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解读安培的不参拜与中国的暧昧（1） -- 金口玉言

解读安培的不参拜与中国的暧昧

总所周知，日本前首相小泉在任五年多时间里参拜靖国神社足有六次之多，这触怒了中韩两国最敏感的神经，同时导致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期冰冷的冬天，就连学者们鼓吹一时的“政冷经热”也终于受到了影响慢慢的冷了下来。自2003年起，日本已由中国连续11年(1993至2002)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位。2005年1至8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23.5%，与欧盟、美国、东盟和韩国分别增23.7%、24.9%、25.5%和25.7%。而与日本的贸易增长率却只有10.3%。双方政治交流几乎停滞，更有甚者，吴仪访日却因日方不当举动而拂袖而去，这在外交史上也是较少见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识之士无不焦急，希望早日能够解开中日之间的似乎存在的这个死结。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既然是日方犯了错误，那么只有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才可以与之谈判，甚至还因此施加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使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种想法在原理和道义上都没错，但却不大现实，日本人有它们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何况还有它们国内政治的因素存在。作为一个负责的大国，我们有自己的原则，但在把握国家关系以及战略方向上不应该和它们一般见识，否则中国不也成了泼皮了么？你耍赖我也耍赖，你一意孤行我也死抗，如果中国就这点见识，那无论经济怎么发展将来也还是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相反地，我们应该在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前拿出解决方案来，恢复甚至主导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关系。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与“一般国家”的区别正在于此。（也就是中国与日本的区别，呵呵）

正在这时候，日本方面“似乎”出现了一点可喜的变化。4个月前安培上台了，中国方面马上同意其访华，这样日本新首相上台第一个访问的国家竟然是中国（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访问美国）！那么安培访华的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呢？从公开的新闻上看，安培只是重申深刻反省历史“对殖民地支配以及侵略，给亚洲民众带来了损害以及痛苦”的立场，但却没有我们最关心的“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承诺！访华结束后，网上立即有文章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说是安培“忽悠”了中国，中国接受了安培访华却仍然没有得到他的不参拜的承诺。表面上事实的确如此，但事实上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到底是谁“忽悠”了谁呢？在这里我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恰恰是安培“忽悠”了所有的日本右翼，而且对中国有“不参拜”的“口头君子协定”。

想要进一步解释我的判断这里需要分别考察一下安培本人及其政权的来龙去脉。

安培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都曾担任日本首相，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相，祖父安倍宽为众议院议员。在这几位长辈之中，对安倍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外祖父、日本前著名“鹰派”首相岸信介。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安倍晋三的童年基本上是跟随母亲洋子，在外祖父岸信介的身边度过的。岸信介是日本侵华时期，操纵中国东北伪满政府的五大头目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而锒铛入狱。1952年，岸信介获释，刚一出狱就大力鼓吹重整军备、再建“大东亚共荣圈”。1957—1960年，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其间曾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安倍晋三跟随这样一位“鹰派”外祖父长大，必然深受其影响。岸信介非常宠爱安倍，经常给他讲高杉晋作等人的故事。在5岁半时，安倍亲眼目睹了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游行示威队伍围攻外祖父官邸的情景。家人对他说:“游行的人都是坏人，外祖父是一心为日本考虑。”安倍后来回忆说:“长大后，我明白了外祖父推动修改安保条约的政治意义。我越发尊敬坚持信念的外祖父。政治家就应该具有这种品格。幼年时所看到的外祖父的形象，成为我作为政治家的准则。”安倍一直把岸信介视为榜样，因此从小就怀有从政愿望，并且脾气倔强。

