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续二） -- 温相

根据李宗仁的回忆，我们知道日军当时全国的总兵力也就是可以在编的战斗人员总数是四十个师团。（参见唐德刚著《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而用于进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则在八个师团左右，也就是说日军动用了相当于全国兵力的五分之一的兵力还进行南京的作战，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候讨论陶德曼转来的日本人的“和平协议”自然有些滑稽，同时也暴露出日本人所谓的“和平条件”不过是拙劣的烟幕罢了。

蒋介石出于政治和对友邦人士的幻想的双重心理决定固守南京，唐生智则出于对蒋百里的电报的深信不疑和自己决心重掌部队以及抗日的决心来申请担任南京守卫的最高长官。这两个人的决策背景如果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待的话，他们的初衷都是本着抗日的主线发展的。其中尽管有着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的。这里顺便说一下，蒋介石其人在抗战初期是很有一定决心的，然而作为一个最高当局仅仅有着决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十分到位的军事手段作为辅助，蒋介石所推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和挖河灌敌政策不但没有有力的消灭敌人，反而让我们自己的军民吃足苦头，我们以往习惯用蒋介石以后的倒行逆施来否定他的抗日第一阶段的决心，这是片面的，而后，又有人试图用蒋介石第一阶段抗日的决心来证明蒋介石在抗战正面战场上的策略是完美无缺的，这也同样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因为有了南京保卫战才导致日寇的种种暴行，似乎南京的不可固守以及稍后的被屠城的罪状之一就是南京保卫战。事实上，日寇杀戮我抗日军民和有计划的屠杀、灭绝我民族的衣冠文化是由来已久的。这些才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根源。

以往，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段落“侵略者的屠杀并没有吓倒人民大众，反而激起了他们更为强烈的反抗，鲜血让人民更加觉悟。”这句话从理论上说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屠杀的血腥让很多人重新考虑抵抗的意义。我在翻看军事科学院编辑整理的中日抗战历史有关资料时发现，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中国沦陷的一些地方，往往一个县城只有一百多个日寇在驻扎，换言之，也就是一百多个日军可以控制十万人以上的范围。这是一个令人不愿意相信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位曾经参与日寇受降工作的老同志介绍说：“日本人要是能在一天之内杀光中国人的话，他们早就会那么做了。”大规模的屠杀的背后是种族灭绝的既定方针，而面对大规模的屠杀一方面自然激起了反抗，一方面则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沉默和屈服。

日军师法清兵南下的策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中国的首都，志在必得，而后在中国的首都开战大范围的屠杀，其目的更是以此来恫吓中国军民，这就是挖心战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清朝的乾隆在回沈阳祭祖的时候，对两位祖先有过十分高的评价，一位是皇太极，乾隆说他是“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业实肇乎此。”另一位则是多铎，乾隆说他是清初军功诸王中的佼佼者，其武功自开国以来无出其右。而多铎是扬州十日的发动者，也正是扬州十日的屠杀彻底击垮了南明的脊梁，扬州十日之后，来自明朝自己有生力量的抵抗已经日渐衰微，其后，南明政权不得不借重海上军阀或者农民军旧部，明末士大夫和官员的最后一点抵抗意识都在这次屠杀中泯灭了。

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既定国策的演习，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的旅顺大屠杀，日军杀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普通居民达二万人之多，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根据目击者英国人、美国人的记述可知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也就是在这个大屠杀之后，满清政府终于屈服了。而南京大屠杀之后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在总理纪念周上大唱低调，《新民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登载的《汪副总裁在总理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上转述汪精卫的原话是这样的：“吾人有何具体办法，以自力长期抗战？”大屠杀显然已经令国民党内部的部分官员感到了由衷的恐惧，而王克敏等汉奸政府的粉墨登场又让一部分人看到了苟活的希望。一九三八年一月，也就是大屠杀方兴未艾之际，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去上海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询问刽子手们有没有可能在南京陷落之后给予国民党当局一点格外的希望。（详见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版和《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日寇在占领区比如伪满洲国中，除了动用暴力手段镇压抗日活动之外，还野蛮的通过同化政策，不准中国子弟学习汉语，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大烟鬼”一度成为日寇占领区中具有一定保护意义的代名词。而对于那些尚未征服的地区，日寇一般就采取和南京一样的模式，屠杀。日寇三管齐下，一个是从文化上灭绝中华民族，一个是从精神上灭绝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从肉体上灭绝中华民族。所以，我们说日寇在整个三四十年代的入侵中国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而日寇也是比较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外族都凶残的死敌。也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之后仍旧能够奋起反抗的中国的抗日军民应该无分党派、信仰、宗教、民族给予一体的敬仰和尊重，不要再因为历史的隔膜或分彼此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南京大屠杀之于侵略者的本来面目在那时仍旧有不少人没有给予深刻的认知，诸如董道宁等人所代表的势力，更为感到吃惊的是，作为受害人的子孙后代，在至今没有得到屠杀者的谢罪的今天，台湾岛内部分人士公然宣称：“日人毋须自责，免失信心”，“那个时候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的。”和日本国内那些试图一笔抹杀这项滔天的历史罪行的军国主义分子同出一辙，也难怪我们要以十二万分的警惕和努力来重新的审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了。它不仅是历史，也是一部当代史。

此文写到这里就结束了，都是个人一些不成熟和浅近的看法，希望各位朋友给予分外的指正和讨论，籍此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