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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扑朔迷离的吐蕃

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他们对吐蕃的了解，往往是从历史课本和民间传说中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开始的。人们模糊知道那是一个青藏高原上的古代藏族政权，似乎各方面都相当落后甚至野蛮，据说那里所有的文化都是大唐文成公主传过去的，其国王松赞干布也以能当上唐太宗的女婿为荣，既然这样，那这个吐蕃应该也是鼎盛大唐众多藩属国中的一个吧？

1959年3月28日，西藏高层僧侣、贵族发动的武装叛乱终于被解放军平息，中央政府遂下令解散已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旧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也正式开始。

随着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一家又一家旧贵族失去了政治经济基础而迅速消失，其成员也成为与普通人一样的社会公民，其中，就包括一个即使在西藏人心目中也相当神秘的贵族家庭——“拉加里”。这个家族的末代主人朗杰嘉措卷入了那场叛乱，但他并不想像其他积极参加的活佛、贵族那样背井离乡流亡海外，最后面对平叛的解放军束手就擒，在被关押多年后获得释放。

当年，拉加里法王统治着西藏山南的四个宗（旧西藏行政区划，相当于县），西藏噶厦政府几乎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使得这片辖区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很少与外界交流，让辖区外的藏族人感到神秘莫测，人们传说，该家族不仅信奉在西藏早已边缘化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即俗称的‘红教’），在法王的家庙中甚至还偷偷供奉着曾与佛教不共戴天的苯教诸神。民主改革时，人们又在他家搜出了多具被迫害致死的农奴尸骨，其死状相当凄惨残酷甚至令人发指，从而做为封建农奴制吃人的铁证被广为宣传。

按照西藏旧时传统，拉加里属于贵族中的“第本”家庭，这是西藏第二等级的大贵族，全西藏只有五个，地位仅次于产生过达赖喇嘛的“亚溪”家庭。即使在同样以血统高贵而自诩的“第本”家庭中，拉加里也显得格外卓尔不群，让其他几家心悦诚服地望而仰止——传说中，拉加里家族是古代吐蕃王室的正牌后裔，他们统治西藏山南将近千年，直至民主改革方才退出历史舞台。

距民主改革三十一年前的1928年，波密（今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拉加里家的远亲，世代统治波密、传说中也是吐蕃王室后裔的波密噶朗王族被西藏噶厦政府派兵剿灭，末代噶朗王在逃亡印度途中被杀，又一个统治千年的吐蕃王族就此灭绝。其实，这位末代土王只是上代噶朗王的女婿，严格来说并非吐蕃王族正宗后裔，而其岳父、那位上代土王也同样死于非命——清朝末年，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军队攻破波密，土王逃亡到白马岗（即墨脱）后被当地人谋杀，其首级也被白马岗头人献给清军领赏。

尽管现在的西藏早已没有帝王存在，但吐蕃王族却并没有全部消亡。比如在冈底斯山的另一侧，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邦（Ladakh）首府列城（Leh），这里的人们多是藏族血统并且多信奉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即俗称的‘白教’），吐蕃王的后裔南迦王族仍在当地维持着权力有限的自治，并保存着名义上的王者头衔。十七世纪中叶，正是拉达克出兵入侵西藏阿里，攻占了同属于吐蕃王族的古格王朝，从而导致了古格文明迅速消亡的千古之谜。而在历史上，拉达克和古格的开国君主是亲兄弟，他们都是逃难来阿里的吐蕃王子吉德尼玛衮之后代。

在离拉达克并不算遥远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巴尔蒂斯坦盆地，千百年来生活着许多长着藏族面孔的当地人，他们的生活习俗或多或少都带有藏族人的痕迹，当地也一直留存着许多藏语地名，山谷中的摩崖石刻还依稀可见古藏文的记录，这里因此也被西方人称为“小西藏”。人类学家研究，这些人确实是古代藏族人的后代，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当初信奉佛教的他们早已改宗伊斯兰教。而历史学家发现，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此地曾被叫做“勃律”，是一千多年前大唐与吐蕃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地。

说到历史，除了少数民族自身建立的王朝外，中国的传统史家通常并不太关注少数民族的历史，吐蕃在其中已经算是得到优待的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专门关于它的列传，其中《旧唐书.吐蕃传》约两万七千字，《新唐书.吐蕃传》约两万一千字。

只不过这两部史书都存在一定问题，《旧唐书》为五代后晋的行政官僚刘昫主编，内容相当杂乱，被认为是原始史料的堆砌罗列；而《旧唐书》的编者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和宋祁，尽管井然有序、文笔优美，但编者太注重意识形态以及华夷之防，往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组织内容取舍，于是又有阉割史料、断章取义之嫌。稍晚于《新唐书》产生的《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许多关于吐蕃的史料，但它采用编年体，以记载历史事件为主，深则深矣，但在广度方面却难免不足。

此外，涉及这段历史的汉文史书还有《通典》、《唐会要》以及《册府元龟》等，有关吐蕃的记载零星散布在它们的各章节之中，找起来相当麻烦，而且有时候即使同一本书的不同部分，对同一件事的说法也有相当的差别，这就更增加了甄别的难度。。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汉族以外，中国还有一个喜欢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民族，那就是吐蕃人的后裔——藏族，他们从古至今保存下大量用藏文写就的史书，其中许多记录了吐蕃的历史，且现在已经翻译成了汉文。只是，与两唐书相仿佛，藏族史书也同样存在自己的问题——这些藏文典籍所着重记录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就是一部部佛教发展史，离散的且很可能道听途说的历史事件掩埋在大量宗教论述中，让人读起来相当头疼。

另外，藏族史书的作者多是僧侣，他们往往喜欢采用佛经中常用的各种各样文学的修辞手法来写作，从而让后人不由产生疑问。比如，“东抵昂宿星升起处有万座城门的京师长安，南接轸宿升起之地，立碑于恒河之滨，控制世界三分之二的地方”，这是藏族史书《贤者喜宴》中记载的吐蕃极盛时疆域，但现代的人们看到此段记录，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质疑：这不会是在吹牛吧？

