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可以看成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本。单单拿文中一句话出来似乎都是成立的，但看完全篇会有一种莫名的别扭。那么这种别扭来自于什么呢？文笔不好？恐怕不是！而是文中大量的偷换概念和逻辑混淆！首先是标题，“奇怪争论”？这个调子就算定下来了？作为公共媒体，使用强倾向性语言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灌输！根本无视事实如何，先定义一个靶子：这个争论是奇怪的。

围绕中国空气质量的争论在升级，舆论对北京市的测量数据持尖锐怀疑态度，美国驻华使馆测量PM2.5的方法和数据受到网络上不少人的追捧。北京市只测量PM10数值，被一些人认为是对大气污染的“故意隐瞒”。

　　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的公信力不足以支撑其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一些人对政府“对坏消息轻描淡写”的怀疑根深蒂固，当争论出现时，先相信美国使馆，再相信中国民间的说法，最后再相信政府的数据，这个顺序成了他们的基本态度和习惯。

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呢？“政府的公信力不足以支撑其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恐怕不是！问题在于基本事实被华丽的忽视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公信力的问题！这种引导手法就是试图用逻辑缺失的手段来混淆，连诡辩都算不上。

然而舆论的焦点不像是要求空气质量立刻达到欧美标准，而是在质疑是不是受到了政府数据的“欺骗”。北京市环保局的基本态度是，他们公布的数据都是真的，美国使馆在一个点的监测，与环保局监测网得来的数据，在科学性上毫无可比性。

　　这是围绕北京空气质量的认真争论吗？显然不是。北京市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这已是定论。空气污染的问题无法很快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个判断也是全社会普遍的。北京的汽车数量还在增加，城市建设仍在加速，正常人大概都知道，尽管不重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提法很诱人，但中国的现实条件没那么理想，一定的空气污染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

　　这一次争论的其实就是“态度”。批评者认为，政府对污染的严重性强调不够，对城市形象的考虑一直没有离开政府公开的生态环境评估。对环保局来说，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节奏，舆论拿外国使馆的数据来“压”他们，他们当然不会舒服。

这很像是当前中国社会特殊困境的一个缩影：很多世界标准随全球化在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舆论总是倾向于挑选最理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环境，而中国一下子做不到。但公众的要求不会因此而等待。

　　让公众理性对待中国与世界先进标准的差距是困难的，当政府公信力不强时，这更无从谈起。

　　提升政府公信力是解决当前各种奇怪争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中国不重样的和雷同的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每一个PM10和PM2.5之间的差异都需要费这么多嘴皮，搞得这么“政治化”，中国就什么事也别做了。

　　政府建立公信力，最重要的就是不隐瞒或淡化坏消息。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应当是环保局喊的，而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人。如果北京空气质量差能“吓跑”一些人，就让它发生好了。因为北京污染严重，人和车的增速过快是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而言，对坏消息“低调处理”是很多中国各级官员的习惯。这样做看上去是一种“负责任”，其实到头来，这都是在挖政府公信力的墙角。因为一次对坏消息的隐瞒和淡化，就可能使政府通过信息公开逐渐积累起来的公信力前功尽弃。

　　更有甚者，当政府处理不好民众的高期待时，“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就很难再有什么界限了，舆论中总是充斥骂声就更难避免了。

复【整理】只怕猪一样的对手

家园

【整理】环球社评：“体制内”“体制外”两分法不科学

“体制”近年来被谈论得很多，一些人把它当成了中国各种问题的“原罪”出处。同时还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之说，并据此把中国人分成享受体制福利和遭到体制抛弃的两大部分。

　　这样的区分不够科学。真实的中国体制如此庞大、复杂，几乎所有中国人实际上都卷入其间。是否“吃财政”以及是否在国企工作，并非塑造个人命运质量的唯一因素，影响个人成功的环境早已多元化、非垄断化。

　　中国对民营经济和私有经济给予了法律承认和保护，外企甚至在中国长期受到优待。那么通过个人创业致富，或者在外企拿到优厚薪水的人，如何用体制的“内”或“外”加以区分呢？

　　中国的体制决不简单是“共产党的”。中国有大量“处于底层”的共产党员，也有无数人生获得巨大成功的“党外人士”。中国的体制的确存在不平等，但每一个人在不同位置间的移动，途径越来越多。

　　中国的体制不是“有没有缺陷”的问题，而是这个“存在缺陷”的体制是不是能够制造社会进步，把国家带向前进的问题。完美的体制根本不存在，体制的优劣在于它塑造向善改变力量的强弱。中国现在的情形是，舆论对变化的要求，比中国已有的实际变化幅度还要高。

体制本身确需不断优化，这就是中国不断改革的原因。从当前情况看，中国做这种改革的任务很重。但说到底，这种优化不是对体制进行“革命”，从而对体制内的利益位置做彻底的“重新洗牌”。社会永远有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愿望，但它轻易不会成为全社会的冒险盲动。

　　一个体制的活力，最终是要与个人的力量对接的。体制的有序性和社会成员行为的丰富性不断互动。这当中有巨大的中间地带，处在极端位置的人总是少数，而中间地带却吸纳了大多数人和改革的种种作为。既不应用特殊位置的特殊表现来代表整个体制，也不应对“少数”问题给予莫视。因为互联网时代，只要是“坏的”东西，无论它是个别还是普遍的，破坏能量常常差不多。

　　人类能够准确认识“体制”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不仅是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体制中，全人类生活在各种体制的竞争甚至对立中，建立评价体系的客观和中立就需要认识论的科学和心胸的豁达。还因为“体制”的形成史太短，它与国家及个人命运的因果性需要多得多的论证。

　　当前的一个倾向是，价值观取代认识论常常成为谈论“体制”的出发点，“结论”的预设性越来越强。中国对“体制”的探讨很容易笼罩在这样的不理性中。回归真正的科学精神，使这种探讨对中国改革提供可操作的思想成果和政策建议，这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起飞”的中国社会来说，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在轨姿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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