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中学年代 一. 从文江到内江 -- 润树

二．父亲

在《青河镇的故事》里写了母亲，现在来到内江，该轮到写父亲了。

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才7岁。祖母凭祖父留下的一些田地，把我父亲和姑妈养大，供他们上大学。父亲学的是财经，毕业后不久就解放了。他49年与母亲结婚，50年参加了当地征粮剿匪的工作，其后当了两年小学教师，53年进入内江地区商业局下属机关工作，直到85年退休。而母亲自解放后就在资中县做教育工作，72年才获得调动，到内江与父亲团聚。

父亲的单位在市区的中央路上（文革时改为红卫路），与市五金公司和市百货公司的办公室在一起。门的左侧是五金公司的门市部，楼上两层是宿舍。进门后两侧的平房是办公室，中间的天井也是过道，边上有一颗葡萄树，枝叶趴满了高高的木架，遮盖出一大片阴凉的空间。夏天，它结出绿色的葡萄，然后逐渐变红，在采摘之前，有些熟透了的就会自己掉下来。往里走是一个食堂，供前述几个单位的职工使用，中午，有些在市百货大楼上班的阿姨也来用餐。它比我们文江小学的食堂大很多，有好几个炊事员，其中一个专门负责采购。它的饭菜也做得好，早晨是稀饭加花卷馒头，中午和晚上是米饭加几个炒菜供选，差不多每天都有荤菜。后面是市百货公司的仓库，连通到背后的街。父亲的宿舍就在背后临街的二楼上。为了仓库防火，建了一个大水池，里面养了一些红鱼，很好看。大约是67或6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我们住的那座楼上干油漆活的一个工人抽烟不小心，引发了火灾。市消防队很快赶来灭火。那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前面天井玩，后来看很多人开始端盆递水，我们也加入进去，心里还想，这可是难得的学习英雄人物的机会。火很快扑灭了，没有导致大难。起火时，父亲和母亲在房间里午休，当他们听到救火的呼声，父亲出去观察了一下，然后回来叫母亲快下楼，母亲要他帮着拿些东西走，父亲没理会，只管冲出去救火。事后，母亲对父亲的同事说，紧急关头，还是男同志比较大公无私。

公司正门的对面是银行，这是本市最好的一座洋式建筑。往下有新华书店，市府大院，往上有烟酒糖果店等，然后是一个大路口，周围有电影院，剧场，百货大楼等。街边有不少摆小人书的书摊，像岳飞，杨家将这些连环画，我都是从这些书摊上看的，价格是每本一分钱。还有气枪打靶的摊子，我没零钱，很少打。我最喜欢的是那座在二十几级台阶上的电影院，很有气派的一座建筑，在里面看了不少五分钱的学生场电影。有一次上映新片《带兵的人》，票价是一毛五，我和二哥都想和父母一起看。父母试图说服我们不看，作为交换条件，说以后可以让我们看三次学生场的电影。但我和二哥就是不肯，最后还是看了。小孩子的眼光是很短浅的，现在有，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

我们四弟兄过去一直随母亲生活。住在文江镇时，父亲难得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又离开，但寒暑假时我们就会到他那里去住一段时间。父亲也有他们那一代人普遍具有的对子女的威严，我们对他很有些敬畏。我没有挨他打的记忆，但记得他很严厉地管教过二哥一次。仅那一次，似乎就足为我们所鉴。像母亲一样，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对我们做过的任何坏事都不会纵容姑息。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73年春节，二哥在文江的两个同学来看他，我和二哥带他们去市区玩。因没什么好玩的，我灵机一动，自作主张去父亲的单位借来一辆自行车，到梅家山教他们学骑车。这些家伙年龄太大，学起来十分困难，人和车都摔得很厉害。这是一辆很新的永久牌车，还车时我也没说什么，想瞒过算事。过了两天，父亲去单位上班，借车给我的同事让他看了自行车的损伤状况，父亲忍痛掏钱把它修好了，回来后满脸大怒，把我训了好长时间。父亲和母亲一样，平时不对我们唠唠叨叨，但过一段时间，比如半年什么的，找到由头，就会把我们训一顿，过去做过的错事当然也逃不掉的。但我知道，父亲是爱我们的，为我们的前途操了很多心，也做了很多事。他对自己的母亲也很尽孝。祖母是地主，自64年后就不让住在城里，回到了农村老家。父亲按月给她寄钱，十几年从未间断，直到她又可以来城里与父亲或成都的姑妈住。

