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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历史色盲讲故事——故事，过去的事儿(120) -- 江南水
新年第一帖，还没有出十五，还算是过年，再说一声，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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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咋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呢
一个人一时不招人待见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招人待见。一个行业一两年不招人待见并不难，难的是几千年来都不招人待见。
中国的商人就是那种一辈子不招人待见的人，中国的商业就是那种几千年都不招人待见的行业，最起码也是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
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一切还得从中国商人的诞生说起。
从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天开始，中国的商人就带着一肚子的委屈。
据吴晗先生考证，中国商人的渊源，就是周王朝时在洛阳的殷商遗民。这些殷商遗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了活下去，只好帮助占有土地的周人互通有无，顺便赚取一点儿差价。以后，中国那些倒买倒卖的人，就被称为 “商人”。
苏秦的老家，洛阳，那良好的商业氛围，也不是一天两天培育出来的。
作为政治上的落水狗，这些殷商遗民的处境，相当的说不过去。虽然周人发扬了适度的费厄泼赖精神，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但是他们的刀始终架在这些遗民的脖子上，成周八师就驻扎在洛阳附近。这种情况下，这些遗民还琢磨着在政治上分一杯羹，那纯粹就是天方夜谭啦。
可以说，中国商人没有政治地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后来，管仲在齐国主政期间，把人大体上分成了四类，士农工商，商人只能敬陪末座。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句话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商人。到了战国时代，商人的地位非但没有与时俱进的大踏步前进，反而是遭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压制，商鞅的法令，就人为的给商人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政治风险。
此后，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国策，可着劲儿的难为商人，就连无为而治的汉初也没有例外，美其名曰，崇本抑末。
商业被看作是细枝末节的“末业”，商人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不少商人拿出自己利润的相当一部分，买房子买地，为的就是让子孙摆脱商人的身份，成为地主。
除了用洗钱的手段改变身份，一些比较牛的商人还积极向官方靠拢，跟官方结成某种盟友关系，《红楼梦》中的薛家就是一个典型，近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做到了官商勾结的极致。
今人对这种崇本抑末的思想大加挞伐，并且毫不客气的断言，正是这种荒谬的指导思想，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他们举出的反例就是欧洲，看人家欧洲一直很重视商业，所以就很牛。
这些指责者没看到，或者说假装没看到一个历史事实，在很长一段历史上，一直重视商业的欧洲，并不比崇本抑末的中国牛。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崇本抑末并没有制造中国的落后。至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倒是跟这个崇本抑末沾点儿边。
崇本抑末这么个玩意儿，竟然被中国人坚定不移的执行了数千年，高明也罢，荒谬也罢，总之，你不能不佩服他那超强的生命力。
哪怕是个王八蛋，如果他能够神气活现的活个几千年，那我们也得先佩服一下他那超强的生命力。佩服完了，再分析一下这个王八蛋为啥能够祸害遗千年。
我认为，这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不去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一味的指责现象本身，除了把自己置于永远正确的位置之上，啥意思也没有。要是能够把那些高举崇本抑末大旗的人从地下叫醒，让他们来做个深刻检讨的话，我也加入这个指责的大军，把那帮孙子批到批臭。
可惜，没人能把那帮家伙叫醒，我也就不意淫了。
我试着来分析一下这个崇本抑末背后的原因，并不奢望能够改变什么，只是来说明一个分析历史现象的方法。
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也不丰富的年代，让肚子吃饱、让身上穿暖是人类的第一需求。那时候，金银珠宝再多，也没啥用处，用他们来填肚子是要出人命的，用他们来取暖也是基本不靠谱的。在那种情况下，大力鼓励农业生产，有目的的限制商业活动，避免更多的人舍弃本业，追逐利润更高的商业，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也日益丰富，温饱问题也就逐渐走下了主要矛盾的位子，这就为商业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商业活动不仅能够为人们的互通有无，提供足够的便利，而且还能够为国家的税收做出突出贡献。据黄仁宇先生考证，十六世纪后期（当时正是中国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每人上缴的税金大概在0.2两白银左右，同时期，以商业为主的威尼斯，每人上缴的税金大约是3.6盎司纯金，两者的差距在200倍至300倍之间。
