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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一个记者的传奇（一）出身摩门 -- 梦秋
一个记者的传奇（一）
几年前，我和一位当娱乐记者的朋友闲聊。可能是我言辞之间流露出了对娱乐记者这个行当的不屑，我的朋友不快地问了我一个问题：
“世界上最无耻的记者是什么样的记者？”
接着他愤愤不平地说道：
“世界上最无耻的记者是从事政治报导的记者！我们娱乐记者去扒烂泥，他们根本就是在淘粪坑！而且还乐此不疲！”
这位兄弟在SARS闹得最凶的时候来到北京。两年后被评为全国八大最无聊娱乐记者之一，还上到《实话实说》里秀了一把。
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读了很多本书，甚至接触到了记者这个工作，才明白他的愤怒。无论是娱乐记者还是政治记者，也许，新闻就是他们的道德底线，新闻就是他们的生命线。
在这里，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的传奇故事也许可以对他们所持有的独特的道德感作出诠释。
（一） 出身摩门
想像一下这个人：
他想要逃避兵役，结果深入敌后，来到中国的抗日游击队当中；
他在重庆和南京与周恩来手下的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不情不愿地充当美国特务；
他曾经和有权势的参议员对簿公堂，但又一度是麦卡锡的追随者；
他试图揭开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与黑手党的关系，为此差点送了性命；
他把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的阴谋与肯尼迪总统遇刺联系在了一起；
他揭穿了尼克松与巴基斯坦当局的秘密交易并为此赢得了普利策奖；
在水门事件中他晚到一步，但同样表现出色；
在里根政府的伊朗门丑闻当中，又是他一马当先……
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
1922年，安德森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Long Beach）。在两岁的时候，全家迁居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在不熟悉美国的朋友们的印象当中，除了很多年前和乔丹对抗的、不屈不挠的犹他爵士队和卡尔.马龙之外，犹他州的其余记忆就停留在初中的英文课本当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某篇课文里，我们学会了locust这个词。
犹他州是荒凉的西部的代名词。在这里，有一支“按照上帝的旨意”实行着一夫多妻制的基督教别派，叫做摩门教。这是我们从柯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实际上，安德森出生的时候，摩门教早已明令废止了一夫多妻制。他那北欧移民而来的父母虽然严格遵守教规教律，但是在一夫一妻制的问题从来没有任何动摇。倒是安德森的爷爷曾经有过四个妻子，结果生下了无数孩子，连自己都认不过来。安德森在婚姻上继承了父母的传统，在生育观念上则追随他的爷爷，所以后来他有了9个孩子。
安德森的家庭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奥兰多.安德森是个邮政工作者，爷爷曾经开过小店。一家人善良、热情、勤奋，观念保守，生活里还有点吝啬。在美国大萧条的时代里，全家靠着积蓄和努力工作，生活没有沦落到很不堪的地步。总之，这样平静的生活似乎并没有赋予小安德森什么特别的东西，只培养了他坚定的宗教观念。安德森终生严格遵守摩门教派的教律，不抽烟不喝酒。每个星期天必定要上教堂。
在安德森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几乎就要认定让安德森“去路易斯安那州铲粪”是项光荣的工作。父亲的脑袋里，劳动最光荣的观点永远占了上风，因此他把小安德森弄去伺候甜菜。这时候安德森却有了自己的选择。修理了两个星期的地球之后，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当地的一家报纸《莫雷鹰报》（Murray Eagle），在里面干上了记者。
小安德森在来到《莫雷鹰报》之前已经是当地童子军新闻俱乐部的头头，为盐湖城的主要报纸《德赛雷特新闻报》（Deseret News，德赛雷特是犹他州的别称）采写童子军版面。在他加入《莫雷鹰报》，每周拿上7美元的工资之后，同时还是《德赛雷特新闻报》的撰稿人。身兼两职的安德森每天都骑着自行车，身后跟着10岁的摄影师出没在盐湖城的大街小巷里，四处寻找鸡毛蒜皮的新闻。他的父亲对儿子这份工作很不以为然，即使在40年后，也没有表现出支持。只有老人过世之后，安德森才发现，他的父母一直精心保存着儿子所有作品的剪报。
