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陕甘根据地历史地位的认识与“陕北肃反”的纠正㈠ -- 双石

对陕北肃反的否定和对有关人员的平反并不彻底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清算并没有提上日程——既或在党在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也只是着重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中，还有不少人对共产国际肯定了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持认同态度。就是已经取得了红军中事实上的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本人，也仍然没有形成后来那种“一言九鼎”的领导权威和领导地位，甚至也还不能对党的政治路线提出异议。如此，对那些冒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被冤屈者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平反”，就不可能不留有尾巴——这个“留有尾巴”，也包括来自中央红军和其他主力红军中的那些“右倾机会义分子”。

实际上，刘志丹等的“右倾”帽子，几乎就是毛泽东此前所获罪名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当时的中共中央，能够洗去这些被冤屈者的“反革命”罪名，却无法割去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尾巴”，因为否定了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就是挑战当时仍然被共产国际肯定而且还在中共中央领导集团内部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这个“尾巴”，也反映在当时中共西北局党务委员会《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这个“决定”对当时在陕甘红军中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乃至“肃反”，还是持总体肯定态度的。

史载：

刘志丹在“平反”出狱后，是继续拖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尾巴重新工作的：他先后担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政治委员宋任穷），在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中，还担任过北路军总指挥（北路军除红二十八军外，还有以原红二十六军改编的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军委骑兵团），1936年4月14日，在指挥进攻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不幸牺牲。

他没有等到为他的“右倾错误”彻底洗去冤屈的一天，是为至憾！

然而客观而言，这段有欠公正的历史“尾巴”，并不只是长在在陕甘根据地肃反中受到冤屈的那些同志的身上，也包括了中央红军和其他红军队伍中那些没有割去“历史尾巴”的人们！同时期担任与红二十八军类似的地方武装改编的红二十九军军长的肖劲光，当年在中央苏区曾被“开除党籍”并判刑，虽然在遵义会议后恢复了组织生活，此间却仍然没有割去“右倾”的尾巴；在中央苏区时期被“开除党籍”的宋时轮是毛泽东很熟悉的干部，张国焘搞分裂时，他没有接到通知也爬山涉水追赶上了中央，在这个时期也不得不以“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恢复组织生活”问题；而曾经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在中央苏区同样曾受到“开除党籍”处理的郭化若，甚至还没有搭上这次“便车”，而是直到几年后的1938年7月才被卸下这个“历史包袱”……

而更为令人惋惜的是左权：他也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十分信任也屡以信托的人，在他们麾下也先后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受领过不少重要任务，而他的“托嫌”身份却一直背到他牺牲在山行山上……

不能指望历史的惯性，能在短时间内就消除得干干净净——不管谁来当这个“当家人”！

就是毛泽东本人，他那一肚子冤屈，在这个时期也还没有找到一吐为快的机会哩！

直到1938年8月，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施昌旺《王稼祥传》第204～第20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这才为那场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作出了结论，毛泽东本人头上的那些“右倾”帽子，才真正得以摘掉！

几年后的延安整风中，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才得以彻底清算！

史载：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直到这个时候，“陕北肃反”才得以彻底否定，刘志丹等一大批在党内斗争中蒙爱冤屈的优秀共产党人，才得以彻底昭雪！也是直到这个历史时期，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各路红军队伍中因第三次“左”倾路线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人们中的大多数人，才得以缷下自己的“历史包袱”。

这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以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的，这个历史性的决议在彻底清算了“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之后，正式宣布：

实际上，1935年11月《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予以认定的“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这也是“陕北肃反”的一个引子，也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冤案：黄、蔡二人的确犯有错误，但却不是什么“托派分子”或“反革命”。党中央纠正“陕北肃反”时，他们也被刀下留了人，但很长时间内却仍然背着“托派”的身份：黄子文后来在失去党籍后仍然坚持革命斗争，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的1947年6月25日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中牺牲后，党籍才得到中共西北局的追认；蔡子伟后来在还担任过许多重要工作，建国后曾任农林部副部长，1990年1月7日逝世。

而有些同志被错误处理的决定，直到革命胜利后五、六十年代，才得以撤销。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次肃反中犯有错误的大多数同志对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有过自省和检点，而且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事实证明了自己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1959年11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分别对一些同志作出了重新审查，对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结论中不符合实际的内容作出了纠正。

1983年4月，鉴于关于“陕北肃反”的有关争议并没有止息，中共中央指定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解决西北历史问题的五人小组，会同原陕甘边、陕北的老同志代表坐谈和协商，最终形成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西北红军的历史和陕北肃反等重大原则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作出了“最后结论”。

我们今天记取历史的教训，记取中国革命漫长道路上那些曲折，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理解先贤们寻找一条正确革命道路的艰辛，理解党的统一党的团结乃至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理解他们，才能读懂他们，才能真正卸下历史的包袱，轻装投入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成果的伟大斗争。

西北局详细的审查了陕甘区域内张慕陶反革命派案件之后，指出：

㈠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①、蔡子伟②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拔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俩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壤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基本的政策与法命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

