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讲问题不应过于笼统──对总理报告风格的小意见 -- 潇洒书生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温总理的报告高票通过。

有人嘀咕：应多点反对票才好啊。反对票是独立人格、民主自由的象征。

问题是：反对的理由呢？内容上什么都有所“照顾”的报告，怎么反对？

前两天，单位组织大家伙学习领会总理行政工作报告。我当时看过现场直播，如今再读之、再思之，倒有几句话想说：报告讲成绩、讲任务应该，但对面临或存在的问题点到为止、笼而统之，则实在不妥。这样说，有点苛求了，多年来的大小报告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上行下效嘛，何况对各级官员来说，不足之处越少说真的很好。也有人说，说问题只点现象不说原因是传统。据我所知，这不是中共执政以后政府工作报告的传统。

我们来看看1954年全国首届人大首次大会周恩来报告是如何讲问题的：“目前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现在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和浪费的现象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的现象也比以前减少很多。但是巩固和改善国家机关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应当指出：目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违反着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原则。他们往往用个人的领导来代替集体的领导，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来代替民主的领导。他们往往不关心群众的痛痒，不愿意倾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加以压制和报复。他们在工作中往往自行其是，不尊重上级的统一领导，不注意遵守请示报告制度。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容的，必须彻底克服……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机关才能够正确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周恩来在1958年人大报告中说“除了生产性的建设存在着浪费现象以外，在非生产性的建设中，也还存在着浪费现象。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以来，通过降低建筑标准、削减建设项目的工作，使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在整个建设投资中的比重，由过去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一个好的成绩。但是，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总投资额计算，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仍然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全部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面积，就达一亿六千万平方公尺，大体相当于解放前北京市的全部房屋面积的六倍，共用投资一百一十亿元。这个数字显然是过大了。现在，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不了解，过多、过好、过早地进行非生产性的建设，并不能促进生产，而只能妨碍生产，因而许多地方还存在着非生产性的建设项目过多、标准过高的现象。如果把这些现象纠正过来，也就可以省出很多的资金，扩大生产性建设的投资”，“除了上述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中所存在的浪费现象以外，现在，在很多工业、商业、运输等企业中，也还存在许多严重的浪费现象。例如，材料积压，材料浪费，废品、次品过多，资金积压，经营环节过多，管理人员过多，仓库管理不善，等等。在材料积压方面，单就钢材来说，如果适当地压缩库存，并且想尽各种办法节约使用，就可使生产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钢材周转数量减少三分之一左右”。

现在，一些领导、代表在讨论发言的颂词中总爱用“某某报告，内容博大精深、高屋见瓴”等等。报告内容确实“博大”、“高屋”了，可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批评、对策也就泛泛了。

无疑现在的各种报告的写作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讲究遣词用句了，可实事求是的精神却在“概括”中不知被“提炼”到那儿去了。

我读了一下建国初期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其内容都有对问题反映的具体回答，至于这个回答是不是无懈可击，那倒不是。至少，当时对这些问题还是要正式答复的。比如，当年就有反映说“工农的生活水平差别过大”，周恩来一九五七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承认“工农的生活是有差别的”，但是“当我们把工农的生活加以比较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工农生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在旧中国的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百元左右。这里所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不仅包括农民从生产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农民个人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当然，全国各地农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贫瘠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低，富庶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高。１９５６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来看，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工农生活水平虽然有差别，但是并不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而在工农生活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在过去几次工资改革中，我们对于壮工、杂工、学徒工和一部分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农民对这部分职工的工资过高表示不满意，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同那种故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借以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恶意攻击，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今后对于这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必须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农民生活情况，分别加以规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体上保持平衡”。应当说，能够面对问题加以说明、提出原则性措施，还是象话的。

李富春副总理在一九五五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报告说“几年来我们企业的管理工作是有很大改进的，因而全国每年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有不少的企业并没有完成计划，有的没有完成产值指标；有的只完成了产值指标，没有完成产品的种类和质量的指标；有的完成了产量和质量的指标，没有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指标。有不少的企业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存在着忽松忽紧和前松后紧的现象，生产很不均衡，增加了生产中的混乱。有不少的企业仍然经常发生伤亡事故和设备事故，造成损失。由于企业管理工作的缺点和水平不高，工业品中种类少、质量低、成本高等等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中央六个工业部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的非生产性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的非生产性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在一九五四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的投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比例……在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中，由于忽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盲目地追求所谓“民族形式”，讲究豪华装饰，大量地采用贵重的或特殊的材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单就“大屋顶”来说，北京市内各机关建筑的三十九座房屋即因此浪费了五百四十万元。被人称为“地质宫”的长春地质学院校舍是一个很出名的豪华建筑，该院是利用伪满未建成的皇宫基础建设的，因为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装饰，每平方公尺造价为二百二十元，加上原有基础的造价则达三百元，超过国家规定造价一百二十五元的百分之一百四十。有些职工宿舍的造价也过高，例如鞍山钢铁公司在一九五三年修建的职工宿舍十五万平方公尺，单位造价高达一百六十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