安德森是个天生的新闻记者。他在盐湖城的出色工作渐渐吸引了当地《论坛报》（Tribune）的注意。《论坛报》是《德赛雷特新闻报》的竞争对手。前者开了个价想把安德森挖去给自己的童子军版面写稿。安德森聪明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向《新闻报》提出加工资。《新闻报》拒绝了这个要求，让他很没面子。
安德森就这样来到了《论坛报》（他啥时抛弃了《莫雷鹰报》倒是个没弄清楚的问题）。在整个中学时期，他一直为《论坛报》写稿，刚开始是童子军版，后来写到了房地产，直到某一天，他成为城市新闻版的记者。刚进入《论坛报》的时候，他的工资计算方式是每英寸文字收入15美分。没多久，《论坛报》的头头们发现这个小年轻什么都写，每周拿到的稿费比那些老资格的记者们要高一截，于是赶快改变工资结算方式，使用计时付酬。
在新闻学研究中，安德森被公认为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即深度报导）的祖师爷。他在18岁的一次跟踪报导中显示出了自己特有的深度报导素质。这是他第一次进行深度报导。很不幸，它却因为一个意外被弄砸了。
1940年，安德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知自己一个堂兄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娶了第二个妻子。出于对摩门教的了解，安德森认为这其中有文章可做。虽然1890年一夫多妻制就从摩门教教律当中消失了，但是在私下，这条算不上古老的教规还是得到某些人的推崇。安德森从他的堂兄这儿顺藤摸瓜，认识了摩门教教堂里一个很有地位的神职人员约瑟夫.穆塞。
安德森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但是对摩门派教义认识不深的信教者登门拜访了穆塞。在穆塞家里，他见到了好几个神秘的女人。然而让他感到震惊的却是穆塞本人对《圣经.旧约》的理解。穆塞对这位一心向学的年轻人解释说，现代西方社会的堕落完全归功于人类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在现代社会中，男人要扮演的是一个大家庭的首领，就像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一样。他的任务应该是生下许多的后代，多得就像海滩上的沙子。如果那时候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亚伯拉罕得活多长才能生下“像海滩上的沙子”那样多的后代？所以他需要娶许多女人为妻。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不够怎么办？那好说，上帝会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上帝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管这么多干啥？
安德森取得了穆塞的信任。后者交给他一封介绍信，从此他在盐湖城那些实行秘密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获得了完全的信任。他参加这些秘密团体的活动，走访那些甘愿和他人分享丈夫的妻子们。他发现相信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在盐湖城为数不少，但是大多数属于思想保守，生活态度严谨的人。在这些人身后的穆塞则利用自己对宗教的解释权别有所图。
安德森没有料到，在调查大有进展的时候，他也被人调查了。摩门教的主流派别自从抛弃了一夫多妻制之后，一直在秘密调查那些还在遵循这条教律的教徒。一旦发现有人仍旧保留这项教律，就宣布将此人逐出教会。安德森本来可以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调查，可是他借用了父亲的汽车四处走访，让盐湖城摩门教主流派的调查人员抄了车牌。不用说，黑锅自然就背在安德森老爸身上了。
这一次安德森给父亲惹下了大麻烦。摩门教主流派指责安德森老爹和遵循一夫多妻派教徒眉来眼去，准备动用教规处理他。安德森老爹为人正派高尚，一身傲气，对于这样的指责满腹委屈。安德森小心翼翼地向父亲承认了错误，并向教会“交代”了自己的行为。但是对于父亲的蒙羞，这些解释显然还是不够的。此事澄清之后，父子两人的关系冷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安德森的这次调查最后无果而终，因为他利用穆塞的介绍信伪装出来的虔诚信教者的形象已经被揭穿。他本想拿这次调查作敲门砖，当上《星期六晚邮报》的自由撰稿人。这一下也完蛋了。直到三十多年后，安德森才有机会再次回到盐湖城调查摩门教一夫多妻制，而此时信仰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已经堕落成为一个血腥的邪教。
遭遇失败的安德森此时完成了中学课程。他随后来到犹他州大学半心半意地学了一些新闻学课程。当时大学里的新闻学课程教授的东西还停留在20世纪初那些煽情感伤的新闻阶段里。老先生们食古不化，新闻学写作里尽是些散文化、冗长累赘的文字。安德森对此很是不屑一顾，反正他也没认真想过要在大学里拿个学位。很快，他的大学生涯就结束了。按照摩门教的教规，安德森在19岁的时候必须外出传教两年。于是在日本飞机在珍珠港上耍威风的这天，他穿上了传教制服，离开大学来到了南方的亚特兰大。
