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一篇 陕甘宁边区的特产价格问题 -- 北风扬雪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特产问题，曾有河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陕甘宁边区鸦片的收益不及种粮，故而不值得种植，这是个很有趣的看法：

【当年鸦片的产量很低，而且严重依赖收割鸦片的人的工艺熟练程度和收割时候的天气，忙了一年啥也没捞着很正常。民国年间鸦片普通情况下一亩地的产量大约是20-30两，很低的生产量了你是愿意用一亩地出30两鸦片还是愿意出一百多斤斤粮食？陕北缺粮食还是缺鸦片？或缺钱？钱在陕北用处很大吗？】

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在边区鸦片到底值不值钱，如何值钱。

我们将粮食、棉花、猪肉、食盐这四种边区主要商品的价格与“特产”价格进行对比（文中涉及的货币价格以1943年10月的数据为准，因为这一时期的价格比较齐全，部分物品采用实物折算的方法进行比较，对比所用货币单位统一为边币）：

首先是粮食：

边区的平均粮食亩产不到2斗【1】，边区1公斗为30斤，1石为300斤【2】，也就是说边区粮食的平均亩产量不足60斤。在43年10月上旬，边区细粮价格为1万元/石【3】（边区文件提到的“细粮”一般指小米【同注2】），也就是说1943年10月边区小米价格33.3元/斤

再看棉花：

边区布的产量为14斤/亩【4】，棉花与布匹的比价按2:1计算，即2斤棉花换1匹布【5】（其实布匹进过加工与运输还要增值，我们这里就不考虑了，打出一些富余量）。

猪肉价格：

边区每斤猪肉的价格一般相当于2升（6斤）小米【6】，牛羊肉每斤的价格则相当于4斤小米【同6】，又根据西北局所开杀生坊（屠宰场）的统计，43年所杀的498头猪平均每头出40.3斤肉6.3斤猪油。4.5斤下水。一头猪总值约56.3斤猪肉【7】（也许有人质疑统计中猪的重量过轻，这其实是符合边区实际的，延安的猪普遍瘦小没什么份量，《谢觉哉日记》中也有记述【8】），也就是说边区一头猪的价格相当于337.8斤小米。

食盐价格：

1943年10月边区盐价刚刚涨为50元/斤【9】（本人注：40年代初期边区食盐价格约为同期粮食价格的70%或持平，几年之后盐价涨至粮价的150%可见食盐统销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通过以上的比价互相折算可知，1943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

小米33.3元/斤（亩产60斤）

棉花亩产14斤

猪肉每斤200元，每头猪价值11248.7元（小米337.8斤）

盐50元/斤

同期的“特产”价格是多少呢？

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1943年秋季度）

可知边区缉私部门将纯烟作价2200元【10】

而根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可知“1943年8、9月间特产2500元1两，土布400元1匹【11】”

则我们可以算出1两特产（以较低的2200元计算）价值为66斤小米或11斤棉花（2200/400*2）再或44斤食盐。

则以30两/亩的收获量计算，1亩烟田收益相当于33亩小米（66斤每两*30两/60斤每亩）、23.6亩棉花（11斤每两*30两/14斤每亩），或者1320斤食盐再或5.9头猪，

这个收益是很高的。

（本人注：在这个交换中棉价被折算为200元每斤，与食盐50元每斤的交换比例约为4:1，符合42年10月边区政府委员会决议中提到的盐棉3:1至8:1【12】的交易浮动范畴，并趋向于较高点，可见尽管棉花价格是通过布匹进行折合的，但误差仍在正常范围内）

当然也有河友对我的计算方式提出质疑，称“延安鴉片價格是布匹四倍。我估計，成都只會更低。只反映延安禁煙更嚴！”抗战期间成都鸦片价格我没有研究不好说，但延安一两特产可换数匹布倒和延安是否严厉禁烟关系不大，而是那一时期特产价格的反映。

