内，但从“五力”均衡的角度说，在此处部署航母仍是必须的——即便是舰载航空兵由于规模或性能而看起来缺乏岸基飞机那样强有力的冲击力，就如同马汉眼中大口径舰炮与中口径舰炮的搭配一样，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同样拥有像“尼米兹”那样的超级航母，但是，最起码的，在岸基航空兵的活动范围内，这种“不太强大”的航母仍可保证“更为强大”的岸基航空兵的攻击的有效性。
“旋翼猛禽”VS“装甲兔子”
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关于武装直升机的讨论之中。同样是机动力的优势，使得诸如AH-64、Mi-28之类的战争平台在火力、机动力、信息力上均要优于与之处于同一技术时代的坦克装甲车辆，当然，这种机动力上优势更多的体现在不受地形束缚而不是运动速度和运动空间大小上。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旋翼猛禽”可以彻底的结束可怜的“装甲兔子”们的历史了呢？很难回答是与不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很难。
问题同样存在于持续力上——显然，武装直升机具备相比较于固定翼航空兵更长的持续力，同时，它还具有远胜于一般地面力量的机动力，这使得它在战术上的攻坚作战中比之坦克具有更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特性，还意味着在一场高烈度战争中，假如空中战场的态势还未特别明朗，在这种情形下陆军航空兵对于制空权的敏感程度要比传统的地面部队低的多，或者可以说，直升机对潜在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要强于坦克，因而它也就可以更早的投入到战场。在双方力量并非过于悬殊的前提下，这一点无疑会显得十分的重要。至此，至少可以认定的是，武装直升机已经在大大得削弱了坦克在陆军中的地位，而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这种“削弱”是否可以达到足以将“装甲兔子”踢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显然，“旋翼猛禽”的软肋同样存在于持续力上，作为地面力量，其持续力的确具有天然而来的优势，但与传统战争平台相比，这一问题似乎还难以忽略。武装直升机不会像固定翼飞机那样受到机场的束缚，但是，它还不能“放肆”到能像坦克那样随时随地的停下来进行维护或补给并可在此期间迅速的转入到作战状态。当你在战场的优势不是非常大的时候，单纯的“直升机陆军”会使得持续打击变得难以为继。
让我们再说的明白一些：假如在上个世纪，冷战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这里先不考虑战略上是否合理——再进一步，我们将目光锁定在欧洲地区，从持续力上说，苏军的大纵深、大跨度作战对其陆军航空兵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直升机的后勤体系无法也安装上旋翼，武装直升机战术上的机动力优势，因此而会遭到抵消——这里先不考虑量的问题，与之相对的是，战术上处防御状态的北约直升机在这方面遇到的麻烦要小的多。从这里看，Mi-24、Mi-28等一贯的“粗糙、简单”与“阿帕奇”们的“精细、复杂”，除了双方工业水平和技术传统上的差距，其中可能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战术设定的不同。
由此可以想到的是，武装直升机在陆军中地位的加强，并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指标的提高，更决定于其是否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后勤的条件要求，即提高持续力，这是由地面力量的特性所决定的。陆军航空兵所需要的，应该是相对较为“皮实”的武装直升机，甚至“粗糙”也并不是完全无法忍受的，陆军所不能接收的，应该是那种持续力低下的“带旋翼的歼击/轰炸机”。而如果陆军航空兵的持续力无法赶上坦克——即使是已经非常接近，那么，它对坦克的地位就永远谈不上取代，而只能是大大得削弱。
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一支军队，同样可以将其抽象为火力、防护力、信息力、机动力和持续力，同样需要去追求它们之间的均衡——如果你是统帅，那么自然，军队就是你的一个“战争平台”，而你则需要以此为切入点，来思考它的现在及未来。
至此，我们的这个思维游戏算是告一段落，这里所说到的，未及全部的十之一、二，唯一可以告诉明确的是，战争并不是数量、装备那样简单。然而，翻过来讲，如果静下心来，将一切归于始于原始概念的思考，这些东西看上去，似乎又不那么高不可攀……
家园 楼主的有些说法比较牵强,有话说,伤十指不如断一指 战争的目的就是使对方丧失再战的能力,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家园 现代战争理论多强调打歼灭战，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技术的发展。其实从古到今，将领们没有哪一个不知道打歼灭战比打击溃战要好。问题是是否能够达成或者是否合算。
要想打歼灭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断绝敌军后勤；另一个就是杀。这两个办法在冷兵器时代都是很难做到或者很不合算的。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将领都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因此要完全切断它，在技战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象长平之战那样的特例在冷兵器时代战争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办法一很难做到。而办法二则必须短兵相接，这就必然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除了最后决战外，谁都不太敢轻易采用这种办法。
