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康巴塞雷斯俱乐部是个并不引人注目的酒吧间，位于内政部附近。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它是我们从事谍报活动的最有效的场所之一。我们经常邀请贩卖军火的投机商、外国武官去那里，温柔的女招待员卖弄风骚，能套取许多机密。后来，我们又在那里接待了许多当今黑非洲的重要领导人，做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有一位女特工人员，叫索尼娅，她当过体操教员，后来又在波尔桑－博蒙特工训练基地担任女跳伞营教官。这位把自己的一头金发修剪成小伙子模样的女郎，出色地管起了康巴塞雷斯酒吧间，热心款待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高级顾客。

这种由我们秘密开办的俱乐部不止一处。我们依靠它们收集了大量情报，甚至还招募了一些联络员，掌握了一批有名望的外国人士。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只碰到过一次麻烦，而且很快就得到了解决。那是一起非同寻常的敲诈勒索案，肇事者就是臭名昭著的流氓勒内吉里埃。他刚出狱不久，就来找康巴塞雷斯酒吧间的经理让诺贾马泰索要一大笔钱，并声称作为变换条件，他往后可以对贾马泰提供保护。

吉里埃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涉足的是什么地方，至于贾马泰，他当然也难于启齿告诉吉里埃，他早已享受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充分保护……

约定取款的那一天，吉里埃拉了另外两个歹徒一起来康巴塞雷斯取钱，我一个人坐在洒吧间柜台前。古里埃拖着一条以前冒险越狱时摔坏的腿，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大声呼唤老板，一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由于我的神情泰然自若，他以为我是一个善良的顾客。

“我有言在先，今天上午不得接待任何顾客！”他冲着女招待员嚷道。

他用手指了指我说：“叫这个家伙赶快滚！”

他掏出一支P38式手枪，用枪管故意拨弄柜台上电话机的转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今儿个谁要是不识相，我让他见上帝！”

说时迟，那时快，我霍地站起身来打掉了他手中的凶器，同时迅速抓过我藏在旁边的赫斯塔尔式手枪。

“蠢货，快带上你的喽罗滚开！”

这时，门口出现了两名我预先布置的第七处特工人员。这个草包的窘相使他们嘻笑不止。吉里埃象一只丧家犬。他正想转身溜走，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听着，不许来搞爆炸破坏！这里要是发生什么意外，我就找你算帐！”

从此以后，吉里埃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其他流氓也没有敢来惹事。可是，公民行动队出于别的原因，开始密切注视康巴塞雷斯。通过康巴塞雷斯这类渠道得来的某些情报可以用来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用来谋取私利，满足一些密探贪婪的欲望。这就是别人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眼红的原因。

卡南吉塞尔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并且强调他是与第七处的大多数同事商量后前来找我的。他说：“同事们看到在内部居然采用特务手段，致使局里‘恐谍症’蔓延，他们都感到非常愤慨。尽管科莱先生一再煽动，大家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科莱也曾企图争取我，我把他顶回去了！”

卡南吉塞尔诡秘地向我一一列举了坚决回绝科莱的人的名字，我注意到，处里有一部分人的名字他没有提。

“亲爱的卡南吉塞尔，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刚才忘了列举名字的那些人迎合了科莱的要求，是不是？”

卡南吉塞尔做了个突然醒悟过来的手势。

“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达到目的，科莱先生软硬兼施，用隐晦的语言相威胁，又用封官许愿的手法进行拉拢。”

公民行动队对局里其它单位控制得够厉害的了，我决不听任它来腐蚀第七处。我如同二十岁时看到外国入侵者一样怒不可遏，我首先去找了保罗雅基埃局长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莫尔旺俊秀的脸顿时阴沉了下来。当初，他曾经是开导我的“教父”，是他启蒙我踏上了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征途。今天，我第一次从他那里隐约感觉出不乐意协助的表示。

“我的孩子，”他说，“可要注意啊！公民行动队非同小可，危险得很哪！”

“正因为如此，我才准备起来反抗。我问心无愧，我决不允许这帮密探腐蚀我们的机构。”

莫尔旺心灰意懒，无意进行斗争。他抱怨我来找他，扰乱了他的宁静生活；抱怨我在他的心灵上激起了阵阵波涛。我为什么不让他过太平日子呢？

“菲维尔，既然我劝阻不了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将来出了事情，那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他告辞。从前，他是一位激励我无所畏惧地向危险挑战的伟大的抵抗运动战士，今天，在他身上，这种气魄已经消失。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象是生活在约内斯库①创作的戏剧“犀牛”之中：连最有本事的人也未逃脱厄运，他们

①约内斯库(Ioneseo,1912－)是一位法国剧作家。“犀牛”是一出幻想剧，创作于1959年，描写一个小城镇上的居民得了一种怪病，先后都变成了犀牛，但只有一个名叫贝朗吉的人不愿应变，不被感染。比喻无论处于什么逆境都应保持尊严。作者在这里自喻为剧中的主人公贝朗吉，而其他人都已变成驯服胆怯的犀牛。－－译者

都蜕变成了驯服的犀牛。

我郑重其事地找了科莱的领导、在我们局反间谍部工作的德尔塞尼上校他是一位脸上堆满笑容，其实难以捉摸的军官。按照各个处负责人之间商定的关系准则，他让我看了科莱的档案材料。

有一个情况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科莱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几个月前，他曾要求到第七处工作。每年，我接到这样的申请不下几百份。许多军官和职员都希望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接受我们的培养。当然，科莱另有图谋。

德尔塞尼召见了科莱。科莱看到我也在他上司的办公室里便一声不吭，这个小伙子身材魁梧，富有魅力，好挖苦人，他一向非常自信。今天，他装作没有看见那个记录谈话内容、以便整理纪要的速记打字员。

“科莱先生，”我说，“我重新看了你要求来第七处的申请报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曾进行过调查，了解到你同一位守不住秘密的女牙科医生结了婚，因此，我们拒绝了你的申请。”

“我知道，你由于混入第七处的企图未能得逞，就采用别的办法来算计我。你找了我的下属对我搞特务侦探活动。”

科莱矢口否认：“根本没有，你搞错了。”

我勃然大怒：“你别赖！要么你马上如实交代，要不你就给我滚出去！咱们等着瞧！总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科莱惊慌失措。他承认，公民行动队的负责人吩咐他考察我对戴高乐主义的感情。但他一口咬定，这并不是为了要控制我。

“我们想知道，是否可以信任你……”

“信任我？那么，你说说看，按照你们的看法，我应该服从谁？服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局长和法国政府呢，还是服从索尔菲里诺街①你们的主子？”

①公民行动队总部所在地，——译者

德尔塞尼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位“倾向性如此明显”的同事。科莱不得不离开反间谍部，在保安处的严格监视下去搞材料编纂工作。不久，他彻底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本来可以要求给予他更加严厉的惩处，可是，我对战胜了内奸已经感到无比的高兴，我转而整天忙于工作，把科莱事件撇到了一边。我没有顺藤摸瓜，试图去追查同谋。后来，我才发觉——可惜为时已晚——阴谋拆台活动仍在继续。

我们举杯畅饮香槟酒、威士忌，品味各色高级点心，以庆祝打开第一千只邮袋，后来又庆祝处理了第两千只邮袋。不管是工作间和实验室的人员，还是护送车队的安全人员和司机，大家互相道贺、尽情欢乐。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这些男男女女都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我们的脸上添了一道道皱纹，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但是我们为自己的高超本领和非凡能力感到自豪。

再说，拨给我们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局领导和政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领导人似乎患了“善饥症”①。

他们贪得无厌，每天都希望得到新的情报。

负责操纵联络员和派遣潜伏特务的各个科捷报频传，我们成功地打入了各国进步青年集团的内部，从布拉格到古巴，许多高级革命干部都是由这些团体培养出来的，1968年震撼西方国家的动乱也是这些集团掀起的。我们的联络员和特工人员密切注视雷吉斯德布雷②去哈瓦那的历次访问以及拉丁美洲出现游击战的

①“善饥症”是医学术语，指一种疾病，其特征是食欲过盛，患者为经常性的饥饿感觉而困扰。——译者

②雷吉斯德布雷(RegisDebray)，法国人，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曾游历古巴等拉丁美洲国家，并发表文章宣传“游击中心”理论，1966年去玻利维亚与切格瓦拉一起开展游击活动。——译者

动向。

可是，有一天戴高乐却命令我们停止对秘密革命运动的监视，因为那个时候，他想打第三世界的牌，打法国同中立国家接近的牌。戴高乐认为左倾分子对他是有利的，其实他们早已策划在拉丁区堆筑街垒①的行动了。

另有一次，警察局打算成立一个特工组，希望采用我们的方法，专门对法国各政党、团体、工会和个人进行秘密侦探。想必他们是对我们拆启邮包的技术眼红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求我同意让警察局的四名巡警来我们的实验室接受培训，以便结业后回去建立他们自己的班子。

“你把你们的所有办法都传授给四位巡警，”他们说，“如果需要的话，你把器材也借给他们使用。”

我反对把我们迄今为止仅用于对付外国和敌对特工机关的开封邮件和包裹的高超技术转让出手。

他们便回答说：“既然你不愿意对政党下手，而且拒绝了我们向你提出的对工会采取行动的要求，那么总得让别人去干吧！”

“但不能用我花了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办法和器材。这一切应属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所有！”

“这是总理的决定，是命令！”

我还遭到了来自博蒙的打击。他当时已接替乌诺上校，担任研究室主任。博蒙对我并无好感。在总部，他代表着老的军方传统势力，极不乐意与残剩的文职官员共事。他正在等待时机，企图来个彻底扫地出门，把迟迟不走的文职人员全部撵走。

看来，博蒙对第七处的作用日益加强心怀不满，他认为，我们管的事太多，手伸得太长。戴高乐将军停止了行动处，特别是第二突击队的活动，这又给第七处扩大自己的权限提供了方便。从人员、拨款、效能等方面来看，第七处确已成为国外情报和反

①法国拉丁区是巴黎的大学区，1966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一些人在那里堆筑了街垒。——译者

间谍局的中流砥柱。

正因为如此，有一天，特工机关的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大老板格罗森将军说：“总部的其余单位都可以砍掉，只要有1960年那样的行动处和现在的第七处，就足以起非凡的作用。”

可惜，行动处已经奄奄一息，第七处的命运也蒙上了阴影。

“你的工作太忙了，”博蒙假惺惺地对我说，“我想帮你减掉一部分公务！”

他摆摆手，拒绝了我的反对意见，接着说：

“为了使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矛头针对美国和东方国家的秘密活动中去，我准备再设立一个处，专门负责指挥你的联络员。”

博蒙认为第七处实力太强，他拿定主意要另立一个分庭抗礼的单位，夺去我的一部分权力，削弱第七处。就这样，第六处应运而生，它的别名叫“巴黎基地”，代号为“野牛”。

不出所料，博蒙把“野牛”交给了现役军官。这是第七处走向崩溃的第一步。

显然，我决不会俯首听命而不进行激烈反抗。我曾多次提醒博蒙注意他的计划包含的危害。第七处多年来指挥着一支特务和联络员队伍，熟悉他们的情况，如今却不得不把他们交给一批大多未曾受过专门训练的军人去管理。

为了替我们效劳，为了收集情报和送回文件，这些不拿报酬的义务特工人员经常在国外冒极大的风险。由此可见，管理这些人是一项异常艰难和微妙的任务。联系人和联络员之间必须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彼此绝对信任的关系。他们应该和衷共济，养成融洽相处的习惯。

我担心在管理和指挥联络员的工作上会出纰漏，发生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致命的疏忽行为。联络员如果在共产党国家或非洲国家被捕，那就会被长期关押，有的可能染上疾病，甚至牺牲生命。我们第七处的管理人员久经考验，从未出过此类事故。所有这些担任联络员的老战友、实业家、干部、科学家、商人，长期以来一直信任我们，因此我总觉得应该对他们负责。

“况且，还有一个危险，”我对博蒙说，“我们的联络员往往个性很强，他们可能反过来控制联系人。我们对于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会让他们左右我们自己。往后联系人换了，万一哪一个合作者施展阴谋手段，利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作掩护企图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后来发生的德卢埃特事件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了。

博蒙对我的意见置若罔闻。他轻视我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积累起来的指挥和管理数百名联络员并与他们友好相处的经验，因而铸成大错。他对于我的经验甚至连理解也理解不了。他并不具备那种待人接物时通情达理的品德。他官气十足，冷酷无情，难以亲近，几年前，在他的指挥下，“米诺斯行动”惨遭失败，向铁幕那一边空投的捷克人均被对方抓获。事后，博蒙被调往默默无闻、枯燥机械的破译密码处工作。

我问博蒙：“为什么你们第六处不自己招人加以培训呢？这不比从我这儿挖走联络员更合乎情理些吗？”

我采取了拖延战术，这使博蒙大为恼怒。他派他的心腹、反间谍部的军人纳达尔上尉不断地来催逼我。

纳达尔把我的联络员一个一个地挖走，并拿去了有关他们的卡片和档案。我力图把最优秀的人员保存下来，纳达尔则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抢过去，最后，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雅尔塔式会议，达成了谅解：他把海上谍报、空中谍报、军火交易和科学研究等科室留给我。

博蒙把他的第六处设在巴黎荣军院内，也就是说，设到远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军人那儿去了。真怪，原第二局的一班人企图重新置我们总部于军人控制之下的迷梦，居然在事隔十五年之后由博蒙部分地实现了。

我按照规定，断绝了同我被迫转让给第六处的联络员的一切联系。我手下的特工人员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得不抛弃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们无权再与这些朋友来往。

一些联络员不满地说：“我们认识你们已经很久了，我们不了解其他人，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

有些人甚至扬言洗手不干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志愿情报人员，未曾签订过什么合同，他们完全有自由与总部脱离关系。

威胁要脱离关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出面安抚解释：“‘巴黎基地’一定会更好地照应你们的，我们现在实在是无暇顾及你们！”

博蒙和纳达尔上尉却把遇到的麻烦归咎于我们，指责我们故意从中作梗。“野牛”就是在这种吵吵嚷嚷的气氛中诞生的，难怪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新的联系人中有一些军官既幼稚又无能，常常干出难以补救的蠢事。

更为严重的是，博蒙选择了终日忧心忡忡的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来领导“巴黎基地”。这个军人高挑身材，后背略驼。富尼埃－费雷尔与我不同，他是一位毫无主动精神、听任驾驭的懦夫。

富尼埃－费雷尔很担心自己的身体。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药品。他被提拔担任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后反而苦恼，夜不能眠。他对自己的人生安全也顾虑重重。每天下班回家，他都要沿着房屋周围转上几圈，直到确信没有人跟踪才走。

十五年间，他只到国外执行过一次任务，而且还是绝对平安的差事：到洛桑去和一位情报员联系，调查有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事，他唯恐不保险，随身带了一支挺显眼的手枪。可是，快到瑞士边境的时候，他又突然发起愁来，生怕瑞士警察搜查出他的武器，于是他一心想把手枪转移。他天真地打算把手枪托付给一家法国旅馆老板保管。

他说：“回来时我再取。”

可见，那位老板以为他是歹徒，不愿帮他的忙。最后，在进入瑞士国境之前，富尼埃－费雷尔把他那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存放到法国宪兵队那里。

就是这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接受了第七处的一部分机构和人员，当上了“野牛”处处长。博蒙因而也觅得了一位他所希望的温顺听话、俯首贴耳的同事。第六处采用的工作方法在我看来是不正规的。它高价雇用联络员，同他们签订合同，发给酬金。

如果合同废除，还给予他们一笔可观的赔偿费。第七处的联络员可不是这样，他们总是自愿为我们工作，开支由他们自己承担，在经济上不领取任何补贴。

1969年，富尼埃一费雷尔发展了一位名叫罗歇德卢埃特的农艺师作为“合同雇员”。德卢埃特接受了训练，准备潜入古巴收集情报。后来，由于行动计划取消，他没有去古巴执行任务，然而，他却得到了“巴黎基地”的一大笔赔偿费。

按照规定，合同一经废除，德卢埃特就应被视作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富尼埃－费雷尔和他的保卫科的人却昏头昏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忘了收回发给德卢埃特的特别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着他的姓名，贴有他的照片，凭此证可以出入“行政联络署”（第六处赖以掩护的公开招牌）大楼。

就这样，德卢埃特——社会上的一个普通人——手头竟然持有一份隶属于法国特工机关的证件。如果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也许会把这份证件妥为保藏，仅仅留作纪念，待到年迈时拿给儿孙们看看。可是，德卢埃特却是一个债务累累、喜新厌旧的冒险家，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六个孩子，去同一个年轻的姑娘姘居。他挖空心思，企图赚钱。当一帮流氓怂恿他往美国贩运毒品时，他欣然同意与他们勾结。

当然，他很担心自己被抓住。美国的法律对于投机走私贩毒是无情的。万一倒霉出事，怎样才能避免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呢？

他有一位朋友，是活跃在日内瓦、巴黎和黑非洲之间的一个走私小集团里的人。他向德卢埃特出主意说：“这不是很简单嘛！如果你被逮捕，你就对美国人说，你是奉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之命执行贩毒任务的。你向他们解释说。‘我是巴黎基地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手下的人，是他要我执行这项使命的……’你可以向他们出示那份特别通行证，作为证据，你将看到，中央情报局对于这一意外的收获一定会欣喜若狂，能使奢望打进美国的法国特工机关陷入困境，这不挺好吗？……”

于是，德卢埃特放下心来，恢复了平静。一天夜间，他们两人躲在布尔拉雷纳一座别墅的车库里，往一辆大众牌面包车的车身踏板下塞了九十包海洛因，每包重半公斤。忙乱中，他们把两包毒品撒到了地上，两人拼命扫了好几个小时，白粉尘土飞扬……

随后发生的一切就是官方的事了：那辆走私面包车于1971年4月5日被美国海关扣住，德卢埃特也遭逮捕。审讯时，他逐字逐句地向检察官斯特恩重复了他的朋友口授给他的那段供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因此受到美国司法机关的指控，被迫引咎辞职，并隐居起来。这件丑闻震动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冀望担任特工机关领导的雅克苏斯戴尔以及比约特将军要求解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米歇尔德勃雷不得不登上参议院的讲坛为我们局辩护结果德卢埃特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上关了两年。获释后，他去纽约开了一家法国饭馆。

博蒙“孕育的怪胎”、别人从我的肌体上“剜走的一块肥肉”、军人们怀着并吞和破坏第七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第六处，就在这样一场风暴中荡然无存。后来，我在自己不幸的人生道路上，在本巴尔卡事件的争端中，又碰上了博蒙……

要求他批准破坏或击沉投机商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武器的船只。戴高乐反问格罗森：“??

取回这些文件是完全合法的！对你们谍报专家来说，这 ??

