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日历史共同研究 11 -- 双虎

第2节 日本占领地区的状况

1) 汪精卫（王兆铭）政权下的政治和经济

离开重庆的王兆铭，于40年3月采取从重庆迁都的形势在南京成立中国民国国民政府，40年11月，日本承认其为除了满洲地区外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府。但是，与汪的意志相反，很多日本人以顾问形式，发挥满洲国的经验采用内部指导的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是处于日本统治之下，这个统治被预想为战后也会继续，与畑司令官会见的汪担心成为第2个满洲国（39）。汪政权由于国民党内的有力反蒋势力，军事基础薄弱，参加和平阵营的与其称军队不如说是土匪团（40）。

由于日本支配物流和经济封锁，经济方面带来了深刻的产业不兴和物价高昂。汪证券下的中中国振兴公司的基盘产业，形式上是中国出资比例为51%的中日合资企业，实际由日本掌握实权。比如，汪向日军要求返还包含上海，南京的江苏地区等3省超过200家的军队管理工厂，日军虽然同意返还小规模工厂，剩下的强行要求购买或者合资。根据周佛海说述，虽然原则上放弃，但是加入各种限制，其实等于没有返还（41）。和军用无关的商品也受到严格限制，结果就是和平地区内的工商业疲惫，物价高昂，导致政府财源枯竭。41年8月，日本设立中央，地方物资统治委员会，缓和占领地区的物资移动限制，但是没有效果。

2） 通货战争

日本在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安定的物资，在占领地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41年1月开始）等，发行联银券和储备券，同国民政府的旧法币展开战争。陆军的杉机关在39年开始通货谋略和法币伪造用来获得物资，用军票围剿国民政府的法币。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租界占领，上海法币弱化，汪政权停止发行新的军票，禁止旧法币流通，43年实现使用统一的储备券。储备银行成为包含东京的有38个分店的大银行。

虽然旧法币暴跌，蒋政权发行的统一公债在战后依然在交易，42年1月超过战前交易价格，由新旧法币的交换建立的新法币持续走高。重庆政权的公债在占领地流通，交易价格高于面额的事实，说明中国国民对于蒋介石政权的信赖没有动摇。

日本方面的通货流通范围原本在城市和铁道沿线的占领地流通，共军逐步占领重庆军队放弃的地方，实行廉洁政治，蚕食和巩固华北华中，导致联银券和流通券的流通范围逐步缩小。更因为滥发通货以至成为恶性通货膨胀。为了获得物资，乱发通货的结果就是占领地的物价高昂，也意味军票的价格低下。就成为存在60万在中国日本人以外的另一个价格体系。

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华中/华北，不能克服自身发行储备券（新法币）的弱化和日军军票乱发导致的通货混乱，物价高昂，物资不足，从而不能回应日方请求。压制通货膨胀，维持对于旧法币的通货价值的优势保持作为安定购买手段的通货机能，始终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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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前掲、『畑日誌』1941 年4 月19 日の条。

40 前掲、『現代史資料(13)』39 頁。

41 蔡徳金編（村田忠禮訳）『周仏海日記』みすず書房、1992 年（1940 年5 月5 日の条）。

3) 对华新政策和其破绽

42年12月，面临所罗门群岛（东南太平洋）的攻防战的重大局面，御前会议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大纲就是修正南京国民政府的自发活动（促进蒙疆，华北等区域特殊化的方针），修正治外法权，废立租界和日华基本条约（40年11月），经济政策方面，通过压制日本垄断等，意图强化国民政府政治力量（43）。这是对汪政府根本政策（中国事变处理--40年11月）的根本改定。

制定新政策的背景是因为42年下半年在太平洋战线的激烈消耗战，导致经济力量的低下，缓和日本方面的参与，从而减轻在中国统治的负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双十节（42年10月10日），英美对重庆政权宣布废弃法外治权的声明。英美虽然表明战后废弃法外治权，是因为亚太的军事情势的改善和重庆强烈要求而提前实施（44）。 中国共产党也欢迎这个中国人民百余年来的斗争结果，而发表构筑新的中英，中美新的关系和新的团结（45）。从中国的民心把握和强化合作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废弃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手段，同盟国和日本也互相争着返还租界和废弃治外法权。

但是决定和实施失去在华利益，需要强力地推进力，发挥中心作用的是重光葵（42年1月汪政府大使，43年4月外交大臣）。对于重光而言，新政策意味着日本对中国政策的根本改正和校正错误的军部政策方向，从而向中华民族展示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46）。因此压住军队的反对向天皇和政军指导者不断述说改定日华基本条约和恢复中国主权的必要性。