作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他是凭什么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戴并得以上台的呢？首先，这得益于小泉的大力提携。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是小泉的政治恩师，且安倍晋三与小泉的政策很接近。小泉因而视其为最佳接班人，有意将他培养成自民党的新招牌，继续维持他现行的政策。其次，在朝鲜问题上以日本右翼代表身份的强硬借题发挥，使安倍晋三的身价迅速升值。日朝双方在“朝鲜绑架日本人质”问题上激烈交锋。安倍主张日本必须同朝鲜进行“坚定的谈判”，并声称:“如果他们(朝方)不真诚回应，我们必须考虑采取各种措施。”其激烈言辞颇得日本媒体的追捧。今年7月10日，在朝鲜试射导弹之后，安倍晋三公开称，日本有必要考虑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美国《纽约时报》说，安倍晋三的“先发制人论”，是迄今为止日本政界公开发表的最强硬的对朝言论。第三，利用大众媒体，经常就国民关心的问题或敏感问题慷慨陈词，给人以直率、快人快语的印象。安倍晋三曾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时称，“使用核武器不违背宪法”，“(拥有)原子弹在宪法上不成为问题”，“使用远程弹道导弹在宪法上也不是问题”。这一系列表演得到了日本“鹰派”和右翼势力的拍手喝彩。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便对其赞不绝口，称其“不愧是岸信介的后代”。此外，“国家利益优先”是安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标榜的新保守主义“国家观”，明显带有岸信介的“鹰派强国论”色彩。他力主修改宪法，实行集体自卫权，主张改变日本的战败国形象——既不受“和平宪法”的束缚，也不背历史包袱。就连他自己都承认:“相比较而言，我继承外祖父的DNA要比父亲的多。”安倍强硬的“维护国家利益”的鹰派姿态，迎合了一部分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他在日本国民中的支持率“水涨船高”。与过去自民党总裁上台主要靠资历、业绩和派系实力相比，安倍在仕途上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手法:靠敏感话题赢得媒体好感—媒体报道增多—知名度提高—民意调查排名攀升—党内各派争坐他的“顺风车”—赢得党内多数支持—竞选总裁取胜。“鹰派”言论成了安倍晋三成名的重要“秘诀”。（此段部分引用了他人文章，总之安培是以日本右翼的代表出现博得相当一部分人的好感和支持，并利用其家族的政治资源得以上台）

既然安培是以右翼势力代表上台，所以他比左派反而少了不少包袱，如果有必要他有能力做一些诸如“访华、与中国谈判、恢复中日友好”之类的事情而不会招致出卖日本利益的骂名。（顺便说一下，日本左翼势力已经完全式微，在最新一次选举中日本众议院共480席，共产党9席(选前9)，社民党7席(选前5)，且众议院权力格局大于参议院，本次大选备受选民关注，投票率超过67%左右）这和尼克松作为右派头子反而做到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一个道理。前任首相小泉出身日本自民党小派系“森喜郎派”，按照日本政党派阀过去的内部传统，他根本没有机会上台，可是自民党内几个大派系的分裂以及相持不下给了他机会。在失去的十年中，日本民众普遍人心思变，在这种情况下小泉及时打出了“改革”的大旗借以超高人气一举上台。在上台以后也以此作为各种决策的政权基础和依据。比如日本国内经济问题其实很多，小泉其实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却抓住“邮政私营化”这一个问题大力炒作，成功将主要对手冠以保守僵化的形象最终得以在大选中全胜。所以说，小泉的改革大旗以及参拜靖国神社是其维持政权的基础。这本来完全是其日本国的内政问题，我无权指责。但问题在于小泉本人为人偏执，不懂得见好就收，而是一意孤行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同时还挑战了俄韩两国）。可是这真的是日本国的“利益”所在吗？我看不是。小泉对华强硬，对美却是格外的俯首帖耳，除了因自民党自身选举利益而对“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强硬说不外，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几乎是言听计从（例子太多不想举例了）。这种情况安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当然是笔者的臆测了），对此举颇为不认同。日本当前的主要国际矛盾和需求是“回归到正常国家”，甚至成为国际政治大国。但是这种外交政策一边倒的情况显然与此目标背道而驰。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人格”，国际社会怎么可能认同它是一个“正常国家”？而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显然是属于“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行为”。表面上取得了美国老大的欢心可以得到一些直接的好处，可长期来看却使得自己的战略缓冲丧失殆尽。以后美国可以在各种场合压迫日本，它还有的选择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么？将来又有谁还会来相信这个战略眼光如此之短的国家？要知道日本战略眼光之短是近代以来是被无数事情所验证的，结果到现在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何况美国对日本其实也不太地道，明明事先知道日本已经捆绑于“四国入常”，却表态“只支持日本入常”，这不明摆着不让日本入常么！