可是易如反掌啊！”

我想打断他的讲话，但他接着说：“等一等，我先给你亮个底！总理希望你们能趁此机会再搞到一些材料，让我们今后可以用来要挟德韦先生。”

我怒不可遏，质问他：“我手下的谍报专家肩负着最微妙的秘密使命，你们是不是要我暴露他们的身份，叫他们到一家不幸招惹你们不高兴的报社去偷文件？”

最初，帕托特傻头傻脑，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担心会留下撬锁的痕迹，那就干脆在走以前放上一把火！”

我肺都气炸了：“还让我去放火？真是岂有此理！我决不会因为那家法国周刊的观点同你们不同而去袭击它！”

帕托特气得满脸通红，霍地站起身来。

“菲维尔，你蓄意违抗，这回你可是太放肆了！”

事后了解，我们之间再次争吵的情况既没有汇报给蓬皮杜，也没反映到保罗雅基埃那里。帕托特向我谈了大量有关政府意图的内情，从而泄露了天机。从此，他再也不来找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把第七处变成一个为戴高乐政权效劳的庸俗的、俯首贴耳的“管子工”机构的计划。相反，他将采取迂回的手法，指使公民行动队的密探和特务打进我们内部，企图逐渐逼迫第七处就范。

我最忌讳让流氓无赖们混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然而，帕托特却专横地把一个叫雷蒙默尼埃的家伙安插到了我们处里。

此人肥胖臃肿，畸形丑陋，两个巴掌又大又厚难以相握；他嗓音沉浊，声调粗俗，满口都是下流的脏话黑话。他集鄙俗、野蛮之大成，活象某些电影中恶人的保镖！

1961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得了“大巴掌”绰号的雷蒙默尼埃因持械抢劫罪尚在服刑，六年后始能获释。但当时政府正在镇压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和秘密军队组织，缺乏彪形大汉充当打手。在此情况下，自然不能让这个不可多得的宝贝蹲在监狱里无所事事。

雅克福卡尔和戴高乐派律师皮埃尔勒马尔尚派人到各个监狱和教养所挑选一批打架斗殴的能手，驱使他们去对付在法国本土活动的德居埃尔德中尉的“三角洲突击队”和塞尔让上尉的行动小组。

就这样，默尼埃在罗歇弗雷领导的内政部的庇护下出了狱。那时候，内政部是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指挥部。默尼埃和其他一些象他那样的地痞流氓奉命钻进反戴高乐组织的内部，制造挑衅、爆炸事件，并把这些嫁祸于反对派，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假秘密军队组织，致使一些幼稚而又可怜的家伙上当受骗，最后被判处重刑。

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自相残杀的斗争结束后，那些从总理府和内政部的专项开支中领取高工资的密探就只能整日在街头游荡，只能享受半薪待遇了。他们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到处横冲直撞，因此，暂时不再需要他们卖命的主子就只好设法安置他们。

显而易见，这些流氓无法变成农业专家或大使馆的随员。那么从哪笔预算中拨款给他们发饷，让他们安分守己呢？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想到了拥有秘密行动经费的第七处，我虽竭力反对，但却无济于事。最后，我被迫接纳了默尼埃和几名不可靠的流氓。但我在第七处内部，对他们采取了最严密的隔离措施，尽量避免让他们参加行动小组去执行任务。他们实在是太显眼、太不牢靠了。怎能期待他们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

默尼埃曾在一次谋杀蒙博托的行动中做了拙劣的表演。刚果（利）总统喜欢手持武器，因此特工机构策划向他赠送一把柯尔特式手枪。手枪里预先做了手脚，只要击发第一发子弹，就会引起爆炸。说来也巧，蒙博托手下的一名军官想在总统之前露一手，他扣动了扳机，结果被削掉了脑袋，栽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

默尼埃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同谋保罗西赛罗——一个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却被逮捕，受了酷刑，最后被处决。默尼埃被让－皮埃尔勒努瓦接受下来，在他的军火交易科工作。我叮嘱勒努瓦说：“别把重要的差事交给这个家伙！”

“大巴掌”默尼埃和某些走私诈骗集团混得很熟，他从那里搞来了几份没有多少油水的情报。风波由此而起。一天，军火交易科的一个专职人员来找我，忧心忡忡地说：“默尼埃想大闹一场！他认为得到的报酬太少，扬言要到局长那儿去告状！”

“凭什么？”

“默尼埃到处亮出他的公民行动队的证件，声称他是受到超级保护的，他自有办法迫使总部付给他最高工资！”

默尼埃若是以为对我可以来阿蒂亚那一手，那他是打错了算盘。我让人转告他，我同意在总部以外的某个地方和他谈判，并建议在马约门附近的斯波儿咖啡馆见面。

会面那天，我手下的两个人赶在约定时间之前就来到咖啡馆打埋伏。雅克韦兰坐在一个角落里慢慢地呷着一杯清咖啡，贝尔纳图尔努阿则在大厅的另一端察看动静。当年，贝尔纳还是一个身披蓝色斗篷的小学生，现在，他已成为我们处的一个中尉，鼎鼎有名的福将。

大胖子默尼埃来了，他沉甸甸地一屁股坐到软椅上。在一旁静候的我，赶紧“上场”。我好象独自一人似的走到这只“大猩猩”身边坐下。

“说吧，有什么问题？”我先开了口。

“什么问题？”福卡尔和帕托特的宠儿默尼埃咆哮起来，“你那溜子人把我当成一个废物，我可受够了！我给你们搞到了第一流情报，价值几百万法郎。我满可以到外面把这些情报卖掉。可你们给了我多少报酬？那么一丁点儿钱。你怎么让我活下去？拿钱来，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怎么样？”

他摆出一副不好惹的神态，把巨掌伸进口袋，掏出一把柯尔特式手枪在桌子底下向我亮了一下，作了个卖黄色照片的掮客那样的动作。

“看清楚家伙了吗？要么马上掏钱，支票也行，要么咱们俩较量较量。你挑吧！”

“真有你的！”

默尼埃也许以为他与政界人士，密探、盗贼、三教九流关系密切，可以镇住我，以为我看到他的手枪就会被吓昏过去。

我向雅克韦兰便了个旁人觉察不到的眼色，雅克立即把该付的咖啡钱留在桌上，站了起来。他若无其事地朝我们方向走过来，突然一个箭步跳到默尼埃跟前。默尼埃惊讶地瞧着他。

“别盯着我的脸，好好看看我手里拿着什么！”雅克冷笑道。

雅克的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紧握着一把家伙，粗粗的枪口把衣兜鼓了起来。与此同时，贝尔纳也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悄悄靠近默尼埃，用枪顶住了“大巴掌”的腰部。

气势汹汹的默尼埃煞时瘫软下来，象个撒了气的皮球。他的手一松，枪掉到了地上。他急忙把两只非同寻常的大爪子放到桌子上，颤抖着说：“我的枪没上子弹，你们可以检查！”

贝尔纳迅速拾起默尼埃的枪，发现膛里确实没有一粒子弹。

他轻蔑地说：“就会虚张声势，饭桶一个！”

我突然间觉得是在演一部有失我们身份的劣等侦探片。如何在这些流氓捅出无法弥补的漏洞之前，彻底甩掉他们呢?

我对“大巴掌”说：“默尼埃，你被开除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愿听到有人提起你。如果我在图雷尔附近碰见你，我就以坑蒙诈骗，敲诈勒索、威胁杀人、谋财害命等罪名把你关起来。听见了吗？”

回到办公室后，我命令下属断绝同默尼埃的一切联系。我把他的档案转到保卫处，并注上评语：“危险分子，需严密监视。”

当时，我还有把不受欢迎的家伙从我们处赶出去的权力，即使他们的后台是政府中的某些高级领导人。

我们给予默尼埃的教训似乎起了作用，因为从那以后，他就从我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数年后，我在戛纳应邀参加一次鸡尾酒会，那时我已离开谍报部门。无意中，我又听见人们在议论默尼埃，这使我惊讶不已。

有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在索洛涅地区的一次盛大壮观的打猎活动中碰见了一个十分引入注目的阔佬。此人乘坐一辆由司机驾驶的高级黑色轿车来到现场。人们称他为“雷蒙默尼埃将军”。

“将军？你们敢肯定吗？”我笑着问道。

“绝对没有错！他身高体胖，块头象座山，两只手大得没法说，他从皮套里拿出一支锃亮的布尔德步枪向我们大肆炫耀，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去非洲狩猎和远征的经过。”

“据你们观察，他作为一个将军，是否显得过于粗鲁呢？”

“是的。他言谈粗俗，但大家都以为这是他的戎马生涯所致，当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他那类似塔尔藏①历险记的情景时，姿色艳丽的夫人们都吓得尖声叫了起来！”

在我们处内部，特别是在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过殊死斗争的军火交易科有一些高级联络员和重要的情报员，他们当年都是戴派分子，如今他们却感到失望，有人还坚决反对充当密探。出于保守机密的考虑，我们要设法使他们免遭警方的追捕，谁敢保险某些肆无忌惮、有权自行其事的警察不询问他们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活动的情况呢？

①塔尔藏(Tarzan)系小说和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以各种非凡的冒险经历而闻名。——译者

菲利普德马赛是我们这里深受器重的一名特工人员，由乔治帕拉警长领导的一个小分队正在搜捕他。

指控德马赛犯了什么罪呢？他们说他同法国本土的秘密军队组织有来往，参加了暗害戴高乐的行动。实际上，这只是个谵妄性谋杀设想而已：在某个招待会上，让一个亡命之徒戴着装有毒刺的戒指去同戴高乐握手。

“他们胡说是我发明了这种戒指！”菲利普德马赛讲道。

我们很快就识破了为政治效劳的警察的用意：逮捕德马赛，让他供认参加了阴谋活动，其后台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警察对我们从未有过好感，如有可能，他们准会兴高彩烈地指控我们从事反对戴高乐政权的阴谋活动。为了对付特工部门，他们竟掀起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迫害运动！他们转弯抹角地算计我们，企图置我们于死地。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便立刻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德马赛撤到瑞士去。他将在深夜循军火交易科负责人之一“罗贝尔”上校熟悉的小道飞速滑雪逃往瑞士。“罗贝尔”上校曾在汝拉山一带的边远地区指挥过一个阿尔卑斯山轻步兵连作战，谙熟那里的情况。德马赛越过边界线后将由一个为我们工作的瑞士律师负责接待和安顿。

那天晚上，帕拉警长没有捉拿到德马赛，便命令军火交易科科长让－皮埃尔勒努瓦到索赛街去见他那个时候，法国处于国家专制状态，帕拉这样的警官在某些方面拥有自行其事的权力。

我们把一切都告知了保罗雅基埃，但我们的局长却回答说勒努瓦不必担心，他可以去向警方进行解释，这一切并非坏事。保罗雅基埃在后来的危急时刻一直采取了这样的态度。

在一个办公室里坐满了疲惫不堪而又咄咄逼人的巡警官。勒努瓦首先碰到了米歇尔哈克，此人是司法警察局局长、统筹安排反秘密军队组织作战部署的总负责人，勒努瓦和哈克彼此很熟悉，但在这国家、集体乃至家庭都分裂成两派自相残杀的岁月里，绝无牢固的友谊可言。一个人如果撞见了自己的密友就会变得更加凶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竭力摆脱和抛弃这位至交，否认同他的一切联系。

“好哇，”哈克吼道，“现在你们在自己的机关里窝藏叛徒！我该马上让人把你抓起来！”

勒努瓦不动声色，他眯着双眼，象往常一样，脸上带着几分嘲弄人的微笑，说：“如果你高兴的话，那就请便吧！千万可别因为是我而感到不好意思！”

哈克暴跳如雷，“帕拉会有办法让你低头的！”

“真的？”勒努瓦装疯卖傻地说，“你们还真抬举我，让我跟你们警长谈话。”

勒努瓦和帕拉之间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勒努瓦故意纠缠，使争论拖了整整一个通宵。他心里有数，每多拖延一分钟，德马赛离逃遁的目的地瑞士就越近。

帕拉愤怒极了，勒令勒努瓦把逃犯交出来：“你们一定是把他窝藏在哪个基地里了。你们必须把他交出来！”

“警长，”勒努瓦拖着声调说，“你很清楚，我们的基地都是绝对保密的。如果我说出来，你我二人可就犯了法，难免要去蹲监狱……”

“机密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帕拉吼叫道，“眼下要紧的是消灭国家的敌人！你们和我们一样都必须大力支持戴高乐将军！”

勒努瓦依然带着毫不在乎的神情低声说：“亲爱的警长，我们将心比心，倘若你和你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人却要你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告发他，你肯干吗？”

“哪家咖啡馆？”帕拉抓住“咖啡馆”这三个字，仿佛抓住了什么线索似的。

“噢，随便在巴黎的哪家咖啡馆！”

“你居然嘲笑我！”帕拉勃然大怒，“真是一点儿爱国心都没有！”

直到翌日清晨帕拉和勒努瓦还在面对面地争执不休。这时，一个警察走进来跟帕拉耳语了几句。他们刚刚获悉，法国到处搜捕的菲利普德马赛并不在巴黎，而是在日内瓦，他刚刚在瑞士电台的法语节目中发表了声明。

“我看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帕拉怒目圆睁，忿忿不已。

他还不知道拿勒努瓦怎么办。这时，我亲自出马进行交涉，要求他立即释放我的助手。帕拉气得浑身发抖，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照办。

帕拉感到自己被人戏弄了一番，可又没抓住什么。他愤怒地叫嚷有朝一日要跟观点相同和怀有同样愤懑情绪的警察们一起向第七处报仇雪恨。这就给我们增添了许多敌手：部长、警察、密探等等。不过说实话，我在当时仍然坚信我是不可制服的。神灵庇护着我，我领导的机构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外国特工部门都羡慕不已。任何人都不敢从正面对我们进行攻击。

难道我们不是无与伦比的最出色、最勇敢的技术专家吗？

1964年夏，在戛纳举行的“肯尼迪回合”谈判期间，我们又采取了行动，露了一手。这岂不足以证明我们具有令人为之惊羡的大无畏精神吗？

你能向我保证不造成伤亡吗？”

野心勃勃的“小滑头”

平时喜欢戴假胡子、神态颇为滑稽的洛佩斯是1956年起开始引人注目的。后来，他参加了绑架摩洛哥政治领袖本巴尔卡的突击队，成了本巴尔卡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1956年，我正想在奥利机场物色一个熟悉机场业务的特工人员，以便我手下的伙计们通过他及时了解外国重要人物来来往往和外交邮袋过境的情况。一个在国家保安总局负责情报工作的熟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合适的人。

“我向你推荐奥利机场中途站站长安托万洛佩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万事通。他交际广泛，与周围人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他在奥利机场里里外外都受到欢迎。”

为安全起见，我们暗中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洛佩斯的条件完全符合要求。他非常干练，能说会道，深受法国航空公司负责人的赏识。他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

这一切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不知道洛佩斯在丹古尔工作期间就已结识了若阿蒂亚、布什塞什、“拐子”诺蒂尼、帕利斯以及其他一些流氓和无赖，因为在对他进行秘密审查时并未发现这一点。

只是在把他招来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带来麻烦。当然，

①迈赫迪本巴尔卡(ElMehdiBenBarka)，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后来他被摩洛哥政府缺席判处死刑，流亡国外，从事国际政治活动。1965年初，他被绑架，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译者

洛佩斯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希望的帮助。多亏他，我们在奥利机场的行动小组工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出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洛佩斯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他的表现无懈可击，在奥利机场，他举止谦恭、平易近人，深得众人的喜欢，连当时的局长保罗雅基埃也很器重他。

每当保罗搭乘飞机外出或旅行归来时，洛佩斯总是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把他迎至机场贵宾室休息片刻，就象接待共和国总统或一位外国元首一样。对局长夫人，他也大献殷勤。他还给他们的女儿送去许多点心和玩具。洛佩斯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热心人！谁能想到，本巴尔卡事件爆发后，保罗竟声称他不认识洛佩斯，更谈不上对洛佩斯表示过赏识。

洛佩斯举止过分做作，说话喜欢添枝加叶。他逢场作戏的那一套引起了我的反感。他潇洒、聪明，但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难怪我的助手们给他起了个“小滑头”的绰号。他好比是你洗手时用的一块香皂，十分圆滑。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滑走，你赶紧抓也抓不住，弄得不好，你踩在上面打起滑来，还要摔得个鼻青脸肿。

我向洛佩斯的联系人，特别是一直与他打交道的第七处常驻奥利机场行动小组组长米歇尔普兰打过招呼，嘱咐他们对洛佩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绝不能向他透露我们的工作底细。

洛佩斯野心勃勃，他认为自己会应酬、有人缘，一定能爬上更高的职位。

奉承拍马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有一天，洛佩斯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上校，我平生的宏愿跟看就要实现了，我将成为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摩洛哥国王和乌弗基尔将军①已经表示同意。”

①穆罕默德乌弗基尔(MuhammadOufkir1920-1972)摩洛哥将军，1965年时任内政大臣，1971年任国防大臣。1972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害国王哈桑二世的阴谋活动，后死在王宫内。——译者

洛佩斯跟库洛哥人的关系确实非常亲密。每次去拉巴特，他总是在哈桑二世的亲信、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家里住宿。他在担任丹吉尔中途站站长时，曾给摩洛哥领导人帮了很多忙。因此，摩洛哥领导人不会拒绝他的任何要求。

“如果我在拉巴特任职，”洛佩斯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我可以协助你控制整个摩洛哥！”

我们局若能通过他的掩护，加强在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行动，那该多好啊！

洛佩斯接着说：“但是，咱们的政府也得帮我一把。”

他不愿意丢掉自己在法国航空公司混了多年所得到的利益，一旦在拉巴特失宠，他希望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航空公司工作。因此，他要求只是以“借调”的名义，暂时离开法航去摩洛哥。

我告诉洛佩斯：“这可是另一码事，光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到的。我可以跟局长说说，他或许有办法……”

我向保罗雅基埃汇报时，他满口答应：“这还用说，应当支持洛佩斯，我来办这件事！”

不久，他将在图雷尔总部宴请新上任的法航总经理。

保罗对我说：“你也知道，新任总经理原来是咱们局的人，曾经担任过我们驻印度的代表。他怎么会拒绝帮我们的忙呢？”

为了提携洛佩斯，让他充任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我可费了一番周折。前后折腾长达半年之久！我得到了保罗的保证，随后，我就着手在奥利机场物色能接替洛佩斯的人选。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哪儿去找一位象洛佩斯那样久经考验而且精通本行业务的人呢？

我逐一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特工人员考虑了一遍，最终选择了一位妇女，名叫让娜基罗。她身材魁梧健壮，性格坚定果断。

让娜基罗和她父亲一起负责巴黎荣军航空货运站的工作。我觉得，只有她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工作。多年来，她出色地指挥着我们派驻该航空货运站的行动小组。她手下的人都怕她。

大伙儿说：“她真厉害。什么事都瞒不过她。让娜给我们布置任务，时间要求总是卡得很紧。稍有延误，就会遭到她的训斥。”