依据新政策在政治方面，顺次执行废弃治外法权，返还租界等，43年8月缔结新的日华同盟条约，汪政权构筑了形式上的对日平等关系。

但是新政策原本包含获得战争必要物资的目标，因此成为经济层面上的上有日军下有日商垄断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47）得实际情况。对于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而言，因为不能解决物价高昂带来的生活压迫而形成无法欢迎新政策的氛围）48）。日本方面为了破解经济压迫，停止发行新的军票而移转到储备银行券上，废除日军统制的物流系统，在43年3月由南京政府成立统一的物资统制机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商统总会）。这些措施虽然看作是为了促进南京政府自立，实际是为了确保对日供给重要物资（49）。

不能完全放弃残局的日本政府，43年7月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审议对华经济政策，决定运送25吨黄金在华中华北市场销售从而回收通货同时，解决因强制购买棉纺而引起隐藏积屯棉纺的紧急措施，这个措施虽然一时解决积屯物资和高昂物价的效果，但是没有长期持续（51）。

开战后，在上海财务室的大藏省(财政）官员渡边诚为了打破新政策产生的混乱局面，提出了a 关于经济问题不应依赖国民政府而应与中国商人交易 b 废止官治统制 b 军官不应站立在有关经济问题的前台 的大胆意见。据渡边所述，不应该期待失去上海财界和中国民众信赖的汪政府实施新策，而应该直接支援（上海）商人的自主商业活动。渡边更指出，新经济政策的目的虽然是融合日中经济圈，建设新的自给自足的新经济秩序，但是日本方面顺带解决调派军需物资是导致局面混乱的真正原因。看破汪政权和日本的本质关系的渡边提案并没有被考虑（52）。

通过对日侵略的抗战，中国民族主义渗透到农村和偏远地区，构筑了面向战后国家建设的社会变革和民族整合的基础。另一面，日本通过战争提出了日中合作和建立新秩序的目标，虽然占领经济发达地区，树立新政权，但是由于军事优先的新政策，既不能得到居民的信赖，也不能建设战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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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続現代史資料(11) 占領地通貨工作』、みすず書房、1983 年、937、836 頁。

43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下)』原書房、1989 年、321-23 頁。

44 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78-79.,195-97.

45 前掲、『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 第11 巻』資料46。

46 重光葵『昭和の動乱(下)』中央公論社、1952 年、167、172 頁

47 陳公博（岡田酉次訳）『中国国民党秘史―苦笑録八年来の回顧』1980 年、講談社、334 頁。

48 前掲、『周仏海日記』、1943 年2 月23 日の条。

49 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占領地経済」（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日中戦争―日本中国アメリカ』中央

大学出版会、1993 年）344－59 頁。

50 岡田酉次『日中戦争裏方記』東洋経済新報社、1974 年、261－67 頁。

51 同上、267－68 頁。

52 「対華新政策の経済面に関する管見」(1943 年12 月20 日)『続現代史資料(11)』829－37 頁。

第3节 日本投降

1) 大东亚会议和联合国战后构想

43年11月，在日本的亚洲占领地树立的-独立国-代表（满洲国，王兆铭政府，缅甸，菲律宾，泰国等和自由印度政府代表陪席)参加在东京的大东亚会议。东条首相的目的是为了对应预测到的同年秋天联合国军的亚太地区的反攻，由发表共同宣言述说亚洲民族的团结。但是立案的外务官僚重光部长，打算在共同宣言里表明新的战争目的。作为替代日本盟主地位的具有排他性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目的，编入自主独立，平等互惠，废除人种差别，开放资源等普遍国际理念，确保战后的国际发言力。实际上在外务省共同宣言的立案过程中是参照大西洋宪章书写的（53）。重光虽然把建设平等的亚洲独立各国的大东亚机构作为目标，但是如果各国是平等的，这又和日本盟主地位相矛盾，从而遭到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反对未能实现（54）。因此，最终的共同宣言由于大东亚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修改而变得意图暧昧，对于联合国而言只能看作宣传战。

对于日本，由于外交当局注视大西洋宪章的意义，从而使大东亚会议同大东亚共荣圈不同，给与缅甸和菲律宾独立地位，同汪兆铭政权缔结同盟条约（43年8月）等一连串大东亚新政策，展示对亚洲战后的日本构想。大东亚新政策里日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重庆国民政府从联合国阵营中分离出来，但是并未能吸引蒋介石和中国人民（55）。