㈡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的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阳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的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关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㈢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目前具体的工作应该是：

⒈继续开展与深入反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思想斗争，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欺骗阴谋和散布在党内外的影响，组织群众的公审大会发动群众的斗争，提高群众反对反革命的仇恨，发扬群众的阶级警觉性与积极性，在这一群众动员的基础上，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最后的消灭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

⒉立即改组过去省保卫局，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加强党封保卫局的瓴导，健全保卫局的组成与工作，调选政治立场坚定的从群众斗争中出来的干部，担任保卫局的负责工作。保卫局委员会须有同级党的书记政府的党团书记参加，这个委员会要经常检查与讨论保卫局工作，保障肃反工作中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执行。

⒊深入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消灭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基础，这是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最基本方法。除保卫局应充分发扬与反革命斗争的作用外，党、团、政府、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都要加紧与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这种斗争应该同彻底分配土地、扩大红军、整理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等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实际工作联系起东。

⒋为着保障党的路线正碓的执行，必须继续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为了团结反右倾的取消主义斗争的火力，必须不放松对左右倾向的斗争。思想斗争中的平均主义，把每个同志各种轻重不同的错误都认为右倾取消主义的倾向，应该立刻纠正。同时对于一切自由主调和主义和地方观念，也必须予以打击。只有不调和的与一切不正碓的倾向作斗争，才能集中斗争力量来顺利的开展反封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肃清反革命派在我们队伍中的一切影响。

①黄子文（1909～1947）又名成章，化名王文。陕西三原人。1925年秋中学尚未毕业，便到上海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1926年由张资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黄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武汉准备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但由于宁汉合流后汪精卫也开始“清党”反共，遂离开武汉，辗转返回陕西三原，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4月，黄领导了三原县万名农民群众的交农斗争。5月上旬，根据中共组织指示，以他为总指挥，组织武字区武装力量，领导了与渭华起义相呼应的三原起义。1929年春，陕西灾情严重，黄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三原武字区成立地方筹赈委员会，带头捐粮，救济穷苦农民。同年9月，他在武字区成立了中共三原特别支部并任书记，领导泾阳、淳化、三水（今旬邑）、正宁（属甘肃省）、彬县等地中共组织和中共党员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2月，国民党三原驻军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逮捕关押。他不怕严刑拷打，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不久，在中共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同年6月，与共产党员陈云樵在三原武字区长坳堡组织成立渭北灾民自救队，陈任队长，黄任政委。7月上旬，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去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2月，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北方局，中共陕西省委划归新设立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河北省委派黄去山西从事士兵运动。1931年夏，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成立，黄任政委。后来，这支革命武装在强敌围攻下西渡黄河，改为陕北游击支队，与杨琪的民间武装以及刘志丹联络的少量民间武装会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从1932年4月至1934年，黄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陕甘游击第一步兵大队政委、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渭北（原富耀）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陕甘边区第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为西北红军和苏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9月，黄在陕北错误肃反中被捕关押，直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始获释出狱。1936年春，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1937年秋，任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1938年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并任农民连连长。后来，他曾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受到高岗的政治迫害，被迫离开陕甘宁边区，并失去中共组织关系。解放战争时期，黄活动于渭北一带，筹集资金，购买枪支，组建武工队；争取和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破坏交通，袭击国民党军运输车辆，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解放西安创造有利条件。1947年6月24日，黄在与国民党军的遭遇战中，不幸头部中弹，6月25日在耀县烟当村牺牲。翌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黄的党籍得到追认。

②蔡子伟，原名建勋。陕西蓝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在河南、灌输等地从事兵运工作。1934年后任陕甘革命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陕甘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中共陕甘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秘书长、代理部长，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代理厅长，陕甘宁边区中学校长，延安大学高中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农业部副部长，农林部顾问，第六届全国政协农业组组长，全国农村经济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1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时，经过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刚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遵义会议后在主力红军中已经开始得到纠正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贯彻并占据统治地位。在各大主力红军中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的“肃反”，却正在这片根据地大行其道。

史载：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保安县吴旗镇，长途转战两万五千里的许多红军官兵抱着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就热泪奔涌，痛哭失声。次日，毛泽东很快通过在此前活动的游击队长张明科找到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政治委员龚逢春等人。他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以及肃反和刘志丹等人被捕的严重问题。听着这片硕果仅存的苏区土地上人民群众对刘志丹一口一个“老刘”的称呼，自己也有着屡遭“左”倾路线打击亲身经历的毛泽东凭直觉就认为：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开创出这样一片根据地出来，又受到人民群众如此爱戴的领导人不可能是“反革命”，当即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山、贾拓夫携带电台，赴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宁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史载：

实际上，因执行“肃反”任务而“与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关系紧张起来”的红二十五军自身，也搭上了这趟“平反”的“顺风车”，解脱了自己队伍中300多名被冤屈的同志：红二十五军虽然早在陕南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内部“肃反”，但还有以往历次肃反中抓捕的300多名“反革命”在劳役队做苦工。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看到毛泽东开始纠正陕北“肃反”，想到自己以往亲历的“肃反”所受到的委屈和产生的疑惑——包括对这次“陕北肃反”逐渐产生的疑惑，也向毛泽东汇报了原红二十五军还有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在服苦役的情况。而据徐海东多年后在自传中回忆：毛泽东当即要他亲自去给这些同志“摘帽子”，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