我们就举一个鸦片泛滥的地区为例，说说那里的鸦片价格问题：

抗战期间的大青山地区是国共日三方交错控制的区域，其中日伪占优势，共方占劣势，国军后期就只能打打酱油。在大青山地区鸦片是相当泛滥的（主要是由于日伪毒化政策的影响），泛滥到什么程度呢？45年抗战胜利后蒙古族干部堪拉返回大青山，地方同志给他布匹和大烟“以备急用”。时任绥远省主席的杨植霖（当时绥远行政的第一号人物，后来退居绥蒙政府副主席，绥蒙政府主席由乌兰夫担任）也是能随手掏出大烟打赏送信人的【13】。

在这种情况下，大青山集宁市德恒乡的统计为【14】：烟土每两须洋五十元，牛每头需洋一百五十元，羊每只需洋六十元，鸡每只需洋二元，猪每口需洋九十五元，筱麦每百斤需洋三十元。

也就是说在大烟泛滥的绥蒙1两烟土可以换25只鸡。或者167斤莜麦（当地主食）30两烟土可以换15.7头猪，特产价格比边区还要贵上很多，与之相比边区特产价格倒也算不上高（当然这个数字有些怪，但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比较明确的大青山特产比价）。

当然有可能有人要说仅以43年10月的物价做依据似乎缺乏普遍性，那我可以补充几个事例：

1941年7月15日安定县米每斗40元（应为边币）【15】

1941年8月13日绥德县小米每斗52元（边币）【16】（本人注：一般来讲米价是要高于小米的价格的，这里小米价格较高我认为是通胀的原因，绥德受到了边币进一步贬值的影响尚未恢复，当时绥德边币：法币比值为1.8:1，而7月份在合水县边币与法币的比值仅为1.3:1【17】）

1941年11月2日在延安的客栈特产的代售价为100元法币/两【18】

即便考虑到通胀的因素，41年1两特产换取60多斤小米也没什么问题。

事实上42年6月外地烟贩委托358旅715团运输特产时，每两的保费就达8元法币【19】，相当于41年7月1斤（16两）棉花的价钱了【同15】（考虑到通胀因素，仅“保运”花销也是同等重量棉花的数倍了）。

当然由于民国期间法币的通货膨胀现象，加之边区边币通胀甚于法币，所以以上阿片与棉、粮、肉、盐的对比仅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估算，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特产贸易颇为有利可图。现在

你是愿意用一亩地出30两鸦片还是愿意出一百多斤粮食？

• 你是愿意用一亩地出30两鸦片还是愿意出一百多斤粮食？
• 一石=300斤可以说网上到处可见

没有粮可以去国际市场买，如果买不到，那就是因为你自己自绝于国际社会

是这个意思吧

只用货币来衡量粮食的价值，和考虑实际情况来衡量粮食的价值，得出的只可能是两个结论

所以用此对比，一般研究历史上各朝代的贫富问题也以粮价折合为主流算法。即便放弃货币比价改以实物对比1两特产可以交换5.5匹布，折合11斤棉花。30两特产可以折合20余亩棉花，这个实物比价也是很高的（再以棉花反推食盐粮食猪肉也是成立的），所以这个比价并非单纯依靠货币推算，而是货币-实物双保险的推算方式。

一般而言虽然禁止出口粮食，但边区倒不至于吃不上饭，一般年景粮食产量还是略有盈余的。边区的问题是是入超严重（需要大量进口布匹棉花等物资，却出口乏力）无法平衡贸易的问题。特产贸易正好填补了这一缺口，支持了边区财政（40%）。

关于大青山特产价格较高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是对“两”的不同定义，边区为16两1斤的两，大青山可能用的是“旧两”，是“新两”重量的三倍，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完美的解释两地特产价格问题。

我没有研究过茅于轼。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不晓得他们的观点对研究历史问题有何帮助。