我把她调到奥利机场。她的公开身份是“洛佩斯的副手”，主管对外联络业务。这样，接替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到时候，洛佩斯就可以脱身。

遗憾的是，我们与法航负责人的交涉最后失败了。法航找了一个极普通的但涉及到原则的理由，拒绝了洛佩斯要求“借调”去摩洛哥工作的申请。

“洛佩斯先生只是个四级督察，而他想谋取的那个职位必须由五级或六级督察担任。洛佩斯先生也许是一位优秀的中途站站长，但他缺乏国际法以及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

简而言之，他既不是国立行政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巴黎综台工科学校科班出身的官员，因此法航不愿意贸然行事。如若同意了他的要求，将来洛佩斯重返公司时，法航将不得不委任他担负更高一级的职务。

显然，洛佩斯好高骛远，太不自量力了。当着他的联系人米歇尔普兰的面，我正式通知他调动工作的计划已经告吹。我看出，他对此深感失望，并有一股强烈的怨气。他埋怨我交涉不力，以至于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他蔑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认为它无能，连帮助自己的一个特工人员获得提升这种事都办不到。

他到处散布流言蜚话：“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那帮人真蠢……”

他把自己运气不好归咎于我们。自那以后，我注意到他对我们的态度起了变化，对我们不那么感兴趣了。他从我们这里没有得到一点儿好处，这使他大为失望。日后，他将投靠其它保安机关，以换取让他飞黄腾达的许诺。应该指出，当时正是封官许愿，勾引利诱盛行的时期，人们不惜出高价收买愿效犬马之劳的密探。

洛佩斯并未放弃自己的狂妄野心。他悉心培植他同乌弗基尔之间的情谊，两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他的心目中，乌弗基尔是拉巴特当局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洛佩新频繁地去摩洛哥拜访乌弗墓尔，向他馈赠从巴黎带去的许多礼物。他处处表现出是这位摩洛哥王国大臣的忠实奴仆，

我可以断言，如果当初我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赐予他梦寐以求的职位，后来就决不会发生本巴尔卡事件。

“小滑头”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离开我们的，这本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可惜我们并没有重视。

一天上午，保罗雅基埃局长把我找去，他以秘密交底的语气轻声地对我说：“总理决定要加强对贩毒活动的斗争，你想必知道，贩毒分子已成为一大祸害……”

我琢磨保罗讲这番话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贩毒分子并不归我们管，国家保安总局专门有几个稽查队对付这些人。

“国家保安总局当然有专人负责此事，”保罗说，“可是，实践证明保安总局在奥利机场缺乏机灵的耳目，而那个机场又是投机商贩毒的一个中转站。我们必须帮保安总局一把。”

我想，今后每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如发现有毒品走私，我们负责把确切的情报通知他们。我天真地认为，保安总局期待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你没有猜对，”保罗回答说，“他们要求调用你手下的一个人。”

我立即强烈地表示反对：“简直是异想天开！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特工人员怎么能转让呢？不行！”

保罗神情尴尬，但坚持说：“我知道，这事确实麻烦。可马提翁大厦方面催得很急，我们不能不照办。你看，在你们奥利机场行动小组中，谁能借调给保安总局？”

“我都考虑过了，没有什么人能借调出去！”我非常固执地回答，“我自己还嫌人手不够呢！我的特工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谁也不能抽走。抽人势必影响我们处的工作。”

“以后再找人接替嘛！”保罗说。

看来，他最关心的是尽快满足上面的要求，至于这事会不会妨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工作，他并不在乎。

连续好几天，保罗一直让他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缠住我。我能调谁去搞这项工作呢？

我终于意识到，上面的意志是不容违抗的，我必须服从命令，但我完全可以耍个花招。

我权衡利弊，反复进行了考虑，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两个人可以供我选择。

一个名叫雷蒙杜埃，他沉着持重，富有才干，作风踏实。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督察，跑遍了各条航线。杜埃已经上了年纪，活动能力逐渐减弱。如同他的朋友迪迪埃多拉①一样，他也是航空界的一位老前辈。

我不忍心让他当保安总局的密探，逼迫他去侦探行迹鬼祟可怕的贩毒集团。不应该把杜埃推到这种危险的境地中去，不能让他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特工生涯。我知道，就是保罗也决不愿意干这种缺德的事。

另一位可以考虑的人选就是洛佩斯。洛佩斯有他的弱点，可是他胆大过人。我们在奥利机场取得成功的一系列行动，一半功劳应归于他。

当我又去找保罗时，我只跟他谈了有关杜埃的情况。我向他解释了不宜调杜埃到保安总局去的理由。我故意不提洛佩斯。我一再表示，我手下没有保安总局头头中意的人。

保罗回答说；“关于杜埃，我完全同意你列举的理由。不过，你总不能说就别无它法了！”

①迪迪埃多拉(DidierDaurat，1891-1969)，法国飞机驾驶员，1953年以

前曾担任过法航等公司的业务经理，——译者

“很遗憾，局长先生，确实没有其它办法。”

保罗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那儿不是有一位名叫洛佩斯的吗？他才华出众，待人热情，富有魅力。他干这件事不正合适吗？”

我仿佛是在做一个恶梦。我奇怪地感到，这一切都是密谋策划好了的。围绕着调难到保安总局去竟搞了那么多名堂，装模作样地反复征求意见，实际上这都是故弄玄虚，真正的目的只是要调洛佩斯。一位上层人物早已指定了洛佩斯，现在只不过是逼我接受决定而已。

我丝毫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兜那么大的圈子。我据理争辩：“很抱歉，我不能缺少洛佩斯。他一走，我们的那个行动小组会垮台的。”

“菲维尔，别忘了这是政府的命令，”保罗不悦地说，“况且，又未阻止你继续利用洛佩斯。”

我不得不提醒保罗，一名特工人员同时听命于两个不同的部门，这不仅违反我们的规定，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保安总局或某些人会通过洛佩斯算计我们，策划危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阴谋。

我对保罗说：“一旦洛佩斯转到了保安总局，对于我来说，事情就算完结了。我将下令同他断绝一切有关秘密工作的联系。到那时，洛佩斯就不再被看作是我们处的在职特工人员了。”

保罗咕哝道：“好吧，你可以另行成立一个奥利机场行动小组，这是你自己的事！”

从此以后，每当局长经过奥利机场时，洛佩斯仍和以往一样殷勤款待保罗，尽管这个“小滑头”已经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以为这件令人烦恼的事已经结束，但没料到几天以后，保罗吩咐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怎么回事？要我去警察局干什么？”

我们同警察局的关系从来就不融洽，我一向讨厌警察局的某些人转弯抹角、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的行为和作风，特别是从围剿秘密军队组织和发生了一连串密探丑闻以来，更是如此。

“已经和警察局方面约好了，你去那儿办理正式转调洛佩斯的手续。”

“什么？不是说国家保安总局要调他吗？”

“不，老兄！是禁毒便衣警察需要他。”

要洛佩斯接受博沃广场①负责人的调遣，这我还能勉强同意。可现在又冒出了臭名昭著的警察局禁毒大队，而且要强迫我去办手续，我再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怒火。

禁毒便衣警察头子安德烈库维纽是个头发斑白，上了年纪的职业警察。他待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给予我的热情接待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我的怒气。

当他感谢我答应把一名特工人员借调给他时，我把自己的想法亮了出来：“说实话，我心里并不乐意，可是没法子，不得不这样做。”

库维纽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

我接着说：“我得补充说明，从洛佩斯接受警察局的领导之日起，我将禁止第七处的官员继续同他联系。你们给洛佩斯分配什么工作，我不管。但他的名字将从我们的花名册中勾掉。”

库维纽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理解你的意思。现在，我能向你介绍一下我们方面负责指挥洛佩斯的警官吗?”

“你认为非见不可吗？”

“是的。得请你向这位警官讲讲他如何同洛佩斯接上关系。”

我说：“我不插手你的同事与洛佩斯接头一事，这是早就说好了的。我只需通知洛佩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今后应该同警察

①法国内政部位于博沃广场，国家保安总局是直属内政部前一个机构。——译者

局进行合作。”

等我把话说完后，库维纽叫来了禁毒便衣警察大队负责指挥洛佩斯行动的路易苏雄。这位乐呵呵的譬官五十开外的年纪，满面红光，身材矮胖。他曾在巴黎消防队服过役。他对任何有权势的人，不论其官阶高低，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苏雄进门后以宏亮的嗓门向我致意：“上校，敬礼——！”

他的动作近乎一个标准的军人举手礼，只差没有“啪嚓”一声并腿立正了。我料想，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免不了要遭受狡诈阴险的洛佩斯无情的捉弄。不过，这与我无关，起码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由于我对这件事越来越感到不耐烦，所以只是简单地向苏雄介绍了一下洛佩斯的外貌特征，使他能认出洛佩斯就行了。我和苏雄约定了一个接头地点，以便洛佩斯前去会面。

最后，我对苏雄说：“我申明，从现在起，我们第七处以及我本人同洛佩斯、同你不再有任何关系，就算是我们不认识你们。”

“是，上校！”喜形于色的苏雄立正后，响亮地回答。

一场喜剧演完了。我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警察局。刚回到总部，保罗就把我找了去。他说：“你看，事情并不难办吧！你必须承认，你是多虑了。”

保罗显得十分高兴和满意，而我并不觉得怎么宽慰。首先，我必须向洛佩斯做出解释。在整个酝酿和交涉的过程中，一次也没有征求过主要当事人的意见，都是别人替他作的主。洛佩斯完全可以把这一调动看作是第七处在任意折腾底下的小卒。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通知洛佩斯时并没有需要向他作冗长的说服劝告。他当即表示接受上级对他的调动，好象他早有思想准备似的。他欣然同意为禁毒便衣警察大队服务。

“我只要求一件事，”他说，“希望能让我继续和第七处合作。”

“不行？”我严肃地说，“你是知道有关规定的。”

洛佩斯象一个被遗弃的孤儿，苦苦地哀求：“你知道，我们彼此都熟了，象一家人。至少，你得允许我不时地向你们提供情报……”

“到时候再说吧！”我支吾搪塞地回答他。

按规定，我们并不是不可以让洛佩斯作为一个临时联络员为我们效劳，只不过是他已丧失我们局的正式在编人员的资格。

然而，打发他走后的头一个星期五，我在阿蒂斯蒙斯指挥所为奥利机场行动小组举行的每周吹风会上，还是郑重其事地宣布断绝同洛佩斯的一切联系。

我说：“洛佩斯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他另有任用，负责执行一项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任务。从第七处的自身利益出发，我们从现在起必须避免与他发生任何往来。”

从此以后，洛佩斯就属警察局长帕蓬及其副手松韦伊管了。

他和警察局情报处负责人卡伊警长见了面。至少，帕蓬、松韦伊和卡伊三人不会不知道，洛佩斯业已成为警察局安插在奥利机场稽查贩毒案件的头号侦探。

我总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洛佩斯的面目不清楚，他周身的迷雾没有驱散。一场离奇的喜剧只演了第一幕，主角们都还在后台。这出“喜剧”会不会是悲剧呢？我本应更加重视我的疑虑。

洛佩斯调动的事过后不久，奥利机场行动小组组长、我的老朋友，解放斗争时期的战友米歇尔普兰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有办法打开本巴尔卡的手提箱了。

自从“智囊行动组”成立以来，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一直是我们注意的目标。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和第三世界革命派之间的联系。我们奉命详细了解在哈瓦那筹备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的情况。本巴尔卡频繁穿梭于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瑞士等国。每当他在巴黎停留或过境时，我们就设法窃取他掌握的机密。

“谁提供的情报？”

米歇尔犹豫片刻后说：“洛佩斯！”

“我不是说过要回避他吗？”

“处长，我知道。可是，你就舍得放过这样的大鱼吗？洛佩斯认识本巴尔卡，同他关系挺好。到时候，洛佩斯能把他牵制住，我们就可以乘机打开他的手提箱。”

显然，我不能仅仅因为情报是洛佩斯提供的就放弃这次行动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洛佩斯虽然已归禁毒便衣警察大队领导，但他还想着我们。难道我们能为此责怪他吗？

我拍板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我们的行动必须特别迅速，我们甚至连使用在停机坪上的流动工作室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分秒必争，尽量缩短“过境货物”和工作现场的距离。

我们选择的行动地点是在机场派出所附近特设的一个办公室里，当洛佩斯靠他那能说会道的本领把本巴尔卡拉到机场蓝天酒家边喝边聊时，手提箱已经拿到了我们临时布置的工作间。打开手提箱后，我们用缩微法拍摄了一大堆文件。

当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和洛佩斯从楼上下来时，手提箱已乖乖地在行李房等候它的主人。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进行的，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经过对材料的分析，研究室主任表示满意。他认为，我们的行动有非常重要的收获。

尽管我本人对继续与洛佩斯联系一事有所保留，但我无论如何不能责怪洛佩斯。

“以后如果他再找我们呢？”米歇尔普兰问我。

“那你就听着，然后向我报告，”我对他说，“洛佩斯先生如今至多算个联络员，不同他多往来为好。”

难道我能怀疑洛佩斯，怀疑他是在设置圈套诱惑我们吗？

1965年5月19日，在每天例行的碰头会上，米歇尔普兰告诉我，刚从摩洛哥回来的洛佩斯向他报告了有关摩洛哥国王想与本巴尔卡取得和解的颇有价值的情报。

洛佩斯搞这些情报完全出于自己主动。过去，他为我们服务期间，我们也没有安排他收集有关摩洛哥的情报。他在奥利机场为我们工作，负责同非洲的一些航空联系、传递文件和情报。他与我们的合作是技术性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现在，他却突然向我们反映摩洛哥王宫里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他同乌弗基尔，甚至同国王本人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丝毫不怀疑情报来源的可靠性，我决定同洛佩斯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哈桑二世为了克服国内的某些困难，希望同他昔日的老师本巴尔卡会晤。他还打算让本巴尔卡在政府任职，期望通过此举同反对派和解。

国王的心腹、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受命同流亡外国的反对派领袖在欧洲某地进行接触。国王的弟弟阿卜牡拉亲王正在西德，他也负责同本巴尔卡商谈和解的可能性。

洛佩斯用他那常挂在嘴边上的粗犷语言描述了摩洛哥人要逮住本巴尔卡的迫切愿望。

“他们是那么需要本巴尔卡，只要能诱使他回国，他们甚至愿意设法让布里吉特巴尔多①躺到他的床上去……”

我认为有必要尽快把这一切禀报法国领导人。因而，当天我就把所有情况告诉了我处的一位文书，让他起草上呈报告。

我手下有一个秘书小组负责拟写公文。他们准确、简要地把有关事项写在一种格式特殊的卡片上，编制成情况简报，然后转迸有关部门。秘书小组的每个成员主管一摊工作。例如，穆雄管黑非洲；肖塞管中东和阿拉伯事务；其他人分管美洲、远东等。

具体说来，这一回由莫尔旺宠爱的肖塞来填写有关本巴尔卡的

①一个娇艳迷人的法国电影女明星——译者

第一张卡片。

我感到，这一系列旨在把摩洛哥反对派领袖“遣送”回国的活动是非常离奇的。因此，我在5月19日的情况简报里提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专家们注意，乌弗基尔和他的亲信可能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本巴尔卡就范或谋害他的性命。

鉴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分工明确，各个处之间有严格的界限，我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没有下结论的权力，我的职责就是呈递原始材料，让其他人去分析，并负责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

我的那份关于本巴尔卡的情况简报直接进到了地区处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手里。这张卡片并未被扔进纸篓里，而是经过登记、译成电码，制成缩微照片等程序，列为BI类文件，即联络员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类情报。那么，里夏尔上校对这份简报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如果里夏尔认为简报有用，他应该根据其内容另外准备一份文件呈送政府。如果他觉得情报极其重要，他还可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譬如，他可以要求立即对这件事深入调查，密切监视主要有关人员的动向，特别是注意本巴尔卡是否面临什么危险。

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情况简报没有价值，他可以立即将它归档，不予处理。即使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也应当通知我已收到简报。

可是，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呢？反常的是，我没有接到任何有关简报的意见和要求。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对这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看来，谁都不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发出的关于有人要采用“非常手段”对本巴尔卡下手的警告，根本无人置理。

然而，流亡在国外的摩洛哥领袖本巴尔卡已危在旦夕。5月到8月期间，洛佩斯未向我们请示和汇报，曾四次前往摩洛哥同乌弗基尔密谈。我在奥利机场的副手米歇尔普兰天天都能碰到洛佩斯。米歇尔普兰只是到了1965年9月22日，即他就此事向我作第一次汇报的四个月之后，才向我报告说；“洛佩斯又跟我说起了本巴尔卡。他向我透露，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设法对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下手。”

据洛佩斯说，已分别在开罗和日内瓦对本巴尔卡采取过两次行动，但均未成功。

洛佩斯在谈话中一一列举了那个特务队成员的名字。他提到了后来参与绑架本巴尔卡的大多数人的名字，如；领导“特务队”行动的摩洛哥保安局负责人德利米、拉巴特政府特派员什图基、法国记者菲利普贝尼埃和另一名他称之为“化学家”的法国人乔治菲贡等等。

洛佩斯还告诉我们“特务队”为接近本巴尔巾而策划的计谋：由贝尼埃把菲贡介绍给本巴尔卡，说他是电影工作者，希望这位亚非拉革命运动领袖协助他拍摄一部反映世界革命运动的影片。

洛佩斯认为，这一计划很可能使本巴尔卡上钩。从洛佩斯透露的秘密中，我们还掌握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此人名叫勒马尔尚勒马尔尚协助贝尼埃和菲贡办妥了旅行手续，让他们前往日内瓦会见本巴尔卡。

我本人并不认识勒马尔尚，我的副手米歇尔普兰也不了解他的情况。洛佩斯也未作介绍，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勒马尔尚是个戴派律师，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他曾领导过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密探网。

我于5月19日发出了有关摩洛哥企图对本巴尔卡下手的第一份简报，但没有得到下文。我以为局领导对此事毫无兴趣。尽管如此，9月22日，我又迅速地编写了一份新的情况简报，内容包括洛佩斯提供的名单和其它情况，甚至还注明了贝尼埃和菲贡在巴黎的地址。

我的报告决不象人们在最近-1980年——谈到另一起众所周知的事件时说的那样，是一份不值得重视的“异想天开的报告”。恰恰相反，我的报告叙述了正在蓄谋中的悲剧的来龙去脉，点明了应对这一事件负责的某些人的身份。即使洛佩斯向我们隐瞒了主要内容，即使他在情报中弄虚作假，即使他为了掩护自己而留了一手（后来我们发现果真如此），报告提供的材料也还是充分的，据此完全可以做出反应。