同样值得庆幸的是，仿佛是为了弥补第一手材料太少（吐蕃时代流传至今的文物极少）的缺陷，在中国无以伦比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吐蕃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始记录，它们既有汉文也有藏文，而这些第一手资料尽管许多已流失海外，但今天的人们仍有许多途径可以研究它们。与此类似，在新疆和甘肃等中国古代称为西域的地区，也考古发掘出一些吐蕃时期遗留下的竹简木椟。

敦煌吐蕃文书以及西域吐蕃简椟的研究者中既有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而且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他们可以从大英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等地直接查阅文物原件，让很多时候只能凭借复印件开展工作的中国学者徒然叹息。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古代阿拉伯史学家也留下了一些涉及吐蕃政权的著作，且数量并不算少，许多关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作品都有所提及，比如塔巴里的《年代记》等等。可是，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与遥远的阿拉伯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一个是佛教国家，一个是穆斯林国家，即使二者偶尔有贸易往来，也不值得持续记载，除非它们之间曾产生过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战争？

在几部中国传统史书如两唐书中，都记录了同样一件事：公元763年，吐蕃占领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并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天子，唐朝正牌的代宗皇帝则仓皇逃往陕州。但仅仅占据长安十五天后，吐蕃却又突然撤军，其蹊跷让人顿生疑窦。在这短短半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如日中天的大唐难道真的不堪一击，竟然连国都也失陷吗？《贤者喜宴》所记载的，莫非是真有其事？

关于吐蕃的谜题还有许多。比如，人们一直在争论，当年唐僧也就是大唐三藏法师去古印度取经时，究竟有没有到过藏区？按照现在的地理区划，唐僧取经路线上经过的都是伊斯兰国家，即使古代这里佛教兴盛，似乎也与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搭不上关系。可是不要忘记，前面曾提到巴尔蒂斯坦也就是“勃律”，藏族后裔据说在该地已经定居千年以上，而当年那里正位于玄奘必经的北印度……

扑朔迷离的吐蕃，扑朔迷离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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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1、“蕃”之源》（点击浏览）

《2、天上掉下的王》（点击浏览）

《3、高空作业的赞普们》（点击浏览）

《4、噶朗王族的故事》（点击浏览）

《5、征服女儿国》》（点击浏览）

《6、吐蕃“大宪章”？》（点击浏览）

《7、黄帝与仓颉》（点击浏览）

《8、一统雪域》（点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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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
• 《二、无可奈何的初唐》之《8、无以为家的钦陵（下）》
• 随笔：关于噶尔.钦陵

1、“蕃”之源

“从五大行精华中，

生出一块大卵，

外边的蛋壳形成白神岩，

内层的蛋清里面，

形成白海螺旋转。

中间温热的蛋黄里，

六类众生全解脱，

卵形成十八块酪，

十八块蛋酪中块，

形成一块螺形，

是渴望生命的疮状人。”

——西藏古代史书《朗氏家族史》

几乎每个古代民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创世神话，作为现代藏族人祖先的吐蕃人，自然也不例外。

如果现在你问一位藏族朋友，人类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他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你还没来得及惊叹达尔文进化论普及之广，很快他又详细补充道：人当然是猴子变的，人类的父亲，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猕猴绛曲赛贝，而人类的母亲，则是至尊度母化身的罗刹魔女，这是祖先们早就流传下来的故事。于是，这场谈话的内容，就哭笑不得地由科学转变为神话。

藏族传说，观世音所化的神猴绛曲赛贝正在山洞中修行，一个罗刹魔女爱上了他并向其求婚，当然遭到了他的拒绝。罗刹女遂言道：我是以众生血肉为食的女魔，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只能嫁给同样以众生血肉为食的男魔，生下子孙仍是危害众生的魔鬼，你难道忍心出于一己之私而让生灵涂炭吗？

神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最后他毅然决定放弃修行牺牲自己，与罗刹女结为夫妻，他们的子孙果然不再是魔鬼，而是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人类。据说神猴和罗刹女当初生活的山洞，就在现在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的贡布神山上。在藏传佛教的许多寺院中，都有表现这个题材的壁画。

猴子变人的故事不仅仅存在于藏族民间传说，藏族古代史书如《国王遗教》等也都有所记载，只不过，这部《国王遗教》的来源颇有些可疑，其作者自称是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但后世学者考证后普遍认为，该书应为托名之作，大概成书于公元11至14世纪，那时候吐蕃早已经灭亡了。但即使这样，这部书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所记录的内容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家从中应该看得出来，这明显是一个被佛教改造过的神话，而佛教传入西藏只有一千多年，在那之前吐蕃人信奉的多是接近于萨满教的原始苯教。在苯教神话中，创世之初天地间一片混沌，生成一枚鸡蛋状的东西，最后中间的蛋黄分裂成十八块，就在它们中间，诞生了渴望生命的“疮状人”，他逐渐生出眼、耳、鼻、齿、舌、脚等器官结构，这就是人类男始祖叶门，他与女始祖曲嘉结合，从此繁衍出人类。西藏古代史书《朗氏家族史》等对此都有记载。

那么，关于吐蕃人的起源，难道没有不带神话色彩的说法吗？真有，而且还不只一种。

一种说法认为吐蕃人起源于印度，是一个争权失利的古印度王子逃亡到西藏繁衍的后裔，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布顿大师（藏文大藏经的主持编修者）所写的《布顿佛教史》里就持这种观点。但是，此说除了布顿之外，似乎无人赞同，《贤者喜宴》等史书对其多有批驳，这种说法也逐渐被后世抛弃。

第二种说法认为吐蕃人的祖先是古代的氐羌人，他们由中国西北的黄河中上游地区逐渐迁徙到青藏高原并繁衍生息。人类学家研究发现，藏族、羌族、彝族三个现代民族与古代氐羌人确实有血缘上的联系，这三个民族很可能同为氐羌人的后代。考古学证据似乎也倾向于该说，从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了大量古代民族迁徙留下的遗迹。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吐蕃人就是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本地民族，这也有考古学证据的支持，比如昌都的卡若遗址就保存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期时代晚期的人类生产生活的大量痕迹，只是，这些遗迹出土的文物有一些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上游文化痕迹，且其中还出土了许多已炭化的小米，这究竟是古代人类交往的结果还是这些人本身就是从西北地区迁徙至此，目前还没有定论。