越是大宗的物资，在封锁条件下走私进出边区越困难。至于粮食问题，以边区的自然条件，一般年景盈余的粮食正好可以供所有脱产人员吃掉，盈余绝不是你说得那么多，输入的资金主要是满足粮食以外物资的供应问题，以其中比较大宗的棉花为例，一个人每年要吃几百斤粮食，但是棉花的消耗量，平均起来一年一公斤算多的了（1949年时全中国人均棉花占有量才一公斤）而你文中举出的那几年年景不好，外加脱产人员增加，所以矛盾才越发凸显，以至于民怨沸腾。

陕甘宁的经济，在民间其实主要是自然经济为主，在官方则是战时共产主义，这两种经济，其实对货币的需求量都不是太大。

偶不否认你收集的事实，但觉得你对商品贸易量在边区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估算方法有问题。

你的研究工作很有意义，这事反正早晚要说清楚。有人研究是好事。

另外，茅于轼的重要观点是，中国的粮食问题可以通过国际粮食贸易来解决，因此不用保证国内耕地面积。和你的问题的共同点都是认为粮食这种物资是可以通过贸易来解决的。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是大量的人口和相对不大的国际粮食贸易总量的矛盾，而对于边区来说，主要是KMT政府绞杀式的封锁，别说种鸦片，就是发现金矿，也不大可能买到足够的粮食。

“你文中举出的那几年年景不好，外加脱产人员增加，所以矛盾才越发凸显，以至于民怨沸腾”请问是指的什么问题？请写明。

以自然灾害看40年（前文记忆有误）和45年受灾较重（40年受灾面积429万亩，45年受灾1788万亩【原文如此】，其他年份受灾面积均在大几十万亩的规模《历年来边区灾情损失》《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11》P284），哪有连续几年年景不好的说法？你又认为是哪几年年景不好，有何依据？总不能说42年至48年年景都不好吧。

边区棉花年消耗量大约是350万斤，但由于边区自产棉花数量很少，41年棉花产量50万斤，42年140万斤，43年209万。44年304万斤，一直无法自给所以缺口很大。而边区粮食禁止外销，只在内部流动，加之产量基本能满足消费，故而粮食和进出口平衡问题没有太大关系。

《一九四三年边区农业工作总结》

今年原计划植棉十五万亩，实际种了十五万零二百八十七亩五分，较去年增种了五万五千余亩。估计可收净花一百七十万全二百万斤，能供边区消费量半数以上(年需约三百五十万斤，对于保证供给，减少输人，起了相当作用。）《边区政府文件选编7》P533

“边区货币需求不大”这种说法是挺好玩的，需求不大还怕金融波动干什么，延安又为何会有法币黑市，动辄找银行借款（43年借款边币11万万元）又干什么？

金融问题一直是边区严肃关注的问题，即使是在陕甘宁边区，钱也是很重要的，没钱，共产主义了的人可能能行，140多万边区老百姓却是万万不行的。延安还没彻底退回以物易物呢。

也从未说边区的粮食问题是通过特产贸易解决的。我在正文中哪一句表达了这种观点请指出。

通过研究史料我认为40年代边区特产贸易的目的在于解决进出口不平衡的问题，并且赚取利润换回边区需要的外汇（法币）和物资（如布匹），粮食由于运费较高，并不是理想的交换物资（类似我前文提及的食盐）而且边区特产向国统区出售的主要口岸关中分区本身并不缺粮。再者陕甘宁边区后期主要是晋西北根据地特产外销的中转站，其粮食自给能力并不受特产运量的影响，就是运销了1万万吨特产出去也不会对边区内粮食产量造成任何影响（至于晋西北根据地“特产”的来源、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现在尚无充分资料可供研究）。

具体到此文我只是用特产与粮食的比价证明40年代特产依然很值钱罢了，河友所举出的“30两特产”无论如何比“100斤粮食”有价值。和茅于轼的说法有何逻辑关系请指出。

或者你认为指出中国黄金价值是粮食价值的10万倍，就意味着中国粮食问题是靠向国际市场抛出黄金解决的吗？这中间是什么逻辑？

80年代中国经济自给自足和拼命换取外汇并不矛盾。

边区是受到国府与日方的双向封锁的,所以相对的,通过直接生产粮布来内部整合,与发展贸易用作物,先赚来钱,再进口相应物资,这两者的取舍,在合算与否上,就变的比较更复杂.