1965年9月22日的那份情况简报写成后半小时就送到了研究室主任博蒙上校的办公桌上。一段时间以来，博蒙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胆小怕事的保罗雅基埃，成了总部真正的铁腕人物。他要求所有报告必须首先送他过目，由他看过后再转给有关部门或者决定是否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博蒙在9月22日就拿到了我那份不寻常的情况简报，简报提到了一个由摩洛哥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特务队”正在进行可疑的活动，试图接近本巴尔卡。

除了第七处以外，博蒙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摸清简报里提到的贝尼埃、菲贡、勒马尔尚等人的真实面目，他可以要档案室提供补充材料，并进行调查和布置盯梢。

博蒙是一只十分狡猾的老孤狸，他不会忽视我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一事件引起了他的关注。按照惯例，他把情况简报送交有关的地区处进行分析。同时，他主动把我这份简报抄送给了局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上校。

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德尔塞尼同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情报局、国家保安总局、军事安全局、宪兵队等机关都有联系。他可以查阅这些机关的所有档案，从而更详细地了解简报上出现的勒马尔尚、贝尼埃、菲贡等人的真实面目和背景。他可以马上整理出这几个人的详细生平介绍并迅速报送研究室负责人。这些都是我无法办到的。

如果德尔塞尼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摩洛哥政治警察头子德利米是一个死心塌地追随乌弗基尔的家伙；贝尼埃注意着第三世界的革命左派；勒马尔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操纵过密探和流氓，人们就可以察觉，勒马尔尚的宠儿菲贡并不象洛佩斯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化学家”，而是一个因枪击警察而被判过二十年徒刑的惯犯。出狱后，他同若阿蒂亚一伙勾勾搭搭。人们还经常看到他同布什塞什、勒尼、迪巴伊、帕利斯等人在一起鬼混。这帮无赖后来都参加了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菲贡还与他们合伙多次诈骗过一些想把资产转移回国的旅居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

正当摩洛哥人处心积虑地设法接近本巴尔卡时，菲贡这么一位人物的出现为迅速发现布什塞什及其一伙人的行踪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法国流氓居然同摩洛哥警察串通一气，这样的怪事难道还不值得重视吗？

然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有权进行侦查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9月22日，即本巴尔卡被绑架前一个多月，局里有三个人直接有权利用我上呈的情报简报，他们是：研究室主任博蒙、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和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

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呢？这一回，他们和5月19日那次一样，又是什么都没做，既没有采取措施，又没有下达命令或指示，也没有给我任何回音。

人们没有再同我谈起9月22日的情况简报，我便断定，有关部门显然对此事不感兴趣。

如果对5月19日和9月22日由我呈送的关于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的两份简报加以充分利用的话，那么一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可是，乔治蓬皮杜总理却在国民议会吹嘘，在本巴尔卡被绑架后，他曾指示对这些报告进行“详尽的调查”。他说：“从洛佩斯得到第一份情报的1965年5月起到可怜的本巴尔卡被害事件发生为止的这段时间内的全部文件，有关部门已逐个地作了分析研究。在此，我可以声明，所有这些文件都没有以任何形式提到过有关本巴尔卡先生面临某种威胁的任何迹象……”

让德布罗伊①也曾被一帮歹徒、昔日的密探和居心不善的警棍猎捕过，前后长达六个月。人们也得到过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本来可以使血腥的结局避免。但是，情报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利用，也未被转里给最高领导人。内政部长博内信誓旦旦地断言，他的前任②事前对正在密谋的卑鄙勾当一无所知。从本巴尔卡到让德布罗伊，从圣日耳曼林荫大遭到达达尼尔街，历史竟重演了。这是一段不能自圆其说的历史！

1965年10月12日，当我和我最早结识的联络员之一保罗法布尔共进午餐时，我早把本巴尔卡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曾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写成两份清楚明了的简报，交给有关部门。我的上司们对这两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因此，我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本巴尔卡和乌弗基尔“特务队”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况且，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也对我说过，洛佩斯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在奥勃堪波街的一家小饭馆里用餐。我总是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就座。我的助手和特工人员们都知道，遇有紧急情况，他们准能在这里找到我。洛佩斯也知道我的这个落脚点。

我和法布尔长时间地讨论了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法布尔现在是航空邮运公司的老板。这个大名鼎鼎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拥

①1976年12月24日，法西厄尔省议员，曾任政府国务秘书的让德布罗伊在巴黎达达尼尔街遇刺身死。1980年4月9日法国《鸭鸣报》透露，某警察队曾于1976年初上呈过一份报告指出：有人正阴谋暗杀德布罗伊，然而，这份报告并来受到重视。——译者

②指1975年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译者

有一批神经象钢铁一样坚强的全天候飞行员。

法布尔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的业务遍及整个法国。多年来，它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首先，我可以通过安插在这家公司的飞行员或职员轻而易举地得到正在传递的邮包。其次，我可以在深更半夜从马赛、勒阿弗尔、里昂等地把收集来的大批文件运到巴黎集中处理。这样，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以前，我们就能把介绍我们截获的情报内容的最新简报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

我还可以依靠这个公司的帮助，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最后几分钟里，把执行紧急任务的第七处的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飞机。我甚至可以改变飞机的起飞时间。我手下的人不上飞机，飞机是不会起飞的。

我想把这家公司扩大到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就象我利用一些航空公司在非洲布下我的活动网那样，我大体规划了一个欧洲航空邮运公司，它可以为我的秘密活动提供掩护。这就是建立“航空联盟公司”的计划……

下午两点半光景，我正和保罗法布尔一起喝着咖啡，谈着这些事情，忽然，我看到了“小滑头”洛佩斯。洛佩斯总是戴着一顶黑色人造革帽子。由于怕暴露自己的秃头，他很少脱帽。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两只黑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着，他肌肉发达，酷似一个训练有素的摔跤运动员。我觉得他挺象一头暴躁不安的猛兽。但象豹子一袢，他从不正面发起攻击。他等着你转过身去，放松警惕。

他的意外出现并不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在许多年时间里，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对我的忠诚经得起任何考验，然而，曾几何时，他却随随便便地跑到警察局去工作了，我哪能忘掉这一点呢？

他不是偶然来这里的。他正在到处找我。他先和保罗法布尔打了个招呼（法布尔是他在阿特拉斯航空公司工作时的上司），然后转向我，问道：“跟你说两句，行吗？”

“喝杯咖啡吧。”我不大热情地招呼了一声。

保岁法布尔起身告辞，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把他送到汽车旁。洛佩斯跟在我们后边。

我对法布尔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去和洛佩斯说几句话。”

“好吧，我等着你。”法布尔答道。

我和洛佩斯走到一旁，但离法布尔不远，他仍可以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不大喜欢同洛佩斯个别谈话，鬼知道他会把你拉入什么勾当中去。

“说吧，什么事这么急？”

“是关于本巴尔卡的事……”

“还是这件事？我早就明确告诉过你有事可找米歇尔普兰汇报你很清楚，直接同我联系是违反命令的！”

洛佩斯感到很窘，脸色阴沉下来了。

“我以为这会使你感必趣的。前天，菲贡到我在奥利机场的办公室大吵了一通。他对我说，摩洛哥人曾经答应给他一亿法郎，让他绑架本巴尔卡。可是，现在这些摩洛哥人又想撒手不干，他自己同本巴尔卡谈判拍摄纪录片的计划也落空了。他还说，密探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参与了这件事，而他，菲贡，却不想受人愚弄……”

“等一等，”我打断了洛佩斯的话，“你说的我一点也不懂。菲贡是什么人？”

“怎么，你不知道？”洛佩斯说，“可是，我跟你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讲过，在计划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小组里有一个名叫菲贡的家伙。他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你同昔兰谈的那些话可能都被记录下来并转给有关方面了，这事与我无关。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请你先说一说谁是菲贡吧。”

“噢，”洛佩斯没好气儿地嘟嚷着，“他是个流氓，骗子、牛皮大王！”

“那你就是为一个吹牛皮的流氓的事来打扰我的吗？”

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洛佩斯竟使用了“流氓”、“牛皮大王”等我最忌讳的字眼。多年来，我一再告诫我的特工人员不要同无赖和流氓有任何联系。阿蒂亚、默尼埃、“大巴掌”等人闯的祸和其它一些事件，使我对这一点有了清醒的认识。

“洛佩斯，你使我感到大为吃惊，”我对他说，“你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不管怎么说，你在法航也算混得不错嘛，可你竟然去同流氓、无赖来往，听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我怒不可遏，不想再谈下去了。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洛佩斯，以后别再找我。下次见到米歇尔时，把你这不值钱的情报告诉他吧！”

洛佩斯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上。我撇下他朝法布尔走去，法布尔坐在汽车里，我们的全部谈活他都听到了。

“你把‘小滑头’剋得好厉害！”他一边冲我说着，一边暗暗发笑。

我只耸了耸肩膀。

“洛佩斯开始招我讨厌了，”我说。

当我回想这场不足挂齿的小争吵时，感到洛佩斯的行为有些蹊跷。他对我讲这些废话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为什么执意要同我谈菲贡这个人以及此人肤浅、可笑的言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才明白，10月12日那天，洛佩斯表面上是来给我们送消息，实际上却隐瞒了一切实情。他只字未提10月7日，即五天之前，某些人曾企图在日内瓦绑架本巴尔卡。这次可不是演习和空口说白活，而是真的干了。摩浩哥人什图基觉得菲贡太爱吹牛，所以把他甩掉了。什图基在瑞士会见了两个真正的江洋大盗：布什塞什和勒尼。但这次绑架本巴尔卡行动没有成功，因此他们计划在别处再下手。

洛佩斯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在他所有的假报告中，他从来没有指出过一个真正的强盗的名字，他把流氓集团所有的人都彻底掩盖了起来。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后来执行绑架任务的人，他之所以抛出菲贡，是因为菲贡不过是一个饭桶，是一个利用一下即可甩掉的家伙。

然而，菲贡是一个难对付的亡命之徒，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撇在一边。一亿法郎这个数字是他提出来的，他还要求先付一半。他甚至给洛佩斯留下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字条，上面写明了付款方式。他在离开洛佩斯的办公室时吼道：“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得不到答复，我就去找各个报社的编辑部。”

这正是危险之所在，洛佩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洛佩斯已不属于我们机关，但他却对那帮人——摩洛哥人、不法之徒和流氓——谎称他享有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严密保护。正因为如此，菲贡才在威胁要向报界披露全部事实时，对洛佩斯说了这样的话，“就是你那个混帐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10月l2日，菲贡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洛佩斯感到心惊胆颤。菲贡这人变化无常，难以捉摸。他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是个半真半假的疯子。万一这个“疯子”真的讹诈到底，那该怎么办呢？惊慌失措的洛佩斯决定先发制人。为了掩盖自己，他便直接来找我，编了一套假话糊弄我，并先声夺人地把菲贡说成是一个无人不知的谎言家。

在随后的几天中，那帮人成功地把菲贡重新控制在手。他们向他许诺：只要他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态度，他就可以参与这件事。实际上，在幕后操纵的那些人早已决定事后就甩掉这个讨厌的家伙。菲贡对此毫无所知，因此就同意进行合作。洛佩斯松了一口气，他并没有向米歇尔普兰汇报此事，我也没有再听到什么。

然而，在奥勃堪波街发生的这件事后来却成为整个本巴尔卡事件的关键之一。

洛佩斯把关于本巴尔卡和菲贡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告诉我是想要我干什么呢？我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人。为了问心无愧和不放过任何情况，我早已让人就本巴尔卡一事写了报告给上级，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好在这些无聊的小事不在我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与我毫不相干。我担负着一些比这严重、复杂得多的使命。

前不久，我就曾接受过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戴高乐标榜独立、中立和第三条道路。他想把这些主张落实到行动中去。于是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对保罗雅基埃说：“我希望我国的谍报话动不再是单向的，即只针对为东方国家。美国也应成为我们要经常注意的一个目标。”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从事“全向”谍报活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特别是富尼埃－费雷尔负责的那个第六处，开始对一些大学生和技术人员进行训练，准备让他们打入加利福尼亚的一些研究尖端技术的实验室。这个代号为“大钟”的行动计划后来失败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就摧毁了这个“业余”间谍网。

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某些成员同美国的谍报机关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为止。于是，我的朋友蒂罗德沃若利——我们在华盛顿的谍报组长——被责令就他向我们的盟国提供有关俄国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报一事做出解释。

德沃若利在哈瓦那掌握着一批出色的谍报人员，特别是其中有一位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床睡觉的年轻妇女。他通过这些人成功地搞到了一些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苏联人正在卸下装有导弹零件的箱子。他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

戴高乐怒吼遭：“德沃若利背弃了自己的职责。他先为美国人送情报，而后才给我们打报告！”

这就是德沃若利横遭清洗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德沃若利把他获得的全部材料都送回巴黎了。这点我是清楚的。他只是在发觉法国当局违背协议、没有把在古巴发生的事情通报给美国人时，才决定直接向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们发出警报的。

为什么德沃若利送来的情报被压下了呢？根据我的调查，这是因为地区处的那位高级负责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情报当作一回事，一直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抽屉里。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些情报，所以认为没有必要转报马提翁大厦和总统府。

这在政治上是一起重大的“故障”。由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的军人们帮派思想严重，所以他们一方面为那个渎职的地区处负责人多方开脱，另一方面却对德沃若利横加指责。后来，在本巴尔卡事件中，我也吃了这类玩忽职守和毫无责任感的人的苦头，被那些真正犯有过失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暗算”了。

不过，在这个有关古巴的事件中，还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责令德沃若利说出他掌握的那古巴情报员的名字。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对他进行审查。他们还说：“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信任你。“

德沃若利对此极为不满，但人们强迫他这样做。后来德沃若利得知，他的那些情报员都被卡斯特罗的特工部门逮捕了。

这真是太过分了。德沃若利不能容忍这一情报“故障”和这一不可饶恕的泄密。他大胆地找他的上司算帐，可是，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即使有些人知道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也爱莫能助。大家都害怕受到戴高乐将军的怒斥。德沃若利感到自已成了牺牲品，便决定留在美国，拒绝返回巴黎。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因此我向头头表示愿去美国找他，不管

他本人愿不愿意，我也要把他带回法国。

我说：“如果他不跟我回来，如果他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叛徒，我发誓，哪怕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一定亲手打死他！”

我心中明白，我根本没有必要开枪打他。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同意派我去美国。人们并不想让德沃若利回来，因为如果他直言不讳地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就会令许多人狼狈不堪，德沃若利后来告诉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曾派了一些人去美国杀害他，但这些人都被悄悄地赶走了①。

我是为他辩护过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没有任何人感谢过我的这一举动。在开展“全向”谍报活动的时期，我被怀疑为亲美派。我之所以暂时没有象德沃若利那样被彻底搞掉，那是因为我的那班人马于得非常出色，而且也由于我事必躬亲，以身作则。那些从不出现场参加直接行动的官僚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我，第七处就会解体、垮台。

此外，我的上司还这样考虑：“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我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我的心情很矛盾：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向我赠送军装以便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这是一杯苦酒，我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我必须服从我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我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是，这件事却只在博蒙和我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猜想这是最高情报委员会，即戴高乐将军本人的特殊安排。

我甚至不知道保罗雅基埃是否了解这一情况。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我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

①德沃若利后来同美国人利昂尤里斯合写了一本书名为《Topaz》的著作。他在书中揭露说：戴高乐的亲信中有一名俄国间谍。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我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要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四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我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作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切开一个垂直的U于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人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我对博蒙说。

他的态度依然那样神秘。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这么大，估计有五十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我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我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

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当我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我想出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我。如果这个热心人知道他的摩托车最终将用来干什么，他该怎么想呢？

在我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摩托骑得很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溜门撬锁和开保险柜的能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布列塔尼。当时，他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驾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我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我这里“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我们的安全小组走遍了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我们的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我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雷蒙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道，“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我再次合作，共同执行我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就使我明白究竟要我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了。

部署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一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俄国人采取福拉穆尔式行动①而造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发出第一次警报就可以给导弹安上核弹头。在平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

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密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应把仓库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①《福拉穆尔博士》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创作的一部电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位美国将军，主要情节是：他于1964年派出一架原子轰炸机去莫斯科，意欲挑起一场核冲突。——译者

“你看，”我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装置，可以承受七十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钩扣，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我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程？”阿迈尔没好气地问道。

“三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我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我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后，美国人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我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我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十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我们每天晚上就搞几小时的演习，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行动时间。我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我在每所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车子发动时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我们应尽量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我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在进行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我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我们将使用我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这就必须制定一套精确的密码在关键时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我只挑选了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我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小组。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

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我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伺我们的人绝对听不懂我们的话。

每天晚上，雷蒙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到什么程度了？六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当本巴尔卡事件爆发时，我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五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努力，我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时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项计划，而雷蒙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

不仅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本身也保不住了。

在审理本巴尔卡一案时，当佩雷斯庭长问我在阴谋反对这位摩洛哥政治家的期间到底在干些什么时，我是否应回答“我在准备为戴高乐将军偷窃一枚美国核弹头”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价值观念被搅乱，神圣的旗帜被玷污；自认为威力无穷的总统制却容许无政府主义暗中存在；告密行为博得褒奖，犯罪勾当竟不受惩罚。在这个时代里，那些负责维护法律的人无所顾忌地赦免了绑架阿尔古上校①的罪犯，然而却宣称对遭到非法绑架的阿尔古上校进行

①安毛万阿尔古(AntoineArgoud)原为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被怀疑为一起颠覆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后来到德国避难，1963年2月25日在慕尼黑被绑架。——译者

审判是合法的。

既然为所欲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还有什么可以使某些人感到顾忌呢？本巴尔卡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乌烟瘴气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小滑头”洛佩斯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联络员，禁毒便衣警察的情报员，而且还是为他那些摩洛哥朋友殷勤服务的仆人，但更主要的是强盗集团的一员。

强盗们控制着他，操纵着他，并利用他提供的掩护，在奥利机场通行无阻，这些强盗并非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的势力甚至凌驾于内政部长罗歇弗雷、警察局长帕蓬、保罗雅基埃将军和摩洛哥国王之上。

他们得到警察的默许，脚踩几只船。他们声称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干过事。对其中某些人来说，这话倒也不假。例如，若阿蒂亚、布什塞什和勒尼克西就曾受雇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行动处，虽然他们参与的那些行动遭到了惨败，但他们却一直以此为荣。

他们是警察的耳目。比如，菲贡就不断向警察局情报处的头头卡伊警长提供情报菲贡泄露了许多机密，甚至威胁要在报上公布一些内幕情况，所以后来就被干掉了。但流氓中那些会掌握分寸、善于操纵警察而不被警察耍弄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危险的。

我们看到这些人带着警察身分证和携带枪支的许可证，拼命争夺各种肥缺。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戴高乐政权治安机关的干将，另一些人则运用他们的特殊本领——转卖诈骗来的商品、开假发票；买空卖空和各种走私活动以及输出资金等——来帮助戴高乐派筹集竞选经费。

