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陕甘根据地历史地位的认识与“陕北肃反”的纠正㈠ -- 双石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

这里的“陕北”从广义的角度诠释，应该是横跨陕甘两省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落脚点”，指的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大失败大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所经营的硕果仅存且有着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它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复苏和重新崛起，造就了一个舔伤裹创休息生息的家园；而“出发点”，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在随之而来的救亡图存民族革命斗争的“进攻出发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紧靠“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优越地位，为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而又主动地挺立在历史大潮的潮头，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成为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提供了战略策源后方和革命大本营。

毛泽东的这番话，应该是一个恰如其份的评价。作为这个时期的大起又大落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指导者之一，他的这番话来自于对这段历史亲历亲为的阅历，以及在全党清理教条主义思想和路线后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回顾。

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就已经亮出了“对日宣战”的鲜明旗帜[《中华苏维挨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第19～第26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在东北、华北、华东各地的共产党人也挺身而出，在各次局部抗战中，积极而踊跃地参加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抗日救亡第一线的民族革命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也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提出红军准备在“㈠立即停止进攻苏区；㈡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㈢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主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第631～第632页。]——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但在外界人士特别是“中间势力”的人士看来，此间正活跃于南方各地实行“工农武装割剧”的共产党主流力量发出这样的声音，还近似于为自身“脱围解困”的一种“政治行为艺术”。

即或是在半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这种看法仍然拥有一定市场。

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理由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重心的确是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主力的确是聚集在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就是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内军内，往往也把“国民党统治集团”视作铁板一块，对与各阶级各阶层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缺乏深刻而切身的认识，遑论进行实际而有效的操作。从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的指向都仍然没有包括中国北部——红四方面军几个月后到川陕边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最初选择的目的地也是在红二、六军团建立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如此，他们在远离“抗日救亡斗争中心地带”的偏远地区发出“对日宣战”的声音，被人予以这样的怀疑与垢病也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共产党从事的是开天辟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帝国主义从来就是他们的革命首要对象革命的首要敌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肆意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空前深化的大背景下，民族生存乃至共产党人自身生存的“近忧”与“远虑”也自然而又必然地加速地实现相互易位或相互“重合”，以实现“民族解放”为已任的共产党人的认识与实践也必将加速完成由浅入深从低到高的过程：1935年6月28日，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将中国北方的陕甘地区划入战略转移目的地的范围。

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97～第6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同年8月5日，在川西北高原的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毛尔盖乡血洛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进一步明确指出：“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8月20日，在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又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人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迸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同年12月，已到达陕甘苏区后的中共中央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统称“瓦窑堡会议决议”），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中共中央第一次在理论和政策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人这是认定了：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才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认识和接受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乃至方针政策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党也才有求得生存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与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无论从行为效果还是从生存机会上来考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至此，结结实实地站在全国硕果仅存，而且极其靠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高擎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鲜明旗帜，这也意味着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站在了民族革命民族解放历史大潮的潮头！于是，以溃败和逃亡开始的长征，确立了中国革命武装力量重新聚集、整合与发展，以直接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方向——一年之后，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主力，终于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成了这个“重新聚集与整合”，最终成为了站在了民族革命斗争风口浪尖进而“砥柱中流”的中坚力量。