这种情况让安培这样的真正右翼心急如焚，所以一上台就急于访华挽回一些损失。因为安培本来就是右翼、上台之处就有超高人气、并且心中以日本最高政治经济利益为准则，所以我判断安培在任内可以基本排除他在任内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主要是为了不愿意得罪中国）。可是这个想法又不能明说，要不然日本右翼脑子一清醒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安培政权支持率陡降就有垮台的可能；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也不能把事情向外界说明白说透。这就是我所谓的“中日口头君子协定”的由来，并且是安培“忽悠”了所有的日本右翼。这本来是我的预言，但安培在发表一系列诸如“不发展核武”、“历史认罪”问题等“负责任的言论”之后，前几天为了维护其右翼形象，抢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前就参拜了“明治神宫”，让我的预言打了折扣。不过也从另一面验证了我的预言：安培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等到支持安培上台的右翼们认识到他的实质以后就晚了，安培已经在他的任期内做了他想做的事情。如果战略战术得当、措施得力，说不定还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国家利益而进一步得到日本右翼们的认同，这就是安培打的如意算盘。相比之下小泉只顾自己作秀而不顾国家最高利益实在是太不地道了，我就纳闷，小泉和安培师出同门且同是日本右翼咋的认识差距就这么大呢？

相信大家都很尊崇我们老祖宗的《孙子兵法》，其最高境界也为每一个人所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境界似乎是比《战争论》高了一个档次。但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手是清醒的、狡猾的、识时务的，这样才能看清形势做出对双方都最有利的判断。要不然来一头蛮牛死活不降，纵使孙子再世又有何办法？很显然，小泉就是这样的蛮牛，而安培要比小泉聪明的多、狡猾的多、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但这同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这里当然不是“要日本不战而降”的机会，而是“基于日本最高政治经济利益驱动判断下，相对于单方面投靠美国，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更有利益于日本长期发展，特别是在未来政治利益上只有获得中国的支持才能摆脱美国成为一个正常主权国家”从而实现对华友好的机会。

事实上，中国对这样一个重量级的邻居和对手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不客气的说中国在经济上还有求于日本，所以面对这样的僵局其实也是心急如焚，所以才有了日本刚更换选举政权就双方一拍即合实现安培访华的惊人之举。特别是在近几年国力超常规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心底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恨不得外部突发事情越少越好，事实上连台湾问题都被放一边了。这个我就不想写了，简单的说就是中国方面心急火燎的急于改善关系的心情不亚于日本。如果有耐心的话，具体原因参看我三年前与fancia的一篇拙文里讨论提到的十个问题： 外链出处

在本文的第三段我有过这样的论述：日本方面“似乎”也出现了一点可喜的因素。之所以在“似乎”两字上打上了引号，是想说明，安培政权及其本人是真正的保守右翼，可以预料他的活动将是“既反美又反华”。但是现在因为被美国控制过度，那么一段时间内外交政策必然会对中国有所倾斜，这样一来同样也满足了中国的需求，哪怕仅仅是暂时的。这本来也没关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永恒固定模式的国家利益。但日本想要摆脱美国控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引导日本在这段时间内战略上基本能够做到“对华友好”，而某些中国的变化则是安培们仍然不愿意见到的，比如欧洲对华售武解禁问题等，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必然长期并存于日本的外交策略之中。至于将来日本摆脱美国、羽翼丰满之后将做如何选择，我不得而知。但是并不是日本必然会重新选择与中国对抗那么简单。而且这已经是很长期之后的事情了，相信我们中国到时候也早已拿出相关对策了。

最后我预料，日本政权将长期在“小泉右翼”与“安培保守右翼”之间摇摆。究竟哪一种势力将会获得“实质性胜利”我就不得而知了，这就要看日、中、美三方国家实力的发展变化以及领导人智慧的互动了。（也许我可以把“小泉右翼”称作为“小泉这样的伪右翼”，借机表示一下鄙视；尽管安培这样的真正右翼更狡猾更难对付更难把握。）

虽然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网民，虽然我也只能从公开的新闻上收集信息，但中日关系发展变化在我看来一目了然，甚至还预测了一部分。不知有多少人会同意我的看法？

这个判断有点悬。

九月份安倍会去参拜的。去年之所以要四月份去就是为了争取这一年半的时间。冰大博客上有篇译文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其实除了小泉之外，日本总理谁去靖国神社都没有成为过问题。就小泉因为以前从没去过，当了总理反而要去这才惹火了中国。

有几个地方是中方此前宣传不足（或故意选择性疏漏）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恶果。

一个一个来谈。

1）

参拜问题上，中国国内的大部分读者可能不了解前因后果。

日本历任首相其实都是去参拜的，无论是1978年供奉甲级战犯之前还是之后。

这里有个列表，可以看出小泉参拜，并不是最积极的。由于其非官方身份（他自己说自掏腰包），所以只是回到了中曾根在参拜问题上“惹事儿”之前的历任日本首相的状态。

1945年8月18日：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在担任首相第二天就参拜了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一次）。