藏族的祖先自称为“蕃”，关于这个词的来源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藏族祖先信仰的苯波教，“苯波”与“萨满”类似，都是对宗教祭司或巫师的称呼，据说该词来源于巫师占卜作法用的瓶子，又被称为“奔巴”，后来清朝用来遴选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掣签制度，用的就是这个概念。

也有人认为，“蕃”是指“经营农业的地方”，吐蕃王朝起源地——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龙河谷是当时高原农业的中心，因此被称为“蕃域”，后来这个“蕃”就逐渐成为由此地向整个青藏高原扩展的藏族祖先的自称。还有人认为，这个词来源于牧人吆喝牲口或彼此联络的呼唤声。如此等等众说纷纭，可惜无论汉文还是藏文古代史书对“蕃”的起源都没有明确的解释。

最先剖析“蕃”这个词具体含义的史书，是近代著名学者根敦群培的著作《白史》，根敦群培是西藏第一位学贯中西的伟大学者，通晓汉、藏、蒙、印度、克什米尔以及英语等多种语言，他的未竞之作《白史》也是广证博引各方资料，被认为是西藏第一部不依托宗教和神话而独立存在的历史著作。

可惜根敦群培研究的结果说了等于白说——他分析的“蕃”的意思是：“不能说‘蕃’有任何意思，可能是一种随意定的名称”。根敦群培接着解释说，“蕃”或者是将吐蕃王号当作地方和民族名称，或者是来自于苯波教，在《白史》中他写道：“始初，称为‘苯之地’。后，音讹成‘蕃’。”

按照藏族古代地理区划概念，这片广袤的“蕃”地又被分为三围、卫藏、多康等几大部分。“三围”即现代西藏的阿里地区和克什米尔部分地方，藏族史书称为“象雄”，汉文史书多称为“羊同”；“卫藏”包括现代西藏的拉萨、山南（合称为‘卫’，即前藏）以及日喀则（称为‘藏’，即后藏），是藏区的核心地带；“多康”则是安多和康区的合称，包括青海、甘肃甘南、四川甘孜、阿坝、云南迪庆和西藏昌都等地，这里是藏区和汉地的交界地带，其归属历来存在争端，也是日后唐朝和吐蕃争夺的主要焦点。

关于各片区域的地形地貌，彼此差异很大，藏族史书写道：

“上部阿里三围如池沼，

中部卫藏四如像沟渠，

下部多康六岗若田地，

全境犹如身在海洋中。”

连各区域生活的的动物并不相同，藏族史书继续写道：

“上部三围为糜鹿野兽之地，

中部四如为虎豹猛兽之地，

下部六岗为飞禽鸟类之地。”

上部、中部、下部，阿里、卫藏、多康，或三围、四如、六岗，就是古代藏族对自己生活地域的称呼。

至于现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的“西藏”这个词，似乎产生的相当晚，学者们考证说它大概出现于清朝康熙时期——《清实录》中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有“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此后在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

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已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到了1721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被后人认为是“西藏”这个词正式成为官方用语的标志。

在那之前，除了“吐蕃”这个称呼外，人们还把这片土地称为“土伯特”（许多人认为其来源于‘吐蕃’的转音）或“乌斯藏”——对《西游记》熟悉的朋友也许还记得，猪八戒日思夜想着散伙回去的那个安乐窝高老庄，就位于“乌斯藏”。

在元明时期，来到内地的一些西藏喇嘛们仗着皇帝的宠信，欺男霸女横行不法，甚至以宗教的名义残害生命，例如《元史》记有以人皮为佛像座垫的事、以人心做贡物的话，而以荒唐著称的明武宗也相当迷信喇嘛，甚至据说他还热衷于搞“男女双修”，弄得“乌斯藏”在当时也连带着声名狼藉，吴承恩同学把老猪的丈人家安排在那里，也许是想表达一种讽刺或不屑吧。

• 【原创】天降赞普——吐蕃王朝的崛起【已完结】

2、天上掉下的王

吐蕃人最早的首领，被后人们称为“聂赤赞普”。

“赞普”这个词，是从聂赤以后历代吐蕃王的称号，如同汉人的“皇帝”、罗马人的“恺撒”以及埃及人的“法老”一样。据说，“赞”是“强壮”之意，“普”则是“男人、儿子”，“赞普”合起来就是“最强的男人”，颇符合当时那个未开化时代部落首领的选拔标准。但也有别的说法，认为“赞”是指鬼神尤其是祖先的灵魂，藏族自古就有“人死成赞”的说法，因此“赞普”又可以看成“神鬼保佑的人”（或‘神之子’）以及“祖先护佑的人”。

汉文的唐书认为吐蕃最早的领袖，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占据青、甘、宁部分地区的南凉鲜卑族君主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而“吐蕃”则是“秃发”的转音：“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其他一些汉文史书，如《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看法，例如《册府元龟》中就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地。后魏神瑞初，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

按：《册府元龟》写于北宋，是描述宋以前历代君臣事迹的史学类书，取材以正史为主，间涉经、子，杜绝杂书，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总计一千卷。“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起这个名字是想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该书的主编是真宗朝大臣王钦若，此人被认为是在宋辽战争期间先力主逃跑后又陷害名相寇准的大奸臣，当时人恨屋及乌，对这部书也不太待见，但后来人们发现其内容极为丰富，尤其是唐、五代史部分，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其中也保存了许多关于吐蕃王朝的珍贵资料。

如果按照这些记载，那位“聂赤赞普”，似乎就是这位“樊尼”。

但唐书的作者对这位吐蕃第一王的出身并不能完全确定，因此才在那段叙述前还用了“或云”这样模糊的限制词，意为“有人说”或“有人认为”，同时它又承认“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后世研究者们则认为，樊尼就是聂赤赞普的说法是不太可能成立的，吐蕃王朝兴起于西藏腹地的山南地区，并非唐书中所说的“羌中”，两地相差达几千里，而即使对地理概念最模糊的古代汉文史家，也没有把“羌”的范围扩展到西藏本土。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从古代藏族史书中，去寻找这位吐蕃最早首领的踪迹吧。值得庆幸的是，藏文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相当多，甚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这又给研究者们造成了另一个烦恼，究竟哪个说法才靠谱呢？