而现代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军队的打击力、机动力大大提高，作战地域远远大于冷兵器时代，同时也使军队对后勤的信赖远远高于冷兵器时代。因此这两种办法相比冷兵器时代能够比较容易地达成，这也就造成了现代战争理论对打歼灭战的高度重视、反复强调。
家园 有几个问题 其实楼主的例子实在不够说服力 １ 现代战争中的战斗单位还拥有更好的持续力？
似乎不是这样，现代一个师，包含大量技术装备，一旦军官和老兵损失比例高．翻身的机会更低，不过，现代社会对公民控制能力强的多，一旦作战单位溃散，流散人员可以被及时送回战场．
２ ＂在中国上古时代直至早期奴隶社会，虽然那时相对现在而言多少还算是尚未开化，但在战场上，那时的战斗却显得较现代文明间的厮杀要“文明”的多，大家找块地方拉开阵势，对冲一番，气势被压倒的一方便败退下来，这就算完了，期间死伤的比例和参加人数比并不算大。＂
－－－那是在同一个文化圈子内部，贵族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战争．周灭商和姬姓贵族内讧，烈度就完全不相同．大致同一水平的亚述＼赫梯在征服中西亚的过程中，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作战残酷程度当在二战以上．灭敌国后，杀丁壮＼奴妇孺还不算，连土地都要撒盐，那时候盐可不便宜，这似乎比二战的战略轰炸还狠．日后罗马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再早一点，估计原始部落之间冲突，异族多半要被吃掉．呵呵
３ 即使在近代，很长一段时期，当时的海战理论主要仍主张击溃战，早期海战，两方真正可以被击沉的战舰不过十之一二，只要能叫对手窝在港口，就算大功告成。日德兰海战，德国最终失败了，但公海舰队基本仍保存了下来，只是再无法远出海，而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英国海军的舰队同样也“享受”了一回这样的待遇，被法军堵到了港里。
海战怎么直接跳到近代了？中古时期呢？远一点，欧洲人征服印度洋的战争呢？连商船都要打，抢了货物和物资，把别人的水手逼回自己的船，还要烧掉．
日德兰海战的关键在于，英国以惨重代价抢到T字横头的时候已经快落太阳了，否则那场海战，双方无畏舰损失比例必在４０％以上．败方必然全灭．
另外，你应该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对商船有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则宣布蔑视公海航行自由．
还有，我们应该知道，比起日德兰来说．对马之战显然更＂近代＂
真正沉船少的是风帆战列舰时代．关键原因是炮相对船来说太弱．经常打光弹药也不分胜负，而跳帮战的威力相对炮更弱，而不是什么绅士战争．
类似的，希腊方阵时代也很绅士．因为追击就要解散方阵，而士兵离开方阵就失去了作战威力，呵呵．不过这些民主的绅士习惯于赢得战争后把敌国人民全体贩到奴隶市场．
家园 再补充一点 帆船时代的海战虽然在直接交火中损失比例低
但和绅士风度确实没关系 关键就是发展成熟的木船抵御实心弹的能力实在太强
克里米亚战争，爆裂弹开始全面取代实心弹，结果土耳其舰队被俄国人一举全灭 似乎只跑了一艘炮艇
你看，技术手段比绅士风度重要多了
家园 关于现代战争中的战斗单位是否拥有更好的持续力问题 可以看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火力密度 与欧洲战争相比 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可以说非常不现代 其中解放军一方比起国民党来更不现代
双方互相啃了三年，并非完全一边倒的战争．互有胜负，不过共产党笑到了最后．
问题在于，国民党方面多有被歼灭的战斗单位，共产党方面，如果不算金门那三个不同单位的团的话，连团级建制都没丢过，师级更是没有．
原因何在？ 关键在于，共产党军队内部凝聚力强，而且控制农村的＂面＂．所以被打败以后不丢建制，人员迅速重新组合．而国民党底层政工人员作用几乎为０（如果不为负的话），且在战区基本只控制＂点＂（城市）和＂线＂（道路）．所以部队很容易在被击溃后转为被歼灭．
你看，这里的战斗单位持续力和工业能力无关，甚至恰好相反．
家园 【原创】战，因何而战(这是由同一次讲座中的另一话题整理而来） 第一次写下这个题目，是在笔者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所感觉到的，是在纷乱的表相下面似乎应该掩藏着一些稳定的、有条理的东西。数年之后，这一感觉变得更加的强烈，而表相下的东西，也逐渐可以看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或者也可以说战争史（二者的区别仅仅不过三百年而已）中，战争无时不在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进程。军事要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一个国家特定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她的军事战略，进而决定她应该拥有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国家利益由人的本源欲望开始向外延伸，无外乎三个层次——生存，无论对单个的人还是国家而言这都是其它所有利益实现的基础；发展，这既包括经济，更包括国家特有的文明，其中前者居于发展的基础，后者则是核心；称霸，取得某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绝对支配权，由此超额的去获得利益，古往今来的霸权国家所谋求的政治利益便属于这一层面。