没多少人愿意跟钱过不去，同样，也没有一个政府不喜欢提高政府的收入，那中国的政府为什么宁愿放弃高收入，而去不折不扣的抑制商业发展呢？
难道我们祖先的道德水准，真的达到了传说中的“君子不言利”的境界？
应该不是。
每当政府的财政出现麻烦的时候，政府会毫不客气的对农民敲骨吸髓，然后在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中，让自己关张大吉，正经的“捞油锅里的钱”。
真笨啊，放着好好的商业财源不去开拓，非得去捞油锅里的钱。
这么说来，我们都是笨蛋的后裔。
这个结论，谁愿意承认，谁承认，反正是我不承认。
在这个笨蛋主意的表象后面，一直有无数双精明的眼睛。
这无数双精明的眼睛，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我们祖先的生活。
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大多是靠土里刨食过活，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资源，谁控制了土地，谁就控制了很多人的肚子，也就顺便控制了天下绝大部分的人民。
那些控制了土地的人，就是皇帝（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土里刨食的农民，要想活下去，就得乖乖的听皇帝们的吆喝。要是全天下都是种地的，皇帝们就省心了，俩眼盯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就是了。
老天爷偏偏不让自己的儿子（天子）省心，给他送来了另一批人。这些人并不依附在土地上，他们通过贱买贵卖的差价，就能够过上比土里刨食更优越的生活，他们就是商人。
即便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时代，人们也没法完全做到自给自足。种茄子的不愿意整年吃茄子，种黄瓜的也不愿意整年吃黄瓜。一种东西不间断的吃半年，还能让自己始终保持良好的胃口，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胃啊！
种茄子的需要用黄瓜，来调剂一下生活，种黄瓜的也需要用茄子，来给肠胃换个工作对象，这就需要交换。
最简单、最原始的交换，就是物物交换。假如，我是说假如啊，人们的道德水平高得离谱，谁也不在乎吃亏还是赚便宜。一斤茄子换两斤黄瓜也罢，两斤黄瓜换三斤茄子也罢，无所谓，纯粹就是图个乐子，改善一下胃口，那就不用麻烦商人出来搅和了。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到来之前，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商人这个不让皇帝们省心的玩意儿，必须出现。
普通人只是为了基本的穿衣吃饭，都在深情的呼唤商人的出现，皇帝们要过比普通人高级得多的生活，那就更需要商人的东跑西颠啦。
问题来了，控制了土地的皇帝们，突然发现，自己没法从根本上控制，那些不靠土地也能过上滋润日子的商人。换句话说，对皇帝们来说，商人就是一股没法有效控制的势力。
不过，那毕竟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能够绝对控制土地，还是能够做到天下我有的。
如果当年的天下是几家大公司的话，农业这家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应该在60%以上，其他行业杂七杂八的加起来，能不能超过30%都不好说。农业公司的老板（皇帝），完全可以高高在上，即便做不到一言九鼎，差不多也能做到一言七八鼎了。
问题是，既然有一言九鼎，我为啥要满足于一言七八鼎啊。
再说了，谁又能保证农业公司的市场份额，能万年不变的保持在60%以上啊，人家那些行业就不会去努力开拓市场啊。当其他行业把农业公司的市场份额挤得不到30%的时候，农业公司的老板，甭说一言七八鼎，恐怕是七八言也没法一鼎喽。
别说，历史上还真的出现了这一幕，不过不是在中国。
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那些不靠土地过活的制造商、商业资本家等势力，就把农业公司的老板，从高高在上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倒霉的查理一世、路易十六还被咔嚓了。如果那个时候就有了电视直播、网络视频、3G手机的话，清王朝的皇帝肯定会暗自高兴一把，幸亏咱是崇本抑末，跟命相比，钱算个啥呀。
看到了吧，所有的非农产业，都是皇帝们的潜在威胁，哪怕这种威胁一时半会儿成不了气候，但是保不齐哪天就会把皇帝们送上断头台。
不过呢，从普通人到皇帝，还都离不开这些倒霉的产业，把他们连根儿铲除，也不是个事儿。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些农业公司的老板，在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自己的现有地位，制定了游戏规则。在给各产业做重要性排名的时候，农业公司的老板，尽量压低这些非农产业的名次，士农工商，手工业和商业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同时，历朝历代还都限制（大多时候是禁止）商人参与政治。
前面说过，搞经济的是在做蛋糕，搞政治的是分配蛋糕。在分配蛋糕的时候，商人自己能拿多少，都得看别人的脸色，怎么能为更多的人争取份额啊。跟着你没啥好处，那谁还愿意跟着你混啊。
商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越小，就越没有盟友，越没有盟友，商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就越小，正儿八经的恶性循环。