召开大东亚会议的时期，联合国的外交攻势也非常活跃，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等也相继召开。尤其是蒋介石参加的英美中的开罗会议，在检讨对日军事战略的同时，以从日本占领地的撤退为前提，讨论战后亚洲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这个成果作为开罗宣言（43年11月27日）发表。成为波茨坦宣言基础的开罗宣言，开战后，联合国首次谈到日本领土的处置，明记返还台湾，澎湖列岛给中国，剥夺1914年以来日本领有的诸岛权利和朝鲜独立等事项。待命中的石射猪太郎大使看到蒋介石署名的开罗宣言，叹到全面和平已是前行千里（56）。放置国策重点在大东亚会议和对华新政策的日本政府，仅把开罗宣言看作是防止失去抗日名目的蒋介石政权反出联合国的宣言，没有重视这个宣言的国际意义。而且，保证朝鲜和台湾独立是日本最为忌讳的事情，因此在报道开罗宣言的时候，不允许涉及具体的领土问题（57）。

可是持续关注联合国的战后经营构想，探讨基于大东亚宣言的具体机构案件的是言论人员石桥湛山和清沢洌。大东亚会议后不久，清沢和石桥进言青木大东亚相，促进政府做成具体战后机构案细则，对于政府并没有此意向非常失望（58）。可是两人一直到44年底，持续关注联合国的经营构想，述说以大东亚宣言为基础，构筑新世界机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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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161－73 頁、278－84 頁。伊藤隆渡

辺行雄編『重光葵手記』中央公論社、1986 年、155-56 頁。

54 前掲、『杉山メモ（下）』、440-41 頁。

55 大東亜会議と共同宣言の「意図」について、波多野『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前掲)及び入江昭「戦後

アジアへの戦時日本の構想」（細谷千博ほか編『日英関係史、1917－1949』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 年）。

56 伊藤隆編『石射猪太郎日記』中央公論社1989 年、1943 年12 月3 日の条。

57 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会『天羽英二日記』第4 巻（非売品、1982 年）884－85 頁。

58 清沢洌『暗黒日記』評論社1979 年、1943 年11 月25 日の条。

59 前掲、波多野『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200－05 頁。

2）和平工作

日美开战以来，日本政府对于重庆政府的和平工作，主要由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日本政府是不直接干预的方针。南京政府以与重庆谍报机关和特务组织有很深关系的周佛海为中心向重庆开展工作，但是没有进展。44年8月成立的小矶内阁，在8月末和9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对重庆工作统一到首相的主导权下，为了中止中日战争，决定以直接会谈为主要目的（60）。小矶首相对于重庆工作的热心主要原因是由于入阁的国务大臣朝日新闻副社长绪方竹虎的强力劝说。

外务省操笔和平条件，9月5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指导方针是表面的和平条件是建立在全面平等的基础上。实际上的腹案是：1 完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 2 在和平的基础上，尽量尊重重庆和英美关系 3 汪/蒋关系是国内问题 4 英美如果撤兵将是全面撤兵，返还香港给中国（62）等划时代的和平条件，如果是开展前后提出的话，可能会带来中日和平---屁话，忍不住了。

结局就是在9月9日的对国民政府的通知大纲上，承认满洲国为中国领土，关于香港，蒙疆和南部权益等具体问题在尊重中国意向的基础上商谈（62）。

虽然传达给了南京政府的对重庆的和平方针，但是周佛海等汪政权首脑对于返还满洲给中国的态度是暧昧的，主要因为是违反强化汪政权的以往方针在弱势的基础上和重庆谈判（64）。即使日本国内，天皇和重光外务大臣等考虑到汪政权的立场，对此也是批判的态度（65）。最后就导致44年9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成为战败后提案的故事。白白浪费了将近1年的时光。

小矶对于重庆和平工作热心的背景是宇？一成的中国旅行（备受政界注视的开拓路线工作）。宇的构想是解消汪政权，承认重庆为正统的前提下，商谈全面和平（66）。9月下旬进入北京，10月上旬在上海和由重庆派遣自称周一夫等人会见，但是没有结果就在10月13日回国。对于小矶和支持他的宇的集团持批评态度的是对汪政权重视国际信誉的重光外务大臣（67）。