与有人认为吐蕃人起源于印度类似，同样有人宣称聂赤赞普来自于印度，而且这位吐蕃第一王的出身无比神圣，因为他是释迦王族的后人——佛教徒们都知道，佛祖“释迦牟尼”这个名字的含义，其实就是“释迦王族的圣人”，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观点，吐蕃王族竟然是佛祖的亲戚！

比如据说是记载了藏王松赞干布言行语录的西藏古代史书《柱间遗教》就认为，聂赤赞普出身于印度刹帝利种姓，属于释迦族的后代，他与家族其他王子争斗失败后被迫逃亡，翻越雪山进入西藏，到了一座称为“江妥”的神山，在此地称名号“聂赤赞普”，成为吐蕃赞普之始祖。

前面说过，西藏古代史书基本上都是藏传佛教僧侣们所写就的，而佛教正是吐蕃时期引入西藏的，几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吐蕃赞普甚至被佛教徒尊奉为佛和菩萨的化身，如果将吐蕃王族的起源与藏传佛教捆绑得更紧密一些，无疑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实现“双赢”，因此许多西藏古代史书都支持这种观点，而吐蕃王族后裔对此也没有否认甚至默认。

但是同样地，由于该观点太过功利且缺乏正史支持，甚至在传统佛经中也找不到依据，因此即使在佛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古代，也有藏族史书如《贤者喜宴》对其表示质疑，后世的研究者更是普遍抛弃了这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与前面的正好相反，聂赤赞普不仅不是佛祖家族的后代，反而变成了可怕的魔鬼。比如写于12世纪的西藏史书《第吴教法史》记载道，波沃（据说是现在西藏林芝地区的波密）有个叫姆增的妇女生下了九个可怕的儿子，他们全都是饿鬼，其中的老九尤为凶恶，他叫特让玛乌贝热，舌头大得能盖住脸，手指间长着鸭子一样的蹼，既残暴又有力气。在苯教僧侣的帮助下，当地人齐心协力把特让玛乌贝热驱赶了出去，他到处流浪，最后跑到吐蕃中部的山南地区占山为王，由于他是从波沃地方来的王，故又被称为“悉补野”（即‘波沃之王’）。

据说这位吐蕃第一王有个怪毛病，喜欢骑在人脖子上或者乘坐脖子承载的肩舆，他第一次进入雅龙河谷的时候就是骑在当地人的脖子上过来的，因此被人称为“聂赤赞普”，即“用脖子当宝座的王”。《第吴教法史》还说，聂赤赞普并非自愿为王，而是吐蕃当地百姓看他强壮，于是就非要强迫他当首领。

祖先这种强赶鸭子硬上架的称王背景，再加上令人心惊胆战的饿鬼来历，使得后代的吐蕃王们对此相当不爽甚至恼羞成怒，因此该说法曾在吐蕃王朝遭到长时间的严禁。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聂赤赞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天神的子孙。该说在西藏民间流传最广泛，由于它实际上让后代的吐蕃国王们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这个马屁拍得实在太过惬意，因此成为吐蕃王朝大力宣扬的官方口径，甚至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也记录了这个故事：“天神自天而降……即为聂赤赞普，来做雅龙大地之王，降临雅龙地方神山江妥……”这座“江妥神山”位于工布林芝县境内的达孜曲吉纳俄村附近，后来被封为苯教神山，据说曾被苯教祖师敦巴辛饶亲自加持过。

拉萨神圣的大昭寺前，现在还立着一块吐蕃时代的古石碑，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和平盟约，它就是著名的唐蕃会盟碑，关于它的故事以后再详说，这里单抄一下上面记载的有关吐蕃王族起源的内容。石碑上的藏文开头部分，翻译为汉语如下：“圣神赞普鹘堤悉补野，化身下界，来主人间，为吐蕃大王。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原净土，自天神而为人主，德泽流被，建成万世不朽之基业……”

吐蕃的这种官方宣传口径自然也影响了其邻居唐朝，比如汉文史书《通典》卷一九零《边防六.西戎二.吐蕃》中就记载：“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堤悉补野，因以为姓。”

按：《通典》为唐朝曾任宰相的杜佑编撰，共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它主要记述了从黄帝时代起至唐玄宗天宝末年，历朝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理﹑民族情况，共二百卷，分为九类，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史料价值极高。

后来的人们又干脆和起了稀泥，把以上三种说法各加取舍，于是便形成了第四种说法：

（懒得写了，直接抄一段现成的吧）

雪域有了人类，出现了许多的小王，可是观世音菩萨想，如果雪域没有诸圣者的加持力，没有一位统治者，要想兴起佛教是很困难的。于是由圣观自在菩萨加持诞生了一位王子，他就是古印度护狮王的三儿子。

这位王子的相貌异乎常人，眼睛像鸟一样从下往上合，长着碧玉般的眉毛，手指连在一起，牙齿像海螺。护狮王觉得他是鬼怪变的，是可怕的凶兆，要手下人把他杀了。大臣们不愿用武器把他杀死，就把他放在铜箱里，钉上钉子，抛入了恒河。

一对老夫妇得到了铜箱，救了王子。当王子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后，逃入了雪山之中。这时，观世音菩萨用胜慧光明照射他，从而改变了他的意趣。他来到江托神山顶上，举目远望，忽见雅隆河谷，犹如将天上的快乐搬到了人间那样美好。

这时他看见了雅拉香波神山的白雪。于是他来到贡布神山的山顶，沿着木神之梯下降，正巧被十二名牧童看见。就问道：

“你是谁？”

“赞普！”

“你从什么地方来？”

牧童们听不懂他的话，感到十分惊奇，就说：“这人是从天上下来的赞普，可以当我们的王。”