父亲与同事的关系很好，为人正直友善，处事公道，颇受大家的尊重，在单位里一群同事的孩子面前很有威信。父亲喜欢打乒乓，有自己专用的球拍，偶尔也带着一群孩子到沱江里去游泳。文革中，父亲是造反派，而且还是负责人之一。母亲是走资派，并不赞同父亲当造反派。她说我们出身不好，与领导对立不会有好处。父亲反驳说，不对立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颇有幽默感，把一家人都说笑了，我是赞同他的。父亲那时穿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帅气，有风度，我简直有点崇拜他。他们单位三十来个人，多数都是他这个组织的，包括我喜欢的几个叔叔阿姨。单位的当权派是X经理，我见到过几次批判他的会议。批判的内容集中在他过去的一些待人处事上面，不是批判者拿着稿子念，而是大家一起追问他某些事情的原委和细节。有一次，X站在会议室的前面接受批判，有个细节怎么也讲不清楚，一个比较激进的主持人失去了耐心要打他，被父亲拦住。大约在69年左右，造反派就遭到了追究，父亲也参加过几次学习班，但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大概因为毛主席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而且他一直比较理性，没有做出格的事情，也没有参加武斗。内江本身没什么大的武斗，但我记得他们坐卡车去过一次泸州市，说是去支援，好像最后也没打起来，当晚就回来了。他在家里放着一把用皮套套着的三角刀，我能想象它刺入人体所能产生的威力，但我肯定它从未被使用过。几年前，我和父亲谈起文革，我说他参加造反派走错了路，他说我不了解情况，他是看到同事在文革之初受到当权派的无情打击，站出来打抱不平才加入造反派的。他说祖父就是这样的人，清朝时本来自己是官吏，结果为打抱不平吃官司入了狱，出来后就造反，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还说以那些当权派文革前后的所作所为，当时批判他们也没错。父亲正直的品格，我是不怀疑的。不过我想，他因为出身不好，文革前受到一些压制，怀才不遇，借文革的机会扬眉吐气一番的因素恐怕也是有的。

父亲虽然是造反派，业务能力也不错，但他从未进过单位的领导班子，主要原因还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一度是政工组的成员，有一点权力。72年后，X经理像过去的多数当权派一样重新掌权，父亲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报复，压制和排挤。74年，单位派他去松潘征调木材，超出了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大山里经历许多艰险，差点把性命送在那里。此后，他对公司和工作都有些心灰意冷，星期天就和同事出去钓鱼，由此也影响到他和母亲的关系。因此，文革对我们这个家庭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父亲对我的人格塑造有不小的影响。他的正直善良，待人诚恳，豁达大度，不怕事，有担当，以及偶尔的诙谐幽默，是我所敬佩的。他虽不太善于读书学习，但从70年代初起就一直订阅《参考消息》，帮助我们开阔了眼界，影响到我上大学时也自己订阅。上个月去广州看望病中的母亲时，注意到父亲仍然天天到外面街头去买一份《参考消息》来读，可算是诚心不改，持之以衡。客观地说，父亲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知识结构比较单薄，现代社会意识和观念不强，头脑里仍有一些旧社会的思想残余。母亲亦是。这些都负面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对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必要性和其产生的积极作用，有相当正面的认识。

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我可以对父亲和母亲作一个更加全面的记述和评价，既为了建设一个健康合理的家庭伦理关系，也为了记录我内心深处对他们的感激，反省和爱。