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但好歹还活着不是，中国的商人就这样不尴不尬的活了几千年，真的难为他们了。
活到今天，中国的商人终于翻了身，虽然没有当上主人，但是地位跟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了跨越式提高。
不过呢，在今天的中国，商人的名声依旧不咋地。想当年那些不入流的倡优、戏子，连商人都不会拿正眼去看他们，但是今天人家都是艺术家、偶像了。商人呢，死活摘不下那顶“奸商”的帽子。
太有趣了吧。
在这个有趣的背后，是人类一个永不磨灭的心理，嫉妒。
在农业社会，种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累得臭死，每天三顿饭都不一定有着落。那些商人呢，只是跑跑腿儿，靠贱买贵卖，投机取巧，就能够锦衣玉食（精确说来，在大多时候，商人是不能穿锦衣的）。
在这个光年的反差下，广大人民群众给商人送上一顶“无奸不商”的帽子，以达到心理平衡，还是可以原谅的。千百年来，随着无数人的传颂，“奸商”也就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也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再说，在商人的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地道的主儿，干过一些黑心棉、黑心米、毒奶粉、毒雪碧之类的勾当，几颗老鼠屎坏了这锅汤，那些比较地道的商人，您就担待一点儿吧。
这顶“奸商”的帽子，也影响了一位重要人物的历史口碑，以至于在很多恶俗的电视剧中，这个人成为了绝对反面的形象。
在这里说一声，委屈你了，吕不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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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我第一次坐沙发
水大过年好
年过完了，但又有水大的文章看了，生活总是这么美好
这么辛苦，不花不道德啊
俺抢到地板了啊
商还没取代夏之前已经有浓厚的商业传统了，商人的先祖之一王亥就是在贩卖牲口的路上被剁掉的。另外，法国的商人其实活得很滋润的，从路易十一开始就可以花钱买官买爵位，即所谓的“长袍贵族”，中国除了吕不韦桑弘羊等极少数人以外，都没这个资格，连衣着和交通工具都得受限制。
伟大的邂逅
虽然在大一统时代，商人是有关人士有目的重点打击对象，但是在不统一的时代，商人的日子过得还是蛮不错的，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太史公就给那个时代的商人专门做了传记，《货殖列传》。那些能进《货殖列传》的主儿，放在今天那都得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No.1。
不过，历史上获利最高的那个商人，并没有被太史公写进《货殖列传》，他有自己单独的传记，《吕不韦列传》。
在历史上，吕不韦能够比其他的商人更加有名，靠的不是自己的商业经营技巧，而是自己的政治作为。而吕不韦的政治作为，恰恰是从商业投资开始的。
商人的本性是什么？
社会责任感？
做慈善事业？
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有个屁用；一个整天被慈善的，能去做慈善事业吗？
社会责任感也罢，慈善事业也罢，背后都得有一个字儿来支撑，钱。只有赚了钱才能谈其他的，否则就是在扯淡。
赚钱，就是商人的本性。如何赚几万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才是商人的行动指南。
商人吕不韦也没有例外。
吕不韦，韩国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
严格说来，吕不韦家族不是一个“商人”家族。
在今天，我们把那些做买卖的，通通称为“商人”。在古代，这些做买卖的，却分成了两大类：
一类是坐在家里等着供货商送货到门，然后再等着买家上门来血拼，这种人被称为“贾（gu）人”，跟今天的超市差不多；
另一类是自己亲自跑出去采购，然后再给买家做送货到门服务，这种人才是“商人”，约等于今天的小商小贩。
一个是只动嘴儿，一个是跑断腿儿，人比人气死人啊。由于两者的经营模式不一样，中国也多了一个词语，行商坐贾。
在当时来说，吕不韦家族是一个“贾人”家族，不过呢，他们家的经营地点并不是在老家，而是在远离故乡数百里之外的邯郸。
吕不韦的家族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家族，靠着贱买贵卖、投机取巧，积攒了千金，算是商业领域的一枝花。
如果没有那次邂逅，说不定吕不韦就守着这份家产，跟邯郸那些色艺俱绝的歌姬，风流快活一辈子，然后作为一个土财主湮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战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儿，偏偏让这个地位并不高的人，掀起了滔天巨浪，并且还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就在吕不韦在邯郸经营自己事业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邯郸。他就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
王孙异人到邯郸来，不是公费旅游的，而是肩负着国家使命，做质子，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战国时代的质子，跟今天的大使馆有得一比。
在今天，不管两国的关系有多差，只要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那就要互设大使馆。冷战时期，北极熊和老美，这两家那叫一个不对付啊，人家双方还互设了大使馆呢。战国时代，只要是等级差不多的国家，也都互派质子。
今天中国派驻美国的大使都是副部级干部，那是因为中美关系不比一般，连美国总统都喊着G2共管了。