毛泽东还说：“这些同志跟着长征一路，吃了很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

当这300多名同志听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当下便与徐海东一起哭成了一片……[徐海东《生平自述》，《人物》杂志1981年第3期。]

……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对“陕北肃反”的否定与有关人员的“平反”却并不彻底。

或者说，“陕北肃反”的错误虽然被制止，但错误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那是个艺术化的概括，实际并不准确。

——就是毛泽东本人头上罩着的那片天，也还没有完全放晴哩！

与中国南方的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在力量强大各路敌人的压迫与“围剿”下，在党内“左”倾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且内部纷争不断的环境中，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也经历过若干次大起又大落的起伏跌宕。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晋绥冀地区发起的30多次武装起义中，只有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武装力量得以保存，得以生存，得以发展。这当然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正集兵于专注于在中国南方“围剿”红军主力，从而给了造就了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意志和坚强的党性：在西北地区历史上正常和不正常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此间各个山头的革命力量虽然也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革命力量一样，屡屡生出嫌隙、矛盾甚至冲突，但共同的目标和坚强的党性还是使他们屡屡走到一起，相互配合，共同战斗，在敌人的重兵扑杀中，屡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次地顽强地从错误和挫折中站立起来，还是不断地赢得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然而在那个历史时期，不要说在这片土地上浴血牺牲英勇奋斗的优秀共产党人，就是负有指导全国革命责任的中共中央，也未必就认识到了这片贫瘠土地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所起到的意义非凡的历史作用。由于遥远的地理隔断和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与长征前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之间并没有电讯联系，在长征中经过改组的中共中央许多虽然是部分但却很重要的战略转变并没有传达到孤悬在中国北方的这片苏区，更遑论贯彻执行！而直接领导这片苏区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依然奉行的是六届四中全会的“左”倾政治军事路线，即或是已经确立了“北出陕甘”战略方针的中共中央对这片苏区具体情况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川西北高原会师后虽然确立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也得悉了陕甘边和陕北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军在活动的信息，但仍然对这片区域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缺乏具体的考量和估计。尔后，在因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迫使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虽然也决定了直奔陕甘，但那也是准备在那片区域去开展“游击战争”以“靠拢苏联”……

直到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后，才从出自一个月前的报刊中获得了更为确切和可靠的信息：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力量规模与革命形势的发展远比他们此前了解和估计的更为乐观！“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是游击运动的方式——在陕甘——特别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的发展 ”，陕甘地区不仅有红军活动，而且还有了一个在20余县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可以想见，在各路主力红军相继被迫放弃了大片老苏区的大环境下，在感受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党内分裂的所带来的重挫感后，中共中央得悉了这个信息是多么的惊喜，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就在他们获得“读报信息”的同时，从鄂豫皖苏区长途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在这片苏区与陕甘红军实现了会合，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更大的加强，而且还有赢得发展壮大的更多更好的机会……

这个时候，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地位，自然而又必然地得以展现并得以提升！因为“陕西发展着的苏维埃运动，因为陕西所处的地位，在目前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有他特别重大的军事战赂的重要性”，“陕甘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之另一面，就是他是广大的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国本部联络之桥梁” ，鉴此，1935年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俄界会议决定作出修订：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陕甘开展游击战争以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来领导全国革命 。

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大失败的沉沉夜暗尽头的一缕宝贵而耀眼的星光！

自此以后，这个闪烁着一缕宝贵而耀眼的星光的“落脚点”，也成为了中国革命起死回生的关键节点！此后，虽然也屡屡面临严重的危机和困难，中共中央却始终坚守在这片虽然贫瘠却很坚实的土地上：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而张国焘又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计划后，敌人重兵压境，迫使红军主力步步东移，陷入了连吃饭喝水都很困难的困境，中共中央甚至已经作出了再次东渡黄河乃至远征鄂豫皖的计划，但毛泽东却仍然力主在陕甘苏区坚持，以极大的耐心创造机会，终于赢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熬过了全民族抗战前共产党人最困难的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投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进攻出发点”；1943年6月，国民党当局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准备以数十万兵力“闪击延安”，用武力一劳逸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中共中央冒着暴露情报来源的风险，以公开信息的方式向国民党当局发起政治攻势，瓦解了这次迫在眉睫的危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发起全面内战，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向陕北发起“重点进攻”，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指挥机关和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区区两万兵力却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落脚点”，直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陕甘革命根据地因而也再一次成为了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且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出发点”……

向着一缕星光前进的共产党人，终于迎来了朝霞满天的黎明。

然而，这缕“宝贵而耀眼的星光”，差一丁点儿，就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刚刚开始认识并且张开双臂去拥抱它的同时，就被仍然在“左”倾政治军事路线指导下的“陕北肃反”，给掐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