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话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兼与于丹共商榷 -- 九霄环珮

其中庸之道乃聪明抑或滑头之极：貌似笨或者窝囊，其实是以最保险的方式规避风险。比如一件事，有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法，可能有一个是最正确的（也有可能两个都不正确），另一个是最错误的，孔哥不是神，也不知道押哪个宝，于是中庸，这样可能不会完全正确，但也不大可能完全错误，从而把风险降到最低。可以说孔哥是个赌场高手，所以两千年来很多别的国产圣人和洋圣人败在或即将败在孔哥手下。呵呵。

如果要把“直”解释为“正直”，意思上可以说通，但实行起来却是掌握不好尺度的。

盖啥叫做“正直”？你有你的正直，我有我的正直。小偷偷了钱包，某大侠见义勇为，一刀把他杀了。这固然有动用私刑的嫌疑，但某大侠可以阵阵有词的说这就是俺的“正直”。

“以直报怨”是相当于“以德报怨”来说的。如果把“直”解释为“正直”，“以直报怨”的例子就很难举了。而“以德报怨”的例子却很多见。例如齐桓公任用差点把他射死的管仲，就是典型的“以德报怨”的例子。而“以德报怨”的结果也不错。

从这个例子来看，“以德报怨”中的“德”，无非就是超出对方预期的善意还报罢了。所以“德”是相对于“怨”来说的。是可以量化表示的。那么同理，“直”也是相对于“怨”来说的，也应当是可以量化表示的。

“直”与“怨”之间，其实并不是一个“报”的关系。

以【给的内容】报【受的内容】，给与受的东西至少要同质，如报恩或报仇，又如“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类，但在以直报怨中，“直”是一种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怨”却是一种情绪。和“以德报德”不同，夫子说“以直报怨”，实际上说的不是“报”，而是如何解决“怨”这种问题态，从而回复事态的本然和公正。

这相对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简单同态复仇，其实要深入许多，因为后者只是表象的平衡，却未涉及对“怨”之是非曲直的解决，“报”虽“报”了，但“怨”或“仇”的状态恐怕会一直存在下去；而“以直报怨”所要取得的结果，却与此完全不同，正如九霄兄说的，是要“正己、正人”，根据一定的原则标准把事情理清楚，服役人心，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怨”这种状态。

什么是直？看先秦文献，直，多于枉/曲相对，和“怨”并不是等态词汇。韩非在《解老》里说，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又有“匡邪以为正......矫枉以为直。”如此，“直”至少当有两个内涵，其一为“公正”；其二为“矫枉”。“以直报怨”，从行动上看当重在“矫枉”，从结果上看是要回复公正。

直者，重客观事实，重义理。所以夫子不以微生为“直”，因为他借邻人之醋与人，或可称“善”，但却流于为伪，不若直接告诉别人，“我家没有醋”来得正直。

但“直”也会和其他价值标准发生冲突，比如“证父攘羊”。我怀疑这个楚国的案例在当年一定极为轰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界引发过极大的争论，这里矛盾的核心便在“情”与“理”的冲突。如果我们按“直”便是尊重客观，追求公正的理解出发，则证父攘羊者不可不谓是“直者”，为何夫子反不以为“直”，亦被楚令尹杀之？

韩非在《五蠹》中对夫子的“父子相隐为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以人情害国法，是世之所以乱也。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这里的矛盾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权”。如九霄兄说的，

《文子》里说，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直而证父，信而死女（“直而证父”，指证父攘羊；“信而死女”，当指尾声抱柱），孰能贵之？故圣人论事之曲直，与之屈伸，无常仪表，祝则名君，溺则捽父，势使然也。

我以前不明白“直”的道理，更不懂“情理”之辩，我天性重情，所以常有以情害理之举，倒是在西河经历了数次风波，才渐渐有所领悟，对“直者”有所理解，那天读到九霄兄的文章就很有感触，一直想写点什么，今天做这个回复，算是把自己的些微领悟做个小小的总结，至于直权、情理的关系到底该是怎样，我还是不晓得的啊。