陕甘苏区，成为了革命力量重新聚集和整合过程中，从被动走到主动的枢纽！

成为后来的东北王，尽管他的资历比起很多经过长征的老资格要浅的多，陕甘宁是tg在抗战时期很多新政策的试点榜样，特别是民主制。

又看到双石的大作了，宝推，送花！

与中国南方的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在力量强大各路敌人的压迫与“围剿”下，在党内“左”倾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且内部纷争不断的环境中，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也经历过若干次大起又大落的起伏跌宕。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晋绥冀地区发起的30多次武装起义中，只有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武装力量得以保存，得以生存，得以发展。这当然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正集兵于专注于在中国南方“围剿”红军主力，从而给了造就了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意志和坚强的党性：在西北地区历史上正常和不正常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此间各个山头的革命力量虽然也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革命力量一样，屡屡生出嫌隙、矛盾甚至冲突，但共同的目标和坚强的党性还是使他们屡屡走到一起，相互配合，共同战斗，在敌人的重兵扑杀中，屡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次地顽强地从错误和挫折中站立起来，还是不断地赢得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然而在那个历史时期，不要说在这片土地上浴血牺牲英勇奋斗的优秀共产党人，就是负有指导全国革命责任的中共中央，也未必就认识到了这片贫瘠土地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所起到的意义非凡的历史作用。由于遥远的地理隔断和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与长征前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之间并没有电讯联系，在长征中经过改组的中共中央许多虽然是部分但却很重要的战略转变并没有传达到孤悬在中国北方的这片苏区，更遑论贯彻执行！而直接领导这片苏区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依然奉行的是六届四中全会的“左”倾政治军事路线，即或是已经确立了“北出陕甘”战略方针的中共中央对这片苏区具体情况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川西北高原会师后虽然确立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也得悉了陕甘边和陕北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军在活动的信息，但仍然对这片区域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缺乏具体的考量和估计。尔后，在因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迫使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虽然也决定了直奔陕甘，但那也是准备在那片区域去开展“游击战争”以“靠拢苏联”……

直到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后，才从出自一个月前的报刊中获得了更为确切和可靠的信息：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力量规模与革命形势的发展远比他们此前了解和估计的更为乐观！“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是游击运动的方式——在陕甘——特别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的发展 ”，陕甘地区不仅有红军活动，而且还有了一个在20余县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可以想见，在各路主力红军相继被迫放弃了大片老苏区的大环境下，在感受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党内分裂的所带来的重挫感后，中共中央得悉了这个信息是多么的惊喜，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就在他们获得“读报信息”的同时，从鄂豫皖苏区长途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在这片苏区与陕甘红军实现了会合，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更大的加强，而且还有赢得发展壮大的更多更好的机会……

这个时候，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地位，自然而又必然地得以展现并得以提升！因为“陕西发展着的苏维埃运动，因为陕西所处的地位，在目前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有他特别重大的军事战赂的重要性”，“陕甘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之另一面，就是他是广大的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国本部联络之桥梁” ，鉴此，1935年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俄界会议决定作出修订：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陕甘开展游击战争以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来领导全国革命 。

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大失败的沉沉夜暗尽头的一缕宝贵而耀眼的星光！

自此以后，这个闪烁着一缕宝贵而耀眼的星光的“落脚点”，也成为了中国革命起死回生的关键节点！此后，虽然也屡屡面临严重的危机和困难，中共中央却始终坚守在这片虽然贫瘠却很坚实的土地上：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而张国焘又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计划后，敌人重兵压境，迫使红军主力步步东移，陷入了连吃饭喝水都很困难的困境，中共中央甚至已经作出了再次东渡黄河乃至远征鄂豫皖的计划，但毛泽东却仍然力主在陕甘苏区坚持，以极大的耐心创造机会，终于赢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熬过了全民族抗战前共产党人最困难的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投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进攻出发点”；1943年6月，国民党当局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准备以数十万兵力“闪击延安”，用武力一劳逸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中共中央冒着暴露情报来源的风险，以公开信息的方式向国民党当局发起政治攻势，瓦解了这次迫在眉睫的危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发起全面内战，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向陕北发起“重点进攻”，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指挥机关和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区区两万兵力却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落脚点”，直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陕甘革命根据地因而也再一次成为了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且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出发点”……

向着一缕星光前进的共产党人，终于迎来了朝霞满天的黎明。

然而，这缕“宝贵而耀眼的星光”，差一丁点儿，就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刚刚开始认识并且张开双臂去拥抱它的同时，就被仍然在“左”倾政治军事路线指导下的“陕北肃反”，给掐灭了！

既有路线错误，也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当事人对中央的那个纠正决定并不是很服气，后来在整风时期还专门开会讨论过。

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时，经过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刚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遵义会议后在主力红军中已经开始得到纠正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贯彻并占据统治地位。在各大主力红军中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的“肃反”，却正在这片根据地大行其道。

史载：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保安县吴旗镇，长途转战两万五千里的许多红军官兵抱着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就热泪奔涌，痛哭失声。次日，毛泽东很快通过在此前活动的游击队长张明科找到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政治委员龚逢春等人。他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以及肃反和刘志丹等人被捕的严重问题。听着这片硕果仅存的苏区土地上人民群众对刘志丹一口一个“老刘”的称呼，自己也有着屡遭“左”倾路线打击亲身经历的毛泽东凭直觉就认为：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开创出这样一片根据地出来，又受到人民群众如此爱戴的领导人不可能是“反革命”，当即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山、贾拓夫携带电台，赴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宁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史载：