除了一般的市场价格外,还要考虑封锁方的封锁能力,所造成的相关成本.

日占区是公开贸易的,国统区也实际差不多是公开生意.

这种情况下,封锁只要造成一定的交易成本,仅就价格来说,就可能叫这些东西在日占与国统区无法流通.

共军有些物资,别人是再怎么封锁,也非得买的,比如石油,再封锁,这个生意也要作,还得政府作.

边区那地方,早在清末就是鸦片生产地,共军去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全改了,所以在相当时期,有一定的生产,是肯定的.

但在封锁状态下,通过对鸦片的生产扩大,来解决物资缺乏的动力,是严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相应的,收缩这方面的生产,更多的加强自产物资,不仅在自用上是合算的,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合算的,因为国统区和日占区,粮布等基础物资,也是缺的.

所以才说这种话“边区那地方,早在清末就是鸦片生产地,共军去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全改了,所以在相当时期,有一定的生产,是肯定的”

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禁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斯诺37年造访延安的时候才会称边区没有鸦片（虽然还有公膏店之类的经营场所，但大体上是很少了），40年前边区的禁毒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好的。40年后由于国共摩擦以及皖南事变，国民政府停发军费60万法币/月（时价约合180万斤粮食/月），转而实行封锁，这才让边区财政捉襟见肘，开始动歪脑筋。42年允许老百姓种植特产，在南泥湾的垦荒部队（359旅、炮兵团、警卫营）也把农业重点放在特产种植上。但由于日本人把这件事捅了出去，并引起国统区媒体质疑，43年边区又转为禁止老百姓种植特产。“特产”的来源改为晋西北根据地，边区政府负责转销，并与食盐一样实行统销（即黑白统销）补充财政。但军队和政府机关为了完成生产指标（前面有人提军事共产主义，其实军事共产主义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部分生活问题，边区是无法完全补给的），绕开政府统销，自己走私特产盈利。

日军对边区到看不出如何封锁，边区是主动不和日伪政府做生意的，一方面是民族感情，一方面是不要贻人口实。当然，尽管如此一些较小规模的交易还是存在的，抗战后期边区曾拨给另外一个根据地伪联币1000万，显然是交易的结果。

我再强调一遍，43年起边区主要靠将晋西北根据地的特产运往国统区的方式抽头盈利，至于边区自身的特产生产较之42年的高峰期反而大大萎缩了。

边区特产从皖南事变钱的大体禁止，到42年开放种植，再到43年改为禁止私人种植、统销出售赚取利润是有变化过程的，用“边区那地方,早在清末就是鸦片生产地,共军去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全改了,所以在相当时期,有一定的生产,是肯定的”搪塞是没有意义的。我没有试图证明抗战期间边区一直在大种特产。

石油生意亏钱；食盐生意能带来现金流，但赚钱困难搞不好还要赔；毛皮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唯一能赚取大额利润，并且容易外销的也就是“特产”了。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我说的当然是吃完了之后的盈余

《一九四三年边区农业工作总结》

今年耕种面积约为一千三百三十余万亩(详数一千三百三十五万七千零五十五亩)，总产量可达一百八十四万石，消费量约需一百六十二万石，两抵尚可余粮二十二万石。在今年秋收以前，人民中还有历年积存的大批余粮，以三边、陇东和延属余的较多，有的现存粮食可供二年之食，最少亦可供一年零一季的粮食。余粮较少的要算绥德分区，因其地少人多的关系，但有相当剩余是无疑的。因为近五年来，绥德分区的收成虽不算丰收，.但没有跌年成，同时又有大批人口外迁，粮食消费减少了，所心多少是有粮余的。以全边区估计，秋收前全边区的存粮，当不下三十万石，连同今年秋收后，除掉明年全年消费所剩余的二十二万石，合共当有余粮五十万石以上，约可供边区四个月的的消费。《边区政府文件选编7》P533