有一点需要提一提，那就是美国法律规定，传教的摩门教徒不用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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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教的那点优势现在都不算什么了，现在都是志愿兵，还有什么兵役
（二）从传教士到战地记者
在西方国家的大街上，如果有陌生人和你搭讪，嘴里喃喃地说着“上帝保佑你”，请不用惊慌。接下来他们会给你一些小册子，告诉你上帝的福音，等等等等。你心里不见得接受这样的行为，所以只需要微笑地说：谢谢，我有我的选择。那些陌生人自然会离开你，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摩门教的传教方式和其他许多教派一样，通过这样的形式进行。安德森得到的指示是，逐门逐户地进行布道。他从心里讨厌这样的行为，便想出了这样一个绝招。在40年代初期，利用电台传教对于摩门教徒来说还是新鲜事。安德森利用电台进行广播，宣传摩门教教义。此举效果如何，似乎没有太多的定论。总之安德森总结说，每天在电台上开展15分钟的公关广播，其听众要远远超出传教士们两年来逐门逐户布道人数的总和。
这一次他的尝试又碰了一鼻子灰。电台的布道活动持续了没多久，摩门教负责南部传道的头头觉得使用传统的传教方式更合乎摩门教的传统教义。安德森被弄到更远的佛罗里达去进行上门传教。佛罗里达的传教活动对安德森来说也许是个痛苦的回忆。他后来说，有时候他得用各种不可思议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信仰的虔诚，例如，有次为了向牡蛎贩子证明这一点，他不得不当场生食牡蛎！
当然，为了传教吃点苦头不算什么。很快，安德森的运气就来了。在他来到佐治亚州传教的时候，应邀到当地的一个摩门教商人家里共进午餐。安德森抓紧机会向这个叫米科斯的教徒推销他利用电台进行布道的办法。没过多久，米科斯被调到亚特兰大，并接手南部摩门教的传教工作。这下安德森总算咸鱼翻身，立刻得到批准，利用他的天赋开展了一系列电台布道活动。
在其他人的协助下，安德森建立了一个电台网络，叫做“海湾新闻”（就是墨西哥湾），这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使用“摩门教新闻”这个名字会把普通听众给吓跑。接着，安德森利用电台辛迪加，在各个商业电台之间轮流广播“海湾新闻”。米科斯发现安德森的做法很有效，于是推而广之，让安德森负责一个成文的新闻专栏，然后在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各家报纸之间轮流刊载。
安德森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直到两年的传教士生涯结束。
不当传教士了，他就得穿军装。在安德森从南方启程回盐湖城的时候，故乡的兵役局的狗鼻子已经伸了过来。不论把安德森派到哪儿，太平洋也好，欧洲非洲也好，兵役局的人就是不会放过他。在当兵这个问题上，安德森可一点也不高尚。他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用鲜血来报效国家，当兵不是他的选择。于是他在回程中大磨洋工，一路迤逦，慢吞吞地走着，中间顺带去了一趟华盛顿。
在华盛顿，受到《论坛报》的指派，21岁的安德森参加了白宫的记者招待会，见到了罗斯福总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白宫，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坐在白宫里却一言不发。下一次他出现在华盛顿的时候，官老爷们就要开始觉得头疼了。
安德森这一次在华盛顿遇上了好运气。如果兵役局把他弄去当兵，这个小记者干什么都有可能，例如去当马夫什么的。但是安德森在华盛顿了解到，服兵役也可以到庞大的运输舰队上去。只要不碰上德国潜艇，这绝对是一项安逸的工作。正因为如此，申请到运输舰队上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但是申请还得有人推荐。他找到了从前的童子军伙计。这个朋友在给参议员托马斯当助手。没说的，参议员托马斯给安德森写了一封到运输舰队服役的推荐信。
托马斯是谁？他是当时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主席！
安德森似乎常常与某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期而遇，能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恐怕不仅仅是个运气问题，而是他个人性格当中某些因素的作用。反正，他拿到了托马斯的推荐信，就等于拿到了去运输舰队的报到证。