实际上，因执行“肃反”任务而“与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关系紧张起来”的红二十五军自身，也搭上了这趟“平反”的“顺风车”，解脱了自己队伍中300多名被冤屈的同志：红二十五军虽然早在陕南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内部“肃反”，但还有以往历次肃反中抓捕的300多名“反革命”在劳役队做苦工。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看到毛泽东开始纠正陕北“肃反”，想到自己以往亲历的“肃反”所受到的委屈和产生的疑惑——包括对这次“陕北肃反”逐渐产生的疑惑，也向毛泽东汇报了原红二十五军还有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在服苦役的情况。而据徐海东多年后在自传中回忆：毛泽东当即要他亲自去给这些同志“摘帽子”，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

毛泽东还说：“这些同志跟着长征一路，吃了很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

当这300多名同志听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当下便与徐海东一起哭成了一片……[徐海东《生平自述》，《人物》杂志1981年第3期。]

……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对“陕北肃反”的否定与有关人员的“平反”却并不彻底。

或者说，“陕北肃反”的错误虽然被制止，但错误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那是个艺术化的概括，实际并不准确。

——就是毛泽东本人头上罩着的那片天，也还没有完全放晴哩！

还有聂洪钧文稿，一些当事人到死都还在推诿哩！

五十年代高岗倒台的时候，这些人闹了一次。改开后又闹，中央弄了个五人小组，作了个结论，郭还不服，最后只好威胁他，你要再闹就公布档案……

于是才稍息。

陕北红军历史。。。。就这么个小山头里面也是派系繁杂。去年火鸡台做过这个专题，可以看看参考。

这段历史清理不是个小工程，佩服楼主，多做些节点研究，整个面以后才会慢慢清楚。慎。

有过赤膊上阵的狠仗经历，朱郭二人则完全是空降下来的，既不熟悉根据地情况也没有相应的能力，他们搞肃反应该和博古在中央苏区搞的思路一样，整人立威。

老人都还在,文件也在人手上,还是反复搅SHI,胆子和执着都不一般,到底是什么根子?

而且中间还几乎让他得逞,文章都发了.

中央党校李东朗《陕北肃反几则事实之考辨》，也很不错。

朱的书算是基本上把来龙去脉交代得比较清楚。

但他的领袖欲驱使他来了个“窝里反”，这个非常要命。

肃反的材料来源，首先就是他的小报告。不过到了真把刘、高等人抓起来的时候，事情也搞大了，他也害怕了，的确说过“刘虽然右倾，但杀了我也不相信他是反革命”。

后来西北局会议，他是会议批评的焦点——批评他的主要是他在陕北的同志，会上他咬了朱理治一口，给朱加了个“不想迎接中央”的罪状，这事儿直到高岗倒台后才重新结论，把给朱洗白了。

不光是他，当事的几个人，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都介样。

倒是相应责任较小的徐海东、程子华比较坦荡一些。

徐海东、程子华主要是受张汉民事件的影响，先入为主了，当然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张旅跟追红二十五军到九间房时跟得紧了一点，事先又没有联系好，徐海东很生气，抓住张就赏了俩嘴巴。张自承是共党时，戴季英立主杀掉，程、徐认为该慎重，要张找陕甘省委证明，还带着张走了个把月，证明没找着，戴季英又要杀，程、徐只好同意……

抓刘志丹时，也是征得了程子华、徐海东同意的。但最早开始怀疑的也是徐海东（毕竟他本人也有差点被肃反的经历），特别是戴季英弄来的口供等等“证据”，徐更怀疑了，对程子华说过，如果是别人儿弄的这些东东俺不好说，要是戴弄的，那肯定靠不住……，后来朱理治提出有可能搞错了，最先响应主张放人的也是徐海东——那个时候，程子华都还半信半疑：不会一点问题都没有吧？

平反时，这俩认账最痛快。后来1942年西北局会议乃至50年代80年代作结论，陕北的许多当事老人对这两位的基本上没有异议也没有什么批评。

倒是那些死活不认账或半认账或干脆就赖账的人，批评非议之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有过一定的功劳，问题是谢子长牺牲后就没有足够能制约纠正他的人了，朱的一些过头举动很大程度是听了他的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