军事共产主义？按计划要求政府机关、学校要自给全年的蔬菜，主粮要自给一个半月。军队要求自给全年蔬菜和3个月的主粮。为了让自己所在的部队、机关生活更好（也有时候为了表现自己生产运动成绩好），隶属于部队、机关的生产、经营部门广泛参与了特产、黄金的走私活动。358旅发挥在晋西北归来的经验优势自己上手种植。看不出他们如何视金钱如无物，相反走私积极给陈云气得够呛。仲勋坐镇关中看这些人破坏统销自行买卖也没辙。

绥德地委关于黄白黑料面毒品流入的报告

(4月11日)

习、白、袁、杨呈转高、贺、陈:

据悉。晋绥黑货近来统制较松，货散于各单位，而各单位又可单独授受。于是各地一些生产人员和此地一些生产人员，或互相结合，或与商人结合，或甚至与敌汪榆林韩城宜川私商结合，大事黄白黑投机走私。

我们研究，黄白黑的追逐投机私贩，原因有以下儿点:

（一）首先是小公与大公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此间大公在某些问题确也顾小公不足，延安大公发价低发款迟，使一收小公遭受困难，但小公思想搞不通，不顾大局。

只图本位利益，不顾政策禁令是主要。他们借口“保障供给”，“凡百人或凡千人吃饭”，怪大公不照顾他，互相看样子，“他搞得。我也试搞一下”。于是互相勾结。或与私商勾结，盲日追求利润，大肆投机。使大公处于孤立地位——家鼠多，洞多了。

（二）其次重要矛盾即在晋绥与陕甘宁西边区间的一些具体步骤上。看来晋绥是要抛出黑货收入货物。但他们一放，我们此地便受害无穷了。

……

（七）近来，分区主要负责同志去延，一些人钻此空子，益行放肆。同时，这些人又说，“延安说罚人还不是那样子？！***还不是还当**部长？！”云云。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149—153

《关于鄜县及关中分区鸦片委员会走私与强迫收账等问题的调查报告》（1944年8月）

目录

(一}鄜县境内的走私调查

（二）关中分区种植鸦片及其查毁调查

（三）关中分区特货走私之调查

（四）关于收特货帐的问题

（五）关中物资局要求反映的几个问题

（六）处理问题的经过及关中领导上的概况

(一}鄜县境内的走私调查

359旅的走私情形……

其他单位的走私情形……

（三）关中分区特货走私之调查

走私的一般概况

今年一二月提议代销之时，公司区和*所都参加了，这的确解决了部分的经济困难，但实际也促进了以后走私的发展。四月十五日传达了禁止走私的命令，当时情形良好，没人走私，五月中旬走私开始。

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转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由于货物多以法币交换，而且不易求得，因此，特货就成为对外贸易中最合算的东西，有了它，什么都可以买到，这种客观情形也形成走私的便利条件。

……

警一旅的走私情形……

地方党政机关的走私概况……

其他部队的走私情形……

（四）关于收特货帐的问题

关中距友区较近，特货多是现钱交易，因此发生纠纷的并不多，兹将调查所得有关收账的几件事报告如下：

（1） 铁王王三拐子欠县保安科法币十万元，保安科派人去装他的麦子，他吓得跑到友区去了，至今没有回来。

…………

（3） 赤水四区一乡李家村李有杰，因卖特货发生意外，闹得倾家荡产，他有四十亩地骡子四头，总欠债20万。最近因付军法处的债务，卖了十七亩地，两头牲口，剩下的财产不够还人家的债。……

职 刘向三 呈P268-274

照“军事共产主义”的说法50年后怕也有人质疑改开后的“军队走私”，并称共和国一向拨给军费，军队对货币需求量不大，怎么会去走私呢？他还就去走私了。

这个大背景,很难支持你的,所谓国统区紧缺的货全越来越不赚钱,而自种和日占区走私都造成完全不缺的,鸦片却有很好的利润这一点.

