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只怕猪一样的对手 -- 谢家堂前

　　中国人的平均“痛苦感”在上升，这样的判断相当普遍。原因或许是，这些年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中国人的期望值和参照系都在上升。大量个人的不如意通过互联网被放大，影响了更多人对公共环境的感受。社会以往的许多正面评价被扯碎了，很多负面评价纷至沓来。

　　但如果说中国人的“痛苦感”很出格，已经处在“无法忍受”的边缘，则是夸张的。皮尤及中国国内调查机构的多项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乐观态度”仍处在世界各国的较高水平上。中国不是个“愤怒的”、“革命前夜的”国家。

　　中国的庞大既是某个具体痛苦的放大器，也像是各种问题和情绪的缓冲器。很难说中国公众对各种坏消息究竟是越来越不适应，还是越来越适应。要求国家解决个人不幸的媒体呼声经常很高，现实生活中真正放弃个人努力的却很少。勤奋、刻苦的奋斗精神深深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要求社会为个人负责仍远非大众的普遍诉求。

　　但国家不可能消除个人痛苦感的全部成因，个人的悟性和豁达永远是重要的。社会夹在政府和个人之间，舆论的态度对个人形成生活感受常常是关键性的。

　　在中国这样快速成长的国家，舆论应推动并监督政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鼓励每个人承担起对个人幸福应尽的责任。政府对个人理想创造的公共环境常有不足之处，舆论应对环境的缺陷采取严厉，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媒体人认为，舆论应永远站在相对弱势的个人一边，并将这个站位摆上了道义的高度。有的媒体不仅是个人与公共利益及公权力冲突的支持者，而且成为鼓动者。

　　减少社会的“痛苦感”，既应抓问题的“本”，也应触舆论的“面”。既应对解决难题主动有为，也应引导社会对新环境、新矛盾的适应。中国不能任由社会的“痛苦感”蔓延，但我们也决非能把大多数问题全都摆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保持社会的前进或许最重要。前进常常是化解、淹没各种问题和痛苦的神奇过程。

　　《环球时报》的新闻人与艾未未显然无私仇。《环球时报》自今年4月艾未未遭遇官司以来发表了几篇评论，均未对艾未未进行人身攻击，《环球时报》是在西方主流媒体大量报道、述评艾案，西方政府也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发表自己见解的。这没有超出媒体的正常工作范围。

　　同样，近来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互相谩骂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之间，以及互约打架，公开侮辱对手的那些人，也大都没有私仇。但政治价值观的分歧在带来这些人的相互仇恨，为压倒对方，大家采取的手段越来越无视法律及道德边界。

　　这些都不是中国社会好的兆头。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竞争一直与不同政治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搅在一起，意识形态辩论很少有合法的平台，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从未成为社会的共同习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渐成，包括微博在内的互联网新技术提供了罕见的表达平台，这本该是中国社会重塑精神交流规则的好机会。

　　从一定意义上说，两元的、甚至多元的思想格局的确在新互联网时代形成，一元的思想格局被打破。但微博使用者容易出于吸引粉丝、寻求更大关注等目的，让言语呈现暴虐化、极端化、激烈化，以致迅速形成粗暴对立，其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在严重威胁多元格局本身带来的正面影响。它在把“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重新带回来。

　　中国互联网上的粗暴纷争，是中国千百年来政治斗争哲学的活生生映照。它反映出，真正建立思想竞争的良性秩序，使它有助于中国的进步，而不是把中国引向混乱，是多么艰难。

　　中国政府应对尽快形成社交媒体上的秩序，以及对制止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泛滥有所作为。互联网上目前盛行侵犯他人隐私，人身威胁和恐吓越来越明目张胆。这些都与法律精神相抵触。有关部门应积极行动起来，在尊重互联网上言论自由的同时，对上述违法及犯罪行为形成打击之势。

　　广大网民也应超越所谓“意识形态站队”，不让“立场”做网络粗暴及侵权行为的保护伞。中国再也不能让“革命法则”主导我们的一切了。中国需要耐心的、用无数细节编织起来的社会进步。

　　必须指出，中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对外捐助，而且迄今为止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外援规模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单就向马其顿捐赠校车一事，如果没有甘肃校车事件做背景，不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外交工作自有它的节奏和舞台，外交部不是民政部，它需要承担责任的，是为中国发展创造尽可能好的国际战略环境。

　　中国所有政府部门都应加强针对舆论的敏感，它们必须对每一项工作做认真的舆论预判，对舆论做预判不是耍滑头，它应成政府“好心办好事”工作流程的一项“标配”。政府机构可以仅仅按照“工作需要”来安排做事方式和时间表的时代结束了。