呵呵，朋友问你来借东西，你没有的话就一句“我没有”给打发了？而如果你虽然自己没有，却明知和你关系好的另一个朋友有，那么你也说“我没有”就把人打发了？你的某些朋友，未必和另一些朋友有交集。那么举手之劳都不干的话，这就叫做“直”？

孔子评价微生用的是他的“直”的标准。当时的风评却认为微生“直”。孔子于是要和社会标准唱反调。唱反调也没啥，但这么一来以“直”报怨的“直”不就一人一个标准了？

顺便再说一句，这位借邻人醯的微生按很多注家的说法就是你后面盛赞的“尾生抱柱”中的守信而死的尾生。微生直乎？不直乎？

其实每个文明进程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公民社会的血缘关系。

在现代社会我们很简单把“为父隐”这样的矛盾理解为情理冲突。但是在当时，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一些。

情理冲突的前提是，情和理成为各自有所区别的概念。

但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理从何来？从情中来。在郭店竹简中有“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说法。在孔子学说的社会伦理架构中，社会系统得以合理运行的根据是实实在在的血缘关系，君臣关系可以改变，但是父子关系是不能改变的，所以父子关系在孔子的社会伦理体系中有着优先权。而忠是从孝里推衍出来的，移孝为忠的意思就是把君假设为父，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为父隐”故事的要害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陷父于不义。

如果说从今天的语境来看孔子关于以直报怨的回答，是存在矛盾的。直，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正直，或是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正义。正义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较德和怨，处于优先的地位。

以德报怨不对，以怨报怨也不对，那么以德报德为什么就对了呢？

如果用现代伦理逻辑来回答，应该是以直报怨，以直报德。

但是从孔子的语境出发，就要回答一下，自己心里能不能过得去的问题。这里就引出了孔子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诚。

为什么孔子认为微生不直呢？就是因为他不“诚”。从人情来说，甚至有掠邻人之美的嫌疑。本来别人来找你借东西，多少算是欠了你一个小小的人情，你没有就直说没有，你知道谁有，就明白告之。明明没有偏说自己有，就是伪。

这里顺便说下，老子的以德报怨的命题，其实和孔子说的不大一样。孔子的这里的德可以理解为恩惠。老子的德，语义要更复杂一下。孔子的命题是个人修养的层面，老子的命题是社会政治的层面。

孔子的情理语境本身就不是严密的法系逻辑思考。 家人比法律重要，在保护家人和执行政府条例冲突时，保护家人占优先地位。 换句话说就是，职业道德排在氏族利益后面。 这样分析就很容易推出，直就是能争取到氏族统一思想后的行为，血亲复仇，浸猪笼什么的都归到里面。从氏族层次分析， 以直报怨就很容易理解了，卡扎菲最后的待遇绝对会被当成典例。把几千年前人说的话，硬套在现代社会， 还要当先进思想来体会， 容易走火入魔。

我原本其实只是从自己的直觉上说说，但嘉木援引微生借醋和父子相为隐这两个例子就把这个问题往更深的地步去讨论了。

微生借醋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我只了解到孔子这句话。他说：谁说微生高直？有人（设为甲）向他要点醋，他却从邻居（设为乙）要点醋给那人（甲）。

就是这么点事，孔夫子给他的一个评语是“微生不直”。这里有个背景，就是这个微生在当时估计也是个“名人”，而且很可能有些好名声，比如“正直”、“乐于助人”等等。在这个背景下，孔子一句话把这个微生的档次生生给降低了。孔子对微生的“攻击”基于的就是“借醋”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借醋之事有可能有几种情况，孔子之语可以有几种理解，我们现代人对微生的评价也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微生没有告知甲自己家没有醋，同时微生从邻居乙那里搞到醋这个事情有意或无意瞒过了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估计孔子对微生的批评要点在于微生的“隐瞒”，即有意或无意的说谎，不直率。

我们现代人对微生的人品怎样评价呢？

1.1) 微生借助别人的物品卖人情，把别人的功德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是个欺名盗世的伪君子。