古今有些道理是相通的，战国时代，国家也是根据对其它诸侯的重视程度，来挑拣做质子的人选。如果国家特别特别重视跟某一个国家的关系，那就派太子去做质子，秦昭王的太子都干过这个差事呢；如果感觉跟这个国家的关系有一搭没一搭，纯粹是因为礼节的需要，那就随便派个王室成员去做质子，聊胜于无。
异人来赵国做质子，很可能是为了配合秦国那个远交近攻中的“远交”。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来看，跟自己的伯父相比，异人也就是个聊胜于无的角色。
就在异人在赵国做质子期间，秦国还不停的折腾赵国，并且发动了惊天动地的长平大战。可见，秦国上下并没有多少人，把异人的小命儿太当回事儿。
既然秦国都不怎么把异人当回事儿，赵国就更不怎么可能把他当成宝了，就连在长平前线最困难的时刻，赵国都没有拿异人来说事儿，权当赵国就没有秦国的质子。
都是在为祖国做贡献，差距咋这么大呢？
这还得从异人老兄的身份说起。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在魏国为国家做贡献的秦昭王太子以身殉职。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安国君被立为新的太子。
这位安国君有没有其他的本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有一项特长，生儿子，一气儿生了二十多个儿子，着实让人佩服他的染色体。
异人就忝列这二十多人当中，不过呢，他老兄他既不是尊贵的长子，也不是娇贵的幼子，只是一个中不溜的凑数的儿子。
太子殿下一个凑数的儿子，去担纲一个聊胜于无的角色，也算是量才为用。
在邯郸，异人就是一个多余的人，连小命儿是有啊还是没有，都没人在乎，生活就更不要指望沐浴在春风里了。异人在邯郸过得那叫一个寒酸啊，基本上要啥缺啥，他要说自己是秦国的王孙，猪都能笑了：小样儿，你不就是新入门的丐帮弟子吗。
吕不韦不是猪，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多余的异人的时候，就下了一个断定，奇货可居。
虽然吕不韦的眼光比较独特，认为异人是可居的奇货，但是并没有马上进行投资，因为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他做不了主，他还要去请示那个能做主的人，他的老爸。
回家后，吕不韦马上去试探老爸的口风。
问：在农业上投资的利润是多少？
答：十倍。
问：做珠宝生意呢？
答：百倍。
问：确立一个国家领导人呢？
答：算不过来。
OK，就是他了。
从事农业生产，一年到头累得半死不活，还不一定能保证吃饱穿暖；做珠宝这种奢侈品生意，利润倒是还行，但是得整年整年的把心提到嗓子眼，时间长了，心脏受得了吗；确立一个国家领导人，不但自己这辈子有了着落，还能够让子孙沾光，正经的一劳永逸，不做他做什么。
找到了正确的投资方向后，吕不韦马上就行动了起来，前去求见异人。
见到异人后，吕不韦一点儿都没有谦虚：我能光大你的门户。
一听这话，异人笑了，试看当今天下还有哪家的门户比秦国的更加光大，就你一个做买卖的，也配说这种话。异人也很尖酸：你还是先把自己的门户光大了，再来考虑如何光大我家的门户吧！
也怨不得异人这么不厚道，让谁以王孙的身份，处在他那个位置上，心情都不会太舒畅。对这种闲着没事儿来消遣他的人，异人展示一下自己的刻薄，也是可以理解的。
吕不韦没有理会异人的尖酸，反而是很认真的答复了异人：你不知道，只有你的门户光大了，我的门户才能光大。
话里有话啊。
异人也听出了吕不韦的话外之音，秦国的门户不一定就是他异人的门户。不做秦国的领导人，他不过就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公子，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说不定还会被逐出王室，成为庶人（拜商鞅所赐）。
异人觉得可以跟吕不韦好好聊聊，就把吕先生迎进馆舍，彼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吕不韦不仅了解天下各国的各种经济政策，还对各国的政治形势把握得相当精准。
吕不韦首先向异人分析了秦国当前的政治形势，秦王（秦昭王）已经上年纪了，安国君随时都可能上位接班，安国君接班后，秦国的新太子也将要浮出水面喽。
理论上来说，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做继承人。问题是安国君没有嫡子，这下他那二十几个儿子，都不同程度的有了接班的资格，最有资格的还是长子，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也是大原则。
不过也不一定，安国君要是一高兴，说不定就让别人来做接班人。不过，这个别人也极有可能不是他异人。这个异人远离权力中心，在邯郸做多余的人，安国君还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儿子，都不一定。
异人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倒霉孩子，要想成为未来秦国的主人，这个基本上很难。
不过，异人好歹也是安国君的儿子，跨过这个门槛，他多少还是有资格，对那个最高位置流一下口水的。
对秦国最高位置流着口水的异人，承认吕不韦说的是事实，但是并不甘心，就问了一句：那该怎么办呢？
权力始终是人世间最有魔力的玩意儿，任何一个有一点儿资格的人，都会以光的速度冲他扑上去。
吕不韦拿出了早就做好的策划：一方面，异人在邯郸招收门客，给自己造势；另一方面，赶紧上赶着去巴结安国君和他的正夫人（相当于太子妃），华阳夫人。
只要这两方面做到位了，未来秦国主人的位子，就有异人的戏。
无论是招收门客还是巴结自己的老爸和嫡母，都需要一样东西，钱，很多很多的钱。可惜，异人认识钱，钱并不认识他。他一个连生活费都拿不出来的人，看着吕不韦的这个伟大计划，不过就是看着地上画好的一张大饼。
吕不韦也知道异人的德性，主动提出，由他为这个计划注入启动资金，自己的全部家当。
这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而是赌博。
