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毒品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的历史(6) -- 黄河故人

先转去拟转淘客版，等老铁转过去。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简称。马甲以为这个词用得真好。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个政策时一箭双雕，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以毒制华”构想。推行此政策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所谓“兴亚院”是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的行政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易名作“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为。当时东北的奉天，华北的天津，华东的上海，华中的武汉，是日本的几大鸦片集散地。除了大力倾销鸦片外，为了能够把更多的民众拉入到瘾君子的圈子，为使民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成瘾中毒，日本还制造了含鸦片香烟、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像滚雪球似的增长.

1932年9月，伪满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l1月30 日公布《鸦片法》，次年设立“鸦片专卖公署”。公署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官办机构，进行鸦片的生产、交易，以低价收购原料，高价出售成品给瘾者。当时烟毒泛滥成灾，伪满当局为遮人耳目，于1937年制订了所谓《鸦片10年断禁方策纲要》，1940年又成立禁烟总局，并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官员们口喊禁烟，暗中干的却是纵烟勾当。继之又在铁岭、绥化增设烟膏制造厂，并将原有1800多个“烟管所”充实扩大，实行官营。《十年断禁方策纲要》中只字未提对瘾者的治愈和限产计划，对现有瘾者只规定“不进行登记就不售予鸦片”，也就是说，，不管是谁，只要申请登记，不经检查，就可领到政府颁发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实则变相鼓励民众吸食鸦片，以此创造税收。

伪康德五年(1938年)哈尔滨市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市有70处管烟所，有管理人员150名，服务人员452名 同时还有哈尔滨市成膏所，专司鸦片的加工发售工作。登记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有29240人，卖出成膏四亿零七百九十七万余两，渔利三百九十二万l七千余元。。1939年的财政预算中为发展毒品事业，所作的庞大预算为四百一十一万七干四百三十六元，其中仅购置吸食鸦片的器具占经费3％，余为收购鸦片原料及增设销售网点的费用。现存的敌伪档案材料表明，政府纵毒仅哈尔滨市的抽样调查，便可见烟毒为害之烈：哈尔滨市吸食鸦片者以中壮年为主，其中30__50岁占76．56％，其次是20__29岁占11．09％，51—69岁占8．7％，上瘾二年者即神志恍惚而丧失劳动能力。1938年官方半遮半掩地承认，全国因“吸食鸦片中毒身亡者本岁约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还是被大大缩小了的。。当年许多人成瘾中毒不仅失去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而且成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自理的废人。日本人又反唇相讥，说满洲人是一群“东亚病夫”

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第九辑临时增刊上的宣传单上印着清晰的黑字“瘾者同胞请看：买官土(日本人生产的大烟)吸食的这两位乐哈哈，实在是坦然自在??”宣传单左下角署名是“民政部、蒙政部、军政部、治安维持会、专卖总署”

1937年鸦片的栽种，已遍及伪满洲国的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68万5千亩。以热河省为例，l936年罂粟种植增加二千顷，总收获量达825万两。1941年后，鸦片政策也开始直接为日本战争经济服务。1943年禁烟总局制定计划，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并实行集团栽种：这一年三省被指令种罂粟六百公顷，四平省开原县“被指定的320顷地的罂粟栽培地区”，大片良田被用于种植毒品。各地所收获的罂粟由鸦片专卖机构按定价每两一元二角统一收购。以上数据都有日伪档案可查，赖是赖不掉的。

1938年3月28日， 日人成立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政府先是躲在上海日租界的新亚饭店办公，6至10月间所属各部陆续迁往南京。其后，日方授意伪政府建立地方政权，以取代日占区临时拼凑的维持会或自治委员会。

1938年4月到1939年3月上海、南京两特别市政府、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安徽(蚌埠)等伪省政府相继成立。1938年10月， 日军攻陷武汉，华中全部沦入日人手中。。日占华中后，随即实施“以毒养战” “以毒制华” 的毒化战略． 一面牟取暴利，一·面

借此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消减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华中地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枢，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被日本视为“以战养战” 的基地。

在这里着重指出一个名字和两家公司。一个名字是楠木实隆，两家公司是三井和三菱。楠木实隆－常隆基，有人想起来了吗？三井和三菱就不用多说了吧。1937年9月，原任日本陆军上海武官府补佐官的楠本实隆转任上海特务部机关长，不久即兼任华中方面军特务部总务班班长，主导占领区的政经事务。1937年10月，特务部楠本力邀参谋本部影佐祯昭大佐(1934年8月至1935年8月曾任上海特务机关长)推荐的里见甫，到上海负责整个苏浙皖地区的毒品贩卖工作。里见甫的具体情况，可参见老冰的《罂粟花开魔鬼来》，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李鸣。他曾在天津生产海洛因等毒品，并创办中文《庸报》，进行日化宣传。里见甫应邀到上海后，在九江路50号设立日满商事株式会社，并以商社为掩护，多方搜集毒化信息，为制订毒化政策做准备。1938年4月，楠本指派苏浙皖特税处筹建上海鸦片公卖总局，6月，公卖总局在虹口正式成立，是为日伪在华中最早的贩毒机关。经过与中国烟商的数次接触，楠本认识到，鸦片之利，日方难以独占，应割舍一部分利益，以作为控制中国烟商之诱饵。

