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闲聊 回到毛时代-计划经济 -- 子玉

[原创 2010-05-19 07: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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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很多事情人家就是只要资本主义的草，就是资本主义里边的苗他们都不要，这个就是蠢。为什么不要？因为那也叫计划。

对这些市场经济教徒来说，计划两个字就是魔鬼。没办法，只有闲聊。因为草民不是官，管不着只是随便聊聊。

比如我们都知道ERP，那是什么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Planning是什么？是计划。不，硬要叫规划。

明白吗？为了不沾计划经济的边，planning必须叫规划。

由于市场经济教徒的执着，一般在实施ERP的时候，你看各单位个公司，对于这个计划模块的实施，都是摆摆样子的。MRP？实际上都是不用的。

你要是跟他们讨论，他们一摆手：计划赶不上变化，嘿嘿。就不听了。不用。

但是人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还就是搞计划搞的很火。最牛查的是P&G和Walmart。搞出个什么叫CPFR.

CPFR = 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cast Replenishm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要是供应链上纵向的各相关企业，协作（Collaborative）起来进行计划（Planning）提高预测（Forcast）的准确度，从而保证有效和经济的补货（Replenishment）。

这玩意在中国是不可能有人搞了，那整个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模式。当然，马上会有市场经济教徒来抬杠，说这个那个这不是计划这是规划这不是计划这是市场，云云。

计划经济在全国范围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计算机还没有咧。现在不同了。有计算机，有甚至所谓的云计算。所以，计划手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在各种商品的定价体系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整个经济的基础条件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所以回归毛时代，不是说要照搬毛时代的一切。这个也不可能。不可能的意思是说，也没人要这么做。但是不要一提毛时代的方式方法，就立刻群起而攻之，就要挖人家祖坟。生怕毛泽东回来似的。

现在回归毛时代，就是要在现在的物质条件下，重新运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具体地融入到现在的经济运作中去。这个实际上是善莫大焉。

闲聊，咱们就随便一说。等着市场经济教徒来砸茶馆。

首先要个体信息化。把每个人的方方面面的数据都汇集起来，大量的数据如果经过分析解释，找出共性和特性，找出需求，能产生多少成果，不可想象。这个是社会的人体基因组计划。而且，现在智能手机用途广泛，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同时通过网络互相联系，中国一步就会超过美国。

就是所谓需求拉动。不必到每个人。

真的要做可以先从若干关键日用品做起，也可以从公用事业消费做起，比如燃气或者用电。

这种事情应该不难。关键是思想被束缚了。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啊！这次是向毛泽东思想解放。

正儿八经的计划经济。大跃进，三面红旗，一直到文革。哪个是计划经济

转载个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她(谢淑丽)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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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定义前提必须要有全体劳动生产者的参与讨论和规划并最后有类似“人大”机构的审批。不是陈云式的经济家主持个计划委员会就可以了，后者充其量叫“肉食者暂时谋糟糠”。

然而政治上没有广泛的讨论参与的权利，经济上也无法巩固即使表面暂有的讨论参与的权利，对广泛而普遍的讨论参与权利这一课题不仅研究者屈指可数，而实践者更是海外无海内独

只要破除计划经济就一定坏这个思想枷锁。

我理想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是，每人每月凭身份证可以领到一些东西。例如，吃，28斤米，油盐若干。穿，某些指定款式的衣服每年若干。住，根据家庭大小分配的房子若干。行，交通卷若干。

具体可以这样搞：国家提供一种最便宜的米，就叫“计划米”好啦，这种米每人都可以免费领28斤，小孩少一点，15斤吧，保障供应，但是要预约。每个家庭凭身份证，事先去居委会或者哪里预约，我下个月要多少多少斤这种“计划米”，居委会就上报，然后下个月给送到家里去。油盐也是这样。

穿衣服，可以由国家或者地方聘请设计师，设计一些不难看老少咸宜就跟军装似的衣服，然后也是各家到居委会去申请。这种衣服要实用，但是不能好看。最好还给印上“抗震救灾——玉树2010”或者“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种醒目的公益广告。

住房，各个地方在远离城市但是有地铁的地方由政府出资修建小区，人均12个平方，申请后免费住宿。但是要像军队或者大学宿舍那样严格管理，晚上要点名，夜不归宿需要写申请给出理由。无故夜不归宿要批评，屡教不改就予以处罚，例如给搬到人均5个平方的屋子里去。

交通，那就是发一定数目的交通券啦。

甚至还可以发家用电器，计算机，但是都要打上醒目的牌子例如“Lenovo社会主义好”这样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免费领来的。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打造一个不依赖金钱的最低社会保障系统。一个人，哪怕什么钱都没有，也可以依靠这个系统一直活下去。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系统要保证在里面的东西完全的非精英化，就是精英都不好意思吃穿用。这样精英就会自动离开这个系统，一个人混得好了以后也会离开这个系统。例如，衣服都是那种印着“抗震救灾”的，走街上大家都知道是免费的不流行不上档次的。这样虽然免费，大家还是会尽量想办法去劳动挣点钱自己买好衣服。当然了，一个人也可以先免费领了衣服再去卖，但是因为别人也领得到，所以也卖不出加钱。

我认为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免费最低保障系统当前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你不觉得他们在这个系统的人和奴隶木有两样？这不就是歧视么？

稳定的社会，就应该是保障穷人的基本温饱前提之下，允许勤劳致富的随便发财。

曾经有一度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这个不好，然后都拥护搞资本主义，后来就幻想自己是那些先富，结果大多数人都没有先富成。现在是什么情况？

估计有很多人后悔了。

如果大多数人后悔了，就可能搞这个新社会主义。如果绝大多数不后悔，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好，宁愿受穷，那就不会搞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无可避免的让人变的懒惰而木有进取心。中国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其实要做好的是一定的社会保障，让人门能够体面的生存，即使不具备强的竞争力的。

1,奴隶是被强制劳动的，而我这个系统里不需要劳动。就是说，如果愿意，你可以免费领粮食衣服，然后天天窝在屋子里用“Lenovo知足常乐”电脑打免费网游，奴隶没有这个待遇吧。

2，奴隶是不可以退出的，而我这个系统里可以自愿退出，甚至要安排强制退出。你嫌制服式的衣服不好看，你可以去劳动挣钱买好看的；嫌12平米太小，可以努力去卖大的。而等你真有了大房子，那就要把你赶走，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晚上点名都到了。这也不是奴隶能享受得待遇吧。

你真正要批评，应该批评我这是把人当猪养，可能会让人没有积极性，而不是把人当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