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从事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活动时，还是在负责竞选宣传大会的保卫工作时，他们都是受罗歇弗雷指挥的。这些歹徒为这个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同若金汤。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公民行动队的核心力量，也是戴高乐共和国的一支杂牌“警卫队”，这使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出示隶属这支神通广大的特殊警察部队的特别证件，必要时还可以干掉那些胆敢查问他们的真正警察。强盗克里斯蒂昂这维德就是这样干的，他在1966年2月2日打死了警察加利贝尔。而当时，整个法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本巴尔卡事件上。

他们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打入一切机构，到处起着腐蚀作用。警察局和内政部都有他们的人。他们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安插了情报员，在福卡尔那里也有耳目。这是一个新的集团，他们相互勾结和利用，并采用讹诈和恐怖手段来胡作非为，警察在他们面前吓得发抖，不得不容忍他们的一切暴戾行为。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被捕了，法官们就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使他们获释。律师们为他们出谋划策，甚至还充当他们的联络员。如果这些人象皮埃尔勒马尔尚那样是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派高级决策机关的常客，那就更是如此了。

由于他们具有狼和鲨鱼一般的灵敏嗅觉，所以他们能敏锐地觉察到国家这部车子在行进中出现的任何颠簸。1965年10月，即在年轻的第五共和国进行第一次总统选举的两个月之前，最高领导层的某些人觉得戴高乐将军年事已高，不宜继续领导法国了，这种阴暗的气氛并不全是密特朗和勒卡尼埃这些反对派造成的。

就在政权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集团。受到权力诱惑的蓬皮杜从戴高乐将军高大的身影后面令人不安地露出了他那肥胖的身躯。本巴尔卡事件发生后，一些人还在希望戴高乐将军由于疲惫和精力不济而宣布退出竞选，给他的总理让路。笼罩着绑架本巴尔卡一事的神秘色彩完全可能进一步动摇这位年老体衰的斗士的地位。

流氓们对事态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些人是在为自己打算：应该把绑架本巴尔卡的帽子扣到谁头上呢？万一事情搞糟了，怎样才能掩盖自己呢？

事情很简单，只需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特工机构头上就是了。法国政府一定会把此事压下来，而决不会愚蠢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置于受审的地位，使它成为报界、警察和法院的攻击对象。万一政府采取责难特工部门的态度，那也只会进一步束缚特工部门的手脚，使打入这一部门的那伙人更能为所欲为。

不管怎么说，策划这一阴谋的人肯定会捞到好处。但这一招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取决于洛佩斯。此人是三料、甚至四料特务，他精通造谣惑众之术，是巧造迷魂阵、编造假情报的老手。

10月28日晚，洛佩斯把他的顶头上司——警察苏雄叫到奥利机场，要他帮个忙。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在巴黎拦截一个人。这个人曾多次策划反对摩洛哥国王的阴谋，目前又在准备新的谋反活动。他曾被摩洛哥司法机关判刑，但宽宏大量的国王赦免了他……”

洛佩斯说的这个“家伙”叫“巴尔卡”。他要在第二天（星期五）去巴黎南边的梅内西附近的一个朋友家秘密会见国王的密使。

但洛佩斯故意掩盖了下列事实：提供别墅的那位朋友就是流氓布什塞什，而会晤地点实际上在丰特内勒维孔特。

相反，他却向苏雄透露了要同“巴尔卡”谈判的摩洛哥人士的名字：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将军和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少校。

苏雄有点不大乐意，他说他无权做这种事。洛佩斯答称，这事正好归苏雄管，因为这个“巴尔卡”还被怀疑通过一个大学生把印度大麻带进了大学生宿舍区。

“吸毒的事归你管吧？”

“没错。”苏雄勉勉强强地同意了。

后来，这位警察对人说：“洛佩斯给我们帮了很多忙，却从来不要什么好处，他找我帮忙就这么一次，我总不能推卸吧……”

再说，洛佩斯还向他保证说，这次会见是由法国某些高级领导机构出面安排的，他过去的上司、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菲维尔和总统府秘书长雅克福卡尔都“知道此事”。

洛佩斯还对苏雄说；“你们警察局的领导也了解，你尽可以放心。”

尽管洛佩斯向苏雄作了一大堆堂而皇之的保证，苏雄还是心存狐疑，要求允许他考虑一下，到第二天早上再回话。至少，后来他是这么讲的。他的谨慎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尤其是因为他同洛佩斯有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两人一起秘密经营着一个专供禁毒便衣警察玩妓女的旅馆。

他俩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碰头，苏雄按时来了，并表示接受这个使命。有一个人通过警察局内部电话同苏雄进行了联系。他自称是雅克奥贝尔，是内政部长罗歇弗雷的办公室主任。他要苏雄放手去于。于是，苏雄就和他的助手瓦托在将近十二点时开着一辆警车来到李普啤酒店。

开始下手了。1965年10月29日中午十二时半，本巴尔卡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苏雄和瓦托拦住，洛佩斯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他化了装，戴着一副墨镜和从他的警察朋友那里弄来的假胡子。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任何一位自重的特工人员都不会如此可笑地化装的。

实际上当然是洛佩斯在指挥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认识本巴尔卡。他把本巴尔卡指给了他的穿着便衣的同伙。这一伙人乘着警察局的一辆403轿车向位于丰特内勒维孔特的流氓布什塞什的别墅驶去。汽车由苏雄驾驶，洛佩斯坐在他旁边。本巴尔卡坐在后座上，被警察瓦托和强盗勒尼紧紧夹在中间。

另外两个流氓帕利斯和迪巴伊在几米之外的地方望风，准备在必要时助以一臂之力。看到403轿车出发了，他们也开动了自已的车子，并且很快就超过了403轿车，争取先赶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便帮助主人安排“接待”。根据计划，还应当把本巴尔卡带到几公里以外、位于奥穆瓦的洛佩斯家里去。

至于在汽车行驶途中，在到达布什塞什的别墅后以及后来在洛佩斯的家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谁也搞不清楚。

在此后的十五年中，人们提出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一种说法是，本巴尔卡被塞进警车后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勒尼为制服使劲挣扎的本巴尔卡，用两臂死命地夹住他，把他的颈椎骨都弄断了，结果，在抵达丰特内勒维孔特时，从车上搬下来的只是一具尸体。

说谎成性的流氓菲贡也有一种说法，而且由记者让马尔维耶和爱德华贝尔撰写成文，登在报上。菲贡说，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来到洛佩斯家的地窖里拷打被捆在暖气锅炉上的本-巴尔卡，把他打死了。为了使情节更加引人入胜，一家著名周刊的社长在叙述上面的故事时还添油加醋地声称，乌弗基尔当时手中还持着一把匕首，从此之后，人们在谈论这一犯罪案件时总要提到这把东方短剑。

根据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这个事件涉及到一笔肮脏的第纳尔①交易。我们知道，若阿蒂亚和布什塞什一帮人不断来往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从事着总额高这几亿第纳尔的非法交易，他们诈骗那些急于把现金转到欧洲去的归国法侨和实业家。

一天，这伙流氓偶然趟见了一个人，于是向他兜售一大笔第纳尔。这个人出于旅行和开展活动的需要，决定买下这些第纳尔。此人就是摩洛哥人本巴尔卡，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伙流氓打交道，他们的第纳尔来路不明。交易是在日内瓦进行的。本巴尔卡毫不犹豫地糊弄了这伙小偷，成功地带着钱溜之大吉了。这伙人发觉自己上当后，就到处寻找本巴尔卡，想逼

①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货币。——译者

他说出他把那笔财富——八亿多第纳尔藏存哪里。这伙强盗后来了解到了本巴尔卡的身分，并通过熟人获悉也是摩洛哥方面政治绑架的对象，于是他们就想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在把本巴尔卡抓到手后，他们先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让他说出钱藏在哪里。然后就可以把他交给摩洛哥人，换取巨款和重赏。

可是，从这个故事看来，流氓们后来手下得稍重了一些，而本巴尔卡的心脏又稍为脆弱了一点，他被打死了。

他们后来又是怎样处理本巴尔卡的尸体的呢？这一点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因为几乎已没有幸存者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披露真相。本巴尔卡的尸体可能就埋在丰特内勒维孔特附近的小树林里；也可能被扔进巴黎地区某个工业家的石灰窑里烧成了灰，或按照美国黑手党的作法，被浇灌在巴黎中心鲁迈尔街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的钢筋水泥柱里。

有些人一直确信，本巴尔卡的尸体被装进一只货箱运到奥利机场，并装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运走了。另有一些人却说，他的尸体被一架旅游小飞机扔在拉芒什海峡。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谁也没有再见到过本巴尔卡。我在这一事件中干了些什么呢？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又与此事有什么瓜葛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当调查开始时，洛佩斯一口咬定他把事情的一切经过都告诉了我。他说：“我给你妻子打过电话！”

10月29月上午九时，即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那家小店附近设下圈套绑架本巴尔卡之前三小时，洛佩斯往我家打了一个电话。他明明知道，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准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离开家了。他也知道接电话的一定是我的妻予费尔南德，她对我的活动毫无所知，也不了解我去哪儿了。

那么，洛佩斯对我妻子谈了些什么重要事情呢？他只是说他不能按原定计划去奥利机场接保罗雅基埃将军了。保罗雅基埃将军在会晤了他的葡萄牙同僚之后，要从里斯本返回巴黎。洛佩斯解释说，“因为我和摩洛哥人有个约会……”

他就说了这些。我的妻子对这件事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她含混地答应说，在见到我时一定向我转达。但她又告诉洛佩斯，白天她和我没有任何联系，而晚上我也可能不回家，我很少呆在家里。

这些情况，洛佩斯是一清二楚的。他只是想把给我妻子打电话这件事作为一个幌子，以便说明他通知过我。但他通知我什么了呢？即便我的妻子把他的话转告了我，那也不能使我明白任何东西，因为洛佩斯几乎每天都同摩洛哥人有约会。

如果那天上午在发生绑架之前，他有紧急情况需要报告的话，为什么他不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默尔普兰联系呢？此外，洛佩斯了解我的习惯，他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同米歇尔一起给我们在奥利机场的特工人员介绍情况，他完全可以直接来找我，至少可以来弯一下。

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当本巴尔卡被带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后，洛佩斯又去干什么了呢？他根本没有来向我和米歇尔普兰汇报。

他跟苏雄和瓦托一起坐着警察局的403轿车返回巴黎，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和圣佩尔街的交叉日下了车。这时是下午一时半。此后，他又白白放过了宝贵的一小时。他干什么去了呢？

他走进了圣佩尔街的“老兵俱乐部”。这是抵抗运动老战士的聚会地点，但也是密探和戴派活动分子的巢穴。他决定从那里打电话。

俱乐部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而这正中他的下怀。他希望被人看到。他需要有人为他作证，说他走进“老兵俱乐部”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的存衣处去打电话了。

他在楼梯上正巧碰上了他的老朋友卡尔卡松－勒迪克，卡尔卡松刚去地下室接过他妻子打来的电话。他是福卡尔的朋友，是最忠诚的戴派分子活动网的头目之一。他显然可以作证说：“是的，我看见洛佩斯在一点三十分到达俱乐部，进门后，他立即去给某人打了电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某人”就应该是我了。但在这关键的一天里，洛佩斯这样一个老练的特工人员竟然屡犯错误，尽出纰漏，真是不可思议。他明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但他却偏不往那儿打电话，而是拨了我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电话号码。

只有洛佩斯自己一个人声称给我打了电话，而实际上，人们永远无法找到有关这次电话联系的任何记载。

洛佩斯说：“我打电话给菲维尔，但他不在，是他处里的一个人接的电话，我向这个人作了简短的口头汇报……”

据洛佩斯说，这个汇报只有几句话：“告诉托马（这是指我），唐比得罗（这是洛佩斯的代号）说，与摩洛哥人约会的地点在丰特内勒维孔特他家的附近……”

作为一次组织得如此严密、有警察流氓和摩洛哥人参加的绑架事件来说，这一口头汇报未免有点简单。但工于心计的洛佩斯企图使人相信：他在电话中无需作更多的说明，因为我已了解其它情况；而他给我留下口信，只是为了确认行动计划。可以说，陷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活动与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同时开始了。

离开“老兵俱乐部”后，洛佩斯驾驶着他留在巴黎的奔驰牌轿车去丰特内勒维孔特接布什塞什，并和这个流氓一起回到奥利机场。随后，他俩一起在机扬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同拉巴特通电话。

洛佩斯首先给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的办公室主任阿夏西挂了一个电话：“你的客人到了，他同意见你！”

然后，他又给乌弗基尔的办公室主任阿兰姆打电话：“你的家具准备好了……”

由于电话间太小，挤不下他们两人(布什塞什素有“大胖子”之称)，他们只好让门半敞着。当时呆在附近的一位名叫苏阿尔的邮电部监察员注意到这两个人极度紧张。他甚至在无意中还听到了只言片语。

神色慌张的布什塞什向洛佩斯提示他该说的话。摩洛哥人应到：“立即来一下，如有必要，可坐军用飞机来”。绑架者在执行计划过程中似乎出了一点毛病。

邮局负责人后来找到了有关这两次通话的记载：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二分，另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八分。

当晚，洛佩斯又在家里同他的摩洛哥朋友通了电话。先是乌弗基尔给他打来电话，要他证实本巴尔卡已“被抓到手”，乌弗基尔似乎有点将信将疑。当然，他还是会来巴黎参加预定的会见的。

“但我必须先征求一下老板的意见。”

乌弗基尔所说的“老板”指的是国王。如果他得到国王的同意，他就会在当天夜里搭乘二时三十分那班飞机来到巴黎。德利米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称他将于第二天下午两点到达奥利机场。洛佩斯对前来打听消息的布什塞什和勒尼说：“行了，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就要来了！”

10月29日那天晚上，我离开位于阿蒂斯蒙斯的指挥部返回巴黎，我一点也没料到就要出事。我的朋友和助手雅克韦兰开车送我。我自己的车留在图雷尔总部，所以我还得去那里取车。

我利用这个机会到二楼办公室取我忘在那里的雨衣。我环视了一下空荡寂静的办公室。这个周末正好和11月1日的万圣节连了起来，因此任何行政人员都不会在下星期二之前返回这里。我打开办公室的灯时，雅克韦兰也在场。

办公室里干干净净，看不到一张纸片。根据这里的规矩，每天晚上，所有的档案、文件、通报、笔记，乃至打字纸都要锁进保险柜。纸篓里的废纸必须烧掉。

如果处里的人替我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并为此在办公桌上给我留了条子的话，我是会一眼就看到的。我会赶紧看一下纸条的内容，并视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然后我还会给留条子的人打电话狠批他一顿，因为在办公桌上留纸条是违反安全规定的。

倘若有人有急事告诉我，我处里的人就应当打电话到阿蒂斯蒙斯找我，或在我回到局里时当面通知我。要是在夜间，他们可以随时给我家里打电话。

当我们全处的人都外出活动，而我本人也不在处里时，我手下的一位行政人员雅克布瓦泰尔就负责每天晚上把东西都锁好。他熟悉所有的安全规定，他的职责就是执行这些规定。他负责检查每个办公桌的桌面是否已经收拾干净，并负责传递当天的最后一些文件。

那天晚上是布瓦泰尔值班，但我没有见到他。我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东西。白天没有人通知我有什么事，晚上也没有人往我家里打电话。

实际上，在那个神秘的时候，应该把我蒙在鼓里，不会有什么真实的情报转告我。人们不让我有可能采取下列行动：提醒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某些负责人，要他们发指示，做出应有的反应，让警察局审问洛佩斯并派人去布什塞什家搜查。

这主要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完结，那些策划者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让别的事情妨碍事态按原定计划发展。

10月30日（星期六）凌晨三时，洛佩斯在奥利机场等候乌弗基尔。然而，这位摩洛哥内政大臣并没有出现在来自卡萨布兰卡的旅客中。

洛佩斯回家后接到乌弗基尔打来的电话：“我因有事而耽搁了。我今天下午五点到巴黎。”

随后，德利米又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他说他在订购机票方面遇到了困难，他要求洛佩斯同那些阿尔及利亚同行们交涉一下，帮他在下午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搞到一个座位。

“这回行了，他们上路了！”洛佩斯对惊呆的布什塞什说。布什塞什已感到他们手中的本巴尔卡是个没人要的包袱了。

这个消息却使流氓帕利斯、迪巴伊和勒尼感到宽慰，他们要同德利米手下的一个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一起去帕雷“老邮局餐厅”吃午饭。

德利米一抵达奥利机场就在洛佩斯的陪同下坐车前往帕雷“老邮局餐厅”找他们。当他走进饭馆时那伙人正在喝咖啡。

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了！德利米表示可以去检查“包裹”。这位拉巴特的保安局局长在强盗勒尼和他的摩洛哥助手侯赛尼的陪同下前往车特内勒维孔特。布什塞什继续扮演着房主的角色，他出面接待了他们。

与此同时，洛佩斯返回奥利机场去迎接乌弗基尔。这次乌弗基尔按时到达了。寒喧、拥抱之后，洛佩斯立即开车带他的这位朋友——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去丰特内勒维孔特。

路上，乌弗基尔要求洛佩斯当晚把他在奥穆瓦的别墅让给他使用。

“当然可以，没问题。”洛佩斯爽快地答应了。

他把别墅的另一把钥匙交给了乌弗基尔。使乌弗基尔和他的朋友们尤为放心的是，洛佩斯将在傍晚时带着全家去卢瓦雷的贝勒加德度周末和万圣节，别墅完全空出来。

洛佩斯理应为乌弗基尔提供这个方便，因为乌弗基尔曾在拉巴特自己家里接待过洛佩斯，并表示要尽力让他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

车开到了布什塞什的别墅前。洛佩斯没有走进别墅，他让乌弗基尔到里面去与其助手德利米会合。

然后，洛佩斯回到自己家里，带上妻子和孩子到乡下去了。

那已是l0月30日的傍晚。在白天那么长时间里，洛佩斯本来完全可以同我们取得联系，把发生的事告诉我们。然而，他根本就没有吭声。

突然，电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宣布，一个叫本巴尔卡的人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失踪，当时同我一起听到这一消息的还有达尼埃尔普热。我们都感到震惊。

“很久没听说这个家伙了，”我对普热说，“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由于在“智囊行动组”时期，本巴尔卡的名字曾时而出现在需要“处理”的人的名单上，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行动处搞的鬼，但我又不太相信这一点。不过我知道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树敌甚多，并在各大洲参与过不少黑幕活动，所以他可能会遇到不测事件。

本巴尔卡在巴黎有一个心爱的女朋友。这个女人名叫玛塞娅，原

11月2日（星期二）清晨，我一大早就赶到了办公室，准备把我在电话上同洛佩斯的谈话整理成一份清楚明了的报告。

我把自己关在图雷尔总部办公室里整纪录，因此，没有机会听到那天上午轰动巴黎的传闻。政界沸腾了，反对派在共谋对策，官方人士则惊慌失措。政府各部之间的电话铃声不断，一场大规模的欺骗性宣传开始了。摩洛哥人熟知此中内情，法国特工部门却上了圈套。非常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提到那些流氓和警察所起的作用。

