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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甘南风波”·《西路军史话⑷》 -- 双石
张国焘变脸的原因，官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2版，第362～第363页）是这样叙述的：根据中央部署，“红四方面军便需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在通、会、静、海地区坚持两个多月。中央虽连电督促红四方面军迅速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定、会地段，张国焘却踌躇不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远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部官版权威史著的这种解读，是因为其作者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宗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签发日期的判读错误（将9月15日判读为9月13日），以为张国焘9月13日致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仍然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那个电报，是对中央这个电报的赞同反应——而且很多读者有可能把“快向西北进”中的那个“西北”，解读成包括陕甘宁青新地区的那个“大西北”，而不是根据红四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位置而确定的、有着具体指向的“西北”。
其实，张国焘变脸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而对行动方针作出的重要调整。张国焘的这个“变脸”，应该是从接到中央的这个“重要调整”（即中央9月14日18时“占领宁夏部署电”）开始的：中央来电中的“重要部署调整”，不仅是把三军会师的日程提前了，更重要的，是将“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变成了“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
如此，如前所述的张国焘出于纠结心结的种种考虑，俱有落空之可能。
但这个改变出自中央，源自共产国际，张国焘要想独自一人唱反调，底气仍显不足。
9月16日～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开会讨论中央部署，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刘少文等人（徐向前、周纯全等在漳县前线未能与会）。关于会议情况，与会者傅钟有一段回忆：
……
关于部队的战略方针，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九月十三日来电的部署（引者注：应为九月十四日），发动静、会战役。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然而，一进入具体方案制定时，张国焘的底气就变得很足了：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陈昌浩也有相类回忆文字：
——[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国焘增加的底气，至少有可能部分来自于未能与会的徐向前9月15日的那个“西进”建议——张国焘有可能是在岷州会议开会后的9月16日收悉徐向前这个建议电的，而张国焘反对并推翻西北局根据中央的部署调整而策划“静会战役”的理由，恰好就是数十年后徐向前的“微辞”——对其当年动议“西进”所作出的解释！而会议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后，代表争论双方的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还于会议第二天（9月17日）傍晚，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询证中央14日部署电的有关内容：
“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箝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单独攻宁等问题；
如四方面军乘势这经河州附近过黄河抢占水登，是否利于一方面军行动等问题；
……
——[《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34页注[1]，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象“攻宁夏与甘西．何为重点”这类问题，就是中央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完整向下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虽然既或没有这句话，也并不影响这个“指示”基本意思的解读——“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笔者注：不是甘西！！！），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中央复电是在会议结束后的9月19日15时才发出的，故而未能及时在会议上传达。
然而，岷州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在没有得到中央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还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党性，还是根据中央部署调整的精神作出了决议：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组织实施静会战役计划。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名义致电前线徐向前、周纯全，下达《静会战役纲领》。
据当时在红军总部任警卫班长的潘开文回忆：
——[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3月2日。]
据朱德称，张国焘还在会议形成的决定——《静会战役纲领》上签了字[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23日），转引自《朱德传》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中央的那个“答疑解惑电”虽然没有赶上趟，但其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有必要在此全文引出——中央在此电中详陈利害，实际上也回复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些当事人数十年后仍然纠结于胸以至于继续被人利用发挥的那些“微辞”：
筱申电十九日十二时收到，敬复如下：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当先占领定远营。
（丁）据宁夏同志云，宁夏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屯驻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取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三州等坚固城池。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从李毅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从中卫到红水、永登，沿黄河西岸并不通过沙漠。
（戊）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距今还有七十天左右，此七十天内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中宁县在金积县西南）及金积之一部，粮食不成问题，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准备十二月初渡河。
（己）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定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庚）据最近调查，靖远以上至肃州不结冰，靖远以下均结冰。
（辛）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七十天内逐步北移，至十二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一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
（壬）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毛、周、彭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集中先占领宁夏问题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34～第1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中央此电的相当内容，是得到了随即而来的事实映证的！虽然因为因“甘南风波”延误了时日，三大主力会师之际敌胡、毛、王各军也已相互靠拢，红二方面军也被迫向北转移，“通庄静会战役”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至少，也证明了北上静、会完全不象张国焘嚷嚷的那么可怕，也是“断送”不了红军的！而看似庞然大物的胡、毛、王各路敌军，只要是三军同心，指挥统一，也并不是不可以找到各个击破的机会的！
后来在极度险恶环境中一战而改变局面的山城堡之役，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已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的张国焘心有不甘，遂连夜策马赶往漳县前线。21日，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计议的结果是“枪杆子指挥了党”：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也就是徐向前15日建议内容。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岷县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张国焘关于未经他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致周子昆等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封锁朱德等向党中央汇报的渠道。
幸而红军总部还有党性未泯的领导人，幸而总部通讯部门还有党性未泯的负责人，幸而朱总司令一年以来身处逆境却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动感染了诸多红四方面军将士，朱总司令终于突破封锁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变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西北局乃至红四方面军内部拥护中央部署反对张国焘“变脸”的意见：
（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
（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德
——[《朱德关于少数同志拟推翻西北局决定之静会战役计划原案致林育英等电（1936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然而，获得了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而有了底气的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朱德总司令突破封锁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贺、关、刘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张国焘摆出的就是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竟然还声称是因为“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大概他觉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样，劲头很足，口气也很冲，一口一个倘如按中央意图办就要“断送红军”……
为了解除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主力将独立迎击胡敌”的顾虑——《历史的回顾》曾经有过表述[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彭德怀还于9月25日电请毛泽东转致朱德、张国焘：“奉毛主席电令，一方面军主力配合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二十七日开向将军铺、单家集出动。[《彭德怀关于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致毛泽东转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9月2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然而张国焘仍然要一意孤行。