宇的中国旅行后，为了确认日方全面和平的意图，10月中旬，南京政府考试院长江亢虎来日。对政府要人诉说如果不解消汪政权，重庆政府不可能和日方商谈和平。对于江的诉说，重光和小矶的反应是不同的。小矶的态度是，如果全面和平的土壤存在，会响应放弃满洲国的主张。另一方面，重光的态度是同由日本政府承认的南京政权商谈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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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参謀本部所蔵『敗戦の記録』原書房、1967 年、163 頁。

61 前掲、『畑日誌』1944 年9 月4 日の条。

62 前掲『機密戦争日誌（下）』1944 年9 月5 日の条。

63 前掲『敗戦の記録』175－76 頁。

64 前掲『周仏海日記』1944 年10 月17 日、11 月4 日の条。

65 『機密戦争日誌(下)』1944 年9 月6 日の条、前掲『敗戦の記録』165-66 頁

66 渡辺渡「感想日誌 巻七」(防衛研究所図書館蔵) (1944 年10 月2 日10 月3 日）

67 伊藤隆ほか編『重光葵手記』中央公論社、1990 年486－87、436 頁

68 江亢虎の来日については「重光大臣江亢虎考試院長第一次会談要領(10 月17 日)、「同第二次会談要領」

（10 月19 日）（外務省記録A7.0.0.9-61)

江受部下缪斌（考试院副院长）委托转交给绪方竹虎情报局总裁和田中武雄了书信（内容不明），江回国后，小矶开始怀疑通过汪政权做重庆工作的成效，开始热心于招揽缪斌。缪斌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江苏省民政厅长等职务，因为有渎职等嫌疑，慢慢疏远国民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因为与重庆政府秘密沟通，被左迁为考试院副院长。小矶除了从绪方之外，还得到绪方原部下上海通信员田村真作，朝日新闻记者太田照彦和深的信赖的原陆军大佐山形初男的情报和协助，确信通过缪斌是可以和蒋介石沟通，因而压制住重光等人的反对，让其在45年3月中旬来到日本。缪斌提示的中日全面和平条件为：1 解除南京政府 2 重庆承认留守府的政权组织 3 通过留守府开始中日停战，撤兵谈判等事项（69）。

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在审议和平条件前，重光，米内海军大臣，杉山陆军大臣等，怀疑缪斌同时认为其系统的人有打到南京政府的目的，因此而没有接受和平提案。重光最后反对的是，在决定解消南京政府和全面撤兵等重大决策之前，必须先决定是否有结束战争的决心（70）。因为对英美的战争没有决断，无视南京政权和重庆政权谈判是不可能的。小矶45年4月1日，虽然上报给天皇关于继续缪斌的工作，由于陆，海，外交大臣的反对，天皇命令小矶让缪斌回国（71）。此事成为小矶内阁辞职的原因之一。

对于缪斌的工作，有认为是分裂南京政府和日本，分裂日本高层内部的企图。如果着眼于因为缪斌工作导致重光和小矶分裂，应该讲是成功达到了目的。但是，为什么在战争最后阶段实施这个手段，它藏在蒋介石的心中，因为现在很难证实。和缪斌平行的是何世桢的工作，即参与汪兆铭的和平工作，也参与对重庆的情报工作的何世桢在44年10月，向近卫文麿的弟弟水谷川忠麿等人提示了重庆方面的包括天皇亲政，战犯处置，日军撤兵等和平条件，水谷川也向近卫河重光作了转达，但是政府没有言及此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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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田村真作『繆斌工作』三栄出版社、1953 年、175－76 頁外務省編『終戦史録（上）』、新聞月鑑社、1952

年、220 頁。

70 前掲、『重光葵手記』470－71 頁。

71 前掲、外務省編『終戦史録（下）』217－20 頁。

72 戸部良一「日本の対中国和平工作」（前掲、細谷千博ほか編『太平洋戦争の終結』）、43 頁。

73 繆斌工作、何世楨工作ともに、戴笠を指導者とする藍衣社系の諜報機関（軍統）が関与していた可能性

が高い（前掲、戸部「日本の対中和平工作」38－42 頁）。また、汪熙「太平洋戦争と中国」（細谷千博ほ

か編『太平洋戦争』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年）によれば日中戦争の全期間を通じて日中双方が直接、間