1945年10月23日：首相币原喜重郎在担任首相的当月进行了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45年11月20日：首相币原喜重郎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51年10月18日：首相吉田茂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2年10月17日：首相吉田茂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3年4月23日：首相吉田茂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3年10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4年4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7年年4月24日：首相岸信介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58年10月21日：首相岸信介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60年10月10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1年6月18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1年11月15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2年11月4日：首相池田勇人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3年9月22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5年4月21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6年4月21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7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8年4月23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9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9年10月18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0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0年10月17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1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1年10月19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十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2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十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2年7月8日：首相田中角荣在担任首相第二天进行了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3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3年10月18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4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荣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4年10月19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5年4月22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5年8月15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6年10月18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7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8月15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10月18日：首相福田赳夫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福田首相任期内、1978年10月17日秋祭，安放二战甲级战犯牌位

1979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9年10月18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80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80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0年10月18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0年11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4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10月17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4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10月18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3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3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3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1月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1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4月22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率内阁成员第十次参拜、官方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的中曾根官方参拜、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学生抗日学潮。

与中曾根个人关系极其良好、互信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被此消息困扰，在政治局内部遭到批判。中曾根知道后，发表了著名的“不再参拜”宣言——声称自己的好友受自己所累，因此自己为帮助胡耀邦、宣布今后不再以首相身份参拜。从此开创了十多年日本首相不 参拜（不仅是不官方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

2001年8月13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六次）。

2002年4月21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六次）。

2003年1月14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六次）。

2004年1月1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六次）。

2005年10月17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六次）。

2006年8月15日： 首相小泉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六次）。

可以看到，传统的“右派”首相积极参与

比小泉频度高、次数多的首相有的是：

福田赳夫 一年半去了四次

中曾根 两年多去了十次

而那些传统上“与中国友好”的首相们呢？

开拓中日正常化的田中角荣：两年就去了五次！

力排众议开始给中国ODA政府贷款的大平正芳：一年时间里居然去了三次！

与中国关系密切、普遍被认为亲中派的铃木善幸，更是两年时间竟然去了九次！！

可以看出，自打福田赳夫任期内，靖国神社开始供奉甲级战犯以后，日本历任首相（到中曾根之前的：大平正芳三次、铃木善幸九次、中曾根的前九次）无论亲中或反华，仍旧照去不误。中方也从来没有将此事（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友好挂钩。否则签订中日联合声明（1972）、中日友好条约（1978）的时候为什么不提此事呢？

上述信息，都是中国方面的“辩手”们所不了解的。

中方则以中曾根那次公然带领内阁集体官方参拜的过火行为为契机、借中曾根的停止参拜宣言、一度成功使日方倒退了两步——不仅仅是停止官方正式参拜，连首相参拜也给停了十多年；

对于日方来说，小泉的参拜，只是恢复中曾根惹事儿之前的“首相传统”，从后退两步的状态找吧回来一步、变回到中日建交初期的状态而以。所以日方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在此问题上“赚中国人的便宜”，因此也一直试图给中方“说明”道理——“既然你们八十年代前期可以容忍首相个人参拜，为什么现在不行？”

安倍的姿态虽然比小泉低，但这种“原则问题”上我看他不会无故让步的。他始终觉得自己占理。

2）

这则是一个误解。

日本方面对安倍这次访中非常的重视，也拿出了相当大的“诱惑”出来。

只是中方在会谈之后的报道里全面封杀了日方作出的这种努力的痕迹。

所以只读中方对安倍访华的报道，肯定会如LZ一样、觉得有“忽悠”中国之嫌；

实际上，日方这次最大的“外交努力”，体现在它提出的“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提议上。被日本政府授意的日本媒体集体鼓唇弄舌、开动宣传机器来推销日本的这个战略构想；可以算是对华政策上摇出的橄榄枝。

但中方对此并没有立即接纳的迹象。也许是对安倍没有信心的建立，也许是对政策本身有顾虑，反正在一切媒体渠道上都故意无视了日本方面的提法。事后日本方面非常郁闷。不过在各种场合仍旧在推销此事，中方最近的报道似乎有所松动，某些非重点渠道已经开始可以见到对日本此项举动的第三者角度报道。事情会如何进展，还要考察两国今后关系的决策。