　　中国舆论近年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建设性”不再是舆论监督的唯一出发点。舆论在变得严厉，有时看上去“不讲大局”，对政府的触动经常通过对抗和“全盘否定”来实现。或许很难对这些变化做“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它是政府需要正视并主动针对其做自我调整的现实。

　　从积极角度理解，这样的舆论监督能够起到以往不可想象的作用，制造各级政府改革工作方式和作风的紧迫感。可以预见，舆论无孔不入的“挑剔”和“找茬”，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环境，中国的舆论监督将逐渐达到世界级的高标准，不难想象，这种“推力”结构的改变，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变化。

　　很难说舆论的触动都是合理、恰当的，也很难说它们不会对政府的工作形成某种“干扰”。但在一定的监督甚至“干扰”下开展工作，对政府来说这未必就不是正常的。在政府和舆论之间，前者适应后者，而非后者根据前者的期待作调整，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大势所趋。

　　然而，这并非从此政府可以无所作为的信号。恰恰相反，好的政府机构和优秀的官员，就是要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及公众的理解力之间走好钢丝，实现完美的平衡。

　　舆论的自我克制也是必须发生的，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在用发达国家的尺子量度中国社会的中心，以及它的边边角角。这样的对照一旦变得不顾一切，它对中国社会的刺激必然是过量的，它的很多鞭策是当下中国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现实一定会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淘汰：淘汰改革动作迟缓的官员，和将那些用激进口号制造社会不切实际幻想的“舆论积极分子”边缘化。因为社会既承受不了某些官员的不作为，也承受不了各种“大跃进”的折腾。中国改进的节奏既是人决定的，也不以社会那些激进的意志为转移。

　　向马其顿捐校车本不该引来这么多关注，这些关注是今天中国一个特殊表情。它告诉了我们中国内部的某种隐痛。别用这一件事否定中国对外援助的合法及合理性。中国国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而社会的各种关切却越来越内向。这个变化是不可改变的，但如果公众的关注转向对国家政策制定形成狭隘的强迫，就会制造崛起中国的整体不理智。这并非中国人民的福音。

　　贫困是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无法根除的痼疾。即使美国也有大量流浪汉，1/7的人生活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下。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努力对消除贫困至关重要，但国家对解决贫困问题又是包办不了的。打个比喻，它相当于反贫困战争的“空中支援”。贫困人口的自身努力，永远是战胜贫困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地面进攻”。

　　试想三十几年前，中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贫困户”。我们从发达国家得到一些援助，但真正帮这个国家走向脱贫的，是改革开放的观念转换。在此之前我们安贫乐道，津津有味地过着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生活。但转眼之间我们就变了，成了全世界最拼命工作、也最会挣钱的人群之一。

　　其实今天中国的贫困人群，有一些是特殊原因所致，也有一些是当年中国的缩影。致贫的主客观原因复杂地缠在一起，社会要做的是帮他们把这些死扣一一解开，并激励他们铲除之。

　　中国的反贫困运动，与中国社会追求公平的思潮形成了对流。如果这两股力量契合得好，就会加快贫困人口在观念和文化上向富裕人口的追赶，社会就有可能围绕这个目标使力。如果二者“对流偏了”，就会导致社会在计算扶贫物资多少才算“公平”时争论不休，扶贫就会成为国家为求社会稳定而息事宁人的手段。

　　中国社会舆论已经复杂化，“公平”越来越不仅仅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当愿望，而且渐渐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政治口号。政治口号的特点都是不仅追求实质的落实，而且要求形式上的一致和正确。它对真正实现公平形成推动和干扰，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的反贫困运动一定要让接受救助的人群（除了老弱病残）变得越来越勤奋，越来越有志向，而不是相反，使他们对救助越来越依赖，认为不做自我改变的人生也完全可以过得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国家对改变个人命运承担责任的呼声，在中国舆论中近年来不断加强。一些非贫困的、但收入不高的人面临致富困难时，同样有社会帮助和个人努力两个杠杆。如果他们的个人努力更有成效，产生的激励会延伸到贫困人口。如果他们对社会提供帮助的要求不断增多，同样也会向下传递。

　　所以说，反贫困运动成功与否，有赖于整个社会鼓励奋斗的大氛围会给它提供多少支撑。有人提出，今天中国社会谈论“勤劳致富”比改革开放初期少多了。这个提示值得思考。

　　中国有13亿人，越来越多的好运气在这个国家上演，但它们轮到我们头上的几率太小了，我们大多数人还得靠自己。其实很多中国人也真是这么想的。中国今后要做的是，让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多，不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