虽然您写的很简单，但是我看着差点掉眼泪。

可能我们都比较看重个人的经验吧。

可是我们如果不真实地面对和检讨，又怎么能进步呢。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也有很多我们所不及，我未能全写出来罢。

现在棉纺和 锻压都 完蛋了。

90年代到现在的内江可 不是温良恭俭让啊

你应该是知道很多内情的，如果能写一写，一定是很有价值的。

我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王老师，四十岁左右，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是个很严肃的人，难得见他一笑。他老家也是资中县，口音和我的接近，有时同学们学他的话逗趣。不过，厂里很多干部和老工人也是外地来的，大家的口音并不统一，因此就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时男女同学界限分得很厉害，互不搭话，若有人越轨，便会受到其他人的讽刺打击。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我们初中毕业的那个学期，王老师反其道而行之，硬把全班同学按一男一女搭配分桌而坐。他这种做法倒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也许心里喜欢的也大有人在，但也没有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男女同学之间仍然没有多余的话，更不要说正常的社交。这种情形，在我们高中毕业后才改变。

我刚到学校不久，碰上学习古文《狼》。写作业时，我把文章最后一句“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翻译成“禽兽的变化欺诈能有多少呢，不过是增加人们谈笑的资料罢了”，很得老师的赞赏，他在上课时作了讲评。其实呢，这篇文章我在文江时刚学过，翻译是刘老师的，我只是转抄一下罢了。

但我从小喜欢看小说，语文成绩比较好也是真的。王老师好几次要我把自己的作文读给同学们听。高中一年级时他安排我当班长，却可能有点偏心。班委会是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选举的，具体职务由班主任指定。我被指定为班长，但并不是得票最高的。事实也证明，我无所作为，不适合当班长。第二年选举时他却依然照此办理。实话说，王老师的教学水平一般，但他认真负责的精神，却是我们学校老师中最好的。

高中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语文的蒋老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白净的脸，戴着眼镜，走路总是低头看地，说话轻声细语，文质彬彬，同学们背地里就称他蒋斯文。蒋老师第一堂课站上讲台，就引得大家的好奇，议论纷纷。他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作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就进入课文教学。下面仍然有嘈杂的声音，但他并不注视任何人，只管自己讲课。稍久，他突然说，好，你们大概不喜欢四川话，那我就用普通话讲。同学们愈加好奇，课堂却静了许多。其后一年多，他就一直坚持用普通话上课。但蒋先生并非北方人，他的普通话其实是有些夹生的。四川话的主要特点就是把普通话的第三声和第四声颠倒过来，蒋先生的普通话也就总是带着四川话的尾巴。记得他在讲鲁迅先生的《药》一文时，总把“人血馒头”说成“人血漫头”，惹得同学们学舌了好长时间。

然而蒋老师的风度和脾气都好，从不对学生发火，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他的文学水平高，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浅薄无知的学生而言，自是不用说的。有一天，为了办墙报，我和另一位同学合写了一首“七律”诗，拿去请蒋老师提意见。他看过后，做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说我们还是不把它冠上“七律”吧。我们不明其故，但照他的意见做了。直到高中毕业下农村后，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一本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看了其中诗词部分，才知道写七律诗需要遵从那么多的规矩，也才明白蒋老师当时为什么没给我们解释。对于语音平仄都不懂的白丁，严格的诗词格律更从何谈起！

可是我永远都记得蒋老师，记得他的谦谦君子之风，以及他给过我的鼓励。我们那时写作文，交上去，老师在批改后，通常还会写下一点评语。过去，我对那些评语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有一次蒋老师给我的评语却让我十分激动。具体的文字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大意是说我有文学才能，鼓励我向这个方向发展。我后来高考时曾想报考文学专业，蒋老师的评语大概起了些发酵作用。