1938年秋至1939年初，上海公共租界之外围地带，即有“白粉窝” “燕子窝” 等海洛因售吸馆70多家，京沪铁路沿线乃至更偏僻之地，都有日人出售海洛因，每两价格高达200元。南京的海洛因由1000多位日本浪人经销，每月交易额达300万元以上，他们还将毒品发给雇佣的中国工人，作为工资。据1939年5月21日《申报》报道， 自日军侵占上海后，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辖区之外，有名有姓之土行有34家． “闻此等土行均向日军特务部领有执照，每月缴费600元，I周内复有土行4所开设”。 除贩卖鸦片外，特务部还在上海开设海洛因制造场，并特许l4家土行进入公共租界内，推销鸦片。战前日人在沪经销的鸦片，多是由日外务省特准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从伊朗贩运而来。鸦片用红纸包装，呈长方形，称为“红土”。由于此项业务每年有600万日元的交易额，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欲插足抢利，遂主张自由竞争，以打破三菱独家垄断的“不合理” 局面。正好当时当时，上海特务部的活动经费每年不过20万元。 为筹措资金，楠本委托政界黑幕人物藤田，通过三井公司从伊朗走私20万磅的鸦片。

由于利润太高，

1938年l0月，三井未经外务省同意，私自接受维新政府委托，从伊朗进口近1000吨鸦片运抵上海，此举引起三菱的强烈不满，两公司矛盾渐形激烈。1939年3月，经外务省出面调停，两公司协议共同组建一子公司，专门从事伊朗鸦片的贩运业务，协议规定在日本及伪满的鸦

片分配事宜由三菱承办，在华中及华南的分配事宜由三井承办，所得利润由两公司均分。两公司的毒品商战方告一段落。

由于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中将及特务部机关长楠本实隆成为占领区的实权派，而楠本因贩卖鸦片的关系，遂成为华中毒化政策制定的决定性人物。

1938年9月，华中特务部于上海召开联络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华中鸦片麻药制度实施要领》指出，华中鸦片制度的方针为： “以断禁鸦片麻药为最终目标，根据中国实情而采取渐禁主义；为对鸦片麻药类的生产、收购、贩卖、吸食等进行取缔，实行统制政策；鸦片的统制及取缔机关设于维新政府行政院，日方从内部努力进行深入之指导。”决定在上海设立鸦片的取缔机关—— 戒烟总局，于各县及特别市(上海、南京)设立戒烟局，掌管鸦片麻药的统制及取缔业务；在戒烟总局的指导监督下，设立鸦片商组织的慈善结构— —华中宏济善堂及地方宏济善堂，负责鸦片的购入、售卖、鸦片瘾者的救疗等项事宜(华中宏济善堂设于上海，地方宏济善堂设于各县及特别市.1938年11月20日，华中特务部根据《要领》，拟定了《维新政府戒烟制度要纲》，交维新政府发表，以求“合法”。为迎合维新政府，《要纲》将《要领》中的“华中”改为“维新政府”，“鸦片麻药制度”改为“戒烟制度.。兴亚院设华北、蒙疆、华中、厦门等4个联络部，负责指导伪政府和调整占领地政策等项工作。1939年3月，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在上海成立，负责指导维新政府，日军特务部即告解散，楠本担任联络部次长。随后兴亚院经济部决定让里见甫筹设华中宏济善堂。

1939年6月，维新政府依据《戒烟总局设立纲要》设立戒烟总局，总局局长为朱曜，原大藏省书记官滨田德海为总务科科长，局址设于上海百老汇大楼6楼。戒烟总局管辖苏浙皖三省和上海南京两市。1939年6月1日，戒烟总局委任李呜(里见甫)为宏济善堂副董事长代理理事长(宏济善堂不设董事长)，8名上海烟商(理事)加入了宏济善堂，李鸣将160万元的保证金(加入商每人20万)随即上交戒烟总局。同日，宏济善堂于上海北四川路正式开张。