　　由于政府公信力不足，官方的很多东西如果拿到舆论中去争辩，很容易不堪一击。

　　其实围绕雾霾的众生相，清楚地反映出中国是个多么标准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我们的环保系统，还是信用系统，都同样脆弱。

　　中国的环保还很难说已经形成“系统”。我们曾经缺少工业和汽车，它们一来，城市就变得“乌烟瘴气”。边发展边治理的口号20年前就喊得很响了，但在贯穿了改革开放的那些口号中，这是最难做也最昂贵的一个。

　　我们正在逐渐搞明白：工业进步，家家有小汽车，而且天还总是湛蓝的，这就是“发达”的真实含义。发展中国家或者什么都没有，或者东西有了，但天不蓝了。

　　蓝天下的好日子，这是中国人热切追求的目标，但我们现在的愤怒，更像是质问它为什么没从天上掉下来。边发展边治理的方式中国尝试做了，并曾想让自己成为世界上这方面独一无二的那一个，但我们没做到。有可能是中国走了“弯路”，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对我们这样又穷又大的国家来说，那真的只是一个理想。

　　无论过去的对错，今天的中国社会或许应当面对现实。这个现实包括，第一，当前的污染已经很严重，发展与治理必须向后者倾斜了，至少在中国东部，这已是压倒性的社会愿望。第二，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应当作为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很快就能达到它们的水平。

　　中国根本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的可比性，这样的对比只能帮我们立志，并自我鞭策，但绝不能成为我们这一两代人对生活的当下要求。如果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我们搞错了自己究竟是谁。有人问，难道中国人命贱吗，凭什么发达国家有的，中国就不能有？有人甚至把环保问题说成是“民主缺失”的后果。

　　必须说，这是抬杠，是自己跟自己装蒜。中国是个30年前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中国人这些年在一项一项地获得和拥有，但我们做不到一下子拥有“发达”，我们的尊严今天仍残缺不全，我们用不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质问，再对自己做一次羞辱。

　　中国反空气污染的战争必须打响了。而且它应是一场“全民战争”。政府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再不可遮掩问题、搞北京奥运时的那种“一阵风”治理了。作为公民，我们有发牢骚的本能，但我们都得为打赢这场战争具体做些什么。因为所有开车的都是PM2.5污染物的排放者，大气污染的源头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

　　反污染的战争同时也是法律战争、道德战争，一个法制不严、“自私有理”的社会不可能获得环保的卓越成就。现在很多在互联网上骂空气污染的人，自己就开着大排量汽车，住着高排放的大房子，并有着各种浪费的习惯，这些都与拥有蓝天背道而驰。

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

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

（1989年6月9日京哈特快车中赠革命战友）

七绝警幻

高堂昼寝爽风来，万丈云头睡眼开。

不是警车窗外叫，此身直在凤凰台。

1989.6.24申时（遁隐时期，潜龙勿用）

西江月复役

惯喜降龙伏虎，也曾作怪兴妖。

任他毒箭万千条，我自金蝉脱壳。

常恐复生髀肉，何甘久卧闲槽。

重围再入斗狂飙，立马昆仑长啸。

1989．8.8上午（决意独战群魔，自励宏志也）

七绝雨夜习字

风波看罢体如冰，暂把曹营作汉营。

提笔欲书豪杰意，满窗秋雨落寒星。

1989年8月19夜（此时深味圣人之怀也）

七律二十五岁感怀

寿逢廿五欲涂诗，百转枯肠笔不驰。

旧恨如疮痛风雨，新仇似割裂肤肌。

秦琼能咽千行泪，叶挺何吟一字卑。

白日点灯斗长夜，暂收宝剑待扬眉。

1989年9月23日（此诗草罢，同窗某惊诧曰：老孔你还要杀头啊！）

沁园春读金庸

千古苍凉。

骨透罡风，

血卷残阳。

问春花一落，

楼空几载？

秋波万顷，

心系何方？

冷剑飘零，

温琴寂寞，

酒醒三更闻虎狼。

邀明月，

作终宵痛饮，

情渴如狂。

寻芳不过横塘，

任啼血刀头余暗香。

看乾坤丸转，

英雄玉碎，

屠龙技短，

报国书长。

鸿爪无痕，

佛颜似铁，

独坐幽篁疗旧创。

箫声起，

有金蛇款舞，

满地银霜。

1989年11月18日子时

（时人多以我读金庸为无聊，谁知笛里壮士之心哉？）

七绝二首木樨地怀古

一、 仿白乐天

一道电光破碧空，半城瑟瑟半城红。

可怜六月初三夜，弹似珍珠人似弓。

二、 仿崔护

去年今日此街中，人血刀光相映红。

人血已然收拾去，刀光依旧镇春风。

1990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