牧童们很高兴，就用脖颈将他抬下山来。住在雅隆河谷的人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纷纷前来观看，他们见着这位天神相貌英俊，仪表非凡，就推举他为雅隆部落的首领。

聂赤赞普做了部落首领以后，人们就在长满红柳和香莎草的山坡上，修建了西藏第一座王宫雍布拉康，献给了聂赤赞普。这座王宫的遗址，就在离山南泽当镇不到15公里的地方。

（以上摘录自<生长神灵的山水>，作者周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由聂赤开始，以“悉补野”命名的这个家族开始世代统治吐蕃，由此成为吐蕃唯一的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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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和正在发的《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都出自笔者正在写的《横绝丝路的王朝——吐蕃兴亡史话》，初步打算从传说时代一直写到吐蕃灭亡，估计耗时会比较久。

初来贵地，规矩不熟，请各位多多指教

那么这反映了历史上汉、藏两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现代羌族的语言与汉语和藏语的关系又如何呢？

惭愧，不敢当请教二字。

您问的问题比较深，而我所知道的又比较肤浅，实在无法完全回答。根据笔者有限的了解，所谓汉藏语系是语言学家李方桂（就是有名的Fang-Kuei Li，他对古代吐蕃文字的解读做出了卓越贡献）提出来的，当初提出来似乎主要是为了与印欧语系对应，据说如此归类是因为音节和声调的原因，汉语和藏语在许多地方有共性，似乎更多是出于语言学本身的研究，没有过多涉及历史。

至于笔者本人，实在看不出这反映了历史上汉、藏两族有什么样的关系，汉语里的藏语词汇和藏语里的汉语词汇都少之又少，而且与各地汉语发音庞杂差不多，藏语起码有拉萨话、康巴话和安多话几个方言，彼此之间未必听得都明白，但他们都用藏文这个平台来作为语言的载体。

此外还有白马藏族、嘉绒藏族等，都是后来才人为的归类为藏族，其语言与藏语三大方言也有很大差异，个人觉得他们和羌族的语言更加接近一些，至于羌语和汉语、藏语的关系，笔者确实不清楚。

笔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实在有限，没法回答再多了，抱歉。

印度现在占的藏南是什么关系？拉加里法王统治着西藏山南的四个宗，全都在目前的实际控制边境以北吗？

我们所称的“藏南”或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其中一部分原来属于西藏传统上的山南地方，具体来说就是雅鲁藏布江出口处的一片土地，包括仓央嘉措出生地门隅在内。其中另一部分，原来属于工布（现在的林芝）和波密管辖。

至于拉加里的辖区似乎与藏南没什么关系，这四个宗都在山南的心腹地带，而藏南则是山南和林芝的边缘。

3、高空作业的赞普们

说起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名字，是相当令人头疼的一件事。

赤德松赞、赤松德赞、赤德祖赞、赤祖德赞……这些国王的名字，仿佛如“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排列组合般的绕口令，而许多赞普除了这样绕口的总店字号外还开了别名分号，且汉藏文史书的记载差异颇大，比如最著名的松赞干布，在汉文史书中有弃宗弄赞、器宗弄赞、弃苏农赞等多个名字，此外还有弗夜氏、不弗弄赞的称呼，而藏文史书则称他为赞普“赤松赞”或“松赞”，“干布”则是后加的尊号，具体含义后面再说。

另一位比较有名的藏王，最终实现唐蕃和平的赤祖德赞，汉文史书称之为“可黎可足”，而藏文史书多称他为“赤热巴巾”或“热巴巾”，这是一个绰号，具体含义仍留到后面讲。

赤祖德赞的兄弟，吐蕃末代赞普、佛教的敌人达玛乌东赞，在汉文史书中被叫做与少林祖师名字类似的“达磨”，在一部名为《蒙古源流》的蒙文史书中则作“达尔玛”，而在西藏，他更多的时候是以“朗达玛”著称，这名字其实是佛教徒对他的诅咒，“朗”意思是“牛”，人们骂他是牛魔王转世。

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有一份《赞普世系表》，里面记载了从聂赤赞普开始的吐蕃历代赞普的世系人名，到松赞干布之前共有三十二个，尽管史料中没有涉及他们具体的生卒年份，但一些专家们按每代20-30年推算，认为聂赤赞普大概生活在公元前1至2世纪，相当于中原的西汉王朝时期，姑且存疑。

吐蕃赞普的藏语名字翻译过来往往带有一个“赤”字，有时候也写做发上声的“墀”，这是一个尊称，藏语“宝座”或“王座”的意思，这种习俗后来也一直流传下来，比如藏传佛教寺院的寺主一般被称为“赤巴”，即“宝座上的人”。

“赤”这个表尊称的词语应该产生自吐蕃王系的初期，从聂赤赞普开始的最早七代吐蕃王名字中都带“赤”，他们被合称为“天赤七王”，至于他们的具体名字，《红史》、《青史》、《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娘氏教法史》等古代藏文史书说法不一，现代的人们似乎也不必深究这些。

这七位吐蕃先王，据说都是顺着天梯，由天上降临人间的，等到了他们生命的尽头，其灵魂又会同样顺着天梯回到天国继续享福，所以说他们其实都是永生不死的神族。而且天神为了保险，不仅派了护身神灵随时保护这些王，还在每人身后系了根天绳，这样赞普们来回爬天梯的时候既不怕掉下来，遇到危急关头还能让护身神灵快点儿拉自己上去。

但高空作业久了，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里要说的是“天赤七王”中的最后一位，也就是止贡赞普的悲惨遭遇。这个故事在西藏许多古代史书中都有记载，而在一件人们到现代才在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此事件描述得尤其绘声绘色：

止贡赞普幼年之时，其父王母后就将来如何给孩子上赞普尊号，请教于老祖母卓夏吉林玛。这位老婆婆大概是个女巫，能够根据征兆判断吉凶，她问道：吉雪扎玛岩是否坍塌？丹玛地方的母牦牛草场是否被火焚烧？达列帕措湖水是否干涸？答道：岩未坍，湖水未涸，草场亦未被烧毁。