3）

中国方面的确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

岸信介被抓，只是被当作甲级战犯嫌疑犯，而宣判时并没有他的份，因此是无罪释放。所以不能当作甲级战犯来宣传；

这个典故俺此前的帖子里面已经详细讲过了。

4）

以俺对安倍性格的了解，他应该在春季大祭就去参拜的。秋季也许反而不去，以避开815这个敏感时节；

他说过，去也好、不去也好，都不会大肆渲染，这是他自己的事，而非关乎“日本首相”职责。所以我觉得他会彻底回到中曾根之前历任首相的状态，并以此为台阶和中方讨价还价。和他相比，小泉则过分注重于参拜的“公众效应”，变成作秀、自然中国会恼恨死他了~~~~~~~

内核实质在于全面跟着美国走，甘当带着锁链的走狗，这是中国绝对无法容忍的。

1。如你所列，日本各首相很多都曾参拜靖国神社。可是为什么就偏偏抓住小泉不放呢？

中国在80年代以前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日本的（也就是没有回归到现代正常国家之间的关系去看待问题），所以那时候以及之前的参拜不可以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特别是，85年中曾根参拜后由于中国抗议而停止，而且存在“君子协定”，既三大人物（首相、外相、官房长官）不参拜。此后历任首相基本不敢越这个雷池。在这种情况下，小泉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对历史问题不思悔改当然是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而且参拜问题其实是表象，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其内核实质在于全面跟着美国走，甘当带着锁链的走狗，这是中国绝对无法容忍的。

2.也许是你读文章不仔细。我明明写的是

而且后面文章都是做了解释了的：

这当然也不可能是空手而来。中国方面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我在后面更加明确的指出：

所以这段纯属兄台对我的文章误读。

3.同意兄台看法。我本来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网上摘抄的文字没有仔细核对，让你见笑了。但这一点与我文章的核心观点毫无关系。

4。做为一个普通网民，只知道一些公开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预言我是冒了不少风险的。不过对此我还是有些自信的。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除非安培一系列事情都没有处理好，需要小泉那样作秀才维持政权；否则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此下策。原因我在上面也说过了，参拜不参拜都是小事，关键是安培想要实现日本大国政治的雄心。在这种策略指导和支配下，日本需要中国的支持，而且是必须的。

这句话说的不错，正是安培内心的写照。如果没有日本甘当美国走狗的一系列举动，中国必然是会淡化此事的，这才是实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安培可以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扯了这么多，不知道兄台到底在驳我的哪个观点？

第一条可能是你自己有问题，用静止的眼光看待“相同的事件”

第二条纯属你的误读。

第三条是我的笔误，与我的核心观点无关

第四条是我的预测判断，当然是有风险的。需要时间来验证。如果有不同或者相同的看法，你都需要更详细的解释来验证你的观点。到现在为止，尚不能说我是在误读。

以前不是问题，但85年以后不再是这样了，性质变了。可以说成为一个块考验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试金石。85年以后日本首相走马换灯那么多人，却只有小泉一人去参拜恰恰是说明了这一点。

以前在cchere对您有些印象。如果有资料不妨发出来共享一下，非常感谢啊。

其实信息的确不对称，比如安培访华提出“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个具体事情我就不知道。但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实质里的事情我已经预料到了，所以并不觉得吃惊。在没有你掌握的那些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我就做出一些相应内容差不多的判断，恰恰验证了我文章的观点应该还是正确的。

安倍现在当这个首相，只是因为他是自民党的总裁，不是靠他个人魅力在全国竞选得来的。

将在今年中间时进行的选举，安倍将要面临能否继续执政的考验。

安倍从去年接替小泉之后到现在，民调一直在下跌。

如果他认为参拜不参拜对于能否继续执政关系很大的时候，就有可能去参拜了。

另一方面，安倍上台之后的几个月来，中日关系解冻的速度相当快。

如果安倍为了选举而去参拜了，那么刚刚有所解冻的中日关系将会继续冷冻。

如果安倍无法保住自己的位置，下一个日本首相是否会去参拜？也给中日关系留下未知数。

中国官方的口气一律是：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其实已经表明了官方的态度，尽管对靖国神社深恶痛绝，但真正实质上反对的是甲级战犯，否则日本国内也不会有将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解决这个问题的提议了。所以你提在1978年10月之前的参拜行为，毫无意义。