为发售毒品，宏济善堂自上而下形成纵向公卖体系：总堂设于上海，总堂之下设分堂(批发)，分堂之下设土行(批发)，土行之下设膏店(零售)，膏店之下设售吸所(即烟馆、或称戒烟所)。鸦片由总堂一分堂一土行一膏店一售吸所，售吸所再将鸦片煮成熟膏，开灯供吸。

宏济善堂成立伊始，日军、日商源源不断地将毒品运至上海，随战事推进，“满蒙等地鸦片不仅要供当地所需，且要作为远东各地战时医药原料，及支援失去鸦片来源的南方各地。从这种状况出发，有必要确立鸦片自给自足体制

1939年10月中,兴亚院决定蒙疆、华北、华中、华南鸦片政策的根本方针是自给自足，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摆脱对外国鸦片的依赖状态，不但蒙疆地区要最大限度地增产，华北、华中也要在所辖地域内，指定罂粟种植区域，增加生产。1939年底，宏济善堂开始自谋货源，强令长江中下游地区民众种植罂粟。

宏济善堂以烟毒为摧残中国人民之重要武器，其推销毒品方法亦无奇不有：由日军官兵、浪人及汉奸等深入乡村兜售，贫民若无现钱购买，可以记账；讹言可以治疗肺病．报纸登载毒丸广告，谎称长寿药丸。以鸦片充伪组织官兵薪饷及雇工工资；规定以烟毒为宴会及馈赠应酬之必备品；按户配发鸦片烟膏，定期收取吸后之灰烬；将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掺入卷烟丝内，诱人吸食；对抗拒毒化之人民，指称为反日思想犯，严刑惩处等。

1939年l1月美籍人士贝德士亲自去上海，向中外介绍南京日人毒品贸易真相，此举激怒了日本当局， 日本总领事曾致函美国驻上海市总领事馆表示抗议。据贝德士调查，1938年间，南京市共有4个鸦片经营机关：一为日军特务部所组织，二为伪政府所组织，三为日鲜浪人所组织．四为日本洋行。

伪维新政府时期， 日人毒化政策采用幕后操控模式。毒化政策虽由日方制定及审议，但要发挥应有效力，形式上要求“合法”，遂命维新政府颁布各项条令，以便贯彻执行。在隶属关系上，宏济善堂听命于戒烟总局，但兴亚院却控制着维新政府。从机构内部看，戒烟总局局长虽为中国人，但关键部门总务科却由日本人把持。华中宏济善堂及分堂虽由中国烟商组成，但总堂理事长却为日本人，鸦片经营业务也完全为日本人控制，如宏济善堂提货须自戒烟总局烟栈，但仓中鸦片多为日本人自伊朗或伪满、蒙疆等地贩运而来，至宏济善堂所纳烟税税款，则多为中国烟商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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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地区

蒙疆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管辖的地区，东与伪“满洲国”相接，北与蒙古接壤，西达宁夏省界，南至长城一线，包括察哈尔省、绥远省的全部以及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地区，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1939年

1936年前后蒙疆地区被强迫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到1945年，日军和伪政权通过调整鸦片政策，实行清查制、

“大鸦片政策”，致使蒙疆地区鸦片烟毒极度泛滥。

1934年2月，日本驻察哈尔特务机关首脑松室孝良大佐在《满洲国邻接地区占领的统治方案中说，蒙古地区产业以畜牧为主，但目前仍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目前能做到的只是鸦片专卖。1935年12月，日军占领察哈尔省张北县后，

随即颁发文告，诱导当地民众广种鸦片。鸦片暴利是伪蒙疆政权的重要财源之一。1935年绥远省全年财政总收人为838万元，而鸦片收入竟达370万元，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44％

1936年，，日军指使伪县长发布公告，对种植者给予下述奖励：(一)按要求种植罂粟者，免征地租；(二)种植5亩以上者，除上述(一)中的奖励外，免除强制兵役；(三)种植2O亩以上者，除上述(一)、(二)奖励外，由县政府发给名誉证；

(四)种植50亩以上者，除上述(一)、(二)、(三)中的奖励外，授予村及地方长老资格，登记为县公职候补者；(五)由日本商行及地方伪县政府联合主持，成立各县鸦片配给合作协会。1936年开始，张北县城附近的东西关、马场房、九卜树、脑包底、北树湾、武老二房子、龙王庙、

杨家营等村庄，利用土质肥沃的上等土地种植鸦

片。大烟种籽由日本占领者提供，并且由有种植鸦片经验的中国东北人进行技术指导。，每年春季都由烟征股组织警察和乡保人员逐户登记造册，分配任务，丈量面积，而且按土地质量划分等级，以亩数定产量，以产量定缴数。夏季收割时，先由各乡村自行组织收集，然后集中上缴到烟土组合(日伪政权设立的收购大烟的专门机构)，算作交“官烟”。日伪政府宣称：烟农如交齐官烟，即奖赏旱烟、麻纸、麻布等物资;如不按时上缴或交不够者，轻则灌辣椒水，重则被吊打.