我拿着初稿走进博蒙的办公室时，他仿佛对此事兴趣不大。我对乌弗基尔和摩洛哥的一些政策一无所知，所以想在定稿以前请他过目，或许博蒙有所了解。因为他是研究室主任，他有一些情报来源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还对他说，上个星期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电话总算接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博蒙先生度周末去了。

博蒙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当上了空军少校，他对文职人员，甚至对圣西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或其它军兵种的军人都隐约流露出瞧不起的神情。所以，我的话使他十分不快。

他非常冷淡地反驳说：“不，我没有去度周末，也没有人会对你这样讲，恐怕是你弄错电话号码了吧……”

“我保证没弄错，我还一再……”

后来，他向我发誓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人接电话。

博蒙精明强干，但狡黠奸诈，而且往往喜欢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他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此人轻浮多疑，厚颜无耻。他象法国政治家马萨林①那样，习惯于使用转弯抹角的手法，在局里，

①朱尔马萨林（JulesMazarin，1602-166l年)，原籍意大利，红衣主教，l642-1661年任法国首相。——译者

我们俩都是处级负责人，然而，在他眼里，我又算得上老几？不过是一个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地专管搜集情报而没有什么主见的人罢了。

当我同他谈起本巴尔卡事件时，他冷笑道：“绑架，你是开玩笑吧！反正我不信，有人把事夸大了……”

乌弗基尔将军宁愿不住摩洛哥驻法大使馆和旅馆，却神秘地跑到洛佩斯家里过了一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他有一次艳遇想隐瞒下来，”博蒙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说道，“你想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博蒙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保罗雅基埃有关我们所掌握的一些新的情况。他认为自己在判断上要比局长更加高明。图雷尔总部的真正老板、法国谍报工作的中流砥柱，就是他博蒙。在他看来，保罗不过是总部昙花一现、来去匆匆的一位过客。

十时三十分，蓬皮杜让人直接打电话给保罗雅基埃，着急地问他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否有两个特工人员名叫洛佩斯和菲贡，外界盛传，这两个人与本巴尔卡失踪事件有牵连。

保罗有些恐慌，因为性虽然知道有个洛佩斯，但对菲贡却毫无印象，他答应马上向挡案室和各处了解。保罗随即发出了一份调查通知，在总部传阅。这份通知使博蒙猛然警觉起来。于是，他便去找保罗。他对保罗说：“关于本巴尔卡事件，菲维尔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有关他同洛佩斯淡活的报告。”

在此期间，马提翁大厦打来的电话更加频繁了。

“我可以向你担保，”保罗回答说，“这个菲贡不是我们局的人！”

然而，在各部办公室，只要一说某个离奇古怪的人不是特务，人们反会相信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蓬皮杜的亲信们显然上了圈套，竟听信谣传，信以为真，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的总部掌握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午，保罗气得脸色发白，他把有关的主要负责人全部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博蒙、莫尔旺和我。局长让人把我的前两份关于本巴尔卡的简报给他拿来。凑巧，这时我当天整好的同洛佩斯的谈话纪录也打好送来了。

“我们局受到了怀疑，”他说，“我们应该辩白！警察局还要求我们做出解释哩！”

我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同政府官员和警察搞在一起。我们问心无愧……”

“不！我们应该击跟他们把话讲清楚。”保罗越来越激昂地说，“对了，对了，菲维尔，就这么办！我已经答应警察局局长办公室主任，说你今天下午到他那里去，你去以前可以装装样子，到国家保安总局戈达尔那儿看一下。”

保罗对我说：“你瞧吧，他们会亲切地接待你，而且能够守口如瓶。你找局里反间谍部的人陪你一起去。”

“让我向他们提供什么情报呢？”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本巴尔卡的全部材料，你的报告，在档案室和各个地区科所能收集到的材料……”

“不过，”我对他说，“至少要让我调查一下这件事。我们在摩洛哥有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谍报站，几天之内，它就会向我们提供全部情况。”

“我不许你这样干，”保罗说，“现在可不是再找麻烦的时候！”

我回到办公室时，仍然茫无头绪。我的女秘书纳内特把我从闷闷不乐的苦思其想中唤醒过来：

“卡尔卡松－勒迪克来的电话！我对他说你很忙，但他一定要找你，说事情非常紧急。”

“老兵俱乐部”的这个常客在电话里发起火来，用一种讽刺和责备的语气对我说：“老兄！恐怕你把午餐的事抛到脑后去了吧？”

“什么午餐？”

“唉，不是几个星期前咱们和卡伊警长约好的吗？上个星期我还给你的女秘书打过电话，把这件事敲定下来。你现在总不会躲起来吧？”

“好吧，”我回答说，“不过我的时间不多，因为我今天下午一上班还有急事。”

我似乎听到对方在电话里忍不住低声冷笑。或许这是一种幻觉吧？看来卡尔卡松－勒迪克对我的忧虑心情和别人为我设下的圈套已了如指掌。

“好吧，”勒迪克说，“一点钟左右在‘老兵俱乐部’见。”

我没有断然拒绝这顿莫名其妙的午餐，竟在这样一个多事多虑之日如此白白浪费时间，我真对我自己生气！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约定时间来到圣佩尔街“老兵俱乐部”。快到两点钟的时候，卡伊才匆匆忙忙地赶来。见到我们，他便假惺惺地表示一下歉意。

如果我知道他是从哪来的，是什么事耽误了他，那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让卡伊机智灵活，身强体壮，行动神秘莫测，外表虽善良可亲，内心却冷酷无情，他指挥着一帮子无恶不作的流氓、眼线和密探，这是他在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斗争中接收下来的。卡伊和这样一批声名狼藉的匪帮沆瀣一气，表面上却俨然是个堂堂正正、白璧无瑕、谁也不会怀疑的模范警官。警察局情报处的这位副处长是罗歇弗雷的心腹。此人非常圆滑，能把有害的丑闻和策划不周的拙劣阴谋计划悄悄地处理掉。因此，他有办法维护一些人的声誉，又能根据指令使他们名声扫地。所以，政府对他的工作格外满意。

让卡伊已成为某种“传奇式的人物”。他喜欢和流氓阿飞一起鬼混。他曾打进戴高乐共和国的敌手的谍报网，钻进他们的领导核心，鼓动那些支持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亡命之徒进行绑架、暗杀活动。与此同时，他留心他们作案的准备工作，并采用特工人员那种先让歹徒们持枪抢劫，然后将罪犯当场捕获的策略，到了最后时刻才出场将这些亡命徒一网打尽。

卡伊在戴派谍报网的核心工作，公民行动队、类似的谍报网以及警察机构的各种情报都汇集到这里。因此，他对我的情况必然是了如指掌。

我甚至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那天是11月2日，星期二，当我们碰头的时候，卡伊基本上已经了解到本巴尔卡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他当时是从弗朗索瓦米隆街八号他的朋友皮埃尔勒马尔尚的办公室里出来的，他在那里同菲贡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菲贡不仅是勒马尔尚的老主顾和保护对象，而且还是这个戴派律师的老朋友。他们在圣巴尔贝公学时是同窗。菲贡是个高级官员的儿子，他父亲在卫生部任总监。在堕落成为流氓之前，他匆匆忙忙地结束了人文科学的学业。

过去，勒马尔尚曾经把菲贡介绍给自己的一个熟人——卡伊。

“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对菲贡说，“这个人很随便，也很可靠。对他，就像对我一样，你可以无话不谈！”

菲贡凭他那流氓的嗅觉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卡伊说话时模仿我们的腔调，但看他那副样子并不像流氓，也不像密探，我看他准是个警察。”

这些并不影响菲贡继续同卡伊经常来往。可是，从本巴尔卡被绑架的那天晚上起，菲贡有些惊慌失措。他很容易胡思乱想。要不他真能拿到钱，要不就是那些摩洛哥人已经启程回国，把他给涮了。洛佩斯一开始就答应卡伊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金字招牌招摇撞骗，但这块招牌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是砸了还是名存实亡呢?

菲贡和布什塞什一伙不同，当事态开始严重起来时，布什塞什一伙便跑到西德去了，现在可没有人请菲贡到摩洛哥去避风。他和洛佩斯也不同，他并非是警察局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如果出现什么差错，倒霉的正是他菲贡。他蹲过十二年班房，再也不愿旧地重游了。

星期三早晨，满腹疑虑、忧心忡忡的菲贡来到了勒马尔尚的办公室，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说出来了：绑架的背景、把本巴尔卡押至丰特内勒维孔特以及随后转押到奥穆瓦的过程，乌弗基尔和德利米赶来巴黎、洛佩斯别墅里的深夜密谈等等。在勒马尔尚的要求下，菲贡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当着卡伊的面又重复了一遍。他甚至还明确指出有一些警察也参与了绑架行动。是哪些警察呢？

“哦，那是一些平日同洛佩斯一起活动的警察。”

卡伊对警察局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无需进一步追究。此刻，已初步肯定苏雄和瓦托是同谋。警察局也很可能牵连进去了。

卡伊是罗歇弗雷部长机警的眼睛，他及时向这位部长作了报告，随后又向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汇报了这一情况。现在，他坦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似乎后悔自己不该姗姗来迟。

“不过，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本巴尔卡被绑架三天后，报刊、广播、政界以及国外都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呼声。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幕后策划者们开始施放烟弹了。他们想随便找一个替罪羊，再找一个部门来背起这个黑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罗歇弗雷的那帮人——流氓、密探警察——统统保护起来。

午餐开始时，我们东扯西拉地闲谈起来。后来，卡伊带着沉思的神色开始抱怨道：“不管怎么说，本巴尔卡事件还是给政府脸上抹了黑，简直是糟透了！”

当时，听到卡伊提起一个无人不谈的话题，我并不觉得很奇怪，但使我感到诧异的倒是，卡尔卡松－勒迪克突然像蹦起的弹簧一样霍地站了起来，以一个鸡毛蒜皮的借口溜走了。卡伊和我继续面对面地交谈着。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他们巧妙地安排好的一场戏。

卡伊朝我倾着身子，向我介绍了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另一种说法，这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他的介绍，本巴尔卡上了一些流氓设下的圈套，绑架者把他交给了乌弗基尔将军。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卡伊用手向我作了个捅刀子的姿势。

这个警长尽量避免对我提到警察局的警察在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中起过什么作用。然而，对这个问题，菲贡早已讲得一清二楚了。这时，卡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装出一副对事件的前困后果了如指掌的样子对我说道：“上边的人认为你们那里有些人卷进去了！例如，有人说洛佩斯就不是清白无瑕的，他参与了绑架事件……”

我回答说：“这倒使我感到震惊，要是象你说的那样，洛佩斯是应该同我们先打个招呼的。另外，据我所知，出事的时候，他并不在那里，而是和老婆孩子一起在乡下，”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他带副眼镜和假胡子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卡伊出其不意地反问道。

卡伊大概是发现了我的惊讶的神情，正在为自己的这一招而自鸣得意。

“你对情况了解得真是细致入微，”我对他说，“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不管怎么说，洛佩斯与我们总部已经没有密切的关系了，他主要是为警察局工作。”

卡伊用手摆了摆，仿佛是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面部表情也突然变了。他前额紧皱，满面愁容，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问道；“你能肯定与你们局毫无关系吗？”

我耸了耸肩说：“据我所知，我们和这件事毫无牵连。”

“那就太好了！”卡伊略带威胁的口吻说。

显然，卡伊力图搅乱我的视线，让我去怀疑洛佩斯，怀疑我的上司，这也许是行动处干的坏事吧！天知道！把本巴尔卡列入“智囊行动组”猎袭对象的名单，已经有好多年了。至于第七处，我觉得问心无愧。再说，这类活动也不是我们处的任务，因此也就更谈不上我们处卷入这一绑架事件中去了。

当然，洛佩斯也可能有些问题。最初，他也许是跟我撒谎，或向我隐瞒了部分真相。不过，这一切我都会弄明白的，因为在三点钟以前我要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去找他，然后再去警察局。

“洛佩斯，”我对他说，“我没功夫同你多谈，你得明确地回答我，你是否和本巴尔卡事件多少有点关系？你到底参加了没有？”

洛佩斯大声叫道：“你想到哪儿去了！当然没有嘛！”

“说真的，洛佩斯，你一点份儿都没有吗？”

“丝毫没有！”

“洛佩斯，你发誓！”

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说：“我发誓！”

“谢谢你，洛佩斯，这同我原来想的完全一样！”

这一下，我完全放心了。辞别了洛佩斯，我来到国家保安总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的办公室主任戈达尔的房间。我们局反间谍部的两位同事，阿尔贝康和克莱因已在那里等我。我把他们拉到一边解释说：“我方才去找过洛佩斯，他发誓说没有参与这件事！”

由于上司让我们协助管察局调查此案，因此，我们局反间谍部副主任阿尔贝康郑重其事地把写有五行字的一张卡片交给了戈达尔。卡片概述了国外倩报和反间谍局提供的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情报。

阿尔贝康用他生硬的卡塔卢尼亚人的口音列举了卡片上写着的所有人名，然后补充说；“我想告诉你们，报告中多次提到的乌弗基尔将军目前正在巴黎。他是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参加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训练班结业仪式的。”

他的这番话意味着完全可以谨慎地向乌弗基尔提些问题，况且，在上述的仪式上，乌弗基尔说不定会见到他的法国同僚罗歇弗雷。

戈达尔对这样的谈话感到不快。为了结束这次谈话，他突然站起身来说：“知道了，知道了！不过，这个事件与我不相干。你们大概同松韦伊先生还有约会，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了。谢谢你们前来看我。”

在一切都尚无定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的关键性的这一天里，我们却去进行如此荒谬、甚至近乎滑稽可笑的交涉，这使我突然感到奇怪。

假设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是光明磊落的话，那么它就应当派我们把我那三份报告全拿上去见警察局的高级负责人。

这三份报告一共有六页，中午还整整齐齐地放在保罗雅基埃的桌上。根据局长的意见，甚至还应加进一些从档案室和各地区科收集的情报中摘录的材料，凭这么多的材料，就可以有效地同警察局负责人讨论问题，迅速核实某些线索，并及时采取行动。

可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当时我要先后会见卡伊、洛佩斯，我走后，博蒙和阿尔贝康关在办公室里精心炮制了后来提供给警察局的那份情报。奇怪的是，博蒙这个不可捉摸的家伙，如同蜷缩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这个核心谍报网上的一只蜘蛛，这次竟然违背了保罗雅基埃的指示。

他对阿尔贝康说：“你按9月22日的报告准备。警察局感兴趣的只是报告里的名单，你把它抄在一张卡片上，这就行了……”

阿尔贝康不屑亲自抄录这份名单。他只要向局反间谍部的某个小职员传达一下博蒙的指示就可以了。卡片上只有这么一点材料，因此，我在戈达尔的办公室里见到这张卡片时就感到吃惊，卡片上写着勒马尔尚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关于菲贡、什图基、贝尼埃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新情况。乌弗基尔的名字则神秘地消失了。警察局的人拿到这张硬纸片后，一定会捧腹大笑。

他们会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工作就干这个吗？”

临行前，博蒙还下了明确的命令：“你们的讲话不要超越这张卡片的范围。就说我们所了解的只有这些！”

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呢？我住5月10日上呈的第一份简报里提到了乌弗基尔主张采用“非常手段”，有目的、有步骤地接近本巴尔卡的企图。为什么对这份简报只字不提呢？

后来，博蒙直言不讳地说：“事态发展很快，事情处理得十分仓促。填写卡片只用了十分钟。时间紧迫，不可能写得更长、更全面……”

其实，如果把我的全部报告都送上去，就会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暴露无遗。怎么搞的，掌握了这么多情报却按兵不动呢？为什么不向马提翁大厦，也不向爱丽舍宫报告呢？自那时起，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掩饰总部逃避责任的事实，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总部由于忽视我的报告，以及对事情的处理漫不经心而犯下了马马虎虎的错误。

我们来到警察局后，先是在前厅等候，因为办公室主任“正有事”还不能见我们。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这使我感到纳闷。局里原来说，警察局焦急地等用我们的情报，可现在却让我在这儿傻等。

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松韦伊办公室的门。当我突然发现卡伊叼着一支又粗又长的哈瓦那雪茄烟，东张西望、摇摇晃晃地从松韦伊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时，不禁大吃一惊。

卡伊发现我坐在那里，并且意识到我已经见到他了，于是便挺起身子朝我走来，他如同久别重逢，向我热情地伸出手来。其实，我刚刚和他共进午餐，在一个小时前才分手。他的举动不是有些奇怪吗？

他看出我满脸疑云，便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说：“哦，我是顺道进来的，不过是想转一转……”

我又打量了一下他的雪茄烟，心想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为什么卡伊想让我相信他来了不一会呢？使我感到更为奇怪的是，当我和局反间谍部的同事刚刚被领进松韦伊的办公室时，卡伊又露面了，并且径直走到旁边的一把扶手椅前坐了下来。他在警察局长办公室主任这里竟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样无拘无束。

“如果你们不在意的话，”松韦伊说，“卡伊先生就留在这里，尽管他不负责这项调查工作，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显然是说谎，因为帕蓬局长后来到处嚷嚷：“一开始，我就安排了我们最优秀的警官卡伊先生来负责处理这一案件。”

其实，还应该补充一句：卡伊警长在没有得到上司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关心这项工件了。

总之，在松韦伊的办公室里，卡伊先是作为这次谈话的局外人坐在一旁，继续抽他的雪茄烟。然而，当我瞥见眼前摆着的一件东西时，我心头不禁一震。松韦伊的办公桌的正当中摆着一个“罗米欧与朱莉叶”牌雪茄烟盒，旁边的烟灰缸装满了烟灰，室内充满了雪茄烟味。现在我可以肯定，卡伊方才同我讲的都是谎话。

他离开圣佩尔街“老兵俱乐部”后，就直接到这里来了，松韦伊刚才同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进行了密谈，以致让我们在前厅焦急地等了半个多小时。

卡伊总是想让我相信他的话。不过，他那支即将燃尽的雪茄烟却戳穿了他的谎言，因为这支烟肯定是从松韦伊的烟盒里拿的。

帕蓬的这个左右手和警察局“最优秀的警官”在一起能谈些什么呢？在这种日子里，当然不会是闲扯。事情很清楚，他们谈的肯定是本巴尔卡事件和警察局的警察以及眼线与此事的牵连；卡伊也肯定向松韦伊透露了当天上午菲贡在勒马尔尚律师家里倾吐的秘密。因此，松韦伊在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皮埃尔松韦伊曾忠实地追随莫里斯帕蓬，先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警察局工作，后去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法国总督秘书处工作，最后则跟他来到巴黎警察局，担任局长办公室主任。