最后是老天爷出面说了话才有了“果”——徐向前等返回洮州向西侦察的结果是：黄河彼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就这样了张国焘仍然固执已见，在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又提出“绕道而行”。
与会者傅钟回忆道：
朱总司令劝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张国焘还想来一个漳县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笔者注：这是共产国际指示声称“不能允许”的，也是徐向前数十年后仍然纠结于心的）。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同志也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几位同志会前和我交换过意见。感到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5～第7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月27日，朱、张、徐、陈致电党中央，决定再次北上，且“不再改变”[《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4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次日，朱德、张国焘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报告红四方面军已“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朱德、张国寿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这是张国焘一年来第一次将“陕北同志”称作“党中央”。
2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又掉头北上。
三军大会师前的这一段插曲，史称“甘南风波”。
红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党中央”再次赫然出现在电文抬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九十三师行动的电报（1936年10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此前还底气十足的张国焘，折腾出一场本以为可以就此远走高飞的风波后，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过去的新“错误”，如今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低头俯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在此前就已见端倪：张国焘拧着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时，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与陕北同志取平行关系”这个最后的台阶——比如前几天9月26日12时，他在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执意坚持“西进”的同时，也发出了“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关于先期占领甘北等问题（1936年9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另，此前的9月10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似有一电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内容似有“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与军事方针之领导”之提议——参见《贺龙、任弼时等请求红四方面军暂停止在现地区待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这样“预留后路”的“示好”信息……
还是徐向前了解张国焘——“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对这段史实，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颠覆性的陈述：在张国焘的回忆文字中，他把“西进”说成是“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而会师后的“西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的“西进”，于是他成了北上会师的力主者，陈昌浩等反而成了滞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顽者！——幸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留存了下来；幸而，诸多原始文献档案，留存了下来！
张国焘，他一笔墨汁儿，泼黑不了天！
“甘南风波”对张国焘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击，但“甘南风波”被老天爷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给摁了下来，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有着相似纠结心态的一些领导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视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机缘，这纠结的心芽，还要复萌，还会开花，还想结果！
果不其然，在一个月后“宁夏战役”中，这纠结的心芽，再次复萌。
上一节——双石:【原创】]“合取宁夏”——中央的部署调整·西路军史话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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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引者注：即西北局朱、张、陈9月13日的建议），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都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夺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共产国际批准了红军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九月十八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我们开始行动．拟向静宁、会宁地区转进．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上。
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笔者注：把重要原则，从哥们义气角度视作“权位之争”，且是否有“诛心”之嫌，各位尽可以见仁见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诃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了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队调动，准备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
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二十九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亡面所拟定的军事汁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二方面军全部和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让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军东往毛儿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经刷金寺（注：应为查理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应不会利用日军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莲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等为题材，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候机而动，这两部份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棵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内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大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克，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注：张记忆有误，此时会宁为敌所占，会师前一天方为红一方面军部队占领），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注：张记忆有误，这是会师之后的事情）。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注：张记忆有误，陈昌浩一直在岷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注：这可不是记忆问题，而是有意混淆视听了）。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已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
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同他去通渭（注：应为漳县，下同）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达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未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有大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往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注：这也不是记忆问题，而是有意混淆视听了）。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消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
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战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间既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汁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据有河西走廊和新抓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本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向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带地区。徐梅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二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军防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了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哉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渡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注：张记忆有误，实际上不过几天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07～第51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