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她的利益诉求，而截止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有当这一实力在军事上得以体现后，才有可能实现并维持一个国家的既定利益。当经历过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国力的积累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当然这一实力最终需要反映到军事力量上，国家的利益诉求必然会指向更高的层面——除了人类的欲望本能，我暂时还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而这，往往要使这个国家以及她的对手（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相对不稳定的阶段，而其具体形式则必然是一次次的“热战”或者“冷战”，毕竟，我们所需求的总是很多，但我们所接触到的总是还显得不够大。当一国的利益诉求蜕变为追求霸权利益之时，他对资源的需求数量决定了他必然会和其他利益集团发生冲突，而随着需求的增加，这种冲突对于霸权国家将越来越无法以平和的方式来加以调和。就同一个国家而言，高层次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必然大于基础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对军事力量的利益诉求所属层次越高，则军事手段被使用的可能性便越大（当然，大部分时间其强度不会太大），美、英等国在“海湾战争”之后对军事手段的使用表现的日益“轻率”，正是由于他们所谋求的是高于正常国家发展利益的“霸权利益”。套用教科书中的话——资本的成长实际上总是伴随着战争一起走过来的，尤其是每当资本主义世界被危机所深深困扰着的时候，战争就会不期而至，猝然降临。战争俨然成了资本的“守护神”：发动战争可以帮助资本人为的解决危机，扩大需求。
这种国家利益跃变的结果无非两种——要么成功，开始在新的利益诉求下经营国家；要么失败，这个国家将在原来的甚至是更低利益层面上重新积累实力或者干脆灭亡。很难说清这一“治——乱——治”的轮回是人类的悲剧还是幸运，在国家存在的时代里，正是由于要应对新兴力量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挑战以及对更高层面利益的诉求，人类文明才会在无休止的杀戮中不断的被推到新的高峰……，这是题外话。
由此而来的第一个启示是：
战争的参与者总会有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然而，战争中正义的“冠名权”只能授予其中的一方，至少，需要知道谁“更正义”一些。
笔者历来拒绝将战争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你是否承认，事实上战争是最易于打开人类心灵最深处黑暗的钥匙，具体到卷入战争的各个个体，战争的意义仅限于灾难与杀戮。所谓战争中的正义与否，说到底只能从战略层面来看。战争中，哪一方的利益诉求更接近人类的欲望本源，那他就是正义的一方，为生存、为发展而战，与为霸权而战相比，前者就是正义的力量，抗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霸权，在于超额的去攫取利益，而中国人民则是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而战斗，因此我们就是正义的一方；朝鲜战争，美国为了全球霸权而参战，朝鲜则是为国家生存而战，中国则是为国家发展争取稳定环境而战，所以中、朝就是正义的一方；……。马、恩著作中提出正义战争必胜，因为从长久的历史——而不是从一、两场一般意义的战争来看，正义一方，即利益诉求更接近利益本源的一方，会拥有更为坚定的战斗意志，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一方为利润而来，另一方则只为了得到充饥的面包，甚至只是保住性命，显然后者更加能够承受牺牲和恐惧，更加不易退缩。这并非什么虚无的口号，而是人类的本能，拿破仑、希特勒……一个个人物，他们都曾将历史搅得天翻地覆，但最终又都铩羽而归，因为他们都最终背离了人类的欲望本源——最初，法国军人面对的是反法同盟对法国生存的威胁，与之类此的，二战初期的德国同样感觉到凡尔赛条约所带来的强烈的窒息感，就这一阶段，无论是法军还是德军，他们距离人的欲望本源尚不太远，直到他们的皇帝或元首的利令智昏被完整的显现出来，此时，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威胁自己生存的敌人，而是人类的本能：对于一个会游泳的自杀者，自溺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求生的本能会压倒求死的决心——无论多么的坚决——强行迫使身体游动，在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
启示之二：
很明显，对战争运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很多时候，还需要我们退而求其次，以稍显笨拙的方式来解决战争。
很多人曾很多次梦想和渴望着在战场上赢得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乃至民族复兴，然而现实往往不能如人所愿。相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场“次完美”的战争，就其战场上所发生的，仅仅只是一个必要的“手续”或说是“仪式”，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宣布之前的战略部署开始在新的利益诉求中产生作用。伊拉克战争，真正打垮萨达姆的是之前十年的制裁和政治分化，那以后所发生的，就是一场“仪式化”的战争，那只是将一份已经烧好的大餐端上餐桌。
现代社会中，战争与政治利益的关系有如骨骼和肌肉，肌肉有赖于骨骼的支撑，同样的，除了牙齿，没有肌肉包覆的骨骼也是难以想象的。战争行为是不能孤立实施的，之前的战略部署和战略积累是获取利益跃变的基础，而军事突破之后，也必然需要相应的战略部署迅速跟进，把潜在资源转化为现实利益。单靠战争，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如果将所有的这些都置于战争之中，那这场战争的性质就不再仅是一个“仪式”，而是接近于赌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参战国以数十年的国运为标的物的豪赌。按照概率统计，久赌者必输，一旦一国将国家利益跃变的希望完全押宝在战争之上而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从长远来看，其结局必然是要走向衰败，只有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跃变，并且适当约束对利益的追求，才是维持民族火种的长久之计。
家园 通宝一双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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