他为人严肃，公正不阿，工作积极，守口如瓶。毫无疑问，他是法国政府中掌握机密最多的一个高级官员。二十年来，从本巴尔卡事件、马科维奇事件到德布罗伊事件，他一直承担着敢于掌管法兰西共和国重大机密这种令人不快的任务。他对那些最无头绪的档案非常熟悉，所以，始终能够坚定不移，泰然处之。

一个荒唐的仪式又开始了：我郑重其事地向松韦伊递交一份已经提供给国家保安总局的卡片的抄件。

“你会看到，”阿尔贝康说，“菲维尔先生的第七处已经把他们掌握的全部情况都写上去了，”

我们象一无所知的傻瓜一样奉命来到这里，向一些早巳熟知内情的人提供我们手头掌握的情报。

松韦伊浏览了一遍卡片，然后把它递给卡伊。看完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卡伊刚才还见过菲贡和勒马尔尚，但当他的目光落到卡片所载的这两个人的名字时，却一言未发。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勒马尔尚是谁，因为没有进一步调查的命令。此时，卡伊本来可以讲几句关键的话，譬如对我们说：“别琢磨了，我了解这个勒马尔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戴派律师，等等。”

可是，他一言不发。受盘问的反倒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想知道，是谁向你们提供这些情报的？”松韦伊问道。

保罗雅基埃曾催促我们同警察局充分合作，尽管这个指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也只好执行。我们说：“我们最优秀的联络员之

籍古巴。她象是一株漂亮而剧毒的热带植物。她和一个名叫吉尔贝的摩洛哥犹太人一起搞进出口生意。

吉尔贝是本巴尔卡童年时代的伙伴。他们曾一起在摩洛哥搞过政治。后来，本巴尔卡离开了摩洛哥，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并经常去古巴。他在那里筹备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他帮了吉尔贝不少忙，使他和玛塞娅都进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身边人的圈子。

本巴尔卡每次来巴黎都住在他朋友吉尔贝那里，吉尔贝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有一大套位置适中的房间。摩洛哥反对派的这个头子就在那里进行一些政治性的会晤。

然而，引起我对这个三人小集团的注意的，并不是吉尔贝在本巴尔卡帮助下大量贩卖古巴蔗糖的投机活动，而是另外一件事。

一天，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一大包情报局整理的电话窃听材料。

这份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一位重要部长同玛塞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位部长却受到戴高乐将军的绝对信任。

从表面上看，这位部长是一个最廉洁不过的人。他生活检点，严于律己，具有清教徒作风。但是，这位道貌岸然的人在与玛塞娅勾搭时却出奇地轻率。他毫不在乎地让这个可能威胁到机密的风骚的外国女人坐上他的DS型部长专车。专车两边有摩托车开道，后边还有警卫车保护。

我在接到达包窃听材料后，对我的朋友表示了我的惊讶：“为什么你们的机构不直接提醒部长注意？应该立即让他知道，与本巴尔卡身边的一个女人来往是多么时危险。”

“你是在开玩笑，”我的朋友回答说，“那些知情的警察没有这个胆量。他们可以在背后骂骂咧咧的，却不敢直接找部长谈，因为他们生怕遭到打击报复。”

“那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说，“帮助我们部长阁下擦亮眼睛这一可怕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喽？”

我没有接到任何人的委托和命令。我只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感而采取行动。首先，我试着与部长身边的一些人，即他那些最亲密的助手取得联系，当我谨慎地把问题摆到他们面前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我发现他们心中完全有数，看来这个部上下都了解这一丑闻，但他们都不愿承担干涉部长私生活的责任。由于担心屋于里有暗藏的录音设备，他们甚至不愿谈论此事。

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比其他人胆量稍为大一点的高级官员，一个布列塔尼人。我利用他会说方言的便利条件用布列塔尼语向他提出了问题。我们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他向我保证说，他将作一番努力。

“不过，”他对我说，“这肯定将是我毕生事业中最艰难的时刻。如果下星期你看到我已离职，你会懂得这是为什么的！”

不久以后，那个最先向我报告情况的朋友又来看我。他说：“了不起，你干得真漂亮。标致的玛塞娅已从我的视野内消失了。”

然而，她并没有离开巴黎。每次本巴尔卡来法国时，她都在吉尔贝家里和他见面。在被绑架的那天早上，本巴尔卡也是先从奥利机场到吉尔贝家放下他的小手提箱，然后才去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

10月30日傍晚，当我获悉本巴尔卡失踪以后，我就计划在万圣节之后，即在下一个星期二，提醒保罗雅基埃将军注意我们分别在5月l9日和9月22日呈送给他的两份简报。说不定从简报中能找到一些解释这一神秘事件的线索。

不管怎么样，我不负有进行直接干预的使命。我的职权范围规定得很明确，我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手段获取情报并转送出去，然后由局里的其它一些处采取行动。

洛佩斯在带着全家去贝勒加德的路上打开了奔驰牌汽车的收音机。关于本巴尔卡失踪的报道使他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但却没有料到消息传播得这样快。可能是现场的目击者泄了密。事情有点不大妙，计划大概要改变了。

到了贝勒加德之后，洛佩斯把妻子和孩子留在那里，而自己却立即返了回来。

当他重新跨进他在奥穆瓦的别墅大门时，正是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客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应付危机的全体会议。乌弗基尔和德利米都在那里，周围坐着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以及流氓布什塞什、迪巴伊、勒尼和菲贡。

过了一会几，大家都走了，只留下侯赛尼和洛佩斯。

午夜十二点刚过不久，德利米从奥利机场打来电话，“洛佩斯，请来接我们一下。”

一贯俯首听命的洛佩斯在茫茫的夜色中驾车疾驰。他把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又带回他在奥穆瓦的别墅。

“现在，”乌弗基尔向他命令道，“你去睡觉，我们想单独呆一会儿，我们还有事要商量。”

尽管洛佩斯是在自己家里，但却要服从乌弗基尔的意志。他像仆人一样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现在人们暂时不需要这个仆人了，但要使唤他时，可按铃叫他。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家仆啊，他和衣躺在床上，呼吸着这个令人不安的夜晚的奇异的空气。他的神经保持着高度的紧张。

后来，他把眼睛贴在百叶窗上，从缝隙里窥见一些灰色的人影来去匆匆。有一刻，他还看到一辆车号前印有CD（外交使团）字样的404黑色轿车停在大门口。车上下来两个陌生人。德利米把他们迎进别墅，乌弗基尔在里面等着他们。

洛佩斯把耳朵贴在半掩的房门上，断断续续听到一些用阿拉伯语谈话的声音，似乎是谈到了“飞机”和“货船”。

所有这些都是洛佩斯本人后来讲述的。他是调查人员和法院找到的唯一证人。他可能是想把水搅混。

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五时，乌弗基尔下了出发的命令。

洛佩斯开车送乌弗基尔、德利米和侯赛尼去奥利机场。他既是摩洛哥人的管家，又是他们的司机，他对他们唯命是从。乌弗基尔乘八点钟的飞机去日内瓦，声称是去同正在瑞士逗留的家人团聚。

德利米、侯赛尼以及另一名摩洛哥警察什图基将乘九点四十六分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

这批摩洛哥人成功地逃之夭夭了。尽管前一天就传出了本巴尔卡失踪的消息，但却没有任何人拦住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向他们提一些准以回答的问题。

在洛佩斯帮助下，摩洛哥人丝毫没遇到麻烦，如果“小滑头”真愿意通知我们的话，他本来还是可以在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离开后立即从奥利机场或从奥穆瓦打电话，即使那样做已经是晚了，已经是犯了罪。

但他并没有打电话。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洛佩斯安排摩洛哥人离开后，又开着他那辆奔驰牌轿车去见勒加德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天中午，我在博齐奥街我的家里请雅克韦兰吃午饭。他是我在第七处里为数有限的几个密友之一。我的妻子把他当作我工作单位的一位普通同事。话锋不可避免地转到本巴尔卡事件上来了。现在，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谈论着本巴尔卡这个人。

我对雅克韦兰说：“我该给博蒙打个电话，他可能会给我们出个主意，或给我们传达一项命令。”

由于博蒙直接负责处理我在9月22日送交的有关绑架本巴尔卡企图的第二份简报，我想知道他所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是否有了结果。我一个人跑到卧室里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

她说“博蒙先生到乡下度周末去了，没法找他！”

我生气地回到客厅雅克韦兰正在和我的孩子们玩牌，我不客气地抱怨说：“这个家伙，每次找他时他总是不在！”

当洛佩斯从贝勒加德往我家打电话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

从本巴尔卡被绑架起到此刻为止，两天已过去了，而洛佩斯一直没有直接与我联系。

而此刻，当他第一次通过电话与我接上头时，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呢?他谎称正在同家里人一起度几天假。他装出一付轻松自如、无忧无虑的样子，好象前一天就在那里休憩了。

“你听说本巴尔卡的事了吗？”我问他。

他说他和大家一样是从广播里获悉的。我提醒他：“乌弗基尔可能插了一手，你不这样认为吗？”

“很有可能。”他含糊其词地答道。

他根本没有提“唐比得罗向托马”作的口头汇报，即据他说在上个星期五绑架发生后一小时从圣佩尔街的俱乐部给我打的那个电话。

洛佩斯不敢触及这一问题。他没有问我是否收到了他给我的口信。也不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或是否希塑了解其它有关情况，他什么也没问。看来，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反而倒使他感到宽慰。

在那个星期天，人们本来还是有可能抓住那些参与了上述事件的流氓的。而洛佩斯并不想这样做。他知道布什塞什第二天(11月1日)要乘上午九点半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洛佩斯已经掩护了摩洛哥人，他现在要掩护那些流氓了。

谈话快结束时，他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关于乌弗基尔，我正想告诉你，他昨天来了……”

我心里不由地一怔，这个巧合实在太离奇了。

“真是不可思议，”我说“他是几点到的？”

“下午五点。他是从卡萨布兰卡乘快帆式飞机来的。”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诡称没找到我。

“好吧，现在要弄明白的是他究竟来干什么。现在他在哪儿？”

“我正想跟你说呢，他和德利米在奥穆瓦我家里呆过……”

“这是怎么回事？他到你家去干什么？”

“他在巴黎没找到住处，我就把我的别墅借给他用了。另外，他今早已去日内瓦了。”

哈桑国王的一位大臣在法航的一个稽察员家里下榻，这并不使我感到过分吃惊，因为我知道他们之间过从甚密，洛佩斯去拉巴特时，常住在乌弗基尔家，所以他在自己家里接待乌弗基尔也是合乎情理的，再说，乌弗基尔的孩子们在巴黎寄宿学习时，洛佩斯是他们的监护人。

如果洛佩斯对我们，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还保持一丝一毫的忠诚的话，他这时就应告诉我乌弗基尔来巴黎的真实原因。但是，他又一次企图以虚假的遁词来排除我的怀疑。

他说：“乌弗基尔来这里是为了主持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训练班的结业仪式。”这个训练班是由法国国家保安总局组织的。

洛佩斯这一次给我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我详细报告，而是为了给自己安排后路。一旦事情败露，他就可以说。“我事先已向我的上司——菲维尔作了汇报。我已打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我意识到这件事的复杂性，便要求洛佩斯星期二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来，把他还能记得起来的事当面告诉我。

“我们在星期二下午三点左右见面吧。”我对他说。

他同意了。第二天（星期一）是一个纪念死者的日子。我去布列塔尼给我的父母和我在抵抗运动时期结识的一些朋友扫了墓。

一洛佩斯，他是在法航工作的一位督察。”

“他住在哪儿？”

我要是知道他已了解了情况的活，就会带着挖苦的口气反驳他，“你只要问一下你的部下苏雄和瓦托就行了。与其说洛佩斯是我们的人，倒不如说他是你们的人。”

“洛佩斯吗？”我说，“他住在奥穆瓦，离奥利机场很近。”

我还讲了他的电话号码，并补充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肯定可以在奥利机场值班处找到他。”

卡伊在那儿默不作声，表面上看去并不关心此事，可是，当我说到这里，他突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猛地冒出一句话：“如果我向你证明洛佩斯参与了绑架事件呢？”

“这使我很难相信，”我说，“我刚才还见过洛佩斯，他向我发誓说，他和这个事件毫无牵连。”

卡伊满意地又坐了下来。今后，人们就可以说，我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包庇了罪犯洛佩斯。

但是，如果卡伊完全相信洛佩斯犯了罪，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立即去奥利机场或奥穆瓦捉拿罪犯呢？为什么警察不用电话通知奥利机场派出所的所长，让他就地审问洛佩斯或者把他带到巴黎警察局来呢？

那次谈话是在11月2日下午进行的，乌弗基尔将乘坐来自日内瓦的航班飞机于当晚六时三十分返回巴黎。如果精心安排，还可以设法使洛佩斯和乌弗基尔对质，以便弄清事情的真相。

然而，警察局“最优秀的警官”卡伊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既然洛佩斯所能提供的一切，他已从另一个难得的证人——菲贡的嘴里得到了，那又何必急于审问洛佩斯呢？！

第二天(11月3日)上午，警察苏雄向司法警察局局长马克斯费尔内和副局长安德烈森比伊详细地供出了事件的真相。

他揭发了洛佩斯在绑架事件中所起的策划作用，检举了曾在丰特内勒维孔特等待验收“邮包”的流氓们，并且控告了乌弗基尔和德利米。

苏雄交待的秘密情况在警察局和内政部都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费尔内心急火燎地跑到莫里斯帕蓬那里，向他报告苏雄招供的情况。帕蓬又跑到罗歇弗雷那里，向他汇报。弗雷则立即去马提翁大厦，向蓬皮杜暗示。这些密战的结果是：当务之急是要等待，如果眼下就把警察苏雄和瓦托与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有所牵连一事公布于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样，既然不触动警察，当然也就不会触动那些肇事的流氓无赖。尽管如此，歹徒帕利斯和迪巴伊仍然感觉到事态已开始严重起来，他们于这一天乘飞机跑到西德的杜塞尔多夫躲藏起来。

他们把朱利安勒尼仍留在巴黎，以便就地察看动静。直到真正该溜的时候，勒尼才能最后一个撤走。

奇怪的是：警察局似乎并不急于逮捕洛佩斯，因此，我在11月3日又继续进行调查。

我刚刚从一些可信赖的朋友那里得知，洛佩斯似乎并不象他发誓和声明的那样清白无辜，于是我再一次把他召来，并对他说：“我要求你到警察局去坦白自首！”

“可是，除了对你讲过的以外，别的我是一无所知啊！”

“撒谎，你是一些事情的目击者，你本人就参与了……”

“不，我没有参与，那时我害怕了，因为这牵扯到一些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现在，”我对洛佩斯说，“你到警察局去解决你的问题好了，我不想再见到你，对我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

洛佩斯到警察局自首来了，他心里盘算着要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警察局，密探、摩洛哥的要人搅在一起，自己可以乘机蒙混过关。

11月3日晚上，摩洛哥大使馆举行宴会，罗歇弗雷预料在那里会碰到摩洛哥内政大臣乌弗基尔。他担心出现尴尬局面，所以他让国家保安总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代表他出席摩洛哥使馆的晚宴。至于乌弗基尔将军，他原定第二天(11月4日)乘九时五十五分的快帆式飞机离开巴黎，现在他也准备提前动身。晚宴一结束，他就同德利米赶乘当晚的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法国。向他们提问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卡伊的耳目菲贡在巴黎四处游逛。尽管已于11月6日下令将他逮捕归案，但奇怪的是，追捕他的警察都没有发现他的影子。

其实，他已得到了“免罪”的默许，这是用他提供的情报换来的。

1966年1月初，留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歹徒勒尼也动身前往西德，与他那个集团的其他伙伴会合。菲贡开始不安起来。他被人骗了。与菲贡合伙的强盗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在瑞士银行帐户上领到了“奖金”。至于菲贡，他还在傻等。有些地位很高的朋友答应给他钱和一张去南美的飞机票。可是菲贡却不放心，担心别人会在途中想法把他干掉。

1月11日，警察局第一次发出了通缉令。第二天，即1月12日星期三，对本巴尔卡事件大为震惊的内阁会议做出了逮捕菲贡的决定。然而，内政部长罗默弗雷却反对采取这一措施，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法会再次引起论战。

“我担心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反对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加以利用。”他说。

可是，弗雷的意见没有得到戴高乐将军的赏识，戴高乐将军冷淡地表示，他根本不把对手的反应放在眼里①。

那天晚上七点钟，菲贡同勒马尔尚通了电话：“我并不是向你提什么要求，而是命令你在今后四十八个小时内给我一千万法郎和一本护照。否则，我会让你勒马尔尚和卡伊代替菲维尔，让你们跟我一起去坐牢……”

这些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可惜，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说的。

直到1月14日（星期五）上午，菲贡前往指定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有拿到。因此，他又打电话给勒马尔尚，宣布了最后通牒的期限：“最迟不得超过今晚七点三十分。”

勒马尔尚律师啪地一声挂上了电话。这时，菲贡感到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决定破罐子破摔，去“放一把火”，必要的话，还要让整个巴黎都烧起来，毁掉这个政权。但是，在此之前，他想先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避一避风头，因为在勒诺德街那个单间公寓里，他觉得，别人对他的严密监视使他感到透不过气来。

①参阅达尼埃尔盖兰：《杀害本巴尔卡的凶手》，居奥蒂埃出版社1975年版。

1月17日下午六时四十分，他通知他的女朋友、喜剧演员安娜-玛丽科菲内，他决定当晚就搬家。她为他的安全担心，因此恳求他不要再回勒诺德街了，并且要他立即离开。

“不，我还得回去收拾行李，”菲贡说，“另外，今晚九点钟，也就是在我出发之前，还有一个小伙子要来对我的搬迁进行摄影采访。十点钟，我的一个伙伴开车来帮我把行李拉走……”

“我看你是在做傻事，”安娜-玛丽坚持说，“那位摄影记者是什么人，你了解吗？”

“当然喽，”菲贡说，“我向他要了五百万，他可能给不了这么多，不过，他答应给我带点钱来。我得赶紧走，我怕警察会盯上我。”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卡伊在帕蓬局长家里吃晚饭时接到了他所期待的电话：“菲贡刚回勒诺德街十四号，他要在那里呆到十点钟……”

采取行动的信号发出了。大批警察从两辆大轿车上跳下来，包围了勒诺德街，街的两头也被武装警察封锁起来。巴黎第十七区警察分局奉命把全部人马开赴现场。增派的人员源源而来，有些警察手持冲锋枪，准备发动一场名符其实的冲锋。人们以为这是在捉拿一伙望而生畏、装备精良的匪徒。

一个警察大队接受了不让菲贡逃遁的任务。当这个大队包围菲贡的单间公寓时，突然听到从屋里传出一声枪响。于是，他们便破门而入，可惜为时已晚。菲贡头戴新帽，身着新大衣，躺在浴室门旁的血泊之中，身边有一支手枪。行李都已准备停当，看来他正准备动身。