1936年11月，日军支持下的伪蒙古军进攻绥远，企图控制绥远省的鸦片收入。但是，伪蒙古军被傅作义率领的中国军队

击败。日本控制绥远鸦片收入的图谋暂时未能实

现。

1931年至1935年日军酝酿在蒙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在日伪纵毒政策刺激下，从1936年起蒙疆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到卢沟桥事

变爆发之前，日伪在蒙疆地区的鸦片种植和毒品走私已初具规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日军攻占张家口，9月4 日建立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10月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给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首领松井的指示信中提出，“要确立当地的鸦片和盐务政策”，尤其关注筹措蒙疆财源。1937年12月，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公布《鸦片

业务指导纲要》，宣扬扩大鸦片生产是为了“发展战时医疗事业”，重申多种者“可免除地租、兵役”。还可授予“地方长老”称号或发给“荣誉证书”等

1938年5月13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公布，的《京津商人入蒙购买鸦片要领》中规定，平津商人须持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证明书，方可在蒙疆地区购买鸦片

通过实行鸦片申报制及许可证制，划定了鸦片种植区，刺激和鼓励了鸦片生产。1938年蒙疆鸦片种植面积至少有50万亩，晋北年产鸦片60万两。察南年产鸦片250万两，内蒙古年产鸦片870万两。根据日军的指令，1938年蒙疆输出鸦片共计9 854 799两，绝大部分向平津输出。

1939年“6月的某一天，时在仙台税务监督局关税

部任部长的大平正芳（没错，就是那个曾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奉调回东京，随即出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并且与6月20日到任。大平正芳去世后，大平正芳财团于1984年编著出版了《大平正芳传》。该书中有“在中国大陆”一章，也仅仅提到“蒙疆向上海和天津出口罂粟制成的鸦片”。但稍加分析即可从中看出大平正芳被派往蒙疆负有开发鸦片的使命。1939年张家口、大同、厚和被指定种植罂粟1011 000亩，预计产量20 220 000两，预计收缴量7 563 000两 。蒙疆逐步成为日本占领区中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和对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毒品的主要供应地

烟农所收的鸦片由土药公司收买，土药公司是伪蒙疆政权的“国营”公司，它利用原鸦片商的组织和资本，总公司设在张家口，并在归绥、张北、崇礼、兴和、多伦、集宁、托克托、萨拉齐、包头、丰镇等地设立分公司。鸦片的分配由清查总署担当，清查总署指定原鸦片膏商为配给人，并收取营业税。

1939年日军侵占包头市后，指使伪军以开设俱乐部为名，大开烟馆、赌场。先后开业的大烟馆多达300余家，几乎每条街都可以看到红灯笼作为幌子的形形色色的烟馆。就连药房也出售毒品。日伪政权规定，当地农民每户种大烟

少则1至2亩，多则30至40亩。此外还有不少汉奸武装、土匪和帮会占地开种罂粟。1939年以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管辖地大肆推行罂粟种植政策，种植面积达9O万亩，年收鸦片4 000多万两。1940年起，为了筹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费和因战争爆发带来的毒品短缺，日本兴亚院总部在东京数次召集鸦片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蒙疆的鸦片种植。1940年10月大平正芳回日本，

得到兴亚院的进一步重用，担任了兴亚院总部联络部第二课课长。1941年，蒙疆地区鸦片种植面积扩大为90余万亩。

1943年春，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大陆各地区鸦片会议，会上确定把伪满洲国和蒙疆作为鸦片生产地。1943年6月3日的《新华日报》载文指出，日本在包头开设公司，建立大规模制毒工厂，高价收买大宗鸦片，供其工厂提炼毒品之用。同年9月，日本大东亚省召开的中国鸦片供需计划商洽会议决定，在蒙疆收缴鸦片500万两，向华北、华中、华南、香港等地输送。之后日本更加疯狂，1944年张家口署种植罂粟3O．8万亩、大同署种植罂粟39．4万亩、厚和署种植罂粟93．8万亩。张家口近郊的万全县1944年种植罂粟5万余亩。

日本帝国主义在蒙疆地区实行的毒化政策，是其灭亡中华民族“既定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是用飞机大炮的狂轰烂炸在残杀我同胞，灭亡我国家，同时还用鸦片白面的私贩偷运来毒害我同胞，灭亡我种族；前者是我中华民族生存的大敌，非全力抵抗不可，后者也同样是我中华民族生存的大敌，非全力禁绝不可。要求得民族的生存，不但要从日本侵略者凶残的屠杀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要从它恶毒的谋害中解放出来。“禁烟与抗战同样是民族解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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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东北沦陷期间日伪实行了残酷、毒辣的鸦片毒化政策，该政策的实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成为政治奴役、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亡国灭