安德森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回到盐湖城。当盐湖城兵役局的人正忙不迭地整理他的服役材料时，去运输舰队服役的证明下来了。兵役局对有人越俎代庖很不高兴，也不想就此善罢甘休，此后又继续给安德森下了很多绊子。
安德森先到纽约的海事学校里进行了3个月的速成训练。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尽是有门路的官宦商家子弟，进到里面多半都是为了躲避惨烈的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来着。每个人训练的热情不高，行事马马虎虎。安德森从来没想过要在军事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他的脑袋里除了存在着“记者”这个行业和“新闻”这个概念，其余一切都等同于零。他尽力回避着训练，有一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让负责训练的教官打发去办训练新闻简报去了。
正如在传教中所遭遇的情形那样。安德森躲在办公室里编辑新闻简报没几天，上级觉得他过得太悠闲，把他又拽回了训练场，开始那让人难以忍受却又松松垮垮的训练；又过了一阵子，上级的上级发现，如果没有训练新闻简报，那么上级的上级的上级来检查的时候会很没面子。安德森继续回到办公室里编辑简报，直到他从海事学校毕业，被派到来往于太平洋-印度洋的运输舰队上。
1944年年末，安德森被分配到“伊丽莎白海角”号（Cape Elizabeth）运输船上当海员。他总共只跑了两趟海上运输。第一趟是前往新几内亚，给美国大兵运送糖果、可口可乐和啤酒。到了新几内亚之后，安德森好奇地钻进丛林里去捡日本兵丢下的破烂，却迎头撞上了当地的一个土著——说着伦敦腔英语，在英国接受了高等教育，然后回到新几内亚传教的土著。他的第二趟长途跋涉是运输军火到加尔各答。临近目的地的时候，作为观察手的安德森发现远处有一艘日本潜艇在紧急下潜。他拉响了警报。整个运输舰队走了整整一天的Z字形路线以规避日本潜艇。作为奖赏，船长把入港的指挥权交给了安德森（一个只学过3个月速成课程的菜鸟！），让他在一片漆黑中泊船靠岸。
在加尔各答的一个星期里，安德森接触到了当地的战地记者们。他虽然喜欢海上生活，但是更喜欢当记者，更何况战地记者是个闪着光环的头衔。这次的海上航行结束之后，安德森本来要回纽约的海事学校去进修。但是他却请假回到盐湖城，找到了从前的老雇主《德赛雷特新闻报》，向对方提了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请求《新闻报》以东家的身份派他去当战地记者，作为回报，安德森给《新闻报》的新闻专稿将不收一分钱报酬。
1945年的4月，安德森终于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了中国重庆。此刻他还不知道，因为他擅自脱离运输舰队，盐湖城兵役局正在满世界地找他。他满心以为自己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可以摆脱兵役的困扰，现在却有了被告上军事法庭的可能。
安德森当然不清楚这一点。他乐于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新闻，战地记者的身份赋予了他面对战争的勇气。到达重庆之后，他先跟随美军轰炸机执行轰炸日本的任务。接下来他选择了一次大胆的行动。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缅甸战场上空投了许多特别行动小组，用于组织当地的克钦族游击队袭击日本军队的侧后方。这些特别分队需要不断地空投武器以及补给。在一次空投行动中，安德森随飞机降落在游击队建立的一个隐蔽的野战机场上，然后对驾驶员说：
“我不走了。”
驾驶员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这儿就是你的坟场。”说罢，飞机屁股冒烟飞走了。
安德森冒冒失失闯进来的这支游击队代号为101分队，正在执行编号为GZ6的秘密行动。游击队指挥官德鲁蒙上尉对天上掉下来的安德森很是不屑，开口就问道：
“我们要这个没用的战地记者干啥？”
安德森像个楞头青一样带着好莱坞风格回答说：
“我是让你们出名的。”
德鲁蒙哭笑不得地答道：“我们可不想出名。”
接下来就是战地记者该干的老一套，拍摄、采访，寻找典型事例。似乎安德森并没有发掘到很多出色的故事内容。因为他和101分队总共只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就撤回到中国境内了。在他的报导中没有找到作战记录，只是写了一个遭遇日本兵，吓得连裤子都没穿上就窜进丛林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如果还有什么新鲜的报导，那就是在101分队中的传言，说某个英勇无比的铁血上校曾经驾驶着飞机深入日军防线后方侦查，而且飞机上的乘客就是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