当年吴起拿出全部的家产去赌博，结果输得只剩下内裤，吕不韦这一次又能够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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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晗先生的考证，我是从一本很旧的集子里看到的，再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吴晗先生是明史专家，对先秦史有什么不周全，也是可能的，我再好好找找这篇文章。
关于欧洲，我一直认为他就是一个商业立国的地方，商业在欧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哥伦布、麦哲伦等人豁出喂鲨鱼，进行长距离航海，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冒险心，纯粹是为了真金白银。
农业立国、商业立国，两种不同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和欧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是帝国统一，欧洲一直是共和分裂。即便是在罗马帝国时代，欧洲的统一程度也就是中国周王朝时代的分封。
但中世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商业几乎萎缩，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没有供需关系商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这和中国其实很像，另外，商业盛行并不代表商人有地位，欧洲中世纪最主要的商人是犹太人，他们的待遇可并不怎么样，一般商人的地位也是在中世纪晚期才开始提高，是国王为了对抗分封贵族而达成的让步，没有商人的资金援助，国王是没有经费加强王权的，中国的皇帝由于有广大的自耕农为资金来源，无需对商人作这种让步，唯一纵容商人的元朝下场很难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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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正是因为对工商业的纵容取得了空前绝后的经济繁荣。
这种钱花出去，实质上相当于“输诚献金”，增加自己在当时封建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地位安全感而已，爵位是有，但和正统情况下贵族姓氏后缀相应的封地却不见得有，所以是虚衔，在正统贵族社交圈里是很被鄙视的。巴尔扎克小说里反映了不少这种情况。
能够敏锐的发现奇货可居，可以算的上高手，但是能够给潜在的“奇货”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它的价值，那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佩服。
另外，在写铁手:【建议】关于中外史结合，我的推荐，和一点倡议的时候，想起一个问题：秦早期地位到底怎样。按理来说，它在周王朝中心边上，怎么也算是天子脚下，就算是西周东迁了，怎么样也是秦比齐鲁要离周都城近的多啊。战国时期的地位是打出来的，这点好理解。春秋时候，它的地位怎么样也不应该比其他诸侯差吧。
宋朝优待士大夫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行政消费群体，但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并没有相应的改善，用《兴盛和危机》里面的的一句话评论很恰当：中国历朝历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寄生在封建基础上的，一旦发生大规模动乱，立刻整个商业体系崩溃。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城市——都、邑、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等级和宗法色彩。“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城市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正如傅筑夫指出的那样，我国战国以前的大小城市中，市场是根据封建“礼法”设置的，是城市一个特殊区域。战国以后的城市仍然由国家设立，而不是随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唐代以前，大小市场的兴建和废止，均由朝廷敕令行之。唐代以后经济的发展，完全由政府控制市场已不可能了，出现了大量非官方设置的市镇、集市。
但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存在，它们不可能象欧洲城市那样成为相对独立于封建结构之外的地区。一旦这些城市由于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发展起来，就会马上引起封建国家的重视，国家政府机构和管理网会立即延伸到这些城市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它们也具有行政上的重要性了。
由于一体化官僚网总是和城市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受经济发展的支配。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城市比欧洲的出现得更早，规模也更大。而这些大城市又随着封建王朝、官僚政治的兴衰而变迁着。
开封就很典型。它是在唐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后被北宋定为首都，成为中原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繁华昌盛。这种兴旺局面同它是京城的显赫政治地位分不开的。公元1126年金军入城，开封失去首都地位以后，大批官员、商贾、市民离开了开封。开封一旦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商品需求也大为减少，商业急剧衰退。