种的重要手段，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并对东北人口数量和质量产生了恶劣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在我国东北全境“竟将足以危害社会的万恶之首鸦片之吸食与贩卖列为合法”，公然贩毒，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说“鸦片是伪满洲国人民所喜欢的东西，政府为适应人民的需要，将来由政府专卖，准许人民领鸦片专卖证，许可栽种，领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1932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和《鸦片法实行令》，1933年开始实行鸦片专卖。

《鸦片法施行令》对罂粟的种植区域和面积，每年由专

卖总署长定之，于每年10月制定下年度栽种计划，由省长分配给各县、旗，栽种者要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允许栽种，实际上对于种植面积根本没有什么限制，而是多多益善。

收购方面，奉天设立“大满号”和“大东号”两个大土烟庄和各地分署32处，负责鸦片收购业务，大满号专门收购西部地区生产的鸦片，而大东号则收购东部地区生产的鸦片。县、旗收购的鸦片统一送交奉天的鸦片

工厂。另外，伪满在伪新京、哈尔滨、绥化设立3个大规模分厂。产品由鸦片专卖署的生产科售给各市、县的鸦片零卖所.

为制造更多的鸦片瘾者，日本人大肆宣传吗啡等毒品可以治病，并略施小计，每包海洛因赠送几支金枪牌纸烟，以后又施以新花招，除香烟外还赠送几块“森永”牛奶糖做诱饵。出售的烟膏均包装精美，美其名日“福寿膏”（又没有人想到十全大补膏），分福、禄、寿、松、竹、梅6种烟馆名称大都表现沉醉逸乐之意味。如：消愁处、卧云楼、神仙世界、世外桃源??（大家想象一下本地的夜总会之类地方的名字）

由于日伪当局的提倡、引诱，罂粟栽培面积急剧增加，鸦片专卖制度实行了5年，伪满全境到处都能看到罂粟花开放。，伪满政府为逃避责难和转变舆论攻击起见，遂在1938年，制定出一种欺骗世人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对外大肆鼓吹，伪满洲国从1938年起开始禁烟，每年递减鸦片栽培面积，到第8个年度禁止栽种，到第10个年度鸦片瘾

完全戒除。实际执行情况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说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洲国作为战的后方基地，实行了紧急增产战时物资和加强对日

援助。1942年、1943年，日本在东京两次召开大东亚鸦片会议，，“通过了把满洲国和蒙疆作为鸦片生产地，负责供应整个东亚地区鸦片需要的决议。（这一点在前文亦有陈述）1943年，伪满政府的鸦片收获量为

1200万两，194 年则达到了1500万两。战争后期，倒是认真禁烟了一下，为什么呢？表面上是把已登记的鸦片瘾者分期戒烟，养成健全的国民，而其实质是为榨取鸦片瘾者的劳动力。”所以戒烟的对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壮年瘾者，待把烟瘾戒除，即由伪勤劳部编成劳工队，派到治水、筑路及各种厂矿，担当各种劳役，做日伪的奴隶。所幸的是东北解放，日伪的阴谋没有得逞。

日伪的鸦片毒化政策作为最毒辣的侵华政策之一，自始至终得以顺利进行，并达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但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第一，是政治上进行殖民统治和灭绝中华民族的绝好手段。第二，经济上掠夺民财，军事上“以战养战”。第三，社会道德和风气败坏，第四，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受到影响

日本怎样向国统区和解放区渗透。

一是在临近国统区的地方广种烟毒，以期达到近墨者黑”、近烟者毒的效果；二是廉价出售毒品．在日寇的“让利”售毒政策下．贩卖烟毒的利润有时高达成本的6倍以上，引得奸商们趋之若鹜，把大后方的许多地方搞得乌烟瘴气；三是向国统区偷运它给予特别廉价供应的鸦片、红丸、白面、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引诱后方民众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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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

这两省略有不同。这两个省都是日本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而且日本人占领也比较晚，也没有完全占领。广东要等到1938年日本侵入广东，毒祸才开始，福建则要早一些。但日人在此的毒化活动却并不逊于其他占领地。一是因为此时此地日人已在中国积累了毒化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毒品公司的组建、禁烟机构的设立、罂粟的种植、毒品的贩卖等；二是因为此处地临台湾，日籍台人为其毒化活动的马前卒，较之日人亲自出马，有语言、种族及风俗习惯上的诸多便利。