除非中共对国统区严重缺货的石油盐等物资,全用友情价,不加利润倒亏提供.

或国统区对延安出口的鸦片,不但不会封锁,还会实行比国统区内鸦片管理,更优惠的,如减税等政策.

否则,不管是那年,都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因为国统区的鸦片贸易和相关石油盐等物资的缺货,都是贯彻始终的.

要支持你的论点,要改写的,是当时中国的,整个经济背景.

另,向国统区走私鸦片,就算能通过一部分,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破获,怎么可能走私了几年,还要由日本人来捅.

要知道中共的地下组织也没强大到毫无破获的地步,更何况是大宗鸦片走私.

这事最奇怪的就是,日本人也好,国统区自己也好,走私成风,但也多少有所破获例证.

但是中共的这个鸦片贸易,却没有相关的记载,目前看到的主要来源有三个:

1

某些号称到延安的人,说他们看到有鸦片种殖.

2

所谓特货记录.

3

你上面提到的,所谓日本人捅出来.

但是,却没有最应该有的记录,也就是国统区在那几年,在专门封锁状态下的,截获记录.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走私鸦片不是自己在家偷着种,种完了再记记账就完了,那是要实际向最终目标地转运的.

而这种转运,又是被专门封锁的,如果是短期或少量还好说,但按相关说法,这又是长达几年,且数量巨大的.

怎么可能,所有证据全都在延安,要跑延安才能看到,国统区这边,现行的证据,连个毛都没破获过.

如果这个运输线都这么有效率,那所谓封锁,又从何谈起,完全是不存在的么.

抗战时期日本对国统区毒品走私活动述评

http://www.doc88.com/p-99739709699.html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走私活动

http://www.doc88.com/p-99739709760.html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走私贸易述论

http://www.doc88.com/p-77347317135.html

边区自己就有记载，他没有记载我怎么知道42年至45年特产贸易收入占财收的40%，他不记载我怎么敢说延安特产来自晋西北根据地？他不记载我怎么敢说359/358旅和警旅甚至延安政府机关机关参与了特产贸易，涉及的将领名字我都可以点出来，难道是污蔑不成？

国统区是有证据但是和“共产共妻”一样被外界以为是笑谈。我在第五篇文章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台湾方面出版的书籍中是有一些证据的，当然，我不可能以台湾资料为准，毕竟他们作为对立面描述存在很大的倾向性。我是从延安现存的资料来讲特产问题的。

另外《延安日记》对边区的一些情况有所夸张，但无风不起浪，还是有一些靠谱的记录的。

对于特产运输来说封锁线还真的几乎不存在（因为国军和国统区的武装商人、有背景的商人广泛参与了特产销售），哪里有人专门封锁特产运销？

盐价提高有困难，因为西北盐业并非边区垄断，宁夏内蒙都出盐，只是边区距离销售地点更近些，价格可以便宜，如果提价就没人买了。延安盐务长期以来的目标就是加大外销量获取现金流，尽量不亏本，最好能有些盈余（往往达不到）。牲畜、毛皮亏本是政府报告中写明了的。石油的亏本是44年记者参观团的记者写出的，显然是边区对他介绍后他才知道的，正是因为亏本，日本人、美国人、清政府、民国政府才陆续放弃开采陕北石油，他们不是傻子，放着来钱的东西不知道开采。这一点我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写明。

赔钱出售物资换取外汇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80年代用极低廉的价格出售物资换取外汇和40年代边区的情况异曲同工，而同期出现的美元黑市，更是像极了边区当时的情况。

42年让老百姓种植当年就被日本人捅出去了，国民政府马上就要组织人来“检查”，边区立即拒绝，转年不许老百姓再种植，改为统销，这速度快不快？

支持你的观点倒是要改写陕甘宁边区史了，哈哈。你若是抱定如此观点，那就看我一个人如何“改写当时中国的整个经济背景”，反正资料在手，我是有信心“改写”的。

相反,一切都在延安,这点我在你回的那贴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