但由于老祖母春秋高迈，耳患聋病，错听成岩已经亦坍塌，草场被焚烧，湖水也干涸。于是，对他们说道：这个孩子是个短命鬼，就取名为“止贡“赞普吧——“止”是“刀”的意思，“贡”是“死”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不祥的“死于刀下”。就这样，由于奶奶的耳病错听，小王子就取了这个倒霉的名字，他长大后常常为此心中不悦耿耿于怀。

由于具有天神的血统，止贡赞普的能力超出常人，力大无穷，再加上身后天绳的帮助，白日飞升对他小菜一碟，所以为人相当狂躁骄傲。有一次，他强迫手下大臣们与自己决斗，大臣们都纷纷表示不敢，一个叫洛昂达孜的大臣也在其中。

然而，合着那天洛昂达孜背运，怎么解释止贡赞普也不听，非要两人比试一翻。最后，洛昂达孜只好说：“如果大王不听我的，非要决斗的话，则请授予我天神器物中能自行击刺之矛、自行砍斫之剑、自行遮护之盾，若将这些神通武器赐与我，我可敢与王一试决斗。”

骄傲的赞普答应了，将王库中之神通宝物全赐与洛昂达孜。洛昂达孜按期先到娘惹夏波城堡备战。之后。赞普也来到娘惹夏波，君臣在娘惹塔瓦园对垒。

洛昂达孜又要求说：“请您将径直悠远的天绳砍断，将九级天梯朝下放倒，这样比武才能公平。”赞普自持勇力无双，按其请求照准。然后，洛昂达孜将两百支利矛系拴在一百头黄牛背上，再驮以灰囊，百头牛相互搏斗，灰袋被剑割开口子后崩裂，洛昂达孜进入灰尘弥漫之中，趁机向赞普猛烈进攻。

止贡赞普这下抓了瞎，一片迷茫中毫无还手之力，赞普的护身神德拉贡杰见情况危及，立即挺身而出。由于天绳已断天梯也爬不了，这位负责的神灵只好奋力将赞普举向天空，但洛昂达孜早有准备，马上从袖筒取出小斧砍了过去，护身神不幸被击中，摔落于雪山缝隙中葬身于斯。

没有神灵的帮助，天绳已断天梯已倒，狂妄的止贡赞普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人，他终于被大臣杀死，其尸骸置于大铜锅中封好，抛进雅鲁藏布江中央顺水而下，流至江尾赛仓地方，终于被一条名叫沃德让莫的龙所吞噬……

止贡赞普的自大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他的子孙们——由于天绳和天梯都断绝了，后世的赞普们失去了与天界的联系，死后的灵魂再也回不了天国，只能屈尊埋葬于人间。当时的西藏还没有流行天葬，吐蕃国王们像汉族君王们一样修建王陵，西藏山南地区的琼结县，至今还保存着埋葬吐蕃历代先王的藏王墓区。

现代学者研究这个故事后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神话，它很可能是吐蕃创立后王权与神权的斗争的反映，大臣洛昂达孜被认为代表了当时吐蕃强大的苯教势力，最后王权不敌神权，国王被苯教大臣杀死。

据说，在“天赤七王”统治期间，吐蕃就已经确定了以苯波教作为国教的宗教政策。按照一部西藏古代史书《教法要义》的记载，吐蕃的这些早期国王们从苯教大本营象雄（大概在现在的阿里、藏北那曲的部分地区以及克什米尔的部分地方）请来苯教法师向属民传教，并翻译了许多苯教的经典，甚至根据所谓的“净天”字和“大食”字创造了西藏自己的文字，并修建了苯教的城堡和寺院，国师也由苯教巫师担任。

但这部《教法要义》是苯教徒写的史书，后世多出身于佛教僧侣阶层的西藏学者们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一直存在许多疑问，同样也并不认可其内容的准确性，比如他们认为苯教巫师的文化水平相当低，那些所谓的苯教经典都是后来抄佛经编出来的，当时根本没有产生，而藏文更应该是直到松赞干布时期才创造出来。

现代研究者认为，《教法要义》的内容并非全部虚构，其中一些部分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而苯教势力秉持吐蕃朝政的渊源则是自古就有的，已经成为吐蕃王国创始阶段神权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最后苯教巫师们频繁干政，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甚至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地步，构成了对国王权力的极大挑战，到止贡赞普时已显露出君权与神权之间深刻的危机。

即使是苯教徒写的那部《教法要义》，对这种情况也有所记述：“头上的帽子过大，会累得汗流浃背；美食吃得过多，也会引起反胃；听任别人的虱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后它会爬上你的头顶”。根据著名藏学家、西藏社科院原副院长何宗英先生的考证，这段话其实是厘赞协等吐蕃大臣对止贡赞普的谏言，劝他做事不可过分，对于苯教徒不要过分妥协，否则苯教徒会凌驾于赞普之上作威作福，以至“到了赞普子孙之时，国政必将被苯教夺去”。

不管怎么说，总之吐蕃最后一位有能力玩高空作业的赞普就这样死了，充斥着神话传说的“天赤七王”阶段到此终结，吐蕃也越来越接近所谓的信史时代。这个刚刚兴起的藏族政权将往何处去，是苯教就此政教合一，还是王族今后卷土重来？

我们后面再继续说吧。

• 【原创】天降赞普——吐蕃王朝的崛起【已完结】

您的这个系列帖很有价值。如果能加上对应的地图就更清晰了，毕竟大部分读者不熟悉那一片地区。

再者要是能大致注明时间就好了，当然，藏区的历史和大量的神话混在一起，要确定具体时间比较困难，这一方面大概和宗教有关，另一方面是否和藏文出现的比较晚有关？

有，一直到松赞干布为止

4、噶朗王族的故事

在现在西藏林芝地区林芝县米瑞区广久乡的雍仲错村，保存着一块吐蕃时期留下的摩崖石刻，因为石刻所处的地点在古代被称为“第穆”，因此它就被人们称为“第穆石刻”。石刻所在的巨石面向西南方，高2.6米，刻有古藏文二十一列，据考证它立于公元796～815年间，已经有超过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这块石刻记载的其实是一篇古代的盟誓文书，盟约的一方是公元8世纪吐蕃最鼎盛时期的赞普赤德松赞，盟约的另一方则是一个名号为“噶朗”的工布当地土王，石刻的内容显示出立盟双方的关系似乎相当亲密，其中有“工布王族系肇于一王兄”之句，吐蕃赞普甚至承诺“永不令外姓为工布王，只命噶朗王之子孙世袭”。