1.2) 微生不嫌麻烦替他人解决困难，反而淡化了其中的麻烦和曲折，反让他人误以为事情是轻而易举办成的，所以在客观上淡化了自己对别人的帮助，所以微生是个真君子。

以上两种评价都不全面，1.1 注重的是物品（醋）的价值，1.2 注重的是劳动（微生向邻居要醋这个行为）的价值，由于物不属于微生，而劳动属于微生付出，两者的隐瞒引出对微生人品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就不奇怪了。

2 微生实则告知了甲自己甲没有醋，同时替甲向乙要醋这个行为也为甲所知。

对于这种情况，孔子也可能是对微生有批评的，那么他批评的不是微生“说”谎，不是微生言语上的不直，而是做事方面的曲。可能孔子认为微生可以让乙直接向邻居借醋，而不必自己代劳。内在的原因，我估计孔子可能认为“微生代劳”这种行为实际上非微生所本愿，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曲心所为，所以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曲”。

其实情况2还可以细分，比如甲和乙不太熟悉，甚至有点不对付，也有可能甲和乙也是熟人，大家彼此都是邻居。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很难说了，但是考虑到微生这个人在当时在四邻“名声”比较好，估计微生替甲向乙借醋 要比 甲自己向乙借醋 要更容易办到——但这样认为也只是一种猜测了。

对于情况2，我们现代人怎么看？

2.1 微生这么积极主动地献殷勤，非奸即盗。

2.2 微生只不过是乐于助人，是个单纯的好人。

那么到底事实是怎样，我们恐怕难以下定论，而我们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对微生下结论。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孔子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人向微生要点醋，微生却向邻居替这人要了点醋。我们也比较确定的是孔子认为微生不“直”。

从这个事例出发，我个人的感想是，对于一件事情的裁判，最好多做调查研究进行事实认定，如果条件无法允许，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比如概率论等等数学模型）进行可信度分析，无奈的情况下就只能存疑了。

而对一个人的人品评价，我们如果要下结论，最好是在全面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评价。对于复杂情况，不免要一分为二，不搞非黑即白。对于一般人的一般情况，恐怕还是以宽容为底线。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微生这个例子，我觉得微生是个有些与众不同的人，对这样的人，对他可取的地方应当承认，对别的方面在其对他人不产生危害的前提下，可以在“人群多样性”的框架里面进行适度地宽容和接纳。

那么对于孔子的思想怎么看待，这就更复杂了，超出了此贴的讨论范围，实际上也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范围。

对于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觉得更深刻，稍后再说吧，倒是有点想结合《石壕吏》说说。如果说的话，我恐怕要多做点功课了。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论语在不同人生观的人心中有不同的解释。

我一直认为，古代直同值，

以直报怨，

就是以值报怨，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的意思应当和以牙还牙一样，以对等的报复给予伤害自己的人，用好处报答别人对你的好。

否则，何以报德？

推荐看看这个：

诸善之间

作者：刘瑜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 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XXX这个蠢货”、 “你吃XXX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 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 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和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 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 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 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 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 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 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 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 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 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 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 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 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 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 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 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 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 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 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 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 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 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 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 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 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 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 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 哥。事实上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 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 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 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4甚至1/2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 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 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 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 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 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 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 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 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 系。权利和福利之间，“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 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 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 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 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 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 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 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 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 不是绕过它们。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 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 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 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 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 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 克的思想不再是学派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受人以渔而不是受人以鱼。当然 过于频繁地掏出 “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 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 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 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 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美国法治的核心，不过就是“妥协”。

----我还一直在琢磨这和中庸的相似和区别呢：）

周末再来复你吧：)

所引的例子和先秦文献的争论正是体现。

我记得河上公的解释是这样的 “小怨不足以报，大怨天下共诛之，顺天下之所愿，德也”

中庸在乎心态平衡

中庸强调自律，内省式的。

妥协源自他律，对抗式的。

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法律不外于是。