日本在福建的毒化活动，主要集中在厦门、福州两市及周边郊县。时间跨度较长，自19世纪末开始，直到二战日本败降。

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日据台湾，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遂被日本视为势力范围，出于各种目的，大批日籍台人纷纷渡海到闽，由于地理上的近便，渡海者主要集中在厦门市。

1928年10月，福建省下令设立禁烟委员会，厉行禁绝鸦片。日籍台民以日本领事为护符，公然开设烟馆、土栈，破坏禁政，不要说取缔，就是搜查，也非要和日领所派的人员一起行动不可

。福建禁烟委员会虽破获许多籍民烟案，屡屡与日领交涉，公文来往，积之成堆，但均为治外法权所限，未

能奏效。福州、厦门二埠，台民所设大小烟馆土栈，总数近400家，营业总额每日在10万元以

上，烟馆土栈有名有姓、有门牌地址，凿凿可考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1937年9月3日，日炮击厦门，1938年5月13日，攻占全岛，厦门沦陷。

在占领之初，日本人认为吸食者每人每月的消费量至少在0．5两以上，高的可达0．7两，由此得出厦门一个月的总需要量36000两，实际上由于在清末民初，福建的禁烟工作搞得很好，实际厦门一个月的总需要量15100两，还不到当初推算的一半。这需要感谢一下林则徐的后人，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

这里的毒祸和中国别的地方不太一致的是，日本海军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海军从台湾专卖局聘来鸦片专门技术人员竹内文雄、林田枝年、木佐贯弘、片寄等人，1938年8月由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组织“公卖管理委员会”，设立公卖局，管理禁烟及盐务一切事务。日海军命令日台商家福大公司、南兴公司等集资组织福裕公司，承揽公卖局鸦片烟膏的制造与贩卖业务。1939年3月，筹备工作完成，实施“戒烟法” 制毒机构—— 福裕公司，直属日领事馆。原料保管及监督，属伪市政府禁烟局。

福裕公司的烟膏原料，最初是由日海军及事馆经由上海日人毒品机构—— 宏济善堂购来，后因运费价格上涨，日海军及领事馆便想在当地种植罂粟，种植地点选在了金门。，日海军与领事馆专门从日本或蒙古运来上等的罂粟种子，并

领委派砥上、佐藤

技师，上原、古贺技术员等罂粟种植专家到金门， 悉心指导农民种植罂粟。福裕公司生产的烟膏，按等级分为特字、福字和天字三种，其每年产量初有10余万两，后渐减至七八万两。，太平洋战争之后，在日海军及领事馆的操纵下，一部分烟膏，通过张逸舟的新华公司、浯屿公司和厦门物资交易组合等，与国统区交换物资。

由于原料来源不充裕，日本人在福建很快就走上了精加工的路线。

1939年日人在厦门惠通巷7号、9号、11号成立了一个吗啡公司，由陈长福主持并为董事长，公司资本初为60万日元，为日人毒化福建人民制毒总机关。该公司制造吗啡量每月三四万两，销至厦门、香港、福建沿海、汕头等地。

1943年3月伪厦门特别市政府直隶汪精的南京伪国民政府管辖后(简称直辖 )，厦门特别市“公卖管理委员会”改称禁烟局，隶属于市政府，并受内政部的指挥监督，禁烟局局长始终由日籍台湾人林济川担任。局下设福裕、福和、福庆(后改名福隆)三家鸦片公司，公开制造、销售鸦片。

1942年8月19日（又提到了1942年），兴亚院厦门联络部召开关于“支那阿片对策会议”，会中认为“大东亚战争”给予经济显著的影响，造成通货不稳，再由于华侨送金的断绝以及华侨出入的断绝，使得厦门人民的收入已经难以狗卖鸦片，必须提高供给，降低价格，扩大销路。1942年日人自台湾运来厦门大批鸦片、红丸、吗啡等3000余两，除设统一公膏毒品行在当地勒销外，另将毒品改装成1两、2两、5两装，强迫航海船只每艘每次须带百两运销他处，并迫使码头交通船员，须夹带内地销售，每船每次须带5至10两，否则货物不准出口，并停止该船航行权。另外，1944年日人在闽粤沿海各地勒令民众每户至少种烟一亩。

日占厦门时间很长，福州则相对要幸运一些。1941年4月21日，日军第48师团主力一度占领了福州，但135天之后退出，1944年9月27日，日军又第二次侵占福州，但也只占领了226天，即行撤退。第一次占领福州，日特务机关设在下杭路，长河田及日军联络所岁森为主持毒化的首脑人物。鼓楼大根区烟馆，由日陆军联络所长奥田，派日军情报员台人张嘉成负责。台人郭佑来、马路鉴等，不但受日人指使，管理各辖区内诸烟馆，自己还在平民小学、延郡会馆、福安会馆等处，开设大规模烟馆及妓院，并为虎作伥，每日向其他各烟馆强迫抽收保护费1万元，他们同时还是日特务机关情报员。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占领福州期间，日军继续在福州实行毒品公卖政策，运来大批鸦片、海洛因、吗啡，由福州当地流氓与日籍台人开设烟馆引诱市民吸毒打吗啡。另在市区沿闽江的一些烟馆中雇用女招待与妓女，以招徕宾客。