从缅甸撤回到中国境内，安德森接着又来到好几支抗日游击队中进行采访——全都是国民党控制的游击队，转战在安徽和湖北的抗日战场之上。这一次他和游击队员们呆了六个星期，打了不少仗，可是游击队的队长一次也没让他上前线，为的是把这个美国楞头青完整地交回给重庆。在鄂皖的山地里，安德森的体质完全不适应游击战，常常得让游击队分心照顾他。队伍当中有一匹叫做“东条”的马和一头驴子。游击队队长就把自己的“东条”让给安德森骑，本人骑着驴子行军。没想到“东条”造反，把安德森给摔下来，这是他整个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挂彩”。
安德森和抗日游击队员们
游击队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队员们带着草帽，帽子上染满黑泥。大家都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有些衣服干脆就是从被俘的日本兵身上扒下来的。安德森说不上习惯还是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但是队员们对他很好奇却又很友善，有时候又常常弄得他哭笑不得。游击队的队长知道美国人喜欢睡软绵绵的席梦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床席梦思，接着把所有的床垫全部卷走给自己用，让美国佬睡在光秃秃的，吱吱嘎嘎作响的席梦思上。半夜里，安德森实在受不了这样的“优待”，干脆滚到地上睡着了。
游击队还知道安德森习惯吃西餐，就派出几个队员潜入汉口逮了一个做西餐的大厨。大厨到了游击队，抗议说没有材料可以做西餐。游击队员们又跑到城里去采办材料，顺手抓了两个俘虏，一个是日本兵，一个是个朝鲜籍士兵。安德森和他们短暂地交谈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日本兵是世界上最不情愿的战俘。他没有问怎样处置这两个战俘。
然而最让安德森感到难受的是游击队喝酒的习惯。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游击队里，喝酒是一件事关荣誉的事情。他们喝的酒是一种透明的，名字叫做“警报”的东西。摩门教徒严格禁止饮酒，安德森不打算违背自己的信仰。关于自己的宗教禁忌，他向游击队员们解释过很多次，但是似乎并不奏效。幸好这时候一支共产党游击队送来一个被解救的美国飞行员。这个是个酒缸子，看见游击队员们喝酒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去。安德森这才算获得了解脱。
安德森试图用游击队的电台传递他的新闻报导。第一次发送新闻的时候就被战略情报局的监听员截获了。后者立刻发来一条措辞严厉的密电，指责安德森这么做不但将暴露游击队的位置，而且也将暴露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出了这次事情之后，安德森从此就和游击队的电台无缘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安德森费了老大的劲儿才从翻译那半通不通的英语中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游击队接到指令，准备到平汉铁路的某个据点（英文原文为Kun Quling）接受日军投降。这时候一支共产党游击队也来到据点之下准备受降。日军指挥官好生为难，不知道该向那支部队投降。国民党游击队告诉日军头目，自己的队伍里有一个美国人（虽然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于是日本人决定向国民党游击队投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输给了美国人！
战争结束了。安德森短暂的战地记者生涯持续了不到半年。
他回到重庆，发现兵役局的人居然还没放过他。他在盐湖城的一个邻居给来信说，兵役局对安德森从运输舰队出走，并当上战地记者一事可以暂且不提。如果他还不打算应征入伍，对不起，兵役局就要把他的情况捅到联邦调查局去。
安德森只好选择在中国加入现役。这个在受降日军面前威风八面的美国人立刻就成为美国陆军当中的二等兵。虽然申请到美军驻上海的《星条旗报》当记者，军方却给了他一个几乎让他发疯的职位：他被分配到后勤仓库，负责给军人们分发制式袜子和内衣。
今天都丢了三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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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名的是库格林神父，可参见《光荣与梦想》。
已经改过来了，谢谢兄台的提醒。
《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就在手边，俺却是从1941年那个阶段开始看起的，现在全书还没看完，真是惭愧惭愧。回花一朵。
一个记者的传奇（三）小记者和共和国总理