我们的数学老师姓陈，三十多岁，文革前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在我们初中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陈老师狠抓教学质量，开展每周一次的数学竞赛，把考上90分以上的同学的名字都按考分依序张榜公布出来。竞赛共进行了16次，我有15次上榜，而且都在前几名。没上榜的那一次考了79分，仍是全班的最高分。最终的竞赛结果我得了第一，获得一张奖状，心里很有些得意。升高中后，蒋老师也教过我们数学，在讲到解析几何时，我才感到一些难度。我后来考大学，第二志愿填的是中国科大数学系，但第一志愿却是差一点的学校，自然就与科大数学系无缘了。

我在文江上初中一二年级时，还没学化学和英语，而内棉子弟校已开了这两门课。教化学的老师是母亲过去的学生，他给我补了一点化学。英语则是教数学的陈老师给我补的。有一段时间，我晚上就到陈老师家里去，请他从26个字母教起。那时陈老师的家就在学校，他的夫人很漂亮，也在厂里工作。晚上有些同学也到学校去上晚自习，间或有些女同学也到陈老师家问英语或数学方面的问题。一天晚上她们去了，恰好我也在，结束后大家一起回家，她们趁机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一位颇有看不起乡下人的意思，我说知识青年都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她人都附和我。

教我们政治课的罗老师是重庆人，川大哲学系毕业的。他也是三十几岁，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架在瘦削的脸衬出的高鼻梁上，能言善辩，颇有翩翩才子之风。同学们对政治课不大感冒，但罗老师学识和口才具佳，课倒也上得有声有色。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现在可能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但请记住，你们今后进了社会，一生都离不开政治，因此你们如果现在学好了政治，特别是哲学，终生都会受益。他是厂长夫人的妹夫，又有些自视甚高，好些同学并不怎么喜欢他，但他说的话还是对的。我去学校不久，他出题让大家做，我交上答案，被他在班上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中间好好地表扬了一番。他认为我没照他课堂上讲过的答案去做题，有创见。实际情形是，我到校时，错过了他以前讲过的课，当然也就不知道他的标准答案，只能自撰。现在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题目。

但同样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题，我后来却在罗老师手上吃了大亏。我们那一年升高中，是全市统一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语文我是全班第一；数学我花了很多时间把一道很难的代数附加题做出来了（可惜后来又不计成绩），结果正题倒被扣了几分；政治最惨，只得了79分。我在政治考试后与别人对答案后，知道把林彪反党集团的目的和实质两题答反了。我马上去向罗老师说明，问他是否会全扣分，他模糊地回答说要看了考卷才能判断。待成绩出来，结果是全扣了。我倒也无话可说，母亲却说，罗老师在考试前就对她说过我太自负，因他看见我打乒乓，要我多复习，而我却不在乎地说都背熟了。人不能骄傲，这是个教训。不过呢，一个初中生，搞不清一个什么集团的目的和实质之间的区别，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哈。

教化学的是另一个陈老师，他喜欢在每堂课教学之外，留下5-10分钟说一些与课程无关的话，像时事政治等，有些是他从《参考消息》等报纸看来的。陈老师的风趣是大家都喜欢的，虽然同学们知道他是在拿那些话打发时间，还是高兴听的。当然了，《参考消息》我们好些同学自己也看的。

教物理的是张老师，西师物理系毕业的。物理课我在文江就开始学了，对它有兴趣，感觉比化学好学。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很不错，对学生也和蔼可亲。我们高中毕业后，张老师被调到了她爱人所在的医疗器械厂子弟校。在后来准备高考时，我和几个同学专门上她家去求教过。那一年四川的高考，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的，化学我考的很糟糕（难说和陈老师讲实事政治没干系！），所幸物理有所补救。有一道题，是一个物体从空中落入水中后运动轨迹的计算，估计难倒了很多人，但我把它做出来了。我后来一直没有再见到过张老师（记得去过她家一次，但她不在家），不然她知道我物理考得不差，应该是会感到欣慰的。

初中时的老师，想了半天，想起来语文，数学，物理老师，别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惭愧！还想起来那时的教导主任，因为他有一次别出心裁地奖励了我一双皮鞋，我的头一双高跟鞋

我们的语文课本里还有《狼》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