七七事变前，日本人也在广东贩卖鸦片，但是只能偷偷么么的进行。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稍后，进占珠江三角洲上各重要城镇。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府成立后，5月10日，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也宣告成立，陈公博为省主席，彭东原为广州市长。日军占领广州后，为巩固其军事占领和扶植傀儡政权奠定经济基础，公然建立贩卖鸦片场所，开设贩毒公司

“福民堂”（1939年3月），开放鸦片烟馆。侵

粤日军命台湾人陈思齐在广州设立福民堂，在日伪的强权下，福民堂成为全省的毒品大本营，以十三行路华南银行原址为堂址， 二楼办公，一楼为煮烟膏场。福民堂设了6个分销处，即是6个派出机关，分惠福、永汉、东山、陈塘、河南、芳村等6个地段管理。福民堂主要的经营手法是：从东北采购烟土，到广州煮炼成烟膏出售，烟土由日本的军用船运来，每件l00两，状如枕头，名为“枕庄”。为追逐高额的利润，广州福民堂的一两烟土，煮制时加半两烟灰，混合煮溶过滤后再加波斯胶或布胶半两，便成烟膏，即是一两烟土制成

将近二两烟膏。福民堂每月缴饷50万元军票，可知日本人在此方面收入。福民堂既负责加工供应鸦片，在行政上也是管理“禁烟”的机关。

在国际禁烟的压力下，1943年5月，福民堂利用合同期满机会宣布解(一说1942年6月)，其业务则交由广东禁烟局接办。

散在潮汕地区的庵埠被日军占领后，在庵埠又设立了一所鸦片专卖处— —永安公司。

1939年后下

年起，日伪强迫广东从化、番禺等地农民种植鸦片，到1941年底，广州市郊与附近各县遍

开罂粟之花，市郊如嘉禾、龙归、人和、南村、北

村、竹料、钟落潭一带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同安、同知、榕树

头、长湿、龙眼洞一带所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南土”；石牌、员村、程界、车陂、棠下、朱村、黄村一带所生产的鸦片，俗称“黄埔土”。东莞产的

鸦片名为“东莞花叶”；其他还有从化、花县以至四邑(开平、新会、恩平、台山)等地所生产的鸦片，品类繁多。

“

在伪广东省财政局1943年1月拟定的《拟举办广东省烟草专卖意见书》中，透露了日伪鸦片收入每年高达军票1000万元。侵粤日军将毒化活动和枪炮紧密配合，获取了大宗不义之财。他们不仅将鸦片收入作为重要的财源，还将鸦片当作货币来使用，以巩固日军的军事占领获取财源和奠定殖民地统治的经济基础。

鸦片还有一些其他用处在广东驻扎时期使用中国侦探时，便与鸦片配给机构联系，以取得鸦片毒品通过日军封锁线的通行证。把鸦片和通行证交给中国侦探，让他们把鸦片从‘和平区域’运到抗日区域??这些人为了获得鸦片和通过日军

封锁线，甘心承受同胞对他们的诟骂与责难，不惜充当叛徒、汉奸、不法之徒，为日侵略军充当侦探

1938年日本第一次武装将鸦片运到澳门，1942年， 日本再次将鸦片、红丸、吗啡等运至澳门，计达3000两，并在澳门成立了鸦片专卖局，进行贩毒活动。1943藤田八郎在香港进行鸦片专卖，设分销处19所

恶人自有恶报，1947年3月，日军第23军司令官兼香港占领区总督的田中久一中将在广东被判死刑，其罪名之一就是“奖励中国人吸食鸦片罪”。

• 【原创】鸦片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情况简介合集

华北

1937年之前，日本人对在华北销售毒品已经是垂涎三尺。华北地区当时包括冀、鲁、晋、绥、察等省及北平、天津2

市，总面积101．9万平方公里，人口7600多万，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冀、鲁、晋3省即占全国总产量的46％，花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该区矿产丰富，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还有不少铁、金、铜等矿藏。此外还有总长度占全国1／2的铁路线，天津、秦皇岛、青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港湾。近卫文磨露骨的说：中国对华北“自己没有开发之力，而将此天赋资源放弃不顾，这可以说是对上天的冒渎，日本为了表露友谊而对其开发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也说．满洲市场已臻饱和，“华北诚为我帝国最好之殖民地也”。