当天夜间，不等案情调查结论，也不等尸体剖验报告，夏瓦农检察官即断言这是一起自杀案。

《鸭鸣报》周刊又采用了斯塔维菠基事件①时采用过的那种醒

①斯塔维茨基是一位有名的诈骗犯，1931年，他在一些法国议员的支持下，建立

了一家信贷银行，1932年，警察在逮捕他的时候，发现他已在一间小木房里自杀，怛舆论再却盛传说是有人为了灭口而把他杀死的。——译者

目的标题，它报道说：“有人朝菲贡头部射出了一颗子弹，他就这样‘自杀’了。”

我确信，揭露本巴尔卡事件真相的一切可能性都在那天晚上消失了，菲贡可以证明，所谓我同这个悲剧有关的说法，不过是几个十恶不赦的坏蛋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使人怀疑特工部门，从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遭，菲贡的死意味着同时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证人。

保罗雅基埃将军11月3日在一八一一号通报中明确命令道：“在本巴尔卡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可以向上汇报所收集到的情况，但不要让我们的情报员去专门寻觅这方面的情报……”既然如此，那末所有这些事情同我就更不相干了。

在我看来，这项命令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即尽一切努力，动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把别人在暗中进行的调查向前推进一步。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挫败那些可能置我们于死地的罪恶的阴谋活动。但是，保罗禁止我们进行任何反击，而且更为不幸的是，他还被法官的传讯吓唬住了。

保罗对我说：“佐林格先生要在他的办公室里见我们。”

“我认为没有必要到法官那里去，只要把我们给警察的那些情报转给他就行了，难道你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他坚持要我们去，这是按规定办事……”

“我是一个秘密话动者，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给我照过相。十五年来，我为了隐姓埋名，费尽了心机。难道你想让我去法院抛头露面？”

“没有人会看见我们的。我们从边门进去！”

这一举动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在关系到这一机构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中的一个。倘若我们同意去法官那里，我们就会失击自卫能力而落入对手设置的陷阱中去。

卡伊懂得如何以巧妙的方式保护自己。当法官和重罪法庭要他作证时，他就故意拿出各种各样的要他卧床休息的医生证明来。最后，当他不得不出庭时，他就坚定地保持沉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佐林格是一心软弱的法官。我满可以对他说，我没有必要回答他的问题；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我所有的行动都受到国防机密的保护，我只能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及共和国总统汇报。但胆小如鼠、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保护自己的保罗却要我出面作证。

我把对戈达尔和松韦伊说过的话又向佐林格重复了一遍。然而，1月13日，却传来了苏雄和瓦托两名警察受到控告的消息。

人们得知警察局里有些人直接卷入了绑架事件。我放声大笑起来，并说道：“这可真够意思的，正是警察局的人企图使我相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负有罪责！”

我可以想象得出帕蓬、松韦伊、卡伊和内政部长此时此刻的窘相。前一天，即11月12日，内政部长还在一项官方公报中“依据权威消息”，矢口否认“法国警察参与了本巴尔卡事件”。

也许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最艰巨的战斗刚刚开始。为了摆脱困境，警察局把矛头进一步对准特工部门，尤其是对准我。警方人士说，苏雄和瓦托这两位误入歧途的巡警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人员洛佩斯提供了帮助，他们还自以为做了件好事。洛佩斯是受其上司菲维尔指使的；这两位心地善良的警察显然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卑鄙阴谋的牺牲品……

一场新的反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运动开始了，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来势凶猛，保罗是一个谨小慎微、不善领导、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他在这种形势下显得惊慌失措，彻底败下阵来。他感到自己已成了靶子，自己的局长地位己摇摇欲坠。马提翁大厦和爱丽舍宫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于是，精神紧张、脸色苍白的保罗把我叫了去。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份我写的简报，报告的日期分别为5月19日和9月22日。我在这两份简报中指出，一些流氓、无赖和摩洛哥人为绑架本巴尔卡已采取了初步行动，我还概述了我获悉的一切有关情况。

保罗对我说，“我要求你在记录员在场的情况下说明你是以什么方式搞到这些情报的。”

保罗确实有让人提供证词的怪癖。很明显，他想在蓬皮杜和戴高乐面前掩饰自己。

我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进行了联系，从他那里简单地了解到洛佩斯这几个月来的表现，然后我又回去见保罗。

在一位女速记员在场的情况下，我把我在洛佩斯提供的真真假假的情报的基础上撰写连两份简报的前后经过谈了一遍。

最后，我对保罗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一件令人费解的事：这两份简报虽然迅速转交给了主管人员，但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显然他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冷静地列举了历次错过的机会：研究室主任博蒙把有关菲贡和勒马尔尚的简报交给局反间谍部后就不再过问了。而不起任何作用的反间谍部也没有查阅档案来核实这两份简报。最后，由里夏尔上校领导的第三科在看完简报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要求作进一步调查。

我认为我们本来是可以使本巴尔卡事件避免发生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对那些同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有接触的人进行检查，并在他来法国旅行时予以保护，以防止发生绑架。

保罗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暴跳如雷地说：“你在指责我们局！”

我对他说；“我只不过是说明一个事实：应该做的事没有做。”

保罗使劲儿瞪着我，大声叫嚷道：“好，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是否能向我担保你已在这个口头汇报中把你所掌握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情报都谈了？你是否已讲述了你所知道的一切？”

“我可以绝对担保！”

他讲话的声音里爆露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恐惧。保罗不能原谅我这样直截了当地挑明一些处长的渎职行为，况且这些人恰恰都是军人。我是一个文职人员，我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

保罗嘟哝道；“好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按时间顺序再回忆、思考一下！”

我回到办公室后叫纳内特从保险柜里把那本专用工作日志拿出来。本上逐日记载着我们同特工人员、情报员和联络员之间的所有联系，乃至一些最普通的接触。我和纳内特一项一项地查阅着。忽然，我的秘书高声念道：“10月l2日，与保罗法布尔在奥勃堪渡街吃午饭。”这时，我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都凝住了。

我说：“我的上帝，我忘了这个碴了！”

顿时，我记起了那桩事：洛佩斯在我喝咖啡时突然露面。他跟我谈到了菲贡，他说，菲贡这个流氓声称，如果摩洛哥人胆敢不按原先的保证付钱给他，他就要对他们进行讹诈。后来我忘了这件事，因为我当时不认为有必要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个书面报告。

我立即给纳内特口述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半小时之后，这份材料就放到了保罗的办公桌上。

对保罗来说，这是意外的收获。他虽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但却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大声说道：“这太严重了！如果我们早知道菲贡进行威胁一事，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我有点惊讶地反驳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局里对我就此事所写的简报一直就置若罔闻。我在5月19日的简报中指出，摩洛哥人正在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如果人们充分注意了这份简报，情况本来会有些变化。如果人们重视了我9月22日的简报——我在简报中举出了一系列名字，如：勒马尔尚、非贡、什图基和贝尼埃——那一切就会真的完全不同……”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这一情况？”

“可我什么也没向你隐瞒，我只是认为，轻信一个无赖兼牛皮大王①的话不符台我们的规矩。你该知道，有自尊心的情报部门的人决不能同密探和强盗同流合污……”

“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再重复一遍，你没有汇报那次会见的情况，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也要向你重复一遍，同事们和上级在这件事一开始就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使我有理由认为，你们对本巴尔卡丝毫不感兴趣。你不应该指责我忘了向你汇报上述会见，而应告诉我，你是如何处理我向你转达的那些确切的情报的。应该请博蒙、里夏尔和德尔塞尼解释，为什么我的报告上去后就石沉大海，为什么没有提请总理办公室和戴高乐将军办公室注意此事。”

一般说来，重要的报告应立即转交特派员帕托特以便汇报马提翁大厦，同时转交雅克福卡尔汇报爱丽台官。我呈送的关于本巴尔卡的简报显然是被卡住了。但究竟卡在哪一级机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故障呢②？

在离开局长办公室时，我遇到了莫尔旺。我把与保罗争执一事告诉了他。他现在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但并没有实权，他被博蒙和军人们孤立了。他只是疲惫地向我笑了笑，说道：“我的小菲维尔，冷静一点，大伙儿都知道你是无可指责的。”

我又回去搞自己的工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心里想，对于搞情报的人来说，唯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奇怪的是，博蒙

①内政部长罗歇弗雷1966年5月6日在国民议会讲台上对已死的菲贡发表了下述看法：“他是一个惯犯，牛皮大王。他还有点疯，在精神病院呆过三年，除了胡言乱语和为了出风头而搞些新名堂外，他还能讲出什么值得相信的话来呢？”

②后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为了给自己的疏忽行为开脱，便说什么我的“报告写得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说法越发使我感到好笑，因为在德布罗伊事件中，为了掩盖情报被耽搁这一事实，人们也使用了这类荒谬的遁辞，当时，巡警米歇尔鲁提出的报告也被说成是“荒诞不经”而没有受到重视，因而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让德布罗伊。

不再坚持那项在法兰克福采取行动的计划了。此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一些事情上去了。尽管戴高乐周围的人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但他还是在12月份经两轮选举后，又重新当选为总统。他感到自己地位坚实，可以找一些人算帐了。这样，有人就该倒霉了，但我根本没想到恶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来。

保罗要我避一下风头，建议我在事情处于高潮时不要再去办公室上班，也不要外出。法院里的一些下级职员为了得到一些额外收入，出卖审问记录。新闻界得到这些记录后就在报上发表有关我的评论，而我虽呆在家里，却仍然关心着第七处的工作。

后来，我很快就明白，要我避风头的建议只不过是局领导为把我支开而使用的一个手段，他们想阻止我对他们的失职行为亲自进行秘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把我和我的助手们隔离开来。我的助手们被告知，他们不应该来看我或给我打电话。有人还放风说，一些同我有关的严重问题很快就会揭露出来，所以最好不要再同我来往。

保罗对我的指责根本经不起分析，相反却会使局领导十分难堪，因此趁我不在局里，人们就挖空心思整我的黑材料。一些财政监察员受托详细检查我从1947年以来的收支情况，并研究我购有股份的、用来为我的情报员作掩护的所有公司的资料，这些监察员还严格审查了第七处的财政预算，调查我经手的大笔秘密款项的用途哪怕能从中发现最细小的错误或一笔最微不足道的、无法说明来龙去脉的款项，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收获。经过几周反复查对，专家们做出了结论，认为我的帐目无懈可击、堪称典范。在这一方面，人们无法置我于死地。

有些人在我负责的处的内部发动了一场进攻。他们对我的同事们不厌其烦地进行盘问，希望能最终找到一条裂缝，弗朗索瓦比斯托奉命对我的话动进行调查，他简直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了。每天他都要向保罗汇报调查结果，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我得势时，比斯托曾自称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曾恳求我让他到七处来工作，后来他还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专门打头阵的戴高乐派分子和密探塞进我主管的处，以使把这个处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它为公民行动队效劳。他最初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现在他认为染指我主管的七处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

而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他必须把我整垮。但他缺乏进攻的炮弹。这时，比斯托的走卒肖塞提供了一个纯粹是胡说八遭的证词。

肖塞缔造了下列情节：

有一天，菲维尔来到秘书室交给肖塞一张卡片，上面写有四个摩洛哥人的姓名，他们要到巴黎来会见本巴尔卡。菲维尔这时给肖塞下达了命令：“把这放在洛佩斯的档案里，留待以后再说！”

过了一会儿，菲维尔又回到办公室对肖塞说：“把那张写有摩洛哥人名字的卡片还给我吧，它已没有什么用处了。这些摩洛哥人不愿意和本巴尔卡谈判，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收拾他。一切都变了！”

肖塞的这个所谓“证词”使比斯托心花怒放。这果然使一切发生了变化。难道这不足以证明菲维尔当时已得知本巴尔卡将被绑架和暗杀，但是却向领导隐瞒了吗？

于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就把肖塞找来大肆宣扬，要他立即向预审法官讲述他编造的那个情节。遗憾的是，肖塞把情况搞混了。其实，那张卡片上写的是在巴黎接受培训的四位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的名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普通事务性情报，不值得搞情况简报，于是就收回了那张卡片。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肖塞说了那句话：“一切都变了！”我的意思是：这一问题没有多大搞头了。

肖塞可怜巴巴地坚持自己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的确是说到了杀害本巴尔卡的问题！”

现在就只能询问那一天在秘书室的路易穆雄以及几年来一直在第七处工作的两名警官卡特里纳和尼古拉。他们三个人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从未听到菲维尔说，摩洛哥人是为了收拾本巴尔卡而来的。如果他谈论这样的事，我们一定会竖起耳朵听的……”

但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不让这三个人像肖塞那样出庭作证，而只允许他们送交书面证词。

肖塞与我为难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他的证词成了众人的笑柄。比斯托的这个走卒表演得实在太差劲了，局里只能把他送回原单位——财政部。

但比斯托仍不肯罢休。1966年1月的某个早晨，即在菲贡神秘地死去后不久——他的死在舆论界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比斯托这个“负责安全事务的督察”跑到保罗那里，得意忘形地嚷遭：“这一次，我要剥下菲维尔的画皮！他向你撒了谎，实际上他知道本巴尔卡被绑架的事！”

比斯托临时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证人：雅克布瓦泰尔。

雅克布瓦泰尔是一个孱弱、拘谨、畏蒽的人。他讲话的速度极慢，说一个字得犹豫半天。1940年，他负了重伤，动过手术，他被德国人抓去流放过，后又奇迹般地回到法国。他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得了很严重的头痛病。他记忆力极度衰退，常因发觉自己忘事而感到沮丧。

莫尔旺出于同情，给布瓦泰尔安排了工作。在接受处里工作时，我把布瓦泰尔留了下来，让他担任行政秘书工作。他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紧挨着。他负责审查开支的单据，兼搞一些会计工作，当我不在时，他就接接电话。另外，每天晚上，他负责检查我们的保险柜和我们楼道的大铁门是否关好了。我得知洛佩斯曾说过这样的话：“10月29日，在本巴尔卡被绑架一小时后，我打电话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想让菲维尔知道此事，他当时不在，但我让他的一名助手把唐比得罗①通过电话向托马②所作的口头汇报记录在一张纸上……”

因此，我曾力图找到接洛佩斯电话的人。我询问了我所有的助手及那天在办公室值班的人。

没有一个人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布瓦泰尔也与其他人一样斩钉截铁地说：“真的没有，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洛佩斯没有来过电话！”

我早就听说布瓦泰尔身体有点毛病，就建议他说：“再好好想想，明天给我答复。你可能会回忆起来的。”

到了第二天，布瓦泰尔还是像前一天那样坚定地说：洛佩斯没来过电话。

后来，布瓦泰尔又在局长面前重申了这一证词，他的证词被转给了法官。

几周后，处心积虑寻找薄弱环节的比斯托又重新开始盘问布瓦泰尔。他死死缠住布瓦泰尔，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终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使一个记忆力衰微的人“重新有了回忆的能力。”布瓦泰尔到局长面前低头认罪：“我在前几次的声明中讲错了。10月29日，我确实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由于知道菲维尔晚上要回到局里来取他的汽车，我就把电话记录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简短的电话记录上写着：洛佩斯报告说，与摩洛哥人的约会是在丰特内勒维孔特进行的……

保罗立即组织了一个有许多人出席的对质会，他以为自己终于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抓住了我的把柄。

“菲维尔，你在星期五发生绑架事件的那天就获悉一切情况了，你不会对布瓦泰尔留在你办公桌上的电话记录一无所知吧。”

“什么电话记录？”我问道。“几个星期来，布瓦泰尔一直向我

①洛佩斯的化名。——译者

②勒鲁瓦的另—个化名。——译者

保证说，他没有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现在怎么又跟我谈起电话记录来了呢？”

我又补充说：“那天晚上，我是和雅克韦兰一起到我在楼上的办公室的。我们两人在办公室里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如局里的守则所明确规定的那样，办公室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此外，局长应该知道，所有文件都应在办公室锁门前收藏起来。从来不允许把什么文件或记录留在桌子上。”

布瓦泰尔消瘦、痛苦的脸上淌着泪水，“我确实在你的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他疲惫地，慢吞吞地逐字说道。

我说：“布瓦泰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自己的失职，因为你的任务恰恰是保证没有任何东西留在桌面上……”

他并不听我讲什么，而是继续结结巴巴地说：“不，请你相信，我的确把电话记录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纸？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在上面压了东西没有？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可能不回办公室，而打电话是人们在紧急情况下所应该做的事，难道不是如此吗，布瓦泰尔？”

我不再往下说了。我后悔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不幸的人，他把充满悲痛神色的脸转向我，带着哭声说道：“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可怕了！我紧张得夜不能眠，我老婆总是问我：‘你能肯定吗？你真的有把握吗?’……”

布瓦泰尔今天的证词同他过去对保罗雅基埃所说的完全相反，保罗不顾布瓦泰尔犹犹豫豫和前后矛盾的态度，还是要他到法官那里去再次作证。与此同时，保罗向我宣布，我已被停职。

莫尔旺不肯向我提供任何帮助。他佯称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许多人前去看他，要他出面进行斗争，阻止在局里发生如此卑鄙的事，但他们都被莫尔旺用客气的言辞一一打发走。现在已不是抵抗运动那个时代了。

精神濒于崩溃的布瓦泰尔事后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医务室主任博默拉埃：“大夫，想到我对菲维尔所做的一切，我几乎痛苦得要死去。”

比斯托不惜一切代价，终于赢得了胜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的苦涩的胜利之果是建立在一个病人被迫做出的证词的基础之上的。军人和维希政权残余分子组成的帮派集团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摆脱当年参加过抗击德寇斗争，后来转入局里工作的最后几名文职官员。

在1966年1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向各个方面发泄了他的怒火。八天前，他终于下达了逮捕菲贡的命令，但是两天之后，警察只找到了菲贡的尸体。

戴高乐将军埋怨道：“在这件事上，人们把我当傻瓜来欺骗。这样的事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进行处理，以伸张正义。”

由于戴高乐针对警察和司法部门说了些十分刺耳的话，因此有关的两位部长——内政部长罗歇弗雷和司法部长让富瓦耶——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

情绪不佳的戴高乐打断了他们的话，讥讽道：“在内政部长先生看来，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我并不感到这种看法在我们的内阁会议上占上风。”

当时，在政府内有一帮人希望内政部长罗歇弗雷下台，那些老牌戴高乐派分子已联合起来对付弗雷那样的“蓬皮杜分子”，但蓬皮杜却巧妙地保护了他的内政部长。

米歇尔德勃雷在暗中亲自调查本巴尔卡绑架事件，并向戴高乐提出了他的初步结论：应该立即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摆脱马提翁大厦的控制，而由国防部长来领导，这就间接地使蓬皮杜和他的手下的人受到了凌辱。

为了杀鸡给猴看，戴高乐首先拿保罗雅基埃将军开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在一月底任命吉博将军接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