与开封市相连的交通网也开始冷落弛坏。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商业交往随之衰落 。
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临安迅速成为一个有百万人口、面积比现今杭州市区还要大的繁华大都市。但明代以后，杭州不再是首都，它也就逐渐衰落了。
总之，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衙门所在地，负责管理广大农村、处理行政和法律事务，担当地方和中央的联络职能 。
执行着如此重要通讯联络功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当然远比欧洲封建社会的城市发达，但它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又被称作郡县城市，是带有地方行政的强烈的封建政治色彩的。这种城市，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母体。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头一推到山顶，就因自身的重力作用而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重新开始把石头往山上推。日复一日，西西弗斯处于周期性的努力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稳定的时间里，生产力在进步积累，但在王朝脆性瓦解时，它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滾到山下，下一个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力的进步因素处于发芽、生长、摧毁的周期性破坏之中，萌芽不能发展成新组织的大树。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唐各州府在开元年间贡纳的丝和丝织品情况判断，当时长江流域的蚕丝业虽也发展起来，但还敌不过北方。唐中叶以后，尤其是经过唐末的动乱，北方蚕丝业受到严重摧残，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得多。宋代，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就超过了北方。明以后，再三受动乱扫荡的北方，蚕丝业就一蹶不振，后来加上棉花传入，就完全衰落了。
大动乱对繁华富庶地区的重点杀伤，还表现在对城市的摧毁上。东汉末年大动乱中，大军阀董卓焚洛阳城，胁迫献帝西迁长安，洛阳居民也被迫迁徙，沿途积尸累累。一直到魏文帝时，中原一带仍人烟稀少，昔日繁华的都城洛阳附近仍树木成林，田芜罕耘。
“自伊、洛以东，暨平海岱”的中原，本是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
隋大业时，全国人口曾达八百余万户，后经隋末丧乱，到唐代建立六十年以后，中原一带仍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代长安人口近二百万，比今日西安还要大。唐末和五代动乱，对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富庶地区的打击也最为猛烈。
开封在盛唐时不过是个周围八点三公里的小城，唐末时发展为周围五十六公里的城市。
唐末大动乱时，开封所受的破坏比长安一带小。宋代以开封为都城，它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城方圆达一百九十三公里，十一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但经过大动乱，公元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九万了，周围八点五公里，倒退到六百年前盛唐时开封市的规模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华北地区，人口由三千万左右降为一千万。六百年似乎一个大轮回。
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南宋时以临安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杭州人口达三十九万户，百余万口。但经过元代动乱，杭州市衰落了。史书称；“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唐代扬州市是“雄富冠天下”的重要商业贸易城市，经动乱后，明初扬州城市仅余下十八家居民了。福建泉州的兴衰也很典型地反映出周期性动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泉州市在宋元数百年间一直保持了高度繁荣。自西晋到隋三百年间，这里是块没有战乱骚扰的绿州。唐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军自福州南下广州，也没有进泉州城。五代时，泉州也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数百年的建设造就了泉州在宋元时代的高度繁荣，侨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但是，元末大动乱，公元1357至1366年十年间，在富庶的泉州、兴化沿海地区也遭洗劫，出现“烽火连天暗锋镝，遗骸遍地飞鸟鸢”的凄凉景象。阿拉伯、波斯商人纷纷从这里离去。这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港城，从此以后就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光辉。泉州市的兴衰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有能够逃脱周期性大动乱打击的经济中心。有时逃过了一次两次，但第三次打击来临时就难平幸免了。