伪满洲国经济部次长古海忠曾在一次会议上无耻地夸赞日军的烟毒政策说： 用‘满洲国 出产的便宜烟土，走私到华北卖得了意外的好价，以此为 祖国’今年又购买了开滦矿煤90万吨、大量的盐、大量的席等，使‘祖国’在战时中必需的物资，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沦陷。12月日军扶植成立了华北伪政权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立了华北禁烟总局，直属伪府财务总署，以便操纵毒品走私。。伪华北禁烟总局根据原统税区域在北京、天津、青岛、石门、唐山、开封、太原、济南、烟台及长城沿线设立九处分局。按照伪华北禁烟总局颁布的《实施禁烟暂行办法》、禁烟暂行办法施行细则》、《运输执照发给办法》、《栽种罂粟执照发给办法》、《吸烟执照发给办法》等项规定，只要“土药商人”(即毒贩)向伪华北禁烟总局“缴纳照费，填发运输执照后 ，这些毒贩

即可“执照采购鸦 并 凭照运输只要有人向当地统税局请领执照，并标明裁种人姓名、籍贯、住址及栽种地址和面积等，领照人即可按照栽种罂粟。只要缴费领照，烟馆、吗啡馆即可开业。华北日伪当局惟恐规定这些手续繁杂，多有不便，还特别知照各伪省市公署及各地统税局，希望他们“多予协助，俾免困难。

日本人实施的手段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我都写烦了，就不详细写了。

1．实行毒品统制。华北禁烟总局和各地分局以及办事处等，作为毒品统制的专门机关。此外，还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土药业公会，并在各地建立土药业公会分会、办事处等机

构，这一以商业行会面目出现的机构实际上也是日伪控制的毒品部门，负责毒品的收买和制贩。

2.．明令划定种植罂粟地带，诱迫人民种植。除强迫外，Et伪当局还用各种欺骗宣诱使农民种鸦片。如日军曾对新城民众宣称，“ 逃至后方之民众，速返家乡，从事生产烟土，无钱者给以金钱帮助，无米者发给粮食，其他一切困难皆可以为解决。”山西敌伪当局为诱使农民种植鸦片，允诺 凡种烟者，每亩发给银币6元，收烟时每亩以l0两征收。

3．实行报贴鸦片政策，鼓励从满洲国向华北走私鸦片。，伪华北禁烟总局实行了一种所谓

“报贴鸦片政策”，即通过其在唐山、天津、北京等地的分局，发给鸦片走私者以证明书，免除关税，

以奖励热河鸦片向华北走私。

4.．广设烟馆，诱使人们吸毒

5. 设置制毒工厂，提炼毒品运销各地。为加快制毒贩毒进度，华北日伪当局在各地设置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制毒工厂或公司，1939年，天津市计有制毒工厂200余所。日伪在河南博爱县大辛庄组织的中和记公司，专事毒品制造，“每日夜出红丸5000袋，以武装运销于豫北及晋南各县，并流行黄河南岸”

6 扩大烟毒使用范围。日本侵略者除向瘾民提供大量毒品外．还尽量扩大烟毒使用范围。如把烟毒作为社会交际必备品．用于宴会、埙赠、节日庆祝等相互应酬活动中。伪县属机关的经费有的竟以烟税而定。伪机关工役之薪水，伪军官兵的薪饷等有时也用鸦片来支付。

危害就别老生常谈凑字数了。

这一段是中共的反毒的一些情况。在中共领导的太行根据地，毒贩贩毒手法非常隐蔽，手段多种多样：有的将烟毒藏在带有夹层的藤筐底部，有的藏在挖空的石磨中，有的藏入驴耳内，有的“将锡筒装入料面藏入自己的肛门内”，更有甚

者将婴孩的内脏掏空，藏毒品于内。

当时，根据地采取了内外结合的禁毒措施。外线禁毒：主要是由岗哨、税卡、公安局检查站等边防机构完成，对毒品贩运进行查禁。内线禁毒：由各区的地方税务局、公安局、工商局、各县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门执行。1940年6月党中央强调“要遵照法令处置毒贩，没收毒品，枪毙毒犯”。各县司法科在处理烟土案时，对于初吸毒者予以批判教育并帮助戒毒 对于屡教不改的吸毒者轻则罚款，重则判处有期徒刑；对于贩毒数量较少者判处有期徒刑，对经常贩毒或贩毒数量较大者则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写完这些，已经是22：30，近三个月来干了这么多复制粘贴的动作，实在是太累了。不想再写东西了，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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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谢好文！

联想到英雄本色版面中通州兵变。。。

报应

当时在华卖毒品的，高丽浪人亦是不少。

但是对外销售，比较有名的就是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