光荣参军的安德森和所有的新兵一样，经历了此生最痛苦的岁月。虽然不用参加军训，每天面对着无穷无尽索要袜子和内裤的美国大兵，安德森感到了一种被羞辱的苦涩。但这还不是他最郁闷的事情。这个挂着二等兵军衔的家伙没有任何服役记录，没有服役分数——这就意味着其余的士兵服役分数到达规定可以回家的时候，他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回国。他只好闷闷不乐地干着这项带有侮辱意味的工作。
几天之后，安德森终于被调走了。把他调走的军士长是战地记者汽车队的队长。可是这次调动比没调动更加糟糕。这个所谓车队只有一辆吉普车。每天早上，队长把汽车交给第一个申请用车的记者。然后，他和军营里另外五个无聊的大兵一块，用扑克和酒精来打发时光。到了夜里，他们就四处召妓彻夜胡闹。安德森本人的摩门教信仰对这些人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大兵们每天都想着法折腾他。把他的脑袋按住，然后强行给他灌酒；找妓女在他面前调情。安德森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认为自己是“纯洁无暇的白雪公主落入了炼狱”。
“洁白无暇的白雪公主”终于在一次事件中受到了彻底伤害。那是在一个夜里，安德森呼呼大睡的时候，这六个喝得醉醺醺的“小矮人”弄来一个防空警报汽笛，放在安德森的耳朵旁，然后突然拉响。整个军营炸营还是小事，安德森的左耳听力受到了损坏，再也无法完全恢复。
此事总算给了安德森一个借口，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军营。但是让他脱下那套恨之入骨的二尺半，根本就是没门。好在这个时候美联社驻重庆记者站的头头给了他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让他负责美联社对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报导。安德森的这份工作实际上名不正言不顺，因为这份工作并没有上报美联社总部和美国陆军有关机构批准。可这总比呆在军营里让人捉弄要强得多，好歹自己也喜欢这样的工作。他还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下来了。
有三个月的时间，安德森几乎每天都要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在那个狭小、阴暗的办事处周围，弥漫着呛人的饭菜油烟味。办事处的窗户上糊着褐色的、油腻的窗纸。在昏暗的窗户下，安德森几乎每天都可以和未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面谈。对于这个传奇般的人物，安德森是这样评价他的：
“在所有人的交往中，最难以忘却的就是他。他黑色的眼睛和热情洋溢的智慧，常常能让我想起他那冷静而英俊的面容……他作风质朴，衣着简单，鄙视那些奢华的服饰。即使这样，他还是表现出优雅的风度，行事雍容大度，反应迅速，态度温和……”
周恩来在每次会面的时候都向安德森发表长篇演讲，向他讲述中国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共产党人未来的建国方针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预测。对于23岁的安德森来说，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然而他认为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员所进行的宣传不一样。周恩来说的是事实，是一种巧妙地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编织起来的事实。安德森被周恩来的热情所折服，怀着敬佩的心情这样写道：“历史将会证明：现代中国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在谈论到中美关系的时候，安德森觉得，周恩来试图表明，共产党人正尝试着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周恩来想要告诉美国记者，中共并非是苏联的同路人。中国与美国隔海相望，但是却和苏联有着5000英里有争议的国境线。周恩来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个友好的美国将有助于中国的崛起。
安德森还注意到，周恩来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在全中国取得胜利。
正如美国国务院里的远东问题专家沃尔特.罗伯特森所说的那样，安德森发现，周恩来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一方面变成“最有聪明、最有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另一方面，他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切开你的喉咙”！周恩来是个“像顽石一样坚固的人”。至少，安德森已经从新闻工作这个角度意识到，周恩来把记者当作一种宣传的工具。他把安德森也视为一种宣传手段。在未来周恩来管理下的中国，“必定不会有新闻自由”。