接に試みた和平接触は少なくとも29 回に及ぶ。中国側の意図は、日本軍の軍事攻勢の緩和、敵のカード

を探るための情報収集、英米からの援助獲得の取引材料などであったという(90－98 頁)。

4）国民党统治危机和雅尔塔协定

由于美国政府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中国战线抵挡不住日军攻势而崩溃，罗斯福总统44年7月为了重整中国战线，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统一国共战线。蒋介石担心共军脱离国民政府指挥，影响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反而要求解任史迪威。由于中美关系危机，美国参谋部放弃台湾/厦门作战，选择从硫磺岛到冲绳攻击路线，从而使中国战线的意义降低（74）。罗斯福接受蒋介石的要求，避免了中美危机。虽然受到了共产党和民主势力及党内批判，但是展示了统一和指导国内的力量，罗斯福认为比起支持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应该优先强化蒋介石政权而封堵中共。44年后半期，欧洲和亚太两战线，压倒性的有利于联合国，战后世界势力的划分对于美苏而言也变得激烈。焦点就是东欧和满洲。斯大林虽然在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允诺对日参战，但是在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谈中，作为代价，提出大连国际化和苏联的优先使用权，租借旅顺和中苏合营中东/满铁两线等要求，英美接受了这些要求。罗斯福对于关系到中国主权的条件，认为需要中苏谈判，斯大林同意并在45年6月开始中苏谈判。国民党政府强烈反对租借给苏联旅顺，提出作为海军基地双方共同使用，并得到苏联同意，实际上是由苏联单独使用。8月9日，同苏联谈判对日参战开始加速，8月14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虽然国民政府大体承认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条款，但也让苏联同意对中援助通过国民政府实施和日本战败后3周内苏军从东北开始撤退。如果从可以封住苏联对共产党支援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观点来看，对中国而言是可以的（75）。

在此期间，共产党从45年4月下旬到6月召开7大，确立了毛泽东的权威和领导权。华中和华南等中枢地区还在日军占领下，国民党军队挑拨内战的行动频发。为此，毛泽东认为拥有正规军91万和民兵220万的共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批判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路线，建议国民党废除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强烈意识到国民党的独裁政权，意欲团结更多的势力对抗国民党。国民党地区的民众要求扩大民主化的运动高涨，国民党抗战初期的优势政治地位变得危险。在此背景下，国民党5月在重庆召开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基本确认一党独裁的战后政权构想的方针，随着日本的不断战败，同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方针变得更加对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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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加藤公一「『スティルウェル事件』と重慶国民政府」（石島紀之久保享『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

大学出版会、2004 年）、147－67 頁。

75 石井明「中ソ関係における旅順大連問題」(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95 号、1990 年)、46－62

頁。

76 山田辰雄『中国近代政治史』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89－92 頁。前掲、石島『中国抗日戦争史』、200－02

5） 日本战败

45年5月末，中日战争最后大战-芷江战役以日军战败告终，参谋本部采用从华南撤军把兵力集结于华北华中的方针，派遣军把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沿线地区的兵力退到华中/华北。由于还没有完成大军撤退，7月27日英美中对日发表波茨坦宣言。（大公报）社论表达了没有排除天皇制的不满，但是基本同意开罗宣言的其他事项。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拒绝，在核爆炸和8月9日的苏联参战的压力下，天皇参加8月9日的御前会议上以维持天皇制度为条件，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在12日的联合国的答复上，并没有明确保证维持天皇制度，但是日本政府认为是保证了天皇制度，因此14日的御前会议再次确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国共两军在日本表明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从8月10日开始争相接受日军。延安总司令朱德指示全军解除解放区的日军和伪军武装。另外一方，蒋介石11日对日军要求暂时维持武装，确保交通和治安，等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蒋介石在抗日胜利的广播演说中，告诫到虽然追究战犯责任，但不可以暴制暴，对日本人民不得报复和侮辱。

对此和平的态度，日本政府决定一扫中日间的悬念，为了将来帝国飞跃和东亚复兴，奖励企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留下，要求诚心诚意促进中日交流和协助中国复兴建设。8月21日，此项决定以重光外长的名义传达给现地公馆（77），效果虽然不明，但是留在中国作技术支援和复兴建设的日本人有几千人是事实。

蒋介石15日指示日军占领地的伪军（南京国民政府军）维持驻地治安偿还罪行。主席陈公博集结36万伪军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候国军的武装解除。16日汪政府宣告解散。

共产党方面，朱德总司令向英美苏三国报告国民政府不代表解放区人民并持有选出对日和平会议代表权利等事项的同时，命令解放区日军向共军投降。这个期间，蒋介石给予何应钦的任务是处理中国战区敌军的投降任务，对于共产党则是驻扎在现有驻地等候命令，共产党并没有遵守。国共两军的对立逐渐浮出水面。