这位噶朗王究竟是什么来头，竟然能让统治着号称“东抵昂宿星升起处有万座城门的京师长安，南接轸宿升起之地，立碑于恒河之滨，控制世界三分之二的地方”的赤德松赞大王屈尊与其盟誓，且誓文内容如此谄媚甚至可以说肉麻呢？

这要从止贡赞普死后说起了。

洛昂达孜杀死止贡赞普后，自然登上了国王宝座。后世研究者认为，他此前应该是隶属于吐蕃的一个小邦之王，在强大的苯教势力的支持下，对力图扩大王权的止贡赞普发动了突然袭击并最终取而代之，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一些大臣的劝说下，止贡赞普打算先将苯教巫师们驱逐到边疆，然后一举消灭，信奉苯教的另一些大臣们于是先发制人，国王反而命丧其手。

止贡赞普的三个儿子（也有史料说是两子）被迫逃亡，跑到了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工布即现在西藏的林芝地区。传说，当时止贡赞普的一个王妃正怀有先王的遗腹子，尽管情景极其相似，但以后发生的，却并非是一个《搜孤救孤》的故事。

篡位者洛昂达孜似乎只满足于夺取赞普的财产和地位，并没打算对先王后裔赶尽杀绝，史料中不但没有他追杀三个王子的记载，而且他对于怀孕的王妃也没有加以杀害，反而让她顺利生下了孩子。只不过，几千年来血腥的政治史告诉我们，对敌人的仁慈所得到的报答通常都是相反，残酷如屠案贾者尚死于非命，不忍如洛昂达孜者更难以幸免。

但当时的洛昂达孜并没有遇到多大麻烦。他在吐蕃的统治进行得相当顺利，属民们对于究竟由谁称王似乎并不感兴趣，史书上也没有留下诸如“国王无道”、“民怨沸腾”、“揭竿而起”之类的记载。而那些苦主——三个年长的吐蕃王子，在工布自立为王繁衍生息，活得应该也相当滋润，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试图去挑战杀死自己父亲的新任吐蕃王，去恢复祖先的光荣和家族的权力。

如果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那么吐蕃王的宝座今后将与悉补野家族没什么关系，这个家族最多只能作为工布土王而存在，甚至土王的座位也并不安稳——尽管没人愿意来当时鸟不拉屎的工布找他们的麻烦，但没准吐蕃王某一天突然后悔了，大军压境之下，悉补野家族就只能选择要么继续逃亡，要么硬着头皮与吐蕃对抗，而后一种选择很可能导致巢覆无完卵。

之后的一切变故，都源自传说中那个遗腹的王子。

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这位王子名叫茹拉杰，当他长至靠着大人膝盖能站立时，向母亲问道：“人都有父，我父在何处？人都有王，我王在何处？”母亲答道：“小儿别说大话，我不知道。”

孩子发狠道：“母亲若不告我，我将去死！”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事情的全部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包括他的父亲如何被害，尸骸被抛进雅鲁藏布江，他的哥哥们如何逃到工布，等等。

于是，一出吐蕃版的《王子复仇记》从此开始上演。在西藏民间传说中，茹拉杰王子是智慧的化身，人类社会萌芽期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开垦土地、草滩为田地，引溪水灌溉，发明了牛轭以犁地耦耕，在河上建造桥梁，冶炼矿石为金、银、铜、铁，熬皮做胶，烧木为炭，驯化了牦牛，等等，据说都是这位王子的功劳，因此他渐渐在民间积累了极高的人望。现在，长大后的他要把自己超绝的智慧之剑指向杀父仇人，夺回原本属于自己家族的一切。

茹拉杰找到了吞噬父亲尸体的那条龙，设法让他吐出了大铜锅，从而让父亲死有葬身之地。随后，他开始谋划如何杀死仇人洛昂达孜。

但如前所述，洛昂达孜不仅勇猛过人，而且同样足智多谋，对付起来相当不容易，但他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国王有一个今天人看来相当值得赞赏的爱好——喜欢狗。茹拉杰王子遂投其所好，把毒药涂在神狗的毛上，据说为了保险起见，还一连加工了两只这样的毒毛狗，然后便将它们放到王宫附近，果然如愿被国王发现。洛昂达孜抱起这两只名贵的神狗，爱不释手来回抚摸，毒药不出所料地粘在他的手上渗入肌肤，篡位的国王便这样失去了生命。

也许因为洛昂达孜在位期间确实没有什么暴虐的突出事迹可言，即使在由后世吐蕃王室主导的历史记录中，这个篡位者最后死得也算相当安详。

茹拉杰王子掌握了吐蕃的政权，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却并不打算自己做国王，而是来到工布迎请自己的兄长们回去即位。

关于止贡赞普的儿子数量，各史书有不同的记述，《汉藏史集》认为有两个，《国王遗教》认为有三个，其中都不包括茹拉杰；而《红史》、《贤者喜宴》、《王统世系明鉴》等书说是三个成年儿子加上遗腹子茹拉杰；上面提到的第穆萨摩崖石刻则记载为三个：“止贡赞普之子长为聂赤，次为夏赤。后长子为工布王，次子夏赤为天赞普。”其中也没有茹拉杰。

因此，后世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个神话般的茹拉杰王子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很可能只是王族子弟而并非止贡赞普的亲生儿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自己即位反而拥立了其他王子。

西藏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茹拉杰甚至连王族血统都没有——据说止贡赞普的王妃在赞普被杀时并没有怀孕，而是成了新国王洛昂达孜的牧马人，她晚上梦见与一位漂亮的白色男子同床，早上醒来时见一只白牦牛从身边走出去了，这只白牦牛其实是雅拉香波山神，吐蕃部落的图腾神，王妃这才怀孕，后来生下的孩子就是茹拉杰，他是神灵派来协助吐蕃王族复位的。