周恩来坚定的另一面是他的韧性。安德森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的比喻：
“邓小平没有周恩来的这种圆滑的技巧。他用土得掉渣的，农民式的语言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原文是： If you can’t shit, don’t shit on the toilet!）但是周恩来不同。如果毛泽东对他说：‘你给我拉屎！’周恩来即使没有感到便急，也会到卫生间里坐定下来。”
周恩来以这样的技巧，顽强地越过了一个个自己的政敌，最终幸存下来。在文革风暴当中，有人抨击周恩来跳舞的时候向右转，是右派的表现。周恩来也以极大的耐性容忍了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的政府里只有一小群办事人员。他不得不亲自起草政府公告。”
这些内容自然不是安德森在那几个月里所能够了解到的东西。在他的记者生涯里，安德森一直注视着中国。
大战刚刚结束，在那短暂的安宁日子里，年轻的安德森接受着周恩来的谆谆教导，但是却没有被周恩来的宣传转化成共产主义信徒。相反，后来从他的政治理念来看，他还是一个相当顽固的反共分子。但这几个月的交往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对周恩来满怀敬意的人。他认为，和周恩来的交往把他带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以前他从未思考过的领域。他开始发现，在这个世界的表面之下，涌动着各种暗潮。外交阴谋、政坛斗争以及有组织的舆论导向构建了人们所看到的表面信息。这样的认识对安德森后来的职业生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安德森的回忆录中，他对冷战在中美之间造成的隔阂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并专门提到了五十年代周恩来试图打破坚冰的努力。据说，在万隆会议上（Bandung，1955），周恩来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杜勒斯却冷淡地转身走开了。美国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安德森根据自己的考证，发现在五十年代里，美国国务院有一条硬性规定，不允许外交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有任何的接触和来往，其中包括握手。杜勒斯是否拒绝过和周恩来握手已经成为一种外交传说。但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有这样一件事情确实存在。当时周恩来向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史密斯伸出了手。尴尬的史密斯选择了这样一种答复方式：他用右手拿着一杯咖啡，左手友好地拍了拍周恩来的肩膀。
通过许多渠道，安德森了解到，周恩来至死也没有放弃中美友好的努力。即使是在“文革”极左派当权期间，他也以顽强的意志维持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杜勒斯的冷漠粗鲁与史密斯的友好答复之间，周恩来选择了忘却前者，记住了后者。”安德森这样评论道。
与周恩来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安德森认识了龚澎。这位聪明的女士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也是未来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
1973年，人民共和国在华盛顿设立了外交联络处，派来了老资格外交家柴泽民。在联络处建立不久，安德森接到了它的外交宴会邀请。柴泽民在宴会上对安德森说：“你是我们总理的朋友！”
这是一个总理对普利策奖获得者最后的、最直接的问候。
不过，总理不可能不知道，在一年前，他和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握手的时候，正是这位“总理的朋友”在后面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台。这次拆台的后果是，安德森先生获得了普利策奖。作为间接后果，遥远的巴基斯坦却再次输掉了战争，而且输得很惨。这个话题在后文中将会得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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