战争末期，中国本土的日军大概超过105万，保持着指挥系统和足够的兵员武器装备，将兵士气高昂的迎来了投降（个人看法--还是不甘心，投降还士气高昂）。岗村总司令在8月15日的讲话中，讲道虽然战争失败，但是在战役中有压倒性的胜利，强军向弱势的重庆军队投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78）。日军主要占领华北，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一带。在华北有打算接受日军占领地的中共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四川/云南等偏僻地区。

在这个情势下，迅速解除日军武装的是中共。日军投降比预想要快，国军政府因在偏远地区无法迅速集结部队接收。中共军队8月16日要求华北一带/江苏北部的日军交出武器，派遣军总司令部通告对于非蒋委员长统制下的扰乱治安的不法分子，可以自卫（79）。容忍自卫命令是由于在8月21日的投降交涉中，国军表态支持，两军相互协助，制造了对中共的自卫战斗的土壤（80）。因此除去一部分的强行解除武装的例子外，日军没有向中共投降，因为除去华北/江苏北部的中共攻击，日军自卫死伤7000余人的战例外，华中（江苏北部以外）/华南在休战后，基本没有战事。

让中共踌躇是否进攻日军占领地的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前述）。苏联许诺的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援助的中苏条约，对中共而言意味着不能以苏联为后盾。为此中共不得不更换战略方针。8月22日，中共放弃占领华北大的都市和交通干线，转而确定方针为确保小城市和向满洲输送部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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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江藤淳編『占領史録(上)』講談社学術文庫、1995 年、524－31 頁。

78 前掲、『現代史資料(38)』403 頁。

79 岡村寧次『岡村寧次大将資料(戦場回想編)』原書房、1970 年、10 頁。

80 前掲、『現代史資料(38)』340 頁、346－48 頁。

81 門間理良「利用された敗者―日本軍武装解除をめぐる国共両党のかけひき」（前掲『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

開』）67－83 頁。

美国对日战争胜利后，支援国民政府接收主要城市，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包含上海/南京的华中/华北主要地区。通过空运，部队陆续到达南京，国民党军队终于回到阔别8年的首都。9月9日，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的投降书上签字，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10月下旬，在台湾举行投降仪式，日本结束了统治台湾50年的历史。

但是中国本土的日军投降/解除武装因为国民党军队北上时期不同，这个过程绝非平坦。华中/华南的大部分部队的武装解除在45年10月前基本完成，但是在华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到达迟缓，武装解除的时期延缓，全面解除武装在46年1月完成。

对于派遣军和国军而言，预想外的事件是山西省的日军和阎锡山军队合流对中共开战。国民党政府指示阎锡山制止日军将兵志愿参加阎锡山军队，但是即使国民党军队到达现地，第一军的约2600名将兵还是选择了和阎锡山军队一起同中共开战的道路（82）。这当中约1600名将兵在中共压制山西省前，于48年前陆续回国，大约1500名日军继续在山西省从事中国内战，成为中共的囚犯（83）。

结束语

芦沟桥事变后，含中国东北（满洲）的日军/军属战死者约42万人，战伤者约92万人。这当中推定包含太平洋战争后的战死人员23万（战伤50万），这个数字超过从卢沟桥事件到太平洋开战的数字，比起进攻作战时期，在后半期有和共军苦战的特征。国军的战死者约为132万，负伤者约为180万，这当中有在太平洋开战后大量减少的倾向。可能是因为国军为了和共军决战而保存战力，同时因太平洋战争，驻中日军有被转用东南亚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导致战力低下的样子。但是44年的日军战死/战伤都超过10万人，叙述着1号作战带来大量人力损失的故事。共军死伤（含失踪）约58万（84）。

中日战争，不但是双方的军人，尤其是中国的非战斗人员的伤害非常大。大量非战斗人员的牺牲和日军的非法行为在战后妨碍中日两国人民构筑新关系的伤痕。即使在72年恢复邦交的中日共同声明中明记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因细菌使用/慰安妇/残留兵器/强制劳动等问题，超越世代继续审问日军的战争犯罪和要求赔偿的运动一直在延续，今天以日本政府为原告的诉讼还在诉说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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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前掲、『現代史資料(38)』367、510－12 頁。

83 厚生省引揚援護局編『続々引揚援護の記録』クレス出版、2000 年、327 頁。

84 日本軍の被害は、厚生省社会援護局監修『援護50 年史』、靖国神社資料（合祀数）等によっており、中

国側の被害の推計は前掲、臼井『新版 日中戦争』、207－11 頁によってい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