你这句话问题很大，参拜行为与中日友好挂上钩的导火索是78年10月靖国神社中移入了甲级战犯。何来那么72年与必定早于当年商定的78年的声明，要未卜先知的提及此事？

78年以后未能够对日方的参拜提出抗议，这是中国的错误。以前犯过的错误，今后不能再犯。

以官方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事实上表明了国家对战犯的认可。这是日本官方一再回避的问题，安倍上台后一再表示对东京审判的官方承认态度，何来他觉得自己有理。

1.先别说供奉了甲级战犯战犯的靖国神社与没有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意义是否有所区别

首相个人参拜与公式参拜的区别

难道我们原来容忍了的 就得永远的继续容忍下去？

918不抵抗了 77就还得继续忍

要不然 日本人都要奇怪了 你们原来能接受的 怎么现在会不接受了

什么话

2.别说什么周边事态阿 钓鱼岛阿 这些大的方面了

欧盟的对华武器出口挨着日本人什么事了 日本人都要横插一杠子

这是友好的表示吗

连这点善意都没有 还提什么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糊弄鬼阿

3.岸信介是日本侵华时期，操纵中国东北伪满政府的五大头目之一

这样子的小子都没被判刑只能说当时的审判没有做到不枉不纵 让他给漏网了而已

不能说明这小子就没有罪恶

别忘了 冈村宁次也是无罪释放的 而且还是被中国的法庭无罪释放的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句大战犯冈村宁次是不是错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识之士无不焦急，希望早日能够解开中日之间的似乎存在的这个死结。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既然是日方犯了错误，那么只有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才可以与之谈判，甚至还因此施加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使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种想法在原理和道义上都没错，但却不大现实，日本人有它们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何况还有它们国内政治的因素存在。作为一个负责的大国，我们有自己的原则，但在把握国家关系以及战略方向上不应该和它们一般见识，否则中国不也成了泼皮了么？你耍赖我也耍赖，你一意孤行我也死抗，如果中国就这点见识，那无论经济怎么发展将来也还是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相反地，我们应该在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前拿出解决方案来，恢复甚至主导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关系。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与“一般国家”的区别正在于此。（也就是中国与日本的区别，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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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有它们自己的想法和理由，还有它们国内政治的因素存在。

这些问题难道我们没有？

他们指桑骂槐 项庄舞剑 我们就装没听见 当他们不存在

那叫鸵鸟政策 不是高姿态

不和它们一般见识

总有些好心人号召要理解日本 要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

似乎不这样就对中国没好处

奇怪的是 日本人似乎就不需要理解中国 不需要以什么什么大局为重

小泉时代的关系恶化，只是适逢其会而已，当然，不排除小泉个人风格的影响。

中日关系，从建交到冷战结束，实际是在对抗苏联的共同需要下结成的隐形同盟，而且当时中国国力尚弱，日本在军政外交上依赖美国，双方都是比较内向的国家，自然不可能发生什么冲突，原来积累的问题（东海划界、靖国问题）也不会成为中心议题。

冷战结束后，经过十年演变，中国国力日强，对外扩展影响的行动日益增加，日本经济趋于停滞却力求在政治外交方面成为大国，两国同时变得更加外向，原来处于闲置状态的争端逐步浮出水面，因此矛盾日益增加——这种矛盾不会随着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而缓和，因为本来就是不同领域的事情——所以两者彼此都对对方扩展势力的举动十分忌惮，尽管日本谋求做军事政治大国和中国扩展影响一样，都属于一个大国必然要做的事情，并没有不正当的地方。

不过中日目前的矛盾不会永远持续，因为从国家的体量看，日本的发展前景远不如中国远大，所以日本要单独对抗中国，随着时间推移只会越来越困难。所以，日本实际上面临战略上的两难：和中国完全交好，等于承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自己的大国梦就此破灭；和美国加强同盟抗衡中国，也是对大国理想的打击；完全的独立外交，又受制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推行。所以，在前景不明朗的现在，安倍提出中日的互惠战略关系，应该说是合理的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威胁到日本的地位，中美可以共存，中日却难以做到，中国不可能长期满足于低端产业，在日本大部分的支柱产业长远来说都要直接面对中国的竞争。中美间的需要是互相需要，但中日之间却不一样。日本需要中国，但中国却不一定需要日本，而且这种需求随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必然越来越小。日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全面倒向美国，二是接受中国的老大地位。第二点相信没有人会认为有可能发生，中日对抗是必然的。

而且以今天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普遍心态，20年后仇日情绪只可能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