智慧越高的人心中的约束往往越多，这已经在不只一位历史人物身上得到证明。也许，身有孔明之智的茹拉杰也同样兼有孔明身上的条条框框，他不忍或不愿“取而代之”吧。真正原因，也许永远成谜。

不管怎么说，茹拉杰来到工布并找到了那几个正牌的吐蕃王子，但他们其中有人早已乐不思蜀，不想再返回故乡，于是这位王子就留了下来，成为后来噶朗王族的始祖。

到了吐蕃时期，藏王赤松德赞为了安抚工布地区，特地又与他的这家远方亲戚盟誓，重申噶朗王族也是聂赤赞普的后裔，拥有世代统治工布的权力，同时，藏王还颁赐给噶波王族免税饬令，承认工布地区不是吐蕃中央行政区域的组成部分，在王朝课税的范围之外，于是吐蕃政府的财税官员们如果试图插手工布，就被视为对高贵的噶波家族世袭特权的一种侵害，会因此受到赞普的惩罚，双方的誓词随后被刻在第穆的山崖巨石上，并一直流传至今。

说到“第穆”，一些对清朝时期西藏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也许对这个词感到有些面熟，没错，它就是您知道的那个“第穆活佛”之“第穆”——这个地方曾建有一座第穆寺，寺主就是后来担任过几任西藏摄政王的第穆呼图克图，但他的历史与吐蕃没什么关系，因此稍微提一下也就罢了。

其实，第穆所在的工布地方在吐蕃时期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被视为亡灵和死者居住的场所，在号称是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所些的《神鬼遗教》中，对其有这样可怕的形容：“达布、工布、娘布三个地区，是在被称为北方冲木的格萨尔地区最有害者，也就是饿鬼地区，死者的都城。”

也许篡位后的洛昂达孜并非不想去找那几个吐蕃王子的麻烦，可能是工布那片地方真的太没油水可捞，人跑了也就跑了吧，实在不值得去那个可怕的地方抓他们。

那位正版的吐蕃王子返回故乡后顺利即位，在茹拉杰的辅佐下，王朝又开始繁荣昌盛，茹拉杰也成为后世推崇的“吐蕃七贤臣”中的第一位。

按，“吐蕃七贤臣”是为吐蕃的发展立下卓著功勋的七位大臣，包括茹拉杰，他的儿子拉布果嘎，据说最早推行商品贸易的赤多吉尊杰波，这三人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另外还有后面要专门讲的吐弥·桑布扎、最早创建城市的赤桑扬敦、修订法律的赤桑雅拉以及大力发展畜牧业的达占东塞，这四人是信史中的人物。

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的赞普世系表推算，此时大概在公元前后，距离那位伟大的藏族英雄松赞干布诞生起码还有六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当时中原的西汉王朝正走向没落，对青藏高原差不多一无所知，而藏族的亲戚氐羌人此时仍仍默默无闻，他们还要到一二百年后才能成为另一个汉帝国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果本文按照这个进度写下去，成为一篇又臭又长甚至有始无终东西的可能性相当值得期待——目前可能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因此，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迅速穿越数百年的历史，来到一个与松赞干布相当接近的时代。

• 【原创】天降赞普——吐蕃王朝的崛起【已完结】

许多事情，其实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很难剥离开

关于吐蕃历史，大致靠谱的年代记录是从唐代开始，以前几乎所有关于吐蕃历史的正规研究都基于唐代的纪年。

这些中原史书的记载怎么说呢，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对涉及双方的事件如战争、会盟等都相当准确，但对吐蕃内部的情况则多是道听途说，比如笔者在唐蕃争霸那篇的开头曾写过，一些唐人甚至认为吐蕃人是狗的后代，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唐朝史料上确实援引过突厥人的污蔑说法，即“吐蕃，狗种也”，当然后来证明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直到近现代发现了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以及西域吐蕃简椟，少量吐蕃石刻也被人重新发现，东西方一些语言学家又破解了吐蕃人用古藏语留下的这些记录，对吐蕃史的研究才有了重大突破。

但这些藏族历史材料也有问题，笔者常提到的那卷吐蕃历史文书纸卷，据考证其实是私人著作，作者掌握的信息量难免有限，且敦煌与吐蕃本土相距遥远，许多事情传到那里难免走样；另一些文书以及吐蕃简椟是政府公文，内容烦琐，研究某个具体事项肯定参考很大，但对于漫长的历史而言却难免摸象；吐蕃石刻价值非常大，但损毁比较厉害，造成对其解读众说纷纭，观点往往针锋相对。

至于后代的藏族佛教史书，人们认为其对吐蕃史研究的贡献，争议相当大。

综合来看，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靠谱的藏文史料大致包括以下三种：

1、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以及行政文档，多为纸质，本文已大量引用；

2、新疆和甘肃等地出土的吐蕃简椟，木质或竹制，多为阐述具体事情行政文件，比较烦琐且许多残缺，本文好像还没怎么引用；

3、西藏本土遗留的吐蕃时期碑文及石刻，自然是石质，数量不多且有损毁，前面说的第穆摩崖石刻就属于这类，后面还要引用其他的碑刻；

其他如伏藏、教法史等明显是后世完成的史籍或佛经，对于其记载的吐蕃时期历史，使用时要慎重，本文多是为了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才引用一些。

还有少量突厥碑刻也涉及吐蕃历史，阿拉伯帝国的史料亦有零星记录，但都不是太多，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们公认最有价值的还是汉文史料。

有些搞笑的是，研究吐蕃史的西方学者对汉文史料推崇备至，许多日本人甚至认为伏藏或教法史等在吐蕃史方面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负的，因为被扰乱了思路。反而是国内比较放不开手脚，多频繁引用教法史对吐蕃的记载，甚至当作正史看待，这里面可能不仅仅只有学术原因。

不可否认，伏藏和教法史等对研究后弘期以来的历史具有极大的价值，或者说活佛时代的历史缺了教法史几乎就很难叙述，但对后弘期以前的吐蕃史，想当然的因素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