随着经济最发达地区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它很难有一个几百年近千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金本位制，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二十两）；以铜币为下币，禁止以他物为货币。这是十分先进的制度。但秦崩溃后，汉代的货币一直很不稳定。从惠帝二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共八十年间，钱法变更了九次，直到武帝收回铸币权，废除以往各种杂钱，通行五铢钱，才稳定下来。从武帝到平帝一百年间，共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枚。但从王莽改制到东汉建立，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振荡，商品经济也受到严重摧残。东汉王朝黄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反不如西汉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统一的货币制度崩溃，一些地方又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低级状态，人们反而用谷帛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查两晋时期的史书，竟然没有铸钱的记载，大约只用旧币就够了。可见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对商品经济破坏到何等程度。
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长安已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的商人组织，有供给普薄信用的公函，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在唐代差不多都有了。公元782年，政府以筹措军费为名，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二百万，商人为之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市民有相当力量了。但唐宋大动乱后，进步经济萌芽又被动乱所摧毁。五代时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困的。唐代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在南来和元代就消失了。唐代的柜坊中，有类似近代银行的萌芽，宋以后竟变成了赌坊，元代就完全消失了。
宋代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是一个高峰。当时已经有印刷得十分精美的纸币。铸钱数量，数十倍于唐，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就使用宋代的货币为国内通货。据日本出土的自唐至明五十五万三千枚中国货币来看，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四是北宋钱。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沈括发现了货币流通的规律。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这一最基本的货币流通规律，欧洲到十七世纪才由洛克发现。但随着宋朝的灭亡，沈括的理论再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纸币使用也是这样。开始使用纸币的时间，法国是1716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而俄国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欧美使用纸币比我国要晚五、六百年。我们在前面谈到过元代有一系列的货币制度，其中某些是相当成熟的。但元灭亡以后，那些可以进一步完备的货币管理制度并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说明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发展了，会产生一些进步的萌芽。但是，即使是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发育成幼苗了，但它们注定要在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尽管从历史发展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水平处于缓慢的上升发展中，即后期封建王朝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比前期王朝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复苏，遗忘失传后的再创造中缓慢实现的。
详细的论述可以看《第六章：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
元代的商人地位比宋代高不是没有例证，忽必烈为了应付军费问题，重用阿合马等色目商人管理税收，任命曾经是海盗的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这在宋代是不能想象的。整个元朝对儒家知识分子都对商人给以相当的优待，以奢侈品为主的商业贸易畸形发展，这也和宋代的商业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